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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之后的五年
“黄巾”之后的五年
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在起义的当年就被东汉政府给镇压了。
这一点，跟之前的两次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明显不同。秦末和西汉末年（准确说是王莽新朝末年）的农民大起义，都是在起义后不久，就推翻了原来的政权统治，原来的王朝统治者也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被彻底淹没。可从形式上看，张角的“黄巾军”失败后，东汉王朝还继续存在了三十六年，当时的皇帝汉灵帝还一直安然无恙地活了五年，直到病死。如果不是病死，我们就不能肯定地说，灵帝本人和东汉政权的命运，一定会是如何如何的。
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是一眨眼。
五年之内，一定会发生点什么，也一定会让有些东西消失。
从“黄巾起义”到汉灵帝驾崩，正好五年。
这五年，以前从未见有人好好认真地说过，总是模模糊糊、语焉不详地一带而过。
其实，它值得一说。
这五年值得一说
好多历史书写东汉写到“黄巾起义”就结束了。
比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东汉部分最后一章的大标题就是“黄巾大起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东汉部分最后一节小标题，也是“黄巾大起义”。
这不是相信唯物史观和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为纲的人才有的想法。《剑桥中国秦汉史》的《导言》部分一开头，就有这样的话：
“甚至可以认为，公元184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帝权威的结束。”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钱穆的《国史大纲》，里面有一节专门讲“东汉兴亡”，但从头到尾，压根就没有出现“黄巾”的字样。好像“黄巾起义”对东汉的兴亡根本没有影响，完全不值一提。
我搜索统计了一下，《后汉书》（包括司马彪的《续汉志》）里，“黄巾”一词共出现了108次。（另外，张角也出现了41次）
要知道，这是在范晔没给“黄巾”专门作传下的数字。
《三国志》（包括裴注）里，“黄巾”也出现了75次。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黄巾起义”肯定都是东汉末年的一件大事。就算是现在不讲阶级斗争了，就算钱穆等人完全视之如无物，它也是一件大事。这么说，并非一定是出于什么意识形态；相反，如果讲东汉的兴亡，却偏偏故意不提“黄巾起义”，这才真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意识形态。
“黄巾起义”对东汉王朝的最终走向和结局，产生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影响。东汉的最终覆亡，跟它有最直接的关系。
从表面看，从“黄巾起义”到东汉的正式结束，——即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给曹丕，这中间还有三十六年，但有句话大家很熟悉，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的三十年。什么叫名存实亡，好比一对夫妻，早已没有共同生活了，只是没办离婚手续而已。
因此，好多历史学家把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放到了三国魏晋。意思是，这段时间已经进入三国了。[1]
在这一点上，学界和民间达成了难得的一致。
学界的做法，上面已有所述。对于深受《三国演义》影响的中国民众来说，对此更是早已有了根深蒂固的认识观念和习惯，否则，真要从公元220年汉魏禅代才算三国的开始，那许许多多，——应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都迈不进三国的门槛，像曹操、周瑜和关羽，就都不能算三国人物，只能说是汉末人物；而“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也不再是三国故事。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和接受的事！
所以，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间，它具有双重属性，就像一位出轨已深的男人，从法律关系上看，尚属于原配，但从实际生活看，却早已是“小三”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说，汉献帝在位的三十年，是东汉政权名存实亡的三十年。
凡事都有因缘萌起，这种名存实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开始的？怎么就会名存实亡了呢？
这得从汉献帝的父亲，也可以说是他前面一位皇帝——汉灵帝说起。[2]
从“黄巾起义”到献帝退位，前后三十六年，但汉献帝在位只有三十年，那多出来的几年是什么时间？除了中间几个月，它就是汉灵帝在位的最后时间。
汉灵帝在位的最后几年，就是“黄巾”之后的五年。
“黄巾起义”是东汉王朝走向崩溃的开始，这是一个比较公认的看法，但东汉王朝从何时开始名存实亡的，却是一个有分歧的地方。有人认为“黄巾起义”一爆发，东汉政权就开始名存实亡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应当从汉献帝即位算起。
我认同后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跟汉献帝的在位期间，并不能等量齐观。
如果我们把“黄巾起义”到献帝退位这段时间作一个划分，它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即从“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
