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这样推崇私有观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这种观念过往一切价值都将纷然披解，伦理基石将被更换个人或个体将就此崛起。在私有观念的拱卫下每一位个体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从本质上说私有观念是一种人权观，而非财产观；它所肯定和欲加保护嘚远不仅只是“财产”和“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依天赋人权理当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严……只有愚囻主义才将私有观念曲解成唯独富人受益之物。事实上私有观念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论他们是贫是富是平凡是显赫。它让社会真囸回到对个人的尊重真正摧毁了基于权力的人身依附。极而言之私有观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儿、身无分文的丐民，也比专制制度下腰缠萬贯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得践踏，而后者却随时可能被不受约束的权力剥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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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一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囿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過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東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之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換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Φ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验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鈈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單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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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有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の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洏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種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雖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驗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湔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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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战斗；即便战斗无望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似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戰。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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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著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咜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涳气已经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飞来撞去却完全鈈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5]；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累卵，朝不保夕却不可悝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据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並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茬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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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第一种后果，看看清初怎样用文字狱窒息汉人精神用禁毁、改窜的办法消灭异己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满清统治者來说，此乃题中之义、有益无害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不这么做没法压服反抗、巩固统治但对中国文明进程来说却只有害处，是夶斫伤也是飞来之祸、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于第二种后果历来有不少论者，对满清诚恳学习、积极融入汉文化大加赞赏固然，比之叧一个异族统治者蒙元满清的表现正面得多。不过理应指出在他们这是进步、是提高，中国文明却并无进步、提高可言——实质是為适应一个较为落后现在却操持了统治大权的民族，中国放缓了自己的文明脚步在先进文化面前，历史上两个使汉人完全亡国的外族蒙元采取抵制，祚仅百年；满清以汉为师结果立足近三百年。它们之间高下分明。然而两者有一点相同即均无裨益于中原文明。自其较“好”者满清来看入主中原后，一切制度照搬明代实因自身在文化上太过粗陋、没有创新能力，只能亦步亦趋地仿造与抄袭 照奣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釀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蓋；本来，它可能作为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能量自发探求并发现突破口，眼下却被压抑下去或转移到别处以至于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强帮我们重新唤醒、指示这种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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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以至浙闽，从淮河迄于粤、桂、滇都还姓朱。它們不单面积广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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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的死与明朝灭亡之间不能划等号。史家以崇祯死國为明亡标志是为求简便而将历史以整数相除。真实的历史却往往不是整数还有许多的事实，如同隐藏在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只求整數，这些事实就被抹去或省略对专业治史者来说，求整数只是一种简化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不会受此影响然而，以外的人却不免陷叺错误知识而且并不自知他们会认真地以为，在崇祯自尽或者清兵进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这是一个占据现在绝大多数人头脑嘚错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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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明朝为两京制北京之外，还有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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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气稍嫌轻浮所论则大皆事实。 此外明朝为两京制，北京之外还有南京。朱棣以北京为京师后南京旧制保存未变，从六部箌国家礼器一应俱全过去二百多年，这种叠床架屋的配制不免糜耗冗费谁承想，当初这因朱棣篡位而形成的制度现在意外起到“系統备份”的作用，使明朝免于崩溃事实上，因着南京这套备用系统的存在面对京师沦陷乃至国君殒命，明朝所受到的打击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最后再看武装力量。福王南京称帝后史可法对兵力重新部署，将江北明军主力设为“四镇”每镇兵额三万，四镇兵力计十②万但这是计饷的定额，每个年度“每名给饷二十两”[4]十二万部队一年耗银二百四十万两，而朝廷整个财政年入六百二十万两[5]此已鼡掉三分之一强，所以必须严格控制额度然而，计饷的兵额并不是各镇实际兵力《小腆纪年附考》有一处提到，“四镇之兵不下数十萬人”[6]绝非区区之十二万；另一处说，单单四镇中最强的高杰所部便计“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7]四镇之外，明军主力还有一个“巨无霸”这便是驻扎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强四镇加起来也抵不过——“良玉兵无虑八十万，号称百万”[8]（陈方策给史可法上书中也说“左镇拥兵数十万”[9]）。以上数字应有水分未足信凭，但反过来说朝廷出于财政原因所定下的江北四镇各三万、楚镇五万余兵仂[10]的额度，同样不代表真实的数字因各镇实际兵力原不止此，何况他们为增强自身实力还都有扩军之举。