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剑断过?提高了荆州的知名度了吗

——荆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撷英
刘玉堂: 荆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举足轻重 刘玉堂 省社科院原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楚国八百年历史,有745年建都在湖北,不仅拥有炉火纯青的青铜冶制、精美绝伦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漆罄制作等物质文明成就,还有精深的老庄哲学、精彩绝艳的辞讼文学、出神入化的美术乐鼓等精神文明成就,可以作为上古东方文化的表率,和古希腊文化相提并论。 今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 荆楚文化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10个方面:屈原风骨与中华民族精神,铜绿山古铜矿与中国青铜文明,首创县制与中国行政建制,楚庄王止戈为武理念与人类和平思想,楚辞与中国文学,东山法门、武当道教与中国宗教,毕昇活字印刷术与中国科技,李时珍与中国医药,张之洞湖北新政与中国社会转型,辛亥武昌首义与中国制度革新。 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今后旅游发展,要将荆楚文化巨大的文化资源转化成发展的产业资源、经济资源、五个文明建设的动力资源,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作出应有贡献。
孟建民: 践行人文关怀理念实现“建筑服务于人”目标 孟建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化建筑的设计,在“传承”与“创新”方面出现较大偏差。一些文化建筑形式为古而古,建筑体量过于方正平庸,设计形成了固定“套路”,缺乏创新,最后做出来形态都差不多,不能代表城市形象。更有甚者,一些城市文化建筑出现低俗、媚俗现象,且有泛滥之势,到了不得不重视、不得不喝止的地步!建筑乱象的背后原因,包括高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决策机制中的专业淡化、文化建构中的定位模糊、设计依据中的教条主义等。 未来百年,中国文化建筑何去何从?要回归本原设计,以“全方位人文关怀”为核心理念,实现“建筑服务于人”的设计思想。主张建筑创作的理性回归,立足社会生活的人本需求,提倡绿色低碳的生态文明,强调全面周到的人文关怀。 比如,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探究的是建筑与人的关系,将建筑创作与当地藏传佛教统一起来。阜阳市博物馆体现了“历史文物的现代还原”,设计中通过现代建筑还原最能代表阜阳的文物和文化。盐城南海文化中心体现了文化建筑与城市精神,将“白鹤、湿地、海盐”三个最能代表盐城精神的城市象征反映到建筑当中。荆楚大观园设计体现了荆楚文化精神,以美丽城市与美好生活为愿景,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示范,实现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
邓爱民: 中国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已到来 邓爱民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 旅游消费大众化。我国已经进入大众化旅游时代,伴随着全面小康社会建成,旅游消费日益成为老百姓的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80后90后成为旅游主力军团,提出更高层次需求,尤其是个性化需求。 旅游需求品质化。旅游者对旅游产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希望能够得到更加丰富、深刻、强烈的旅游体验,对旅游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的要求,对个性化特色化旅游产品和服务要求越来越高。 旅游发展全域化。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跨界融合长期持续,旅游业与农业等其他产业融合发展将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 旅游产业科技化。科学技术与旅游业的结合将更加紧密,不断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创新与发展。“旅游+互联网”将为旅游者提供更多优质服务,智慧旅游将助推旅游企业全面升级。 旅游竞争国际化。发展旅游业将普遍成为全国各地参与国际分工、增加外汇收入、提高国际知名度的重要手段,国际品牌将加快中国布局,中国本土企业也将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中国旅游产业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
马勇: 提升荆州文化旅游景区IP创意 马勇 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化是旅游之魂,荆州是湖北文化、荆楚文化之魂的源地。如何让大众认知荆州、认识荆州?这就离不开文化旅游IP的打造。 文化旅游景区IP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也称智力成果权,是旅游“核心文化竞争力”、旅游发展趋势和旅游核心诉求,包含旅游景区创意、旅游线路设计、旅游片区打造、旅游目的地集成等。 文化旅游景区IP创意三要素主要由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构成。主题分为直奔式主题和价值型主题,主题创意要简单、直接、感性;内容分为主题创意策划、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共赢氛围、大数据精准分析,旅游IP内容需要体现“人格”、“域格”、“艺格”等方面特色;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旅游吸引物、旅游地表证、营销策略、创新衍生品、旅游地产品、旅游形象标识等方面。 提升旅游IP,需要通过跨界合作、品牌延伸、渠道渗透、创意引爆等四大路径,以及品牌标识、内容营销、网站建设、适应变化、升级体验、抽象提炼、社交媒体、要素整合八大策略,形成丰富的文化旅游链。 荆州旅游IP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体现出它的差异化和稀缺性,让旅游产品与众不同。把握发展趋势,按照场景化来开发。还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打造全价值链的盈利模式。荆州的文化产业一定要打造全价值链的盈利模式,提升荆州文化旅游“软实力”。
李铁军: 解放思想做好规划提升城市价值 李铁军 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曲江位于西安市东南部,曲江之名源于曲江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兴于秦汉盛于隋唐,汉武帝因其水曲折有如广陵之江,故名之。曲江新区是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国家级生态区、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和国家多点联合5A级景区。 曲江发展经历了摸索阶段、破局阶段、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5年来,曲江市民游客接待量增长了209.92%,旅游综合收入增长了215.47%。旅游发展升级,从景点观光游升级到深度休闲游、度假游。产业升级,从传统的“顶天立地”到新兴产业的“铺天盖地”。文旅融合新时代,保护和利用并重,文化是旅游的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 曲江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带给我们很多启示。解放思想是前提;团队是曲江发展最大的资源;规划决定高度和格局,要遵循城市空间的舍与得,按整体5A级标准实施;速度是关键问题,跨越式发展没有一定速度不行;提升城市价值是目标,要通过城市运营解决钱的问题,通过城市营销解决城市知名度的问题。
