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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转型特征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方式
——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刘骏民、季益烽
　　　　作者简介：刘骏民系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 教授。季益烽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已经30多年，如果没有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就不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超过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种高增长率可以持续，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关键不在于世界经济排名，而在于搞清楚中国经济高增长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可以持续多久。从理论上认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内在逻辑，梳理和概括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制度特征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既有利于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性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也将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中国因素。　　一、从计划走向市场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市场机制并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经济基础，它最终会导致资本的统治，导致两极分化和经济比例失调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主张消除贫困的根源--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更平等、更有效率的经济体制。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末创立了计划经济，并于1936年将计划经济正式写入苏联宪法。计划经济在建立之初也确实显示出当时的市场经济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它使得苏联成了唯一避免了30年代大危机的国家；第二，苏联凭借计划经济制度在短期内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第三，其高度平均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短期内解决落后国家“吃饭问题”的一个便捷方法。计划经济对经济落后国家曾经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落后国家模仿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国有化和经济计划，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等，也有过国有化浪潮。但是，从5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暴露出严重的缺陷，官僚主义滋生，民主被践踏，生产效率低下，等等，它在30年代大危机和战争时期显示出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由此开始了针对计划经济改革的漫长历程。从全球视野来看，计划经济的改革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60~70年代以排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的初步尝试阶段；80年代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框架下的改革阶段；90年代及以后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阶段。　　1.排斥市场经济原则下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是在基本排斥市场经济的原则之下展开的。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第一个对计划经济改革的尝试是苏联由“利别尔曼建议”引起的经济改革。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认为，市场经济会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其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可能比计划经济更高。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效率不过是企业追求利润的刺激所致，用“利润考核”刺激企业，用奖金刺激劳动者，计划经济的效率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第二个计划经济的改革尝试发生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的铁托（总统）和卡德尔（经济学家）曾尝试“用工人自治企业”来摆脱计划经济中的官僚主义和低效率。如果单纯从经济上看，第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尝试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它是对苏联计划体制的另类冲击。在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中国，计划体制被有意识地放弃了，但当时没有全局性的替代制度，而是用“大庆精神”和“大寨精神”来替代靠严格计划管理以及物质刺激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尝试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广大人民的热情直接形成巨大的生产力，靠宣传和鼓动来提高生产积极性，而不是靠物质刺激和奖惩分明的管理制度。　　上述三个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尝试都失败了，其基本原因是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认识不足，对计划经济的改革方案也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　　2.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　　计划经济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在“将市场经济的优点与计划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理念下进行的。这个时期大致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结束，中国和东欧的计划经济国家都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曾经为这一阶段的改革做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总结。他说：改革者试图将计划经济的优点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结果一定是将二者的缺点结合在一起，而将二者的优点丧失殆尽。显然，这是宣布“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改革道路是走不通的。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改革实践者们也得出结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实践结果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既然计划与市场结合的道路走不通，越来越多的人对计划经济不再抱希望，他们的目光开始集中投向市场经济，投向美国模式。美国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用“一个人不能分两步跨过一条沟”的比喻告诫人们，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只能一步到位。这就是与“华盛顿共识”一脉相承的“全盘自由化”或“彻底私有化”的自由主义理念。　　改革的困境和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在几乎所有计划经济国家引起了剧烈的争论，直至引起政治分歧与社会动荡。