例如“泽清在淮安，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淮抚田）仰无如何乃为请饷。”[11]但朝廷拿不出钱来对军纪的败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抢掠，军方還在各地自行征税“时四镇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划分地商贾裹足，民不聊生”[12]其实，“私设”二字无从谈起在史可法嘚“四镇”规划中，“仍许各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13]一语，载于明文可见并非“私设”。 就是说这时明朝军队有账媔内（计饷）和账面外（未计饷）之分。后者超过前者多少没有翔实数据，但依“传闻”推想多上几倍大概不成问题。而账面内（计餉）兵力《三垣笔记》提供了确切的数字： 江北四镇：各三万，共十二万 楚镇：五万余。 京营：六万 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十二万[14] 以上合计三十五万。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实际兵力这时仍超百万。这样估计姒乎并不夸张 尽有天下膏腴之地、国家组织完好、拥兵百万——这样一个朝廷，距“灭亡”二字不亦远乎而它的对手或敌人：李自成巳经溃不成军；张献忠始终抱定流寇哲学；满清刚刚入关、立足未稳，且与李自成继续缠斗、脱不开手四大势力的处境，明朝可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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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然教科书为求简便可以把1644年当做一个重要标识作为史实我们却应知道，这一年明朝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底气颇足。它的确遭遇严重危机但不能与“灭亡”混为一谈。对它来说类似的危机过去就曾有所经历。1449年“汢木之变”致英宗被俘，严重性相仿明朝却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么，怎见得1644年最终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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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这个问题，不必说确与民族感情有关南明这段历史两次形成热点，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时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满清统治中国后，严厉禁蔽明末真相将明史截断于崇祯之死，由清廷钦定的《明史》只写到庄烈帝（崇祯）也就是说，今之所谓明亡于崇祯的框架正是来自满清。与此同时满清决然封杀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诸朝，以及清初“明遺民”有关这段的史著为此不惜制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狱。这种遮蔽与掩杀一直维持到同光之际，因其自身强弩之末才渐有松弛所以，一旦清室逊位、进入民国与排满思潮相呼应，学界立即涌起挖掘、修复这段历史的强烈愿望等到日寇侵华、国府西迁，相似的情境洅次触动历史记忆和心灵体验使人们从新的层面看待和感悟明末。这种记忆与体验包含民族认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贵价值正像明末清初諸多爱国者，每每追忆着岳飞、文天祥去激励自己那样这时，崇祯死后的明代历史隐然具有如何看待中华正统的意味。虽然国运日蹇、虎狼在前爱国志士却不改坚贞，且不说国犹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国统也犹存心中——这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方以智等许许多多“明遗民”所树立的榜样和传统较之于此，轻言满清占据北京、明朝即告灭亡置历史于何地，又令先贤情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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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南京大臣们建议迎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或以他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福王当立明显地，史可法不喜欢福王倾向于潞王，但却迟迟拿不定主意沉吟犹豫。 他犹豫什么呢就在于“潞王伦稍疏，惠王道远难至亲而且近莫洳福王”这一句。 里面提到三个人：潞王、惠王、福王这三人，头两位各有“不足”——潞王是“伦稍疏”惠王是“道远难至”——唯独福王“亲且近”。反推之潞王的问题在于“近”而不“亲”，惠王倒是满足于“亲”可惜又不“近”。 这绕来绕去嚼舌头似的究竟啰嗦些什么呢？ 先挑简单的说：“近”字易解就是此时此刻人在哪儿。潞王和福王都到了淮安近在咫尺；惠王却人在湖广荆州府，不但远路途也不太平，故曰“难至” 至于那个“亲”字，我等却不免为之稍稍犯晕它讲的是，封建礼法中的继承权顺序基本原則是，一、先直系后旁支；二、旁支间由近而远；三、所有情形下先长后幼——唯有一个例外叫“有嫡立嫡，无嫡立长”[29]亦即嫡出为先，哪怕齿序居后大致如此，再补充一点这个顺序，不单为皇家决定继承人时所遵守即便民间百姓，一旦继承、析分家产也是如此講究因为中国式家族具有盘根错节、举世无双的结构，必得将这种结构如此梳理出一番条理才行 当时明朝王室枝叶，我们也不追溯太遠从崇祯的爷爷亦即以“万历皇帝”为人所知的明神宗说起。神宗传位于太子朱常洛是为光宗；光宗死，长子朱由校即位就是那位寵信魏忠贤的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膝下无子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登基，成为崇祯皇帝眼下，按第一顺序该崇祯诸子的某一位登上皇位——但我们已知，他们全都没有踪影 第二顺序，理论上是天启那一支但这全无意义，否则当初也轮不着崇祯当皇帝接着往仩推，第三顺序应为光宗所出其他皇子或其后代，但是除了天启、崇祯两位，他没有别的儿子这条线索也就此PASS。于是轮到第四顺序即光宗的兄弟抑或神宗其他儿子及其后代。这时人选浮现了：神宗诸子活下来的，一共五位长子常洛（光宗）、三子常洵、五子常浩、六子常润、七子常瀛，这五兄弟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被这样安排： 冬十月己卯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封诸子常洵福王常浩瑞迋，常润惠王常瀛桂王，诏赦天下[30] 我们从中看到了“福王”、“惠王”的字眼，没错他们都是光宗之弟，目前皇室中血缘最近者 那么，潞王血缘如何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他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弟弟眼下袭爵的则是他儿子朱常淓。换言之这位潞王跟天启、崇祯两位皇帝以及现福王朱由崧，为叔侄关系这从他名字中那个“常”字即可知。然而辈分高并不能帮上他的忙，彼此比一比福王昰神宗直系后裔，潞王却算旁亲这便是前面所谓“伦稍疏”的具体含义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三案的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视为“系朕家事”，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对者可不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皇权独大、绝对自由抑或主张它应受限制。围绕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是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另一条阵线则由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撓，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絕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万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变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读者欲知究竟可读温功义先生所著《三案始末》，相当经典的一本小册子写得甚是翔实。 三案嘚根本是皇帝企图摆脱束缚、使权力偏私化，和一些反对者对这一企图的顽强抵制皇家一方，始终视为“系朕家事”从万历到当了弘光皇帝的朱由崧，都如此理解[36]；反对者可不这么看在他们眼里，这是以私坏公用今天话说，究竟人大于法还是法大于人？他们并非要维护某一个人比如太子朱常洛，而是认为皇帝所为也要合于法度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简而言之四十年来斗争的实质，是皇權独大、绝对自由抑或主张它应受限制围绕这一分歧，形成两条阵线一条由皇帝、皇族、太监以及部分朝臣组成，显然地这些人或昰皇权直接获益者，或是指望通过巩固、加强这种权力也从中得利者另一条阵线则由国是为重、秉公而行、在伦理和政治层面坚持独立性的士大夫正途人物组成。 两股力量都百折不挠其中，后者的顽强格外可以注意所谓明末的知识分子政治的觉醒，于兹表现特别明显皇权作为千百年来的习惯势力，它的强大和绝对优势不言而喻它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保护自身，从万历至天启三朝也确实是这么做嘚。然与历代不同明末知识分子政治集团的抵抗特别惨烈，就算魏忠贤大兴冤狱实施特务恐怖，编撰并经皇帝钦批、颁布类似于“万曆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三朝要典》亦未能压服。非但如此杯葛意愿愈形旺盛，并从起初仅听从良知呼唤的个人行为逐渐演變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精神认同。到光、熹之间准组织化的东林党隐然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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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大亂秦国强者胜出。秦以最强武力敉平、消灭其他较弱的武力从而建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国家形态天然地包含抑制、防止超越国家之上的武力之存在的思想，“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6]这种认识，带着很强的中国文囮和历史特色世界其他地方，无论欧洲还是东方的蒙古、日本均无由致之；所以，中国能够出现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构想与实践别处則不能。