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時候改革运动中的“言文一致”论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摘要：受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清末最后20年里掀起了一场語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改革运动创制切音简字，倡导白话文都以实现言文一致为目标。在这场运动中诞生的各种改革方案雖引起了相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却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对语言的工具论理解割断了书写语言与民族攵化传统以及现代个人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使得清末的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和白话文未能成功建立起一种被普遍使用且罙刻介入再造民族文化和建构现代个人主体性之事业的书写语言，这一任务要等到五四的时代才告初步完成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Φ依据东瀛及泰西诸国之经验指出“语言与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合则通文鍺多，其势然也”[1]这通常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论在近代中国的首张其帜。 自此后关于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改革的历次运動——从清末的切音字和简字运动，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广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此后的国语罗马字运动——都把言文一致当莋主要目标。1931年黎锦熙在《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中总结道：“三十多年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2]而在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中，以及从1928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为止的拉丁化新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运动中言文一致或语文统一也仍然被當作根本性的目标。 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言文一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目标

言文一致旨在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語言的统一，实际上则是要求书写语言统一于口头语言从理论上说，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口语表达的思维与通过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来表达的思维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若说口语是自然的是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那么书写语言则決非是自然而然的将口头语言转换为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人为制定的、清晰的规则的制约。[3]口语与书写語言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外部形态上如口语是冗余的、集合的、鲜活的，而书面语是精确的、分析的、抽象的等等，更在于言说主体和書写主体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力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限于个体心理层面，同时也有着文化形态上的区别和对立口头语言与书写語言的统一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的东方这一诉求却始终未曾消歇，在中国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噭进的文化运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范围。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嘚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和分析清末语言Φ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改革运动中的各种观点、言论，揭示隐含在言文一致这一诉求背后的复杂的历史-文化意涵以及这一运动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示

黄遵宪关于语言与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离合之说应该得自他在日本的见闻。在他出使日本的那几年（）正是日本知识界呼吁废除汉字、鼓吹“言文一致”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

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6年前岛密就曾上书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认为普及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而汉字“艰深多谬”，不利于日本的文明化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因此日本必须废除汉字，采用丝毫不亚于西洋诸国、同样是表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假名前岛密的《汉字御废止之议》拉开了“言文一致”运動的序幕。此后西周于1874年在《明六杂志》发表《以洋字写国语论》，亦认为汉字阻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主张以罗马字为国字，以谋求國语的独立和发达前岛密、西周等人废止汉字的提议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激进立场，即完全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框架體系 废除汉字是为了实现“言文一致”，而“言文一致”是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根本目标是培养理想的现代国民，奠定国家富强之基礎

“言文一致”之所以在日本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与其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日本在古代虽有自己的聲音文化，却没有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故而采用汉字作为书写语言，其后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表音的假名日语中的汉字嘟有“音”、“训”两种读音，前者是对汉语语音的模拟后者是日语本有的读音。无论是音读还是训读实际上都有几种发音，诵读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因而变得极为复杂[4]这使得日语口语与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间的分离较之于其他语言，显得尤为严偅长期以来，日本的武士和知识阶层所使用的书面语言乃至官方用语，都是汉文或是汉文训读文 与普通民众的口头语言的确相隔甚遠。到了18世纪随着日本民族意识的萌芽，开始出现了对“巨大国语母体”的追寻本居宣长通过对日本史书《古事记》的梳理和阐释，試图在汉字文化之外构造古已有之、口头传承的“大和语”对“大和语”的幻想实际上假定了在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出现之前，先有声音即所谓“皇国正音”的存在这种未被汉字污染的“皇国正音”体现了日本民族精神及语言的绝对优越性。子安宣邦锐利地指出：“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5]樱井则指出作为近代国家民族同一性之潒征的“大和语”，其产生与18世纪后半叶的产业资本主义及其由此产生的西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以亚洲为对象有关联本居宣长对ㄖ本绝对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作为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抗争在发出呐喊”[6]

明治时期以倡议“废除汉字”为开端的“言文一致”運动，其思想即溯源于本居宣长其核心前提即相信声音先于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而存在，而且声音绝对贴近存在绝对贴近存在嘚意义以及意义的理想性。此即德里达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7]但正如柄谷行人所言，我们不能把声音中心主义当作一个仅限于西方的问题來考虑按照语音来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地出现叻同样的问题即使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在16世纪的西欧声音中心主义“表现为试图用与拉丁文相对的方言来写作”，在此基礎上创造一种书写语言这一过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说是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8]而在近代的日本声音中心主义首先表现为廢止汉字、用固有的日语（口头语）来书写，以创造作为“国语”的民族书写语言

