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兵者诡道也须戮力同心是什么意思

三国谋略说正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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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谋略说正邪
俗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盖如孔老夫子所言,少壮之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老年人则“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少壮之时读《水浒》,易冲动而“以武犯禁”,到老年了,因读《三国》而多了机心,总忘不了算计别人,谋之求之,患得患失,则这辈子也未免活得太累了,何苦来哉!其实,“少”与“老”的划分倒并非绝对。人之不同,各如其面——对于一个天性恬淡,崇尚简单的人来说,就算少读《水浒》,老读《三国》,也不一定就会影响他的生活态度与生存方式;而有些人少壮时即已城府甚深,有了算计别人的心苗甚或谋夺权势的野心,则他年岁虽少亦不是《三国演义》的合适读者;也有一些人到老年时还是容易冲动,不该出手也出手,则“老不读《水浒》”可也。可见几百年来,国人已经高度总结了阅读这两部作品的经验教训,希望借此提醒人们注意《三国》《水浒》传播的负面效应,两句俗谚,未尝不是有助于改善读者生活态度以提升其生存境界的善意劝诫。
《三国演义》描写了从汉末到晋初天下由合到分又由分到合将近百年的一段战乱,复杂纷繁,由于写的是你死我活的群雄争霸,故其内容从读者的接受效应来评价是一个利害共同体,对读者的作用几乎是一把双刃剑。因《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妙处在于对权术与谋略的生动描写,而其害处恰也在此。孟子曾云:“春秋无义战。”若以之论三国,则有所谓“义战”乎?三国时代的群雄纷争,孰是孰非,谁正谁邪,恐怕也是难以论证的。作者虽有较明显“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犹难免后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讥,则作者的立场态度其实也难断然认定。大凡战争,不管战争的发起者打着“为了……”等如何如何正义的旗号,往往不过是蒙蔽驱使群氓以生命为代价,去谋取少数人的可耻利益,其实往往与正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战争是以暴力解决纷争的最后手段,战事一起,生灵涂炭,受害者往往是广大平民,而且首当其冲的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妇女与儿童。古人云,“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就连那个叱咤风云统率千军万马惯看尸横遍野的曹操,也忍不住在他的《蒿里行》诗里悲切地描述战后惨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些战争曾夺走了而且还将要夺走多少人的生命呀,可这世界上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珍贵呢?以此来观照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到底有多少称得上正义?从历史和人类学的高度看,战争其实是人类自相残杀的一个怪物,从远古人类开始集群生活直到今天,始终纠缠着人类的生活。人类好像永远找不到办法甩掉这个怪物,真是人类一个莫大的悲哀。
《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三国演义》里描写的权术与谋略,大多可以归入“诡道”之类。换句话来说,《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无非就是各个集团用来战胜对手争夺利益的智力工具罢了。曾有一位军队的学人撰文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就四个字:兵不厌诈!以军事学和战争术的视角看,这无疑是高度凝练的总结,《三国演义》的确可以看作一部以小说写成的形象的战争术和军事学著作。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很多人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之作为学习权谋诈术的战争教科书。清张德坚《贼情汇纂》载,“贼之诡计,果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而行之,往往有效,遂定为不传之秘决。其取裁《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清刘銮《五石瓠》载,“明末民变首领张献忠,曾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击贼效之。”清刘健《庭闻录》亦载,“定国……为人勇干刚直,目不知书。有昆明金公趾者,知其可劝,取世俗所传《三国志演义》,为之诵说,定国乐闻之,已遂明斥可望为董、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武侯。”