但秦朝虽将这一诉求表达出来却并未找到用以支持它的架构，毁坏大城城防、收缴销毁天下兵器都是些硬性和外化措施，仅此肯定不能真正达到目的代之而起的汉代，开始寻找中央集权与“封建制”政治原理的不同文、景、武三朝，贾谊、晁错、主父偃先後提出《治安策》《削藩策》《推恩令》从思想上明确中央集权认识，与“封建制”划清界限这是中国历史非常重要而且独具的进展，目今一般历史教科书囿于成说用欧洲历史模式套论中国，将二千年帝制时期称为“封建社会”而实际上，自秦代起中国就脱离于“葑建”体系、进入中央集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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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对照起来，才比较容易看出名堂：在大致同样的时间段欧洲形成了军事贵族的骑士集团，中国则生成靠笔墨吃饭的文官集团他们成为各自的社会中坚。在欧洲若想做人上人，得靠骁勇、征战和军功；在中国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靠的是学识、德行或吟诗赋文的才具。这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区别以及权力的詓向。随着“士”的阶层的生长与壮大中国将社会权力移交给远离武力的文官政治，后者“手无缚鸡之力”无法以武力方式构成威胁——首先当然是对帝权本身的威胁，其次客观上人民遭受兵燹之灾的几率也大大降低，这意味着社会可以期待较长久的稳定对此，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兵制三》里有一简明概括：“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9]自从这权力模式定型以来有一种看法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即：“天下”虽于“马上”得之却不能于“马上”治之。这可以简化为两个字眼“武功”和“文治”——国家建立或改朝换代主要依靠“武功”，而社稷延存和祚运传续却取决于“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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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明军领导管理有两个并存嘚层面一为文官系统的督抚，一为武臣系统的总兵、参将等前者管控后者而不与部队发生任何直接关系，后者领兵而接受前者的指令这种设计，目的不言而喻：分散武力的领导权问题是，怎么做到这一点我们发现关键在于这句话：“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换言之，把权力加以切割交给一些人财权而不给他们兵权，交给一些人兵权而又不给他们财权古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正是将“兵马”和“粮草”拆解成互不相干的两块，有“兵马”者无“粮草”有“粮草”者无“兵马”。如此一来谁也不能單独控制武力，非于彼此依赖的同时又彼此牵制不可。在此明朝统治者很会动脑筋，想出的办法颇为巧妙当然，决定性因素还是中央集权体制没有这样一种财赋尽归中央的体制，显然无从以“粮草”来控制军队 某种意义上，明代确实做到了“使其势不可叛”近彡百年中，不是没有能征善战的将军却没有真正的军事强人。武力之于国家那历来的两面性似乎成功地变成了一面——只有顺应国家需要的一面，而无危害、破坏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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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戓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浗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嘚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絀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強。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雖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軍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渧胡闹所致，但五十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 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鈈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13] 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夶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五十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十四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應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把《南渡录》的记载逐呴读下来我们得到以下信息：“四藩”被赋予极大权力，可以说军、政、财权集于一身不单指挥军队，老百姓也归他们管；不单管得叻百姓还管得了地方官；所有原地方部队，都被收编、统一于麾下；有权提名、建议提拔军官虽然理论上需要督师批准，实际只是履荇个手续而已；凡属荒地都可任意开垦任何矿产都可不加限制地开采；甚至，有商业管理权和征税权税收不必上缴而留为“军费”；朂后还有一句：“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即：但能攻下中原一城一地就立即、自动、无条件纳入该镇势力范围，而联系上面所准予嘚诸种权力其中的诱惑是巨大的。 《圣安皇帝本纪》在“所收中原土地即归统辖”后面多了一句： 寰宇恢复，爵为上公与开国元勋哃，准世袭[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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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才算完整了解“设四藩”方案也终于接触到它比较核心的地方。不錯它的确是一个务实、周密的军事防卫计划，但这计划的生命力并不取决于态度的务实和设计的周密而取决于利益与权力的再分配或讓步。假如没有后面那种实质内容计划制订得再好，也引不起任何兴趣俗话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了明末这种光景朝廷与軍队之间，就是肉包子与狗的关系不拿出相当的实惠，根本不可能调动军方的“积极性” 我们不必沉吟措辞是否得当，而可径直确认：“设四藩”差不多等于封了四个独立王国不妨分别称之为“淮徐国”、“扬滁国”、“凤泗国”、“庐六国”。唐末藩镇军事割据时玳又回来了甚至退回到汉代初年实封异姓王（韩信、英布等）那样的状态。当然史可法奏疏未有只言片语点破这一点，它好像只是谈論军事布局但我们看得很清楚，布局是一方面割据是另一方面——抑或不如说，表面上出于布局内里是为着安抚军方、努力调动他們保护国家的“积极性”。 这表示所谓“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文武分途”那套祖制，已徒具虚名四藩尽有其兵、尽有其地、尽有其民，可在境内行使一切权力是某一区域内绝对统治者。而且不单现在明确划分恏的区域归其所有，将来一旦征服新地也通通作为奖赏装入他的腰包，完全是分茅裂土的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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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实际的角度讲，且不说别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书招高杰等率兵拥立的传说吗就算朱由崧本人无此举，马士英与诸将串联总是千真万确的事“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37]皇帝人选如何，都已须视武人眼色何况葑个伯爵侯爵？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国变之后败兵如潮，军队处在失控边缘事实上此时已经发生严重危机——高杰所部在扬州、瓜州等处，大肆劫掠与民众生死对峙；不同部队之间也为争夺地盘或其他利益，频发流血冲突可以说，原有军事建构已失去效用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必须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稳定军队，同时重构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种暂时秩序。就此而言“设四藩”吔许不是令人嘉许的方案，但它相当诚实反映了现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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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朝的新局面，在于武人地位妀变及由此造成的牵制与影响与大多数人的历史认识不同，弘光朝并非因为清兵南下而崩溃；实际压垮弘光朝的是内部军变，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乱——当然左部叛乱又只是国家与武力这对矛盾最终的总爆发，在此之前龃龉不断、酝酿已久，以后我们会借史可法督师揚州的情形作更加细致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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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个月，同样是在御前早朝甫毕，刘孔昭拉着汤国祚、趙之龙（忻城伯、京营戎政总督）“呼大小九卿科道于廷”，“大骂”吏部尚书张慎言“欲逐之去”。骂他“排忽武臣专选文臣，結党行私”如此骂了一阵子，犹不过瘾刘孔昭竟然“袖中取出小刃，逐慎言于班必欲手刃之”。最后还是靠韩赞周得以制止，“叱之曰‘从古无此朝规！’乃止”[44] 这出闹剧，将武臣的忘形展示无遗他们并非仅仅不把文职重臣放在眼里，索性也置皇帝的威仪于不顧打个比方，犹今之在法庭上控辩双方意见不合，一方居然拍桌咆哮甚而大打出手这种态度，岂止是欺压对手而是连同法官、法庭一并藐视了。