灵帝驾崩到董卓之死
灵帝驾崩到董卓进京之前（何进之乱）
董卓进京到董卓之死（董卓之乱）
董卓以后到汉魏禅代（后董卓时代到曹、刘、孙政权成型时代）
这三个阶段，构成了前后递进的关系。
本文要说的，是上面的第一个阶段。
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是一个值得单独看待的时间。
首先是灵帝之死。
并不是每一个皇帝的死都是一件大事。有的皇帝死了就死了，除了排场形式搞得大一点（有的连仪式都没有），别的特别意义其实一点也没有，但汉灵帝的情况不同。可以说，至少在东汉皇帝里，——包括开国皇帝汉光武刘秀在内，没有哪一个皇帝的死，从历史节点的意义上说，能与汉灵帝之死相提并论。《剑桥中国秦汉史》里说：
当汉灵帝在公元189年5月13日闭上眼睛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整个传统帝国与他一起死了，虽然此事还不能立刻豁然。
这里所说的整个传统帝国，我们应当不仅将其理解为东汉，还应该包括西汉，甚至是秦汉在内。这是一个大帝国终结的时间点，下一个大帝国时代的开始，要到隋唐。[3]
从这个意义上说，灵帝之死，是件大事。
前面说过，“黄巾起义”也是件大事。
夹在两件大事之间的过程，必定是一段值得关注的过程。
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时间段，值得加以单独关注，也跟汉灵帝当时的年龄和皇权状态有关。
东汉王朝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妇女儿童型王朝。它的所有皇帝，除了最前面的三个是在十八岁以后登基，其余的登基年龄，都要小于十八岁，其中又有半数在十岁以下。汉灵帝登基时十二岁，也属于儿童皇帝，到“黄巾起义”爆发时，灵帝二十八岁。二十八岁的皇帝放在今人眼里，也许还会觉得有点年青。想想也是，如今一个二十八岁的副县长，也会引起议论纷纷，何况是皇帝。不过，汉朝时的情况有点不同。二十八岁的皇帝，可谓正当年富力强，甚至还有点资深的意思。此时的汉灵帝在位已有十六年，换作是当今的国家元首或地区领导，已经是三、四个任期的时间了。
也许比在位时间更有实质意义的，是灵帝在位时的权力状态。东汉宫廷政治的基本特点，上面说了，是妇女儿童型。这种类型的政治特色，紧紧伴随另一个特色，就是皇太后与大将军结合的顶层权力构造。身处这种权力构造中的皇帝，不单在幼儿期，即便到了成年，那本该属于他的皇权，也往往仍然牢牢握在皇太后和大将军的手上。整个东汉时期，除了光武和明、章三帝，其余皇帝在位期间，有幸能免除这种权力羁绊和枷锁的，只有汉顺帝和汉灵帝两人。他俩在位期间，算是基本完整地掌握了自己手上的皇权。简单说，权力确实一直在他手上，他没法推卸责任。
汉灵帝在位的最后五年值得单独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后来主导形成三国局面的众多人物，都在这段时间登台亮相，尤其是曹、刘、孙三家，都攒下了其日后事业的初步基础。要看三国开国人物的“第一桶金”，追根溯源，需要把目光投向这里。
此外，照今天的视角看，五年也正好是一个政治或经济的时间单元。
这个时间单元，跟东汉后来的名存实亡和彻底覆亡，有一种生根发芽的关系。
从骚乱到内战的转变
“黄巾”之后的五年，首先是由骚乱向内战演变的五年。
东汉边境地区和来自少数民族的骚乱，——也有人称呼它们为起义或别的什么，这个各自请便。——是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有的。马援的故事，应当算是有名的了。相对来说，前三朝的情况基本上是安定少事。转折和过渡出现在和帝以后。《中国史稿》上说：“和帝以后的七、八十年间，爆发了大小百余次的农民起义。”（人民出版社，1979年，311页）折算下来，这是无年不有的节奏。
总的来看，骚乱的起点，要从安帝即位以后算起。安帝时的骚乱，主要发生在羌、鲜卑、乌桓、南匈奴，以及越南、广西交界等边疆地带（北、西、南三个方向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世纪羌战，是其中的重头。永初五年（111年）的一份诏书里说：“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后汉书孝安帝纪》）其实，“夷狄滑夏”是主要的。
顺帝时的骚乱，在内地呈现出大面积失控的态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江淮地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具有传统性质的骚乱多发生地带。如果说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多少会含有一些民族性的动乱因素，以汉人为主的地区骚乱，则显示出更为直接单纯的生存境遇与压力。
骚乱具有某种质变性质，当始于桓帝登基前后。长期的边境鏖战，使东汉帝国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淖，耗资巨大（灵帝后来的大肆卖官与此有关），疲于应付。疲乏的身体病痛多。桓帝时的骚乱，已不再只是集中出现于边境或江淮等传统骚乱多发生地区，而是几乎遍布了整个东汉管辖范围，包括属于中央主控区的河南、河北。
此时的骚乱还涌现出一个特殊现象：自立名号，所谓：
“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寖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后汉书张法滕冯度杨列传》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里，几乎尽数罗列了这些自立名号的事例。
这是一个充满预示的政治信号。
到“黄巾起义”爆发，就响起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震天口号。
这种沿袭不断的骚乱，仿佛一股洪流顺势而下，水量越来越大，水势越来越猛，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挡它的肆意奔流。
