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ISPR技术背后的无名英雄们 | 生命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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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PR技术大热，成就了一大波学术明星。但这些学术大牛们的研究生和博后们的贡献往往会被忽略。
当Blake Wiedenheft开始学习微生物时，他的工作颇有些不切实际，前途不明。
他的博士生涯主要是对国家黄石公园的温泉进行取样，然后人工仿造温泉中的微生物。 Wiedenheft指出，他们想知道，这些微生物是如何在高温、强酸的环境中生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Wiedenheft对微生物如何防御病毒更感兴趣。他查阅了大量文献，发现了一种名为CRISPR的细菌免疫系统。 2007年，他认识了也对CRISPR非常感兴趣的Jennifer Doudna。Doundna在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伯克利分校拥有自己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并向Wiedenheft发出邀请。接下来的5年里，Wiedenheft在Doundna的实验室研究了CRISPR系统的结构和生物化学，最后成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CRISPR研究的成果。
如今，全世界的分子生物学家都知道CRISPR。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都开始使用这一技术添加或删除基因。 CRISPR可以产生各种转基因作物，并可能治疗人类遗传性疾病。
Doudna和其他主要研究者都成了科学名人：各大报纸、纪录片都争相报道他们的故事，甚至有传言说他们是诺奖的有力竞争者。Wiedenheft表示，他刚来这边实验室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研究CRISPR，但是当他离开实验室后，几乎每个人都在研究它。
但Wiedenheft依旧默默无闻&&其他为CRIPSR技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博士后们和研究生们也一样。他们也从CRISPR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利益：师从名师的底气以及宝贵的CRISPR研究经验。但现在CRISPR领域竞争过于激烈，他们中的一些人难以成立自己的实验室。
对于Wiedenheft来说，生存的关键在于&隐居&。离开Doudna的实验室后，他在他读博的机构&&蒙大拿州立大学（Montana State University）和一个更大、更知名的科研机构之间，选择了前者。他指出，他喜欢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一个人独处一会儿，去户外走走。
这样能激发灵感，帮助他成为更好的科学家。与其他从大牛实验室毕业的科学家一样，他一直很好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差别在哪里。现在，他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差别&&他在现在的实验室并不受重视。&有时候差别还挺大的，有时候差别也不大。&
CRISPR历史回顾
由于专利之争，CRISPR-Cas9基因编辑的历史充满争议。研究人员和机构都想从CRISPR这一蛋糕中分到一块，因此他们积极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学术论文和新闻里。Wiedenheft表示，他接到了很多律师的电话，询问他什么时候做了哪些试验。
今年1月，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 of MIT and Harvard）的院长Eric Lander在《细胞》（Cell）上发表了一篇名为《CRISPR英雄》（The Heroes of CRISPR）的文章加剧了该领域的争议。有人认为，某些研究人员的贡献被边缘化了，鉴于博德研究所陷入了专利之战，发表该文章却不添加利益冲突说明是非常不合理的。
但对于哈佛医学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遗传学家、CRISPR领域的先锋之一George Church来说，CRISPR的发现更多应该归功于他的博士后和研究生们。他指出，Eric提了太多次他的名字。
Lander表示，该文章并没有刻意忽略某些研究者的贡献。他继续补充，一篇论文有几十个共同作者，他不可能在9页的文章里一一提及。即使真的忽略了部分研究者的贡献，这篇文章也扩大了CRISPR的明星家族：大家的焦点通常放在3个主要贡献者上，而他的文章介绍了17位主要的研究者，而且还承认了有很多其他研究者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尽管几位CRISPR大牛都大力宣扬年轻学者的贡献，但这些年轻人依然籍籍无名。Church实验室的年轻研究者们非常感谢导师的大力支持，以及Church实验室提供给他们的独特的学术环境。 Doudna也努力为年轻人争取应有的荣誉和待遇。她指出，年轻的研究者得到应有的荣誉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科学进步的真正主力。而且，学术论文经常都会列明每个作者对论文的贡献。