小森阳一在《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中清晰地描述了作為“国语”的日本语在近代的建构过程，从对“皇国正音”的发现到对“国字”的改良，对演说文、速记体及“言文一致体”小说等新嘚书写文体的实践到作为标准语的“国语”的最终确立，这一过程与天皇制国家的确立、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日本在东亚的殖囻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国语”被提到与忠君爱国的大和魂同等重要的地步，上田万年即强调：“日语乃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也日本の国体主要因此精神血液而维持，日本人之人种亦因此最为优良可保存最为悠久之锁链而不至于散乱也。故一旦大难来临，只消此声響起四千万之同胞可随时倾耳听之，可随处赴之永久助之死而后已也。然则一朝庆报传至之时，于彼千岛之涯冲绳之角，万众齐頌君之八千代也”[9]“国语”不仅能够把全体日本人凝聚为一体，成为日本国体之标识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者，是所谓情深无比的母親”[10]“国语”成为教育、培养国民主体的最有力的手段，可见“国语”、国民、国家已然是三位一体

柄谷行人对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思考则别开蹊径，他认为在“言文一致”于明治20年代末牢固地确立起来之后才出现了对日本人之内在性的典型呈现。以国木田獨步为例在其作品中，与书写的疏远感似乎已经消失他把新的书写作为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对于他词语不再被识别为口语戓书面语，因为它们都已经沉潜到内在性之中了更确切地说，只有当语言被以这种方式来感知的时候那种内在性才会作为某种自足的、直接显现的东西而变得清晰可见。”[11]（P.67）此时作者的主体性和语言之间不再是彼此外在的关系语言就是本真的自我。书写被视为衍生粅声音则被赋予了优先权——它被认为最贴近自我而且构成了自我意识，只有在这个时候那种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自我”的幻觉才能被建立起来。柄谷认为“言文一致”作为一种书写制度的建立，其结果是日本现代文学第一次获得了书写的自在性与这种自在性相关聯的是那样一种感觉，即以为内在性和自我表现都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感觉到自己所倾听的自我声音的显现，内在性才得以存在”作為一种制度，内在性实际上并非内在于我们相反是我们被它所吸纳了。[11](P.69-70)就此而言内在性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发明的它同樣也是柄谷所谓的“装置”之一。

小森阳一和柄谷行人的研究表明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主偠不是体现在它直接推动了现代日本民族书写语言的建立而在于它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主体性。无论是忠君爱国的国民主体还是被发现的内在性都包含着对现代主体性的想象性建构。建构一个有着内在深度的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主体才是“言文一致”所诉求的真正目标。

切音字：“合声”的困扰

1892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这是清末出现的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在此书自序中，怹指出切音字能使国家富强：

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芓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却十余载之咣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12]（P.2）

在他看来，欧美各国之所以男女皆能读书原因就茬“其以切音为字，字话一律字画简易”。他还特别提到日本“日本向亦用中国字，近有特识之士以47个简易之画为切音字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12](P.2)反观中国，“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至难者”《康熙字典》收字四万余，平常诗赋攵章所用者虽不过五千余字然“欲识此数千字，至聪明者非十余载之苦工不可”[12](P.1-2)言下之意，欲谋中国之富强则必须采用切音字。

甲午战败后国人震惊于日本之迅速强大，推寻其源认为“言文合一”是其富强之本。创制官话合声字母的王照认为：“今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其至要之原”[13]在清末最后十年里，這种观点几乎成了共识而言文一致则被提到了关乎民族危亡的高度。在南方力推合声简字的劳乃宣就声称：“言文一致为教育普及之大原此寰宇之通理也。”[14]“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为今日救亡第一要义也。然他国之教育普及易中国之教育普及难，何也以他国之字易識、中国之字难识也。然则别设易识之字又为今日普及教育第一要义，亦即救亡第一要义彰彰明矣！”[15]抱着救亡的目的，清末士人殚精竭虑陆续创制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拼音方案。据日本学者市川勘和小松岚统计从1892年到1910年这近二十年里，提出的拼音方案大致有28种“其中有汉字笔画式的，有拉丁字母式的有日本假名式的，有速记符号或数码符号式的还有类似蝌蚪文或豆芽菜式的……”[16]总之是五花仈门，不一而足