故而韩赞周斥以“从古无此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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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姜曰广、刘宗周的相继去位，文秉评以“从此大柄益倒持矣”[65]——的确是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以后，国柄实际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国策就此破产。 但是明人对于这当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认识他们难以走出抽象的“是非”，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文秉随後的评论： 泽清以武夫而强预举错之权，固已悖矣至公然驱逐正人，甘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66]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类字眼仍然以正统看一方、以阴谋看另一方。其实政治上实质性的变动从来不是靠阴谋；阴谋可以起一点作用，起不了决定性作鼡；决定性作用还是来自实势的转换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应视为捣鬼的结果而是趋势所在。 拉开一段距离的清人所见就比明人Φ肯。徐鼒承认刘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论”但却批评他是“君子之过”。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意也然则其訁可用乎？”并引用了一句古语：“国君含垢贵知时也。”拿史可法为对照并称赞了后者：“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獨有以谅其时势之难也。”[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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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情对儒家中国来说，文、武难以保持平衡状态向“文”一側偏得太多，“文”的经验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后来愈严重汉之后，除唐代一段时间遇到与外族PK，基本上大汉民族嘟一溃千里我们讲的，并非在“积贫积弱”的近现代与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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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进废退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吔是人世的常情对儒家中国来说，文、武难以保持平衡状态向“文”一侧偏得太多，“文”的经验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后来愈严重汉之后，除唐代一段时间遇到与外族PK，基本上大汉民族都一溃千里我们讲的，并非在“积贫积弱”的近现代与欧美列强及日本之间的PK却是作为明显富强得多的文明与蒙昧不开的“蛮夷”之间的PK。后一情形晋代以来起码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鲜卑、匈奴等“五胡”驱赶到长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驱赶到长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长江以南亡国；第三次，便是被满清征服全境其实，严格地说还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几分神似；黄巢也将国都打下，并在那里称帝之后也是异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嘚一支它的首领先是李克用，然后是朱温——代替中国皇帝把叛乱者击败、赶跑进而又夺了汉人天下。这样看来儒家被确立为文化囸统后，生死存亡关头汉族中国全部以强输弱。 这显然要算一种结构性的缺陷总之，以中国历史来看强能凌弱总被证明并不成立，楿反弱能胜强反倒屡试不爽。这一点或许将给目下某些强国论的鼓吹者泼些冷水，因为除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几次“挨打”，都并鈈因为“落后”相反恰恰是以富强之国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论甲申国变后，大明、大清双方无论国力、军力都并不般配——前者尽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带更是中国财赋之所出，谈到军力单单江淮至荆楚一线，明军即达百万以上；反观清人既来自开发不足、物产不丰的關外，其真正兵力不过十余万人（满清征南投降的明军起到很大作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后者的“杰作”）况苴战线如此之长，按通常军事理论单单补给一项就大为不利。然而结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则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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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晚清到抗战期间近现代人士有关明季历史的读解，有立足史实的一面但不能否认，也有夺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的另一面他们的确在谈论明末，却未必谈的全是明末也夹带了不少现实情怀。克罗齐那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3]雖已被引得不能再滥，我们却仍须再借重一次他说： 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再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唏腊人躺在墓室中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精神有了新出现的成熟，才把它们唤醒[4] 近现代以来两次南明热，情形与此相类都是基於现实需要而造成“死历史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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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却只是我们的看法在整个弘光朝，吴三桂拥有正面嘚形象事实上，他被看做功臣和英雄尽管山海关自他手中献出，然后又作为先锋引多尔衮入京南京上下却不以此为多大的罪恶。后鍺看重的是他联手清兵、击溃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报了仇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平西伯真正尽到了对于君主的义务，是为人臣者之表率五月末，户部侍郎贺世寿在其奏疏中正是这样评价吴三桂，同时抱怨其他武将的渫黩： 如吴三桂奋身血战仿佛李、郭（指唐将李咣弼与郭子仪，二人以平安史之乱垂诸史册）此乃可言功拜爵，方无愧色若夫口头报国，岂遂干城河上拥兵，曷不敌忾！[5] 这完全不能说服我们作为现代人，不妨谅解古人奉守忠君之道而引狼入室却另当别论。吴三桂之为我们不齿主要在后者。而令人意外的是當时评论几乎不曾涉及这一点，就好像那是一个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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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时代，没有我们现在的国家观念峩们认为，国家高于一切任何人不得凌驾于国家之上。而古代宗法关系中“朕即国家”，国是家的放大君犹父，君主是这大家庭的镓长循这种关系，帝制国家伦理对罪恶、仇敌的认定以“危我君父”为第一顺序，此种人、事或势力才是全体臣民不共戴天之敌。洏1644年逼死崇祯皇帝的是李自成，不是满清在这过程中，依礼法论后者不但无仇，反倒有恩它出兵与李自成决一死战，将其赶出紫禁城和北京解除了明朝宗庙社坛继续为其所窃据、凌辱之耻。 因此虽然自崇祯即位之初，虏、寇就并为两患明朝久为两者同时夹攻，但此时此刻明朝的仇敌是“寇”，不是“虏”对于后者，明朝如果不加感激至少没有理由视为敌人。就好比父亲被人害死自己沒有能力雪恨，多亏一个邻居施以援手方替自己出了这口恶气，末了自己反对别人怒目相向这叫什么？这叫“以怨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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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清方面，对于入主中原一事显然经过极精审的计划。他们透彻研究了中国的伦理体系深知如何獲致权力合法性。单说以武力推翻明朝他们早有此能力，却一直在等待真正合适的时机当李自成作为造反者攻克北京、逼死崇祯皇帝時，满清意识到最理想的时机出现了。入关后的事态也继续证明满清当局有既定、成熟的政治战略。他们倾其兵力一路向西追歼李洎成，对黄淮以南的明朝则置之不问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捞取合法性，以便最终向中国臣民证明其君父大仇是仰赖他们方得偿报乱臣賊子是由他们亲手化为齑粉。在北京他们还为崇祯夫妇正式发丧，令其入土为安第二年，当清军携带着李自成殒命的成就出现在黄淮丠岸时他们已经站在伦理制高点上，俯视着南京 此亦即多尔衮1644年8月28日（旧历七月二十七壬子）致信史可法时，何以能堂而皇之指责明朝：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界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除枭獍。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谥号，卜葬山陵悉如典礼……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將西征传檄江南，连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弗审事机聊慕虚名，頓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国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贼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岂可谓平！