但这些细节往往不受重视，因为学术论文的荣誉及其相关奖项都属于论文的通讯作者。Doudna实验室的Martin Jinek指出，现有的学术体系就是这样的。 Jinek本人接受这样的角色分配。但是，有时候也会觉得不公平。
前Doudna实验室研究生、现Caribou Biosciences主席Rachel Haurwitz表示，有时人们可能会注意到第一作者，但不够重视。他们会提到2012年Jinek的论文，但大多数人不会知道Martin Jinek是谁。
Jinek也是那篇Cas9开创新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他发现，他的生活已经完全被CRISPR定义了。当他进入就业市场，面试时他不能提起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专利还未获批准。即便如此，他还是得到了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y of Zurich）极具吸引力的录用书。他接受了这份工作，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专门研究CRISPR的基础生物学而非应用。
随着CRISPR-Cas9基因编辑逐渐热门，他的日程安排日益紧凑：他现在每个月需要出差两三次，参加CRISPR相关的交流分享会。虽然他喜欢CRISPR热给他带来的职业助力，但他也在努力在运营自己的实验室和履行义务（与其他生物研究者交流分享CRISPR技术）之间的平衡。
Haurwitz也遇到了困难。她的博士生涯都在描述基于CRISPR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和一种CRISPR相关酶Cys4的结构。 2011年，她和Doudna等人共同创立了Caribou公司，实现CRISPR研究工具的商业化。早期的日子非常艰难，但Caribou和行业巨头逐渐建立了合作关系。该公司在5月宣布其最新一轮融资达到3000万美金。然而，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一些投资者要求找经验更丰富的人来顶替Haurwitz的位置。Doudna否定了这一提议。
她指出，Haurwitz没有理由要备更换，她展现了自己在商业上的天赋。
对于许多年轻科学家来说，在这么热门的领域工作具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一个博士后，生物工程师Prashant Mali帮助Church实验室启动CRISPR项目。Church实验室在2013年发表的那篇表明CRISPR-Cas9可以用来编辑人类诱导多潜能干细胞基因组的论文里，他是共同第一作者。
这一发现大大刺激了CRISPR热&&2013年下半年，Mali就着这波热浪进入就业市场。&
他表示，他因此获得了很多荣誉和支持。（然而，《CRISPR英雄》里没有提起他&&Church对此很不满。）最后Mali选择了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圣地亚哥分校，继续研究干细胞的发育和开发基于CRISPR的工具。他认为，该领域的热门也有代价。他的实验室成立了18个月&&太年轻了，还没走上正轨&& 但该领域的竞争非常激烈。&很多好的想法都会发生重叠，很容易被抢发文章。&
对于Church实验室2013年那篇论文的另一位第一作者Luhan Yang来说，CRISPR则为她铺平了科研之路。该论文发表后不久，几位研究器官移植的研究者联系了Church实验室。他们想知道，基因组编辑可否用于改造猪的器官，减弱移植到人体后的免疫反应。Church表示，Yang抓住了这次机遇。
猪的基因组含有很多内源性逆转录病毒，这些逆转录病毒在人类宿主中可能被激活，因此上世纪90年代末大部分研究者都放弃了这一研究。Ynag认为，逆转录病毒序列高度相似，仅使用单个CRISPR-Cas9就可能一下子敲除很多病毒序列。她和其他三个共同第一作者一次性敲除了猪基因组62个逆转录病毒基因，创造了世界纪录。Yang正打算和Church筹集资金，成立eGenesis公司，深化这一研究。她表示，George总是给她机会，让她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
Church实验室位于查尔斯河旁，在河的对岸，研究生丛乐和他的导师、生物工程师张锋每天工作到深夜，开发应用于哺乳动物细胞中的CIRSPR基因编辑工具。当丛乐加入实验室时，张锋才刚建立起自己的实验室。丛乐还记得自己打开包裹着实验室第一台离心机的盒子的心情，还记得与张锋在谷歌上搜索&DNA结合蛋白&情景。逐渐地，他们两成了黄金搭档。
当他们开始CRISPR项目时，项目进展比较缓慢。丛乐对可能的酶和反应条件一一进行筛选，试图找到可用于人类细胞的基因编辑工具。
