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赛55:9）

我曾是一个不轻易服输和妥协的人。从小到大，在选择学校、工作，甚至在选择人生伴侣的事情上都很自我和固执。

1997年，我放弃了家乡优越的工作和待遇，和前夫一起来到北京打拼。十年的辛勤付出，我们的小家物质丰富了，夫妻关系却出现极大的裂痕，最终，我们走上了离异的不归路。

从2008年开始，我独自带着女儿生活，长达半年的时间，我在不断问自己，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正在这时，我的一位朋友找到我说，只要加入他们公司，就能接受有关性格塑造、人际关系经营维系等方面的培训，我毫不犹豫地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加入了他们的团队。我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金钱，只是为了改变自己。此时，我并不知道，神早已从远处看见了我，并借着这家全球知名的直销公司吸引“浑身是刺”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的信仰。

2009年初夏的一个午后，我去参加公司例会。在一个很窄小的十字路口，曝晒的日头底下，我等红灯时感到身边有个人在看我，好奇心驱使我转头，就在那一刻，那人也转向了我。我们都愣住了，竟是一位已经失去联系六年之久的朋友，尽管我们一起欢呼着这样的巧遇，但是理由却大不相同。刚刚信主不到一年的好友很虔诚地认为，再次遇到我是神的旨意，她该向我传福音；而我是因为直销业务需要女性客户，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朋友邀请我参加她的家庭聚会点，而我当时正沉浸在借着宏伟的直销事业改变自己的伟大梦想中，并没理会，我与主失之交臂。

2010年，我计划着借助网络交友平台，用征婚的形式招募我的直销团队合伙人并未来的丈夫。我的想法是，先检验人品合格否，如果合格，就先做合作伙伴，表现好再谈婚姻的事情。没想到，“候选者”竟然也是个基督徒。初次约见之后，我就认定，这人只能做我最低级别的合作伙伴。但没想到他比我有耐心，每周日都约我去教会聚会。每当他们敬拜时，我的眼光就四处寻觅，看有没有我的直销目标客户。这一次，面对神的邀请，我依然心不在焉。

2012年就在我直销事业出现危机时，神再次差派了一个基督徒来到我身边，这个基督徒加入到我的直销团队之后，常常来我家给我讲神的恩典，讲主对他与家人关系的改变。借着神在这几位基督徒朋友生命中的改变，我开始关注这位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神。

2014年，一直拼命奋斗的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我所经营的公司因资金链的问题，不得不停止了一切工作。女儿也因为户口问题，不得不回到老家参加中考。前方已经无路可走，我再度陷入迷茫之中。我不明白，人到底该不该努力追求价值的实现？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最后却两手空空？

2014年7月，为了生计，我开始网上投简历找工作，误打误撞地加入了一个单身QQ群。开始我并没在意，只是偶尔有心情，就进去聊两句。几个月后，感恩节刚过3天，QQ群发起了一个聚会，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群里的聚会，见面交谈之间，我才知道，群主和一位管理员都是基督徒。在那次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聚会中，有位先生对我说，唯有基督是真理，是道路和智慧，并鼓励我也信主。

聚会结束，晚上回到家，我怎么也睡不着。就主动加上那位先生为好友，当晚我将他QQ空间的内容看了个遍。我发现了一个明显的生命分水岭。在认识基督之前，他的生活茫然而幼稚，认识基督和去教堂之后所记录下的文字则充满力量和方向。我再次回想起以前认识的那几位基督徒向我讲述的他们的生命改变......在我的生命中仿佛出现了一道光，使我有了一丝的领悟——神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我，祂在等我回家，等我向祂回转。

感谢神的安排，2014年12月7日，我来到了海淀教堂，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场主日敬拜。那天的证道题目是《团队的服侍》。在那一堂证道中，神的话语就像一把利剑，准确无误地刺入我生命的深处。我在直销公司里曾经经历了近千场的培训，很多形式的培训听得我都有免疫力了，可那一堂的牧师证道，却令我哭得稀里哗啦。

因为我的原因，我最想负责任的女儿不得不远离我，我最想尽孝心的父母不得不替我承担义务，我最想完成的团队带领工作不得不搁浅。感谢大能全能的神，他知道我已山穷水尽，他知道我除了剩下一颗追求的心，已经无能为力，茫然无措的我，已不知道下一站会去哪里流浪。

三天后，我这只迷失的羔羊报名参加了教会的慕道班学习。那一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认识了解基督到底是谁，祂为何具有如此巨大的能力。

感谢神的奇妙安排和周密计划，就在慕道班课程即将完成之际，海淀教会开始了抄写圣经的事工，在圣灵感动之下，我报名参加了抄写圣经的圣工。又借着参加此项事工，我被破例批准加入牧师带领的查经小组。

如果说2014年12月报名参加慕道班只是神对我的一个“初诊”，那么，2015年5月报名抄写圣经的圣工则是神对我生命的一次成功抢救。两个月过去了，靠着神的恩典，看似同样的时日，生命的意义却已经完全不同，我经历着之前从未有过的喜乐和平安。

进入6月，我就开始倒计时，期待着7月受洗的日子早日来临。这一天我将向众人宣告我的重生，在这一天，我愿用我的生命见证祂的荣耀，祂的得胜。我相信，天上地下，每一个生命因着主复活的大能摆脱捆绑，得以自由释放的那一刻，必换得对天父上帝的更多欢呼与赞美！哈利路亚！