陈辉军: 立足文化+科技把握文旅融合新机遇 陈辉军 华强方特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文旅融合时代主题乐园行业机遇大于挑战。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旅融合不负“诗和远方”。文旅融合的趋势将对旅游市场产生放大作用,主题乐园行业也将迎来机遇大于挑战的时代。 华强方特深耕文旅产业近20年,已探索出了一条“文化+科技”的独特发展模式,运用VR、机器人、动漫制作、智能控制等技术,将动漫IP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融合,通过主题乐园、动漫作品、特种电影、主题演艺和文化衍生品等系列产品与服务成就人们的欢乐梦想。 在未来,文旅融合发展中应该做到政府、企业、游客各就其位、各施其职、各尽其责,让文旅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政府,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注重文化气息、旅游氛围营造,经营城市旅游资源,增加城市的吸引力和粘性,做大做强区域旅游资源。同时还要不断吸引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企业,整合区域内产业、资源和环境,共同开发,促进城市旅游发展。企业,需要不断丰富旅游产品,感动游客,融入创意。游客,要深入了解旅游项目文化背景与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文明、生态出游。
6月10日,荆州举办荆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国内顶级专家论道荆楚文化旅游,探索荆州复兴大计。厚重的文化资源,为专家们所称道。“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荆州的历史地位非常重要,历来为兵家与商家必争之地,继而繁衍了璀璨的历史文化。从《诗经》“蠢尔荆楚,夫帮为仇”,到《左传》“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再到刘备借荆州、关羽失荆州……这里诞生了无数神话故事;从楚庄王到刘备,从“循吏良臣”孙叔敖到“宰相之杰”张居正,从屈原到“三袁”……这里孕育了无数将相王侯和文坛巨匠;从古都纪南城到荆州古城墙,从博物馆到车马阵,从越王勾践剑到楚式漆器髤饰技艺传承……这里蕴藏着无数神秘遗存。高度的文化自信,荆州从来都很坚定。伟大的文化复兴,荆州一直在积极努力。古城换新颜,令专家们感叹不已。巨变的序幕,从2014年开始徐徐拉开。这一年,省委省政府提出按照“世界遗产、中国品牌、湖北代表、荆州实施”的高标准建设楚文化,将纪南生态文化旅游区作为文化旅游功能区纳入全省战略进行建设。荆州市委、市政府把文化旅游作为换道超越的新引擎,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把全域旅游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举全市之力迅速推进。无规划不建设。荆州高标准高起点规划纪南新区,同济大学、北京大学、美国艾奕康、荷兰尼塔等国内外一流设计公司对纪南新区建设规划进行提升和优化。无品牌不引入。文化旅游招商,荆州寻找的都是行业翘楚、实力先锋,西安曲江、深圳华强、岭南园林等国内知名企业纷纷来投资文化旅游。大师级策划,大项目投入,大企业投资。投资120亿元的荆楚文化大观园、投资120亿元的华强文化主题园、投资20亿元的楚王宫景区等一大批文化旅游项目落地荆州。文化旅游建设,在荆州大地如火如荼,正从荆州中心城区向县市区快速推进。中心城区的荆楚文化旅游中心,西边的大洈水健康山水度假区,东边的大洪湖红色乡情度假区、荆州区的乡村十里画廊、石首的桃花山特色小镇……雨后春笋般的文化旅游产业项目,将把荆州建成富有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具备体验性的文化旅游休闲地,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示范地。荆州全域旅游格局基本构建,文化旅游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实现?高峰论坛适时举办,“头脑风暴”指引方向,产业签约,构筑底盘。荆州文化旅游揭开新篇章。(以下为专家发言摘录)文字:伍丹 琳玲 黄思明 图片:曾祥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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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剑王“复活”越王勾践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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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二把错金越王勾践剑。
历经千锤百炼后,一把价值连城的越王勾践剑,终于在“荆州剑王”张云的手中“复活”!昨天,记者在“荆州剑王”的工作室里,见到了他复制成功的越王勾践剑。
“荆州剑王”张云,年轻时就痴迷于越王勾践剑,先是专于收藏,后来自己铸造青铜剑。
但青铜剑铸造工艺早已失传,怎么铸造?张云钻进古文献中寻师,四方遍访铸剑专家,自己开炉,反复试验,终于“复活”越王勾践剑。
张云说,中国青铜时代的青铜剑,以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制作水平最高。吴王和越王拥有的青铜宝剑更是价值连城,其铸造技艺十分高超,许多技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今年,荆州市旅游开发服务中心将张云仿制的越王勾践剑作为“楚国四宝”之一,推荐到湖北省旅游博览会组委会。来自湖北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机械工艺研究所、武汉大学、武汉春秋国际旅行社的专家认为,张云以越王勾践剑为蓝本进行仿制的这件青铜剑工艺品,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精致的做工,它代表了当今青铜古剑仿制的一流水平。
张云透露,接下来他想仿制100把青铜名剑,以重现中华文明之光。(荆州晚报记者梅闻 孙然 通讯员赵玉春)
来源:《武汉晚报》
本文来源:人民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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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博物馆馆藏:品越王剑 感受荆楚文化
发布时间:来源:荆州人民广播电台
近日,在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湖北省博物馆携“越王勾践剑”、“云梦睡虎地秦简”、“曾候乙编钟”三件颇具楚地特色的国宝与观众见面。其中,越王勾践剑,出土于荆州江陵县。在荆州市博物馆,还有珍藏着四把越王剑。  越王勾践剑,1965年出土于荆州市江陵县的望山楚墓群,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  勾践剑之所以出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剑的持有者在历史上有着卧薪尝胆的故事。历任越王所佩戴、持有的青铜剑,都能成为越王剑。  目前,荆州出土了五把越王剑,分别为:勾践剑、鹿郢剑、周勾剑和两把不光剑。  现在,周勾剑和其中一柄不光剑,正在浙江嘉兴博物馆展出。在荆州博物馆里陈列的,是越王不光在位时的佩剑和鹿郢剑。而这两把剑,分别代表了越国的早期和晚期。  青铜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兵器。当时,吴越的铸剑技术非常先进,君王所持有的佩剑则更加奢华,上面不仅有刻有鸟篆文,还镶嵌有矿物质宝石。然而,吴越国的范围应该在如今江浙一带,为何越国名剑会频繁的出现在楚国呢?  荆州博物馆副馆长杨开勇表示,战国早期越国和楚国关系融洽,当时,礼聘活动频繁,越王剑很有可能是礼聘之物。到了战国中晚期,楚越关系就不是很融洽了,这个时候战争比较多,越王剑很有可能是战利品,因此流入到楚国。  不管是友邦之间礼尚往来的信物,还是熊熊战火中沾满鲜血的战利品。几千年后的今天,它们都静静躺在荆州博物馆里,等待着人们参观。豆丁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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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位于沃野千里、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腹地和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处。全市国土面积1.41万平方公里,下辖荆州开发区、荆州、沙市三区,江陵、公安、监利三县和松滋、石首、洪湖三市,总人口645.73万,其中中心城区面积59平方公里,人口75万。荆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长江中游重要港口、鄂中南地区中心城市和中国中部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