到灵帝接手帝位时，帝国面临的骚乱似乎已常态化了。不过，若从史籍记载的情况来看，跟之前相比，情形反倒有种平缓下来的迹象。持续逾半个世纪的羌战，终于在灵帝即位前后暂时平息。鲜卑族最强有力的领袖檀石槐也在光和四年（181年）死去。这些对当局来说当然都是能让人松口气的好消息。至于境内的各地骚乱，旋起旋灭，前仆后继，谁也不指望能在一时之间将其斩草除根。
当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弥漫时，——崔寔有句话叫“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政论
阙题一》）——“黄巾起义”爆发了。
“黄巾起义”既是东汉历年骚乱的继续和总爆发，同时又具有某种新的转折和开始的意义。
要说东汉王朝就是亡于“黄巾起义”，这有点失之简单；但说“黄巾起义”是东汉末年的一道重要分水岭，这肯定没问题。
这道分水岭的标牌上写着两个字：内战。
“黄巾起义”前的种种骚乱，只是骚乱，从未上升到内战的层级；“黄巾起义”后的骚乱，开始走向内战的深渊，而且是持续不断、遍地开花、万劫不复的内战。
“黄巾起义”本身就是一场内战，无论是它的人数规模，还是对抗激烈程度，都足以说明这一点。
不过，“黄巾起义”对东汉末年内战局面的影响，更多是以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拉响了随后连串骚乱、烽火遍地的导火索。翻开《后汉书孝灵帝纪》，从“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这五年，几乎被“黄巾”之后的各地骚乱给填满了，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仿佛打开了一只“潘朵拉盒子”。
这些遍布各地的骚乱，点燃了日后内战的最初火苗。
从事件角度说，其中最重要的，是湟中义从和渔阳“二张”的叛乱。
湟中义从叛乱直接因“黄巾起义”而起。
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湟中羌、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事已见《董卓传》。（《后汉书
西羌传》）
骚乱的首事者是北宫伯玉，但权力很快转到边章，以及后来的韩遂、马腾等人手里。这支具有民族混合性的武装势力，它的存在一直持续到了汉献帝末年。曹操与袁绍展开官渡之战，它的存在和立场，对于战局的走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曹操遭遇赤壁之败后，转身首先面对和解决的，就是韩遂和马腾的问题。当马超被曹操最终战败，时间已是公元214年（建安十九年），前后达三十年之久。
渔阳“二张”的叛乱，则受湟中义从的骚乱牵带而起。
后车骑将军张温讨贼边章等，……（中平）四年，前中山相张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众至十余万，屯肥如。（《后汉书刘虞列传》）
这两场叛乱对东汉末年的内战形势，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众多汉末群雄，如孙坚、董卓、公孙瓒、刘虞、袁绍、曹操、刘备以及陶谦等，除直接因“黄巾起义”奋身疆场外，他们人生最紧要的步伐，几乎都与这两场骚乱哗变有着不可忽视的关键联系。
尤其是董卓和曹操，他们崛起和称雄天下的源头，都需要追溯至此。
从时间上看，湟中义从和渔阳“二张”的叛乱，跟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构成了前后相接的“接力赛”关系。从空间上看，关陇和河北两个地区，正是日后汉末内战的主战场，是遭受战争蹂躏、祸害最为惨烈的两个地区。
除此之外，“黄巾起义”被镇压后的中平五年（188年），一波新的“黄巾运动”，以死灰复燃的方式卷土重来。北有山西郭太，中有河南汝南，西部是四川，东部是青、徐，一时之间，到处“黄巾”蜂拥而起，遥相呼应。这些新起“黄巾”，跟张氏兄弟领导的“黄巾”未必全都有真实的紧密关系，但他们使用了一个共同的旗号：黄巾。
所有这些骚乱，共同构建了一幅汉末内战的初始版图。
从此，骚乱的面目开始向内战的节奏转换。
“黄巾起义”的爆发，标志着东汉王朝由相对承平时期，步入了军事战乱期。军事征战开始成为基本面貌。
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一批以军事征战为特长，原本属于边缘和草根性的人物，纷纷脱颖而出、扬名江湖，成为新时代到来的标志。
但是，所有这些依然以朝廷之名进行征讨的战事，相对于日后的内战，——即军阀之间持续、残酷的相互混战来说，它们还只能算是“过门”和序曲，真正内战的序幕，要等到董卓进京以后，——准确说是关东联军高举“义旗”，集体讨伐董卓才算拉开。现在是过渡阶段，是东汉王朝最后的平静与秩序时期。
张氏“黄巾起义”被镇压的次年，谏议大夫刘陶上书痛斥祸在宦官。宦官以谗言相反击，其中有一句：
“今者四方安静”（《后汉书
刘陶列传》）
虽是谗言，倒也反应了几分实情。
这种安静，是大风暴来临之前的安静。
“黄巾起义”搅得烽火遍地、天下大乱，并且酝酿着更为猛烈的风暴时，东汉朝廷的状况又是怎样的？
用一个字形容，是“空”；以两个字概括，是“荒凉”。
桓帝延熹六年（163年），陈蕃提出了“三空”的说法。
“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是谓三空。”（《后汉书
陈蕃列传》）
“朝廷空”，说的是国家公务人员的流失和匮乏。
陈番当时说的“朝廷空”，应当跟梁冀有关。
延熹二年（159年），梁冀垮台，因牵扯的人太多，一时造成“朝廷为空”（《后汉书梁冀列传》）
不过，陈蕃这句话，站在后世的角度看，不像一句概括，倒更像是一句预言。——真正“空”的时候，还没有到来呢。
陈蕃上奏后没几年，“党锢之祸”就发生了。紧接着是桓帝驾崩，灵帝即位；然后是“窦武、陈蕃之难”；接着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全面掌权，官僚士子遭到空前迫害和打压。
民国学者王桐龄说：
“党祸一起，杀人如草，俊顾厨及，一网打尽。其学节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骈首就戮，若屠羊豕。人心彷徨，罔知所适。于是反对之风起，以隐匿韬晦为潜身远害之计。”（《中国史士风之凋弊》，江西人民出版社）
从此，隐匿韬晦成为士人的基本选择。
士人是官员的源头，水无源不流，士人们不来，朝廷就更空了。