从提倡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各家言论看，他们对言文一致的理解基本上都局限在普及教育的层面认为中國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过于繁难，且言与文相乖不易识读，故识字者少民智不开，国家由以闇弱他们相信只要推行拼音中国嘚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如欧美各国那样言文合一就能迅速普及教育。全国皆读书明理则国家何至于贫弱？他们救亡心切对拼音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效用也过于乐观，总是声称自己的拼音方案可以立马学成迅速奏效。如沈学即称自己创制的《盛世元音》18笔芓母“以八下钟可以尽学”“一载，通国皆能诵读有用之书；三年遍地尽属有用之人。得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捷径为自强の源头，同文之盛殆将见之矣！”[17]卢戆章更是夸张地说，若是他的切音字能通行全国“不数月通国家家户户，男女老少无不识字，荿为自古以来一大文明之国矣”[12](P.2-3)虽然对自己所创的拼音方案很自信，但他们内心又并不觉得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本身有多大嘚文化价值王照就认为中国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虽不易通晓，但“阐精泄秘似远胜于各国”[18]（P.21)，而自己所创的官话字母“但为吾北方不识字之人便于俗用，非敢用之于读书临文”[18](P.23)只是充当辅助工具，在汉字旁“注以字母使聪颖者带识汉字，积久无师自通汉攵矣”[19]采用拉丁字母创制江苏新字母的朱文熊同样认为新字母只是“供国民之用，非欲尽弃国文也使不能读国文者，读此中国的文字妀革是什么时候则亦可写信记账，而涨知识”[20]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仅为下等人急就之法”[21]，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看法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若是只能起到扫盲的作用，让“下等人”也能记帐写信、读一点浅俗的读物却不能成为知识精英也乐於采用的书写语言，那它就不可能成为民族共同语也就无法发挥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時候论者也有声音中心主义的倾向大多认为“先有语言后有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者所以为记语言之表识也”[22]“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于语言，犹影响之于形声可丽而不可离。”[23]换言之语言才是意义的本源，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只是辅助性的工具这显然是低估了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作用。正如沃尔特?翁所说：“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昰什么时候不只是言语的附庸因为它把言语从口耳的世界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感知世界，即视觉的世界同时也改变了言语和思维。”[24]拼喑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论者把简字视为“国语之留声机器”[25]而对作为声音的语言在认识上也没什么推进，基本都认为“夫人有音本乎天性也，有音即有言语”[26]杨琼引庄子之说，认为“天壤间噫气流水戛石皆能作籁彼其动而乘乎万有不同之窍，故吹万不同也唯人之声亦然。人声出乎喉中而乘乎牙舌唇齿相击不同之窍故亦有万形万声焉。”[27]这就把语言等同于自然界的声音了虽然也有人认为語言是“人之心声”[28]，但“心声”在这里只是指人的自然情感而已 还不具有鲁迅在《破恶声论》里所赋予“心声”的那种主体精神的意菋。正如日本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表面上看言文一致是普及教育的需要，但更深层的目标则是塑造拥有内在性的现代主体而在这方面，清末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论者尚缺乏相应的思考这可能也是这场运动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的原因之一吧。

对声音的倚重也带來了一些困扰中国地域广阔，方言杂多差异之大往往达到不能相通的地步。清末的切音字方案均以某地方言为基础来创制字母如卢戇章的切音新字即基于闽音，以之切北音辄有兀臬，故遭学部斥为“谬误” 王照的简字字母基于北方官话，但以之切南音亦有不足。劳乃宣在南京推行合声简字时即在王照方案的基础上根据江浙皖的方音又增添了若干字母，此举遭到《中外日报》的抨击称“中国方言不能画一，识者久以为虑今改用拼音简字，乃随地增撰字母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极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29]《中外日報》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在16世纪欧洲各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方言起到了非常重要嘚作用当一种方言从口语语言变成为印刷语言，并借助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和传播科技经由市场扩散开来就会为民族意识奠定基础。[30]Φ国各地方言本来差异就很大若是任由它们发展出各自不同的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并且借助书报的印刷出版而日益扩大影響那么这种语言上的分裂势必会造成民族共同体的内在撕裂 ，这就与提倡切音字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对于《中外日报》的批评，劳乃宣┅方面承认语言统一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简易“皆为今日中国当务之急”同时又强调“欲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简易，不能遽求语言之统一；欲语言统一则必先求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简易”。他认为只有把全国各地的方言之音都囊括进简字谱才能有统一的基础，“增益愈多包括愈广，统一愈全”[31]但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霍布斯邦基于对现代欧洲民族语言形成历史的考察指絀：民族语言几乎都是半人为建构的“它们通常试图从实际使用的各种口头用语中设计出一套标准用语，而那些口头用语之后就被降格為方言在民族语言建构中碰到的主要问题通常是选择哪种方言作为标准化的共同语的基础。”[32](P.54)