中国与其他所有计划经济改革的国家都面临道路的重新选择，选择什么道路不但影响这些民族的未来，也将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末，中国与世界来到了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十字路口。　　3.“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　　90年代，计划经济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苏联和东欧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只有中国还在艰苦地寻求改革的正确道路。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改革在中国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性阶段。由于经济转型的道路不同，导致了后来的俄罗斯经济与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差异，也导致和将继续导致世界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动。　　90年代初，苏联选择了“华盛顿共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完全私有化了，政治也多元化了。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市场经济的自动均衡机制会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俄罗斯很快就会成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大国。但事与愿违，经济自由化替西方打开了俄罗斯的大门，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工业体系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很快就土崩瓦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化没有转化成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而是被基本毁掉了，代之而起的是资源性行业的兴起和少数资源寡头的暴富。俄罗斯经济与欧美发达经济渐行渐远，却越来越接近阿拉伯式的石油经济。这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决策者们具有及其重要的警示意义。　　80年代末，中国像其他东欧国家曾经出现的情况一样，许多人厌烦了僵死的计划经济，羡慕西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真的相信会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在“只要引入市场就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的观点上几乎完全一致。在双方看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更能被接受的表述方式罢了，有人用其来掩饰“渐进式西化”的观点，有人却毫不掩饰地反对市场化改革。但是，中国政治决策圈在当时的“共识”却是“既不能放弃社会主义，也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如果说有“北京共识”的话，它最初不但没有超出中国的国界，甚至主要还是中国政治决策圈内的共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北京共识”就开始逐渐清晰，并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接受。　　4.摸着石头过河与摸不着石头暂不过河　　中国从1989年到1992年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改革的新举措暂不再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人们不但需要观察之前改革措施的后续效果，也需要等待那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前计划经济国家的发展趋势更清晰一些。中国自身的改革措施能否培育出市场，俄罗斯和东欧的私有化会培育出什么样的市场，人们需要等待规律性的结果。“摸着石头过河”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摸不着石头先不过河，直到摸到石头为止。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是中国决策圈再次摸石头的过程，它是中国经济改革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道路转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之路的历史性转折点。在这三年内，深圳有了引入市场机制的明显效果，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的非传统国营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中外合资、外资独资等企业）带给中国经济一股清新的活力。这些企业有竞争意识，也对价格和利润极度敏感，资源在这部分经济中的配置是靠价格系统完成的，这部分经济基本上摆脱了计划配置资源的旧模式。“要么退回计划经济，要么全盘西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的观点也被广大乡镇企业的实践和邓小平南方讲话打破了。中国确定了自己的道路：一方面坚决引入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坚决地拒绝了全盘西化。这不但在当时的学术界被看做是不可能的，而且直到现在，许多学者仍然认为全盘西化是中国最终的目标，美国的一切都是中国的榜样，所谓中国特色，不过是向美国模式发展的一种暂时状态罢了。中国经济的成熟虽然尚需时日，但中国特色不再是部分中国人的自我标榜了，一些西方学者也在探讨中国成功之路的原因。“北京共识”的核心理念“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越来越多地贯彻到各项改革措施之中，它们将在长期与实践的磨合中形成中国市场经济特色的各个细节。“北京共识”不但对中国具有里程碑式的深远历史意义，对市场经济的未来模式也将显示出里程碑式的深远影响。　　中国经历了1989年到1992年的改革道路转折之后，确立了市场化的基本道路。中国特色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到1997年的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初步转型为市场经济的时期，即由计划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转型期。第二阶段是从1997年到2008年间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在中国资本国际化趋势带动之下，走向世界工厂的经济发展时期。　　5.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运行轨道及其标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价格系统是否可以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这取决于企业对价格等市场机制是否有灵敏的反应，这种反应决定着价格能否具备调节市场供给，从而调节企业投入、配置经济资源的功能。一旦形成对价格系统高度敏感的企业群，在这个经济生态圈内，价格系统就可以替代中央计划来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经典经济学将私有制看做是价格系统起作用的基础，但马克思则认为，商品关系起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交换，这意味着不同的所有者之间就可以存在商品关系。当人们看到深圳和东南沿海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出现的时候，不难发现，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和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都是自负盈亏的，它们必须对每一次价格变动做出反应。当这些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在这些企业群中就形成了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形成面向需求的市场经济。它们与国营企业的联系也只有“市场”这一个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国营企业也就被逼到了墙角，要么改制适应市场，要么退出这个行业让非国营企业成为供给的主力。到90年代末，竞争性行业中的非传统国营企业已经获得了主导性供给者的地位，轻纺工业基本非国有化了；大型国营企业只好退入了资源性行业和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它们虽然控制着经济命脉，可以影响中国经济兴衰，但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却从计划转向了市场。消费者需求开始主导轻纺工业的生产，装备制造业和其他生产资料生产随后也被迫面向需求，不论是否国营企业，产品卖不掉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于是，中国经济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开始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兴衰的基本力量。　　