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双柏去世追悼会陈国庆去参加了吗?阿庆以前老娘舅演他女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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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摘要: 核心内容：王双柏去世追悼会陈国庆去参加了吗?继王双庆、翁双杰之后，滑稽界“双字辈”王双柏于昨日17时05分在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周柏春最得意的徒弟之一，王 ...
摘要: 摘要: 核心内容：王双柏去世追悼会陈国庆去参加了吗?继王双庆、翁双杰之后，滑稽界“双字辈”王双柏于昨日17时05分在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周柏春最得意的徒弟之一，王双柏如 ...
摘要: 核心内容：王双柏去世追悼会陈国庆去参加了吗?继王双庆、翁双杰之后，滑稽界“双字辈”王双柏于昨日17时05分在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周柏春最得意的徒弟之一，王双柏如今最为 ...
核心内容：王双柏去世追悼会陈国庆去参加了吗?继王双庆、翁双杰之后，滑稽界“双字辈”王双柏于昨日17时05分在杭州第三人民医院因病去世，享年84岁。作为滑稽界泰斗姚慕双、周柏春最得意的徒弟之一，王双柏如今最为人熟知的形象当属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中的居民小组长“王伯伯”。　　王双柏原名王正达，生于1930年，江苏省丹阳人。1947年正式拜师上海滑稽泰斗姚慕双、周柏春，并各取师傅名中一字，改名王双柏。在此之前，王双柏家是开纽扣店的，他是名副其实的“小开”，父亲一心希望他将来做老板。可由于喜欢姚慕双、周柏春的滑稽表演，王双柏执意拜师，一番诚意苦学才打动姚周二人。在当时的上海蜜蜂滑稽剧团，他曾主演《学生意》、《苏州两公差》、《上海小姐》等几十部大型滑稽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红遍上海，是剧团的头牌之一。　　1956年，王双柏调到杭州滑稽剧团任副团长，时年26岁。凭借自身才艺，王双柏让杭州滑稽剧团重新“火”了起来。之后的王双柏经常往来于沪杭两地，把上海演出的一些好的剧本，用速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然后带到杭州去重新排演。他每次都请最好的导演，但每个人都只请一次，目的就是每次都能看到不同的风格，从中学习一些导戏的技巧，为自己以后能自导自演打下基础。　　他创作的《滑稽楼台会》等几十则小品和滑稽戏笑遍钱江两岸。他还主演了电影《春色满园》中的张老板，名声大振，出门要戴墨镜。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时，“文化大革命”噩梦来临，滑稽戏被斥之为低级庸俗，王双柏被批斗游街，下放街道工厂做拖把。但他面对逆境依然乐观，一边整理破布，一边唱《金铃塔》，工人们都抢着跟他一起干活。这使他感到滑稽戏不会跨，欢乐是人的永恒追求。　　王双柏艺术功底深厚，能唱江浙沪十八调，会拉胡琴弹钢琴，戏路宽阔，表演稳健大方又富有激情，演技刚柔并济，一出场就能让观众笑翻天。在他晚年，最深入人心的形象就是海派情景剧《老娘舅》中风趣的“王伯伯”。他语言幽默，形象滑稽，为该剧增色不少。　　2013 年蛇年的贺岁滑稽戏《囧人黄小毛》是“双字辈”滑稽名家的最后一次集体演出。演出结束后，举行了一场封箱大典，已故滑稽戏前辈姚慕双、周柏春的合影高悬舞台正中，当时在剧中饰演“张天师”的王双柏当场向两位恩师的照片跪拜，场面十分感人。　　王双柏跑遍了沪杭地区630多个敬老院和社区义务演出。这几年王双柏身体也还康健，今年1月翁双杰的追悼会上，王双柏还亲自赶来告别。而昨天突然辞世，观众无不感到痛惜并表达悼念。老娘舅—李九松 老舅妈—嫩娘 董慧芳—马莉莉 刘益民—梁波罗 董大方—钱程 梅燕萍—蔡金萍 梅父—谭义存 梅母—韩玉敏 斌斌—朱桢 佳佳—粟奕 董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劳力士—李青 康海海—龚一飞 康师母—朱...少年斌斌—赵宗晰 少年佳佳—戴若琳 老娘舅—李九松 老舅妈—嫩娘 董慧芳—马莉莉 刘益民—梁波罗 董大方—钱程 梅燕萍—蔡金萍 梅父—谭义存 梅母—韩玉敏 斌斌—朱桢 佳佳—粟奕 董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劳...老娘舅—李九松 老舅妈—嫩娘 董慧芳—马莉莉 刘益民—梁波罗 董大方—钱程 梅燕萍—蔡金萍 梅父—谭义存 梅母—韩玉敏 斌斌—朱桢 佳佳—粟奕 董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劳力士—李青 康海海—龚一飞 康师母—朱...叫斌斌. 老娘舅—李九松 老舅妈—嫩娘 董慧芳—马莉莉 刘益民—梁波罗 董大方—钱程 梅燕萍—蔡金萍 梅父—谭义存 梅母—韩玉敏 斌斌—朱桢 佳佳—粟奕 董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劳力士—李青 康海海—龚一飞 ...服务员都是群众演员.定期换的。没固定的人《老娘舅》演员表 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阿庆:陈国庆 杜禄冠:姚祺儿 大方:钱程 老舅妈:嫩娘 小芳:倪迎春 美娟:骆文莲 阿美:徐磊 佳佳:粟奕 斌斌:朱桢 珍妮:徐英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瑶瑶:李麒耀 孔祥...徐英!望采纳瑶瑶(李麒耀) 《老娘舅》演员表 阿德哥:毛猛达 阿庆:陈国庆 杜禄冠:姚祺儿 大方:钱程 老舅妈:嫩娘 小芳:倪迎春 美娟:骆文莲 阿美:徐磊 佳佳:粟奕 斌斌:朱桢 珍妮:徐英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瑶瑶:李麒耀 孔...杜蓉蓉—夏佳杰。哪一集,我就不知道了老娘舅—李九松 老舅妈—嫩娘 董慧芳—马莉莉 刘益民—梁波罗 董大方—钱程 梅燕萍—蔡金萍 梅父—谭义存 梅母—韩玉敏 斌斌—朱桢 佳佳—粟奕 董小芳—倪迎春 阿德哥—毛猛达 王伯伯—王双柏 王阿姨—王文丽 富贵嫂—刘敏 劳力士—李青 康海海—龚一飞 康师母—朱...文前提要：过惯苦日子的陈国庆虽然已经住进别墅，但他依旧把节约一分一钿作为持家的准则。一双拖鞋缝缝补补穿了十年还在穿，甚至为省电每次出远门都不忘拔掉电热水器的插座，他的理财观，就是一杯珍珠奶茶，普普通通但富有营养价值。没有周立波的“头势清爽”，也没有郭德纲的满口京腔，但凭憨憨的“阿木林”，和“老娘舅”里摆奶茶铺的市井“阿庆”，陈国庆也是上海乃至江浙地区熟悉的滑稽明星。如果说周立波是海派咖啡，赵本山是全国人民的水饺，那陈国庆就是上海的普通奶茶。没有咖啡的洋派，也不如水饺的普及，但奶茶却以独有的平凡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像奶茶一样普通的笑星如果你在马路上随便问一个上海人，认不认识陈国庆，或许有不少人会摇头，但你如果换成问“阿木林”和“阿庆”是谁，相信10个人里至少有8个都会会心一笑。从《阿木林》中的阿木林，《红茶坊》中的阿灵，《老娘舅》中的阿庆，老上海人几乎无人不知陈国庆。现在，周立波的火爆，让海派清口成了上海滑稽的代名词，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拨两年，对上海地区的明星“出镜率”做一个排名统计，陈国庆绝对可以排在前五。观众对阿庆这个角色熟悉的程度，正好从侧面说明了他塑造形象的成功。《老娘舅》系列情景剧里，阿庆饰演的奶茶铺老板“阿庆”，虽然贪小，但本质善良、淳朴，乐于助人，或许是他塑造的这个角色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让大多数观众觉得，生活中的陈国庆已然就是“老娘舅”里的那个阿庆。 “珍珠奶茶真好喝”、“超市是我家，东西随便拿”。他的这两句名言，在上海的知晓度更可以说绝对比今年春晚的小品台词要经典得多。其实，陈国庆还吃了名字不小的亏。1953年十月一日出生的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取名国庆，但因为陈又是大姓，所以如今上海叫陈国庆的恐怕绝对不止几十个。对此，陈国庆却看得很开。“不晓得陈国庆，没关系，怪就怪叫国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观众看到人，喊阿庆，已经是很看得起我了。再讲，阿庆也是我的小名。”　　曾经两角五分出场费也去演不过，只要说起自己的过去，陈国庆的双眼往往就会泛红。因为稍熟悉陈国庆的人都知道，他是个苦出身。上海出生的陈国庆小时候和爷爷父母还有哥哥三代人挤在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房间只有两扇窗，还是一扇朝东，一扇朝北，他有时戏称自己“家住东北”，其实就是这么来的。一到下雨天，屋外大雨屋内就小雨，甚至要拿塑料袋去接。有一次碰巧一个朋友来，见状乐了，问他：“陈国庆，你家是不把金鱼养在屋顶上啊？”陈国庆回忆起以前装煤气的经历他更是感慨万千。日，他全部存折加在一起就是1600元钱，最后还是向别人借了900元，给家里装了煤气。“那天以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只想一件事情，下个月可怎么办？ ”陈国庆还坦言，甚至到2000年前，自己还是背了一身的债。