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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网 络 信 息 安 全 技 术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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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性恐怖主义的行动模式及其根源
自杀性恐怖主义的行动模式及其根源
&&&&&&& 来源：《国际安全研究》
&&&&&&& 摘要：作为恐怖组织常用的一种行动模式，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更使得自杀性恐怖主义成为恐怖组织在恐怖袭击中惯用的一种手段。相比其他形式的恐怖袭击，自杀性恐怖主义具有简单、廉价、机动性强、引起的社会恐慌大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严重等特征。自杀性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都已经发生过，被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广泛使用，针对的对象多样化，并且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动流程。目前学术界从个体、组织、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否愿意进行自杀性恐怖袭击，最为重要的是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即个人通过自杀性恐怖袭击获得的好处是否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个人收益、是否可以增进家庭的福利、是否可以增加所在共同体的利益。在未来的反恐与应对中，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增强重要设备的科技含量、增加双方对话与谈判的可能性、加强公共外交的力度、增进各国间的相互合作等方式以应对自杀性恐怖主义威胁。
　　导&&& 言
&&&&&&& 九一一事件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在此次事件中，恐怖分子挟持 4 架民航客机，以自杀的形式撞击包括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在内的美国标志性建筑，以 19 名恐怖分子死亡的代价造成了近三千名美国无辜平民的死亡，同时也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一方面，九一一事件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严重冲击，直接导致了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受九一一事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恐怖组织开始仿效基地组织，自杀性恐怖袭击成为恐怖组织在之后很长时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为方式。例如，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统计， 年，全世界范围共发生了 2456 起自杀性恐怖袭击，共造成包括恐怖分子在内的 24840 人死亡，56448 人受伤。1998 年以后，特别是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自杀性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到 2012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的 395起。
　　目前，政策界和学术界已经对自杀性恐怖主义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必须要同时满足杀死和死亡两个条件，即一次自杀性袭击成功的重要前提是当事者有预谋的死亡，而这种有预谋死亡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杀死敌人，次要目标是破坏敌人的军用和民用设备，从而造成恐怖气氛，影响当事国政府在政治层面上做出让步和妥协。
　　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不同的是，自杀性恐怖主义具有简单、廉价、机动性强、引起的社会恐慌大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严重等特征。仅仅是九一一事件一起自杀性恐怖袭击，就造成包括参与袭击的 19 名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在内的 2995 名人员伤亡，仅仅对纽约就造成了近 10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据美国国会 2003 年 8 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 年间，全世界范围内有报道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大约只占所有类型恐怖袭击总数的 3%，但却导致了 48% 的死亡人数；在年的巴以冲突中，自杀性恐怖袭击只占这一地区所有恐怖袭击数量的 1%，但却导致了44% 的以色列人死亡。
　　正是由于以上几个特点，使恐怖组织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更愿意采取这种方式作为袭击的主要形式；同时，因为这种方式对人类社会正常秩序所造成的巨大危害，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这种袭击方式，并加大了对它的打击力度。一般认为，1983 年 10 月 23 日发生在黎巴嫩贝鲁特联合国维和行动军营里的两次自杀性爆炸事件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杀性恐怖主义开始的标志。在这两次袭击中，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了美国和法国军队共死亡 299 人，这也直接导致了 6 个月后美国总统里根和法国总统密特朗宣布从这一地区撤出本国军队的决定。
　　但事实上，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自杀袭击在历史上就广泛存在：例如，1881 年，俄国曾经出现了针对沙皇的炸弹袭击事件；二战后期，日本“神风敢死队”对盟国的自杀行动，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自杀性恐怖袭击。
　　但与当代自杀性恐怖主义有较大不同的是，历史上的这些自杀性恐怖袭击往往都是针对特定的政治目标而非随机挑选平民作为主要行动对象，行动更加具有针对性。在行动过程中，任务执行者也主要采取的是使用武器进行暗杀，而不像当代自杀性恐怖主义主要采取通过炸弹进行爆炸的形式。
