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2023年2月，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围绕加强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从六个方面对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部署，为我们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指明了方向。加强基础研究的重大意义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与此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多个关键领域还存在诸多“卡脖子”问题，基础研究实力距离科技强国还有不小差距。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实践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面对国内外发展新形势和国际科技创新竞争新态势，只有全面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建立自主、完备、高效、开放、包容的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形成基础牢、能级高、弹性好、韧性强、可持续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做到原创和引领力强，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和安全性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强，应急应变和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能力强。加快打造系统完备、先进高效的基础研究体系，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才能筑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科学根基，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基础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从近代以来的历史看，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支撑。从世界科技强国发展历程看，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根本特征，高水平原始创新是科技强国的重要标志。回顾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发展的历程，科技强国都是科学基础雄厚的国家，不仅在重要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构建新的科学理论体系、解决重大科学问题与挑战、开辟新领域新方向上作出原创性、引领性贡献。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为我国统筹推进科技事业和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一，基础研究选题机制仍不完善。我国大量基础研究问题来源于科学文献，一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基础研究，实际上是跟跑热点的跟踪型、验证型研究，并没有真正发现和聚焦相关领域的原创性科学问题以及基础性、战略性的科学问题。一些面向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没有真正围绕应用需求，而是为发论文、争项目，难以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难以转化为中国未来在该领域的自主突破和技术领先优势。此外，不少创新主体特别是企业，对于判断一个问题是否为高质量科学问题存在困难，青年科研人员对如何提出高质量科学问题缺少信心和经验，以致我国并跑、领跑世界的基础前沿领域还不够多。我国在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等方面自主支撑能力薄弱，要从根本上破解基础研究选题与发表“两头在外”的问题还任重道远。此外，部门和地方对于长周期、高风险、颠覆性基础研究的选题机制和支持方式也不完善。第二，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存在短板。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从培养数量看，《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普通本科毕业生数量从2009年的245.5万人增至2021年的428.1万人，呈现逐年增长态势，但理工农医类本科毕业生占比却总体呈下降趋势，从2009年的50%降至2021年的48%。从培养质量看，学生对基础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平均水平较高，但“杰出人才”少，“拔尖创新人才”少。从培养方式看，我国理科生培养重知识传授，对学生自主探究能力的重视不够，学生对科学前沿的探索较浅，缺乏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思维与方法的训练。从就业去向看，理科生对基础学科的持续学习、研究兴趣不大，优秀人才“留不下、待不住”，毕业后不再从事本专业的现象较为普遍。第三，基础研究投入结构相对失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加大，但距离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强度的平均水平还有明显的差距。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约90%来自中央财政，地方和企业较少投入基础研究，以致基础研究投入来源较为单一。2022年，中央财政本级预算中基础研究支出比上年增长7%。从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结构看，2022年，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占全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的比重约为65%，但用于研发的比重很低，基础研究投入更低。对于世界基础研究强国来说，其基础研究经费来源渠道则相对广泛，除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还有企业和社会资金。我国正处于进一步提升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重要时期，亟须建立基础研究经费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第四，基础研究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完善。当前，机构、成果、人才评价仍主要侧重业绩和产出等评价指标，量化导向的评价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导致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难以潜心大胆探索原创性问题。部分基础研究项目及预期成果由于过于超前、与主流认识不同等原因，评价专家对其价值难以达成共识，往往导致突破性、原创性、颠覆性项目不容易得到及时投入和公正评价。此外，科研项目委托方考核过于频繁，在巨大的考评压力下，科研机构特别是青年科研人员倾向于进行“短平快”的研究，以期早出成果、快出成果。