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基督教信仰热潮？基督教信仰快速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

6月21日晚，巴黎东部美丽城19区一家教堂内，齐聚着东方脸孔的信徒——他们是来自中国温州的新移民。这个在巴黎聚集了最多温州移民社区的教会拥有上千基督徒，在整个大巴黎地区，华人基督教会超过20家。

温州人不是到法国后才成为基督徒的。1980年代就开始移民巴黎的温州人，很少加入当地教会，而是建自己的教会；他们争相修建最漂亮、十字架最高的教堂。这些教堂外表华丽，内部安有中央空调、投影仪等最新设备，教堂外常停满豪车。

他们在巴黎建教堂并不奇怪。以经贸发达著名的温州，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中国的耶路撒冷。据统计，温州有超过2000家教堂，基督徒比例高达城市人口的15%（温州市约100万人）。

基督教的人数统计争议非常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公布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中国两家学术研究机构认为基督徒约3300万，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认为中国有6700万基督教徒；1990年代美国有媒体称中国有1亿基督徒，曾引起不小震动。

数字差异主要来自统计口径。官方一般以“三自教会”登记的信徒数为准，并不承认家庭教会。有学者认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信众相等，若前者为2500万人，总人数就会逼近5000万。但不少基督徒既参与“三自教会”也参加家庭教会。根据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说法，单纯属于家庭教会的人数至多与“三自”的基督徒相等，更大可能是远少于“三自教会”。这样看来，中国基督徒保守估计为3500万。

计算方法上较可信的是《圣经》推算法，即先抽样调查获得每个基督徒平均拥有的《圣经》数，再根据中国的《圣经》印刷总数倒推，它实际上与杨凤岗等人的估算相差不大。

3500万虽不及中国总人口的3%，但文革前，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不过80万。1982年，官方数据显示有300万基督徒，1991年为450万，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达1000万，仅仅6年时间，年均增长达20%，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河南是基督教在农村扩张的典型，而周口又是河南的典型——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成立教会的地区。周口全市8县有1200个教堂，50万基督徒。农民空闲时多聚在家庭教会。今天在周口的农村，很多坟头竖着的已是十字架而非传统墓碑，而教堂则扮演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在河南周口，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的英国传宣士戴德生

基督教在中国也有社会阶层的分布。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带有“两头大、中间小”的阶层分布特征，即来自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分别为30%和23.4%），大于来自中等水平家庭（17%）的学生。有研究甚至认为，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更可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收入层次较高者。

不过，基督教在东北是奇特地以“城市包围农村”传播。以吉林为例，1982年—1993年间，基督教传播很慢，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9%)，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今天，基督徒人数已占各类宗教信仰总人数的50%，而且90%都是最近20年内信主的。

 基督教信仰为社会带来了什么？ 

我们观察发现，在时间节点上，基督教信仰在东北爆发式增长与激烈的国企改制正好同步。

国企改制在东北是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社会结构高度单一：企业的社会化现象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人们的生老病死和全部社会关系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单位。

国企改制不但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失去了旧有的社会纽带，人们不但要重新找工作，还要重新找组织。对于全民在国企上班的社会，一个人突然被企业抛离，内心的创伤和失落感会非常强烈。

从东北地区基督徒结构上看，迅速增长的基督徒主要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者。这说明基督教信仰在当地的扩展，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虽然这种信仰动机和有些人因疾病困扰加入教会一样，有功利和盲从的取向，但基督徒们的关爱和鼓励对这个失落群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另一方面，之所以人们选择基督教信仰，还因为东北人口主要由关内移民构成，在大工业单位人情厚重环境中度过前半生的人，很容易投身到具有浓厚互助、关爱氛围的基督教会和团契中。

而更大面积的熟人社会瓦解发生在中国的农村。

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基督教会是重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宗教、宗族，人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承包制后，意识形态真空，“打工潮”导致农村空心化，只剩老人、孩子的乡村，丧失了建立宗族社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趋势

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的唯一选项，或者说，中国农村的现状为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教会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或在弟兄姊妹的家中重新组织聚会。

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很难受到父辈影响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有趣的是，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徒。

“新客家人”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工作薪水低、居住条件差、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的重要时刻。

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人们相互认识、彼此关心、彼此互为弟兄姊妹。“交朋结友”成了“新客家人”在教会的重要活动。和深圳类似，在北、上、广的教会中，本地基督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很多地方外地基督徒在教会中的比例甚至高达90%。

近三十年来，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心理需求，是基督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但是也要警惕，基督教信仰在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的“异端邪教”。

 历史的巨轮究竟是谁在掌舵？ 

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也是很多转型社会的普遍现象。台湾、韩国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的案例，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功能并不仅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以及他们对于普世真理的认识。

以工商界为例，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信仰几乎广泛影响着任何一个领域，基督徒中间有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甚至是政客，而他们的信仰历程和见证也是丰富多彩。很多教会在举办“工商团契”，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

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深圳等地，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甚至安徽、湖北、四川。聚会虽在教堂举办，但独立于教会组织，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基督徒企业家牵头。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职业道德与对上帝的侍奉敬畏相连接，有些基督徒的企业会直接把员工培训加入对“圣经”的学习。

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被上帝兴起了一代人，他们勇敢的为上帝摆上、坚守自己的信仰、在各个领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皆因他们相信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属乎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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