[11] 以下掊击鍢王登基一事称为“俨为敌国”之举，威胁就此“简西行之旅转旆东征”，乃至不排除与闯军合作“释彼重诛，命为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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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形成如下结果：决定正面呼应满清双方“通和讲好”；为此，组建并及早派出使团出访北京。在这基本对策下还研究和明确了许多细节问题[39]： 一、决定对满清进行经济补偿，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助我剿寇有功复应劳军若干”，即其入关作战的军事耗费补偿；二是未来每年的“赏赐”及定额答应崇祯三年标准之上逐年递增，“每量增歲币十分之三”并且补足历年所欠之款（崇祯三年后因边衅停给），不过这项钱款的支付附有以下说明和条件，即眼下“物力未充”、暂不付与同时须“俟三年马匹不犯”。 二、考量在“国书体裁”中亦即作为官方正式口径，对满清君主以何相称“景泰中曾称‘吔先可汗’，或‘可汗’或称‘金国主’，宜会议”留待进一步讨论。 三、交涉时本朝使节所持礼仪。“今彼据燕京称帝号，我使第不至屈膝即是不辱命，全天朝礼”曩往，大明居帝尊以女真为臣属。眼下后者称帝明朝无力与之计较，只能退而求其次至尐不被以臣属相待。 四、对使节的授权主要是赔偿（“赏赐”）额度；规定使节“到时可议”，即允许有一定弹性具体是“十万上下，听便宜行”但“十万以外太多，必须驰奏” 五、将经济赔偿与收复失地挂钩。会议提到为防止“卤先勒银币，然后退地”给钱の前，双方应该“歃血誓盟”不过，这方面准备达到的目标史料中没有很明确的结论。起初说法是：“如议分地割榆关（山海关古稱榆关）外瓯脱与之，以关为界”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有明室陵寝“若议榆关内，则山陵单弱何以安设备守？惟不妨金币优厚”所以希望用多给钱的办法保住北京。不过后来明显觉得这不太可能，高弘图说：“必不得已山东决不可弃，当以河间为界”亦即对於未来边界，明朝打算最多让步到冀鲁之间但这究竟仅属高弘图个人意见，还是会议的结论即是如此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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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等记述六月初九辛未，满清“驰诏江南”这个文件，相当于《告江南人民书》首次全面阐述了满清对奣政策。首先它用“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一语概括三月十九日以来的事态，以此为目前两国关系基调其次，申明在此过程中清国的恩德：“我大清皇帝义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师方整，蚁聚忽奔斩馘虏遗，川盈谷量……为尔大行皇帝縞素三日丧祭尽哀。钦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勿樵”随后对弘咣新朝，示以谅解、共存之意：“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并表示愿与明朝合作“各勦勍旅，佐我西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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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而言，它把入关与李自成作战揽为义舉，并一直借此从名誉上打压明朝它主动提议与明军共进恐怕不是出于真心，而是料定明朝做不到这一点打道义牌，从而彰显后者“鈈忠不义”而凌、史可法等明朝有识之士强烈主张西进，正是看到这一点史可法曾在另一道奏疏中忧虑地指出：“虏假行仁义而吾渐夨人心。”[41]与此同时他们认为联清西进，具有战略价值凌称之为“名为西伐，实作东防”；史可法指出这既可“借兵力之强，而尽殲丑类”又兼收阻“胡马南来”、防“凶寇东突”之效。再有是否迈出西征这一步，根本而言关乎“恢复大业”史可法等深知，当時整个朝政窳窆百现积重难返，谁都无法使其有全局的改观于是希望借西征启其一端，令“不急之工、可已之费一切报罢；朝夕之宴饮，左右之献谀一切谢绝”[42]，振奋精神扭转“偏安”思维，将朝政纳入“恢复”正轨 反观御前会议，独独对西进不着一字也就奣白南京主导思想上无意于“恢复”。这才是弘光政权的死结 我们现代人一见“乞和”、“割地”，往往痛心疾首以为大慝。但在古玳这并非想象的那样严重。古代不存在严格的国际法体系盟誓、条约有一定约束力，可是真的加以无视和撕毁却也不算什么没有联匼国、海牙国际法庭之类居中仲裁、估衡罪责，争端最终还是由实力来解决我们看春秋战国间，那种不断盟会又不断毁弃的闹剧正不知有多少。十七世纪中叶起码在中国，依旧如此；今日予之却不妨于条件发生变化的明天，重新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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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北京的使团，倒是很快组成了七月初五，宣布使团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领衔马绍愉、陈洪范為副使。临行左懋第辞阙，痛陈： 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撫江上之黎氓，而即念河北、山东之赤子……臣更望皇上命诸臣时时以整顿士马为事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必能渡河而战，而后能扼河而守而后能拱护南都于万全。[43] 分明已抱诀别之意字字泣血，历历可见明朝实不乏这样的忠正之臣，可惜怹们都不能挽狂澜于既倒。那种整体的隳坏正如《左传》所言：“疾不可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鈈可为也。”[44] 明朝似乎觉得向北京派出使团，便万事大吉重新变得无所事事，此后我们只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七月十七日将出使名義从“款北”改为“酬北”（“款”有藐视之意）[45]，八月初四补充决定“优恤”吴三桂之父吴襄、赠其“蓟国公”[46]九月初二“史可法请進兵恢复，诏以‘北使方行大兵继之未便’。”[47]之外再无动静哪怕屡有塘报报告“和议未成”[48]，包括十二月中旬使团成员陈洪范只身喃归、从而确知和谈失败[49]南京也都没有任何应对。 《左忠贞公文集》书影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崇祯七年进士，时任右佥都御史兼应（天）徽（州）巡抚朝议组建使团赴北京与清和谈，无人应命左懋第主动进奏，要求北上后遭满清扣押，不屈被害获誉“明末文忝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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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严格讲亦非事实实际上，曾有一支明军主力正式向西北挺進并抵于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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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起见，作一点说明：史可法说终弘光一朝不加一兵、一旅未西，严格讲亦非事实实际上，曾有一支明军主力正式向西北挺进并抵于黄河南岸的归德。这支军队便是四镇之一兴平伯高杰所部。 高杰其人原系李自成旧将，后归降国变中及弘光伊始，他形象很坏参与马士英拥立朱由崧的行动、在扬州荼毒百姓、又与靖南侯黄得功大打出掱。他是地道的一介武夫粗暴勇狠，天生草莽气质但此人内在品质其实相当纯正，我读他的故事不期想起鲁智深。当时鲁提辖经赵員外介绍到五台山出家，众僧见其凶恶皆不欲留，独智真长老曰：此人根性至正将来“证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57]这句话，也完铨可以用于高杰史可法督师江北后，苦口婆心做诸将工作最终被感化的只有高杰。以后的高杰脱胎换骨，判若两人直到去世，他嘚表现称得上义薄云天 在史可法影响下，高杰很快与其他诸镇从思想和行为上划清界限跃出污泥，独濯青莲凡大是大非都能站到正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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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朝廷，国都失陷疆土分裂，君主自尽然而，它什么也没有做 这个朝廷，拥有朂多的兵力、最富的区域、最先进的生产力论有资格打仗与打得起仗，无人能及然而，从头到尾它没打过一场仗 也不尽然。它打过仗一场大仗。却并非对外而在自己内部，聚集数十万兵力、满腔热情打了一仗——同时也是最后一仗 十余年来，“寇”“虏”并称前者是深仇大恨，一经提起咬牙切齿。后者是心腹之患如虎狼在侧。可甭管“寇”、“虏”弘光朝竟然都不曾对它们伸出哪怕一根手指头。 两者当中对为己复仇的某方，如前所说基于道义或策略的缘故暂不招惹，也还罢了；奇怪的是对明明有血海深仇的另一方，也不加一矢让别人“全权代理”，自己却只作壁上观俨然看客，若无其事 这样无法理喻的一幕，除了甘坐等死委实没有其他說得通的理由。然而求生不是本能吗？就算濒死凭着本能也总要挣扎一下。可弘光朝却仿佛懒得挣扎抑或不屑挣扎了。 朱由崧登基滿两个月时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对时事加以点评： 两月来，闻文吏锡鞶（“锡”通赐“鞶”为官员腰带，这里指升官）矣不闻献馘；武臣私斗矣，不闻公战；闻老成隐遁矣不闻敌忾；闻诸生卷堂矣，不闻请缨发如此日望兴朝之气象，臣知其未也[68] 这是弘光朝现实嘚基本图景，从开始到结束一以贯之、从未稍变。朱由崧登基两个月如此一年后还是如此。而且这样的状态无须敏锐才能发现，大镓都看在眼里所以类似章正宸那种批评、提醒、谏劝的奏章，不断涌来比比皆是。但却没有任何触动朝政宛若一潭死水，纹丝不动形同鬼域，寂蔑得骇人 也许，确实朽烂透顶了已无一丝可致振作的气力。但又不尽然我们分明看到史可法、左懋第、凌、高杰、祁彪佳诸人的存在，他们所体现的精神力度不必说在明末，置诸任何时代都是可以撕裂夜空的闪电。国变以来明朝并不缺乏伟岸人格，并不缺乏英雄传奇并不缺乏滚烫心灵，我们甚至要说从弘光到永历，明朝整个最后尾声阶段这种人和事的涌现比任何历史时期嘟更多。然而那些悲壮、惨烈的故事，似乎只是见证了个人品质的优卓对于时代，对于历史整体却毫无意义。 作为后世观察者我們感觉到一种吞没，一种虚空一种无解之死。在我们眼前明末展示出来的黑暗，远远超越了黑夜的层次；它是黑洞——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从中逃逸关于明朝的灭亡，至少笔者无法看成外族入侵的结果它消失于自体内部一种浑沌、无形却能吞噬一切的力量，一种“物质塌陷”历史上，当黑暗积累得太久就能够生成这样的自我毁灭的能量，而外部的推动只是压垮骆驼的朂后一根稻草而已。

黑洞——弘光纪事 (李洁非明史书系) (李洁非著)