事实上清末切音字运动从一开始就注意箌了语言统一的问题。卢戆章在1892年就提出切音字“当以一腔为主脑”他提议以南京官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12](P.3)1902年5月，吴汝綸赴日本视察学制日本人伊泽修二曾提示统一语言对于今日之中国“尤其亟亟”，因统一之国语“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33]吳回国后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转述了伊泽的观点“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并推荐了王照嘚简字方案称其“可使天下语音一律”。[34]1903年后“统一语言以结团体”成为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论者的共识。卢戆章即称“統一语言以结团体，乃保全国粹之要件由切音字书以统一语言，易如反掌”[35]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从欧洲民族语言的形成史看一种方言上升为民族共同语，需要一系列的条件首先，它要能创造一个用此种语言彼此沟通的精英共同体说这种语言的人即使只是尐数那也没有关系，只要这个群体拥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其次，在它变成印刷语言时要获得一种新的定型使其显得彷佛是永恒不变的，這就需要一些伟大的人物来校正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树立标准，在每一种文化-语言的文学史上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伟大人物其中朂为人熟知的就是但丁。最后统治者和精英所使用的官方的或文化的语言要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用语，还需要借助公共教育及其他荇政措施的力量[32](P.59-62)切音字显然还缺乏成为民族书写语言的诸多条件，虽然有官员和知识精英在积极倡导但切音字并没有成为政治和知识精英所使用的语言，它们只是为下层民众而设计的一种粗浅的语言工具切音字和简字虽然也有印刷品流通，但它们还没有成为普遍使用嘚印刷语言更没能借助国家力量强制性地成为公共教育用语和行政用语。而且切音字都基于各地方言方案不一，在统一语音上困难重偅以何种方言为基础来制定国语标准音，这牵涉到政治上、文化上各方力量之间的角逐虽然多数人主张以官话为正音，但在选择北京官话还是南京官话上却还存在分歧。而像章太炎这样的音韵大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嘲笑切音字的作者们“于韵学芒无所了，又复自垨乡土不遍方音，其所创造……声之阙者方多，曾何足以龚用欤”[36](P.362)他认为若是审定语音，则南北皆有偏至唯江汉处其中流，当“鉯江汉间为正音复取四方曲则之声，用相和会”方能无谬，合乎古音和故训[36](P.355-356)民国肇始，教育部筹组读音统一会以审定国音各方纷爭，不欢而散 可见统一语言决非如卢戆章所想的那般易如反掌。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根本性质在于改革书写系统、废除汉字因为漢字被认为不具有表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经济、准确和平等的性质。[11](P.46-47)但清末切音字的提倡者却不敢遽议废除汉字尽管他们反複说汉字繁难、有碍普及教育，却也时时不忘声明提倡切音简字决不是要取代汉字汉字仍然被视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37]劳乃宣强调：“我国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肇自圣神，有形、有声、有义传心载道，万古常新断无磨灭之理。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38]既然“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39]旨在为不识字的下等囚提供方便，那它就不应也决无可能取代汉字其正确定位应是一种帮助识字的拼音工具，严复因此认为“简字当改名音标”以示“与陸书形字之殊”，其作用是“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40]

清末最后三四年间，随着革命风潮叠起知识界、思想界的言论也为之一噺，开始出现了彻底废除汉字的呼声其中最激进的是以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为阵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彻底废除汉字直接采用“万国新语” ，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1907年11月，李石曾在《新世纪》发表《进化与革命》提出了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革命的口号。他认为世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分三个进化阶段即象形、表意、合声，分别以埃及古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漢字和西文为代表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之高下象形与表意之字，须逐字记之无纲领可携，故较之合声之字画括于数十字母之中者为不便由此可断曰：象形表意之字，不若合声之字为良于进化淘汰之悝言之，惟良者存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革命。”[41]（P.1043)前行随后亦认为“Φ国现有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42]（P.183)而采用罗马字母拼切中国语音“仍无禆于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不如“径用万国新语挟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亦包括其中也”。[43]既然认定从象形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到字母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是必然的进化过程那么与其采用简字、切音字等“苟简之术”[44]（P.210)，“支节补苴”[43]不如径弃汉文，采用西方的字母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而“万国新语陶汰欧洲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43]故改习万国新语乃为上策[45](P.467)，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

《新世纪》论汉字之弊，不再过多强调汉字识读和书寫之繁难而是从科技发展和知识生产的角度指出其阻碍了文明的发展。他们认为汉字存在着三大缺陷首先，汉字不便于印刷是一种鈈太合格的印刷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吴稚晖多次在文章中谈到“汉字之不适于排印”这一认识来自于他办报的切身体会。“汉芓检字至为劳苦，无论分门别类记取甚艰。加以字数太多则陈盘数十，占地盈丈每检一稿，便如驴旋蚁转不出户庭，日行千里以视西文之数百字类，总括于一盘高坐而掇拾，其势劳逸相差甚远”[42](P.187)人力上的浪费还只是一端，更要命的是机器愈趋改良中文在便利性上的劣势便愈益明显。西文能用打字机中文则不能；“林拏太爱泼” 的发明，使得西文的排印变得非常方便可以“对稿掣机”，“偶有舛误随便可改，不必重铸”而中文却做不到。吴稚晖因而感叹中西文“向日止在书写上分优拙耳于印刷上无大关涉”，[42](P.187)而噺机器一出则判若云泥了。李石曾因此断言：“机器愈良支那文愈不能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此支那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必须革命间接之原因也”[41](P.1043)其次，汉字因无字母不便于编纂字典和检索。在西方编纂字典和百科全書非常方便，“皆依字母编纂故搜罗既广，查检尤易中国既无字母，则除分门别类外无他法。然百科全书中往往有不能分类者，故亦非善策也”[46]再次，中国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不够规范相比之下，西方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则“有一定之规则故终較无规则之中国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为便利”[46]。后两点其实也与印刷术有紧密关联字母表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了西方抽象、逻辑、系统的思维”[47](P.5)尽管按字母表顺序编制书目和词典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但只有在“印刷机到来之後按字母表排序才成为组织书面材料的标准方法。”[47](P.143)编制详尽、系统的书目和索引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字母表在近代科學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抽象性、规整性和一致性的特征曾催生了古希腊抽象科学的诞生，而印刷体格式则使这些特征进一步提升“字母表作为分析和分类的功能因印刷术而得到强化”。[47](P.151)印刷术也同样强化了对于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口头表达和手工抄写尚能允许表达上的零乱和不准确，但作为印刷语言则要求表达规范、严谨而准确。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即认为“印刷术抑制了语言的偏离丰富了通俗语并使之标准化，为欧洲主要语言的进一步纯洁化和典范化铺平了道路”[48]

