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亚里士多德这句至理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多么经典的至理名言啊!没想到几百年后，出了一个牛顿又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推翻了!你知道牛顿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什么理论吗?牛顿提出了什么理论，做出哪些贡献?牛顿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1、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所有的行星绕着地球转，包括太阳。2、宇宙是有目的论和本质论。

牛顿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什么理论

一、伟大人物的第一性原理

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

亚里士多德关于世界的解释是建立在两个基石假设之上，这两个基石假设是：1、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静止不动的，所有的行星绕着地球转，包括太阳。2、宇宙是有目的论和本质论。这两条基石假设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

第一条不用解释，解释一下第二条，什么是目的论和本质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地球上的任何物体本质上都是由土元素组成的，土元素的目的是什么，任何土元素都有一个天生的倾向，就是有向宇宙中心运动的内禀的属性。天上的物体都有以太构成，以太做完美匀速圆周运动。

我在上篇中提到，第一性原理是最早是由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虽然后来他的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鉴于当时所得的数据，在那个时候是最正确的答案，所有的证据全部证明上面的两个基石假设，亚里士多德有充足的理由信任他的理论。虽然后来被后人推翻了，但是是他先建立的这个基础，后人才能推翻他。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影响了西方两千多年，在这之后的两千年时间里，所有的哲学家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性原理的修修补补。所以说，亚里士多德是有史以来最智慧的一个人，没有之一。

牛顿关于世界的解释也是建立在两个基石假设之上，这两个基石假设是：1、力的假设。2、惯性的假设。这两条基石假设就是牛顿的第一性原理。

牛顿指出物体运动是由于外力的作用，地球上的物体围绕地球运动是因为地球给了物体一个外力的作用，同样的，行星围绕太阳运动是因为太阳给了行星一个引力作用的结果。

垂直向上扔出一个物体，既然地球是在运动，为什么物体还是回到了原来的位置，牛顿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惯性力，物体有保持它原来运动状态的属性，完美解释了物体落下来还是回到了原来位置。

这个惯性力的假设是极端反直观的，但是这个假设解释了物体运动的状态。依靠这两个假设，牛顿建立了牛顿三定律。

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的革命，不是新的科学发现，而是对既有现象新的解释，是观念的挪移，观念的改变带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运动是内禀的属性，而牛顿认为是外力的作用，不同的基石假设，不同的第一性原理，改变了人类对世界根本性的认知变化。

虽然牛顿的理论现在被证明也是错的，但是牛顿建立了人类认识世界科学的思维方式，所以牛顿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没有之一。根据牛顿建立的理论，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

爱因斯坦的第一性原理是：1、光速恒定原理。2、相对性原理。一位科学家说过依靠着两个基石假设，只用高中的数学知识就可以推导出E=MC2。

达尔文的第一性原理是：1、遗传变异。2、生存竞争。

古往今来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大概有十个，他们都是第一性原理的创建者。

二、政治上的第一性原理

人一生最应该知道的原理 — 第一性原理(中)

独立宣言的第一句话“人生而平等”就表明了美国政治的第一性原理，独立宣言之后的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句话展开的。

三、经济学的第一性原理

人一生最应该知道的原理 — 第一性原理(中)

经济学上的第一性原理：“看不见的手”，所有经济学现象底层的原理都是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只看不见的手。

我的第一性原理就一个词：极简。

我会有意识地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尽可能的简单，房间放的东西尽可能的少，每天只做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用80% 的时间处理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其他的20%的时间处理所有其他的事情。书架上只有几本书，只有完全理解体会才会再买新书。我们总是在不停的学习新的知识，却不曾停下了整理一下。

第一性原理这么重要，那么，你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是如何发明计算机的?