甚至连女真人也通过读《三国演义》来学兵法,《清史稿》卷三百四十四载,“额勒登保初隶海兰察部下,海兰察谓曰:‘子将才,宜略知古兵法。’以清文《三国演义》授之,由是晓畅战事。” 满清开国的几位皇帝都非常喜欢《三国演义》,传说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幼年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曾跟随主人学习汉文化,且爱读汉人写的小说,尤其喜欢看罗贯中写的《三国演义》。努尔哈赤不仅自己喜欢看《三国演义》,而且要求自己的子侄熟读《三国演义》,从中学得兵法韬略,皇太极与多尔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多尔衮采用《三国演义》中“群英会蒋干中计”的计策,实施反间计,让明朝崇祯皇帝自己杀了挡在满清夺取大明万里江山征程上成为最大障碍的袁崇焕。顺治入关前,为利用蒙族力量,密切满蒙关系以利战事,乃借用“桃园结义”故事以喻满蒙,自己便是那刘备,蒙族则是关羽,以求生死与共。入关后,更命人把《三国演义》译为满文,并定为“官书”,作为满人贵族的教材。历史上这些战争的胜利者,都曾从《三国演义》中获取战争的智慧。就是作为共产党人领袖的毛泽东,也曾熟读《三国》,帮助自己成为一个军事学和战争术的巨人。
历代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祸福,相信后人一定还会继续研究,从而更加深刻地反思与评价。而依我看,至少在大多数事实中,战争的发动者谋求实现野心的动机远远超过他们所标榜的口号和所宣示的理想。战场上累累的白骨,往往不过作了战争狂人和野心家们建筑自己华丽宫殿的基脚。而在战争中必然成为左右胜败局面的所谓谋略,势必悖逆甚至野蛮践踏人类的道德人伦,把战事的双方都变成杀人机器。在残酷的战争中,政不厌诈,兵不厌诈,人不厌诈,尔虞我诈,不但所有人的生命都朝不保夕,而且所有人的心灵都将在恶劣的道德环境中挣扎。
然而《三国演义》里的谋略果真一无是处,只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痛苦和灾难么?其实见仁见智,日本、韩国、新加坡的企业家们却在《三国演义》中看到了管理学和经营术。当然军事学、战争术也好,管理学、经营术也罢,都是建立在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的深入把握之上。只要能够在一定的规则中有限度地使用智谋,不把商业对手视作敌人而使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始终坚守一定的道德底线,则《三国》战事中所包藏的智慧就能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良性的作用。不过当下社会,还是纷纷有不少劣商效法《三国演义》中某些恶人,屡屡越过商业道德、经营规则甚至社会法律的底线,不断制造恶性的事件,把商业对手置于恶劣的竞争环境之中,把员工视作榨取利益的奴隶和工具,同时也把商品的消费者送进失去安全的消费环境,这就不能全怪《三国演义》了。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若以此种精神待人、处事或读书,“善者”与“不善者”何尝不都是我们的老师呢?在此意义上,即便是《三国》谋略的“不善”之处,亦自有其积极意义在。至于各人看到的是什么,也只能是“存乎其人”了,实在与书上写的东西是正是邪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是故,鲁迅先生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因为,书籍像一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往往只是投射于其上的自己的形象。
《三国绝对很邪乎》也是以对“谋略”的描写为核心的小说。然正如克罗齐所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肖君的小说却并非《三国演义》的简单重复,在很大程度上,他颠覆、解构并重构了《三国演义》里的谋略。该书以赤壁之战为主线,通过讲述曹操、刘备、孙权集团众多历史人物的谋略故事,展现了在一个纷乱的时代,一个人、一个团队,身处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语境,如何通过“谋略”的运用以应对所遭遇到的种种局面,或明哲保身,或身首异处,或由弱到强,或由强变弱等等。身处乱世,再强大的人,在历史的巨变面前,都显得渺小而脆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权谋也是弱小的人类个体“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某种生存智慧。或曰,谋略或曰权术的盛行,往往也是某个时代的必然产物。