荆州地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中心,是我国东西南北的地理要冲,距中国“四大经济发展极”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均为1000公里左右,从荆州始发和中转的物资在24小时内可运达这一范围内的任何城市。独特的区位优势,使荆州成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发达区域与大西北之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荆州日益成为各类产业资本转移的重点城市。
荆州交通便利,全国国土开发一级轴线(长江)和二级轴线(京广、焦枝铁路)在此交汇,连东西、贯南北,“居中”独厚。公路交通发达。207国道、二(连浩特)广(州)、随(州)岳(阳)等高速公路纵贯南北;318国道、沪蓉高速公路横跨东西,并与京珠高速公路和全国高速公路网连接。主跨径长度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荆州长江大桥,将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连为一体。荆州已跨入全国139个公路运输主枢纽城市行列。荆(门)沙(市)地方铁路与焦枝铁路接转,货运联通全国;沪汉蓉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穿越荆州,荆(州)岳(阳)铁路“十二五”期间开工建设,荆州将成为全国铁路交通网上的重要结点。荆州水运通江达海,长江黄金水道483公里横穿全境。荆州港是长江中游重要港口和国家一类口岸,开办了国际船代、国际货代和综合物流业务,实现了水铁联运、保税入库、全球直达;沙市盐卡新港为长江中上游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唯一一座高桩梁板直式码头,年吞吐货物能力400多万吨,集装箱储运能力4万标箱以上。航空便利,毗邻的三峡国际机场距中心城区仅40分钟车程,开辟有通往国内主要城市的多条航线。
荆州市位于东经111°150―114°050,北纬29°260―31°370。地处湖北省中南部,江汉平原腹地, 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市,全长483公里。荆州东连武汉、西接宜昌、南望湖南常德,北毗荆门、襄樊。平原湖区占78.7%,丘陵低山区占21.1%。
荆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光能充足、热量丰富、无霜期长。全市太阳年辐射总量为104―110千卡/平方厘米,年日照时数小时,年平均气温15.9―16.6℃,≥10℃年积温℃,年无霜期242―263天,多数年份降雨量在毫米之间。有足够的气候资源供农作物生长。4-10月份降水量占全年80%,太阳辐射量占全年75%,≥10℃的积温为全年80%,水热同步与农业生产季一致的气候条件,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发育。
全市已发现矿产35种,其中探明有一定工业储量的13种,已开采利用的20种。主要能源矿产有石油、煤炭;化学矿产有岩盐、囱水、芒硝、硫铁矿、重晶石;建材矿种有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粘土、河道砂、卵石;冶金辅助材料有白云岩、优质硅石、耐火粘土;新型矿种有膨润土。此外还有砂金、脉金等。荆州地质构造单一,矿床赋有条件好,围岩性质稳定,除石油、煤炭外,非金属矿产绝大部分裸露地表,便于露天开采。矿产分布集中,全市大多矿产资源分布在低山丘陵地区,散布在城镇周边,交通便利,矿产开发外部条件优越。
荆州以原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1949年7月成立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治江陵县荆州镇。同月,析江陵之沙市建市,属省辖市。1955年,沙市市划归荆州专署管辖。1979年,沙市市复为省辖市。1983年划出荆门县改荆门市,为省辖市。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设立荆沙市,潜江、仙桃、天门三市划出为省辖市。1996年更名为荆州市,京山县、钟祥市划出。市政府驻沙市区。
沙市市 本江陵县沙市镇,1949年设沙市市,由省直辖。1958年沙市市交由荆州专署领导。1979年沙市市改由省直辖。
荆州专区、荆州地区 1949年设荆州专区,专署驻江陵县(荆州)。辖荆门、京山、钟祥、天门、潜江、公安、松滋(驻新江口镇)、江陵等8县。 
1951年原沔阳专区所属沔阳(驻仙桃镇)、监利、石首3县划入荆州专区。辖11县。 
1952年由沔阳县析置洪湖县,驻洪湖。荆州专区辖12县。1953年由公安、松滋、石首3县析置荆江县,驻陡湖堤。荆州专区辖13县。 
1955年撤销荆江县,并入公安县。公安县迁驻原荆江县址陡湖堤,原公安县城关改名为南平镇。荆州专区辖12县。 
1958年原由省直辖的沙市市划归荆州专署领导,洪湖县迁驻新堤镇。 
1960年以江陵县的沙洋镇设立沙洋市,由荆州专署领导。辖2市、12县。 
1961年撤销沙洋市,改设为沙洋镇,划归荆门县领导。荆州专区辖1市、12县。 
1970年荆州专区改称荆州地区,地区驻江陵县。辖沙市市及江陵、荆门、钟祥、京山、监利、石首(驻绣林镇)、天门、潜江、沔阳(驻仙桃镇)、洪湖(驻新堤镇)、公安(驻陡市镇,即原陡湖堤镇)、松滋(驻新江口镇)等12县。 
1979年由荆门县的城关镇及附近地区设立荆门市,由荆州地区领导。荆州地区辖1市、12县。沙市市改由省直辖。  
沔阳专区 1949年设沔阳专区,专署驻沔阳县。辖沔阳(驻仙桃镇)、汉川、汉阳(驻蔡甸镇)、嘉鱼、蒲圻、监利、石首等7县及新堤办事处。 
1950年撤销新堤办事处,改设新堤镇,归沔阳县领导。 
1951年沔阳专署驻沔阳县新堤镇。同年,撤销沔阳专区,将沔阳、监利、石首3县划归荆州专区;汉川、汉阳2县划归孝感专区;嘉鱼、蒲圻2县划归大冶专区。(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史为乐编)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首县,设立石首市(县级)。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号)撤销洪湖县,设立洪湖市(县级),以原洪湖县的行政区域为洪湖市的行政区域。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99号):(1)撤销荆州地区、沙市市、江陵县,设立荆沙市(地级),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沙市区北京路。(2)荆沙市新设沙市区、荆州区和江陵区。沙市区辖原沙市市的解放路、崇文路、中山路、胜利路、朝阳路5个街道办事处和立新、关沮、联合、罗场4个乡,区人民政府驻北京路;荆州区辖原江陵县的荆州、川店、马山、李埠、弥市5个镇和纪南、八岭山2个,区人民政府驻荆州镇;江陵区辖原江陵县的郝穴、观音、岑河、资市、滩桥、熊河、白马寺、沙岗、普济9个镇和马家寨、秦市2个乡,区人民政府驻郝穴镇。(3)荆沙市辖原荆州地区的松滋县、公安县、监利县、京山县和新设的沙市区、荆州区、江陵区。原荆州地区的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由省直辖。钟祥市、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
日,民政部批准(民行批[1995]86号)撤销松滋县,设立松滋市。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6]99号)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号)将荆州市管辖的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和将荆州市代管的钟祥市划归荆门市代管。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市江陵区,设立江陵县。县人民政府驻郝穴镇。
2006年,荆州市辖荆州、沙市2个区,公安、监利、江陵3个县和松滋、石首、洪湖3个县级市。全市辖102个乡镇、12个街道,5个居委会、2457个村委会,9个农场。全市国土面积14067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l558平方千米,市区建成面积58.66平方千米。
荆州以原境内蜿蜒高耸的荆山而得名。1949年7月成立荆州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治江陵县荆州镇。同月,析江陵之沙市建市,属省辖市。1955年,沙市市划归荆州专署管辖。1979年,沙市市复为省辖市。1983年划出荆门县改荆门市,为省辖市。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地区、沙市市,合并设立荆沙市,潜江、仙桃、天门三市划出为省辖市。1996年更名为荆州市,京山县、钟祥市划出。市政府驻沙市区。
沙市市 本江陵县沙市镇,1949年设沙市市,由省直辖。1958年沙市市交由荆州专署领导。1979年沙市市改由省直辖。
荆州专区、荆州地区 1949年设荆州专区,专署驻江陵县(荆州)。辖荆门、京山、钟祥、天门、潜江、公安、松滋(驻新江口镇)、江陵等8县。 