原来由于不是专业的科班出生，陈国庆以前没进过剧团。为了讨生活，他只有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演，大世界、夜总会、浴场他都来者不拒。他更苦笑透露：“最少的一次，只有两角五分，但为了生活自己还是只有去。”所以，有些人就很看不起他，不让他进剧团。更要命的是，不光身板格外“单薄”的陈国庆先天不足，体质很差，他的老婆和女儿也身体不好，赚来的钱连看病都不够，所以只能到处借钱，欠了一屁股债。赶早买房捡了个大便宜《老娘舅》系列是陈国庆的福星。尽管如今已退出荧屏，但《老娘舅》系列依旧可以写入上海滑稽戏的史册。自1998年开设以来，该节目在上海地区，包括江浙一带的收视率一直很高。陈国庆在片中和毛猛达以及姚祺儿的完美搭档，也让他们收获了“快乐三兄弟”的美名。在越来越多老上海，甚至新上海人眼中，“阿德”和“阿庆”俨然就是最标准的“上海哥们”和“上海爷叔”的代言人。对此，阿庆坦言，自己是“差不多到2000年，我的债才还干净了，家里好容易开始有‘正资产’。”正因为如此，陈国庆曾笑言自己根本没钱炒股票。不过说起房产，他感慨颇多。他透露，原来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康健新村一间18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可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实在不方便再住在一间。于是，2002年底，夫妇俩在莘庄买了一套房。单价不到5000元，总价约80万元。就这样，陈国庆很幸运地在房地产大涨价前搭上了最后一班车。虽然这个房价放在今天看来，实在是太便宜了，但对于当时的阿庆来说，总价80多万元仍然是天文数字。“有朋友说我房子是有眼光买划算了，我只好笑笑。这个便宜我是从来没想过去贪，当初买的时候，也是因为自己演戏那点收入，根本买不起市内的房子，只好考虑外环附近的，还被某些人嘲笑，说是住到乡下去了。”阿庆一谈到房子，就感慨万千“当时都已经觉得，那么远的房子，自己都买不动，还要到银行贷款几十万元，真是胸闷得要命。要放到现在，唉……想都不敢想了。”为此，陈国庆结合自己的经历，提醒那些贷款买房的房奴一定要尽快越快地还贷。他透露，自己家当时只要节省积攒下个三、五万元，就赶着去银行提前还贷，能少点利息就少点利息。用他的话来说，“我不想这一辈子都背着债过日子。”　 笑星开饭店太太当家说起家庭的财政关系，陈国庆可是最模范的上海夫妇典范。陈国庆坦言，自己当时迎娶申慧琴时，家里的条件并不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太跟着我吃了很多苦，结婚的衣服都是她帮我做的。所以现在我全听她的。”所以，现在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陈国庆怕太太是出了名的。如今，太太就是陈国庆的老板、经纪人、财务总监、保姆兼管家。大到接拍新戏，小到开车问路，阿庆都乐得当甩手掌柜。谁现在要打电话给陈国庆，他保准只有一个答案：“找我太太。”既然话到这份上了，陈国庆笑言自己家里的财政大权当然就都捏在太太的手上，很多钱甚至自己都不经手。不过，陈太太却也是会当家的贤淑媳妇。尽管掌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却也知道男人不能没钱的道理。她曾在一个节目里笑言：“男人钱太多了不行，但一个男人身边总归要有些钱的。朋友间要请客，或者有什么急用。”因此，尽管陈国庆自己不管钱，但口袋里的钱从来不会少，至少带着一千元以上，太太也从来不过问他用钱请谁吃饭或者这些钱花了干嘛，因为男人用这点钱也是正常。如今的陈国庆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穷得病也看不起的陈国庆了，他还在上海繁华的成都南路近淮海中路，开设了一家上海特色菜餐馆“阿庆屋里厢”，可以想想，成天忙着演出的陈国庆，自然没有时间打理。所以太太的身份又多了个餐馆老板。据说，饭店的菜肴很有特色，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阿庆嫂的功劳。　　住别墅照样缝缝补补陈国庆如今的生活可以说是又实现了一次跳跃。他已经不再居住在那个外环线外的公寓，而是搬进了一套三层楼的联体别墅。别墅位于上海的近郊。不过，尽管生活水平又提升了一个档次，但贤惠的阿庆嫂申慧琴一直提醒陈国庆不要忘本，更用实际行动教育陈国庆在生活中一定要注意节约。陈国庆透露，尽管自己可以买得起名牌的服装，但在家里一直是穿以前缝缝补补的旧衣服，有一件衣服甚至是补了十多处的补丁。一双拖鞋可以穿十年，穿坏了，她太太给他补好继续穿。而你也许很难想象，家住3层别墅的陈国庆，一个月的电费才200多元。这其实主要归功于陈太太。她透露，自己在装修的时候，就听装修的人员说，电热水器平时一直插着很耗电，所以自己如果出远门，一定要把电热水器的插头给拔掉。另外，在上海实施夜间电费半价后，她透露个秘诀，就是很多事情都在晚上十点做，甚至是洗衣服也是在晚上十点以后。　安安心心理自己的财不过，尽管财务是太太掌管，陈国庆对理财也有自己的标准。那就是理好自己的财，不要眼红别人。他不仅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笔者了解到，在周立波刚走红没多久，一家曾与郭富城有密切合作，曾组织过沪上诸多演出的演出商在调查后就非常看好陈国庆，准备请他出山也演出一些海派滑稽。演出商从上海的演出场次、预算、宣传计划到明星嘉宾，甚至连演出名字都想好了，就叫“万家国庆”，在2009年国庆期间配合国庆60周年演出，甚至连上海演出后的全国推广，漫画、图书等所有的详细计划都已经做好，但所有的一切，在陈国庆这里却吃了闭门羹。陈国庆坚决不肯出山和周立波打对台。演出商跟他解释，他在沪上中老年观众中很有市场，而这部份人很有消费能力。对此，陈国庆总是笑着推辞：“我这么一把老骨头，别人这种年纪都快退休享福了，我天天还要起早贪黑‘讨生活’。难道是我精力过剩？舞台就留给周立波这些有想法的年轻人吧。”陈国庆的决绝，让演出商悻悻转去了北京。而另一方面，当周立波刚复出没多久，他和一些滑稽老朋友，就积极去给周立波捧场，用行动给后辈鼓励。陈国庆笑言：“幸福还是跟人的满足度有关。”他坦言，自己大半辈子都在灯红酒绿的场所里度过，看到过足够多的穷人，也看到过足够多的有钱人。“不是有点钱了，有房子有车子了，就叫幸福了。”他拿房子打比方，“比如，我最早住的房子在淮海路上，只有9个多平方米。我出生在那里，父母哥哥一起住了几十年，回想起来，却比如今的大房子更有许多‘穷开心’的记忆。”他的这个幸福观，用在理财上也是颇有哲理。理财有时候并不在乎钱能带来多少的财富，能生多少钱，而是能带来多少快乐，多少安心和温暖，或许，这也正是理财的最高境界。我的教练陈国庆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人, 他工作教学的时候特别酷!记得我是暑假的时候学车的,当时天气特别热,因为是科目二刚上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而且天气热,所以心情很急躁,可是一见到陈教练向我们亲切的问好,和我说上车之前的各个细节。瞬间那些都不算什么了!之后在练车的过程中陈教练一直很有耐心的给我讲解。陈教练在教车的时候的方式方法很独特,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语言表述很幽默风趣,是个很有深度的教练。不过陈教练的宗旨还是以严格为中心的,我觉得只要在他这里练好了学好了,不管到哪个考场去考试,那都是一次就过,因为在他这里还可以学到其他的东西!陈教练说不管做什么干什么“心态很重要”只要心态好,啥事都会简单些。俗话说严师出高徒,我是真的了解并且深深的感受到了。要考试的那天,教练开车送我们去的,我们也没让教练失望,以满分回报了教练,教练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转眼间我已经拿到驾照一年多了,但是看到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说说自己的教练,我就立马行动了起来。我很喜欢陈教练,在陈教练这里学车的时间是最有趣的时候。他的合格率真不是盖的!竖起拇指,赞赞赞!最后想说声:教练辛苦啦!!希望大家给他多投票,感谢大家!其实今天一共收到有10篇投稿,而微信公众号一天只能发8篇图文,割舍中在今天选择了这一篇,一方面是投稿者陈敏慧的执着,一面也有大白的歉意。陈国庆教练3个月前就加了我好友,当时验证请求是新亚驾校,于是我拉他进入了新亚驾校学员微信群,不过后来他退了。在6月12日教练员安全会议上,我面对面建立了新亚驾校教练群,当时陈国庆教练有进来。随后,在难得我早睡的一天夜晚,他在教练群里说了些对其他人不太客气的话,简直毫无职业荣誉感,逮谁说谁,桀骜不驯。我早上醒来时看到,比较气不过,噼里啪啦说了他许多句,口气相当重,而他一句话没反驳我。在我当时的心情里,觉得这个教练在新亚驾校,是影响了驾校形象的。借用鲁迅在《范爱农》里的话,“新亚驾校不肃清则已,要肃清,第一个就要开除陈国庆”。我在几天后想起来查一下,发现他已经不在教练群了。这次教练员评选活动,审核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他没有报名,当然,本着一视同仁的宗旨,我也替他更新了资料,我曾数次看着他教练证上的照片,思索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样子,朴实,真诚,似乎不像我想的那样“刺头青”。而我也在此刻才忽然意识到,其实作为我来说,也时常因为自来熟、不见外,有什么说什么,得罪过不少人吧。我刚看了陈教练的投票数,已经有2000多,想必不参加活动不是他的本意,他是有关注在意这个评选,有配合驾校的工作的。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我向陈教练道歉。