但是丛乐愿意冒这个险。他和张锋此前曾率先在哺乳动物细胞中使用了另一种基因编辑系统&&TALENS。他认为，因为有了这篇论文保毕业，因此即使CRISPR项目失败，他也不愁毕业的问题。皇天不负有心人：2013年，丛乐和另一名研究生Fei Ann Ran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展示了该系统在哺乳动物细胞内的工作原理&&他们的论文与Church、Mli等人的论文同时发表。
此时，张锋建议丛乐跳过博后阶段，直接拿教职。但丛乐担心，这样做会限制他的发展，他的职业生涯可能会一直限制于CRISPR领域。但丛乐不喜欢这样。 他不仅仅希望开发技术。最终，丛乐选择了从事另一个方向的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在他正在着手找教职，并计划研究过敏和自体免疫失调。
丛乐指出， CRISPR的镁光灯都聚焦在张锋身上，对此他毫无怨言。他想他已经得到了认可。张锋在学界内毫不吝啬地把荣誉分享给他，并且鼓励他做关于CRISPR的学术演讲。
丛乐和其他受访者一样，认为对CRISPR领域做出贡献的研究者都不应受到忽视。他提到了其他实验室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最早描述CRISPR系统的微生物学论文。Wiedenheft表示，CRISPR领域就是这样，尽管竞争激烈，但大家都非常友好。
然而，在学界外，所有的荣誉都属于资深研究者们。Lander指出，我们需要改善奖励机制，只有旧观念才会认为，一个科学发现只属于少数几个人。
《CRISPR英雄》这篇文章漏掉了太多幕后英雄。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研究团队是由维尔纽斯大学（Vilnius University）的Virginijus Siksnys领导的研究小组&&2007年Giedrius Gasiunas在这里开始他的博士生涯。他花了数年时间，解析了CRISPR-Cas9的生物化学，最终得出的结论是，Cas9酶可用于切割特定部位的DNA。
2012年，该实验室向《细胞》（Cell）杂志投稿，未经同行评议，直接被拒稿。随后Gasiunas改投《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几个月后，当他的论文仍在审查之中，Jinek的论文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
这两篇文章有关键性的差异，但得出了类似结论。简而言之，Gasiunas的论文被抢发了。&
眼看其他科学家因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屡获荣誉和奖项，在Siksnys实验室做博士后的Gasiunas有些心烦。但这样的经历并没有打消他对CRISPR的热情。他又一次遇到了文章被抢发的情况，但这次他没有那么难受了。Gasiunas表示，这个领域充满风险。但他觉得，如果你想做出大的成就，那你就需要承担风险。
原文检索：
Heidi Ledford. (2016) The unsung heroes of CRISPR. Nature, 535(4.
six + 1 =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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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出现了两个身份截然不同的英雄，一个是“富人英雄”，一个是“穷人英雄”。两个英雄都是为救人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富人英雄”周江疆，通州建总集团第十分公司副经理，身价过亿的“富二代”。在7月2日烟台大火中，28岁的他两进火场救出10人，最终倒在火海中。
　　“穷人英雄”出现在福州，可能是个流浪汉或搬运工，经常在汽车站一带活动。6月19日凌晨，为救一名自杀女子，他没有来得及脱鞋就跳进江里。等人们找到他的遗体，他的双手仍然是奋力托起的姿势。
　　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战争年代，保家卫国，英勇杀敌就是英雄。和平年代，艰苦奋斗，创造佳绩就是英雄。而无论什么年代，见义勇为舍己救人都是英雄。
　　“英雄不问出处”，无论穷富，无论男女，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只要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伸出救援之手，都可以成为英雄，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重。
　　有些人鄙视“富二代”，觉得他们冷漠无情，只知道享受。而周江疆的壮举告诉我们，很多的“富二代”同样有一颗高尚的心灵。在最危险的时刻，惊魂未定的女友哭着阻止周江疆：“这么大的火，上去会没命的。”周江疆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我是公司负责人，要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在他心中，责任高于自己的生命。噩耗传来，周江疆的父亲说：“儿子从小就有英雄梦，他如愿了。”虽然他们不缺少财富，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崇尚高尚，渴望成为英雄。我们有理由相信，遇到这样的考验，会有更多的“富二代”往上冲。