加强基础研究的发力点一是完善基础研究体系化推进机制。在中央科技委员会领导下，统筹基础研究战略布局、主体建设、资源配置和体制机制改革，统筹解决基础研究战略性、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原创引领、攻坚克难提供组织保障。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注重发挥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建立完善央地协同、合理分工的基础研究体系，引导各类主体结合使命定位、能力基础、资源条件开展差异化基础研究。二是健全基础研究决策咨询和选题机制。发挥国家科技咨询委员会科技战略咨询作用，为中央科技委员会制定国家基础研究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政策提供科学、前瞻、系统、切实管用的咨询建议。发挥好高端智库、战略科学家、企业家在咨询体系中的作用，更好地服务科学决策。探索建立前沿科学问题征集机制，引导科研人员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基础研究。通过建立机制或管理规范，明确将凝练科学问题作为战略科学家的本职任务，充分发挥科学家特别是战略科学家凝练关键科学问题的积极性。探索建立关键科学问题凝练机制，凝练战略产业和重大工程领域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对提出重大科学问题的科学家给予一定形式的认可和奖励。三是完善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使用机制。统筹推进人才自主培养与引进，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切实推进科教融汇，培养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扩大理工科教师和学生规模，提高本科生、研究生培养质量。改进博士后制度，加强青年科学人才的培养使用，保证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源头供给。大力引进国际顶尖科学大师、战略科学家和基础前沿青年英才。四是加大基础研究的多元化投入力度。加快形成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多元化投入格局，推动地方政府调整现有研发投入结构，更多地向基础研究倾斜。建立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机制，探索央地合作新模式，扩大政企联合基金规模，引导地方政府、科技企业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对有市场前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导企业进行前瞻性部署，不断拓展企业参与和投入基础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力度。通过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企业增加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积极推动形成社会资本关注支持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的良好氛围，鼓励社会组织、个人以捐赠和基金等方式投入基础研究，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激励相容的政策支持。五是完善基础研究评价支持方式。加强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遴选评估，充分尊重一线科学家意见。优化基础研究人才考核评价方式，提高青年科研人员对凝练原创科学问题的热情。健全同基础研究长周期相匹配的科技评价与激励机制，提升评价激励的科学性、精准性。加大对重点研究基地、重点研究方向、重点团队和重点人员的长期性、稳定性支持。推动高校院所在政策措施上落实落细中央关于科技评价改革的系列决定，对基础研究机构、人才、项目等实行代表性工作评价，确保同行评议高质量。有条件的单位可以推进国际同行评议，引入国际知名学者担任评审专家。（作者：刘明熹，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这是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在今年5月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作为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必须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进行深层次改革，提升我国源头创新能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一、客观分析形势，抢抓历史机遇　　理性客观的形势分析是抢抓机遇的前提。我们不仅要客观总结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还要全面梳理新时代对基础研究提出的新要求，更要放眼全球，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坚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的资助下，我国基础研究蓬勃发展，整体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战略布局、资助格局、重点任务、条件支撑、人才队伍等持续优化，造就了一支规模宏大、结构相对合理的研究队伍，我国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从2007年13.81万人年增长到2017年的29.01万人年，45岁以下的青年人已经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基础研究产出质量和数量显著提升，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方面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　　基础研究承担着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使命，其产出的重大原创成果是抢抓历史机遇的重要前提。作为科技创新之源、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动力，基础研究在新时代必须要有新作为新贡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目标，强调要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并明确提出要发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源头创新的重要作用。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中央进一步要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发挥独特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按照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的新要求。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交叉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科研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蓬勃兴起，产业变革竞争更加激烈。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短缺、信息安全、老龄化及重大疾病等诸多全球性重大挑战，迫切需要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和全球科技合作。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突破期、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转换期、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通期、全球科技创新版图的深度调整期、增强源头创新能力的重要攻坚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如果抓不住这难得的机遇，丧失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机，那就可能会多付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下定决心破除一切制约基础研究发展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在充分调研、理性判断后果断采取改革措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研究发展之路。　　二、清醒认识基础研究短板，直面深层次问题及其原因　　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发展成为科技大国和基础研究大国，尽管量的方面有很大扩展，但质的飞跃尚未实现。