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性是什么？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22-05-09 17:54

传承红色基因的意义和价值

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第一组入驻长丰村的调研报告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红安是一个。。。。。而长丰村更是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故乡，这里走出的开国将军就有？？个。一、调研的基本情况1、调研对象情况长丰村是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原国务院副总理、上将陈锡联的家乡。位于高桥镇区西南四公里，与黄陂木兰山接壤，四面环山，九冲一河。全村 11 个村民小组，14 个行政自然村，共 228 户，905 人，党员 35 名。村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宜居环境不断改善和提高，先后被评选为湖北省“旅游名村”、“生态文明村”、“宜居村庄”、“文明卫生村”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平安村”等荣誉称号。主要的红色景点、红色故事、红色歌曲情况2、调研准备情况考虑到我们来到的是革命老区，而且是“全国示范村”，全体组员认为立足本村特点、发挥高教优势、传承红色文化、推动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本组成员坚持“中心突出、科学部署”，对本次调研重点、方案、方式进行了充分论证和准备，并收集了相关资料，设计完成了调研问卷；坚持“深入实际，点面结合”，组员按照分工深入该村的“两组一园”（一组、六组及李先念故居纪念园），通过入村走访、入户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开展了调研活动；坚持“系统梳理，有的放矢”，结合调研、走访、问询等情况以及文献查找、分析情况，小组就长丰村红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加强和改进长丰村的红色文化传承、开发、创新工作提出了对策参考与意见建议。3、调研样本情况本次调查的长丰村一共有 11 个村民小组，我们选定了“两组一园”作为了调查对象，即：李先念故居所在的八组、陈锡联故居所在的一组以及“李先念故居纪念园”所在园区。本次调研共抽样走访了 36 位当地群众，发放问卷 36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34 份，占？？%。在调研整体情况中，从年龄看：30 岁以下？人，占？？%；30-50 岁？？人，占比例？？；50 岁以上？？人，占？？比例。从性别比例看：男性？？人，占？？%；女性？？人，占？？%。从文化程度看：小学及以下文化？？人，占？？%，小学及以上文化？？人，占？？%。从政治身份看：党员？？人，占??%,群众？？人，占？？%。本次样本兼顾了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政治身份及性别区别，特别是坚持每户一人，所有调查对象占到全村住户数的 1?%；党员更是占到了所有党员的 7%，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的良好趋势近年来，长丰村以“打主席牌，走招商路”为目标，以建设“旅游名村”为着力点，按“旅游名村”总体发展规划，先后投入各项资金 650 万余元，开展了红色文化旅游产业建设，红色产业发展态势喜人，群众对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的认识、拥护、期望不断提高。1、红色旅游景点得到开发和宣传。近年来，以李先念故居纪念园、李先念故居图书馆、陈锡联将军故居、秦？？将军故居、红马寨、红军洞、共和城等红色文化旧址等为重点，完善了各红色旅游景点的服务设施建设，加大了红色旅游资源的宣传推介力度，着力打造长丰红色旅游品牌。近年来，每年村里的接待游客约 30 多万人次，在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同时，也提升了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村民普遍认为，2015 以来，在本村参观考察红色文化的人数有增长，其中：认为大幅度增长的？？人，占？？%，略有增长的？？人，占？？%。而来的群体主要集中在“各级领导干部、单位组织的学员”，近年来，旅行团和个人来旅游参观人员也明显增多。2、红色人物故事和歌曲得到挖掘。当地编著的《红安将军志》、《李先念的故事》等等书籍，《红安魂》等故事，为长丰红色文化资源提供了史料依据，是人们了解长丰革命史的教科书，也是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小小黄安》、《八月桂花香》等歌曲被人们广为传唱。在调研中，会唱首左右红色歌曲的村民约？？人，占??.%。会讲陈锡联参军、李先念避难红军洞的故事等人占？？人。。。。。特别是，有很多村民都提到《铁血红安》的播放后，参观人数明显增多，这不仅仅是革命老区本身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也是文化宣传带来的变化。3、红色资源开发得到赞赏和拥护。在调研的村民中，对于开发本地红色文化资源的态度赞成的？？人，占到？？%，不赞成的？？人，占到？？%。赞成的民众全部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同时有部分村民还认为“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可以教育民族、值得传承和创新，也是对历史的尊重和保护” 。随着路网建设，特别是红色旅游公路专线的开通，李先念故居纪念园、陈锡联故居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增加，全村从事旅游服务人员达 100 余人，主要从事保洁、厨师、卖小商品等工作，年营业收入在 1-2 万元左右。家里有红色文化相关产业的有？？户，占？？%。大多数家庭希望政府能够组织有序开发，争取能够有更多经济来源和工作岗位。三、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的主要问题随着，国家对红色文化保护意识的提高，政府及民众对红色文化、红色资源的利用与开发越来越重视，但是在进一步推进红色文化传承与开发上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困难。1、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认识不足。在调研过程中，有约一半以上的村民认为，目前本村红色资源的开发和保护力度均不够，一共有？？人，占？？%，还有？？人，占？？%，认为只重视开发，保护力度不够，还有？？人，占？？%，认为注重保护，但存在资源浪费等。长丰村走出的将军多，但红色文化资源较为分散，交通不便，资源损坏严重，一些革命旧址也都分散在广大农村，多为年代较久远的祠堂、民居，多数房屋建筑已无人居住和使用，损坏较为严重，部分革命旧址、旧居濒临消失，有的已经仅剩遗迹。由于缺乏资金保障，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致使红色文化资源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和开发利用，比如：陈锡联故居就处于无人看管的现状，严重影响墙体，房屋漏雨，墙体坍塌，没有人维修。还有村后扁担山上还有抗日时期留下的战壕也无人问津，更难谈保护和开发。一些乡（镇）的领导、部门的领导，还有不少干部群众，对红色文化遗址保护认识不足，没有深刻认识到红色文化遗址的财富性和保护的重要性，脆弱的红色文化建筑和遗迹可以说是风雨飘摇，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力度不够，红色文化资源蕴藏的潜能还没有发挥出来。2、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不够。长丰村红色文化资源较为分散，对外宣传相对滞后，没有打造出代表自己形象和独具吸引力的品牌。长丰村是最早创建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的根据地之一、共有 480 多人参加革命、284 人为革命流血牺牲，在册烈士 150 人。但是这些历史，并不是所有长丰村民都了然于心，在参加问卷调查的 34 人中，只有？？人全部知道，有？？人知道 1-2 个，还有？？一个都不知道，全部不知道的占到了？%%。同时，长丰村 2015 年被国务院、省扶贫办确定为国家、省级两级旅游扶贫试点村，34 人中只有？？人知道，大部分村民不知道。在从长丰村走出去的将军情况，少数村民也一无所知，长丰村一共走出了？？个将军，知道有将军的也大部分限于李先念和陈锡联，对其他人则鲜有人知。这说明，对红色文化的宣传力度还不够，还没有将红色人物、事迹、故事深入人心，红色文化资源在红色旅游市场中标志不鲜明，特色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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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有关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表述是