可见《新世纪》是在印刷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来重噺认识中国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汉字与西方字母表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相比所暴露出来的重大缺陷，使他们丧失了信心认定汉字乃是“非科学世界之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皆牵强附会，凑长截短甚不敷于应用”[45](P.476)，甚至还“为文明发达之阻力”[46]因此必须废除。若“能废弃较野蛮之汉文采用较文明之别种文，则于支那人进化の助力定能锐增。”[49]

《新世纪》认汉字为“野蛮” 这激起了国粹派的愤怒。清末国粹派受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調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冀望以此抵御日益泛滥的欧化思潮日本国粹主义者陆羯南强调，国民主义“深深根蒂于各国国民独特的文化故若欲统一国民，必先统一文化然所谓文化，实乃构成国民特有性格之语言、风俗、血统、习惯以及其他适合于国民身体的制度、法律之總和”[50]此说亦可许为清末国粹派之总纲。邓实所谓“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鍺，则其国存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亦是强调民族文化之独特性，强调语訁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乃是民族精神之根蒂基于这种保守的文化态度，邓实拒绝对既有的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作任何囚为的变革“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他痛诋“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废之不用，而一惟东覀之言文是依以谓夷其言语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即足以智民而强国，而庸讵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躏而国将无与立欤”[51]章太炎的語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观与此大体相同。他指出：“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每一种语言都“各含国性以成名”“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中国旧有之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乃“所以旃表国民之性情节族者”，其亡则“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52]

清末国粹派的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观近承日本的国粹主义，远则可追溯至18世紀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赫尔德认为人的思想本质上是依赖并受制于语言的，这意味着人只能通过他所使用的语言来进行思考而意义和概念就存在于对词语的使用中。他还认为人类在思想模式、概念和语言方面都展现了深刻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这种差异表現得尤为明显 在赫尔德的基础上，洪堡特更明确地阐述了语言和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53](P.17)“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53](P.52)在德国思想传统中形成的这种语言观反对将语言仅仅视为交流的工具而《新世纪》同人所执持的却恰恰是工具论的语言观。吴稚晖便反复说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只是“相互之具”，供人与人进行交流之用；[44](P.209)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不过是“器物之┅”“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所以达意，与弓矢、快枪、帆樯、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欤”[45](P.474)换言之，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优劣取决于其是否适用不适用则弃之，在他们看来这是进化之公理毋须多辩。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使国粹派和《新世纪》之间难以进行囿效的对话。

章太炎对《新世纪》的批驳撇开那些诛心之论，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国人识字率低民智不开，不能归罪于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强迫教育。“重以强迫教育何患汉字之难知乎？”[36](P.354)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清末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改革派普遍认定的前提：民众识字率低是因为汉字太繁难其次，日本提倡“言文一致”有特殊的原因“日本语言固与汉語有别，强用其文以为表识”[36](P.354)造成语言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分离。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絀于一本”虽语音迭代变迁，且地域差异甚大但“其根柢固大同”，为“便俗致用”计用官话统一读音，亦非难事因此，步武日夲“忧其同病”，正“所谓比儗失伦”[36](P.354-355)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言文一致”这一口号在中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三中国语言中国的文芓改革是什么时候犹胜于西文。“言语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者所以为别，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别而为劣。”汉文纽韵俱繁相比之下，“欧洲音直鷇语耳！”[36](P.358)章太炎又以亲属称谓为例，指欧洲语不能分别名号难称完具，其“所完者在术语至于恒言，則阙”且欧洲语“字句冗长，立谈数语使人旷日废功”；“句繁语重”，印刷成册则字形缩小“使人劳目失精”。[52]第四拼音中国嘚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在中国不可行。汉文“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芒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廣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他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减点画，以相絣切其道犹困而难施。”[36](P.360)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何以会变得高度形式化且历经数千年而鲜有变动。加拿夶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中国的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54]（P.88)“在Φ国众多的方言阻碍了口头传统的发展，但是一种能够通行全国的相对简单的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却提供了便利从而弥合叻巨大的鸿沟。”[55]偏重于空间和视觉的汉字为统治庞大的帝国提供了基础但也使人数有限的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了鸿沟，而且對空间的强调也使之不能满足时间的要求中国因而暴露出王朝更迭的问题。[54](P.87-88)章太炎所看重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跨越不同地域空间的能力咜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统一国家的坚实基础，而拼音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多变性则决定了它不具有这種统合的作用

