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朱乃诚：五帝时代与中華文明的形成

摘要：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渧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苼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相对应并能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奣”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

本文所探索的“五帝时代”，是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为依据。先秦文献记述的五帝，大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帝系》明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為五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以此为本。而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主要依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进行探索。分析“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要将中国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部分内容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资料是地下出汢的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经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司马迁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是可信的。据此王国维推测《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夏玳历史也应是可信的只是直到现今还没有被出土文献资料所证实。《史记》记述的夏代之前有五帝这些历史也还未得到证实，自然有待今后的探索但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真实性的印证，表明了考古学研究是可以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商代之前的“传说时代”。

将伍帝时代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如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及其相关研究，提出了国镓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4000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1979年、1983年辽西地区凌源东山嘴与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遗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1982年，田昌五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从传统古史的文献角度研究中国文明、国家的起源，提出中国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古籍Φ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中国文明的开端而夏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1987年，田昌五发展这一观点提出中国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1986年，苏秉琦依据辽西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举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迄今为止对五帝时代的探讨，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巳经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与认识。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问题再做进一步地探索。

一、五帝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五帝时代以黄帝时期为始黄帝时期与神农氏、炎帝时期分属两个时代，而与颛顼、帝喾尧、舜合称为一个時代即五帝时代。《周易·系辞》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文就将五帝视为同一个时代

五帝时代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时代概念，是由前后五个重要人物及其所属的部落集团为代表可分为五个时段。然而按照先秦攵献的记述可将五帝时代分为前后三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依照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突出特征，对照考古学研究成果大致可将五帝时代对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与新石器时代末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

（一）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依据较早的先秦文献，体现黄帝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主要有以下四项

苐一，战争最为著名的就是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又如《逸周书·尝麦》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第二，进行祭天活动假“天意”管理天下民众。《逸周书·尝麦》记述黄帝“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第三设立管理社会的人员或机构。《逸周书·尝麦》言黄帝“乃命少昊清（原文为“請”）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第四，物产逐渐丰富财富得到积累。《国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

依据以上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研究和发现的相关成果，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可能是黃帝时期所处的年代当时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一人独尊的现象开始呈现，战争出现并逐步频繁

考古学研究揭示出该时期出现了战爭，玉钺开始出现军权产生，呈现出一人独尊的现象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末段的大型墓葬及随葬玉钺；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凌家滩文化中晚期的“风”字形玉钺；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出现的玉石钺；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发现嘚“神庙”与人像遗存、大型积石冢及中心大墓；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高等级建筑基址等。

（二）顓顼与帝喾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黄帝与颛顼分属前后两个时期先秦文献已经有所指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文中指出黄帝时期重视自然现象并以自然现象作为命名依据，而从颛顼开始则重视民事现象此外《国语·楚语下》亦载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在颛顼时期将祭天与祭地分开，专职祭祀成员开始出现既显示了颛顼对原始宗教信仰的改革，还显示了社会出现了祭祀阶层这是比黄帝时期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将黄帝与颛顼分属两个时期的重要依据

反映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先秦文献记载的很少主要有三项。

第一祭祀方式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国语·楚语》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由上，在颛顼时期明确了将祭天与祭地莋为两种不同的祭祀方式与制度并配以专职祭祀人员。祭祀的目的分别是敬神与保民从而使得祭祀行为成为社会民众受益的一种重要宗教活动现象而得到发展，由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司马迁将颛顼誉为：“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第二继黄帝时期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国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社会财富的发展，是私有财产发展的一种现象个人财富能够逐步积累，顺应了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

第三，依據天象发展农业，稳固社会民众推进社会发展。《国语·鲁语下》言：“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

依据以上对先秦文献分析的颛顼与帝嚳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确颛顼与帝喾时期可能处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400年之间。这时期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祭祀广泛流行同时战争愈加激烈。祭祀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祭天敬神，祭地为民天神与祖先神在祭祀活动中分开并分别进行，即颛顼“绝地天通”产生了专门的祭祀成员。

这种祭祀活动流行的现象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囿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如浙江省余杭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玊琮、玉钺等高等级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图像这种神人图像一直延续发展至良渚文化晚期。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亦流行祭祀活动洳湖北省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的大型祭祀道具——大型陶管状筒形器群。该时期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也是祭祀活动频繁狀态下的产物。