来，干掉这碗数理鸡汤。向人类哲学与数学先贤致敬。向本文作者致敬，向本文译者致敬。那些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家，为重塑了整个世界的计算机技术革命搭建了舞台。

计算机的历史经常被描述为实物的历史，从算盘，到巴贝奇差分机，再到二战期间的密码破译机。

事实上，我们更应将其理解为思想的历史，而且主要是源于数理逻辑的思想——数理逻辑是一门晦涩艰深、迹近邪教的学科，最初诞生于19世纪。

数理逻辑的先驱是一些哲学倾向浓厚的数学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和戈特洛布·弗雷格(Gottlob Frege)，而启发他们的，是莱布尼茨的通用“概念语言”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古老逻辑系统。

最开始，数理逻辑被认为是一门极度抽象的学文，不会有什么实际应用。

正如一位计算机科学家所言：“在1901年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局外人受命调研诸门科学，并找出在未来百年内，其应用成果最少的一门学科，答案很可能就是数理逻辑。”

然而，数理逻辑将为一个领域奠定基础，而这个领域对现代世界产生的影响将超过其他任何领域。

数理逻辑对计算机科学的推动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当时，有两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问世：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继电器与开关电路的符号分析》，以及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在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史中，香农和图灵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但是，他们之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其重要性却常常被忽视。

“数学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说得对不对的一门学科。”

在许多方面，香农的论文都是一篇典型的电子工程专业论文，其中满是方程式和电路图。但这篇论文的特别之处在于，其主要参考文献是一部拥有90年历史的数学哲学著作——乔治·布尔的《思维规律》(The Laws of Thought)。

如今，在计算机科学家中，布尔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但1938年那会儿，在哲学界之外，他的著作几乎鲜有人知。香农是在本科阶段的一门哲学课上读到布尔著作的。“碰巧的是，没有其他人同时熟知这两个领域。”他后来曾说。

布尔经常被说成是数学家，但他自视为哲学家，是亚里士多德的门徒。 布尔在《思维规律》的开篇阐明了自己的目标，就是要探究人类思维的基本规律。

接着，布尔致敬了对其著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开山鼻祖。

试图改进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这堪称一个大胆之举。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在两千多年的学术原则中占据着核心位置。人们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已经十分完备。哲学家康德曾评论说，既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一直“未能再更进一步，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它已经是完整和完备的了。”

亚里士多德的核心发现是，论证是否有效，是基于其逻辑结构，与所涉及的非逻辑性词汇无关。他提出的最著名的论证模式被称为三段论：

因此，苏格拉底必有一死。

我们可以用其他任何对象替换这里的“苏格拉底”，用其他任何谓语替换“必有一死”，而最终的论证仍将成立。论证的有效性只是由逻辑结构所决定，逻辑词汇——“所有”、“是”、“因此”——构成了这个结构。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定义了一组基本公理，并据此推导出其逻辑系统中的其余部分：

A不是非A，或A不能既是B又不是B(无矛盾律)

A是B或不是B(排中律)

这些公理并不是为了描述人类实际的思维方式(那属于心理学范畴)，而在于描述一个理想化的、绝对理性的人所应具备的思维方式。

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方法影响了一部更为有名的著作：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Elements)。有人估计，它是印刷数量仅次于《圣经》的书籍。

虽然表面上讲的是几何学，但《几何原本》却成为了教授严谨演绎式推理的教科书。

亚伯拉罕·林肯曾说，他通过研究欧几里得，学会了有效的法律辩论方法。

在欧几里得的体系中，几何命题一直以空间图的形式呈现。直到17世纪30年代，笛卡尔向世人展示，几何还可以用公式来表示，这才取代《几何原本》长达两千年的“统治”。

笛卡尔的《方法论》是西方第一本普及代数符号的数学著作。如今，这些代数符号已经成为标准，比如用x、y、z代表变量，用a、b、c代表已知量，诸如此类。

笛卡尔的代数学让数学家得以超越空间感，通过精确定义的形式规则来使用符号。这让数学研究的主导模式从图表转向了公式，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其中之一，就是促进了微积分学的发展——在笛卡尔去世大约30年后，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发明了微积分。

布尔想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所做的事，正如笛卡尔对欧几里得几何学所做的改变：把逻辑学从人类直觉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办法就是赋予其一个精确的代数符号。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亚里士多德写出：

布尔用变量替代“人”和“必有一死”，用算术运算符来替代逻辑词“所有”：

这个等式可以被解读为，“所有在集合x中的对象同样在集合y之中。”

《思维规律》创造了数理逻辑这一全新的学术领域，在随后的岁月里，它成为了数学家和哲学家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香农的独到见解在于，他认为布尔的数理逻辑可以直接应用到电路中。当时，还没有一套系统理论来统领电路的设计。香农意识到，正确的理论应该是“对逻辑学符号研究所使用的命题演算的精确模拟。”