1951年原沔阳专区所属沔阳(驻仙桃镇)、监利、石首3县划入荆州专区。辖11县。 
1952年由沔阳县析置洪湖县,驻洪湖。荆州专区辖12县。1953年由公安、松滋、石首3县析置荆江县,驻陡湖堤。荆州专区辖13县。 
1955年撤销荆江县,并入公安县。公安县迁驻原荆江县址陡湖堤,原公安县城关改名为南平镇。荆州专区辖12县。 
1958年原由省直辖的沙市市划归荆州专署领导,洪湖县迁驻新堤镇。 
1960年以江陵县的沙洋镇设立沙洋市,由荆州专署领导。辖2市、12县。 
1961年撤销沙洋市,改设为沙洋镇,划归荆门县领导。荆州专区辖1市、12县。 
1970年荆州专区改称荆州地区,地区驻江陵县。辖沙市市及江陵、荆门、钟祥、京山、监利、石首(驻绣林镇)、天门、潜江、沔阳(驻仙桃镇)、洪湖(驻新堤镇)、公安(驻陡市镇,即原陡湖堤镇)、松滋(驻新江口镇)等12县。 
1979年由荆门县的城关镇及附近地区设立荆门市,由荆州地区领导。荆州地区辖1市、12县。沙市市改由省直辖。  
沔阳专区 1949年设沔阳专区,专署驻沔阳县。辖沔阳(驻仙桃镇)、汉川、汉阳(驻蔡甸镇)、嘉鱼、蒲圻、监利、石首等7县及新堤办事处。 
1950年撤销新堤办事处,改设新堤镇,归沔阳县领导。 
1951年沔阳专署驻沔阳县新堤镇。同年,撤销沔阳专区,将沔阳、监利、石首3县划归荆州专区;汉川、汉阳2县划归孝感专区;嘉鱼、蒲圻2县划归大冶专区。(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沿革》()史为乐编)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石首县,设立石首市(县级)。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号)撤销洪湖县,设立洪湖市(县级),以原洪湖县的行政区域为洪湖市的行政区域。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4]99号):(1)撤销荆州地区、沙市市、江陵县,设立荆沙市(地级),市人民政府驻新设立的沙市区北京路。(2)荆沙市新设沙市区、荆州区和江陵区。沙市区辖原沙市市的解放路、崇文路、中山路、胜利路、朝阳路5个街道办事处和立新、关沮、联合、罗场4个乡,区人民政府驻北京路;荆州区辖原江陵县的荆州、川店、马山、李埠、弥市5个镇和纪南、八岭山2个,区人民政府驻荆州镇;江陵区辖原江陵县的郝穴、观音、岑河、资市、滩桥、熊河、白马寺、沙岗、普济9个镇和马家寨、秦市2个乡,区人民政府驻郝穴镇。(3)荆沙市辖原荆州地区的松滋县、公安县、监利县、京山县和新设的沙市区、荆州区、江陵区。原荆州地区的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由省直辖。钟祥市、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
日,民政部批准(民行批[1995]86号)撤销松滋县,设立松滋市。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1996]99号)将荆沙市更名为荆州市。
日,国务院批准(国函[号)将荆州市管辖的京山县划归荆门市管辖和将荆州市代管的钟祥市划归荆门市代管。
日,国务院批准撤销荆州市江陵区,设立江陵县。县人民政府驻郝穴镇。
2006年,荆州市辖荆州、沙市2个区,公安、监利、江陵3个县和松滋、石首、洪湖3个县级市。全市辖102个乡镇、12个街道,5个居委会、2457个村委会,9个农场。全市国土面积14067平方千米,其中市区面积l558平方千米,市区建成面积58.66平方千米。
荆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出楚文化、三国文化、关羽文化等等,传承下了极为丰富的民俗文化遗存。
楚文化形成前文化遗存
【荆州的由来】史前时代的荆州所涵盖的范围,在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禹贡》中就有其记载。据《禹贡》记载,荆州为大禹时的九州之一:“荆及衡阳惟荆州”,意思是北起湖北省南漳县一带的荆山,南到湖南省南岳衡山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古代荆州的范围,也就是说大致包括今天的湖北和湖南两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古人的心目中,“荆”与“楚”是不可分的。由于楚子(楚国国君为子爵)被分封在古代荆州的范围内,所以,在先秦典籍中,楚人有时也被称作“荆人”、“荆蛮”,楚国有时也被称作“荆国”;而在西周金文中,一再反抗中央王朝的楚国人有时也被称作“楚荆”或“反荆”。近年来,在荆州市及周边地区的史前时代考古发掘中,曾发现两例刻写在陶器上的陶文。这两例陶文的写法与西周金文中“荆”的写法非常相似,因此我们认为它们应该是“荆”字最早的起源。
【史前时代的荆州】旧石器时代(距今三百万年至一万年前)是人类制作和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荆州市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发现很少,最著名的是位于荆州古城北面约五公里的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面积约1000平方米,位于庙湖(长湖的一部分)南岸的一处小土岗上。在这里发现了远古人类的居住遗迹和石器制作场,距今四、五万年。鸡公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地层关系明确,文化遗物丰富,遗迹关系清楚,特别是原始人类的居住遗迹、石器制作场等的揭露,是中国迄今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在平原地区的活动遗迹。它的发现为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旧石器文化区系类型的特点以及与我国南、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有鉴于此,鸡公山遗址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考古十大发现之一。该遗址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新石器时代(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前)是人类制作和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荆州市的新石器时代可分为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三个大的具有相互传承和发展关系的阶段。荆州市范围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五十多处,多分布于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岗地上。比较著名的有阴湘城古城、走马岭古城、鸡鸣城古城等等。
【商代文化】荆州的商代遗址,先后发现了周良玉桥遗址、官堤遗址、梅槐桥遗址荆南寺遗址和岑河庙兴八姑台遗址。在这些的遗址中,发现了的多处祭祀坑,有“人祭坑”、“铜器祭祀坑”、“燎祭坑”三种类型。发掘时,在一土坑内发现一具完整人骨架。按商代习俗,殉葬者可能为奴隶。在梅槐桥遗址中,发现了较多的牛、羊、猪等动物骨骼,表明荆州的商代人已有较发达的畜牧业。在庙兴八姑台、周良玉桥遗址中发现了铜渣,后又相继出土了一批大型青铜礼器。这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表明了当时的荆州商人过着定居的生活,且人口密集;盛行巫风,崇尚巫术;奉行奴隶制;有着较为发达的畜牧业和青铜业,基本上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
楚文化发展期文化遗存
【楚都纪南城】纪南城又称“纪郢”,因在纪山之南而得名。故址位于今荆州城北5公里处。是楚立国后兴建的最大都市,是战国时期我国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楚国崛起江汉、称雄南方的历史见证。纪南城虽历尽沧桑,但仍保存完好,被世人誉为“南国完璧”。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郭沫若先生为保护标志亲笔题书“楚纪南故城”。纪南城遗址是楚国强盛时期的都城,是楚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价值。
【楚国的文学与艺术】
《楚辞》又称“屈骚”,共计二十五篇,分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和“渔父”。在《楚辞》中,诗人对于国君思念和忠君的表白言辞随处可见。《楚辞》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丰碑,受到历代文人的敬仰,它是屈原带自传性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也是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独一无二的宏篇巨著,还是“前世莫闻,后世莫继”的千古奇文。这部伟大作品的形成,除了屈原超人的天赋和强烈的激情及痛苦的经历外,也应是战国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学术思想的结果。