1997年，当中国出现因有效需求不足或产能过剩引起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就标志者中国从此进入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正如马克思曾经将第一次经济危机看做是资本主义成熟的标志一样，中国1997年的“通货紧缩”则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是中国基本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标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是新中国建立以前，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无论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危机都不是产能过剩，而是饥荒和短缺。只有基本市场化和走向工业化的经济才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　　严格地说，中国1997年的经济紧缩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市场经济的共有规律--有效需求不足或内需不足；第二个是前期（1996年）旨在“软着陆”的紧缩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第一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背后有着中国政府紧缩政策的影子。　　二、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特征的理论概括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对市场机制有灵敏反应的企业群，从而形成由价格系统配置资源的基本运行方式；二是在这个过程中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源平稳地从传统国营企业转移到新型企业群。中国经济转型过程就是中国经济资源配置方式转型过程与经济资源转移过程的统一。正是这个统一的过程保证了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同休克疗法相比最基本的特征，这个转型的基本特征造就了后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一系列特殊性。　　1.计划松动与市场生态圈的培育　　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初现”并不是因为国营企业找到了成功的改革方式；相反，正是80年代国营企业改革普遍不成功才为非国营企业的迅速成长造成了机会。在国企一统天下的时候，靠单纯的国企改革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如同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培育出市场一样，根本不可能。而各个国营企业之间、各个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改革步骤和方案最大的客观效果就是搞乱了计划经济，使当时配置资源（人、财、物）的计划系统不断地“被”松动，也就是所谓的“一放就乱”。计划体制的松动为乡镇企业的最初发展提供了“剩余”和“漏出”的资源，而乡镇企业和其他非国营企业天生就是依赖市场生存的，这些企业群形成的经济生态圈是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培育这个经济生态圈就会生成市场经济。　　2. 国营企业在市场化初期的功能与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　　年间的三年治理整顿，则是计划体制从根本上被动摇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初步发育的关键时期。当时国营企业与非国营企业的最大的行为区别就在于：政府越是不管，国营企业就越是困难，而非国营企业却越是会疯狂地成长。只要计划被松动的时间足够长，兴衰的替代就会在经济规律作用下自动完成。在三年治理整顿其间，大量国营企业开始陷入困境，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却不断“撬”走国营企业的资源使自己得到发展。这就是中国市场化初期特有的“圈地运动”。客观地说，国营企业在市场化转型中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将国营企业独占的经济资源中的一部分转移到非国营企业，以支持它们的成长。通过合法、半合法甚至非法的渠道，国营企业控制的经济资源（技术、人才、设备、市场、原材料等）大量转移到非国营企业。所谓“国有资产流失”，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冰山一角”。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初期的转型就是计划对资源的集中配置逐渐失效，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逐渐加强，直到替代计划配置资源的过程。从微观经济角度看，就是非国营企业高利润、高工资的优势吸引国营企业资源的过程。　　市场配置资源的雏形不是国营企业改革成功所致，而是非国营企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国营企业的改制只有在真正面临市场的时候才可能奏效。随着按市场规则运行的大量非国营企业形成了初步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系统，国营企业也被逼要么面向市场改制，要么倒闭。没有改变了国企一统天下的“民进国退”企业结构，中国经济就不会摆脱“一放就乱”的困境，就不会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国营企业也不会有真正面向市场的改制。但是，中国的“民进国退”不能等同于私有化，其区别在于：它既减少了国营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培育出最初的市场，又没有人为地消灭国营企业，而是在迫使国营企业面向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收缩，并逐渐退入资源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这也使得中国免于陷入俄罗斯式的“资源经济陷阱”和“寡头经济陷阱”。当然，这也造成了国营企业的“垄断”性发展，降低了整体效率，使得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传统国营企业在经济转型初期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承担了几乎一切改革的成本，特别是替非国营企业承担了转型过程的大部分社会成本。当多数经济资源流失到非国营企业的时候，老弱病残却留在了尚在退出过程中的国营企业。这些传统国营企业最后的功能不是“生产”，而是最低程度的社会保险，是下岗职工最后的庇护所。在非计划经济的低收入国家中，缺乏社会保险系统是其经济起飞的重大障碍之一。中国经济市场化初期，国营企业的大部分社会功能尚可勉强维持，它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余热，它们是经济改革过程中几乎被燃尽的蜡烛（大部分消失，少量浴火重生）。正是这些国有资源的存在和转移，使得非国营企业不必从零开始；也正因为国营企业将几乎所有改革的成本都留给了自己，新型企业才可以轻装上阵。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并不是“增量改革”，而是存量转化为增量的改革或存量与增量的共同改革。“增量”在改革初期不过是“存量”的流失或改头换面罢了，这些流失支持了非国营企业的发展，形成了配置资源的雏形市场。没有最初的雏形市场，外资就不会大规模投入，中国经济“产能”的有效增量也就无从谈起。虽然外资带来的经济“增量”本身就带着更市场化的因素，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但它们却不是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3.计划经济的两个遗产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是从低端制造业开始的。低端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是高就业、低收入的行业。中国工业化一开始就是普通劳动者可以广泛参与的经济活动，特别是广大农民都可以参与的经济活动。中国工业化一开始就是中国经济土生土长出来的，这与印度从软件业开始的经济起飞不同。印度的软件业是美国经济中长出来的，并非印度经济内生，它是少数受过专业培训的人从事的行业，普通人最初只能参与其衍生的服务性经济活动。经济在中国有“经邦济世”之意。多数人参与、多数人受益才是经济，只有少数人参与和少数人受益的事不属经邦济世的“经济”。中国低端制造业兴起得益于中国计划经济长期积累的两个“遗产”。　　第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在城镇实行九年义务制教育，虽然直到1986年才被作为法律实施，但截止到1980年，中国城镇青年人（16岁~30岁）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低端制造业工人的素质要求，这是中国经济起飞初期的重要条件。