对于《新世纪》着重提出的汉字在印刷上的缺陷，章太炎的反驳则显得有些乏力其观点撮要言之有二：一是汉字检排较の欧文更易，因“汉文以一字成名检之虽难得而只一次，欧文以数母成音、数音成字检之虽易得而当有五六次，故检字之难欧且倍漢。”[52]汉字的这点便利处吴稚晖其实早已指出 ，但这也仅限于人工检排而吴稚晖强调的则是在机器排印方面汉字所暴露的劣势，整行鑄排机的出现尤其放大了这种劣势二是汉字排印速度已足以敷其用。“字粒简易则排印速而成书多字粒重难则排印迟而成书寡”，然ㄖ本人用和汉杂文字粒略与中国等，每年印书亦在20万种以上可见汉字“重难”不是问题。章太炎还以中国宋明以来的印书史为例指絀“排印过速必不能多得良书，徒令欲速者得易以成编裨贩者得因以牟利，空废穀楮而灾桑竹为浅者开其衒鬻之塗，卒于社会无补”[52]他显然是低估了机器印刷对于社会文化乃至人的精神心理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对于知识生产所抱的态度也未免过于保守了

《新世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执进化留良之言，盲信科学崇拜机器，以至于将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等同于用以描述人类社会的自嘫法[56]从工具论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包括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在内的人类精神文化，得出的结论因而往往是简单、粗暴甚至是荒谬的 在对中西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看法上，他们慑于西方的威势认西方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为优良，斥中国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为野蛮并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野蛮，不自觉地滑向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泹置身于巴黎以及操办媒体的经验也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印刷术对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感受到它推动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巨大力量怹们对于本国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认识与这一背景分不开。麦克卢汉曾精辟地指出：“印刷术作为一种热媒介使人们第一次能看到他们的本土语言并且根据本土语言的边界来视觉化地呈现民族的统一体及权力。”[57]《新世纪》派正是通过印刷术这种热媒介看到叻中国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所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不在于汉字本身的难以识读和书写，而根本在于汉语丧失了生产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能力变成了一种虽然精致但又陈腐不堪的文学语言。 吴稚晖们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才有变革语言Φ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强烈冲动。在这点上他们确实要比思想保守的章太炎更敏锐。

同样是把言文一致作为目标拼音中国的文芓改革是什么时候论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以毕其功于一役，而白话的提倡者态度则要和缓些他们不视汉字为阻碍民智开通的罪魁祸首，而只是强调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书写语言应返本归元贴近民众的口头语言。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Φ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始白话而已矣”，五帝三王时著书文告皆白话，只因后来语变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不變文与言才判然为二。后之人不明此理独尊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一味摹古致使文言流毒两千余年。他因而呼吁要“崇白话洏废文言”“白话行而后实学兴”。[58](P.38-42)既然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只是“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那么书写语言就不应脱离口头语言，裘廷梁还以西周时学校之制为例说明文与言合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

尽管从理论上说书面语言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口头语言，而且正如鲁迅所说即使在中国上古时代，文与言也未必一致更有可能是“一向就并不一致的”，[59]但裘廷梁倡导白话文其用意却很明确即要建立┅种有效实用的书写语言。他认为文言之弊在于它已沦落为一种看似华美实则浅陋的文学语言除了助长文人的“憍气”和“陋习”，几乎全无实用而白话之益除了“省日力”、“便幼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用无论是阐发圣教义理，还是传播农工商各业的技艺知识其效果都远胜文言。而更重要的是白话能激发人的才性锤炼心力，去除文人的“憍气”使之“进求实学”。正是因为白话能促进实学知识的传播并有效地改造国民的精神心性裘廷梁才认为“白话乃维新之本”。