? 楚国民歌
商周之交的荆楚大地,由于脱离原始社会不久,处处都散发着浓厚的神秘气息,人们本来就崇神信鬼,加之又受到殷商巫文化的巨大影响,因而使巫风在楚地更加如虎添翼,以致“崇巫”成为楚国的一大文化特征。正是这种长期盛行于楚地的“巫风”,推动了楚歌楚舞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巫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民间歌手,传播了一首又一首的民间歌谣,而且那千奇百怪的神话故事,也为楚国民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演唱内容,那遇事必祭的民间习俗终于养成了“楚人善歌”的民族性格。楚国民歌可分为劳动歌、仪式歌、爱情歌、时政歌。楚国民歌的文学艺术特征主要是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常用七言句式,结构上多用重章叠句的形式,普遍采用比兴手法。从两周之际的“二南”之歌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辞》,再经汉代乐府民歌的相和歌、南朝乐府的西曲歌到唐宋时期的《竹枝歌》,形成了我国民歌发展史上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楚歌体系,它是我国民歌历史上极有势力的一翼,与吴歌体系东西并存、争奇斗艳。楚歌体系不仅顺应了我国民歌由四言到杂言、由杂言到五言,再由五言到七言的发展趋势,而且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其历史功绩将永远彪炳于中国文学史。
? 楚国的建筑与雕刻艺术
楚人的建筑,特别是楚国的宫室建筑,无论在形制上,还是在建筑技术上都是极为先进的,其先进性也是与楚国发展壮大历程同步的。楚国建筑的高超主要体现在:建筑选址极富才识、营造方式独具匠心、造型装饰卓越绝伦。楚国的雕刻艺术既是物质文化进步与发展的显著标志,也是丰富的精神文化的体现。雕刻艺术虽是楚人手工工艺的具体体现,但它涉及到楚人的方方面面,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广博的课题。它包括楚国的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方面的雕刻艺术,甚至楚国建筑上的雕刻艺术,也属雕刻艺术的范畴。从楚墓中出土的大批漆木器看,上自春秋中期,下至战国的楚式漆木器中,漆木器雕刻品类型齐全,雕刻艺术上乘,是楚文化或楚国艺术的一大特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的消费观念、审美意识、伦理追求的改变,促使楚国的髹漆工业兴旺发达,大量的彩绘漆木器逐渐进入贵族甚至平民的生活领域,形成了新兴的漆器文化。这一点,也是楚文化区别于其它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楚文化流播期文化遗存
【秦墓与秦简】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之后,纪南城沦为废墟,作为纪南城东南隅的高岗地凤凰山即成为秦人和汉人最理想的墓地。目前,在荆州共发掘近500座中、小型秦墓,其年代包括公元前278年秦拔郢并设置南郡之后的战国晚期和秦代两个时期。这些墓多为竖穴土坑墓,少量洞室墓,大多数无封土堆和墓道。墓坑中填土为五花土和青灰泥,葬具为木棺椁,可以看出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有些墓坑还设有二层台或四角有足窝,具有关中秦墓的文化特点。从这些墓的总体文化特征分析,它们受秦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主要特点与关中地区秦墓基本相同,但仍受到楚文化的一些影响,形成了湖北地区秦墓的文化特点,而与关中及其其他地区秦墓存在一些差异。秦简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既包括秦代的简牍,也包括战国时期秦国的简牍。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首次发掘秦简以来,迄今为止,已经有八批秦简相继出土。而荆州更是独领风骚,占了四批。由于历史的原因,秦简的内容存在某些局限性,但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十分广泛,资料也非常难得。概括起来,秦简的内容有法律文书、语书与家书、为吏之道与政事之常、编年记与历谱、日书、病方、归藏等。
【汉墓与汉简】高台汉墓位于楚故都纪南城东南角外,原本是战国时期的一处建筑台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郢都纪南城后,这里便沦为一片废墟,成了秦至西汉时期的一处墓地。日开始,历时五个多月,共发掘墓葬45座,其中秦汉时期的墓葬44座,南北朝时期的墓葬1座。在已发掘的44座秦汉墓中,有38座墓有随葬品,其中陶器255件,铜器94件,漆木器793件,玉器、杂器等25件,还有木牍、竹简等文字资料。特别是4方木牍,53枚竹简的发现,对研究汉初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山位于东周时期楚故都纪南城的东南角,南距古荆州约5公里,行政区划属荆州区纪南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湖北省及全国各有关单位的考古工作者在进行纪南城考古大会战时,在此钻探出古墓葬180余座,遂断定此处是一个大型的秦汉墓地,并且先后在此发掘了20多座秦汉墓葬。凤凰山168号汉墓就是其中的一座。从日开始,历时82天,墓内出土了500多件随葬器物和一具保存完好的男尸,是新中国田野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特别是西汉男尸的出土是继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之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防腐技术具有重要意义,也为研究我国的病理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张家山是位于荆州城西门外1.5公里处的一片小丘,上面分布着许多东周和汉代的墓葬。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荆州博物馆发掘了五座汉墓。出土竹简2000余枚,主要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让我们从不同方面了解到西汉初年的社会和思想状况,其中若干文献的起源或成书年代可以追溯到秦、先秦时期,弥足珍贵。
【三国之争】提起三国,使人想到荆州;说到荆州,又使人想起三国。在三国时代,荆州是三国争夺的焦点,荆州之争是决定国家分、合命运的关键。从三国形成之初到国家重新统一之时,围绕荆州归属展开的三国争夺一直没有停息,荆州之争的情势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三方力量的消长和三国历史的进程。一些脍灸人口的三国故事,诸如刘备借荆州、关羽守荆州、吕蒙袭荆州等等,都发生在荆州;三国时期涉及三分形势形成与发展、变化的一些重要事件,如赤壁之战、夷陵之战以及关羽北攻襄樊失荆州等,也都以荆州为中心舞台。三国历史的文学名著《三国演义》,以大量篇幅生动描绘了三国荆州之争,全书 120 回,计有三分之二的回目直接或间接写到荆州。三国与荆州如此紧紧相连。三国与荆州的特殊关系,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形成的,也跟荆州在当时所处的重要地位分不开。而魏、蜀、吴三方围绕荆州归属展开的激烈争夺,则是构成这种特殊关系的基本因素。汉代荆州,所辖地域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全境,河南南阳盆地,广东、广西和贵州边缘地区,大致与上古荆州之域相当。下领七郡:南郡、江夏、南阳、武陵、长沙、零陵、桂阳。汉献帝时从南阳郡分设章陵郡,增至八郡,史称荆州有“百城八郡”。汉代荆州,地跨大江南北,幅员辽阔。它前有长江天然防线,后有荆襄门户与汉水之阻,西有夷道三峡之险,东与吴、越一江相连,地势险要,能攻可守,加之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军需充裕,作战给养可靠,是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为三国政治家、军事家所格外看重。
【诸葛亮的荆州情】
? 成长之根