然而,现今毕竟并非乱世。乱世往往得靠权谋以保身,以成事;而在治世或盛世,公平、公开、公正的人际博弈规则,即制度的构建,对于保身、利生、成事而言,则往往更重要。在很大程度上,权谋的盛行往往意味着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诚信机制——的不合理和不完善,而在一个制度健全且合理的社会里,权谋则往往适足以害身,足以坏事。权谋的运用和盛行,使很多本可用于生产性和创造性事务上的人类精力和资源都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中浪费和内耗掉了,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成为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
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虽然在小说中描写权谋,但永革君却认为,现代社会所崇尚的应该是共生共赢的生存哲学,而不是竞争甚至斗争的生存哲学。作为环境的“他者”,其实是作为个体的自我的延伸。你对“他者”的所作所为,往往最终都会反射到个体自己的身上来。譬如,你伤害了他人,一般而言,他人也会想尽千方百计来报复于你,而如果你自己因此受到了伤害,则无异于自己伤害了自己,不过是假他人之手罢了。在此意义上,对“他者”的伤害无异于自我伤害;反之,善待“他者”,则等于善待自己。
永革君认为,一个不需要权谋,不需要圣人和英雄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理想社会。有鉴于此,他对《三国演义》里的权谋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这也是书名中“邪”字的来由。在写作中,永革君或隐或显地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营销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对三国中的谋略进行了故事化的重新阐释和解读,且对在相关人物中表现出来的人性弱点及人的多面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心理分析。
该书既不乏文学性,又极具可读性与实用性。偈云,“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我相信,来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职业类型的读者们,在读了永革君的小说后,当各各有其不同于他人的感想或理解罢。
作为学者,我在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元明清文学领域已经蹉跎了二三十年的光阴,写过包括《三国演义》研究在内的《明清小说史》及一些有关文字,虽谈不上什么成就,但总算对三国故事的传播、变迁及影响具有一定的常识。当然,我所谓的“常识”倒并不一定就是真理。我只是一遇《三国演义》或三国历史、三国故事的应用型研究,就本能地警觉到其中的所谓谋略,可能又要在我们本已不够安宁的生活中作祟了。所以,借永革君书成之际,拉拉杂杂地写出来,以求教于读者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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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回 诸葛亮大破魏兵 司马懿入寇西蜀
  蜀汉建兴七年夏四月,孔明兵在祁山,分作三寨,专候魏兵。
  却说司马懿引兵到长安,张A接见,备言前事。懿令A为先锋,戴陵为副将,引十万兵到祁山,于渭水之南下寨。郭淮、孙礼入寨参见。懿问曰:“汝等曾与蜀兵对阵否?”二人答曰:“未也。”懿曰:“蜀兵千里而来,利在速战;今来此不战,必有谋也。陇西诸路,曾有信息否?”淮曰:“已有细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日夜提防,并无他事。只有武都、阴平二处,未曾回报。”懿曰:
  “吾自差人与孔明交战。汝二人急从小路去救二郡,却掩在蜀兵之后,彼必自乱矣。”
  二人受计,引兵五千,从陇西小路来救武都、阴平,就袭蜀兵之后。郭淮于路谓孙礼曰:“仲达比孔明如何?”礼曰:“孔明胜仲达多矣。”淮曰:“孔明虽胜,此一计足显仲达有过人之智。蜀兵如正攻两郡,我等从后抄到,彼岂不自乱乎?”正言间,忽哨马来报:
  “阴平已被王平打破了,武都已被姜维打破了。前离蜀兵不远。”礼曰:“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如何陈兵于外?必有诈也。不如速退。”郭淮从之。方传令教军退时,忽然一声炮响,山背后闪出一枝军马来,旗上大书:“汉丞相诸葛亮”,中央一辆四轮车,孔明端坐于上;左有关兴,右有张苞。孙、郭二人见之,大惊。孔明大笑曰:“郭淮、孙礼休走!司马懿之计,安能瞒得过吾?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战,却教汝等袭吾军后。武都、阴平吾已取了。