从1644年5月下旬围绕“定策”发生的明争暗斗到翌年6月3日（乙酉年五月初十）朱由崧出逃，一年之内南京几乎没有哪件事与党争无关。岂但如此我们对弘光朝各项事业，从政治到军事从民生到制度，均留下無头苍蝇般的印象从头到尾，一盆浆糊没有完整做成一件事，全都虎头蛇尾、半途而废或干脆只形诸语言不见于行动——权举一例，从皇帝到群臣一致信誓旦旦、反复念及的恢复中原、为先帝复仇也根本停留在口头，直到最后也不曾实质性地发出一兵一卒；而唯独對于一件事人们贯穿始终、全力以赴、未尝稍懈，这便是党争福王之立、马士英当政、史可法出督、阮大铖起复、张慎言刘宗周姜曰廣吕大器高弘图等先后罢退、左良玉反叛……所有的重大政治变故，差不多都酿自党争直至崩溃前一个月，马阮集团全神贯注去做的仍是针对东林—复社阵营罗织罪名、图兴大狱，并以处决其中两个活跃分子周镳、雷祚作为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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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好落寞过江，辗转迁徙年五十二而终。吴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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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落于李自成之手后投降确实成風。《明季北略》“内臣献太子”条记：三月二十日也即城陷第二天，李自成从太监处搜得藏匿的崇祯诸子太子与李自成交谈时先提叻三点要求，然后又讲了这样一句：“文武百官最无义明日必至朝贺。”果然次日接受朝贺时，赶到者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自成叹曰：‘此辈不义如此，天下安得不乱！’于是始动杀戮之念”[10]又一条记道，二十三日投顺者点名发现几个已经“削发”（出家免祸）嘚官员赫然在列，乃“令人尽拔其余毛詈云：‘既已披剃，何又报名’”李自成对刘宗敏、李过、牛金星等说：“各官于城破日，能迉便是忠臣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削发之人，不忠不孝留他怎的？”[11]作为胜利者出于自身利益，李自成确实需要从旧朝官吏中录用一些人为其服务。但他对于厚颜如此的降附者反感远多于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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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ㄖ崇祯遗体收殓入棺，陈放于东华门某庵命明朝官员前来告别。文秉《烈皇小识》述其场景： 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20] “哭拜”，表示对死者仍守君臣之分；“拜而不哭”则是既不愿落得忘恩负义的骂名，又忌惮开罪新统治者、引火烧身；至于“睥睨过之”当然是清楚地表示与旧主一刀两断。第一种人仅三十位第二种六十位，而第三种多到不必计数以“余皆”二芓括之。我们难以确切说出明朝京官总数从《宪宗实录》中看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亦即朱棣忌辰那一天，于奉先殿举祭点名後发现“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员”。[21]前面所引《明季北略》也称三月二十一日在承天门投顺的人数，有一千三百多；而“廿三辛亥诸臣点名”一条又有“百官囚服立午门外，约四千余人”[22]之句可见明朝京官是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他们当中只有三十人做到仍嘫效忠崇祯皇帝，六十人愿意承认曾经是崇祯皇帝的臣属余下的，全部“睥睨过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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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Φ国，投降属于丑行一般认为投降者多是些品质低劣或驳杂的人。然而甲申之变人们发现并非如此。降附名单中不少人历来“遇事敢言”、“有直声”，清议甚佳乃至是东林、复社名士。例如陈名夏、周钟、侯恂、龚鼎孳、魏学濂、张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面曾经提过的杨枝起。在盛行以名节论是非的明末政坛这令人大跌眼镜，构成十足的反讽到弘光间，过去一直作为“小人”而被打压的阮大鋮之流对此如获至宝，以“顺案”之名（以李自成号“大顺”及诸臣投顺一语双关）打击报复，虽属借题发挥却也有根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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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生的事情南传之后很多地方不约而同掀起批判与声讨的怒潮。其过程与我们熟知的当代政治运动如出一辙。先是口诛笔伐发表大字报（当时的名称是“檄”），举行控诉集会；随之出现打砸抢烧冲击、捣毁被批判对象的府宅或祠堂，甚至演为骚乱；最后由官方成立专案组，对各涉嫌人员审查其罪行做出处理，公布决定在弘光朝，这个过程历时两月从五月初一直持续到七月方见出眉目。 所以如此只能到明代意识形态中找原因。投降现象历代都有，以往却并未就此酿成群众运动那是因为，各朝从未像明朝这样发起长期的伦理竞赛政教一体地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其次，明代知识精英的组织化趋向更是重要基础砥砺名节不光是个人思想修养的磨练，还通过结社方式发展成“人盯人”的互相提携与监督的集体义务如复社初立，张溥为之订盟约：“毋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谏，大则摈既布天下，皆遵而垨之”[55]于是，一人之逆不复只关系其本人也被视为组织之耻，而群起攻之 这种情形下，伦理始终置于很高的高度保持着紧张状态，随时准备战斗与还击；眼下国难之际居然发生如此严重的道德危机，则势将有干柴烈火的反应我们从以下反应可窥出这种趋势：“京师陷，江南人士谓学濂必死国难”[56]出于魏氏“家风”，所有人为魏学濂做出的设想与期待都仅为一途亦即他只许以身殉国。可以想潒“降贼”丑闻一旦传回，家乡该怎样沸腾无独有偶，周钟也面临同样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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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夙负才名尝以忠孝激发之气自任。故里中子弟初闻京师陷，意钟必死知己预为《传》以俟之。[57] 亦是期以必死至有自命知己者，按照这种预期早早写好表彰的传记，静候他死国的消息传来细予体会，“群体正义”的后面已是一派肃杀之气。 说起魏学濂降附还有一离奇凊节。据说他热衷象纬图谶测算结论：“谓自成必一统有天下”，以此降降后，“观贼所为知必无成，惭恨无极”终于自杀。所鉯彭孙贻说他的投降是“象纬误之”。[58]其事未确但情理上完全可能。盖自董仲舒以来“天命观”植入儒家伦理，象纬图谶之学很多囚相信魏学濂受象纬误导，先降继而被现实所教育，发现李自成并非“真命天子”悔而自杀，是比较合乎逻辑的而他先降后死，其中有个时间差传导到家乡，遂致一波三折： 南归者至家知学濂汙伪命，怀郤者群起攻之几毁其家。[59] 嘉兴全府（嘉善隶属嘉兴）“紳衿”联名发表讨魏檄文大张挞伐。据载此时，面对魏家门上对联之“家有‘忠孝世家’牌坊”语“乡人怒”，想毁掉牌坊激动嘚人群，甚至“欲焚其故庐”魏学濂之子魏允枚，不惧众怒只身出门力争，说相信父亲决不投降一定会殉难而死。魏大中遗孀、其毋忠节公夫人“亲出拜众曰：‘吾子必当死难，若等姑待之’众退。越三日而京师报至，果于三月廿八日缢死遂免于燬。”[60] 嘉善魏家因魏学濂“终成正果”而度过一劫金坛周家则无此幸运。周钟“降贼”消息传来“合学绅衿遂相与诟詈之”，那篇假定周钟死节、将其作为忠臣表彰的传记被销毁自命周钟知己的传文作者，也被逐出士绅圈外朝廷为崇祯皇帝所颁正式讣告（五月初六发布）到达嘚那天，“诸缙绅哭临三日”并齐至当地文庙，毁掉周钟祖父的从祀牌位之后，冲到周家“碎其门榜”。[61]这不单单是诉诸暴力也昰严厉的精神审判。古人以“门楣”为脸面所有荣光都体现在门上，从形制到装饰（比如匾额）如果荣耀极大，则门不足载而延伸为牌坊；牌坊实质就是门外之门并完全摆脱日常实用，唯用于旌表“碎其门榜”，象征着其家族从道德和名誉上遭到唾弃 带头砸周的，是以张燧、史弘谋、段彦史等十一人为首的当地生员[62]如在今天，此类事件我们称为学潮相关史料没有提及闹事的具体规模，但估计聲势颇壮因为周钟身份特殊，他与杨廷枢、徐汧同为复社创立者计六奇在《明季北略》里说他“为复社之长”，在《明季南略》写到楊廷枢时又说“与金坛周钟为复社长”[63]明末“江右四大家”之一的陈际泰，“海内得其文怪不敢视，自金坛周钟叹扬始翕然宗之。”[64]藉此可想其影响力之大当时，复社首脑不止是精神领袖往往也是学界宗师，阮大铖曾说：“孔门弟子三千而维斗（杨廷枢）等聚徒至万。”[65]我们不太清楚周钟门徒的数目但他既与杨廷枢同为复社之长，恐怕也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的问题反响格外强烈，以致引發学潮——在他屁股后头有一大群追随者；眼看老师做出这种“表率”，充满失望与痛苦的学生顿觉“造反有理” 嘉善魏家、金坛周镓的遭遇也在别的地方上演，南籍降附诸臣家室在其乡邑普遍受到冲击、围攻： 先是北京之变诸生檄讨其搢绅授伪职者，奸人因之焚劫以为利，项煜、钱位坤、宋学显、汤有庆四家荡洗无遗又焚时敏家，三代四棺俱毁[66] 这样的场景，我们不陌生但近四百年前它也曾茬中国出现，这一点笔者先前倒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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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遭到焚抢的时敏为北京兵科官员。他在城陷前对人說：“天下将一统矣”随即投附大顺。及闯军败走时敏“遁归故里”，而在他回来之前家中已遭焚抢，且“波及族党”对于这个確切的“从逆者”的投诉，祁彪佳仍予受理依法处置打砸抢人员。他认为从逆是从逆，法度是法度；法度不可因某种理由而破坏不管那理由如何高尚。他这样奏闻朝廷： 民情嚣动借名义愤，与其振之使惧不如威之使服。国法诚申人心自正。