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们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企业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等。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开展基础研究所必需的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和科学价值观仍然滞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　　传统学科布局制约交叉融合。我国的学科门类划分过细，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足。这种传统布局导致学科疆域固化、互相隔离，已不适应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和工程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的交叉融合趋势，不利于学科之间协同创新。因此，尽管有的学科论文数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但少有特色和独创，自己开辟的领域、自成体系的学派、独创的理论和技术还很不够。　　评价体系的目的性、适用性、应用性偏离。目的性偏离导致评价流于形式，比如人才评价的遴选被一些部门异化成“帽子工程”，将其物质化、金钱化，严重背离科学精神，导致功利主义滋生。适用性偏离表现为评价标准“一刀切”，导致评价对象过度关注完成各项指标，而忽视实质性的科学突破。应用性偏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评价结果的过度使用，如评价结果与人才待遇过度挂钩；二是评价结果的“标签化”和“永久化”，不利于持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解决关键科学问题聚力不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在探索科学前沿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中的重要作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核心内涵都是要提出和解决科学问题。要避免将两方面割裂，尤其要避免出现基础研究针对性不够、忽视应用价值，而应用基础研究不重视科学问题突破、单纯追求应用目标的倾向。　　全社会支持基础研究的环境尚需优化。虽然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持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但全社会甚至部分科研人员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仍然不够，社会和产业界对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多元投入基础研究的机制和文化仍未建立。有的项目没有真正把基础研究放在优先位置，有时甚至作为陪衬，实质性安排不够。尽管我国总的研发投入增长较快，但2017年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的研发投入的比例仅为5.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15%—20%的水平。　　三、面向未来，更新观念，深化改革，构建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国家科学基金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深刻指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32年前，我国科学基金制试点，实现了科研经费从“计划分配”向“竞争择优”的转变，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进入新时代、适应新形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当更新观念，大胆改革，秉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长远规划，分步实施，为深化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贡献。　　明确资助导向。以支持新思想新概念为目标，以真正解决科学问题为准则，以区分和突出科学属性为依据，统筹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具体而言，基于科学属性将科研活动分为“鼓励探索、突出原创，聚焦前沿、独辟蹊径，需求牵引、突破瓶颈，共性导向、交叉融通”四种不同类型。“鼓励探索、突出原创”是指科学问题源于科研人员的灵感和新思想，且具有鲜明的首创性特征，旨在通过自由探索产出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成果。“聚焦前沿、独辟蹊径”是指科学问题源于世界科技前沿，通过独辟蹊径取得开拓性成果，旨在引领或拓展科学前沿。“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国家重大需求，具有鲜明的需求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特征，旨在通过解决“卡脖子”技术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促使基础研究成果走向应用。“共性导向、交叉融通”是指科学问题源于多学科领域交叉的共性难题，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征，旨在通过交叉研究产出重大科学突破，促进分科知识融通发展为完整的知识体系。　　完善基于项目科学属性的分类评审机制。根据上述资助导向，建立与之匹配的分类评审标准，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等现代手段作为支撑，建立广大科研人员积极参与的“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评审机制，提升支持基础研究的精准度、公正性和绩效水平，提高资助效能。　　构建交叉融合的学科布局。科学基金要按照知识体系内在的逻辑和结构，构建新的能够实现知识层次和应用领域相统一的学科布局，真正实现基础与应用的贯通，同时解决研究内容重复、学科相互隔离等问题。在组织重大交叉科学研究中积累经验，推动形成科学基金学科交叉融合机制，逐步形成优化学科布局的方案。这也将为精准、公正、高效的评审提供坚实的基础。　　探索成果运用贯通机制。当前，科学、技术与经济互动更加紧密，必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推进基础研究成果深度开发与推广，疏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连接的快车道。通过建立成果应用贯通机制，支持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创新成果的深度研发，提高科学基金服务国家需求的效能。　　明确新时代的优先资助领域。强化战略导向和目标引导，通过开展战略研究，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以问题为导向，彻底打破学科界限，选择一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予以突破，促进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实现质的跃升。　　合理设定改革路线图。将试点先行和分步走战略贯穿改革始终。未来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试点阶段和深化推进阶段。资助导向与项目评审是精准选择创新思想、提升资助效率的关键，应该放在改革的优先位置首先试点。在试点取得成功和经验后，再进一步推进学科布局系统调整和“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评审机制的实施等难度较大的深度改革，实现构建新时代国家科学基金体系的目标，使其成为全世界独具特色的科学资助体系，并具备以下主要特征：基于科学问题属性分类的资助导向；“负责任、讲信誉、计贡献”的智能化分类评审机制；源于知识体系逻辑结构、促进知识与应用融通的学科布局。　　（作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