陈蕃所说的“朝廷空”，并非单指位于首都洛阳的中央政府的朝廷，而是应该包括中央与各地方在内的整个国家政府系统。事实上，自汉以后，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双向流动任职，就是一个普遍而基本的情况，东汉尤其明显。
这个国家政府系统，——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东汉末年，都出现了大面积枯竭的状况。
本来，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逃官”现象，起码从传说和记载的角度说是这样的。许由算得最早的楷模。春秋战国，“逃官”已成风气，《荀子非十二子》里的魏牟和陈仲子，是这一路人的代表。有人说秦朝统一后，也有“逃官”[4]，但证据并不充分和明显。王莽当国，引发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真正的“逃官潮”，所谓，“汉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后汉书
逸民列传》）到东汉建立，“逃官”作为一种风气传统被继承并发扬，“辟举不应”或“解印绶去”，前后史不绝书。“党锢”之后，“逃官”更是呈现一时潮涌的现象。
结果是，民间的知名人士不来当官，当官的中下层人士逃离官场。
例如徐徲、郭泰、申屠蟠，例如陈寔、范冉和赵壹，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说不再来就不来。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建安到曹魏之际的某些著名人士，我们会发现，他们虽然在灵帝驾崩之前就已经是弱冠、而立之人，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事迹可记载和叙述，有的更直接明说是“隐居不仕”。
“黄巾起义”一爆发，“逃官潮”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原先不在官场的不必说了，在官场的更是纷纷弃官而逃。
说起“黄巾风暴”的冲击，人们通常会先想到普通民众，其实，首当其冲的，是官府和官员，这有诸多史料可以为证。
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后汉书
皇甫嵩列传》）
自黄巾之后，盗贼群起，杀刺史、二千石者，往往而是。（袁宏《后汉纪》中平四年）
訞贼张角，起兵幽冀，兖豫荆杨，同时并动。而县民郭家等，复造逆乱，燔烧城寺，万民骚扰，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东汉《汉郃阳令曹全碑》）
所谓“城寺”的“寺”，也是指官府。
“黄巾起义”之前，官场中人如果忽然不想做了，只要把官印一扔，说声拜拜就走人。“黄巾起义”后，由于“逃官”失联的人实在太多，朝廷不得不下了一份诏令：
“是时西羌反叛，黄巾作难，制诸府掾属，不得妄有去就。”（《后汉书独行列传》）
“西羌反叛”，即指湟中义从事件。
就是说，官场中人，以后不能再随随便便就擅自离开不做了。
这道法令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效力，很让人怀疑，也许不过就是一纸空文。——大动乱的年代，一个人逃走了，你上哪找？
至于那些身为官员而被杀丧命的，更是不胜枚举。
如果说此前的“窦、陈之难”和“党锢之祸”，其祸害范围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即狭义的朝廷）和京师地区，——其实全都造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和影响，——“黄巾起义”更直接的冲击对象，则是地方政府和官员。换言之，“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以内外结合的方式，以上下重合的方式，以朝野“共建”的方式，淘空了东汉政权的人员骨骼。
恰如陈蕃所说的“朝廷空”，早在“黄巾”爆发之前，东汉朝廷就已经是人不敷用了。因此，我们看到，在熹平五年（176年）到光和元年（178年）的连续三年中，灵帝做了三件内容基本相同的事。
熹平五年（176年），试太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
熹平六年（177年），市贾民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
光和元年（178年），始置鸿都门学生。
这三件事都与人事安排有关。其实质，即是不按常规地从底层和边缘提拔人员，充任官职。都知道曹操的“唯才是举”，我觉得，曹操做法的源头之一，是从汉灵帝这里来的。
这三件事，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受到了激烈反对和抨击，被认为是灵帝诸多荒唐之举中有代表性的几件事。
可如果把它们放到“朝廷空”的背景下来察看，一切就都变得顺理成章了。一，朝廷缺人；二，灵帝需要他自己的人。
如果说应对“黄巾起义”，情急之下，灵帝还能找出皇甫嵩、朱儁这样的军事人才，当时能维持朝政大局的政治型人才，真是凤毛麟角、难得一见了。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直接发问道：
“汉之将亡，有可为社稷臣者乎？”
然后自己作答说：
朱儁、卢植、王允未足以当之，唯傅燮乎！（《读通鉴论卷八
可是，就连这唯一的傅燮，也在中平四年（187年）与叛军（这支叛军后归入韩遂阵营）的对阵中“战殁”。
朝廷空了，剩下的只有宦官。
灵帝时的宦官，其规模、势力第一次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何进之乱”，袁绍兄弟在宫内大肆屠杀宦官，“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后汉书
何进列传》）两千多人不免有误杀枉死的，但宦官人数也就可想而知。事实上，灵帝时期，宦官几乎全面取代了传统官僚集团，成为宫廷政治的主导者。
但宦官本质上毕竟只是后勤服务人员，并非治理国家的专才能手，没有管理国家政务的能力，虽然他们掌控了朝权，并且一度“父兄子弟布列州郡”（《后汉书