　　按照常识，用自杀的极端方式以换取行动的成功，并不符合人类工具理性的基本逻辑。因为对于恐怖分子而言，在一次自杀性行动后自己将会死亡，无法享受到自杀袭击带给自己的好处。但是本文认为，这种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实际上也是理性的。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杀性恐怖袭击只是恐怖组织通过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方式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的手段之一。这种手段的最大特点是恐怖分子采取终极方式以实现本组织的袭击的目的。自杀袭击者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实际上也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行为。其原因在于，恐怖组织作为一种非法组织，遭到了来自政府层面的坚决反对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恐怖分子被政府逮捕，那么他将受到法律甚至肉体上的严厉惩戒。在许多恐怖分子看来，与其忍受长久的牢狱之苦甚至肉体折磨（比如美军臭名昭著的“阿布格莱布”虐囚丑闻），倒不如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选择自杀会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声望、给家人带来物质上的巨大利益，同时也使所在的共同体在与对手的竞争中取得优势。这种动因，往往是他们主动和自愿选择进行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根本原因。
　　自杀性恐怖主义：一种普遍的行动模式
　　目前，自杀性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都已经发生过，被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广泛运用，针对的对象多样化，并且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动流程。
　　1、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地理分布
　　一般认为，自杀性恐怖主义主要是由伊斯兰激进组织发动的、针对西方国家的一种行为模式。但与许多人这种主观认知不尽相同的是，自杀性恐怖袭击并不只是伊斯兰激进分子才使用的一种作案手法，而是被众多类型的恐怖组织所普遍采用的行为模式。据统计，年间，在全球 46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 2456 起自杀性恐怖袭击，尽管这些袭击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南亚，但实际上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着广泛分布，中国也是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受害国之一。
　　按照自杀性恐怖袭击发生的频次进行排序，发生自杀性袭击最多的国家是伊拉克，而造成伊拉克自杀性恐怖袭击频繁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在不对称战争的情况下，伊拉克人只能选择以自杀性袭击的方式给美国及其盟国施加压力，从而达到迫使这些国家军队撤出本国的目的。
&&&&&&& 2、自杀性恐怖主义的类型划分
　　不同的恐怖组织采取自杀袭击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例如，左翼恐怖组织采取自杀性恐怖袭击的目的是进行“世界革命”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新世界”；右翼恐怖组织往往是推崇种族纯洁性，从而“建立一个更加纯洁美好的世界”；民族型的恐怖组织则希望通过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谋求独立；那些发生在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盛行的国家的自杀性恐怖袭击，除了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也包含通过这种手段赶走外来“入侵者”的动机。
&&&&&&& 宗教极端型
　　这种类型的代表主要有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吉哈德）和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吉哈德一般只在极端虔诚的信仰伊斯兰教的而非世俗的巴勒斯坦人中招募成员，尽管世俗的巴勒斯坦人也有动机加入到自杀性恐怖袭击当中（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的阿克萨烈士旅中的许多成员即是世俗的巴勒斯坦人，这一组织也发动了多起自杀袭击）。此外，这两个组织的自杀行动还兼有民族反抗的特征，主要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以及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制。而基地组织最为主要的思想来源是激进的逊尼派圣战思想，该组织日发动的在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的两起自杀袭击标志着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兴起，九一一事件更是该组织进行自杀性袭击登峰造极的“杰作”。
　　民族型
　　民族型恐怖组织发动自杀性恐怖袭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从所在母国分裂出来，实现民族完全自治或者是完全独立。事实上，在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在21世纪初成为宗教极端型恐怖组织主要采用的方式之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这一手段就已经成为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对抗本国政府以实现自己民族独立目标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整个20世纪，猛虎组织发动的自杀性袭击实际上是最多的，约占全世界范围内总数的一半。　　民族型恐怖组织实施自杀性恐怖袭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是更偏好使用女性人体炸弹。据统计，由猛虎组织发起的自杀袭击接近 200 起，其中女性占据了 30%-40% 的袭击量。例如，猛虎组织 1991 年暗杀印度总理拉杰夫·甘地的自杀性恐怖分子就是一名妇女。2009 年 5 月 19日 猛虎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卡兰被斯里兰卡政府军当场击毙，斯里兰卡政府宣布猛虎组织被彻底打败。
　　与猛虎组织一样，库尔德工人党也更喜欢采用女性人体炸弹，因为她们更容易被伪装成孕妇，并且对女性的检查相对粗疏。这些女性的年龄一般在 17—27岁之间，没有太多的职业技能，来自贫穷的大家庭，她们当中许多人的亲属或恋人都在抵抗土耳其的斗争中付出了生命。据统计，从 1995 年 6 月 30 日到 1999 年 7 月 5 日，库尔德工人党发动的 14 起自杀性恐怖袭击中有 11 起是由妇女承担的。
　　极左型和极右型恐怖组织