与其说中国经济高增长是因为“人口红利”，倒不如说是“基础教育红利”。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负担，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口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国营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发展低端制造业最直接的人才支柱，它的外围就是受过初中教育的广大人口，他们是中国低端制造业扩张最广泛的人才基础。这些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分布在城镇和农村，他们可以进城，也可以就地办企业。基础教育也为高等教育和专业培训打下了深厚的人才基础，从而为中国经济进入“高等教育红利”时期铺平了道路。　　第二，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初步建立了成体系的基础工业。计划经济的30年，中国基本上摆脱了没有工业的状态，开始具备了虽然落后却可以支撑众多人口发展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有“重工业优先增长”理念，中国计划经济的30年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这就为后来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个是普及的基础教育的人才基础，一个是成体系的基础工业，这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初的两块基石，这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相对欠缺的。　　4.成功解决“金融压抑”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金融业不发达、腐败严重、管制过度等原因存在着“金融压抑”，阻碍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要解决金融压抑就要实行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引进发达国家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但是，麦金农200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时却明确指出，中国成功地克服了金融压抑。显然，中国并没有金融自由化，也同样具有导致金融压抑的那些因素，但却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动经济增长的一般方式是为成长中的企业融资，因此，“金融压抑”存在与否的关键就在于有成长潜力的企业是否可以得到资金。如果多数潜力企业得到贷款，经济就增长，金融压抑就不会发生。中国经济中解决金融压抑的逻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概括。假定一个经济体有100个企业家申请贷款，其中真正的企业家只有50个，银行挑出这50个真正的企业家给予贷款，经济就增长；如果贷款给了另外50个“假企业家”，经济不但不增长，还会因呆坏账引起金融危机。中国解决的方法就是这100个申请者都给贷款，或大多数给予贷款，于是必然会出现经济增长与呆坏账增长并行的情况。没有美式的金融自由化并不等于企业得到融资的条件困难，中国金融体系曾出现过短暂的中国式金融自由化的时期（如90年代城市信用社繁荣的时期），而大量呆坏账则是金融自由化和“拨改贷”等涉及金融改革实验必须付出的代价。剩下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呆坏账，是通过金融危机和银行倒闭来解决呢，还是从银行的账上“剥离”就可以。无论是称之为“中国式金融自由化”还是“金融乱象”，这一现象背后最本质的就是：中国的银行可以较长期承受大量的呆坏账而不倒闭。　　从解决金融压抑到处理呆坏账，再到避免金融危机，其中的逻辑极具理论上的挑战性，这一路实践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误打误撞”还是“田忌赛马”式的智慧不得而知，但它是中国经济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经济学命题却可以肯定。它也很可能成为未来主流经济学中的中国因素之一。　　三、中国工业化逻辑：工业化、外向型、流动性膨胀、走向世界工厂　　对于已经显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工业化市场经济来说，靠外需拉动是一个普遍规律。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荷兰，此后的英国、法国，70年代以前的美国、德国、日本，以及后起的亚洲四小龙等，无一例外。在市场经济制度下，“工业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本国工业品的生产能力普遍超过本国的需求，连工业品自给自足都达不到的国家就谈不上工业化。或者说，只要走上工业化道路，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有效需求不足。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提高内需并不是最先提上日程的解决办法，靠外需拉动才是第一个解决办法。它是规律的必然结果，是企业追求利润的行为之下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正是“海外贸易”为欧洲资本主义带来了第一缕曙光。对市场经济来说，需求总是排在第一位，供给和决定供给的技术总是排在其后。　　1.走向外向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在1997年第一次遇到了内需不足的问题，靠外需拉动当然就是第一个低成本的解决办法。从1997年内需不足凸显开始，到日正式加入WTO，是中国经济从初步市场化走向外向型的关键时期。在内需不足的压力下，企业自行对外寻求出路是中国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政府则是为其创造条件。最初是民营企业将海外市场作为自己过剩产能的一条重要出路。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民营企业的外销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风潮，在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跨国大企业的情况下，中小民营企业使中国制造的产品迅速遍及世界各个地区。在那些知名跨国公司还没有发现中国有任何一个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遍及世界了。中国的中小企业家们是在发达国家“外包”、“加工”、“代工”等形式之下，从低价、低端制造业开始“中国制造”的，是在外国品牌的“掩护”之下将“中国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中国最初的外向型经济并无真正来自境外的竞争（多为内讧式的竞相压价），也无真正的贸易摩擦。随着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中国企业为了提高利润不但逐渐走向了经营管理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的道路，也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先是在轻纺工业形成出口的巨大产能，然后向家电，电子和其他装备制造业扩散，并开始努力开发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直到中国企业开始具备真正的竞争力，境外企业也开始因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倒闭。海外贸易拉动中国经济继续走在高增长的路上，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也越来越大，直到接近70%（2007年）。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工业的竞争力越强越是要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政府改革之初还是主张保护本国工业的，随着竞争力不断增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坚决主张自由贸易的政府。　　2.“双顺差”与输入性流动性膨胀　　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发展造成了贸易的持续顺差，并成为拉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力量。为分享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利益，境外对中国投资也持续增长，于是中国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国际收支持续出现“双顺差”。2000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的顺差仅有224.2亿美元，5年后，到2005年和2006年，国际收支顺差就已经分别上升为2 351.3亿美元和2 854亿美元，而随后的年则每年都在4 000亿美元以上，2010年达到了5 314亿美元。