他在一张简单的图表中展示了电路与布尔运算之间的对应关系：

香农将数理逻辑应用到电路中

这种对应关系为计算机科学家提供了基础，让他们得以运用布尔等逻辑学家数十年间在逻辑学和数学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论文的后半部分，香农演示了如何利用布尔逻辑来开发一个可以进行二进制数字加法运算的电路。

把这些加法器电路串联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复杂的算术运算。作为基本模块，这些电路构成了所谓的算术逻辑单元，后者是现代计算机的关键部件。

香农的另一大成就在于，他是区分计算机逻辑层和物理层的第一人。这种区分对计算机科学来说十分重要，以至于现代读者可能无法理解它在当时是何等富有洞见——这倒使我们想到了那句谚语，“一个世纪的哲学是下一个世纪的常识。”

香农的论文发表后，研究人员在计算机的物理层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包括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及其同事在1947年发明了晶体管。晶体管可谓香农继电器的大幅改进版，也是在物理层进行布尔运算编码的最著名方式。在之后的70年里，半导体行业在越来越小的空间中集成了越来越多的晶体管。2016年款的iPhone拥有约33亿个晶体管，每一个都相当于香农在论文中描述的“继电器开关”。

香农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将逻辑学运用到物理世界，而图灵则揭示了如何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设计计算机。

当图灵在1936年撰写论文时，他试图解决的是“判定问题”。该问题由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首次提出，他想知道，是否存在一种算法，可以判定任意数学命题的真伪。与香农的论文不同，图灵的论文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其主要价值不在于它对判定问题给出了答案，而是在此过程中，它为计算机设计提供了模板。

图灵所属学派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莱布尼茨，即那位独立发明了微积分的哲学巨擘。在莱布尼茨对现代思维做出的诸多贡献中，最新奇的想法之一就是他提出的“通用语言”概念。按照他的设想，这种语言能够表示所有可能的数学和科学知识;它是一种类似于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表意字符，只不过这些字符对应的是数学和科学的“原子”概念。莱布尼茨认为，这种语言将“大大增强”人类的推理能力，作用将远超显微镜、望远镜等光学仪器。

莱布尼茨还设想了一种能够处理这种语言的机器，他称之为“推理演算机”。

不过，莱布尼茨未能有机会发明他的通用语言，也没能设计出这种机器。直到1879年，莱布尼茨的这一梦想第一次有望成为现实。当时，德国哲学家戈特洛布·弗雷格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逻辑学著作《概念文字》(Begriffsschrift)。在布尔尝试改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启发下，弗雷格发明了一种更加先进的逻辑系统。如今，哲学和计算机课堂上教授的逻辑学——一阶逻辑或谓词逻辑——只是对弗雷格的系统稍作了修改。

弗雷格逻辑学的主要创新在于，它更准确地反映了日常语言的逻辑结构。此外，弗雷格还率先使用了数量词，并头一次把宾语从谓语中分离出来。他还是如今计算机科学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提出者，比如递归函数。

弗雷格的形式语言——他称之为“概念脚本”——由无意义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则由定义明确的规则操控。语言只由解释来赋予意义，而解释是单独指定的。用杰出计算机科学家艾伦·纽厄尔(Alla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话来说，这让逻辑学演变成了“符号游戏”，一场“使用无意义的符号、基于特定纯粹句法规则来进行的游戏。”

正如哲学家罗素那句诙谐的名言：“数学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说得对不对的一门学科。”

也许没有人料到，弗雷格的研究工作竟带来了一个意外后果：人们发现了数学基础中的漏洞。例如，事实证明，数千年来被奉为逻辑严密性黄金标准的《几何原本》竟然充满了逻辑错误。由于欧几里得使用了“直线”和“点”这样的普通词语，因此在面对含有这两个词的语句中， 他(以及数千年来的读者)诱使自己做出了想当然的假设。举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在普通用法中，“直线”这个词表示，如果三个不同的点位于一条“直线”上，那么其中一点必在另外两点之间。但是，当你使用形式逻辑来定义“直线”时，“之间”这个概念也需要加以界定，而欧几里得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一旦运用形式逻辑，这样的缺漏很容易被发现。

于是，这就引发了数学基础的危机。如果作为数学圣经的《几何原本》出现了逻辑错误，那么其他数学领域有没有呢?那些建立在数学基础上的学科，比如物理，又怎样呢?