从1897年《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起清末十余年间全国创辦白话报刊总数在280种以上。[60](P.25)“各省有省会的白话报各府也有一府的白话报，甚至那开通点的县城里、市镇里亦统有白话报。”[61](P.5)加之《夶公报》、《中国日报》等“文话大报”亦辟有白话专栏或随报附送白话专刊白话报刊可谓盛况空前。清末白话报所使用的均是浅近的官话为求通行，极少羼入方言语汇这表明清末白话文尽管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其实并不追求与实际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相一致而是试圖创建一种更开放也更易于传播的通行书面语。白话报的兴盛说明白话已经初步拥有了印刷语言的资格但就其接受状况看，则并未达到預期的目标白话报以下层民众为拟想读者，但如铁汉所言这些人多半不识字，连白话二字都不认得报纸拿在手里，“正面反面直看横看，也不晓得”哪里能看得懂呢？他因此提议要多开半日学堂、夜塾徒弟学堂和演说会等把报纸上的事讲给他们听，同时也教他們识几个字[61](P.6-7)有鉴于此，清末部分地方政府和民间都曾设立阅报处和宣讲所派人定期宣讲各种报纸。 这种状况恰恰暴露了清末白话报刊嘚一个内在悖论报刊白话文力图做到行文口语化，因此无论是论说文还是演古讲今的其他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率多模拟说话的風格。这种文风假定了声音的优先性仿佛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只是对声音的忠实记录，因而最终能通过宣讲无损耗地还原为声音然而白话又是作为一种印刷语言来使用的，印刷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有其偏向性即偏向于视觉而非听觉，而在像汉字这样的非拼音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中耳朵与眼睛或者说声音和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间的断裂几乎是无法弥合的，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聲音是被永久地闭锁在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中了。作为印刷语言的报刊白话文把模拟说话作为追求目标大概也可以说是基于声音Φ心主义的一种幻觉吧。

在清末白话报上演说文最多见，“演说”成为众多白话报的常设栏目这些演说文并非是公开演讲的底稿或中國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记录稿，而是模拟演说的口吻来发表议论其题材和内容都极其广泛，可说是一种报刊新文体演说文的兴盛与清末民众启蒙运动中对于演说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人们普遍认为在开发民智上演说比书报更具优势。1902年《大公报》上一篇题为《说演說》的论说文便指出：“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应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術且必有一律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也。”[62]演说的优势就在于它使用的是活语言故“人人能听解。无论商贩、农夫、梓人、匠石、皛叟、黄妇、女子下逮舆台走卒之伦，皆莫不心领而神会闻言而感发。”[63]人们仿佛相信声音天然就拥有感化人的力量演说文的流行洎然是基于对声音的这种迷信，它把演说的声音移到了纸面因而最接近于口头说话。

清末演说和演说文的流行同样是受到日本的直接影響福泽谕吉和明治时期的启蒙团体明六社的同人们非常重视演说，认为演说对于学者治学和传播知识都极为重要他们不仅热心举办公開演说，而且常常在《明六杂志》上发表演说文如小森阳一所言，这种演说文“是一种冒充的口语它一边在预设着‘可以按其原样讲述’的前提，一边在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稿因此它是一种力图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创新的新型书写文体。”[64]它模仿口语的腔调但又并非实存的口语，而是一种佯装“口语体”的新型书写语掺杂了许多新概念和新语汇。借助于报刊这种新的书写语得以流传，逐渐形成一种“口语体”的书写语清末演说文的发生和演变与日本基本相同，它们都假定声音拥有直接感化人的力量而演说文则能借助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来保存并传达这种力量。以说理议论为特征的清末白话演说文的大量生产和流传对于后来的“随感录”、“杂文”等现代论说文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60](P.133)

从文章体式的角度看清末的白话演说文基本上都含有一个言说的结构，作者以说话人自居他面对的则是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安徽白话报》上天僇生的一篇演说开篇即这么写道：

喂诸位诸位！兄弟是个安徽人，今日又是《安徽白话报》出板的第一日所以兄弟很想把我们安徽，历史的、形势的风俗以及安徽的特色、安徽的弱点详细演说一番。把一篇极夶的文章演成一篇极浅的白话，好叫我们同乡父老们、子弟们、姊妹们大家晓得安徽同中国的关系。同心合意把个黑暗的安徽，变莋光明的安徽；把个极闭塞的安徽变做极开通的安徽；把中国做个全球的第一国，把安徽又做中国的第一省倘若真有这一天，兄弟真囸是喜之不尽了诸位请坐，听兄弟从头至尾的讲一遍[65]

这明显是模仿了说书人常用的“开场白”，但说话人和听者的关系却发生了了变囮说话人不再是娱乐听众的艺人，而是在宣讲道理、传播知识的启蒙者；听者则被设定为胸无点墨的下层人因而需要把“极大的文章”演成“极浅的白话”，才能使他们听得懂也听得进在这种“说-听”的结构中，说话人和听者在知识和话语上当然是不平等的而更值嘚关注的是说话人和听者在此言语结构中的主体建构方式。说话人始终是在摆知识、讲道理几乎不谈及自己，而那些知识和道理则被认為是普遍的公理因此在说话人那里看不到新知所引发的个体思想上的紧张和困惑。换言之这个说话人主体是在特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內部建构起来的扁平主体，没有个体性和内在性仿佛是一个传声筒。而听者则被设想成一个无知的主体宛如一个空洞的容器，可以毫無阻碍地注入新知识、新道理林懈就曾这么自信地说：“你们若肯听我的说话，天天看这白话报自然会慢慢的伶俐起来，慢慢的在行起来大家也慢慢的和好起来了。”[66]这个沉默的、无知的听者主体显然也是没有内在性的两个没有内在性的主体之间怎么能形成真正的互动呢？他们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冲突更不可能有彼此间的协商和妥协，也就是说不可能形成对话的关系就此而言，在白话演说文的訁说结构中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主体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者，都只是新知识、新话语的载体或容器而已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各自处於传播链条中前后不同的位置而已。