大量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得中国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1999年中国外汇储备不过1 546.75亿美元，而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3.2万亿美元。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是国内没有产品对应的净资金流入，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顺差也类似，大多数也是以各种投资方式流入中国的净资金流入。这些纯粹资金流入是没有产品对应的资金净投放，是中国流动性膨胀的基本原因。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了中国境内持续的流动性膨胀。　　外汇占款导致的人民币增加累积达24万亿元。1999年，中国的M1仅为4.6万亿人民币，到2010年已经增加到26.7万亿人民币，M2则从12万亿增加到72.6万亿人民币，远远高于GDP的增长。在货币存量中，外汇占款发行的货币占M1的90%，占M2的33%。可见，外汇占款是中国货币数量增加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截止到2010年，末人民币现金M1总量（26.7万亿人民币）占当年GDP的比例为69.4%，而美国该年末现金M1仅为1.8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14.5万亿美元）的比例仅为12%。对美国来说，这么少的现金不但要媒介GDP创造过程中的大量交易，还要媒介每天大约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交易，加上巨额外汇交易，股市交易和其他大量金融资产的重复交易，交易总额每日大约在4万~5万亿美元。而在中国，每天债券的交易额不过几十亿人民币，股市交易额也仅仅在3 000~5 000亿元人民币之间，26.7万亿现金与这些交易相比，会持续存在的流动性膨胀应该是显而易见。　　当货币增加的时候：如果虚拟经济不发达，就会发生物价上涨，如津巴布韦；如果虚拟经济比较发达，就会发生金融资产价格与房地产价格的膨胀和一定程度的物价上涨，如日本的泡沫经济；如果虚拟经济很发达，就会通过金融创新和金融杠杆来增加金融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大量资金会滞留在虚拟经济各市场中，这样的经济体既没有物价膨胀也不会有大幅度的资产价格的膨胀，却会有金融杠杆的不断延长，如金融危机之前的美国。中国的虚拟经济比津巴布韦大，却不如日本，更不如美国。美国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GDP的比例为33%，日本为26%，中国为9%。因此，当流动性持续增加的时候，美国的风险在于金融杠杆过长而断裂，日本的风险在于资产价格过高而泡沫破灭，中国的风险则是物价普遍上涨和针对大蒜、古董等实物“炒作”的投机过度。　　3.投机活动的基础与存、贷款的非对称性调控　　在输入型流动性膨胀的长期趋势中，中国央行却用内部消化的办法，以治理内部经济过热的理念来应对。央行的物价控制思路是将重心放在控制贷款上。其逻辑是：控制了贷款，就控制了投资和企业购买，经济就会减速，物价就会下降到理想的水平。用作控制手段的存款准备金比率、发行央票等对冲措施都是控制贷款的手段，其对存款的作用仅仅是建立在货币乘数理论的认识基础上。而“存款变贷款，贷款变存款”的逻辑本身就缺乏实际验证。在中国利息率调节作用偏小的情况下，认为调整贷款会对存款有相等的调节作用本身就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这种治理经济过热的政策在转型初期还是适用的，但随着输入型流动性膨胀的持续，其效率就会不断下降。货币的主要形式是存款，特别是构成M1主要内容的活期存款。存款虽然在银行，银行却不能干涉其所有者怎样使用这些存款，无论是炒大蒜还是炒古董，央行的政策都不可能直接约束存款。银行存款可以是银行贷款的源泉，同时也可以成为私募基金，地下融资、委托理财，以及企业间信贷活动（温州最为明显）等等的源泉。这些经济活动的资金使用方式是取出存款，而不是通过银行贷款。这就是说，如果央行的货币政策是以贷款控制为核心的，这些直接构成投机活动资金来源的存款就在其控制效力范围之外。在中国，投机是靠存款支撑的，而正常经济则是靠贷款支撑的。央行紧缩政策越严厉，贷款越困难，存款越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贷出去，私募基金、地下金融活动以及央行控制范围以外的信贷活动就会更加活跃。央行的一般性紧缩政策反倒为地下融资、私人理财和私募基金造成了机会。只有经济被高度紧缩政策搞得毫无生机，投机机会消失的时候，投机才会暂时蛰伏起来等待下一次宽松的宏观政策。　　4.利息率调节作用偏低　　利息率在中国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比它在美国的调节作用要小得多。与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依赖于企业对价格的反应灵敏度一样，企业和个人必须对利息率有高度灵敏的反应，利息率才可以对经济有灵敏的调节作用。一般的说，利息率调节作用的灵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越是在交易中广泛使用金融杠杆，利息率的微小变动越是要被放大成巨额收入波动，人们对利息率微小变动的反应越强烈；第二，金融产品的品种越多，规模越大，人们在利息率变动时越是容易在不同金融产品之间重新选择和重新组合所持有的资产，特别是在存款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选择。当利息率调节银行存款数量（M1或M2中现钞以外的绝大部分）的时候，利息率对存、贷款的调节作用才会对称；这两条也是利息率市场化的最重要因素，相比之下，取消对利息率的管制倒不是利息率市场化的重要因素。因为，当债券市场足够大、品种足够多时债券价格的微小波动会被金融杠杆放大为实际利息率的变动，这时，名义利息率的变动对经济行为才有更加灵敏的调节作用。不发展债券市场，不引入金融杠杆，仅放开利息率管制并非利息率的市场化。　　5.宏观调控的困境　　只要中国保持工业化方向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方式，其内需就必然不足，国际收支顺差就会持续，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就会加剧；金融资产品种过少、规模过小与资金充斥的矛盾就日益突出；在抑制房价的各种行政措施挤压下房地产投机虽有抑制，但投机资金并不减少，于是炒大蒜、炒普洱茶、炒古董等等这些在资本主义初期也难得一见的现象充斥中国经济；与此同时，物价也会随之高企。由于投机的资金基础是存款，正常经济的资金基础是贷款，央行对投机和物价的调节只有通过贷款的紧缩来实施。随着经济增长和流动性不断增大，投机活动的基础不断增大，这使得央行对物价和投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如果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力度偏小，对投机就毫无影响，于是就不断加大紧缩政策的力度，直到经济下滑。只有经济下滑，投机机会减少的情况下，投机才会收敛，但并不消失，只是暂时蛰伏。紧缩政策稍一松动，投机和物价还会上涨。现在，美联储已经三次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欧洲迟早也会采取同样政策。中国外部输入的流动性膨胀还会加剧，中国的央行实际上是在单独对抗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堵不住也躲不开。如果还沿着治理国内经济过热的思路继续走下去，就会发现：刺激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边界越来越模糊，直到刺激经济增长就是直接刺激通货膨胀，抑制通货膨胀几乎就是将经济搞死的时候，政策回旋余地就接近于消失。不改变宏观调控的根本思路，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6.困境背后的大趋势：在中国资本国际化中走向世界工厂　　输入性流动性膨胀就象洪水，治理洪水的办法历来就是“小水堵、大水疏”，如果不堵也不疏，或只堵不疏就会产生两个自动的效应：一是洪水会自动冲出渠道“外排”到大海；二是洪水会自动寻求低洼之地“蓄水”。前者表现为对外投资、并购、贷款等一系列中国资本的国际化运动，后者表现为境内资金自己寻求炒作对象的投机活动。　　中国资本的国际化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海外并购、海外合资、对外贷款等形式。2008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增长，到2011年，中国境外投资的净头寸已经超过1.9万亿美元（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公布）。对外承包工程，海外并购，对外贷款等也都在大幅度持续增长。中国资本国际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可以带动中国经济完成“世界工厂”的角色转变。这将是继中国经济市场化、外向型之后的第三个重大转折。中国将象早期的英国，七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和金融危机之前的日本和德国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时一样，其经济增长不再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将由中国和世界的资源、市场、技术、人才来共同支撑。将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资源、市场和人才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和全球布局的中国跨国企业。