　　这两类恐怖主义组织发动的自杀性恐怖袭击相对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20 世纪 70-80 年代希腊和土耳其等国发生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主要是持激进思想的左翼恐怖组织发动的。哥伦比亚反政府的左翼恐怖组织武装力量也针对政府和平民发动了数起自杀性恐怖袭击。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白人右翼保守势力的恐怖组织——创世运动组织（造物者世界教会），主张白人至上主义，在冷战时期亦针对美国地方政府和有色人种发动过几次自杀性恐怖袭击。
　　个人发动的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包括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内的恐怖主义从来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个体行为，而是一个组织计划和执行的结果，但研究恐怖主义的权威学者泽埃夫·伊维安斯基认为，个人发动的恐怖袭击在现实中实际上是存在的，这最为突出的表现即为革命性质的恐怖主义。伊维安斯基将个人发动的恐怖袭击定义为是一种成体系的现代革命暴力活动，其行动目标是政府或当权派的领导人物。发动这种行动的动机更多是基于意识形态或战略上的考量。虽然两者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政治变迁，但与传统的政治暗杀针对某一特定的人物不同的是，个人发动的恐怖袭击主要针对的是外国占领当局或是当权派的所有领导阶层，因此在目标选择的时候具有随机性。在这样的袭击中，行动的成功也往往依赖于袭击者个人的死亡。　　在现实中更为普遍的一种情形是，一些不隶属于任何恐怖组织的个体，因为种种原因产生了对社会的极度怨恨和绝望，希望通过自杀袭击的方式报复社会。中国曾经发生的多起汽车爆炸事件就属于这一类型。在这些案例中，当事人并不属于任何恐怖团体，他们事先也没有接受任何恐怖主义训练和资助，他们所使用的炸弹等装置基本上都是自制的，比较简陋。因此这些恐怖主义袭击通常很难与普通的刑事犯罪区分开来，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行动充满了政治动机，其主要目的是报复社会，因此其行动也具有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例如日，四川省广元市一名60岁的残疾人因为对该市法院判案表示不满，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炸弹装置，造成自己当场死亡，一名法官也身受重伤。
　　这起事件也被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归为个人发动的自杀性恐怖主义之列。
　　3、针对对象
　　由于平民和公共目标的防范措施相对薄弱，而且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大，因此，恐怖组织往往会选择这些目标作为攻击的首选。但是一些恐怖组织也认为，针对平民的行动容易引起在平民当中对本组织的极端仇恨，因此很多组织也主要选择警察、军队和政府作为重点攻击对象。驻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国军队就成为了恐怖分子的重点攻击目标。但由于这些机构的防卫相对严密，因此恐怖分子往往采取的是通过驾驶卡车等大型车辆的方式冲击这些机构，最后引爆安装在车上的炸弹以完成袭击行动。
　　自杀性恐怖主义行动模式及其理论解释
　　与其他类型的恐怖主义活动相比，自杀性恐怖主义活动有着独特的行动模式，每一次的自杀性恐怖袭击都有着几个较为固定的组织步骤。同时，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归纳起来，主要从个人、组织和社会等方面对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根源进行了解释。
　　1、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基本流程
　　一般来说，自杀性恐怖袭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恐怖组织中的领导人，他们是决策的最高制定者；第二个层次是操作者（组织者），负责选取任务执行者和协助者；第三个层次是协助者，他们的任务是获取爆炸物，组织运输并且提供虚假身份证件等；第四个层次是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执行者。　　在实践中，根据组织性质的不同，其组织机构各不相同。例如，基地组织和哈马斯都是网络状的形式，组织下设很多分支，因此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往往由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单独制订计划并实施。
　　而猛虎组织或库尔德工人党，则是有着严密等级制度的组织，通常是由组织的最高领导人直接下达自杀性袭击的指令。每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都包括了几个固定的步骤：
&&&&&&& ①、自杀袭击者的招募；
&&&&&&& ②、对自杀袭击者进行训练；
&&&&&&& ③、在进行训练的同时，恐怖组织制订相应的行动方案；
&&&&&&& ④、将自杀袭击者运送到目标地区；
&&&&&&& ⑤、实施自杀性恐怖袭击。
　　组织成员的招募有不同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恐怖组织设有专门的招募官员，专门到大学、中学、宗教学校、宗教场所或青少年聚居的社区中进行筛选。第二种方式是从本组织的内部成员中进行选取。这两种方式所占的比例大体相似。很多时候，恐怖组织愿意从组织外部招募自杀者，因为很多政府都对恐怖组织进行了严格监控，因此选择组织外部的个人，更不容易被政府发现；此外，组织内部的成员已经历了多次考验，如果让他们参加自杀性袭击，将会导致他们的死亡，这对恐怖组织来说是非常大的损失，出于这种考虑就会从组织外部招募自杀者。但另一些组织更愿意从组织内部招募成员，因为相对组织外部人员，他们更为忠诚，也会毫不犹豫地为组织献出生命，因此自杀行动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由于恐怖组织的招募活动只能私下进行，因此在招募过程中，友谊和亲缘关系起到了招募成员的关键作用，特别是在伊斯兰教传统下的家庭中更是如此。在 2002 年的莫斯科剧场人质事件中就有两对亲生姐妹参与了此次事件。
　　恐怖组织在招募到新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者以后，开始对他们进行训练。一般而言，训练包括身体训练和精神训练两部分。其中身体训练和其他恐怖分子的训练没有太大区别，主要是加强体能以及掌握一些常规武器的操作方法。炸弹专家也会对接受训练的人进行相应的炸弹讲解。
　　与身体训练相比，精神训练的意义更大。因为对于自杀性袭击，当事人只需掌握简单的军事技巧，而精神上的压力，特别是执行任务时是否愿意献出生命的考虑，往往是成功最为关键的一点。针对某些受训者可能产生的恐惧心理，向他们灌输和宣传执行自杀行动后所带来的好处（如自己的灵魂得到救赎可上天堂），也向他们介绍一些已经牺牲了的自杀性恐怖分子的事迹，可以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心理暗示。恐怖组织中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具有强烈卡里斯玛色彩的领导人，也会对这些恐怖分子进行鼓动，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参加自杀性恐怖袭击。祈祷、净化灵魂也是自杀性恐怖分子在训练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每天固定的祈祷，可以从精神层面为自杀性恐怖袭击者提供依靠。