之前了解不多,现在也还未熟悉,过去的失礼,请见谅、海涵!另外,周末两天没有考试计划,我们会把所有投稿更新进来。请学员们安心。陈国庆,车号4678,编号30397,欢迎关注合肥新亚驾校公众号给他投票!陈国庆,1963年出生,籍贯山西和顺,198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85年就读该校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学位。1991年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本报记者蒋安杰检察院实行案例指导制度的意义记者:请问检察机关实行案例指导制度有什么现实意义?目前这项工作进展情况如何?陈国庆:以案例来指导执法办案,不仅古已有之,也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司法机关一直坚持的行之有效的做法。但指导案例则是中央政法机关专属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通过发布案例,指导全国政法工作,是一项专门制度。长期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积极运用典型案例的形式进行工作指导,发挥了指导执法办案、统一执法尺度的重要作用。比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自1989年创刊至今,发布了一百多个典型案例,对指导各级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和执行法律、妥善办理案件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也注意发挥典型案例的指导作用,采用多种形式收集、整理和发布典型案例。但也要看到,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规范和相关工作机制,导致这些典型案例的选取主要局限于疑难案件,案例指导功能单一;整理发布主体分散,由各级检察院个别进行,典型案例发挥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缺乏针对全国范围、在更高层面上的统合研究,大量有指导价值的案例难以进入最高检察机关决策视野,不利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指导执法办案;还有的地方发布的类似案例对法律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造成执法上的困惑和混乱。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案例指导制度,就是要通过形成全国检察机关统一运转、沟通顺畅、权威高效的案例指导工作机制和平台,提升案例指导工作的水平,充分挖掘和发挥典型案例的作用,统一执法尺度,维护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为了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案例指导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工作方案,明确了案例指导的范围、工作机构、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发布程序等主要问题。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后,高检院组成了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最近,有几个案例将予以公布。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定义记者:检察机关的案例指导制度具体是如何定义的?它与西方国家的判例制度有什么区别?陈国庆:《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建立案例指导制度应当立足于检察实践,通过选编检察机关办理的在认定事实、证据采信、适用法律和规范裁量权等方面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案例,为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促进法律的统一公正实施。也就是说,我们确定的指导性案例不限于单纯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指导,还包括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裁量权规范行使等方面。从名称表述上看,我们建立的是“案例”指导制度,绝非判例制度。虽然判例与案例仅仅是一字之差,判例二字并不当然意味着遵循判例或遵循先例,但在我国的语境下以及人们的认知习惯中,判例二字更倾向于特指英美判例法国家的判例。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以法律渊源的地位而存在的,故而被称为“判例法”,是一种创制、借鉴以及遵循先例的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体系,其根本原则是遵循先例。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英美法意义上的判例制度,使用“案例”的表述,就是表明,我国实行案例指导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在保持成文法的法律体制下,以成文法为主,结合司法解释,以案例指导为辅,运用典型案例对法律规则的准确理解和适用进行指导,以弥补成文法之不足,而不是一种新的“造法”制度,不是“司法造法”。检察机关发布指导性案例的范围记者:检察机关发布指导性案例的范围是哪些?成为指导性案例应当具备什么条件?陈国庆:《规定》不仅明确了选择指导性案例的业务范围,还明确了选择指导性案例的案件类型和实质条件。根据《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征集、确定和发布指导性案例的重点是集中在职务犯罪立案与不立案案件,批准(决定)逮捕与不批准(决定)逮捕,起诉与不起诉案件,刑事、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国家赔偿案件,涉检申诉案件,其他新型、疑难和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等方面,涵盖了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门类,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职能分工特点。为了突出重点,《规定》第八条规定,检察机关主要选送、推荐和征集以下类型的案例:一是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在现行法律规定中比较原则、不够明确具体的案件;二是可能多发的新类型案件或者容易发生执法偏差的案件;三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热点案件;四是在法律适用上具有指导意义的其他案件。关于指导性案例的实质条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政策掌握或者法律监督实践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适用法律正确,对法律的解释合乎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处理结果恰当、社会效果良好。通过设定和严格执行这些条件,确保能够把真正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指导性的案例发现出来、确定出来、公布出来。检察机关开展案件指导工作的机构和程序记者: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展案例指导工作的工作机构和具体工作程序。陈国庆:根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负责指导性案例的审查、编选和发布等工作。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有关法学专家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承担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职能,负责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统一受理选送、推荐和征集的案例,将符合条件的案例报请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审查决定等具体事务。