亲亲您好。答主很高兴为您解答。不属于有关传承弘扬红色文化的表述的是看出,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红色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不能说这些是“过去的东西”,更不能说其“已经过时”。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地面上生长出来的。希望答主的回答能够帮助到您，祝您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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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新式农民教育培养农民运动指导人才

■《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这五个“最”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学习党史的意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把学习党的历史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并坚定“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编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体现了“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要求。《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其中的一部力作。

　　广州是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摇篮，是共产党早期领导革命运动的历史见证。它与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并誉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四大革命基地，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未间断对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相关问题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以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和农民运动领袖撰写过一些书籍和记述，但这些研究是初步的和局部的，缺乏系统性。50年代开始，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和深化，并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形成一个小热潮，相关文献编辑出版，相关会议多次召开，相关论著陆续发表。在90年代出现高潮，一直延续到21世纪，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成果。但近年来，研究成果大为减少，系统性研究更是寥若晨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随着又一次党史研究热潮的到来，对广州农讲所相关问题的研究再次升温。以《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相关著述，再次引燃相关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并形成新的突破。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阐释广州农讲所开展农民问题理论研究的价值所在。以往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广州农讲所创办的背景与条件、广州农讲所的续办与发展等历史逻辑，没能充分呈现广州农讲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意义。以《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突破了纵向历史考察的单向思维，注重理论与实践两条主线的交融，在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动态互动中呈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在分析广州农讲所创办的背景与条件时，把对农民问题的共识与农民运动的早期发展两条主线有机融合，展现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与中国农民问题实践有机统一的逻辑进程。广州农讲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编纂和出版《农民问题丛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文章，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指导我国早期农民运动实践的理论成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中国化进程的写照。在此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理论的研究与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实践，也蕴含着“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基本要素，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研究广州农讲所，丰富了研究视角，拓展了研究视野。