  汝二人不早来降,欲驱兵与吾决战耶?”郭淮、孙礼听毕,大慌。忽然背后喊杀连天,王平、姜维引兵从后杀来。兴、苞二将又引军从前面杀来。两下夹攻,魏兵大败。郭、孙二人弃马爬山而走。张苞望见,骤马赶来;不期连人带马,跌入涧内,后军急忙救起,头已跌破。孔明令人送回成都养病。  却说郭、孙二人走脱,回见司马懿曰:“武都、阴平二郡已失。孔明伏于要路,前后攻杀,因此大败,弃马步行,方得逃回。”懿曰:“非汝等之罪,孔明智在吾先。可再引兵守把雍、d二城,切勿出战。吾自有破敌之策。”二人拜辞而去。懿又唤张A、戴陵分付曰:
  “今孔明得了武都、阴平,必然抚百姓以安民心,不在营中矣。汝二人各引一万精兵,今夜起身,抄在蜀兵营后,一齐奋勇杀将过来;吾却引军在前布阵,只待蜀兵势乱,吾大驱士马,攻杀进去:两军并力,可夺蜀寨也。若得此地山势,破敌何难?”二人受计引兵而去。
  戴陵在左,张A在右,各取小路进发,深入蜀兵之后。三更时分,来到大路,两军相遇,合兵一处,却从蜀兵背后杀来。行不到三十里,前军不行。张、戴二人自纵马视之,只见数百辆草车横截去路。A曰:“此必有准备。可急取路而回。”才传令退军,只见满山火光齐明,鼓角大震,伏兵四下皆出,把二人围住。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戴陵、张A可听吾言:司马懿料吾往武都、阴平抚民,不在营中,故令汝二人来劫吾寨,却中吾之计也。汝二人乃无名下将,吾不杀害,下马早降!”A大怒,指孔明而骂曰:“汝乃山野村夫,侵吾大国境界,如何敢发此言!吾若捉住汝时,碎尸万段!”言讫,纵马挺枪,杀上山来。山上矢石如雨,A不能上山,乃拍马舞枪,冲出重围,无人敢当。蜀兵困戴陵在垓心。A杀出旧路,不见戴陵,即奋勇翻身又杀入重围,救出戴陵而回。孔明在山上,见A在万军之中,往来冲突,英勇倍加,乃谓左右曰:“尝闻张翼德大战张A,人皆惊惧。吾今日见之,方知其勇也。若留下此人,必为蜀中之害。吾当除之。”遂收军还营。  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只待蜀兵乱动,一齐攻之。忽见张A、戴陵狼狈而来,告曰:“孔明先如此提防,因此大败而归。”懿大惊曰:“孔明真神人也!不如且退。”即传令教大军尽回本寨,坚守不出。
  且说孔明大胜,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乃引大军回寨。每日令魏延挑战,魏兵不出。一连半月,不曾交兵。孔明正在帐中思虑,忽报天子遣侍中费t赍诏至。孔明接入营中,焚香礼毕,开诏读曰:“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重违君意,听顺所守。前年耀师,馘斩王双;今岁爱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复兴二郡:威震凶暴,功勋显然。方今天下骚扰,元恶未枭,君受大任,干国之重,而久自抑损,非所以光扬洪烈矣。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孔明听诏毕,谓费t曰:“吾国事未成,安可复丞相之职?”坚辞不受。t曰:“丞相若不受职,拂了天子之意,又冷淡了将士之心。宜且权受。”孔明方才拜受。t辞去。
  孔明见司马懿不出,思得一计,传令教各处皆拔寨而起。当有细作报知司马懿,说孔明退兵了。懿曰:“孔明必有大谋,不可轻动。”张A曰:“此必因粮尽而回,如何不追?”
  懿曰:“吾料孔明上年大收,今又麦熟,粮草丰足;虽然转运艰难,亦可支吾半载,安肯便走?彼见吾连日不战,故作此计引诱。可令人远远哨之。”军士探知,回报说:“孔明离此三十里下寨。”懿曰:“吾料孔明果不走。且坚守寨栅,不可轻进。”住了旬日,绝无音信,并不见蜀将来战。懿再令人哨探,回报说:“蜀兵已起营去了。”懿未信,乃更换衣服,杂在军中,亲自来看,果见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懿回营谓张A曰:“此乃孔明之计也,不可追赶。”又住了旬日,再令人哨探。回报说:“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A曰:
  “孔明用缓兵之计,渐退汉中,都督何故怀疑,不早追之?A愿往决一战!”懿曰:“孔明诡计极多,倘有差失,丧我军之锐气。不可轻进。”A曰:“某去若败,甘当军令。”懿曰:“既汝要去,可分兵两枝:汝引一枝先行,须要奋力死战;吾随后接应,以防伏兵。汝次日先进,到半途驻扎,后日交战,使兵力不乏。”遂分兵已毕。
  次日,张A、戴陵引副将数十员、精兵三万,奋勇先进,到半路下寨。司马懿留下许多军马守寨,只引五千精兵,随后进发。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见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唤众将商议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王平出曰:“某愿当之。”孔明曰:
  “若有失,如何?”平曰:“愿当军令。”孔明叹曰:“王平肯舍身亲冒矢石,真忠臣也!