《规定》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三种来源:第一种形式是选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业务部门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可以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选送;第二种形式是征集,即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根据一个时期业务指导工作的需要,向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征集案例;第三种形式是推荐,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律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认为符合指导性案例条件的,可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推荐。在指导性案例的确认上,《规定》设置了严格的程序。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对选送、推荐和征集的案例进行初步审查后,分送有关业务部门,由其提出审查意见。有关业务部门审查同意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报请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审议。必要时,召开专家论证会论证。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对案例进行集体讨论,认为应当作为指导性案例的,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决定。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后,作为指导性案例予以发布。记者:指导性案例在报送和发布的形式上有何要求?陈国庆:为了统一规范报送案例的有关工作,《规定》要求,报送案例应当填写《案例选送表》,简要说明选送理由和依据,按照规定体例要求撰写案例材料,并附送案件有关法律文书。对于案例的体例,《规定》也作出了明确规范,要求从五个部分加以表述。一是标题部分,主标题为案件核心内容的提炼,副标题为案件当事人和案由;二是要旨部分,简要概述案件具有指导意义的要点提示;三是基本案情部分,要求准确精练、层次清晰地概括反映案件的基本情况,包括办案经过、有关方面意见以及最终处理结果;四是主要争议问题,要求全面介绍案件的争议焦点或者分歧意见;五是处理理由,在对案件进行分析评议的基础上,充分阐明案件的指导价值。若干问题的深层次解读记者:检察机关案例指导制度规定中的“可以参照执行”应该如何理解?陈国庆:指导性案例发布后,各级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同类案件、处理同类问题时,可以参照执行。要指出的是,“可以”参照执行即一般情况下要遵照执行,如不执行,应当说明理由,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记者:检察机关的指导性案例是否公开发布?对于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如何加以运用?陈国庆:《规定》明确,指导性案例的发布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公开发布,一种是内部发布。总结经验、教训的案例以及不宜公开发布的案例,可以在检察机关内部发布。公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检察院和社会各界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拟公开出版的《人民检察院指导性案例汇编》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查询。对于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法律文书说理的参考,但不能等同于法律条文或者司法解释条文直接作为法律依据援引。有观点主张,指导性案例是司法解释的一种形式。我认为,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是两种不同性质和形式的工作指导方式。一是工作程序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是司法解释主体,也制定了专门的司法解释工作规定,如果把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的一种,大可不必再另行制定案例指导工作规定;二是对个案的认可不具有普遍拘束力。最高司法机关对于地方司法机关办理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确认,其效果只应当限于承认其做法正确,对于其他案件包括其后办理的案件具有指导作用而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否则,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判例制度或者赋予了地方司法机关一定的司法解释权;三是主体不同。司法解释权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四是功能不同,我们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目的是发挥指导性案例灵活、简便、快捷地指导工作的作用,以弥补司法解释的局限。当前,检察机关正在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案例指导工作的开展,有助于通过发布相关案例,指导各级检察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把化解社会矛盾贯穿于执法办案始终,更加正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高度重视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切实防止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产生新的矛盾,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童小鹏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他还颀然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9月28日,童小鹏再次说:“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邓珂云(曹聚仁夫人)曾在笔记里写道:“一天(1958年8月),童小鹏来新侨饭店,我们恰巧出去了。他留了一张便条,放在卧室的写字台上,上书‘明日上午10时,主席接见你’(大意),下书童小鹏。”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上世纪60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办。题词随函奉上,即乞察收。”题词内容为“题赠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一九九八年春九十老人程思远。”6月4日,程思远又来信祝贺:“来函敬悉,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1997年,曹聚仁家乡投资1000万余元,创办了以曹聚仁命名的学校,1999年8月,该校师生写信给程思远副委员长,请求他为该校题写校名。程思远欣然亲笔题写了“兰溪市聚仁学校”。200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与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而编写了《曹聚仁先生纪念集》,程思远不顾年事已高、政务繁忙,亲自撰文,为之作序,称赞曹聚仁的一生为“战斗的一生,爱国的一生”。《济南日报》发表《1963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一文,首次披露了1963年国共高层的一次绝密会晤。1996年,香港《南华早报》曾发表了一篇来自祖国大陆的新闻,点出了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或者是其中的一位。同年4月,香港某杂志发表了“文诗碧”的一篇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不是蒋介石,也不是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日,曹聚仁给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写信,透露了蒋介石的想法。他在这封信如此写道:“弟老病迁延,已经五个半月,每天到了酸痛不可耐时,非吞两粒镇痛片不可,因此仍不敢乐观。酸痛正在五年前开刀结合处,如痛楚转剧,那就得重新开刀了。医生说,再开刀便是一件严重的事,希望不至于如此。在弟的职责上,有如海外哨兵,义无反顾,决不作个人打算,总希望在生前能完成这件不小不大的事。弟在蒋家,只能算是亲而不信的人。在老人眼中,弟只是他的子侄辈,肯和我畅谈,已经是纡尊了。弟要想成为张岳军(指张群),已经不可能了。老人目前已经表示在他生前,要他做李后主是不可能的了。且看最近这一幕如何演下去。