　　其次，从历史本源出发，把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未来价值逻辑地统一起来，从历史研究中观照现实、引领未来。以往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多局限于广州农讲所创办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观照现实不够，引领未来缺失，“资政”功能也不足。目前，以《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把对广州农讲所的研究置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时间维度，不仅系统地阐释共产党人在创办广州农讲所中的主办、主持和主导作用，分析广州农讲所在推动农民运动勃兴、积极支持和配合工人运动、参加和支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以及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的历史贡献，而且论述了广州农讲所对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基于对农民地位作用的认识，观照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三农”问题，落脚于农民脱贫致富、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这种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筹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拓展了广州农讲所的研究领域。

　　再次，从创办广州农讲所的初心出发，立足广州农讲所的教育教学，通过审视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揭示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广州农讲所首先是培养农民运动指导人才的学校。它的创办提升了共产党对新式农民教育的认知，发展了新式农民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革命实践中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农民教育的新路子，不仅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骨干，也为以后的农民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广州农讲所的教育教学实践，形成和体现了新的农民教育观，即农民教育要从维护和发展农民切身利益出发，为农民大众服务，同时又是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和发展实践，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从改造社会和发展农民运动的现实需要出发，培养革命化的实用型人才。广州农讲所确立和传承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革命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并重，并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广州农讲所作为一所新型的培养农运骨干的学校，在组织管理、学员管理、教员管理等工作上卓有成效的实践，为锻造优秀的农运干部队伍提供了坚强保障。经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严格的军事训练和丰富有效的实践培训，学员们分赴全国各地，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为推动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勃兴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农民运动的摇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代表的研究成果，把广州农讲所的农民教育放在基础研究的地位，注重全面分析和审视广州农讲所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模式，并对农民教育做了专门论述和总结，旨在揭示农民教育的基本规律。同时，以历史观照现实，分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民教育之路，展现了共产党人对初心的坚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重要要求，契合“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目标取向，不仅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广州起义：党史上可歌可泣的重要篇章

■《英雄壮举：1927年的广州起义》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为全党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前行方向。正是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广州党史学界开展了对广州起义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广州起义则是这些“可歌可泣的篇章”中的重要一篇。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连接在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开端，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研究广州起义是研究中共党史不能越过的重大历史事件。

　　深入研究广州起义，首先必须直面一个重大历史问题：为什么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还要发动广州起义？研究认为：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全国革命形势虽然由高潮暂时转入低潮，但革命的能量并没有消失殆尽，尽管这种能量不如革命高潮时期磅礴，但仍然存在并不断地蓄积，广州起义就是这种不断蓄积的革命能量的爆发。而且从全国尤其是广州的实际情况看，国民党新军阀的野蛮屠杀和残酷镇压，引起了共产党人以及广大工人、农民的极大愤慨，这种愤慨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只有拿起武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些正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起义的广泛社会基础，也是起义能够迅速发动两万多人参加的原因。

　　其次，苏联、共产国际是如何全程影响了广州起义的？一是苏联、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及时调整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在对待国民党方面，从联合利用到视为敌对；在武装斗争方面，从只抓政治工作到建立自己的军队；在土地革命方面，从依靠国民党到由无产阶级直接领导；在政权建设方面，从反对提苏维埃口号到广泛宣传苏维埃思想。苏联、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和策略的这些转变，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新的革命道路有一定的指引作用。二是苏联、共产国际参与了广州起义的筹划、决策和具体的准备工作，为广州起义提供了指导以及人力、物力的援助。三是在广州的苏联、朝鲜和越南的部分革命者积极参加起义，与中国工人、农民、革命士兵并肩作战，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再次，关于广州起义的地缘因素，即党中央为什么选择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这是因为广州具备五个条件：一是这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广东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鸦片战争在广东爆发，广东首当其害，同时成为了反侵略斗争的前沿。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广东也走在了最前列。辛亥革命前期的宣传、组织以及大部分的武装起义都是在广东发动和进行的。广东还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先后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力量从五湖四海聚集起来，很快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二是这里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工人群众基础方面，两次劳动大会的召开、工人罢工斗争蓬勃发展，将广大的工人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农民群众基础方面，1926年5月，广东省约有2/3的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有62万多，约占全国农会会员的近2/3，是全国农民协会的楷模。三是这里有一定的党掌握的革命武装。组建了工团军和农团军；创建了农民自卫军；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正规武装。四是这里有坚强扎实的党组织。1926年4月，广东的党员人数为3700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33.6%，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最大的地方组织。五是这里有武装暴动的基础。“讨蒋起义”中全省有34个县市先后举行了46次武装起义；“策应起义军暴动”中全省30多个县市组织了武装起义。连绵不断的武装暴动，终究会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红色浪潮涌向珠江。大革命时期，中共很多领导人都在广东从事过革命活动，对广东省的省情和广州市的市情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结合现实条件，自然把广州作为起义地点的选项。