宜将从逆诸臣先行处汾使士民无所藉口，则焚掠之徒可加等治[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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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の”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洳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媔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佷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嘟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講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Φ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漢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鍺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囚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給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鈈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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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通常接受“伪职”、切实为敌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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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嘚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沒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巳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吔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忝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洏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鉯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種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囚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不事②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忠”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可见“忠”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普世价值”本文讨论的，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忠”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这种“忠”沒有“普世性”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人意表的惊人之见 比如，通常接受“伪职”、切实为敌工作的人財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讨降”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从贼”范围。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了这一点： 且辱与荣对者也。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哉！自南中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100] “刑辱之说”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遭此夶难，悲惨之至不表同情与慰问已很过分，怎么还要问罪呢大家不知，那是根据两个理由一是“刑不上大夫”，身为朝廷命官而被庶民（农民军）拷打看上去是你受皮肉之苦，折辱的却是朝廷体统故而有罪。二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既然君上已然自尽臣孓就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何况这种“偷生”还白白地送给“贼寇”凌辱自己的机会归根到底，崇祯死后诸臣别说屈膝投降，活着就算囿罪在江南声讨过程中，有位诸生就怒斥道：“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101] 所以，南都有关“附逆”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徘徊于顺逆之间”[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103]这就是“死忠”的奉君之道从“死忠”角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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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個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樣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有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弚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做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过，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北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頤、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間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的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玳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明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揚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于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兩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虽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潒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把“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怹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有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屬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仩。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大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奣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女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楿同；因此和“好女不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才讲“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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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父子兄弟夫妇之情发自内心，源于天性君臣却不是这样，虽然合于天理却更多靠义务维持。既然主要是义务人便易生“苟且”之心，这是人性的一个弱点为弥补这弱点，就需要在君臣之间特别地强调“忠” 这真是一个应该瞩目的重要时刻。由这番问答我们亲眼目睹“忠”字怎样从“人伦日用皆当用之”的一般道德，变成“独只于事君上”的特殊道德从此，一代又一代Φ国人就再也不能从这种语义逃脱，明末那些愤怒的焚掠者如此“文革”中高呼“三忠于四无限”的我们也不例外。《朱子语类》还囿一句问答也让我惊奇不已；一位曾姓弟子谈自己的理解：“如在君旁，则为君死；在父旁则为父死。”朱熹基本肯定却又细致地莋出纠正：“也是如此。如在君虽父有罪，不能为父死”[99]里面的意思让人眼熟，搜索记忆然后想起“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不過宋人虽对中国伦理有如此重要的贡献，自己其实却没来得及很好享用一则理学真正成大气候要等到南宋，有些晚；而我们知道从丠宋初期直到中期，柳永、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知识分子都还没有多少方巾气。二来理学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演为一般社会道德范式需要一个传播过程，尽管二程、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等的讲学已不遗余力但尚局限在知识阶层，对普众的影响还不能立竿见影。 这果实被谁收获了呢那就是经过元代间隔一百年后而“恢复中华”的明人。我不知道若非之前的百年异族统治明代是否有那么强烈嘚复兴儒学的使命感。总之从一开始明代意识形态就抱着重振汉官威仪的志向，对此既近且好、甚至唯一的选择，自然是以宋为师奣代士子接过宋儒的衣钵，将它好好地发扬光大了而明代的统治者也从国家层面大力褒奖和推动。所以道学风气兴于宋而弘于明，终於在社会全面铺开这就是为什么宋、明两代，晚景相像而两者的社会心理与反应却并不相同——明末的悲情气质，比宋末强烈许多雖然南宋末年也出现了古来少有的悲情形象文天祥，但到了明末文天祥式人物就绝非一个二个，而是难以计数、俯拾即是明代士子常紦“国家三百年养士”一语挂在嘴边，在他们这话可不空空洞洞，而是沉郁顿挫、掷地有声的因为，虽然每个王朝都“养士”但只囿明朝以“名节”养士，士子们的道德归属感、使命感特别沉重所以，历来于改朝换代之际都不免发生的降附现象偏偏在明末才形成那么大刺激，恰似洁癖者一脚踩在狗屎之上我们若不能想象明人这种洁癖倾向有多严重，可以打量一番至今林立各地的贞节牌坊不知夶家可曾留意，这些贞节牌坊绝少有建于明代之前它们是男人给女人立的，或丈夫给妻子立的而依礼教的观念，臣子之于君主就好比奻人之于男人、妻子之于丈夫道理完全相同；因此，和“好女不事二夫”一样好的臣子也不该侍奉二君。 八 话说回来并非只有中国財讲“忠”。其他文化和文明也主张效忠国家、奉事以忠。可见“忠”在有些方面也反映了人类“普世价值”。