　　在训练自杀性袭击者的同时，恐怖组织也开始制订自杀性袭击计划。其中包括：具体的袭击对象、所需开支、可能遇到的困难、需要注意的事项，当然最为重要的是选择行动的执行者。执行者会从参加训练的受训者中选取。一种情况是由受训者主动申请，另一种则是组织中的领导进行选取。确定执行者后，自杀性袭击的前几天、前几个小时甚至是前一分钟，是每一次自杀性袭击最为关键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个时候，出于对人世的眷念，许多恐怖分子会选择放弃或逃避最后的行动，因此恐怖组织往往采取各种措施尽量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例如在一些宗教恐怖组织实施的自杀性袭击的前几天，当事者会准备一封遗书，并做好录音或是录像。在通常情况下，他会站在印有本组织图案的背景前，一手拿着经书，一手拿着枪或是炸弹。
　　这种行为，无疑是从精神层面给当事者以勇气。而在袭击之后，这段录像或是录音往往会公布，其目的在于：宣传自杀者的殉难行为、扩大恐怖组织的影响力、在袭击对象国家的人民中间造成恐慌。泰米尔猛虎组织的自杀袭击者在执行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则拥有和本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卡兰共进晚餐和合照的荣誉。
　　这些袭击者也需要向领导人宣誓，随身携带一个装满氰化物的小瓶，一旦自杀行动失败，那么就在被逮捕之前服药自杀。尽管很多时候自杀性袭击是由单一的行动者执行的，但是在行动过程中，行动者也需要其他人共同协作，他们的任务除了为行动者伪造身份证件外，往往还需要收集情报、提供炸药和其他自杀袭击的工具，并负责运输行动者。在很多时候，自杀者不能提前知道他所要袭击的地点，因为害怕他改变主意不再进行袭击。
　　而在运输的过程中，常常会遭到军队或是警察的排查。这种现象在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许多情况下，协助者会将行动者进行伪装运送到以军的边防站，然后让行动者自己通过边防站，再乘坐出租车到达攻击地点。行动者在顺利通过边防或是警察的排查来到袭击地点之后，只要他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那么经过谋划的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就将发生。
　　2、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
　　关于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学者的研究分析主要有行动者个体心理上的创伤、宗教信仰、对人世的厌倦、外国对本国领土的占领等。本文主要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分析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
　　个体层面
　　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个体层面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学、认同、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学。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他认为一切行动（包括自杀）都是社会性的。
　　自杀分为不同类型，不同的自杀有不同的特点。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之所以自杀不是因为他有自杀的权利而是因为他有自杀的义务。这种牺牲是为了社会目的，由于个人只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个人的性命并不值钱，社会可以为了微不足道的理由毫不犹豫地要求他结束在社会看来一钱不值的生命。在这种状态下，社会过分使个人从属于社会，而不是属于自己，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自杀即义务性利他主义的自杀。
　　个人的利益需要无条件地服从所在共同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次于集体利益。此外，宿命论认为，当一个人的未来充满着绝望的时候，当个人遭到持续的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特别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的时候，会选择采取自杀的方式对抗现存的社会秩序，这种行为可以使自己获得解脱。许多学者根据迪尔凯姆的这一观点，指出自杀性恐怖袭击实际是一种利他主义或是宿命论，甚至是两者皆有的自杀行为。例如，阿米·佩达祖尔等人通过考察 年期间 80 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对以色列的自杀性恐怖袭击，认为他们与不采取自杀行动的恐怖分子相比是接受了更多宗教激进组织教育的成员，验证了他们的行动很可能是出于利他主义动机的观点。此外，在那些持有宿命论的自杀性袭击者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处于较低社会阶层中的、没有结婚的、年龄较大的个人。
　　第二，认同。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对于烈士的认同使年轻的恐怖分子选择自杀袭击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认同在一个共同体的人当中，特别是青少年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必须要清楚自己是谁，因此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认同。在没有认同的情况下，人们不能承担多少带给自己生活价值的社会成本，因此认同本身是有价值的。在特定的环境里，一种认同可以使个人更高地评估自己的死亡，从而贬低或完全放弃继续生存的价值。在特定环境存在时，个人会选择死亡。此外，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主要袭击者是男性而非女性的原因是，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往往被社会期待承担一种照顾和抚育后代的角色，因此使她们形成不同于男性的一种认同。
　　穆罕默德·哈弗兹指出，自杀性袭击者通过实施爆炸，从而实践自身价值以及家庭、朋友、共同体或宗教的义务。但是失败的行动，导致的结果是对个人理想、爱人、国家、上帝或是男子气概的背叛。
　　第三，医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恐怖分子从小到大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以及复仇心理、宗教意识形态等是恐怖分子实施自杀恐怖袭击的重要原因。建立在屈辱、绝望、愤怒或复仇情绪上的个人精神创伤、心理上的暗示以及丧失亲人的痛苦，可以解释某些个人选择自杀袭击的原因，而治愈这些受害者的良方是精神药理学和心理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分子会选择自杀袭击的方式对敌对的社会团体加以报复。例如，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就根源于许多巴勒斯坦人从小以来对以色列占领本国领土而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下的一种必然回应。此外，自己爱人或是亲朋好友在反抗外国的行动中献出了生命，也容易使当事人产生复仇的心理，从而导致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发生。