　　最后，广州起义精神感召后人。广州起义短短三天便告失败，但起义体现出的革命精神与世长存。广州起义决策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之中，但面对“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之后迅速向全国蔓延的白色恐怖，共产党人没有畏惧、没有悲观，没有放弃心中的理想信念，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体现了不忘初心、坚持理想的革命奋斗精神；当起义前遭遇危急状况，行动被敌人察觉，国民党反动派火速调集兵力向广州汹涌扑来，起义军总指挥部成员没有退缩，临危不惧，随机应变，毅然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并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命令；起义爆发后，战斗异常激烈，起义军民伤亡惨重，但起义军民英勇无畏，敢于战斗，慷慨赴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身先士卒，牺牲在战斗一线，用自己短短29年的生命历程践行了“愿化作震碎旧世界惊雷”的铮铮誓言；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民不屈不挠，一边撤退一边坚持战斗。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教导团支部委员游曦，带领女兵班在长堤阻击敌人，由于与总指挥部失去联系，没有得到撤退的命令，坚持在街垒与数倍的敌人进行战斗，子弹打光，刺刀拼断，誓死不后退，直至全部壮烈牺牲，体现了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在广州起义中，除了教导团外，广州市内、市郊的工人赤卫队，两万多名工人和农军以及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共同抗敌，教导团与赤卫队并肩战斗，工人赤卫队与农军紧密配合，国内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携手作战，体现了齐心协力、同仇敌忾的团结精神。在广州起义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在毫无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勇于开拓，敢于尝试，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城市苏维埃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率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命名为“红军”，率先公开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色大旗，体现了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英雄壮举：1927年的广州起义》一书正是上述研究成果的具体展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研究广州起义，正是为了学习广州起义精神，明理、增信、崇德、力行，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再出发。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以广州为中心开创大革命新局面

■《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年的广州》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的党史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大好局面。究其原因，一方面离不开广大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辛劳付出，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应当归功于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引导。“学习党史、国史，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学习党史的重要性，对于如何学习中共党史以及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阐述了学习党史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党的历史贡献，概括了党的革命精神，评价了党的领袖人物，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学好党史、做好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评判标准。

　　全国各地党史部门和党史专业人员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党史和研究党史，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明党的奋斗历程，论述党的历史贡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而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以广东为例，党史学界充分挖掘地方史料，对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打造出一批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学术研究精品。聚集在广州的党史工作者，包括广东省委党校以及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党史专家，他们长期致力于广东地方党史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阶段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近日，由华南师范大学龙观华教授独立撰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大革命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就是广东地方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该书以革命运动中心为视角，专门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失败的广州革命历史，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概念、革命中心的形成与转移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首先，作者认为，“革命中心”这个概念，与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相伴相生的，其含义也是随着国际共运的产生与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在中国，“革命中心”一词，虽然与“革命重心”“革命大本营”“权力中心”或“领导中心”乃至“中心任务”等诸多概念的语义相近或相通，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革命中心”的语义指向，更加倾向于区域位置的重要性、活跃度和影响力。其次，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作者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州的传播和共产党组织在广州的建立和发展，为革命大本营建在广州创造了条件；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这直接促成了大革命中心在广州的形成；而黄埔军校和革命军的创建、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以及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进一步巩固了广州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中心地位。再次，大革命中心形成之后，是否会变动？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1924年至1926年，大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广州，到了1927年初，则从广州转移到了武汉，直到大革命失败。这说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转移的。最后，对于“广州是大革命运动的中心”这个观点，到底是“一家之言”还是“广泛认同”？作者通过列举中外学者对“广州大革命中心”相同或相似的话语表述，证明这个观点已经在史学界达成共识。总的来说，《大革命运动的中心：1921—1927年的广州》一书，探讨了中国大革命时期“革命中心”的含义、形成、转移、认同等诸多问题，考察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中国革命以城市为“革命中心”的历史进程，总结了这一时期的革命经验，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大革命时期“革命中心”的专著，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伟大斗争”历史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该书不仅在问题论证方面有新意，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有特色。比如，篇章的安排，各章围绕主题又自成体系。全篇七章，七个小主题，每章可以独立说明一个问题，同时各个问题之间也存在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七个小主题都是围绕一个中心思想，也就是全篇主题：广州是大革命的中心。这种篇和章各成体系的设计安排，给人一种大环扣小环的感觉，自然而得体。