昨晨,弟听得陈仲宏(陈毅)先生逝世的电讯,惘然久之。因为,弟第一回返京,和陈先生谈得最久最多。当时,预定方案,是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于今陈先生已逝世,经国身体也不好,弟又这么病废。一切当然会有别人来挑肩仔,在弟总觉得有些歉然的!”曹聚仁自比“灯台守”,为了祖国统一,他放弃自由主义,走向了孤苦伶仃、无怨无悔的爱国道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呼号,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秉持民族大义,心系两岸,苦盼统一。全国抗战爆发后,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换上军装,改行做了战地记者。曹聚仁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第八十八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第五二四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都写入了他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为后人留下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料。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曹聚仁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由于战线变动,他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日,中国军队取得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曹聚仁率先报道了这一胜利的消息。消息见报,举国若狂。4月9日,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又在全国各报相继刊出。1939年,应蒋经国的邀请,曹聚仁到了赣州,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抗战八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位知名军旅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长马树礼先生,为曹聚仁全家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他最后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这一去,他羁留港澳就是22年!这22年,他一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走完最后的人生。曹聚仁是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1956年至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内地采访。毛泽东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张治中将军等也先后与曹聚仁进行会谈。日,曹聚仁应周恩来邀请在颐和园夜宴。8月14日,他在《南洋商报》第三版撰文《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其后不久,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刊发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日,金门炮战前几天,毛泽东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给蒋氏父子。随后不久,他在《南洋商报》发表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主张国共之间要和衷共济,和谈解决,不能自相残杀。日,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看法,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诉之于战争,不如诉之于和平,国共这一双政治冤家,既曾结婚同居,也曾婚变反目,但夫妻总是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好,乃势所必至,为什么不可以重新回到圆桌边去谈谈呢?……月前有一位华侨实业家,他诚挚地对我说:‘国共之争不止,华侨间的矛盾所引起的痛苦不会消除的。’华侨既有此共同的期望,我们在舆论界,为什么不出来高声疾呼呢?……我只是主张国共和谈的人,而不是发动和谈的人,那些谣言专家用不着多费心力的。”很多人知道曹景行却不知道他的父亲是金华人最早报道台儿庄大捷的是他 最早透露“炮轰金门”的是他周恩来给他写墓碑 蒋经国请他回溪口一辈子写了千万字的曹聚仁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十版昨天上午,兰溪市梅江镇里举行了一场纪念“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活动,其亲属从上海、南京、深圳等地赶来,跟当地的村民一道缅怀曹老先生。本报记者 钟成 摄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曹景行昨天上午没能回到家乡兰溪,让很多兰溪人有些失望,尽管他和自己的姐姐曹雷写了一封书信给自己的家乡父老。这一天,是兰溪梅江籍著名作家、记者、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逝世40周年的纪念日。兰溪当地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兴建展馆,学术研讨,将曹聚仁出生和少年成长地的潭头、近外阳、塔山三村合并成为聚仁中心社区。而在此之前,兰溪将市区的一条主干道命名为“聚仁路”,将当地最大的一所九年制学校命名为“聚仁学校”,将新办的一所初中以曹聚仁父亲百年前创办的“育才学校”重新命名。这样做,是为了提升曹聚仁在家乡的“份量”,因为在海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曹聚仁,长期以来在家乡的知晓度并不高,甚至不如他的儿子曹景行。40年前的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享年72岁。周恩来总理为其盖棺定论:“爱国人士”,并亲拟曹聚仁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委托当时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在澳门为曹聚仁举行公祭。首报台儿庄大捷,举国若狂台儿庄战役始于日,结束于4月7日,历时2周。当时国民党正面守军是第2集团军的孙连仲部,右翼则是汤恩伯的第20军团,在敌人后面进行迂回作战。孙连仲邀请媒体记者到前线台儿庄视察采访。当时一起前去的有《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中央社记者胡定芬、曹聚仁,《新华日报》记者陆诒等一行17人。4月6日中午,在台儿庄的指挥官、第31师师长池峰城,特约记者于下午到运河站见面。正往运河站的途中,忽然敌寇的炮弹,密集射击过来,前路被阻断,正在进退两难之际-,师部的副长官赶来,把众记者请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闲谈了一阵,接待就算是结束,记者们不免有些失望。金参谋长颇认同曹聚仁的判断和推测。最后他对记者说:“你们来得正好,可以看一场热闹的胜仗了。”当晚,总司令部有一辆军车正要回徐州,曹聚仁灵机一动,决定回徐州。他对随军采访的夫人邓珂云说:“我想到长官部去看看综合战讯,在这里独处一隅,无法看到全局。”邓珂云支持他的看法。事实正如曹聚仁所料,他一回到徐州,就和胡定芬通电话,从右翼军团得来的消息,完全证实了台儿庄已获全胜。他高兴极了,立刻写了一篇通讯,发到了中央社总社。李伟(今年88岁,《曹聚仁传》一书作者、江苏南社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说,这就是曹聚仁首发台儿庄大捷消息的来龙去脉。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4月8日,曹聚仁又写了《台儿庄巡视记》的长篇报道,9日在全国各报发表。不仅如此,在皖南事变发生后,第一个向海外报纸披露这一消息的,也是曹聚仁。8年抗战,曹聚仁作为这场战争的亲历者,于1947年编著出版了《中国抗战画史》,留下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的罪证和中国人抗日英雄事迹,差不多是第一部内容完备、见解独到的中国抗战史著。日,在上海乍浦路军事法庭开庭审讯侵华的日本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法官万美瑜审判台上,放着一本墨绿色的、厚厚的精装画册———《中国抗战画史》,就是用以印证侵华日军在南京以及各地暴行的重要佐证。《画史》上的图片资料,曾被国内外新闻媒体翻印和引用过,解放后在许多展览会上和控诉日军暴行时,也被大量展览、翻印和引用过。 