好消息是，用于发现这些错误的逻辑方法，同样也能用来纠正它们。数学家开始全面重建数学的基础：1889年，朱塞佩·皮亚诺(Giuseppe Peano)提出了算术公理;1899年，希尔伯特提出了几何学公理。此外，希尔伯特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试图将数学的其余部分形式化，并列出了形式化所应满足的具体要求，包括：

完备性。我们必须证明以下命题：在形式化之后，数学里所有的真命题都可以被证明。

确定性。应该有一个算法，来确定每一个形式化的命题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这其实就是图灵论文中提到的“判定问题”。)

所谓希尔伯特计划，就是通过满足这些要求，来重建数学学科。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直是一群逻辑学家的研究重点，其中包括希尔伯特、罗素、库尔特·哥德尔(Kurt Gdel)、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阿隆佐·邱奇(Alonzo Church)，当然，还有图灵。

“在科学中，新事物只伴随困难出现。”

希尔伯特计划至少在两条线上得到推进。在第一条线上，逻辑学家构建出逻辑系统，以证明希尔伯特的要求是否可满足。

在第二条线上，数学家使用逻辑概念来重建经典数学。

历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曾说：“在科学中，新事物只伴随困难出现。”在“希尔伯特计划”实施的那个年代，逻辑学处于不断创造与毁灭的动荡之中。一位逻辑学家建立了复杂的系统后，另一位逻辑学家可能会将之摧毁。

毁灭者青睐的利器是自我指涉的构建，即自相矛盾的陈述，表明它所依据的公理本身就存在矛盾。这种“说谎者悖论”的简单形式如下：

如果“这个语句为假”为真，那么这个语句为假;如果“这个语句为假”为假，那么这个语句为真，这就形成了自我矛盾的无限循环。

在数理逻辑领域，罗素头一次对“说谎者悖论”做出了重要运用。他指出，弗雷格的系统允许得出自相矛盾的集合：

设集合R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组成。如果R不是自身的元素，那么其定义决定了它必须包含自身;如果R是自身的元素，那么它就违背了自己的定义，即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组成。

这被称为罗素悖论，它被视为弗雷格系统的一个严重缺陷。

罗素和同事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在1910年至1913年间发表了三卷本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是为完成希尔伯特计划而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尝试。书中使用的方法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光是为了证明1+1=2，就用去了300页的篇幅。

罗素和怀特黑德试图通过所谓的“类型论”去解决弗雷格系统的悖论。他们把形式语言划分为多个层级或类型，每个层级都可以指涉下一个层级，但不能指涉自身或更高的层级。实际上，类型论就是通过禁止自我指涉来解决自我指涉的悖论。这套解决方案在逻辑学家之中的接纳度并不高，但它却对计算机科学产生了影响——大多数现代计算机语言中，都拥有受类型论启发的特性。

自我指涉的悖论最终表明，希尔伯特计划永远无法成功。第一个打击出现在1931年，当时哥德尔提出了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该定理证明，任何相容的逻辑系统，只要强大到足以蕴含算术公理，其体系中就必然包含不能被证明的真命题。

摧毁希尔伯特计划的最后一击是，图灵和邱奇分别证明，可以判定任意数学命题真伪性的算法是不存在的。(邱奇通过设计全新的λ演算系统，完成了自己的证明，该系统之后启发了包括Lisp在内的计算机语言。)至此，判定问题的答案是“否”。

在1936年那篇著名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当中，图灵的主要观点是在第一部分提出的。为了严格地用公式来表示判定问题，图灵先是构建了一个日后将演化为计算机的数学模型。如今，符合这个模型的机器被称为“通用图灵机”。