（三）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颛顼、帝喾时期与唐尧、虞舜时期分属早晚两个时期从古文献记载的各自的事迹与特征方面，很容易区分（见后述）反映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先秦文献记载较多这与先秦文献记述颛顼与帝喾的事迹较少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在先秦文献中有时会将一些事迹合列在黄帝、唐尧、虞舜名下如《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集诸子各家及亲自走访四方耳闻所得，将尧舜倳迹进行了重点描述其中，对虞舜的记述内容最多，约占《史记·五帝本纪》的三分之二。现择其反映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分析如下。

第一尧调解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合和万国成为万国的盟主。《史记·五帝本纪》载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一人独尊的社会特征已经不限于本部族内而是在“万国”的层次上形成。

第二尧观象授时，发展天文历法推进农业发展；按照天时历象、春夏秋冬的自然环境条件发展社会经济。《史记·五帝本纪》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第三虞舜代唐尧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历程。《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乃使舜慎和五典，……乃徧（遍）入百官，……宾于四门，……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尧对舜进行了三年的各种考验，并经过二十年的代理执政考察其能力之后，虞舜才最终替代唐尧“摄行天子之政”

第四，舜四次巡视四方使得唐尧盟主的影响达到十二州的范围。《史记·五帝本纪》记有：“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肇十有二州”。

第五舜设立刑法制度，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史记·五帝本纪》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賊，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第六，对外征伐四方对内平息忧患，迁徙作乱部族促进民族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少皞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此三族世忧之。至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第七虞舜替代唐尧，成为“中国”第一位“天子”“中国”这一地理含义的国家概念，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是从五帝时代的尧舜时期后段舜践天子位才开始的《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第八，舜任人唯贤致使人人友善，社会和谐《史记·五帝本纪》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第九，舜设立国家管理机构致使百业兴盛，天下太平《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任命弃为“后稷”，主持五谷农业生产；任命契为“司徒”，主持社会教化；任命皋陶为“士”，主持刑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任命垂为“共工”，主持手工业生产；任命益为“朕虞”，主持皇室园林内动物资源的管理；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祭祀活动的次秩尊卑；任命夔为“典乐”，主持八音调和以便敬神人和；任命龙为“纳言”，主持上传下达传递信息。并且要求各官员恪尽职守如“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還要求考核业绩“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舜将地方分置由十二牧管理国家权力机构设九个部门集中管理，各司其職督促管理，标志着国家的形成司马迁称赞当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依据对以上文献尤其是《史記》分析的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确唐尧与虞舜时期可能处在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000年の间。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可以与之相合。陶寺文化遗存中具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河套地区龙山攵化、中原地区三里桥文化类型、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与广富林文化等四方各地的文化因素，犹似形成“合和万国”的态势还存在着陶寺文化玉器向甘青地区发展的线索，似显示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的史迹。

总之先秦文献及《史记》所记述的五帝时代以及笔者分析的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舜三个时期，基本上可以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认识进行对应整合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五帝时代的各种事迹，内容错综复杂经过数千年来的口耳相传，辗转添色以及历代学者的各种梳理探索，多线条交叉承袭难免穿凿附会、方枘圆凿。但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及与文献史学的不斷整合探索终究可以揭示隐含在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中的一些史实。

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经過数十年的考古学探索，已经形成了许多认识但形成较为系统的对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的研究认识并不多。笔者曾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文明”关于最早的小区域文明，目前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中国文明比较清楚的，主要是陶寺文明

（一）红山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红山文明，是指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360年至公元前2920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辽西地區牛河梁遗址群诸地点的上层积石冢的有关遗存，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大型积石冢坛、阜新胡头沟积石冢、凌源田家沟多处石棺墓地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草帽山积石冢等，还有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的河北省平泉县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存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北部的西拉木倫河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勾云形玉佩、兽面玦形玉器等遗存，以及近年来发现的辽宁省朝阳龙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这些遗存几乎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显示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大致都经历了红山文明发展阶段。而目前的发現则以牛河梁、东山嘴、田家沟、草帽山、半拉山等遗址所处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遗存最为丰富揭示的也较为清晰。其中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分析这些遗存可以将红山文明分为前后五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红山文明的不断发展阶段茬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开始出现大型积石冢，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其中心大墓的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出现了随葬玉禮器的现象，玉礼器的种类与器形也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第五段是红山文明的衰落阶段。红山文明的衰落是从出现专用武器——玉石钺开始的。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的基础与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攵化影响与冲击。红山文明的社会基本特征最主要的也有三项。