　　此外，从性别差异的角度看，发动自杀性恐怖袭击最多的是18-27岁的成年男性。在这个时期，男性分泌的雄性激素最多，当他们的统治愿望得到满足的时候，这种高含量的雄性激素对攻击行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当这种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雄性激素将会增加攻击的可能性。因此，处于挫折状态下的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容易成为恐怖组织的招募对象。
　　组织因素
　　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组织因素主要包括理性主义/战略考虑以及组织进程。第一，理性主义/战略考虑。这种主张的核心观点是，在与政府的不对称对抗中，恐怖组织往往处于劣势地位。按照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自杀性恐怖袭击是一种低成本、高收益的袭击方式，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有效减低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对恐怖组织而言，采取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好处是，这种方式更为有效和精确，并且更难被当局逮捕。作为“聪明的炸弹”，自杀袭击可以尽可能增加伤亡人数，而尽可能减少需要的行动人数，避免其他恐怖袭击需要多人完成的情况，减低了恐怖组织损失过多成员的危险。
　　恐怖组织通过自杀性行动以赢得在同类组织中的市场份额的观点就是从组织层面进行理性解释的一种方式。如果国内环境支持自杀性袭击，而恐怖团体并不采取这种手段，那么这个团体将会失去它的“市场份额”（即普通民众的支持）。而恐怖组织通过自杀袭击，则可以大大增加本组织的威望，并且在恐怖组织之间的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关注、财政支持以及招募成员上的优势。
　　例如，哈马斯采取自杀性人体炸弹的方式虽然造成了以色列重新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斗争赢得了普通巴勒斯坦民众的支持以及反对暴力行动的法塔赫在巴勒斯坦民众中支持率的下降。与之类似，在同一个恐怖组织内部也存在各种派系的情况，他们也面临着相互间的竞争，而采取何种方式可以使他们更容易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呢？答案就是那些造成敌手损失越大、社会影响力越大的恐怖袭击。而进行自杀性袭击显然就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组织进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导致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关键因素是组织进程。因为自杀性恐怖分子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恐怖组织当中，接受了这些组织灌输给他们的组织文化，同时也是这些组织确定了自杀袭击的计划、招募和准备志愿者、选择攻击时机和确保攻击的最后成功。因此，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关键是组织进程。在所有的案例中，是由组织选择这种战术、招募志愿者、选择目标和时间、并为志愿者行动做准备，同时确认他（她）将进行这场行动。
　　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
　　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与环境因素包括民族压迫和宗教两方面。第一，民族压迫。许多学者认为，自杀性恐怖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政治上的极端压制和民族羞辱。猛虎组织采取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泰米尔人害怕来自斯里兰卡主导民族的“佛教极端主义”。
　　在斯里兰卡建国以后，占斯里兰卡人口七成以上的僧伽罗人占据了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而泰米尔人则一直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教育和就业上都受尽歧视。正是因为对于民族压迫的难以容忍，引发了泰米尔人的强烈对抗，而这种对抗最为极端的表现即自杀性恐怖袭击。与其他手段相比，在一个国家中人数处于劣势地位的民族往往需通过最小的代价造成敌对团体最大的伤亡，因此，自杀性袭击无疑是一种性价比相当高的斗争方式。而以色列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以及各种压制巴勒斯坦人自由的政策，也引起了巴勒斯坦人的强烈不满，因此他们需要采取极端方式来进行抵抗。斯蒂芬·戴尔就提出，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热衷是这些国家反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宗教。宗教虽然并不是产生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宗教对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发动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感观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中，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特别是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的恐怖组织，发动的自杀性恐怖活动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西欧的一些左翼型或民族型的恐怖组织（如西班牙埃塔、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色支队）虽然也采取了炸弹袭击的方式，但在它们的组织历史上却从来没有采取过自杀袭击的方式，因此一些学者据此认定，伊斯兰教是恐怖组织采取自杀性袭击的根本原因。
　　对于这种现象，许多学者认为，伊斯兰教教义中就指出了为传播伊斯兰教牺牲以及为真主安拉献身的内容。②伊斯兰的圣战意识形态促进了自我牺牲以有利于所在共同体的观念；同时，救赎在尘世所犯罪恶和希望死后上天堂的愿望，也推动了许多穆斯林从事自杀袭击。实际上，自杀在伊斯兰教教义中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但自杀恐怖袭击并不被认为是自杀，而被认为是对伊斯兰教的献身和“烈士”行为
　　例如，吉哈德的创建者法特希·希卡奇早在 1988 年就已经说过，“真主会知道谁信仰他，并且会让他们成为烈士，安拉会净化那些信仰他的人，同时也会最终摧毁那些异教徒”。但是，“除了真主的许可，没人可以去死”。