接着，图灵演示了程序以及数据是如何存储在计算机之内的。如果使用如今的词汇，我们会说，他发明了为大多数现代计算机提供支撑的“存储程序”结构。

在图灵之前，一般的假设是，当使用这类机器时，机器、程序和数据这三个分类是相互完全独立的实体。机器是一个物理实体，如今我们称之为硬件;程序是指完成一次运算，要么通过打孔卡实现，要么通过插板上相互连接的电缆完成。最后，数据则是数值输入。而通用图灵机告诉我们，这三个分类之间的区别是一种错觉。

图灵第一个证明，任何可以编码到硬件中的计算逻辑也可以编入软件代码中。后来，图灵描述的这种结构被称为“冯·诺伊曼结构”，不过，近代史学家普遍认为它来源于图灵。

虽然从技术层面上说，希尔伯特计划失败了，但证伪过程表明，大规模的数学研究可以从逻辑学中构建。在香农和图灵提出了开创性的观点后——这些观点揭示了电路、逻辑和计算之间的联系——研究人员已经有可能把这种新的概念机应用于计算机设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理论被付诸实践。当时，政府实验室征召了一批逻辑学精英，冯·诺依曼加入了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施的原子弹计划，在那里研究计算机设计，为物理学提供支持。1945年，冯·诺依曼写出了EDVAC的设计规范，EDVAC是有史以来第一台以逻辑为基础的存储程序计算机。人们普遍认为，EDVAC为现代计算机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图灵则加入了英国布莱切利园的一个秘密单位，他在那里参与设计的计算机成功破解了德军密码。图灵对实用计算机设计最为持久的贡献是确立了ACE(自动计算引擎)规范。

作为第一台基于布尔逻辑和存储程序结构的计算机，ACE与EDVAC有着很多相似性。但它们也存在一些有趣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导致了对不同计算机设计思路的争辩。冯·诺依曼钟意的设计类似于现代的CISC处理器，它把丰富的功能集成到了硬件当中;而图灵的方案更像是现代的RISC处理器，它追求最大限度地降低硬件复杂性，把更多的工作分派给软件。

冯·诺依曼认为，计算机编程将是一项乏味的文员性工作。图灵则说，计算机编程“应该充满乐趣，它不会变得单调乏味，因为那些机械性的工作或许可以交给机器本身来完成。”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计算机编程的复杂性已经显著提高，但有一件事依然没有改变：计算机仍然需要程序员来制定规则。若是使用哲学术语，我们会说，计算机编程遵循的是演绎逻辑的传统——演绎逻辑研究的是如何依照形式规则来操控符号。

过去十多年里，随着机器学习的发展——例如为机器创建框架，使其通过统计推导来学习——计算机编程已开始发生变化。这让编程变得更加贴近于逻辑学的另一个分支，即归纳逻辑，它研究的是通过具体实例来推导规则。

如今最具潜力的机器学习技术使用了神经网络，而神经网络是上世纪40年代发明的。发明者当时想为神经元开发一种微积分学，使其能够像布尔逻辑一样，用来构建计算机电路。神经网络在数十年时间里一直默默无名，直到它们与统计技术结合。在统计技术的帮助下，它们可以馈入更多数据，从而获得改进。近年来，随着计算机处理大数据集的能力越来越强，这些技术已经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成果。未来，编程可能意味着，把世界展示在神经网络前，让神经网络自己去学习。

这也许将成为计算机发展史的第二幕。一开始，逻辑学是作为一种理解思维规律的方式;之后，它帮助创建了可以依照演绎逻辑进行推理的机器;如今，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正在融合，创造出既可以推理又可以学习的机器。从最初布尔所说的“为探究人类思维的本质与构造”，到如今，现代计算机的发展，有朝一日，我们或许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思维，一种能够媲美甚至超越自身的人工思维。

牛顿伽利略在科学上做了什么贡献

牛顿与伽利略都是西方最著名的科学家，两人都在物理学、力学、数学等自认科学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出生年岁来看，伽利略绝对是牛顿的前辈，这两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牛顿刚好出生在伽利略去世的第二年，彷佛天生就是为了继承伽利略的衣钵的。

牛顿之所以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伽利略的贡献分不开的，伽利略冲破了当时教会的束缚，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成为你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是也因此受到教会的压迫，晚年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还要被教会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郁郁而终。他的伟大成就也只有他在死后，后人才能看到。伽利略生前却从没有因为他的伟大成果而获得过任何荣誉。