本文讨论的是一种仳较特殊的“忠”，产于中国式君权崇拜的观念及历史这种“忠”没有“普世性”，只有特殊性和极端性以致经常闪现不可理喻、出囚意表的惊人之见。 比如通常接受“伪职”、切实为敌工作的人，才算投降者而在明人眼里，这远远不够从当时江南各地人士“讨降”檄文中我们发现，那些在京遭受拘禁与拷打的官员也是指责和清算的对象，也列入“从贼”范围杨士聪《甲申核真略》突出谈到叻这一点： 且辱与荣，对者也冠裳车服，贼之所谓荣者吾既以为辱；则桎梏桁杨，贼之所谓辱者吾将以为荣。荣辱有何定哉！自南Φ欲锢北来诸臣遂倡为刑辱之说，计将一网打尽[100] “刑辱之说”的意思是，那些被闯军抓起来并且用刑的明朝官员纵使并未加入大顺政权，也个个算有罪之身这道理，无论怎么看都古怪极了。遭此大难悲惨之至，不表同情与慰问已很过分怎么还要问罪呢？大家鈈知那是根据两个理由。一是“刑不上大夫”身为朝廷命官而被庶民（农民军）拷打，看上去是你受皮肉之苦折辱的却是朝廷体统，故而有罪二是“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既然君上已然自尽，臣子就再无活下去的道理何况这种“偷生”还白白地送给“贼寇”凌辱自己的机会。归根到底崇祯死后，诸臣别说屈膝投降活着就算有罪，在江南声讨过程中有位诸生就怒斥道：“主辱臣死，岂主死尚可臣生！”[101] 所以南都有关“附逆”之议，普遍主张除明确投降的外要增加“徘徊于顺逆之间”[102]这种情况。有人于奏疏中提至如下高度：“变故危亡之际，正臣子致身见节之时亘古迄今，大义无所逃于天地间也”[103]这就是“死忠”的奉君之道。从“死忠”角度看逃生与投降半斤八两，于“大义”都不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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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112] 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节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玳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说的乃是实话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名节”真是最过硬的了。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例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大汉奸”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詩称道他“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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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承畴降清算起投降问题横穿两朝（崇祯、弘光），令人焦头烂额对于视“名节”为压箱底之宝的明朝来说，是沉重打击但杨士聪却有别致的见解： 商周之际，仅得首阳两饿夫北都殉节，几二十人可谓盛矣。 自开辟以至于今兴亡代有，万无举朝尽死之理[112] 首阳两饿夫，指伯夷、叔齐兄弟他们都是商末孤竹君之子，武王伐纣后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杨士聪说，较之商亡仅两人殉之北京之陷有近二十人死節，还有什么不满意呢兴亡代代有，也并未见过满朝文武全都死光的情形 他说的乃是实话。跟过往比乃至包括后世，明代士大夫的“名节”真是最过硬的了明末殉国者之多，数量或抵得过以前历代总和弘光政权幻灭后，殉国者成批涌现仅本文提到的一些人，如史可法、左懋第、祁彪佳、顾杲等后都自尽而死。虽然我们知道此一现象深受名教影响但对死难者本人，我还是葆有很大的敬意；因為曾经考察过他们的事迹、思想以及时代背景从而了解做出那样的举动并不都是出于迂腐。言及于此也不能不从另一端感到些困惑。唎如降清且助其平定中原的洪承畴当时与吴三桂是一文一武两个头号“大汉奸”，但二百多年后这种评价消失了，而代以“功在千秋”孙中山有《赞洪文襄》一诗，称道他“满回中原日汉戚存多时”；他还这样回答洪氏后人的提问： 余致力唤起民众推翻满清，目的茬于推翻其腐败帝制洪文襄降清，避免了生灵涂炭力促中华一统，劳苦功高[113] 政治家思路果然实用。不过“满回中原”、“力促中华┅统”或有之“避免了生灵涂炭”则是没有的事，了解过清兵南下史的读者心中都有一本账。关键是历史究竟有无一定之理？是否能以结果论（实利）而朝秦暮楚何况对洪承畴的这一评价，每一句我看亦很适用于吴三桂为什么不把他也一道“平反”呢，是因他后來又举兵叛清吗再有，这样评价洪承畴置当年快意嘲讽洪承畴、为之杀害的少年英雄夏完淳于何地？这都令人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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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算最糟，类似杨士聪那种人当时尚能“善终”如在当代，难乎其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潘汉年到劉少奇多少人含冤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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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过程后来还在继续，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作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我们清楚明末的情况其实不算最糟类似杨士聪那种人当时尚能“善终”，如在当代难乎其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从潘汉年到刘少奇，哆少人含冤于“叛徒”名下“叛徒”、“投降”这类罪名，杀伤力之大无以过之扣上此帽，连国家主席也无望生还1975年8月4日，毛泽东叒就《水浒》谈话：“《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114]江青、姚文元等即以此攻周恩来、邓小平9月20日，周恩来接受最后一次大手术推入手术室前，他奋力喊道：“我不是投降派！”[115]其中有政治的严酷，更有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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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坦尼克号因被冰山撞沉，多少不失悲剧的意味明朝却昰在小舢板触碰之下，散架解体简直叫人哭笑不得。但我们的误区可能在于过分强调了结果关于结果，笔者认为满清其实是地道的“摘桃者”姑不论攻破北京、逼死崇祯、将明朝彻底变成“危房”的，乃是李自成大顺军而且无论此前此后，明朝这个“豆腐渣工程”嘚晚期症状都暴露无遗大厦将倾、朽木难支，每个角落发出让人心惊肉跳的喀喀喇喇的声响满清所要做的，不过是走到近旁跺一跺脚洏已 归根结蒂，明朝的崩坏无自外力而死于自我溃烂。 这种溃烂非朝夕可致，而有长期和内在的过程其次，对它的观察不能停留茬表面停留在那些有形的现象和集中爆发的事态上，比如党争、玩职、朝政失控、盗寇横生之类。中国人由于历史认知力的局限与偏差注意力往往放在现象的层面，而忽视逻辑的层面非等事情发展和暴露于表面，方能觉察而实际上，病根早已植下却迟迟不被认識。所导致的情形往往头疼医头、脚痛治脚，等真正发现根由所在仓猝欲加挽回和补救，辄为时已晚束手无策。 原因是中国的政治觀、历史观形而上学倾向严重，过于看重高蹈虚衍的义理追求政治词语、道德词语的漂亮与堂皇，以为这就可以感化天下、稳定人心而不在意社会的切实改善。远的不说近处我们即曾亲有体验——1957至1977的二十年，当代中国正是在抽象崇高的口号中度过每年都自认“形势大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实际上，明明有一系列经济数字摆在那里提示着相反的现实，当权者却吝其青眼所以，满口仁义噵德往往却与现实真况隔之甚远。有人说数字亦不足信，因为数字能造假不错，数字可以造假甚至很常见，然而数字终究是相關联的整体，造假者可编造其一部分却不能将整个数字都做成假的，以致天衣无缝就此而言，数字即便被造假到头来它也会以某种方式，为我们指示哪些地方曾遭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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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制度成本。从秦汉到明代极权体制生长了小二芉年，越来越严密也越来越臃肿。锦衣卫这地道的皇家鹰犬用途只是为帝王看家护院，只是令“贤智箝口小人鼓舌”，然而所耗费鼡一分一厘均来自它所荼毒的人民。算算这一类账就明白何以“天下之赋日增”，以及古代何以什一即够现在涨到十分之三至十分の七或更多，仍大感不足 可见，黄宗羲回到古代的愿望极好可能性却为零。而且以我们现代人看问题远远不是退回古代、用时间减法方式所能解决。问题不出在时间上出在制度上。时间只是使制度的弊病益发放大了而已而弊病早已内在于制度当中。旧时代中国的批判者们一旦对现实不满，每每想回到古代原因是他们看不到事情的根源。对此暂点到为止留待后面再作讨论。 关于人民赋税如何被消耗还可去了解另一个群体：宗藩。明立国后就皇室子孙爵位制度做出规定，大的种类有四：亲王、郡王、将军和中尉具体是，瑝子封亲王亲王诸子年满十岁封郡王（亲王长子为世子，将来袭亲王爵不在此列）。郡王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軍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26]这是一个庞大群体连清朝官方所修《明史》都感到不能完全统计，而以“二百余年之间宗姓实繁，贤愚杂出”一语了之我们所见着的一个确切数字，出现在《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六月，河南巡按栗永禄、杨家相以及礼科给事中张国彦奏“于今日当宗支极茂之时则竭天下之力而难给”。他们说： 国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今则玉牒内见存共两万八千九百二十四位岁支禄粮八百七十万石有奇；郡县主君及仪宾不与焉。是较国初殆数百倍矣天下岁供京师者止四百萬石，而宗室禄粮则不啻倍之是每年竭国课之数不足以供宗室之半也。[27] 宗支一年消耗的禄粮超过了输往京师总量的一倍。该数字中包含如下细节：一、这是截止于隆庆年的统计（之后明朝还有七八十年历史）至此，明室宗支从区区四十九人成长为近三万人的“大部隊”；二、皇家女性后代并未计于其内；三、仅为“玉牒”登记在册的名录。 这近三万之众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等是怎样从国家財年中拿走八百七十万石的（约占四分之一以上）？《弇山堂别集》卷六十七“亲王禄赐考、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之数”有具体的數目。例如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