　　总体上看，全篇最明显的特点，应该是“革命”，革命底色鲜亮、革命文化深厚。作者在书中用革命词语阐释革命理论并指导革命行为，展现了革命者的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彰显了革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里所说的“革命文化”，其历史渊源可回溯到20世纪初期包括大革命在内的波澜壮阔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全书的布局与撰写，从大革命在广州的准备、发生、经过、结局的具体史实，提升到革命文化的理论概括，从而使这本著作展现出来的革命底色更加鲜亮、革命文化更加深厚，使广州的革命中心地位更加凸显。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经过艰难历程，成就伟大事业。为了更好地学习和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事迹，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社科联组织广州地区的党史专家，研究写作了《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丛书》，着重对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党领导广州工农运动、中共三大、大革命时期的广州革命运动、广州起义等革命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彰显了广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党史学界对大革命时期“革命中心”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为当前正在全国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及时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质量素材，势必在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等诸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良好氛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新的精神动力。

　　（作者系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大革命时期广州革命运动影响深远

■《广州大革命史论丛》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史学习研究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对我们深入学习党史，传承党的好传统、好作风，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引今天和今后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广大党史工作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深入挖掘、整理了大量党史资料，不断产出新的研究成果，撰写了不少有质量的党史新作。特别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革命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史料，研究不断深化，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对大革命时期广州革命运动研究就是重要一方面。

　　关于广州大革命历史若干问题的研究，重点是对广州大革命运动中心地位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广州是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曾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中共三大、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第一次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均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的多位革命领袖和著名革命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彭湃、苏兆征、杨匏安等，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在广州发生。共产党人这一期间在广州活动的历史，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重要而辉煌的篇章，是党史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的大课题。近年来的研究，涉及上述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国共合作的建立，中共广东区委在大革命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广东工农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广州四大革命基地（农讲所、黄埔军校、“东园”即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大学）的形成，等等。对大革命运动研究，还有一个着力点，就是结合分析广州的社会历史条件，深入分析、探讨和揭示广州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创建革命武装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先行作用，致力于再现广州这座城市在党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在综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方面出新出彩，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提供历史经验和精神动力。

　　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曾庆榴编写的《广州大革命史论丛》便是其中的一本。该著作阐述了广东党组织在这段历史时期的十大亮点：一是广东党组织是1920年继上海、北京之后最早建立的一个地方组织。二是陈独秀亲自主持、参加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并担任广州党组织的第一任书记。在创党时期，陈独秀先后三次亲临广州，时间长达一年多。这种情况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三是在创党之际，创办《广东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传播新思潮、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线，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四是杨匏安最早在南粤传播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斯主义》一文紧随着《新青年》的“马克思研究专号”而发表，是对李大钊等人在北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迅速回应。五是陈独秀在广州指导创党之际，利用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便，创办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这是广东早期党组织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六是中共中央局1923年4月从上海南迁广州（至同年9月），随着陈独秀等领导人到达广州，广州遂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6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与在一年前党的领导干部会议、第一次全国“劳大”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几次重要会议连续在广州召开，体现了广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七是中共三大之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正式形成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由此掀起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运动。八是广州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军事干部的诞生地，是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始发点。九是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举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大批农民干部。在工农运动影响下，广东的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商民运动接踵而起，风起云涌。十是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革命精英荟萃南粤。

　　广州大革命运动的历史，是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富矿”，教育、启迪意义重大。撰写历史，讲好感人故事，十分必要。《广州大革命史论丛》这本书对中国大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将起到推进的作用。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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