诸葛亮本是徐州琅邪郡阳都人。他年幼父母双亡,14岁时,其叔父诸葛玄到豫章任太守,不久被贬职,到荆州投靠刘表,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及两个姐姐,也一起到荆州。公元197年,诸葛玄去世,17岁的诸葛亮移居南阳郡邓县的隆中,从此过起边耕地、边读书的生涯,直到他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诚请出山。在这十年中,他通过广泛交友,既切磋了学问,又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为司马徽、徐庶先后向刘备推荐自己打下了基础;通过婚姻关系,使自己在荆州士林中进一步扎下根。正是荆州这个地方文化源远流长、人才辈出的沃土,孕育了我国历史上这颗璀璨千秋的智慧之星,造就了三国时代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荆州,应该说是诸葛亮的第二故乡,是成长之根。他对荆州的看重与称赞,除了政治家的眼光外,很可能还有一种乡土之情。这是他与其他三国名人与荆州的不同之处。
? 闪光之地
诸葛亮躬耕垅亩,胸怀大志,自比管仲、乐毅,自信有安邦定国之才,期待着有朝一日施展抱负。公元207年冬,刘备三顾茅庐,终见诸葛亮。一见面,诸葛亮就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他对形势的了如指掌,分析议论高屋建瓴,入木三分,运筹入神。诸葛亮一出山,就在三国荆州之争的较量中显示出他不凡的才能。公元208年秋,曹操大举进攻荆州,刘备南撤,辗转最后到了夏口,处于十分危急的关头。此时,诸葛亮向刘备请命派他去东吴,说服孙权与刘备一起抵抗曹操。当时若不是诸葛亮把孙权说服,就很可能不会有赤壁之战,没有赤壁之战也就没有三国鼎立的形成。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全力辅佐刘备在荆州建立自己的基地,先是协助刘备攻取荆州的江南四郡,继而与刘备谋划借荆州、对付周瑜的算计,这些都显示出他过人的睿智。可以说,刘备能在危急关头转危为安,能在荆州站稳脚跟,都离不开诸葛亮的功劳。
? 成败之由
在诸葛亮的全盘战略中,荆州都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庞统等西进益州,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刘备集团对荆州这样重视,说明荆州对刘备集团来说是生死攸关之地,内中也隐藏着诸葛亮的一番苦心。公元214年,刘备攻取益州到了成败的关键时候,急令诸葛亮等入川,只留下关羽镇守荆州。对诸葛亮来说,离开荆州实在是不得已的事。关羽守荆州,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导致刘备集团失去了荆州,使诸葛亮从荆、益两路出兵中原的战略半途夭折。虽诸葛亮殚精竭虑治国理政,五次伐魏,终未实现北进中原、兴复汉室。失去荆州,事业未果,诸葛亮的荆州情最终未了,这是他毕生最大的遗憾,但这并未掩盖他一生的夺目光彩。
刘、关、张之间作为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义,又主要体现在关羽身上,并成为关羽文化的核心内容。由三国文化所衍生的关羽文化现象,是三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熔铸的一大文化特色,也是荆州所蕴含的三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关羽镇守荆州达十年之久,是他一生事业的亮点,也是他为之丧身而悲切之所在。
【守荆州历史功绩,显关羽英雄本色】关羽镇守荆州期间,是当时曹、刘、孙三个政治集团纷争频繁、三分形势正式形成之际,斗争极为激烈、复杂。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只是奠定了三分形势,真正形成天下三分之势,则是在刘备借荆州之后。刘备借荆州,标志着三分形势基本形成;荆州之失,则标志着三分格局的定型。所以关羽守荆州这段时期是三国形成之初十分关键的时期。当时,曹、刘、孙三分荆州,相互接壤,摩擦不断,防守形势十分严峻。正是由于在当时斗争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关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守住了荆州,巩固了刘备集团这个至关重要的根据地,刘备集团才有可能西取益州、攻占汉中,成为三分形势形成之初势力迅速上升、一时十分强盛的一方。没有关羽守荆州,就不会有刘备集团向西发展的成功,不会有嗣后蜀汉政权的建立。关羽守荆州始终立足威武自强,采取与魏、吴强硬对抗的态势,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三国名将的英雄本色,其功绩是应当肯定的。正因为历史上关羽本身是个英雄,在守荆州期间进一步得到显示,才为后人所敬仰。
【失荆州悲剧结局,成就了关羽身后声誉】 失荆州被擒斩首的悲剧结局,正是关羽身后被尊奉、神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失荆州,就不可能有身后无比荣耀的关羽;没有失荆州,也不可能有关羽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忠义”化身的关羽,不仅在封建社会很长时期与文圣孔子并起并坐,而且在当今仍有一定影响。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关羽文化被视作弘扬中华文化的象征,成为连结海内外炎黄后裔中华情结的桥梁和纽带。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关羽尊神迎合一些人求富盼安的心态,成为人们所祈求的财神爷和保护神。就关羽文化所蕴含的忠义内涵而言,除去其封建性的消极因素,今天也仍有现实的社会价值。荆州作为关羽文化孕育之地,是关羽文化真正的故乡,其他地方是不能取代的,也是无法取代的。
【争荆州艺术演绎,丰富了关羽忠义精神】三国时代魏、蜀、吴荆州之争,本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文学名著《三国演义》对此进行艺术加工、创造,成为全书最精彩的篇章,其中不少篇幅着重塑造了关羽形象,使关羽的忠义武勇精神更为丰满、完善。关羽身后上升为关帝、武圣,有其深刻的社会原由和文化原由,同时,也跟关羽与荆州的特殊关系分不开。离开关羽与荆州的特殊关系来看待关羽文化现象,看待关羽的被推崇、尊奉,就失去了一个基本的前提。从关羽文化的形成来看,荆州是关羽信仰起始之地,最早的关庙也是始建于荆州。
荆州民俗文化
民俗,亦即民间风俗。是一种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一种相沿成习的地域文化传统。民俗作为一种传承的社会文化现象,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荆楚大地上,早自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曾创造出了堪与古希腊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这里的时尚风俗、风土人情、祭祀崇信、人生礼仪、民宅营造,乃至于包括俚词歌谣、娱乐游艺、神话故事、音乐美术、饮食起居、器物形制等在内的各个领域,便已形成了一整套多方位、多层次、多侧面的民俗文化。
【荆州的年节习俗】年节习俗是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形成并逐渐发展的,但由于居住的地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同,往往使得某一地区的人们所遵循的习俗不同。
? 春天的节俗
在荆州春天的节俗主要有:大年拜贺、闹元宵、龙抬头?社日、寒食?清明、立春?花朝?踏青等。荆州民间是最看重过年的,其习俗也多。民谚云:“过年为大”,“有三十过年,无三十也过年”,“叫花子也有三天年”。自除夕到年初一,各地男女老少穿戴一新,喜笑颜开,参加丰富多彩的大年拜贺活动,出现了以迎春纳福为主题的各种风俗习尚。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与之全国各地相比,荆州民间过年的习俗,既有“大同”,亦有“小异”,小异之处则存在不同形式的楚文化内涵。如“开门礼俗”的内容就有开门炮、出行、拜年、拜年酒、贴春联、贴年画等。如“玩春景”的活动形式就包括玩龙灯、舞狮子、采莲船。荆州民间在元宵节张灯观灯,可谓源远流长。早在汉代就有了灯事活动,隋、唐、五代到汉代,出现了各种制作精巧、独具匠心的花灯,其中镂刻金箔的“鱼形灯”最引人注目。
? 夏天的节俗
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三大传统节日之一,荆州民间多称之为“端阳”。端午节尽管名称颇多,含义各异,但楚人驾舟拯救、纪念屈原为端午节的主要内涵,是世人皆知的。由此可说,先秦时代的楚人及楚国的文化民俗氛围,对端午节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端午节乃是荆楚地区的传统节日。千百年来,以祭奉屈原而形成的仪俗,在荆州民间主要有划龙舟、吃粽子、悬挂蒲艾、喝雄黄酒、系香袋等。
? 秋季的节俗