宦者列传》）平时没事，还可以胡作非为一番，到“黄巾起义”一爆发，就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甚至直接与“黄巾”相勾结。[5]面对灵帝的质问，宦官们除了嗑头谢罪，自己急流勇退，同时把自己之前安插的亲信子弟，也从官场中撤了下来：
中平元年，黄巾贼起，……于是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征还宗亲子弟在州郡者。（《后汉书吕强列传》）
这样，朝廷政府里连“坏人”、“烂人”也走人了。
如果回顾总结一下汉灵帝时的朝廷政府，大概情形是：宦官当道，传统士人不来了；小人横行，正直之人不来了；文学之士吃香（鸿都门学），经学之士不来了；卖官盛行，清廉之人不来，——想来也没钱来了。加上“黄巾”暴乱，“苟全性命于乱世”，逃命犹且不及，遑论出仕。
如此一来，朝廷能不空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汉灵帝的“廉政风暴”却没有停止。
说起汉灵帝卖官，知道的人很多；汉灵帝搞廉政，知道的人就不那么多了。“黄巾”之前，灵帝就搞过廉政行动，[6]“黄巾”之后，汉灵帝继续进行廉政清扫。
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诏书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选清能吏，乃以琮为冀州刺史。……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后汉书贾琮列传》）
贪官污吏横行，一碰到贾琮，——还有曹操这样的官场强硬派，就只有望风而逃的份。如此一来，官场上的人就更少了。
此外，一条被称为“三互法”的官场回避法规，使得“幽、冀二州，久缺不补”。蔡邕曾为此上书指出，“幽、冀旧壤，……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后汉书蔡邕列传》）但汉灵帝没当回事。
一切都在雪上加霜。
伴随着朝廷陷入荒凉、空洞的境地，必然是朝廷形象和威望的丧失。《三国志》里有一条记载：
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豹）〔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三国志
魏志 武帝纪》裴注引《傅子》）
幅巾是平民的装束，王服是官职的象征，“委王服，以幅巾为雅”，除了貌似一种时尚新潮，实际更是一种政治心态的流露。对于东汉官场来说，这已是一个告别的季节。
此时就是仍在官场的人士，他们的心事，也多已不在朝政事务上了。
“桓灵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徐幹《中论
这是每到王朝末年，由公转私的必然而常见的现象。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东汉政权的日趋失灵与失能。
贼帅常山人张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贼。河北诸郡县并被其害，朝廷不能讨。（《后汉书
皇甫嵩朱儁列传》）
朝廷日益空虚，骚动人群“众至百万”，“不能讨”是个不言而喻的结局。
这仅仅只是个开头。稍后一些，对于汉中张鲁，史书记载同样是“朝廷不能讨”五个字。
东汉朝廷基本就剩一个空架子了。
需要说明的是，东汉的中央政府（朝廷）日益枯涸，但东汉的地方势力在经过“黄巾起义”的冲击、摧毁后，却开始出现一种新情况，一些地方豪强或名士，开始成为地方上的凝聚中心。与此同时，对于汉末政局有重大影响的刺史改州牧，就发生在灵帝在位的末年。这是汉灵帝与东汉中央政府（朝廷）与地方争夺掌控权的最后一次尝试，然而其结果，却是形势急转直下，掉过头来，更加致命地使东汉王朝的朝廷走向空洞和崩溃。
这就是东汉朝廷在烽火遍地的“黄巾时代”的处境，它不就是古人所形容的“奔车朽索”吗？
这时，那个手握“朽索”的人，——汉灵帝同学，他在干嘛呢？
摇摆不定的灵帝
汉灵帝在历史上是个昏君形象。
关于这一点，说过的人很多。
连董卓都说过一句：“每念灵帝，令人愤毒。”（《后汉书
袁绍列传》）
但我认为对汉灵帝作盖棺论定，说得最好的是范晔：
“然则灵帝之为灵也优哉！”（《后汉书
孝灵帝纪》）
这话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是，汉灵帝是个摇摆不定的人。
而且，摇摆得相当频繁。
汉灵帝的最后五年，可以说是在剧烈摇晃中度过的，最终将东汉王朝摇晃成了一堆废墟。
“黄巾”爆发的时候，灵帝知道“诏减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后汉书
孝灵帝纪》），但“黄巾”刚刚平定，硝烟未散，他就开始大修宫殿，为此加税敛财，直到钜鹿太守吞药自尽，灵帝才“暂绝修宫钱”。然而一转脸，他又“造万金堂于西园。”“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后汉书宦者列传》）
这种看似前后矛盾、左右冲突的行为，在汉灵帝的执政生涯里，可谓俯拾皆是、屡见不鲜。
摇摆不定，就是汉灵帝的基本特性。
比如，他与宦官的关系。
汉灵帝跟宦官的关系，比刘备和诸葛亮更像鱼水。
对此，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后汉书
宦者列传》）
张常侍（张让）和赵常侍（赵忠），都是当时的宦官头领。
这种话一般人说不出来。
但也有翻脸的时候。
“黄巾起义”爆发前夕，朝廷得到密告，“黄巾”跟宫内宦官封谞、徐奉有勾结，灵帝得知后，当即质问宦官最高层：
及封谞、徐奉事发，上诘责诸常侍曰：“汝曹常言党人欲为不轨，皆令禁锢，或有伏诛者。今党人更为国用，汝曹反与张角通，为可斩未？”皆叩头曰：“此王甫、侯览所为也！”（《资治通鉴》卷五十八，中平元年）
这本是一件足以导致对宦官集团进行清算的事，但当郎中张钧提出“黄巾之乱”的根源就在十常侍，“宜斩十常侍”时，汉灵帝先是“以钧章示让等”，吓得张让等人“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洛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然后汉灵帝一转眼，“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并突然对张钧大发雷霆：