　　福州那位“无名英雄”，连生活都没有保障，却在最危险的时候分开众人跳入江中。他想过自此一跳，可能要付出的代价吗？此时他的脑海里可能只想着救人。他虽身份低微，囊中羞涩，但他的义举却闪烁出巨大的光辉。乃至一座城市为他寻踪，数万网民为之动容：“英雄，你姓甚名谁？你家在何方？谁是你的牵挂？你又牵挂着谁？”
　　细心的人会发现，近来几乎每个英雄的出现都与意外事故有关。火灾、车祸、坠楼、落水，一场场意外，演绎出一个个英雄。无论是谁，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故出现。而且随着防范的加强和社会的进步，各种意外事故会越来越少。所以很多人的“英雄情结”和“英雄梦想”，只能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去实现。热情对待身边的每个人，认真做好眼前的每件事。我们的时代不仅需要“关键时刻站得出”的英雄，更需要“平常日子看得出”的英雄。（汪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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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榜真正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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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无名英雄
——记台籍烈士钟浩东、蒋碧玉夫妇
日&&&&&&&&来源 : 《台声》2014年 第四期 P78
&&作者 : 吴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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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墙壁上名曰《信义》的铭文
　　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墙壁上，有一段名曰《信义》的铭文这样写道：&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这是台籍中共党员、钟浩东烈士之妻蒋碧玉因《光明报》案件于1949年被台当局情治机构逮捕时的肺腑之言。
钟浩东青年时代留影
　　钟浩东，原名钟和鸣，1915年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庄，祖籍广东梅州大埔。蒋碧玉，原名蒋蕴瑜(原姓戴，由舅父蒋渭水收养而改姓)，1921年出生于台湾宜兰。1931年，蒋渭水过世后，她未能继续升学，在台北帝国大学医院（今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当护士。也因此认识因用功过度精神衰弱入院治疗的台北高等学校学生钟浩东。1940年元月，钟浩东与交往数年的蒋碧玉订婚。订婚后第二天，两人即和钟浩东的表弟李南锋同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这年7月，刚从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的萧道应（屏东人，与钟浩东是高雄中学、台北高校的同窗好友）、黄素贞夫妇赶往上海，与蒋碧玉和李南锋会面。然后再一起转往香港，与先行探路的钟浩东会合。当5人辗转来到广东惠阳地区时，这群满怀报国之志的台湾青年却被国民党军误认为是日本间谍，准备将他们予以枪决。幸得正在惠阳的东区服务队少将参议丘念台（台中人、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之子）相助，历经半年的牢狱之苦后，才于1940年底获释。
　　丘念台理解钟浩东等台湾青年的爱国情怀，力邀他们加入东区服务队，到罗浮山前线参加抗日工作。钟浩东夫妇和萧道应夫妇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寄养在当地老乡家后，一起奔赴前线。罗浮山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队员们自己种菜做饭，用漱口杯洗脸、喝水、吃饭，打地铺睡觉，严冬时用一条薄军毯加装米的麻袋做被盖御寒。在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的带领下，他们参加对敌宣传并向爱国同胞宣传抗日救国理念，为了抗战胜利能早一天到来，他们吃再多苦都愿意。