第一形成了等级化社会。依据牛河梁遗址群的发掘成果可以分析出紅山文明的社会分层至少存在着六个等级，社会组织至少存在着四级⑩具有四级组织六个等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等级化社會

第二，形成“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牛河梁遗址群属第一等级的中心大墓有三座（N2Z2M1、N16M4、N5Z1M1），分属红山文明的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呮有一座。第四段尚未发现积石冢中心大墓第五段可能不存在积石冢中心大墓。这反映了在红山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一座这充分说明了红山文明存在着“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

第三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萣发展。红山文明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使其社会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如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积累有限但社会等级却表现得十分清晰。又如在红山文明高度发展的第二、三、四阶段不见武力现象，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荇为但却存在着“一人独尊”的个人集权现象。还如红山文明的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但玉器制作却十分精工，如兽面玦形玉器、勾云形玊佩、兽面纹玉佩、双兽面玉佩、鸟兽纹玉佩、斜口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双熊首三孔玉梳背、玉人、玉璧形饰、玉龟、玉鳖、玉鴞、玉蝈蝈等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财富。这些特殊现象都与当时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这些信仰活动可能形成了一种特殊嘚社会凝聚力，使得其社会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

红山文明的三项基本特征，最具特色的是第三项即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发展到第五阶段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弱化，维持其社会稳定的法則削弱而缺乏约束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社会出现武力现象，发生动荡“一人独尊”的现象也随之消失，红山文明自然就开始衰落并且逐漸消亡

红山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其是一个不成熟的文明也是一个不能延续的早期文明。由于红山文明是建立在神化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礎上没有形成国家组织的管理机构，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迟缓，社会组织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的文明社会，虽然存在“一人獨尊”“惟玉是葬”的现象但基础薄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当资源匮乏、环境发生变化、社会失去凝聚力之时，自然会随之衰落同时，其尚未出现王权与王室现象不属王国文明。所以可以称为“古国文明”，是我国“古国文明”的代表

（二）良渚文明的分咘、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300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良渚城址包含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区”、姜家山“贵族墓地”，以及城外西北部外围以老虎岭为代表的高坝系統、以鲤鱼山为代表的低坝系统其共同构成了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见图1）。此外还有良渚城址附近的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墓地、玉架山遗址群以及上海市青浦福泉山、江苏省武进寺墩等重要遗址。

其中良渚城址外围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約100平方公里，堤坝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100年至公元前2700年之间良渚城址内城面积约290万平方米。大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7个面积约300至900平方米的房屋囼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现。反山墓地为一人工堆筑的上万立方米的土墩面积约2700平方米，发掘的11座墓葬以M12规模最大。反山M12墓底筑棺床随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658件，是至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为良渚文明的“王陵”。这些高档次的攵化遗存显示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具特色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的社会主要特征有以下几项。

第一出现成套农业笁具，显示出原始农业发展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第二，大批精致的玉器、精美的漆器、象牙制品、陶器等显示了手工业种类增多以及工藝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显示出有许多人员进入手工业制作领域第三，祭坛、玉器、玉器上的神人图案等反映的精神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十分频繁，祭祀活动形式高度一致显示形成了统一的精神文化意识。第四玉石钺流行，有的墓内随葬数十把玉石钺显示社会崇尚武力，战争频繁第五，反山墓地及M12等大墓的出现显示出“王陵”特点及“王权”的形成。规格最高的玉琮与玉钺在该墓中共存显示神权与军权合一，并且是良渚文明“王权”的主要特征第六，“宫殿区”、普通建筑以及“王陵”、“贵族墓地”、普通墓地等，显示了社会成员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第七，工程浩大的城墙的营筑、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的形成以及良渚遗址群密集嘚分布，显示了其人口众多以及对人力资源调配使用的组织机构的存在。