中国资本的国际化会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会稳定和巩固中国资本与境外各种资源的联系渠道。　　四、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成功市场化转型，中国经济至今一直是在高增长的状态下运行的，在理论上总结中国经济的运行特征不但是实践的迫切需要，也有利于推动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　　1.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一：没有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要受到金融危机的困扰，周期性陷于停滞甚至倒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持续了大致30年不间断，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被真正的金融危机打断过。　　许多金融危机的定义中包含“大部分金融指标恶化”这样的内容，我们认为这只是原因，结果才是定义的真正内涵。因此，我们将金融危机定义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大批倒闭的现象”。即使所有金融指标都恶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不倒闭，我们就不称其为金融危机，如果只是个别中小银行倒闭也不能称为金融危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倒闭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呆坏账引起银行和金融机构资不抵债；二是金融恐慌，引起挤兑，导致流动性短缺。当银行和金融机构普遍遇到这两类问题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会爆发。金融危机历来是市场经济中清理呆坏账和“问题金融机构”的“清道夫”。但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无辜者会遭受失业，收入锐减，养老金蒸发的损害。随着欧美经济虚拟化的长期发展，金融房地产占经济的比例越来越大，金融危机的损害也就越来越大，直到无法任由其自生自灭。近年来，欧美等国家多采取通过官方干预，向金融系统注资等措施来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以四大国有银行为基础形成的金融体系尚不存在呆坏账必然引起银行倒闭的机制。中国1998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达到了33%，1999年为35%，2000年为30%，其中农业银行2001年的不良贷款率曾经达到了42.12%（国家统计局）。如此高的呆坏账率并没有引起银行大批倒闭的金融危机，巨额不良贷款可以公开挂在银行账上，既不引起恐慌和挤兑，也不影响银行正常业务。在中国，呆坏账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可以想办法解决，却不等同于金融危机。严重的呆坏账被许多经济学家看作是中国特有的“金融乱象”，但它在中国并不引起金融危机的事实却在悄悄的改写着未来的经济学。　　引起银行倒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流动性短缺引起的挤兑。对个别金融资产或个别银行失去信心，就会引起抛售某种金融资产或从银行抽出资金的行为，当它引起金融恐慌时，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流动性奇缺，发生挤兑，银行相继倒闭，爆发金融危机。在一般情况下，金融越是出现问题，人们越是相信政府。只不过美国是在金融危机时才需要国家信用支撑崩溃的银行信用，而中国银行系统本身（四大国有银行）就是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的。现代中国还从来没有过“金融恐慌”的经历，如果四大银行倒闭一个，中国就会真的体会到金融恐慌，至少多数中国人不希望如此。中国不会因流动性奇缺导致金融危机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流动性充斥的现状，中国M1总量占GDP的比例（69%），远远高于美国（12%）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加上央行的支持，四大银行体系的结算功能不存在因流动性短缺而瘫痪的可能。此外，中国还创造出了“兑三角债”的方法，它是辅助解决流动性短缺的有效方法，在债务危机时可以大大节省现金。美联储在金融危机时也采取过类似的解决办法。　　中国不会有流动性奇缺引起的金融恐慌，呆坏账又不会引起银行大批倒闭，金融危机也就从中国经济中被删除了，也可以说中国在引入市场机制时根本就没有引入金融危机的机制。没有金融危机的中国经济衍生出两个派生的经济运行特征：第一，不存在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就基本失去了自动的紧缩机制，中国经济就会持续增长，直到经济过热，物价上涨，最后由政府通过一系列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来为经济降温，直到“刹车”。第二，中国金融系统失去了金融危机这个自动清道夫，就要由监管部门定期处理呆坏账，定期处理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的损害与没有金融危机带来的困难之间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中国应当保持这个美欧也在极力争取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市场模式”。　　但是，中国不是完全与金融危机绝缘，首先，那些在西方引起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都有，它们虽不引起金融危机，却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其次是随着再次放开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限制以及非国有银行的增多，可以倒闭的银行会增加，金融危机的威胁就会增大。马克思主义强调银行是“公器”，不可以为私人牟利，因此列宁主张银行国有化。这不符合中国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非国有银行的增加有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毫无疑问的，允许私人银行存在也不是坏事，但不要使整个金融系统变成为少数人牟利的工具还是要坚持的。这不但需要严格监管，还需要大型国有银行保持最低限度的比例。　　2.中国经济运行的特征之二：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农村土地制度　　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人口转为工业人口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之下，呈现出两个与所有国家的工业化过程都有着鲜明区别的特征：一是“乡镇经济”的出现，二是“农民工”现象。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重要因素。　　土地集体所有制与承包制并行使得农民既可以办集体企业，也可以办私营企业。中国在90年代的市场化初期，纺织业、轻工业和简单材料加工业、运输业等大量由城市转往村镇，形成了中国东南沿海独具特色的“乡镇经济”。中国工业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到城市的过程，还应包括村镇办企业，农民办工业，村镇发展工业的过程。这个“工业下乡”的过程一方面形成了大量新兴城市和新兴工业区；另一方面也迫使原有的大工业城市产业升级，向产业高端化发展。与单纯农民流向城市的工业化相比，这样的工业化过程其经济增长速度要快得多，也能就地解决一些农村富余人口问题。当然，它所造成的土地开发过度，滥用资源，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比其他国家严重。　　中国的改革中，由于土地没有私有化，不允许肆意买卖，因此，中国没有重演历史上常见的土地兼并和因此在农村迅速产生的两级分化，也就没有出现大量的“失地农民”被迫进城的情况，而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进入经济发达地区成为农民工。与失地农民不同，农民工进城是为了赚钱，不是在农村活不下去被迫进入城市。中国的农民工有约2.4亿人口，如果二十年前土地就私有化了，这大约2.4亿人口中的许多人会成为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进入城市后就会形成近亿的“城市贫民”，这些新进入城市的城市贫民一旦不能在城市就业就会成为城市的“赤贫人口”，大城市周边会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在南非和印度都可以见到），贫民窟与中国“北漂者”们的“蜗居”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赤贫人口毫无生计，他们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累赘。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的紧缩政策与美国的金融危机不期而遇，它们共同造成了中国经济的骤然下滑，大批企业停工，失业突然增加。但是，大批失业的农民工（约2000万）不过是回家罢了，他们的失业问题甚至不如“应届大学毕业生（2011年为671万）就业难”的问题更令人关注。农民工失业只是少挣些钱，却不会普遍遇到生存问题。