七夕、七月半、八月中秋、九九重阳等传统节日在荆州民间也有着独特的习俗。八月中秋在荆州民间就曾经流行过一种较为奇特的习俗,即“到中秋,赛摸秋”。摸秋,就是中秋之夜偷摘他人田园的瓜果不视为偷,失瓜果的主人也不视为被盗。俗信这天月娘下凡,未生育的已婚妇女若摸秋不被人发现,可早得子。荆州就有这样的俗谚:“中秋中秋,送子摸秋”。摸秋的妇女一般是结伴而行,所摸来的瓜果放置在床内侧,并与之陪睡,第二天将瓜果煮熟食之,据说可以怀上儿子。建国后,摸秋之俗已消失。荆州民间特有的风俗还有重阳节吃九黄饼。相传东汉年间,重阳节达官贵人扶老携幼出游荆州龙山,正是天高气爽、风霜高洁之时,热饭热菜既不好带,又容易冷,为方便游人登山食用,荆州民间糕点师傅便制作了九黄饼。其名谓九黄饼,乃取九月重阳,登高赏金黄菊花之意也。此种饼子,面如黄菊颜色且酥脆,馅子系用冬瓜条、桂花、冰糖、白糖拌和而成,吃起来香甜可口,颇受游人称赞,成为一种应时节令食品。至今荆州民间仍偏爱重阳节吃九黄饼。
? 冬天的节俗
荆州民间在这一季节,大都有冬至、腊八、小年、除夕等传统节俗。拿冬至来说,和北方农村不同是,荆楚大地的人们,往往会在这天开始淘洗糯米,磨浆沥干,制成“沉(读去声)浆”,然后用糖、或肉制成馅,包成团,先是祭祖、祭灶,然后阂家团聚,共同分享,还可馈赠亲朋好友。又如农历腊月二十四,俗谓“小年”,又称为“小过年”、“小除夕”,是荆州民间很看重的一个年节。民谚云:“腊月二十四,家家小团圆”。是日,“吃坏吃好,一人不少;有吃无吃,团圆一席”,一家人必须在一起吃团圆饭。
【荆州的婚丧礼俗】
荆州民间婚俗礼仪程序有:提亲、请八字、定婚、下彩礼、定日子、娶亲准备、娶亲。以娶亲准备为例,娶亲是婚礼大典,不是一天能完成的,还有些准备手续。按照荆州民间的婚嫁风俗,男家定下嫁娶的日子,一般要在三四个月前,甚至是头一年,以便女家在这个时期准备嫁奁。俗话说:“粗接媳妇细嫁女”,女儿出嫁,做父母的置办嫁妆,要想的周到、细微,尽力办得颇丰、体面;男家同女家一样,也要抓紧备办婚事,如盖房、置做新家具,包括床榻、衣柜、桌椅之类。临近娶亲之日,男家和女家还要送请柬,把儿女成婚的消息通告亲朋好友。旧时,请柬一般为双柬贴,即将一张红纸折两等分,对折后成长方形。上面行文一般使用文言语句,显得古朴典雅。请柬既表示对宾客的尊重,又表示邀请人对此事持慎重态度,故客人近在咫尺,也须送请柬。
荆州为荆楚故地,古时“楚人信鬼巫,重淫祀”,其巫风巫俗也渗透到丧葬的礼仪中,后世沿袭并发展,逐步形成一种巫风宗教兼容并蓄的丧葬习俗,使之丧礼更显示出庄严性和神秘性。荆州民间办理葬前丧事,主要包括围坐送终、抹尸装束、告丧亲友、丧鼓伴灵、设坛做斋、入殓追悼等内容。而丧葬活动并非随着死者的安葬而结束,在安葬死者后,还要定期举行一些祭祀活动,荆州民间的祭祀活动重点是服丧、祭扫、家祭。
【荆州的饮食习俗】
荆州饮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荆州的饮食习俗兼容南北饮食共同的一些特点,而以南方饮食习俗为主流,反映出我国所特有的饮食文明。荆州处于江汉平原的滨江介湖之地,江河纵横,湖网成片,气候温和,物产富饶,食物品种丰富多彩,向称“鱼米之乡”,素有“饭稻羹鱼”的传统。大米和淡水鱼鲜是平原河湖地区人们日常饮食中最重要的原料,其饮食结构“以稻米为主,水产禽为副,蔬菜为辅”。荆州主食以大米为主,小麦、杂粮(大麦、荞麦、高粱、玉米、黍子、豌豆、饭豆、绿豆、红豆、红苕等)为辅。副食包括菜肴、糕点等。其中,干咸菜为荆州地区民间所必备之菜肴。荆州自古饮酒成习,除了坊间酿酒外,民间家酿也十分普遍。米酒被视为“软饮料”,并未纳入“酒”的范畴。沙市酒文化为荆州之最,唐代即有名酒“烧春”。宋陆游有关吟沙市的诗中有“倚楼女儿笑迎客,清歌未尽千觞空”。沙市人有“借酒待客”之风,且豪饮者不多,虽一日之中饮酒有一餐、两餐、三餐不等的情况,但大醉者却不多。沙市的茶文化历史亦颇悠久,旧时即有饮茱萸茶之说。清至民国,沙市人以茶待客之风极盛。荆州民间的节令饮食也相当有讲究。春季吃春卷,元宵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七月半吃蒸菜,中秋节吃月饼等。
【荆州的居住习俗】自古以来,荆州民众视建房为人生最重要的活动。在农村,只要有人盖房,其亲友和乡邻均自带粮食无偿帮工,予以鼎力相助。到了房屋上梁或落成之日,村里人还要前去祝贺助兴,增添欢庆的气氛。旧时,民间建造房舍首先选择地基,除方便生活外,更多的看风水好坏,怕会带来家庭衰败,子嗣无继的后果。其次,荆州境内多江河湖泊,人们建房选址多考虑依山傍水之地。再次,荆州城乡民众选址建房均习尚坐北朝南。最后,看重地理环境,讲究美感。与此同时,荆州民间还有一些庭院种植方面的禁忌。如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前不栽桑,后不载柳,门前不栽‘鬼拍手’”。这是因为桑谐“丧”,惟恐不吉。后不栽柳,说法不一。一说是柳谐“扭”,怕家运不顺;另一说发是柳不结籽,恐无子嗣后代。“鬼拍手”指杨树,风吹树声如“鬼拍手”,恐招来鬼魅。从各县、市志书记载的居住史来看,房舍建筑凝聚着人们世世代代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它既能反映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某种风格及建筑所显示的技术和艺术,又作为一种文化形式,体现出人们的崇信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趣和生活习惯等传统特点。
【荆州娱乐习俗】
荆州自古以来就是名闻遐迩的歌舞之乡。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的开篇之作便是古代荆楚民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民间情歌的代表,学子必读的经典。几千年来,在这块被世人誉为鱼米之乡的神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黎民百姓,在劳动和生活中创作了难计其数的大量民歌,为我们留下了一座藏珍储宝的民歌艺术宝库。荆州民歌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劳动歌谣、生活歌谣及婚丧仪式歌。在荆州民俗文化的总格局中,民间歌谣往往是直接反映下层民众直接心声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创造了艺术,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与劳动血肉相连的特征,在劳动歌谣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所以,荆州民间自古就有“无歌不插禾”、“无歌不响硪”、“响水就有歌”之说,意思是说插秧必唱“插秧歌”、修堤打夯必唱“打硪歌”、抗旱车水必唱“车水歌”。荆州的劳动歌,如果按照劳动场合的不同来划分,大体可分为田歌和号子两大类。荆州民歌的曲体句式多种多样,一般为上下句或四句,也有一句式、三句式、五句式和多句式。“赶五句”是荆州民歌中很有特点的一种特殊句式,在江陵、松滋、公安、石首尤为流行。“赶五句”是四句式的变体,就是在四句式民歌的三句和四句之间,在加上一句或多句唱词。加进去的歌词俗称“赶句”,赶句必须每句押韵,韵脚与结尾句相同。赶句的作用在于加强感情色彩,突出主题思想,可以使歌曲显得更形象化,更加感人。“赶句”往往用快速度演唱,有的甚至干脆是一句接一句地念出来,结尾句则以甩腔演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重方言产生一种民歌。荆州民歌自然要用荆州的方言土语演唱才显得味道纯正。
【民间舞蹈】
荆州民间舞蹈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一点可以从大量的古典文献资料和考古新发现的文物资料中,得到充分证实。荆州是举世闻名的楚文化的发祥地,作为楚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楚舞,不仅在先秦时期独树一帜,播扬风骚夸耀于东周列国,而且对后世舞蹈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楚人有信鬼好祀的习俗,“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由于楚人崇巫,导致楚地巫风盛行。巫,在甲骨文里与“舞”相通。《说文解字》解释为:“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在巫术仪式中,歌舞是最主要的内容。楚舞的基本形态则可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掘出土的大量楚国文物资料看出其神韵。楚国灭亡之后,楚舞仍然是西汉舞坛的主旋律,汉代大多数宫廷舞蹈均属于楚舞体系。时至今日,在两湖平原尤其是在荆州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荆州民间舞蹈,有些还可以明显看出楚国舞风的痕迹。如今荆州民间舞蹈可分为三类:自娱自乐,祈福迎祥。有《五虾闹鲶》、《打连湘》、《老背少》等。逃荒叫化,卖艺求生。如《三棒鼓》等。守灵伴亡,迎神祭庙。有《跳丧鼓》、《板凳香》等。