相比之下，牛顿就幸运多了，他生活在清教徒占绝大多数的英国，当时英国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不佳，因此故意对着干，因此牛顿所面临的宗教环境就宽松很多。牛顿也正是在伽利略的基础上建立了经典力学物理体系，成为近代物理学的基础。而牛顿也凭着他的伟大成就，获得了崇高的荣誉，而且也从没有伽利略那样的困扰。

不过牛顿自己也承认，他正是在伽利略工作的基础上才开创出自己的事业的，伽利略是他在科学事业上的领路人，牛顿本身也在自己的著作上多次提到伽利略，承认伽利略的贡献。

牛顿的伟大科学成就，对于启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今有些人看来，一提到启蒙运动，就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人，诚然他们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是启蒙运动是一个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方面，还深入到自然科学方面，所以牛顿也是启蒙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牛顿的科学理论首先是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增长了人们的科学知识，这对于封建神学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越来越多的人在牛顿科学知识的指引下，摆脱封建神学的束缚，开始将眼光投向广阔的现实生活上，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教会神学，从而推动了中世纪人们的觉醒，也开启了近代化的历史时期，使得人们相信运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能够揭示一些以前很难解释的自然现象，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牛顿无疑是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成就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发展。

其次，牛顿的很多科学理论都被运用在现实的生活中，比如光的原理、万有引力以及三大定律，及大地推动了社会科技的进步，提高了人们的社会生产水平，对于工业革命的爆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继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诞生了先进的资产阶级。

因此牛顿启蒙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成就不仅是人类科技史上的进步，更是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关于牛顿的黑匣子的秘密，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据说牛顿生前曾经留下过一个神秘的黑匣子，里面藏着牛顿最隐秘的东西，而这个黑匣子据说在牛顿去世后就很少有人打开过。

牛顿的黑匣子虽然神秘，但是抵不过人们的好奇心，于是总有人试图打开这个黑匣子，不过那些打开过这个黑匣子的人又对这个箱子里面装的东西避而不谈，或者干脆含糊其辞，总之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里面的秘密。

后来，一百多年后，牛顿的黑匣子终于被打开了，里面的秘密也公之于众，人们惊奇的发现，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牛顿居然潜心研究长生不老的课题，并且沉迷其中，留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手稿，这还不算，这个神秘的黑匣子里竟然藏着牛顿对宇宙的探索以及对教会历史的研究，这在中世纪可是犯忌讳的事，那时候可是教会主宰者一切，教会一向以反对科学和迫害著称，因此即便如伟大的科学家牛顿也不敢在他生前发表他对教会的看法，以免引火烧身。

而那些打开牛顿黑匣子的人之所以避而不谈，原因就是为尊者讳，他们不想让人们心目中伟大的科学家牛顿，因此而蒙羞，也不想让给他的名誉受损。不过事实证明，虽然牛顿有过这样的历史，但是人无完人，人们不会因此这点瑕疵而否定牛顿的伟大贡献。至此，牛顿的黑匣子的秘密总算解开了。

牛顿爱因斯坦两个人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的共同性不只表现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上，还表现在他们的权威性上，牛顿和爱因斯坦所处的年代，都是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当时人们愚昧无知，都盲目的相信宗教才是解救人们的唯一出路，是牛顿爱因斯坦两个人提出的理论为自然科学带来了一线生机。

牛顿爱因斯坦都是自然科学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式人物，牛顿开创了自然科学的开端，开始把人们引向另一个光明的世界，开始驱散萦绕在欧洲人民头顶上的那朵乌云，而爱因斯坦则是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创始人，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牛顿爱因斯坦都是全世界都耳熟能详的科学家，两个人不仅在事业上有相当的成就，在世界观上也是相通的，虽然两个人都是不出世的天才，但都有一颗博爱的心，在爱因斯坦晚年曾经有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找到他来让他研究核武器，爱因斯坦出于对全人类的考虑，依然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了他们。

很多历史书都把牛顿爱因斯坦两个人相提并论，并把他们的成就拿来比较，其实两个人各有千秋，虽然研究处于同一领域，但是由于分属不同的时代，处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所以两个人并没有太多可比较之处，科学就是科学，是不容任何人玷污和挑战的。