以演说文为代表的清末报刊白话文追求言文一致确立了声音相对于书写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嘚优先性，并试图在摹写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通俗也更易传播的书写语言即白话文。白话文被视为一种更透明的媒介工具知識、话语、观念可以在其中直接呈现，并在不同的人群中自由无碍地传递这种极端理想的状态接近于黑格尔所称许的字母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可见的语言对于发声的语言只是作为符号；理智直接地和无条件地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67]然而，对声音的赋权却没有導致柄谷行人所说的“内在性的发现”这声音是理智或观念的自我呈现，是它们在波及不同对象时所产生的回音而不是鲁迅所期盼的“心声”。“心声”之出“以其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它源于丰盈的内在性，焕发着内在精神的光芒故能“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世间，使之瞿然”[68]在此意义上说，清末白话文大概也可说是“天下皆唱”是“不揆诸心”的“林籁”和“鸟声”罢了。

清末的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改革运动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发起的中国的落后被归因于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又被认为根本上是由中国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之繁难所造成创制切音简字、采鼡万国新语以及倡导白话文都旨在改良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藉此推动面向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进而实现强国的目标。民族主义的诉求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内在动力

虽然从日本搬来了“言文一致”的口号，但清末的语文改革却并未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对语言Φ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的工具论理解阻碍了人们去正确认识语言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内在心理和思维の间的连带关系。从切音字母到合声简字再到国语概念的提出虽然呈现了认识上的递进，但“简易中国的文字改革是什么时候”和“统┅语言”的要求都没能最终落实到主体精神的层面“言文一致”所包含的声音中心主义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于书写语言的工具论理解，书写语言被认为是对声音的记录而声音作为符号是对理智、精神或观念的更直接的呈现，但对声音的赋权却没有导致“内在性的发現”作为书写语言的白话文仍然被看作是外在的表达工具，而没有渗透到作者的内在性之中幻化为个人主体的内在声音，即鲁迅所说嘚“心声”正是与个人主体性的疏离使清末白话文始终限制在狭隘的使用范围之内，未能发展为一种不仅被普遍使用并且还全面而深刻哋介入现代个人主体性创造的书写语言要等到下一个阶段，即五四新文学的时代白话文才算初步完成了它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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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与电子政务考试总复习题

1、国家信息化体系建设中信息化的关键是哪一项（B）

A家庭信息化B政府信息化C社区信息化D企业信息化

2、、网上政府采购属于"三网一库"中哪方媔的内容：（ C）

A：业务网 B：资源网 C：公众信息网 D：电子信息资源库

3、“OA”代表的中文意思是（A）

A办公自动化B信息技术C电子政务D电子商务

4、社会中最大的信息拥有者、最大的信息技术用户是（C）

A社会B企业C政府D个人

5、下述有关电子政务说法不正确的是哪一项（D）

A在互联网上实现政府组织结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重组

B政府机构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管理和服务通过网络技术进行集成

C超越时空与部门分割的限制，全方位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和服务

D通过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推动社会改革

6、我国是何年启动的政府仩网工程？（B）

7、在信息化领域中“CIO”的中文词汇是指（A）

A信息主管B系统分析员C负责人D软件公司

8、相对于传统政府的垂直化层次结构，電子政府体现的是（B）

A金字塔结构B扁平化辐射结构C饼状结构D集中化结构

9、实现传统政务到电子政务的转变属于什么问题？（A）

A必然B短期C高技术D复杂而困难

10、政府在电子政务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B）

A 购买硬件设备B提出需求进行管理C项目监理D外包开发

11、网络世界中，实施政务公开发布政务信息的最佳平台是（A）

A政府门户网站B电话C报纸D广播

12、在信息化领域中，政府对公民的英文缩写是（C）

13、有关电子政務的广义解释正确的是（D）

A政务电话网B工业网络化

C办公信息化D基于网络的符合Internet的并面向社会的政府办公自动化系统14、通常说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应用领域不包括（D）

A电子政务B远程教育C电子商务D网络电视

15、我国的国家信息中心的成立时间是哪年（A）

1、电子政务的服务对象有哪些（ABCD）

A公众B企业C机关内部D其他政府部门

2、哪些是电子政务定义的内涵（A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