显然，集体土地所有制与承包制并存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使得中国在遇到经济衰退时，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比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要小得多。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贫民窟”实在是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集体所有制与承包制并行的土地制度既支持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也因土地经营权可以转让而不障碍土地的机械化和集约化经营。　　但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将越来越远离土地和农村，他们不再有其前辈那种务农的能力，也不再回家务农，其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会成为永久性城镇居民，他们在相当时期会处于的职业和收入不稳定的状态，是最容易失业的人群之一。此外，通过上大学进入的城市的农村青年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的失业压力就会逐渐上升。中国是比英、法、日要大的经济体，正向着美国那种超大经济体发展。在欧美大经济体国家中，失业是始终困扰其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他们从来不曾有“用工荒”的时候，中国的用工荒是局部和暂时的现象，中国不是小国，必须对越来越严峻的失业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3.中国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学习型技术进步”　　通常，欧美被看作是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中国则被看作是资源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根据经典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国家的总产出是技术进步和资源投入决定的。在一年内，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很小，通常可以假定不变，因此，经济增长就是在现有技术水平下由资源投入量决定的。根据美国的经验，资源产出的年增长率最高不过6%，正常年份一般在4%左右。因此，实际GDP年增长率的正常值大约就是4%，一旦超过6%，就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也曾被看作是普遍适用的经验性理论。根据这样的理论，中国长期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国各省市统计局总是公布两位数的GDP增长率，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的GDP增长率却总是一位数，国家统计局用各地央企的重复计算来解释其间的差额，有些勉强，我们猜想很可能是怕外国人笑话不懂经济学。事实是中国技术进步的速度是非常高的，绝不可以假定一年内大致不变。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进步绝大多数不是来自中国自己的科研成果，而是对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引进的方式有购买专利，合资，外资独资，模仿，“山寨”等等。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不受中国科研水平的约束，省略了等待科技成果市场化的漫长过程，中国的技术进步只取决于境外技术向中国移植的速度和消化这些引进技术能力，这样的技术进步比起靠科研成果市场化来推进的技术进步要快得多。中国的家电、汽车、手机、计算机等绝大多数产品及其生产技术都不是自己科研成果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引进（或加改造）的成熟技术。这些引进和模仿的技术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远远超过它们曾经对发达国家起过的推动作用。例如，引进第一条汽车生产线时是从无到有，增长率可能超过100%，引进第二条同样规模的汽车生产线时，中国汽车业的增长率可能就是年增长50%，随后增长率递减。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产品在引进技术之后其产量和销量不是按两位数增长的。“一年内技术不变”的假定适用于靠研发推进技术进步的少数最发达国家，不适用于“学习”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引进和模仿导致“技术年年变”，甚至两三年就发生巨变，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发达国家的重要阶段性原因。只要还有可供学习的内容，中国这种学习型技术推动的高增长就不会停止。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大致有两个阶段：一是从科技创新到产品试销、定型的阶段，二是生产规模渐大，销售收入不断增长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花钱的阶段，第二阶段才是赚钱的阶段，只有不断扩大赚钱规模的阶段才能推动经济增长。但是，任何技术一旦进入市场也就进入了技术扩散的阶段，任何专利制度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防止技术扩散。随着中国引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学习和消化引进技术的能力也迅速提高，中国经济的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只要新科技在欧美成熟或接近于成熟，这种越来越强的学习能力就可以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形成自己的产能，完成从加工者到到竞争者的蜕变。中国的光伏产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它的起步与中国的科技毫无关系，最初被许多人看作是“技术在国外，市场在国外，资金在国外”，“污染和能耗却在国内”的一个毫无可持续性而言的“泡沫”，不久就会垮掉。但不过七、八年时间，就在中国形成了数个可以与欧美竞争的大型跨国企业。本来是奥巴马2008年上台时提出美国要优先振兴的新兴产业，但到2012年，中国的光伏产业就具备了挤垮欧美多家光伏企业的竞争力，美国和欧洲需要借助贸易保护才能应对中国这个后来的竞争者。这个事件也提醒美国人，不管什么新兴科技，只要形成赚钱的产业，就会很快变成中国学习的对象，中国的低端劳动价格低廉，高端劳动价格更低廉，也可以说“高端人口红利”时代正在来临。在学习能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欧美靠科技重振经济任何计划都可能成全了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间资本。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可供直接引进的先进技术会越来越少，中国最终还是要靠“自主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如果终于有一天，面对发达国家，中国真的“没有什么可学”了，中国经济一定是站到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端。但现在还差得远，这是一个好事，差的越远，中国靠学习推动技术进步的时间就越长，中国保持持续高增长的时间也会延长。现在，中国经济依然可以在发达国家找到丰富的学习内容，它们还会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技术”。从科教体系到生产技术，从品牌战略到金融杠杆的使用和控制等等，中国目前还在学习西方大量的东西。学习的动力对企业来说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对政府来说是实现更稳定经济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五、排除干扰渡过难关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形势很严峻，“软着陆”还是“硬着陆”其实都不要紧，关键是首先要搞清楚困难的性质，是劳动力便宜的比较优势将尽所致呢，还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的困难性质不同？其次是我们会怎样渡过难关。　　1.比较优势与经济发展阶段辨析　　无论是人口红利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在说中国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不过是劳动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所致。当这个优势耗尽的时候，也就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经济高增长就会停止。新国际分工论认为，根据经典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世界将形成新的国际分工，美国的优势在高端制造业、高科技创新和金融业；日本和德国的优势在高技术和精密制造业；中东优势是石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势在劳动成本低，适合发展低端制造业和服装业等等。