　　圣战思想在伊斯兰教穆斯林中的广泛影响，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牺牲精神，通过恐怖组织领袖和激进派阿訇的鼓动，这些年轻人相信必须通过这种方式以对抗异教徒。
　　通过军事斗争对抗非信徒是合法的，并且是符合安拉旨意的。他们有权利采取任何手段对抗真主的敌人。
　　多因素的分析方法
　　一些学者主张，只有从多因素的角度进行研究，才能真正说明自杀性恐怖主义发生的原因。比如，阿里尔·梅拉里认为，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必须从文化因素、灌输、情势因素和个人因素四个方面研究。玛莎·克伦肖提出，必须从情势变量（如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恐怖组织的战略和个体参与三方面进行考虑。
　　而阿萨夫·摩甘达姆则指出，需要借鉴肯尼思·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角度分析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根源。
　　在微观（个体）层次，必须确认在自杀性袭击中行为者的个人心理动机，不仅仅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杀袭击中的当事人身上，同时也需要关注那些处于恐怖主义体系中的其他行为者；在中观（组织）层次，理解恐怖组织的组织性质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自杀性恐怖袭击都是由恐怖组织发动并且执行的；在宏观（环境）层次，主要是各种结构性因素和限制条件对个体和组织所能提供的政治、文化、历史、经济、宗教等背景条件。三者的关系是，环境变量首先影响个体和组织因素，然后个体和组织因素互相影响。
　　自杀性恐怖主义的行为根源：个人、家庭和恐怖组织
　　应该说，各位学者对自杀性恐怖袭击产生根源的解释都有合理之处，但是现有研究存在的一个严重缺陷是，解释自杀性恐怖袭击发生的原因往往也可以用于解释其他类型的恐怖袭击，例如宗教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基地组织针对美国发动的九一一事件，也可以用来解释基地组织发动的三一一马德里爆炸案（非自杀性袭击，而是汽车炸弹袭击）的原因。仅仅只从宗教信仰角度分析恐怖主义者的动机实际上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自杀性恐怖事件，因为有些恐怖袭击是宗教导向的，但另一些袭击则是由其他因素推动的。　　事实上，恐怖组织和自杀袭击者的目标有重合之处，但也有不尽相同之处。作为恐怖组织，实行恐怖袭击时最为重要的是进行战略考量，即希望通过各种袭击方式，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而自杀性恐怖袭击只是恐怖组织实现本组织目标最为激进的一种行动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自杀行动的恐怖分子在恐怖组织领导人心目中，无疑只是一种与其他进攻手段等价的工具。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这种形式的行动方式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是与其他类型的袭击手段等效的，并没有实质性区别。因此，必须从发动袭击者个人的角度对自杀性恐怖主义进行研究，才能真正说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行为根源。一个人是否愿意进行自杀性恐怖袭击，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即个人的牺牲是否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个人收益、是否可以改进自己家庭的福利、是否可以增加所在共同体的利益。当个人进行了成本-收益计算，认为自己的牺牲有利于这三者的利益时，他（她）就可能选择自杀性恐怖袭击，反之他（她）就可能不会选择自杀性恐怖袭击。笔者认为，这对理解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根源，能够起到比较合理的解释。一般来说，在一次成功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之后，自杀者将会死亡，因此，自杀者不会直接享受到成功的自杀袭击给自己带来的好处，而这种牺牲，实际对组织中其他成员则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他成员可以享受到袭击者死亡所带来的好处却不用承担任何花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杀性恐怖袭击往往会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但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当自杀袭击者进行评估，认为自己的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支出的时候，他（她）就会选择进行自杀袭击。而在袭击事件中，袭击者会付出自己的生命，因此只有在他（她）可能获得比自身生命价值还要高的预期收入时，那么一场自杀性袭击才会发生。而这种比自己生命还要大的预期收益主要由以下三个层面组成：
　　第一，从个人角度来看，恐怖分子需要衡量自己的牺牲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个人收益，而且这种收益并不是完全体现在物质层面，而是主要反映在精神层面。实际上，恐怖分子把精神层面的追求放在比物质追求更重要的地位，他们对荣誉的渴望远远大于对金钱的追求。因此，很多恐怖分子都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感染，希望通过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尽管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对于生活的绝望以及家庭的贫困是恐怖分子付诸自杀袭击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类似情况，但是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这种解释并非经得起严格的推敲。这是因为，一方面，许多恐怖组织不会招募心理上有着压抑情绪的申请者；另一方面，许多自杀性恐怖者来自当地的中产阶层甚至上层阶级家庭。
　　在恐怖分子看来，牺牲自己的生命是一种英雄行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这种情绪在心智相对不那么成熟的年轻人心中更是如此，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执行者主要都是青少年。在他们眼中，他们反对的是外来侵略者和敌对势力，民族主义情绪往往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例如，猛虎组织将本组织历史上第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执行者米勒队长执行任务死亡的 7 月 5 日定为该组织每年一度的“黑虎日”，2001 年猛虎组织在他牺牲的地方为他树立了一座雕像作为褒奖，对于自杀袭击者，猛虎组织还为他们建造了专门的花岗岩墓碑的墓穴。