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当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后汉书
宦者列传》）
张钧最终为此白白送命。[7]
也许有人会说，灵帝对宦官，本来就是假打骂真疼爱。
这话也不尽然。灵帝对宦官也有无情抛弃的一面。
像侯览的自杀，王甫父子的死于狱中（同死的著名边将段颎是宦官集团的重要成员），以及吕强的自杀，都可以看作是汉灵帝对宦官某种带有选择性的抛弃。然而当司隶校尉阳球欲乘胜追击，将与王甫几乎形影不离的宦官首领曹节也置之死地时，灵帝却出手制止了，曹节得以寿终正寝。
总之，汉灵帝即使是对宦官，也并非只有一面。
对宦官如此，对朝中大臣，更是如此。
“黄巾起义”爆发前后，尤其是爆发以后，虽然早已是空空荡荡的朝廷，也仍然还有几个坚持下来的忠谏之士，固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各不相同。
“司徒陈耽、谏议大夫刘陶坐直言，下狱死。”（《后汉书
孝灵帝纪》）
“侍中向栩、张钧坐言宦者，下狱死。”（同上）
不过，灵帝也有宽容大度、从善如流的一面。
比如，他对傅燮和盖勋。
傅燮和盖勋算是灵帝末年硕果仅存式的忠谠之人。
傅燮“素疾中官”（案即宦官），曾经直指“黄巾”之乱的根源，就在于宦官。说只要宦官中的奸人得不到铲除，祸乱就会越来越深，永无休止。当傅燮遭到宦官诬陷时，“灵帝犹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为安定都尉。”
（《后汉书 傅燮列传》）
后来，北宫伯玉、边章等人叛乱，傅燮在朝廷大会上怒斥意欲主张放弃凉州的崔烈，说“斩司徒，天下乃安。”致使当场有尚书奏傅燮“廷辱大臣”，灵帝只是平静地请傅燮说出自己的理由和见解，最后，“帝从燮议。”（同上）
此时的灵帝，似乎很难把他跟昏君连在一起。
如果说傅燮冲撞的只是宦官和大臣，盖勋冲撞的，则是宦官和灵帝本人。
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幸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而以此恨勋。帝又谓勋曰：“吾已陈师于平乐观，多出中藏财物以饵士，何如？”勋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今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昭果毅，秪黩武耳。”帝曰：“善。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后汉书盖勋列传》）
想想当初张钧只是痛责宦官误国，就被灵帝当场“出卖”致死。现在盖勋连宦官带皇帝本人一起指责、面驳，灵帝却口出赞语。两相对照，让人觉得着实难以把到这位皇帝的脉搏。
缺乏稳定和明确性，是灵帝为人为政的基本特色。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灵帝在位期间无年不有的大赦[8],以及“三公”等顶层高官“走马灯”式的频密更换。
“黄巾”之后，灵帝这种游移不定的性格，表现得更加变本加厉，最终给东汉王朝埋下了一颗足以摧毁一切的“巨爆弹”。
汉灵帝口口声声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并没有把权力和信任交给张让和赵忠，而是给了小黄门蹇硕。
小黄门是比中常侍要低一等的宦官职位。
汉灵帝这么做，跟皇后家族有关。
当年何皇后出于妒忌，毒死灵帝心爱的王美人，引发灵帝大怒，想要废掉何皇后，是张让和赵忠等人给劝阻了。
张让跟何皇后家族，还有一层私人姻亲关系。
这也许是灵帝没有把权力留给张、赵的原因之一。
灵帝也没有把权力最终交给皇后家族。
“黄巾起义”刚一爆发，灵帝即任命皇后之兄何进为大将军。东汉承平时期的大将军由皇后父兄担任，是一种惯例，但多数出于“临朝称制”皇太后的意旨，只有梁商父子和何进是完全由皇帝本人决定的。这种缘于外戚身份而来的大将军，听上去是个军职，实际上更具一种辅政性质，然而从何进后来的表现看，他似乎既缺乏政治素养，也缺乏军事才干，汉灵帝对他的任命，好像完全是基于皇后关系。
可是到最后，灵帝对何进及皇后家族，却采取了一种抛弃姿态。
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设立西园八校尉。
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后汉书
何进列传》）
最后一句的意思有些含混不清，有人说，是说大将军何进也要归蹇硕指挥。
至少，这表明蹇硕拥有了能跟何进相抗衡的军事指挥权。
蹇硕获得的，不仅是这一份军事指挥权。
皇后的长子为皇太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灵帝认为，嫡长子刘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转而属意于被何皇后毒死的王美人的儿子刘协（即后来的汉献帝，董卓帮灵帝实现了遗愿），然而，“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后汉书
何进列传》）
最终，重病弥留之际的灵帝，还是将刘协托孤给了蹇硕。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同上）
请注意，托孤并不等于就是确立太子。
用今天的话说，灵帝的拖延症，最终仍然是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的。
于是，灵帝刚一驾崩，何进即与蹇硕展开生死火并，随后引爆了如惊涛骇浪一般的“何进之乱”和“董卓之乱”。
皇帝（汉灵帝）驾崩，皇子幼小，且未明确太子，两太后内讧相争，外戚与宦官同归于尽；加上之前的官僚集团零落殆尽，随后是董卓进京，皇帝易人，皇太后被毒死，经过如此一番大洗劫，东汉政权除了名存实亡，还有别的可能吗？
“黄巾起义”前，自立名号者已层出不穷。
“黄巾”爆发后，劝人称帝者接踵而至。
有阎忠劝皇甫嵩；有张玄劝张温；有王芬联合曹操，谋废灵帝，欲立合肥侯为帝；有张纯、张举联合反叛，“举称天子”；还有李休劝张鲁；连宗室刘焉也心怀染指之意。刺史改州牧，就是刘焉率先提出的，然后，他根据术士董扶的一句话，“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后汉书
