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不是不需要改革开放政策了呢哲学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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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网讯(记者秦超)2018年正值《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为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开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境界,由青年哲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共同主办的“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暨第十五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于6月9—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求是》杂志社、《新华文摘》杂志社、《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光明网、中国社会科学网等期刊媒体的近100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哲学与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开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哲学院院长郝立新教授,青年哲学论坛负责人、《求是》文化编辑部主任李文阁编审在大会上分别致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郗戈副教授主持开幕式。郝立新教授对与会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改革开放40周年的发展进程极大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觉和自信,在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历史发展节点上,青年学者更要有使命和担当精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向新高度。李文阁编审高度认同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为本次论坛所做的工作,指出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需要尤为关注三个问题:第一,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了哪些进展;第二,改革开放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关系;第三,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如何作为。

  在主题发言环节,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梳理了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指出共产主义包含着思想理论、现实运动、社会制度等多重含义。针对当前关于“共产主义渺茫论”的误解,他着力分析了三点原因:第一是资本的双重作用,第二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途径,第三我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长期性。

  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浪漫派的现实观展开解读,指出仅仅反讽经验现实会丧失反讽经验当下与追求“诗与远方”之间的合理张力,只有在具备坚实的社会物质基础和历史基础上,无产阶级主导的创造性实践才能真正地应对现实,找到积极地推进现实的有效方法。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是对浪漫派“反讽”和“艺术创作”策略的真正替代和超越。

  上海大学孙伟平教授回顾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价值论兴起的最主要契机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他认为,这场大讨论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在个人的价值领域。基于此,他将在上海大学价值论研究中心开展重建价值论基本研究范式和方法一系列工作。

  首都师范大学程广云教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接受,在于其自身所包含的启蒙、救亡和社会改造三大主题。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党领导和社会整合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的共同力量。

  中国人民大学张云飞教授阐述了对生命共同体的理解,指出在人与自然的动态调整的过程当中,人类世界、人类认识、人类价值能成为自组织调节的机制。生命共同体作为一种生态价值、生态思维、生态意识,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中国人民大学侯衍社教授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人的发展的五个层面:一是人的发展的舒适性增强;二是人的发展的层次提升;三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日益重视;四是人的开放性得到极大彰显;五是人的创新性得到极大释放。同时,他列举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的发展中出现的发展不均衡问题、发展内在冲突问题等。为此,他建议通过政府顶层设计,理论界大力推动以及社会领域的规制与引导等多管齐下来妥善解决这些问题。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对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人类学研究范式进行了解读,指出近十年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过程中最主要的变化是从生产逻辑转变为资本逻辑。随着《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热点,人学的空场问题也日渐暴露。为此,他指出要重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超越外在规定的自然必然性,摆脱经济决定论的干扰,从马克思的哲学里重新恢复人的维度。

  中国人民大学张秀琴教授以“‘巴黎手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义”为话题展开探讨,指出了三个重要方面:第一,为正在形成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经典文献基础;第二,引发了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前后期分期问题;第三,引发了马克思与自身的“两个马克思”问题、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马恩对立”问题、马克思与黑格尔的“黑-马关系”问题。

  中共中央编译局林进平研究员探讨了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正义是一种症候,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正义。正义的诉求一方面是症候,另外一方面又试图解决这种症候。马克思以类似社会心理学家的展开社会症候分析,超越了以往的法学家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观念的内在融合。

  中共中央党校董振华教授提出,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哲学要用理性的方式来回答价值问题。哲学应当关注时代变化发展的要求,用实践的方式来回答问题,通过对事实的改造实现最终的价值,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

  吉林大学白刚教授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角度作了发言,指出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内部,也就是价值规律的视角解释了资本与劳动的不等价性。具体而言,马克思通过价值规律论证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性,进而以否定资本正义来的方式来实现劳动正义。他认为,这种转向是从注重古典经济学的等价交换形式走向了追求人类自由解放的实际正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教授就哲学在新时代的创新提出了如下想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相伴而行,并且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以《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为代表的研究形态,还是以共同体为代表的政治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等研究领域都凝结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视角,开拓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新境界。无可否认,改革开放的进程体现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过程中形成的哲学自觉与哲学自信,彰显了中国改革创新的精神气象,反映了当代中国人自我创新的总体意识。

  黑龙江大学高云涌教授就马克思主义遗产与市场经济精神重建展开了论述。他认为,运用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对经济生产和生活领域产生普遍影响的企业家精神、资本精神、工匠精神等进行批判性反思和建构性提升,是新时代市场经济精神重建的必由之路。