　　黑虎队的行动无疑得到了来自该组织高层的高度重视。猛虎组织领导人普拉巴卡兰在1993年“黑虎日”的演讲中就赞扬道：“黑虎队队员尽管心灵仁慈但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他们有着崇高的人类特性，通过自己的毁灭来促进人民的利益。”这些具有煽动性的鼓励性举措，使重视荣誉的年轻人极易受到影响。此外，许多宗教信徒寄希望自己的殉道行为能够救赎自己以前所犯下的罪行，从而在死后升入天堂。另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是，一些长期从事恐怖活动的恐怖分子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被捕后会受到敌对政府的严厉制裁，甚至是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和侮辱，相对而言，自杀袭击可以在短时间里结束这种痛苦，因此这反而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第二，从家庭的角度来看，恐怖分子要衡量的是自己的牺牲是否能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更多的福利。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恐怖分子在加入恐怖组织以后，就脱离了与家庭的直接联系，但更多的时候，恐怖分子与家庭的纽带和血缘关系事实上是无法被完全割裂开的。比如在车臣的案例中，车臣人对俄罗斯政府发动自杀性恐怖袭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血亲复仇。而采取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方式，特别是攻击敌对势力的军事目标，是满足这种复仇心理最迅速、最直接，也是能达到最大效用的一种方式。
　　另一方面，牺牲自己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也是恐怖分子选择行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许多恐怖分子来自贫困家庭，通过自杀袭击可以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优厚的抚恤金，即使来自当地中产阶层的恐怖分子，同样也可以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在巴勒斯坦地区，每发动一起自杀性袭击，自杀者所在的家人可以获得一笔约为一千到几千美元之间的奖励，在萨达姆执政期间，巴勒斯坦一些自杀袭击者也会获得来自伊拉克政府的抚恤金，这笔奖励可以高达 25000 美元，在 2008 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巴勒斯坦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 29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78 位；而在 2013 年该地区的失业率估计高达 22.5%，2012 年就业率仅仅位居世界第 169 位；2010 年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则占该地区总人口的 18.3%。
　　因此，这笔抚恤金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者的家庭改善生活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自杀者的殉难行为给其家庭带来的荣耀，也是一笔无形但巨大的财富。米勒队长的母亲就多次受猛虎组织邀请，参加猛虎组织的各种纪念活动，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在 2000 年 9 月巴勒斯坦第二次群众起义之后，巴勒斯坦公共舆论中心在次年夏天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超过70% 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性袭击。
　　2002 年 6 月的一份民意调查中则有 66% 的巴勒斯坦人支持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袭击，51% 的人表示支持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即使在 2009 年，也有 55% 的巴勒斯坦人继续支持自杀性恐怖袭击。
　　因此，许多人都对自杀性恐怖主义持有一种支持的态度，在这些普通民众所在的社区里一旦出现了作为“殉难者”死亡的恐怖分子，那么他（她）所在的家庭往往被视为是英雄家庭，也容易得到来自邻居们的同情和资助。
　　第三，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恐怖分子要衡量的是自己的牺牲是否会增加所在共同体的利益。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共同体和恐怖组织两者之间的关系。一些被动加入到自杀性袭击当中的自杀者实际上考虑的是共同体（如自己所在的民族或是信仰的宗教）的利益，而长期作为恐怖组织成员的自杀者则往往考虑的是恐怖组织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在他们眼中往往就等同于共同体的利益。在前者看来，尽管他们并不是很赞同恐怖组织的某些主张，或是通过强制方式加入到自杀性袭击当中，但是出于民族主义、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考虑，他们愿意为自己所在的共同体付出生命；而恐怖组织内部的成员，则在长期的实践中与恐怖组织形成了一种紧密的网络关系，因此他们也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持有强烈支持的立场。
　　与其他团体相比，宗教团体往往会发现它们比其他团体更容易动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个人采取自杀性恐怖袭击。因为在这一群体中的个人更容易受到狭隘的利他主义的影响。
　　恐怖组织内部往往洋溢着一种父爱和兄弟之爱的感情，特别是对组织中卡里斯玛领袖的无限崇拜和尊敬以及出于对本组织主张强烈认同的感召力，使恐怖分子更愿意为所在的组织献出生命。而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许多自杀性恐怖袭击者在加入恐怖组织之前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而恐怖组织的一种社会功能就是给予他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承认，同时通过精神层面的各种灌输，使他们具有强烈自信，并且鼓励他们去追寻荣誉和胜利，恐怖组织在经济和物质上对这些成员也有很大的支持，从而使他们更容易产生对该组织的忠诚感。因此当恐怖组织要求他们实行恐怖袭击的时候，对于组织的忠诚，往往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行动当中。此外还有许多自杀性恐怖分子从小就进入到了恐怖主义组织当中，组织通过各种措施使这些成员与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家庭）相脱离，而使他们受到来自组织的影响和绝对控制。内部高度统一和行动严密的恐怖组织以及父亲般的卡里斯玛型领导人，使他们形成了对组织的绝对忠诚，因此，也会毫不吝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阿里尔·梅拉里就认为，组织的作用在于向一个人灌输事业和行动方法对其执行任务的重要性；同时，组织通过具有强烈行动导向的劝说使个人愿意自杀，这种方式往往是通过卡里斯玛型的政治、军事或宗教领袖的劝喻实现的。