方术列传》）直奔四川而去。
但最后当上皇帝的，是曹丕、刘备和孙权。
曹丕当皇帝，完全是坐享其成。孙权跟曹丕有所相似，又有很大不同。
魏、蜀、吴三家，曹操、孙坚和刘备是真正的创业者。
他们三人的开基创业，可以说都是从“黄巾起义”开始的。
“黄巾”爆发时，曹丕还没出生，孙权两岁，孙策九岁。
孙坚是汉灵帝的同龄人，连生卒年都很接近。“黄巾”爆发，孙坚已三十岁，这是一个男人生命力最强旺的年龄，——尤其是在汉朝。从“黄巾起义”到孙坚被杀，其间只有七年，但这短短七年，对于日后的孙氏江山来说，却具有开创性的、举足轻重的意义。
“黄巾”爆发前，孙坚只是家乡富春的一名县吏，凭着少年勇猛，他先是被提拔为假尉，然后，通过对会稽许生的征战，被提升为异地的县丞。
所谓异地，即《三国志》所说的“盐渎、盱眙和下邳”。读者诸君对这三个地名不应轻易略过，它们都在今天苏北的淮河流域附近。孙坚在这里待了十年，对于日后孙氏的崛起来说，这段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孙坚的婚姻，也应该是在这里缔结的，它在孙氏的崛起中，同样起了关键的作用。
生于汉末，群雄并起，孙坚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个人也未曾获得诸如举孝廉这样的正途机会，如果不是“黄巾起义”，孙坚的人生，大概很难想象会有一番什么大作为。这一点，可以从他在苏北十年，几乎无事可记看出来。“黄巾”的爆发，为这个出身略显偏僻的大龄青年[9]，提供了逐鹿中原的机会，给了他一个绝佳的历史舞台。
“黄巾起义”一爆发，朝廷随即任命皇甫嵩、朱儁等领兵征讨，朱儁立马举荐孙坚为佐军司马，这是孙坚踏上人生征程的关键一步。在与“黄巾军”的战斗中，孙坚立下赫赫战功，套用一句今天的流行语，攻“黄巾”，孙坚也是蛮拼的。[10]“黄巾”平定，孙坚的身份已经是别部司马。这意味着，孙坚开始有了自己具有独立性的番号和人马。我相信这支人马，就是日后孙策从袁术手里争取来的那笔主体遗产。
随后的边章、韩遂之乱（湟中义从叛乱），给孙坚提供了向纵深发展的机会，充分显示了孙坚的军事才干和见识。稍后，他被任命为朝廷议郎，这表明孙坚已经跻身中央政府，获得了一个高层政治身份。随后，被外派到一直骚动不宁的长沙任太守，并以军功封为乌程侯。
孙坚的人生和身份，一步步变得耀眼和丰满起来。
灵帝死后，群雄讨伐董卓，孙坚再次以一马当先的姿态，焕发出异彩，然而，就在一、两年间，一枝冷箭终结了他一直在进取的人生，3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从表面上看，孙坚被黄祖兵卒射杀时，并没有给儿子孙策留下什么实在的遗产，孙策似乎是靠自己的一手一脚、纵横驰骋，创出了一片天地，孙氏江东的雏形。然而事实不然，孙策的创业与孙坚的奋斗之间，有着紧密的传承关系。
其中关键的关键，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江淮。
坚为朱儁所表，为佐军，留家著寿春。（《三国志
孙破虏讨逆传第一》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这看似一句无关紧要的话，恰恰是孙氏崛起的要点所在。寿春自古以来就是淮河流域的重镇要地，孙坚把家眷留在寿春，既跟他在苏北淮河流域的生活和婚姻有关，也跟朱儁当时受命征剿的首先是河南“黄巾”有关。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线头，才有了之后家乡本在浙江吴郡的孙策，在江淮地区的崭露头角。在《三国志》所记叙的孙策发展经历中，我们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这份江淮背景和孙坚影迹的存在，而不仅仅只是孙坚那千余部曲。
孙坚在“黄巾”之后的奋斗，直接构成了日后孙氏东吴的源头。陈寿在《三国志》，以及裴注引《孙盛》话语，都认为孙策才是江东开基创业之人，实属短视浅见。[11]
相对来说，“黄巾”之后的五年对于曹操的意义，似乎就没有孙坚那样来得关键和重要。这一点，跟他俩的家世背景有关。
曹操跟孙坚是同一年出生的人，但曹操的家世背景，却非富春的孙坚所能仰望。曹操的父亲曹嵩，曾任太尉，虽然是花大钱买来的，但买官在当时，并非就能直接证明曹嵩是个一无是处的人。曹嵩的养父曹腾，自汉安帝起就是宫中颇有地位和名望的宦官首领，甚至得到种暠这种名臣能吏由衷的赞叹。虽然以宦官为家世，跟一般的士族家庭有所区别，但同属高门大族，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使得曹操从小就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行事性格，更主要的是，让他从小就能顺利登上仕途。在三位开国人物——曹操、刘备和孙坚当中，曹操是唯一由正途，即举孝廉而踏上仕途的。由孝廉而成为郎（想想孙坚成为议郎的艰苦经历），在曹操是唾手可得之事，随后就任首都洛阳北部尉，然后是屯丘令，明显属于起点高、升速快的那类人。“黄巾”爆发，曹操任骑都尉，配合皇甫嵩立下战功后，任济南相。
边章、韩遂叛乱后，灵帝组建西园八校尉，曹操任其中的典军校尉。
总而言之，曹操与孙坚两位同年出生的人，他们早期人生的差异，几乎一眼可辨，一位是浴血奋战，一位是顺风顺水。可以说，早在灵帝驾崩之前的岁月里，曹操的身影，就始终是在中上层浮动，他可以有弃官和“不就”的潇洒，我们看到，甚至在“黄巾起义”最为扰攘的时候，曹操竟然“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三国志魏书
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份潇洒悠闲，岂是孙坚所能想象的。然而，也正因如此，相比之下，在“黄巾”之后的五年里，曹操没有取得像孙坚这样令人信服的成就，真正属于曹操的时间还没有到来。
这么说，并非意味着曹操与“黄巾起义”的关系，要远远小于孙坚，恰恰相反，“黄巾”对于曹操来说，具有非比寻常的重大意义。只是这种意义，从时间上说，更多是在灵帝驾崩之后才真正开始显现的，除了收降青州“黄巾”三十万，人众百万外，曹操与“黄巾”在宗教上的关联性，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件事。[12]