这无非是说：落后国家只能搞农业和低端制造业，它们想成为发达国家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中国原来连低端制造业都没有，按此理论，中国本应至今还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就行了，不必搞什么工业化。其实，国际分工只在体量较小的经济体之间可以较长期的存在，体量越大越不可能靠单一产业发展。不能将经济发展问题与资源禀赋混为一谈，二者不是同一层级的经济问题。资源禀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只是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可以依仗的天然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这些优势会逐渐丧失。经济发展有不同发展阶段的逻辑次序，从农业国到工业化，从低端工业到高端工业，从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经济到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经济等等，其背后是有发展规律的。不能将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误认为是国际分工，国际分工不可以有工业国和农业国之分，更不能有商业国、金融国之分。看起来很像金融国的英国是从工业化国家发展而来的。要承认经济是发展的，不能用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去强行固化低端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是13亿人口生存和发展的载体，其经济发展既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也不可能被限制在经济活动的某些局部领域。客气一点说，国际分工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不适用，不客气地说依据这个理论制定政策会断送中国经济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前程。　　2.怎样渡过眼前的经济困难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走向世界工厂”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越是重大变革越是要经历困难的时期，长期和反复陷入同一类困境是逼迫人们认识大趋势的最有效方式。长期趋势背后一定有规律，规律是谁也挡不住的。最初认识到规律的人很少，说了也往往没人信，决策者也往往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直到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趋势也越来越清晰，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趋势，也大致知道怎样顺势而为，正确决策共识就容易达成，问题就会解决。　　中国经济困境的逻辑：市场化和工业化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于是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大；由于中国经济的独特运行方式，导致经济增长率必然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一方面持续流动性膨胀对国内物价、房价形成巨大上升压力，另一方面传统治理经济过热的“围堵”性政策作用越来越弱；对存贷款调节手段的不对称导致紧缩政策与扩张政策之间的选择余地越来越窄；人民币国内贬值境外升值的不对称压力造成了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动力；随着中国资本的持续国际化和大量资金流出，中国金融项目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当它与经常项目国际收支顺差大致相抵的时候，人民币汇率就会稳定下来；内部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大幅度减小，政策调控手段会增加，效率会提高。根据上述逻辑，在未来5－8年内，中国经济会出现如下四大趋势：　　第一，中国企业走出去将持续，产业资本的境外扩张会缓解当前境内的流动性膨胀，并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境外市场、资源和技术。随着贸易顺差的持续和贸易规模的继续扩大，中国与境外的贸易摩擦会更加频繁，此外，中国资本走出去还会引起更多的国际经济摩擦，政府和企业迟早要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找到有效措施缓解贸易摩擦继续走向世界。中国经济崛起和走向世界工厂不但需要世界适应中国，更多的是中国自己要尽快适应。　　第二，中国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必然会朝着逆差的方向发展，经常项目依然会保持持续顺差。根据所有工业化经济的经验，美国、英国在80年代以前，德国、日本在经济起飞之后的工业化时期其金融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逆差，经常项目的国际收支都是持续顺差的。也就是通过对外贷款和援助输出资金（多为本币），境外获得的资金大多数会用于购买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刺激本国的实体经济。中国会毫无例外的步英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后尘，通过金融项目国际收支逆差输出资金，缓解国内流动性膨胀的压力，开拓海外市场，支持中国产业资本的全球化，继续支持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中国资本国际化必然会带动人民币国际化。美元在二次大战后成为世界货币的基本条件有三个：美国是当时的世界工厂，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中国现在也具备三个类似的基本条件：世界工厂，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大势所趋，是规律使然。哪个国家也不希望自己的货币总是任人“狙击”的小货币，更不希望本国货币随时都可能沦为他人吸取本国血汗钱的工具。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形成的，它是固化了的国际利益格局，当实力格局改变时，旧有的利益格局便无法维持，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就会不断打击旧有的货币体系，这个过程中新的世界经济实力格局会逐渐形成，直到大家认识到自己的实力与可能获得的最大利益之间的真实空间，放弃不切实际的利益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的谈判才会真正开始。现在谈“对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进行改造”还是“另起炉灶”为时尚早，需要积极创造条件耐心等待。　　第四、中国必将逐渐走上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如英美的金融体系一样，中国金融体系也将可以适应高度国际化了的经济发展需要。首先，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不是仅仅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之一，而要逐渐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既要有足够规模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供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持有；又要有种类丰富、买卖方便的人民币资产可供选择。这就是说以债券市场为核心发展中国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其次，国内庞大的债券市场及其附属金融活动起着流动性储备池的作用，对内可以随时吸收过剩流动性，对外可以缓冲外来资金的的大规模冲击。第三，债市要有吸引力就必须有将微小利息率变动放大为十数倍收入变动的放大机制，否则债券市场就发展不起来，这就必然要适当引入金融杠杆。金融杠杆的引入和债市的发展会使得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灵敏，从而使当局摆脱目前调控空间狭窄，手段灵敏度差的困境。　　不能设想中国可以回到封闭条件下继续崛起，如果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有规律，中国就必然会进一步走向世界，不管谁原意不愿意，不管风险有多大，中国经济既退不回去也停不下来，因为中国资本要走向世界，相关人等硬着头皮也要跟上，否则就会被排斥到大潮流之外。经济学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告诫人们怎样选择，而是先向他揭示没有余地的选择，然后是鼓励他勇敢的面对，最后是告诫他不这样做如何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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