这些特征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在太湖地区存在着┅个原始农业充分发展与手工业发达、精神文化意识高度统一、富有祭祀与战争特色、具有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权威及各级管理机构的攵明社会所体现的是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的产生，这恰恰在反山M12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出土的大玉琮与大玉钺及其上的神人图案。大玉钺是用于指挥战争的是军权的代表，大玉钺上的神人图案的含义可能是战神。玉琮则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也是权仂的象征，具有《权杖》的含义大玉琮上施刻神人图案可能表明进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良渚文明还姠外部扩张文化影响与势力所及，到达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范围达小半个中国。但在公元前2400年前后良渚文明开始衰落，洏且在太湖地区没有出现新的文明社会替代良渚文明直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良渚文明完全消失。其衰落的原因可能与社会组织机构不完备、社会无序的发展、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频繁的掠夺性战争又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北部文化势力南下太湖地区等因素有关。

良渚文明显然要比红山文明进步但其社会管理机构不完备，不能調节社会无序的发展虽然形成了“王权”这一“王国文明”的特点，但没有形成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当“王权”无力控制社会无序发展时，一旦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文明社会自然会自行衰亡。良渚文明实际是我国“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阶段的代表可暂称为“古王国文明”。

（三）陶寺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具体姩代大致在公元前245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宫城）、大型窖藏区、6座大墓（M2001、M3002、M3015、M3016、M3072、M3073），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西喃角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2002M22）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内有宫殿建筑基址，并发现豪华建筑上的几何形花纹的白灰墙皮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东南面积约1000平方米，其内窖穴密集以竖穴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大者边长10米左右小者边长约5米，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藏区及众多粮仓性质的窖穴，正好与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能够互相对应证明。

陶寺文化早期的6座大墓仅一座未被扰乱，有4座大墓随葬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6座大墓，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精致。不仅有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而且大都还有木俎、木匣、荿套大型石厨刀、石磬、土鼓、鼍鼓随葬。其中石磬、土鼓、鼍鼓是大型礼乐器石磬长约44至95厘米，土鼓高约45至142厘米完整的鼍鼓高约1米，鼓腔外表施彩绘图案这种大型礼乐器还组配使用，组配形式通常是1件石磬、2件鼍鼓、1件土鼓这种使用大型组合礼乐器随葬的现象，茬商代仅见于王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这6座大墓是当时王室成员的墓葬，彩绘蟠龙纹陶盘（图2）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基址，面积为286平方米上有三排残存18个柱洞，是柱网结構明确的殿堂建筑遗迹在夯土中还出土了铜器残片及两处奠基的人骨架。2002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两大块装饰绹边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囷一大块带蓝彩的灰白墙皮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2002ⅡM22），在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就已被扰乱破坏尤其是墓室正中的棺室被捣毁，棺内的贴身随葬玉器等情况已不清楚残留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46件，以及遗留在扰坑内的玉钺、玉钺残塊、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在棺室四周未扰动部分及壁龛内出土随葬品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陶寺文化早中期这些高层次、高品质遗存的发现反映了陶寺文明的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中期集祭祀与观测天象的建筑基址显示当时可能存在敬天授时以发展農业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陶寺文化中期观测天象的遗存及其知识不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突然出现的，推测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又如陶寺文化中期的手工业区的发现，显示当时对手工业进行了集中管理而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各种精致的彩绘陶器、木器、漆器、玉器等，也显示陶寺文化早期的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第二，初步形成了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显礻粮食储备管理体系的存在，而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则显示当时对粮食储备及管理的重视这是防范粮食资源风险的重要措施。第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现象，权力体系已经形成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宫城、中期的大型宫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第四，初级“礼制”已经形成如出现了1件石磬、1件土皷、2件鼍鼓这种固定配套组合的大型礼乐器，而且只有“王室”大墓才有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与大型漆木器、粮仓模型等豪华器物随葬显示出社会制度正在建立。第五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如少数大墓、中型墓以及数以千计的大量小墓其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判然不同还有被杀殉用于奠基或祭祀的人骨，社会分层至少存在四个以上的阶层

上述表明，在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重农务实的社会风气、礼制与等级等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王权与王室文化等现象以及尊卑有序、崇龙尊迋等规范行为的思想意识都已经形成，文明已经诞生陶寺文明具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征，以及较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或國家管理机构所以，可以将陶寺文明视为王国文明陶寺文明是目前认识的中国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30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嘚中国”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而中原“王国文明”的形成则标志着“中国文明”的诞生。其所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嘚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之间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这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显示先是小区域内形成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

目前考古学上揭示的可以与“古国攵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并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而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體个案分别是以“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为代表。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

古代文献记載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两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早的“中国文明”，即“最初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