　　1942年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中期的相持阶段。这年，钟浩东跟随丘念台赴福建龙岩联络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台北人、黄埔二期生），并结识李友邦的秘书潘超（中共党员）。在东区服务队，钟浩东等人阅读进步书刊，接触到队员中的中共人士，逐渐认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和政治主张。1943年，东区服务队在罗浮山的冲虚观和白鹤观分别开办了罗浮中学和补习学校，钟浩东被委任为补习学校的负责入，他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1944年，钟浩东和部分队友一起秘密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抗日民主同盟。这年秋天，丘念台派遣钟浩东、李南峰、徐森源（广东人、中共党员，台湾光复后受钟浩东之邀任教于基隆中学）、邓云龙（广东人、从延安返粤的学生）4人潜入广州敌占区，深入到广州沦陷区的台籍人员中去做军事工作。当时在广州的台籍人有数万人之多，钟浩东、李南峰以台籍同胞的身份在旅粤台胞中秘密活动，徐、邓两人从旁策应。
　　1945年抗战胜利，钟浩东按照东江纵队的指示赴香港联络党组织。钟浩东曾向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原名詹世平，宜兰人，曾参与&二&二八&起义，曾任台盟中央常委）介绍相关情况。据吴克泰回忆：
　　&碧玉姊的先生钟浩东从香港回来了。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广州处理台胞回乡事宜。他叫老家寄钱过去，雇了一条船，把等待回乡的老乡们包括退役的军夫等送回了台湾，然后去香港想和共产党联系，没有结果才回来的。此时，他显得很苦闷，我便找他谈了几次话，他的情绪完全不同了。他谈到当初从香港进入国民党区，被国民党当成日本特务，几乎被枪毙，幸亏丘念台保了他们，他们便在丘念台的东区抗日服务队参加抗日活动。后来同附近的共产党东江纵队联系上，在快要入党的时候，日本投降，东江纵队按照国共两党协议，很快地撤到苏北，行前通知他去香港找《华商报》联系，待了大约半年时间，始终接不上关系，只好先回台湾。&
　　钟浩东在香港寻找党组织半年未果而返台。在丘念台和李友邦的推荐下任基隆中学校长，蒋碧玉则任职于台北广播电台。丘、李两位前辈为何推荐钟浩东从事教育工作？如前文所述，抗战时期东区服务队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在罗浮山抗日前线创办罗浮中学和补习学校，为抗战培养人才。钟浩东曾任教于战时小学，后担任补习学校的校务主任。由此看来，钟浩东在大陆积累的办学经验和教育工作中的出色表现，是两位台湾前辈力荐的主要原因之一。
　　1946年5月，台籍中共党员吴克泰与钟浩东、蒋碧玉夫妇联络，经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批准后加入中共。钟浩东思考问题时爱揪头发的细节给吴克泰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员、东区服务队的老队员徐森源也曾在回忆中描述了钟浩东的这一习惯性动作。老战友忆钟浩东的抗日革命经历时，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台湾人充满了敬意。钟浩东担任基隆中学党支部书记后，邀请东区服务队的老战友、香港和广东等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到基隆中学任教。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间，钟浩东教育学生反对台湾当局的专制腐败，绝不盲目排斥大陆来台工作的人，保护了学校所有外省籍教员的安全。
　　1947年9月，基隆中学党支部成立，钟浩东任支部书记。该支部在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于1950年被捕后叛变）的领导下开展活动。1948年6月，在其指示下中共基隆市工委成立，钟浩东任工委书记，下辖基隆中学支部、造船厂支部、汐止支部、妇女支部等。1948年夏，基隆中学党支部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即秘密编印中共台湾省工委直接领导的党报《光明报》，发表延安电讯，刊登中共在三大战役中节节胜利的消息等。《光明报》对台湾民众产生了较大影响，也惊动了台当局。1949年8月，当局情治机构以持《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为突破口，侦获《光明报》与基隆中学党支部、基隆市工委的关系。钟浩东、蒋碧玉等39人先后被捕。1950年9月，钟浩东被国民党当局监禁一年后判处死刑。尽管其间各种威逼利诱，但他始终拒不低头认罪，10月14日，时年35岁的他最终无悔地走上刑场，英勇就义。蒋碧玉则被押赴绿岛服刑。
晚年蒋碧玉手捧钟浩东青年时代留影
　　《光明报》案件使基隆市工委遭到严重破坏，也成为上世纪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导火线。80年代，蒋碧玉回到祖国大陆，在广东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找到抗战烽火期间寄养在韶关农家的长子，完成了钟浩东牺牲前的嘱咐。钟浩东和蒋碧玉伉俪满怀赤诚投身于祖国大陆的抗日战场，台湾光复后，他们回到故乡台湾，甘愿为台湾前途和革命信仰奉献一切！恰如钟浩东之弟、著名作家钟理和所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吴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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