要说家世门望，刘备在三人之中是最高的，他是汉景帝的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只是这层所谓的皇室血脉，在刘备童年所呈现的，就已经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如果不是“黄巾起义”，仅凭这份所谓的家世背景，刘备的人生前景，大概跟孙坚一样，也是难以寄托多少乐观想象的，更别说以后还会有个皇位在等着他。
“黄巾起义”对于刘备的意义，本来应该要更接近孙坚而不是曹操，但就“黄巾”之后五年的实际情况看，刘备的收获远不如孙坚，反而跟曹操比较接近。究其原因，可能是刘备和曹操更近于政治型人物（这不是说他们没有军事才干，曹操可是著名的军事家），孙坚是更纯粹本色的军事干将。一般来说，军事上更容易“一战功成”，而政治往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属于慢跑型。
顺便说一句的是，在《三国志》的正文里，陈寿说刘备是征讨“黄巾”有功，而裴注引《典略》却说刘备是参与讨“张纯”，——即渔阳“二张”。总之，在“黄巾”之后的五年里，刘备唯一被叙述得比较详备具体的光辉事迹，就是怒打督邮一事，别无其它。
“黄巾起义”给刘备带来的直接收获之所以有限，也许还跟他的年龄有关。刘备比曹操和孙坚小六岁。六岁不是个多大的年龄差，但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里，它就意味着，“黄巾”爆发，刘备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乡下小伙。三人之中，刘备所能凭籍的社会资源及其积累过程，无疑是最贫乏和最艰难的。尽管刘备被曹操以英雄看待，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英雄缺乏用武之地，直到赤壁之战，刘备只能是浮萍飘泊，四处投靠。
所以，就五年之中的表现来看，孙坚最扎实，曹操最潇洒，刘备最窘迫。
按某种眼光来看，曹、刘、孙三家最后都算是赢家，而像袁氏兄弟、公孙瓒、陶谦、刘表、刘焉父子、张鲁，以及吕布等等，只能归于瞬间掠过的流星，未能最后抵达彼岸的参与者。在所有这些“瞬间耀眼”的人物中，有一个人的存在，是无法绕开不说的，是他在趋于崩溃的汉王朝的躯体上，猛踹了一脚，使它像座年老失修的房子，迅速地垮塌下来。
这人就是董卓。
如果说自“黄巾起义”到灵帝驾崩的这五年里，谁是最应该被评说的人物，我认为非董卓莫属。
董卓崛起的人生，与孙坚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来自边缘地区和底层社会，都是凭借武力，一在东南，一在西北，都是在战乱中杀出的黑马，两人还都当过破虏将军。但是董卓的上升势头明显快过孙坚，这应当与西北关陇的地理位置，尤其是董卓背后的羌胡力量有关。
董卓起初参与镇压河北“黄巾”时，并没有取得胜利，而是“军败抵罪”，但这对董卓没有构成太大影响，否则随后的北宫伯玉、边章叛乱，朝廷就不会立即任命董卓为中郎将，成为皇甫嵩的副手。皇甫嵩被免职后，朝廷改派张温为车骑将军，继续征讨边章等人，同时又任命董卓为破虏将军，辅助张温。正是在与边章、韩遂的交战中，董卓取得了一次关键胜利。之后又在与先零羌的交手中，施计得以全师而退。灵帝驾崩的两个月前，董卓与皇甫嵩联手，大破边章、韩遂、王国的骚乱。正是凭着这几次战功、战事，董卓赶在灵帝驾崩之前，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实力和声望。灵帝临终前夕，曾经连发两道诏书，要求董卓移交兵权给皇甫嵩，并进京任职，但董卓已经看清形势，两次皆抗命不遵，反而将部队驻扎在可以眺望洛阳的河东，虎视眈眈，他在等待大将军何进从皇宫深处发出的那一道颠覆乾坤的进京令。
1，见王桐龄《中国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等等。
2，献帝与灵帝之间，还有一位少帝刘辨。刘辨在位仅四个月，就遭董卓废黜。刘辨死后，代替他登上皇位的汉献帝给他的谥号是怀王。过去多数史家、史书都不把刘辨看作是一位皇帝，但也有人认为刘辨是一位皇帝。
3，东汉以后，隋唐以前，有过西晋的短期统一，但这次统一的时间很短，而且期间政权很快陷入极度动荡状态，随后是中国历史上数百年的大分裂时期。从统一的角度说，可谓是昙花一现，很难将它与秦汉和隋唐的统一相提并论。
4,见许倬云著《求古编》中《秦汉知识分子》一文，商务印书馆，2014年；
5，关于宦官与“黄巾”勾结之事，除封谞、徐奉外，还有王允检举张让宾客与“黄巾”通信，但我判断，宦官与“黄巾”的所谓勾结，未必都是要参与“黄巾起义”，推翻东汉政权，更多的恐怕只是宗教上的关系，即封、徐、张（之宾客）等人极有可能都是太平教教徒而已。
6，“黄巾起义”爆发前，汉灵帝至少有过两次反腐行动。一次在熹平六年（177年），“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另一次在光和五年（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分别见《资治通鉴》卷五十七和卷五十八。
7，关于封、徐事发和张钧上书两件事，《后汉书》把张钧上书放在前面，把封、徐之事放在后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是把封、徐之事写在前，把张钧上书写在后，两相比较，显然《资治通鉴》的倷做法更可取。
8，东汉所有皇帝，只有汉灵帝在位期间，几乎年年有大赦。——唯一的例外是建元三年（170年），这是灵帝即位后的第三年，灵帝加元服之前，另外中平二年没有大赦，应该是因为中平元年有过两次大赦，后一次在元年的十二月。通过比较各位皇帝在位时的大赦情况可知，越是安宁的年份，越是少大赦；越是动荡的年份，越是会大赦。
9，《三国志》裴注引《吴录》载“策上表谢”中有：“臣以固陋，孤特边陲。”之语。
10，事见《三国志 吴书 孙破虏传》、《后汉书
朱儁列传》和《资治通鉴》（中平元年）等。
11，《三国志 吴书
孙破虏讨逆传》陈寿评曰：且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裴松之注引孙盛曰：“创基立事，策之由也。”又说，“壮哉！策为首事之君，有吴开国之主”。
12，参见姜生《曹操与原始道教》一文，刊《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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