  虽然如此,奈魏兵分两枝前后而来,断吾伏兵在中;平纵然智勇,只可当一头,岂可分身两处?须再得一将同去为妙。怎奈军中再无舍死当先之人!”言未毕,一将出曰:“某愿往!”孔明视之,乃张翼也。孔明曰:“张A乃魏之名将,有万夫不当之勇,汝非敌手。”
  翼曰:“若有失事,愿献首于帐下。”孔明曰:“汝既敢去,可与王平各引一万精兵伏于山谷中;只待魏兵赶上,任他过尽,汝等却引伏兵从后掩杀。若司马懿随后赶来,却分兵两头:张翼引一军当住后队,王平引一军截其前队。两军须要死战。吾自有别计相助。”二人受计引兵而去。
  孔明又唤姜维、廖化分付曰:“与汝二人一个锦囊,引三千精兵,偃旗息鼓,伏于前山之上。如见魏兵围住王平、张翼,十分危急,不必去救,只开锦囊看视,自有解危之策。”
  二人受计引兵而去。又令吴班、吴懿、马忠、张嶷四将,附耳分付曰:“如来日魏兵到,锐气正盛,不可便迎,且战且走。只看关兴引兵来掠阵之时,汝等便回军赶杀,吾自有兵接应。”四将受计引兵而去。又唤关兴分付曰:“汝引五千精兵,伏于山谷;只看山上红旗s动,却引兵杀出。”兴受计引兵而去。  却说张A、戴陵领兵前来,骤如风雨。马忠、张嶷、吴懿、吴班四将接着,出马交锋。
  张A大怒,驱兵追杀。蜀兵且战且走,魏兵追赶约有二十余里,时值六月天气,十分炎热,人马汗如泼水。走到五十里外,魏兵尽皆气喘。孔明在山上把红旗一招,关兴引兵杀出。马忠等四将,一齐引兵掩杀回来。张A、戴陵死战不退。忽然喊声大震,两路军杀出,乃王平、张翼也。各奋勇追杀,截其后路。A大叫众将曰:“汝等到此,不决一死战,更待何时!”魏兵奋力冲突,不得脱身。忽然背后鼓角喧天,司马懿自领精兵杀到。懿指挥众将,把王平、张翼围在垓心。翼大呼曰:“丞相真神人也!计已算定,必有良谋。吾等当决一死战!”即分兵两路:平引一军截住张A、戴陵,翼引一军力当司马懿。两头死战,叫杀连天。姜维、廖化在山上探望,见魏兵势大,蜀兵力危,渐渐抵当不住。维谓化曰:“如此危急,可开锦囊看计。”二人拆开视之,内书云:“若司马懿兵来围王平、张翼至急,汝二人可分兵两枝,竟袭司马懿之营;懿必急退,汝可乘乱攻之。营虽不得,可获全胜。”二人大喜,即分兵两路,径袭司马懿营中而去。原来司马懿亦恐中孔明之计,沿途不住的令人传报。懿正催战间,忽流星马飞报,言蜀兵两路竟取大寨去了,懿大惊失色,乃谓众将曰:
  “吾料孔明有计,汝等不信,勉强追来,却误了大事!”即提兵急回。军心惶惶乱走。张翼随后掩杀,魏兵大败。张A、戴陵见势孤,亦望山僻小路而走,蜀兵大胜。背后关兴引兵接应诸路。司马懿大败一阵,奔入寨时,蜀兵已自回去。懿收聚败军,责骂诸将曰:“汝等不知兵法,只凭血气之勇,强欲出战,致有此败。今后切不许妄动,再有不遵,决正军法!”