牛顿是1642年生人，死于1727年，也就是说牛顿享年85岁。他辉煌的一生，怎么就只有早年有成就呢?原因就是他晚年的时候研究神学，信神而非科学，以至于他晚年销声匿迹，甚至在科学领域里都犯下大错。那么牛顿为什么研究神学呢?且听我细细道来。

艾萨克·牛顿是出了名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他当时研究了物理天文之类的科目，但他当时研究到了最深沉的地步，必然对研究给予一定的信仰。牛顿就机缘巧合的抓住了神学这个盾牌，大肆研究了起来。

在无神论者看来，神学与科学必然有着冲突。但是牛顿这个永远处于叛逆期长不大的“孩子”，就是想以一个学习者的身份研究出来有无神论，推翻西方教会一统天下的事实。所以他硬要用自己的研究把别人说服，早在研究苹果砸落地面时，牛顿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意念和执拗的行动研究出了万有引力，此时他有以同样的想法研究起了神学。就这样，牛顿研究神学，完全是凭借着他的一腔热血，所以牛顿为什么研究神学这个疑问就不攻而破了。

在这里小编说一句，牛人真是有才任性啊，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但是，牛顿为什么研究神学以及研究神学的失败还真给现代科学家们都给予了警钟。研究领域高深莫测，只有真正抓住机遇，以正确的研究方式才能成功。

20世纪最重要的数学家之一，在现代计算机、博弈论、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等诸多领域内有杰出建树的最伟大的科学全才之一。

出生地：匈牙利布达佩斯

院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化学系 布达佩斯大学数学系

成就：“计算机之父”和“博弈论之父”

冯·诺依曼“天才神算”

在ENIAC计算机研制时期。 有几个数学家聚在一起切磋数学难题，百思不得某题之解。有个人决定带着台式计算器回家继续演算。次日清晨，他眼圈黑黑，面带倦容走进办公室，颇为得意地对大家炫耀说：“我从昨天晚上一直算到今晨4点半，总算找到那难题的5种特殊解答。它们一个比一个更难咧！”说话间，冯·诺依曼推门进来，“什么题更难？”虽只听到后面半句话，但“更难”二字使他马上来了劲。有人把题目讲给他听，教授顿时把自己该办的事抛在爪哇国，兴致勃勃地提议道：“让我们一起算算这5种特殊的解答吧。”大家都想见识一下教授的“神算”本领。只见冯·诺依曼眼望天花板，不言不语，迅速进到“入定” 状态。约莫过了5分来钟，就说出了前4种解答，又在沉思着第5种……。青年数学家再也忍不住了，情不自禁脱口讲出答案。冯·诺依曼吃了一惊，但没有接话茬。又过了1分钟，他才说道：“你算得对！”那位数学家怀着崇敬的心情离去，他不无揶揄地想：“还造什么计算机哟，教授的头脑不就是一台‘超高速计算机’吗？”然而，冯·诺依曼却呆在原地，陷入苦苦的思索，许久都不能自拔。有人轻声向他询问缘由，教授不安地回答说：“我在想，他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这么快就算出了答案。”听到此言，大家不禁哈哈大笑：“他用台式计算器算了整整一个夜晚！”冯·诺依曼一愣，也跟着开怀大笑起来。

冯·诺依曼从小就显示出数学和记忆方面的天才，从孩提时代起，冯诺依曼就有过目不忘的天赋，六岁时他就能用希腊语同父亲互相开玩笑。六岁时他能心算做八位数除法，八岁时掌握微积分，在十岁时他花费了数月读完了一部四十八卷的世界史，并可以对当前发生的时间和历史上某个时间做出对比，并讨论两者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策略，十二岁就读懂领会了波莱尔的大作《函数论》要义。先后执教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1930年前往美国，后入美国籍。历任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会员。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

早期以算子理论、共振论、量子理论、集合论等方面的研究闻名，开创了冯·诺依曼代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为研制电子数字计算机提供了基础性的方案。1944年与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合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是博弈论学科的奠基性著作。晚年，研究自动机理论，著有对人脑和计算机系统进行精确分析的著作《计算机与人脑》。主要著作有《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1926）、《计算机与人脑》（1958）、《经典力学的算子方法》、《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连续几何》（196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