一张溪口的老照片潜心研究曹聚仁学术10多年的柳哲所珍藏了一张照片,拍照者是曹聚仁,时间是1957年的7月3日,拍的是蒋介石老家奉化溪口的全景。柳哲说,这张照片是一位名叫徐淡庐的老先生给他的。徐淡庐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还是李宗仁回国的重要见证人。据徐淡庐回忆,1957年初夏,曹聚仁受蒋氏父子的委托,先后访问了庐山的“美庐”和蒋介石的老家奉化溪口。这次曹聚仁访问溪口时,对雪窦寺、妙高台,只是匆匆的一瞥,不是太重视。重点是察看蒋母的墓园,并代表蒋氏父子扫墓,敬香烧纸。 在蒋母墓园,他差不多拍了两卷的胶片,还去看了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所到之处,都拍了照片。他回到香港后,曾写了长信给蒋介石父子汇报,传达了“溪口无恙”的真实情况。其中信里写到:“溪口只是保持着10年来的老样子,并没有多少建设,也没有什么破坏。人民对于蒋母坟,也就是当做一处墓园看待就是了。政府也并不叫人民怎样仇视蒋氏的故迹。”曹聚仁把拍摄的照片,与所写的长信一起,都通过特殊的途径,转送到了蒋氏父子的手里。据说蒋介石看了曹聚仁的信和照片后,曾为之动容,感慨万分。他被称为“两岸密使”曹聚仁得益于父亲曹梦岐自强不息耕读精神的锤炼,自杭州师从陈望道后,曹聚仁有幸结识了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如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泰斗章太炎,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以及邵力子、柳亚子、沈钧儒、谢晋元、陈毅、叶挺等风云人物。在与各界翘楚交往间,曹聚仁自己也逐渐成长为一个传奇人物。尤其是1938年8月,曹聚仁在南昌初识蒋经国,12月在金华中国旅行社采访了周恩来,为其闪光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8月,曹聚仁告别家人,南下香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从光明中来》,称赞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真正的秋毫无犯”,说“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1956年7月,曹聚仁收到了恩师邵力子寄来的一封信,要他到北京去。曹聚仁便从香港北上北京。7月16日,周恩来邀请曹聚仁在颐和园夜宴,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聚仁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日,毛泽东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这前一天,新加坡《南洋商报》于头版显要位置发表了“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三日专讯”,将中国核心军事机密和盘托出,神通可谓大矣。一时间,《南洋商报》名声大噪。各国记者、特工也蜂拥香港,纷纷打探,郭宗羲何许人?“郭宗羲”就是曹聚仁。据曹聚仁的儿子曹景行回忆,1958年8月,毛泽东再次接见曹聚仁,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透露了炮轰金门的“醉翁之意”。1956年至1959年间,曹聚仁先后11次北上大陆,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多次接见。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夏衍曾说:“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写传记不说“马屁话”柳哲说,曹聚仁可谓是位传记作家,力求“说实话”,要用自己的眼光去审视每一位传主,既不仰视,也不俯视,而是平视。他写的传记有《蒋经国论》、《鲁迅评传》、《鲁迅年谱》、《蒋百里评传》、《我与我的世界》、《文坛三忆》等,总字在500万字上下。如曹聚仁写的第一本蒋经国传记《蒋经国论》,1948年由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就恰如其分地写出蒋经国的功过。曹聚仁既以较多的篇幅反映蒋经国在赣南实施新政时的种种业绩,但他也不避讳蒋经国性格的阴暗面。“一个人总有他的黑暗面的,经国那些缺点,比之那些有缺点而无优点的人们,又高出很多了。”曹聚仁也没有将蒋经国奉为神明,而道出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蒋经国。1956年,曹聚仁出版了《鲁迅评传》,也没有把鲁迅奉为圣人。还是在上世纪30年代,鲁迅看到曹聚仁收集了不少他的资料,就问他:“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写传记?”曹聚仁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曹雷、曹景行昨天在来信中说:“要不是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安排,我们姐弟俩不可能赶赴澳门奔丧。现在,父亲的作品差不多都已在内地出版或重版,为许多喜欢他文字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父亲如地下有知,一定会感慨万千。”他们眼中的曹聚仁著名民主人士、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于日写信给曹聚仁:“我觉得在今日的言论界中,头脑清楚,又使我佩服的人,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只有你曹先生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程思远2000年在纪念曹聚仁诞辰100周年时评价:“曹聚仁先生青年得志,20多岁就在大学教书,是学者,他对中国古代和近代的学术思想有系统和精深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新闻史研究会会长方汉奇在纪念文章中评价:“曹聚仁先生涉猎很广,干什么都出色当行,而且都有丰硕的成果。当教授,他是名教授;当记者,他是名记者;当作家,他是名作家。他一生写下4000多万字的作品,称得上是著作等身。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像他这样高产的,除了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和林语堂之外,似乎还不多见。成名的新闻记者当中,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找不出几个。”北京鲁迅纪念馆馆长孙郁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评价:“现代报人中,文章最有学问家气质的是曹聚仁先生。我上大学时第一次读到他的港版《鲁迅评传》就欣喜不已。那样的书,在学院里是写不出来的。中国文人,直陈历史时,要么因褊狭而走极端,要么因学识不逮而得知皮毛。像曹聚仁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很少见到的。曹聚仁就是个与世俗不同的人。我们现在纪念他,一是要感叹他的史家境界,二是他的自由精神。”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在纪念文章中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以多方面业绩展示自己才华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曹聚仁以‘海外哨兵’的姿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和极其丰富的论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饶有兴趣的逸事,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的话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日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逝世40周年题:道德文章救乱世,针砭时政天下惊,两岸奔波为统一,爱国为民留精神。1969年的国庆之后,张家口一带的天空,出现一架神秘的飞机盘旋。这是林彪等人乘坐的“子爵号”专机,他们在勘察地形。此时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的百万陈兵正让成立20年的新中国政府感受到空前压力。“备战”的热潮也空前高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伊曼、秦瑜上海报道多媒体幕布上闪烁着黑白老照片,下面正对的桌子中央,大红的布裹着一个骨灰盒。因为阴阳隔断了岁月——里面的逝者不到25岁,而外面的他的60多个同窗好友,都已经两鬓花白。他们或是半个世纪之前上海复兴中学和育才中学的青年学生,或是上世纪60年代清华大学的天之骄子。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这里,追悼这位40年前罹难的同学,以及,他们逝去的青春。