  众皆羞惭而退。这一阵,魏军死者极多,遗弃马匹器械无数。
  却说孔明收得胜军马入寨,又欲起兵进取。忽报有人自成都来,说张苞身死。孔明闻知,放声大哭,口中吐血,昏绝于地。众人救醒。孔明自此得病卧床不起。诸将无不感激。后人有诗叹曰:“悍勇张苞欲建功,可怜天不助英雄!武侯泪向西风洒,为念无人佐鞠躬。”
  旬日之后,孔明唤董厥、樊建等入帐分付曰:“吾自觉昏沉,不能理事;不如且回汉中养病,再作良图。汝等切勿走泄:司马懿若知,必来攻击。”遂传号令,教当夜暗暗拔寨,皆回汉中。孔明去了五日,懿方得知,乃长叹曰:“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吾不能及也!”于是司马懿留诸将在寨中,分兵守把各处隘口;懿自班师回。  却说孔明将大军屯于汉中,自回成都养病;文武官僚出城迎接,送入丞相府中,后主御驾自来问病,命御医调治,日渐痊可。建兴八年秋七月,魏都督曹真病可,乃上表说:“蜀兵数次侵界,屡犯中原,若不剿除,必为后患。今时值秋凉,人马安闲,正当征伐。臣愿与司马懿同领大军,径入汉中,殄灭奸党,以清边境。”魏主大喜,问侍中刘晔曰:“子丹劝朕伐蜀,若何?”晔奏曰:“大将军之言是也。今若不剿除,后必为大患。陛下便可行之。
  睿点头。晔出内回家,有众大臣相探,问曰:“闻天子与公计议兴兵伐蜀,此事如何?”晔应曰:“无此事也。蜀有山川之险,非可易图;空费军马之劳,于国无益。”众官皆默然而出。杨暨入内奏曰:“昨闻刘晔劝陛下伐蜀;今日与众臣议,又言不可伐:是欺陛下也。陛下何不召而问之?”睿即召刘晔入内问曰:“卿劝朕伐蜀;今又言不可,何也?”晔曰:
  “臣细详之,蜀不可伐。”睿大笑。少时,杨暨出内。晔奏曰:“臣昨日劝陛下伐蜀,乃国之大事,岂可妄泄于人?夫兵者,诡道也:事未发,切宜秘之。”睿大悟曰:“卿言是也。”自此愈加敬重。
  旬日内,司马懿入朝,魏主将曹真表奏之事,逐一言之。懿奏曰:“臣料东吴未敢动兵,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睿即拜曹真为大司马、征西大都督,司马懿为大将军、征西副都督,刘晔为军师。三人拜辞魏主,引四十万大兵,前行至长安,径奔剑阁,来取汉中。其余郭淮、孙礼等,各取路而行。汉中人报入成都。此时孔明病好多时,每日操练人马,习学八阵之法,尽皆精熟,欲取中原;听得这个消息,遂唤张嶷、王平分付曰:“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陈仓古道,以当魏兵;吾却提大兵便来接应。”二人告曰:“人报魏军四十万,诈称八十万,声势甚大,如何只与一千兵去守隘口?倘魏兵大至,何以拒之?”孔明曰:“吾欲多与,恐士卒辛苦耳。”嶷与平面面相觑,皆不敢去。孔明曰:“若有疏失,非汝等之罪。不必多言,可疾去。”二人又哀告曰:“丞相欲杀某二人,就此清杀,只不敢去。”孔明笑曰:“何其愚也!吾令汝等去,自有主见:吾昨夜仰观天文,见毕星廛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魏兵虽有四十万,安敢深入山险之地?因此不用多军,决不受害。吾将大军皆在汉中安居一月,待魏兵退,那时以大兵掩之:以逸待劳,吾十万之众可胜魏兵四十万也。”二人听毕,方大喜,拜辞而去。孔明随统大军出汉中,传令教各处隘口,预备干柴草料细粮,俱够一月人马支用,以防秋雨;将大军宽限一月,先给衣食,伺候出征。
  却说曹真、司马懿同领大军,径到陈仓城内,不见一间房屋;寻土人问之,皆言孔明回时放火烧毁。曹真便要从陈仓道进发。懿曰:“不可轻进。我夜观天文,见毕星躔于太阴之分,此月内必有大雨;若深入重地,常胜则可。倘有疏虞,人马受苦,要退则难。且宜在城中搭起窝铺住扎,以防阴雨。”真从其言。未及半月,天雨大降,淋漓不止。陈仓城外,平地水深三尺,军器尽湿,人不得睡,昼夜不安。大雨连降三十日,马无草料,死者无数,军士怨声不绝。传入洛阳,魏主设坛,求晴不得。黄门侍郎王肃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此谓平途之行军者也。又况于深入险阻,凿路而前,则其为劳,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远而难继:实行军之大忌也。
  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方半谷,治道功大,战士悉作:是彼偏得以逸待劳,乃兵家之所惮也。言之前代,则武王伐纣,出关而复还;论之近事,则武、文征权,临江而不济:岂非顺天知时,通于权变者哉?愿陛下念水雨艰剧之故,休息士卒;后日有衅,乘时用之。所谓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者也。”魏主览表,正在犹豫,杨阜、华歆亦上疏谏。魏主即下诏,遣使诏曹真、司马懿还朝。  却说曹真与司马懿商议曰:“今连阴三十日,军无战心,各有思归之意,如何禁止?”