　　正是以上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构成了自杀袭击者选择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恐怖分子就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杀性恐怖袭击当中。
　　结&&& 论
　　目前，中国依然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反对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形势。作为国际社会的一颗毒瘤，自杀性恐怖主义造成了巨大损害，严重违背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和道德准则，因此需要我们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加以应对。但由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鲜明特征，特别是自杀袭击者所持有的献出自己生命之坚定信念的特征，增大了打击这种类型恐怖主义的难度，一般常用的威慑手段很难彻底根除自杀性恐怖主义；与此同时，太过强硬的打击政策，例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采取的定点清除方式，除了容易导致无辜平民的误伤外，还容易激发双方之间敌对情绪的螺旋式上升，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袭击发生。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可以通过增加科技含量的方式尽量减少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几率。九一一事件一个让人诟病的重要问题就是机场的安检力度不够，安检人员责任心不强。九一一事件发生以后，美国采取多种手段加强了对于本国机场和其他重要目标的安全保障力度。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开始直接负责美国所有机场的安检工作，并对机场的X光安检仪等设备进行了相应的升级。美国对于民航驾驶舱的舱门也进行了加固，防止飞行途中有外人进入驾驶舱。在一些民航客机的驾驶舱内还安装了可以监控飞机内部的闭路电视，使飞机驾驶员能够随时掌握飞机内部乘客的动态。一些先进的技术手段，比如人脸识别技术，各种联网的数据库也开始运用到安检当中。2004 年 1 月，“美国入境者及移民身份显示技术”开始正式实施，美国在全国 115 个机场和 14 个主要港口开始使用“生物测定法”检查所有持签证进入美国的外国人，美国检查人员在这些人入境时将为他们留下指纹并照相，然后将其与有关数据库核对，以防恐怖分子进入美国。
　　2010 年 11 月，美国更是推出了全身扫描仪和强迫搜身检查制度，拒绝扫描的旅客必须接受安检人员戴手套做全身拍摸检查。尽管这种史上最为严厉的安检措施也因为被认为侵犯了乘客的个人隐私而饱受争议，但客观地说，这些技术手段的实施还是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从而避免像九一一事件那样的悲剧再次在美国本土重演。加大情报搜集也是遏制自杀性恐怖袭击发生的一种有效途径。通过加大审查力度，特别是预防性安检措施，也有助于减少自杀性恐怖袭击发生。
　　其次，增强政治容忍，加大双方之间谈判的可能性，通过政治途径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一点存在很大争议，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恐怖分子不能获得与政府同等的地位，与恐怖主义分子谈判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是对恐怖主义的一种绥靖。如在 2004 年，时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俄罗斯政府绝不会和车臣恐怖分子进行谈判，而要继续严厉打击恐怖活动。
　　斯里兰卡也对泰米尔猛虎组织进行了多次围剿，斯里兰卡政府还明确表示，即使该组织的领导人投降，也不会将该组织纳入到该国的合法政党中。③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谈判的情况是现实存在的，而且是解决包括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的途径之一。真主党早期发动了数起针对西方国家和以色列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但是在1992年的时候，在完成了自己主要目标——要求以色列撤出1982年入侵黎巴嫩所占领的绝大多数领土——基本实现以后，真主党决定加入到议会选举中，并且减少甚至放弃自杀性恐怖主义袭击，最终成为黎巴嫩的主流政党之一。此后，尽管真主党依然被美国视为恐怖组织，但不可否认的是，真主党已经放弃采用自杀性恐怖袭击作为达成自身政治目的终极手段的方针。因此，对抗自杀性恐怖主义，我们应该以坚决打击为主，但也要充分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不能完全放弃谈判的方式。
　　再次，自杀性恐怖主义如果没有得到来自普通民众支持的话，将很难维持下去。巴勒斯坦地区频发的自杀性恐怖袭击就与这一地区一直以来对自杀性恐怖主义的高支持率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各国政府应该加强公共外交的力度，通过“微笑外交”的方式来减少这些国家人民的敌意，赢得这些国家人民的支持和谅解，从而减少自杀性恐怖主义针对这些国家目标的攻击。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中东地区援助的高级官员詹姆斯·格拉斯曼 2009 年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尽管不是100%，但是有50%-60%的中东地区普通民众通过该组织的援助活动知道了美国支持和改善阿拉伯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努力。
　　这种行动显然从另一个侧面减少了美国在这个地区所面临的敌意，从而减少了美军在这一地区遭受自杀性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最后，加强各国间的合作。自杀性恐怖主义属于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包括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内的当代恐怖主义具有的跨国性和网络化的特点，决定了仅仅依靠单一国家的力量是无法彻底解决人类社会的这颗毒瘤的。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一些国家政权力量控制力不强的边境地区，更成了恐怖主义泛滥的重灾区。因此，加强相关各国的合作关系，特别是在特定的区域内针对恐怖组织进行集体的军事行动以及针对恐怖活动进行情报共享，在相关问题上达成谅解、备忘和形成预警机制，有助于各国之间信任关系的加深，甚至是加强相关国家在其他方面的合作关系，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这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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