定格在花样年华1月30日,上海市福寿园多功能悼念厅,追悼会主题是“景仲回家”。自1959年14岁以后就再没见过父亲的曹景仲,今天终于能够和爸爸曹聚仁、妈妈邓珂云葬在一起了。200多张照片从大屏幕上翻过,每一张都是俊朗而青涩的脸庞。同学们说,他的生命定格在了24岁。40年前的这一天,即日,已经是林彪下达紧急战备“一号号令”的三个多月以后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偏远的坝上沽源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遥控地雷试改装工作正在县农机一厂的澡堂里忙碌地进行着。“一号号令”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此时,在沽源县农机一厂执行遥控地雷试制工作的除了复转军人王庆、青年焊工高克文以及从铁业社借调来的锻工张文义之外,还有24岁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曹景仲。曹景仲分配到沽源县农机厂有两年多时间,找了一位纯朴的牧羊人的女儿准备结婚。他已经下定决心,铆足了干劲要把自己的青春和未来安放在这个贫穷偏僻同时又是祖国需要的地方。其实对于曹景仲而言,动手动脑的活是从来难不倒他的,更是聪颖好学的他所热衷的。制作炸弹的尝试,他甚至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过。育才中学的同学梅龙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用棉花泡了硝酸和硫酸,晒干之后塞在装香烟的锡罐子里,一引爆,还炸得很响。据公开的史料记载,1969年3月中苏之间的对抗突然升级,苏军陈列在中苏边境地区的军队从赫鲁晓夫时期的十个师激增到40个师。不仅如此,苏军还在中苏边界不断挑起事端和冲突,甚至是流血的冲突。关于张家口当时的形势,阎铭在回忆父亲阎仲川(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谈到,“(1969年)国庆节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战备工作丝毫没有放松。国庆节刚过,父亲与空军司令吴法宪、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号’专机勘察了张家口一带的地形,检查了驻军的战备工作。”其实在那以前,这个农机厂已经承担了一段时间“备战”任务了,“一号号令”发布的前后,沽源县农机厂已经在狼尾巴山上成功制造了遥控地雷、手榴弹和半自动不枪。“这跟大炼钢铁的荒诞和浪费还并不是一码事。”曹景仲的弟弟曹景行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时是条件有所限制,但我哥哥他们还的确搞了些东西出来。”1947年出生的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凤凰卫视言论部总监等。根据农机厂老工人高克文回忆,那时候的“土法上马”是非常艰难且冒险的,比如搞遥控用的变阻器,没有合适的材料,就买了两块银元替代;配置手榴弹导火索时,就把玻璃捣碎、研细,和硫磺搅和后制成;电雷管则是由普通手电筒的灯泡,引出两根极线,装到接收器上……在艰苦的条件下,人们凭借着卓越的创造力完成了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此时的曹景仲,已经因为研磨火药而意外受伤,左眼险些失明,刚接受治疗回来。也正是因为条件有所限制,所以没能避免当天那一场惨烈的事故:1月30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有人不小心碰到了雷管,爆炸当场造成了3人身亡,1人重伤,遇难者分别为曹景仲、王庆、张文义。两个葬礼“妈妈,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我们到别人那里去别大哭大闹的……”30岁的曹雷在奔丧的时候对母亲邓珂云说。那时候,已经临近除夕。如果不发生这次事故,沽源正按部就班地迎接一个紧张而欢乐的“革命性新年”。但是,那一声爆炸让整个县城为之惊骇。零下三四十度的腊月里,上千名老乡及驻地解放军为三位因公殉职的英雄送别。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在冰天雪地中缓缓前行,冰封三尺的硬土地是用炸药炸开来放的棺木。时年22岁的曹景行低头默默抱着哥哥的遗像,妈妈和姐姐也都十分克制。他们还要赶着在除夕之前把事情办好离开沽源,“否则给别人添太多麻烦,别人也得过年。”曹雷说:“我们只是觉得心如刀绞的痛苦,并没有怨天尤人,因为苦难并不只是降临我们这一家,这种事情在当时实在太正常,就像现在的矿难一样。”要把弟弟带回故乡——这是曹雷40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一桩事。年近古稀的曹雷告诉本刊记者,大弟弟非常聪明、勤奋,爱好很多,喜欢摄影、拉小提琴,他天资过人,做什么都能做到最好。1962年,22岁的曹雷刚从戏剧学院毕业,开始了演艺人生。在《金沙江畔》的外景基地,正扮演着美丽的藏族公主珠玛。那时她接到17岁的景仲兴高采烈地打来的电报:“考上清华大学”。曹景仲上大学之后,关注着姐姐拍的每一部电影,他告诉曹雷说:“姐姐你知道吗?我是最最关心你的人!”1968年,曹景仲从外地带了大虾回家送给怀孕的姐姐吃,不料姐姐被单位的造**派整得流产了,他为了保护病床上的曹雷不被欺负,自己被那些造**派拖到姐姐单位里打了一顿……这样一个可爱和懂事的弟弟在顷刻间惨死,曹雷说,这是她心里一辈子也无法恢复的伤口。“我们去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他了,他们用处理战场上士兵遗体的方式,用纱布把他裹成了一个人形……他们说,脑子都已经炸得没有了……”曹雷用手捂着嘴,过了许久,她向前伸出双手,哽咽着说:“我就这么……摸了他一下。”40年后的这一天,曹雷俯身在地上,用洁白的毛巾轻轻擦拭着弟弟新的墓碑。那上面印着弟弟年轻英俊的笑脸。“今天回家了啊……”她温柔地、轻声对着弟弟说。这一次的葬礼没有喧嚣的唢呐,也没有壮观的千人队伍。除了自己的亲人外,就是60多位与他一起经历过那段岁月的老师和同学,大家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支白色的玫瑰。曹景行无法释怀哥哥曾经奉献出青春和生命的沽源县,前去几次之后,他为那个国家级贫困县感到忧心。在葬礼上,他告诉哥哥的同学们,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那里贫困的学生。身后的颠沛流离1956年到60年代,作为“中间人”的曹聚仁利用自己国共两党间的人脉,反复奔走于大陆与台湾之间,为两岸的统一谈判牵线搭桥。1959年之后,由于谈判进入非常敏感的阶段,他再也没有回过家。曹聚仁的妻子邓珂云曾经是与他一起在战火硝烟中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但这时候也只得与他长期分居。为了照顾孩子和老人,邓珂云只能退守一位家庭主妇的角色。邓珂云告诉三个孩子,爸爸做的工作,绝对不能对外讲半句,因为爸爸是在为国家工作。所以,曹雷、曹景仲和曹景行从少年时起,就知道爸爸是在做什么事,知道跟爸爸打交道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爸爸所承担的民族大义感到自豪。即便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当所有人都以“有海外关系”而疏远甚至敌视三姐弟的时候,他们依然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受到逼问、受到攻击的时候也不作任何解释。用曹雷的话说,就是“忍辱负重”,因为他们相信爸爸不是间谍。然而也正是因为有爸爸这层神秘的“海外关系”,曹景仲毕业后分配到了最艰苦、最贫困的坝上。当时沽源县没有火葬场,曹景仲的遗体就按照当地习俗入殓棺葬。也正是因为当时复杂且严峻的社会背景,曹聚仁未能回到大陆参加儿子的葬礼。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获悉曹家的情况之后,特批邓珂云前去澳门,安抚和陪伴这位老年丧子的爱国人士。两年后,即1972年,曹聚仁因为骨癌在澳门去世,享年72岁。曹雷告诉本刊记者,爸爸也是经过数次迁葬,才最终安葬在上海的这座墓园里:1972年曹聚仁在澳门去世以后,尊周总理“叶落归根”之嘱,他们将骨灰带回。当时上海没有墓地,就听从在南京的叔叔的建议,将曹聚仁安葬在南京雨花台边的一个生产队的墓地里。上个世纪70年代末,那块地方要建工厂,他们又只得将父亲迁葬到南京的另一处墓地。这时候,整个国家的形势开始好转了,曹雷的小弟曹景行也考上了大学。1991年,邓珂云去世,与曹聚仁合葬。1996年,曹家突然接到政府的通知,说是那块墓地要拆了建高速公路,限定家属在月底之前将各家的骨灰拿走。无奈,曹聚仁夫妇的遗骨又被取出来,带回上海。1998年,曹聚仁夫妇的墓碑在上海福寿园建了起来。此后,将离家千里外的曹景仲带回家的愿望,在他们姐弟心中越来越强烈。2009年夏天,姐弟俩终于成行,将曹景仲的遗骸从沽源县的坟墓里取出,火化后带回了上海。日,曹景仲逝世40周年纪念日这天,他的姐弟在福寿园为他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分离半个多世纪的曹聚仁、曹景仲父子,终以相伴长眠的方式团聚。那个年代让曹雷姐弟没有想到的是,曹景仲的这场葬礼,竟然来了这么多的同学。除了家在上海的同学以外,还有许多同学是从深圳、天津、马鞍山等地专程赶来。清华大学冶金系68届的同学们,竟然还用“人肉搜索”的方法,将多年失去联系的景仲同学的同窗好兄弟们找来了,他们带来了许多曹雷和曹景行此前都不知道的故事和照片。