  懿曰:“不如且回。”真曰:“倘孔明追来,怎生退之?”懿曰:“先伏两军断后,方可回兵。”正议间,忽使命来召。二人遂将大军前队作后队,后队作前队,徐徐而退。
  却说孔明计算一月秋雨将尽,天尚未晴,自提一军屯于城固,又传令教大军会于赤坡驻扎。孔明升帐唤众将言曰:“吾料魏兵必走,魏主必下诏来取曹真、司马懿兵回。吾若追之,必有准备;不如任他且去,再作良图。”忽王平令人报来,说魏兵已回。孔明分付来人,传与王平:
  “不可追袭。吾自有破魏兵之策。”正是:魏兵纵使能埋伏,汉相原来不肯追。未知孔明怎生破魏,且看下文分解。您所在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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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湖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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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 湖南大学文学院
三国历史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三国演义》具有永久的魅力。过去,它是农民起义军指导作战的教科书,后来又成为企业家和商人们从事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思想宝库。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开国领袖毛泽东都非常重视和喜欢《三国演义》。自《三国演义》电视剧开播,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开讲“三国”以后,三国故事又重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一、小说的成书过程与作者罗贯中的生平
关于书名:《三国演义》,准确地说应该称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历史演义小说。“演义”一词最早见于《后汉书·周党传》:“党等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是陈述义理的意思,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文体概念。
成书过程:《三国演义》以陈寿《三国志》所载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基础,吸收民间长期流传的三国故事,最后由罗贯中加工创作而成,是一部世代累积型小说。
三国故事在魏晋时期就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晚唐诗人李商隐《娇儿》诗云:“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宋代“说三分”非常流行,成为一种职业。《东坡志林》中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元代,三国故事被大量改编为戏剧。元至治年间(),《新全相三国志平话》问世。今人刘世德在日本天理大学发现《三分事略》,从故事内容、刻板行款等情况看,二者实为同一书的不同刻本。
《三国志平话》文字粗糙,艺术价值不高。地名、人名多有错误。如许攸写作“许由”,张角作“张觉”,马岱作“马大”,新野作“辛冶”等。情节上也有不少荒诞无稽的成份。
罗贯中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后写定者。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当为元末明初人。王圻《稗史汇编》说他“有志图王”,因遇真主(指朱元璋),转而传神稗史。除《三国演义》外,还著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和《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是施耐庵的学生,曾参与《水浒传》的创作。其作品大多以乱世为题材。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
1、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的历史观念
《三国演义》是一部历史小说,叙述了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所叙史事始于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止于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共97年。作者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宿命论。
作者并非没有大一统的思想观念,还是对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事实感到无可奈何,所以整部小说充满了一种感伤的气氛。
2、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与明君王道的政治理想。
拥刘反曹是《三国演义》的基本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形成受到正统观念与民间心理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取决于作者明君王道的政治理想。
刘备宽仁待民,信守忠义,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明君的典型。代表王道。
曹操乃千古奸雄中第一奇人,狡诈诡谲,残暴狠毒,豪爽伪善,是暴君的典型。代表霸道。
3、忠义的道德原则
《三国演义》还是一部道德小说。“忠义”是小说所标举的道德原则。其中,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是绝对的,必须遵守的。忠主要指对君主的忠诚,有时是相对的,可转移的。《三国演义》强调贤臣择主而事,反对愚忠,一定程度上把忠于自我,忠于自己的信仰做为忠君的前提。这种忠义观与《水浒传》中宋江信守的忠义思想有所不同。
关羽、诸葛亮是小说中忠义的代表人物。
4、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
《三国演义》是一部战争小说。书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充满辩证法思想,大体上符合军事科学的原则。孙子说:“兵者,诡道也”。《三国演义》写官渡之战、彝陵之战、赤壁之战,还有水淹七军、街亭之战等,或火攻,或水攻,作者既注意结合政治与外交描写战争,又注意分析具体的战争形式和条件,形象地表达了一种兵无常形,以诡道取胜的军事思想。
5、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人才战略
以曹操刘备为例。二人都善于识人用人,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道理。
曹操用人以术。他可以梦中杀人,但时刻牢记“不可因杀一人而失天下人之心”。放走关羽,重用陈琳,不杀张绣,假刘表黄祖之手杀祢衡等,都证明了这一点。
刘备用人秉忠义之道。对诸葛亮,从三顾茅庐到白帝托孤,始终亲之信之。其他如对关羽、赵云、徐庶等,都是如此。 三、对历史题材七实三虚的艺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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