  西南大学胡刘教授探讨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当代性,他主要指出三个方面: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本身的批判构成当代性的讨论基础;其次,马克思历史研究不是从史料本身,而是从现实历史中观察社会发展趋势构成当代性的生成方法;最后,从当代各种挑战中被激活的理论与实践构成当代性的外部刺激。

  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以“以思想解放推动有原则高度的实践”为题重释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丰富内涵,具体而言包括七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倡导的是有原则高度的实践;第二,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革命,是对现存世界的批判与变革;第三,这个原则高度具有彻底性、理想性,是现存世界包括现代国家未曾真正实现的,只有最近的将来才能达到的高度;第四,这个原则高度说到底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第五,这个原则高度或者高度的原则并非是思辨的逻辑推演和应该确立的状态,而是具有现实的必然性;第六,这个原则是从对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的批判与革命中得到的;第七,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实现有原则高度的实践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提高到现代各国水准,第二步提高到将来要达到的高度。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其他与会专家学者从“思想与时代: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世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及其启示”“文本与历史: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资本论》研究”“前沿与趋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发展”等视角具体展开讨论,这对于总结反思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由青年哲学论坛创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于2003年成立,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四届,目前已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广受关注的高端学术论坛。中国人民大学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于2016年,是多家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由马克思主义学院作为牵头单位与多家协同单位共同组成,拥有数个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群。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薛睿、王瞻供稿,教师王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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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及从什么样的角度、态度、力度来认识和推进改革开放,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40年来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积累的宝贵经验,郑重宣示新时代开启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发展新画卷的坚定信念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背后有着怎样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二次革命中的“革命”意蕴

邓小平同志最早把改革称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1985年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

说到“革命”,我们并不陌生,曾经一个时期“革命”是中国最流行的一个政治话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革命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统治的运动。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革命是国家内部剧烈的、根本性的、暴力性的变迁,以改变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神话以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权、政府行为和政策。”而改革是一个国家领导层主动推动的、通常是渐进式的社会政治革新。

但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正如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从广义上讲,革命泛指某种事物发生的根本变革,从量变产生质变,引起质的飞跃,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邓小平所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与之相连的社会主义革命,亦即不同于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改革开放性质的精辟概括,也是他关于改革开放性质思想的最集中体现。重温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进行到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改革开放不仅是政策选择,也是制度变革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制度选择,而改革开放作为第二次革命属于政策选择。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诚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进、变革和巩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取得成功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的自我调整、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但是,改革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意义上也需要革命性变化。例如我国所推进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经过多年的发展,最终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越来越少使用“革命”这个词汇。自邓小平所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命题后,迄今我们党只把一些极具重大意义的事情称之为“革命”。其中,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界定为“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是有机联系、层层递进的。其根本目的和宗旨,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体系。这也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邓小平在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曾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体现的是量变,而“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则意味着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可见,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量变中有部分质变的过程。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等,是当代中国已经面临并将继续进行的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制度变迁,它不仅是政策选择,而且也是制度上的一场革命。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明确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意味着它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而且也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重大意义,必须把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中国的社会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新时代面临改革不进则退历史背景而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这种自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其“革命”对象不是剥削阶级及其统治代理人,而是执政党和执政者自身。一些人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外在压力或危机事件的发动,认为执政者不会自我革命,只能以压促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起决定性作用。著名政治学家胡安·林兹通过大量的研究也证明,世界各地变革的主导者都是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精英。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更新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动抉择,并不是外力压出来的。面向新时代,我们党反复强调要勇于自我革命,体现了一种责任担当。

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将改革进行到底,关键就在于执政者要自我革命和自我牺牲。这当然很不容易,甚至是举步维艰,但舍此就没有出路。必须正视的是,改革开放已40年,全面深化改革也近5年,如果在一些关键领域依然不能取得突破、啃下“硬骨头”,就会动摇民众对改革的信心。信心一旦动摇,各种混乱思想、错误认识、模糊观点就会大行其道,扰乱视听。社会上有些人之所以对改革开放不满,其中当然是利益失衡所带来的,甚至也不乏一些别有用心者,但是不可否认,有一些也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和弊端并没有通过改革加以有效的解决,甚至有些积弊还愈演愈烈,利益固化不断加剧,让人们误以为这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简而言之,就是改革还不够全面、深化。因此,执政者能否勇于革自己的命,是当前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关键。

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首先就是要进行刀刃向内的革命,啃下自我革命的硬骨头。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总之,我们党要勇于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就不仅仅是对原有体制作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要站在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高度上,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特别是敢于拿自己开刀,勇于割自己的肉,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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