上海复兴中学除了十多个同学之外,曹景仲的班主任老师也来为他送行,还有位素不相识的教师闻讯从浦东赶来。曹景仲的老同学邱忠美、梅龙、刘芬著等人均告诉本刊记者:“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非常重情义。”相隔40年之后,那些让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又如此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在清华大学,最能与曹景仲“同病相怜”的好兄弟是李阳光。1968年,他也因为“海外关系”被分配在陕西岐山县农机厂做工人,八年后转调至缝纫机厂任技术员,直到1978年通过研究生考试,回到清华大学深造,继而留校;1983年筹建深圳大学时,受邀去了深圳,成为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梅龙也是受“海外关系”影响的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一家化工厂当工人,在他“浪费了15年”青春之后,1980年去了美国纽约大学深造。2002年回国,担任美国一家公司驻华分公司的总经理。其他没有“海外关系”的同学,受当时政治氛围的影响,也几乎全都分配到比较偏远和艰苦的地方。后来,有的人出国,有的人下海,有的人重回学界,也有的人默默地顺从于命运,从此再无大的改变。许多同学都开始设想和讨论,如果景仲同学当时没有遇难,他会有怎样的人生。多数人的结论都是,他一定很杰出。梅龙说,按照他对景仲的理解,“他一定去考研了,1980年的时候,说不定跟我一起出国了,现在或许是享有盛名的技术人才……”这一次葬礼,按照曹雷最初的设想,那都已经过去40年了,不要搞得悲悲戚戚的,大家都开心一点,“就算是欢迎景仲回家。”即便如此,更多的同学在谈到那段历史时,依然唏嘘不已。从1992年开始创作《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六部描绘上海的书。虽然每本书都很成功,但陈丹燕还是表示,写完了这本《成为和平饭店》她可能不再写上海。这个决定让在场的观众无不震惊。陈丹燕表示,在完成《成为和平饭店》后她有种巨大的失落感,“就好像你爱一个人整整八年,发现这个人不是你的,她要回家去了。”陈丹燕将自己30岁到50岁这段生命中最好的20年给了上海,“回首往事,我做了一个作家该做的事。”在陈丹燕眼中,热爱或者怨恨一个城市,就用写作来表述自己的这些感情,现在她所认识的上海已经都在这里了,便也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了。但她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用文字把他们了解的上海展现给世人,为这个城市保留更多的历史细节,将来能够有私人记忆让历史学家可以参考。在陈丹燕看来,正是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人不了解上海的历史,才会让写上海的人跟着这座城市一起被误解,只有每个人都用某种记录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上海时,这个城市的历史才能不被遮蔽。向曹聚仁致敬提起上海非虚构故事的写作,陈丹燕认为能师承的很少,给她启发的主要有三个位。木心的《上海赋》、张爱玲的《公寓生活记趣》以其独特的气质和细致的文笔给了陈丹燕以启迪,而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的两部《采访记》以及《上海春秋》则令她看到了另一种风格。陈丹燕认为前两位作家文学化的文字更多地表现了他们感性的个人立场,而曹聚仁先生更注重细节。曹聚仁先生对于被采访者有着自己的同情立场,但这种感情并未影响他的写作。“曹先生的文字是怀着同情的客观。”陈丹燕之前就在微博上写道,“我期待与曹景行先生对话。对我来说,有向他的父亲曹聚仁先生致敬的含意。”曹景行先生向陈丹燕表达谢意后,也向大家讲述了许多曹聚仁先生的往事,两个人相谈甚欢,台下观众也受到台上的感染,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陈丹燕和曹景行用一个个故事为我们呈现了一段有血有肉的历史,也为我们还原了这个城市的最美好的记忆。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表述了作家自己、甚至是几代人对上海这个城市的感情。而上海的故事还等待着更多的人去书写。曹聚仁终身怀抱“饱读万卷书,身行万里路”的理想,躬履行之也是不遗余力,故其一生行迹颇富传奇。《我与我的世界》(上、下)是曹聚仁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由家人整理增补,将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饰地揭示出来”。从金华童年的“神道黄昏”,到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从“国学”和“文坛”,到“我与鲁迅”和“文白论战”;从上海春秋、报刊生涯,到抗战军兴、执笔从戎;不但阅历丰富、见识繁多,而且作者“颇想勾画出我们那一世代的生活轮廓以及当年所共同经营的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较更重一些”。曹聚仁将本书按“传记文学”自觉经营,坦诚自白,纵横上下,酣畅洒脱,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文本意义的传记。《浮过了生命海》记述了作者晚年入院手术治疗的经历和见闻,写出了病中对生命意义的反思、对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剖析,可说是作者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多少弥补了《我与我的世界》未能终篇的遗憾。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中庸》读起,—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图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倾倒一爱一慕的热枕,还换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看。不读经而一爱一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一陽一明全集》回来,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一陽一明把朱熹驳得体无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辩为人们所一爱一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们很一爱一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我带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去读书,从单个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白不独朱熹说错,王一陽一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不同,段、王之学亦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的考证方法和一精一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康有为手中带一浪一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了。这样,我对于索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活,却没有留下—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录里,也不能寻比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的共同悲哀。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Kunt),他能那样的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能可贵的。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鲁迅的性格 曹聚仁 ①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记者谈到鲁迅先生的性格,说:"他这肺病,本来在十年前,就已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这回事,所以病状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说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转变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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