每年正月和农历 5月l3,关帝庙都要举行大型庙会,届时,荆州人在这里玩龙灯,划采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敬仰、崇拜关公,已成了延续千年的习俗。当年关羽出兵伐吴获胜归来,荆州军民在大北门外敲锣打鼓放鞭炮,夹道欢迎祝捷。而今,此街仍名为“得胜街”。逢年过节,荆州人玩龙灯,耍龙的小伙子们都要先到关帝庙内拜拜关公,再沿古城街巷舞龙。荆州城生产的旅游纪念品,也有以关公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如绣有关羽像的丝织手绢,印有关公的精致背包,还有关公画片、小塑像等等。荆州城内的宾馆、商店和许多民宅,多喜欢在大堂供奉关公像,有的还一日一拜。荆州的大人小孩,几乎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关公的忠义精神,已深深根植于荆楚大地。随着台湾海峡两岸的交流日渐频繁,随着中国和海外的交往日益增多,越来越多的台港澳和外国朋友来荆州朝拜关公,进香还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经常聚在荆州关帝庙,用不同的语言赞颂关公的忠义精神,给关公文化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荆州花鼓戏作为一种荆州独有的文化艺术形式,源远流长。荆州花鼓原是民间穷苦人乞讨谋生的“沿门花鼓”和薅草秧歌。这种“花鼓”是一人击鼓唱词,数人帮腔和调。近几十年来,荆州花鼓已演变成独具特色的地方花鼓戏。1955年有一位老艺人搜集记录了花鼓戏的全部唱腔,整理出从未有过的第一套完整的花鼓音乐曲谱,并大胆地把二胡、板胡、琵琶、扬琴、竹笛、唢呐等民族乐器用来为花鼓戏伴奏,使花鼓戏结束了“一唱众和”和单纯用锣鼓伴奏的历史。如今,荆州花鼓戏充满浓郁的地方情调,唱腔悠扬、甜美、悦耳,已有《家庭公案》、《水乡情》等几十个剧目,既取材于湖乡生活,又展现湖乡风貌。在民间,男女老幼走路、劳作,不时哼唱花鼓调。有人说:“听了花鼓的哟喂哟,害病可以不吃药!”“做活不唱花鼓戏,浑身上下无力气”,由此可见荆州人对荆州花鼓戏的由衷喜爱。
鼓盆歌 《鼓盆歌》于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鼓盆歌是在丧事中演唱、为丧礼的内容之一,现代俗称“丧鼓”。鼓盆歌,古代亦称“鼓缶、击缶”。鼓盆歌的起源可以元溯到《诗经》和《周易》的记载。“鼓盆?击缶”以娱乐内容和丧礼习俗的共存持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现今主要分布于荆州市沙市区及其周边地区。沙市鼓盆歌在千百年历史中,从形成到内容不断发展变化。形式上,打击的乐器由最早的缶到木盆,再到木盆上架鼓,最后定型为单一的鼓。沙市城区的艺人现在仍保持着原生态坐唱不表演的格局。鼓盆歌的曲目内容丰富多彩,尉为壮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曲故事、民间传说、神话演义、市井习俗、风花雪月、幽默笑话、民间丑态、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现已发现曲目多达500多篇,大多数为艺人手抄本,可谓“案积如山”。沙市鼓盆歌的唱腔是以沙市地方语言为基础,本地人极易上口。“鼓”是沙市鼓盆歌中唯一的伴奏乐器,击鼓者双手持鼓槌,左手为“板”,右手为“敲”、“扎”,击鼓面的中部、侧部、边部,鼓槌有沉、浮、立、斜、平之分,构成了鼓声的丰富性特征。鼓的节奏总是在唱腔的上、下句结束前,悖于音乐拍的常理,出现强拍无重音的独特性特征。鼓盆歌是荆楚文化的一朵奇葩。它形式简单,不受地域环境之限,扎根楚文化的沃土,深受群众欢迎。
曾经出土稀世文物越王勾践剑的荆州区马山镇,素以民歌之乡著称。这里悠久的历史、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歌风格,被誉为荆州民歌的摇篮,在整个湖北民歌音乐宝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马山民歌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山民歌地域文化特色鲜明、流传久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扬歌”、“田歌”。战国楚襄王时期,宋玉在《对楚王问》中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后,唐、宋、明、清各个时期都有关于“郢中田歌”的记载。马山民歌代表了江汉平原民歌的总体形态特征和音乐特色,具有浓郁的原生态风味。它奇特的五句成歌、句尾点题的唱词结构,是荆楚文化的一块瑰宝。“喇叭调”、“伙计调”、“ NN调”、“叮口当调”、“哦嗬调”五大调和五句子歌更是闻名遐迩,久唱不衰,在民间广为流传。马山民歌内容涵盖历史朝代故事、生产生活知识、四季花鸟虫鱼、婚丧习俗礼仪、节日玩灯贺彩等各个方面。种类有田歌、号子、小调、灯歌、儿歌、风俗歌、宗教歌等数十种。“五句子歌”又有“喊五句”、“赶五句”、“ 穿五句”之分,曲体结构差别较大,基本旋律大同小异。荆州区在收集整理的同时还对传统的马山民歌进行了改编和创新,赋予其新的内涵,推出了以民间歌舞《车水锣鼓》、《火烧粑》、《凤鼓齐鸣》、《开秧门》、《夜渔》、《山歌唱出农家乐》等为代表的一批新的马山民歌,使马山民歌更具时代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公安说鼓子
公安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安说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它是和唐代的变文一脉相承的,因为“敦煌变文是后世各种说唱文学的先驱。”到了宋代,说唱艺术盛极一时,涌现了许多说唱的形式。鼓子词正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曲艺形式。宋代以后,鼓子词几番变化,经元明时期“词话”,大约在明末清初时期逐渐发展衍变为公安说鼓。清代至民国时期,公安说鼓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说鼓艺人不断增加,曲目逐渐增多,内容也日益广泛丰富。公安说鼓,亦叫公安说鼓子。以说为主,说中带唱。说,即在本地方言声调上加以适度的夸张,有起有伏,带有韵味,富有节奏感,快而不乱,慢而不断,吐词清晰,层次分明。唱,一般是夹在每个小段落的结尾处。往往是在一段有韵律的说白之后,以两句唱腔来结尾,收腔后用唢呐重吹一遍下句的旋律,打一阵鼓,然后再起下一个段落。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唢呐牌子两部分。唱腔曲牌又分为主腔、花腔和哭腔三类。公安说鼓的传统曲目,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一是取材于街谈巷议,闾里琐事,笑话趣闻;二是来源于民间传奇故事;三是来源于武侠及历史演义小说。此外,也有从地方戏曲和外地曲种中移植的。公安说鼓采用鼓和唢呐配合伴奏,乡土气息浓郁,极富表现力,具有独特的乡土风味和艺术特色;公安说鼓这一文艺形式形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流行于民间,因而具有民俗学价值。公安说鼓的音乐分为唱腔曲牌和吹奏牌子,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经过百年来的积累衍变,已形成了很多固定的曲牌,因而具有音乐研究价值。
松滋说鼓子
松滋说鼓子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现存资料考证,松滋说鼓子原名“说古书”,由元、明朝的“词话”演变而来,并逐步形成一种民间说唱形式。清同治年间(1862年前后)开始在松滋境内的大岩咀、西斋、街河市、纸厂河一带流行。鼓书说唱经过历代艺人们的传承和不断改进,已经有了长足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曲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说唱乃至表演伴奏乐器作了进一步改革,韵白采用本地南面方言,说唱并重;音乐吸收松滋民歌部分曲调;伴奏除唢呐外,还增加了管弦、弹拨乐器。使得演唱、音乐、击鼓于一体,成为独具风格的民间奇葩,深受群众欢迎,在湘鄂边界尤其是松滋境内广为流传。松滋说鼓子曲目丰富多彩,尉为壮观。街谈巷议、民间琐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戏剧故事、神话演义、风花雪月、幽默笑话、人生疾苦等无所不包。“松滋说鼓子”是松滋的地方曲种,采用的是方言俚语,起初是以说为主,在末尾一句或两句加上唱腔,并以松滋“南五场”的地方语言为基调,乡音土调,幽默诙谐,通俗易懂。说古书在松滋已流传上千年,古人由于文化生活贫乏,茶余饭后听“说古书”,可谓是一种精神依托,人们对这种听书的习俗有一定的依存性。特别是乡音土调使人备感亲切,人们爱听、爱学、爱唱,由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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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河戏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湖北荆州地方传统剧种。系以本地弹腔吸收昆腔和高腔的优点融合而成。明代永乐二年(1404),沙市已有荆河戏演出,时称“楚调”。万历四十三年(1615)袁小修曾看楚调《金钗》演出。晚清至民国年间,著名戏班有“三元班”、“泰寿班”。现今茶社、酒馆亦常有当地“围鼓”班子为群众清唱。荆河戏有南路、北路、子母调(南北反)三大腔调,板式有导板、三眼、原板、摇板、三流、平板、一流、慢二流、流水等,行当有生、旦、净、末四种,乐队分文场、武场。常用曲牌约150支,堂曲150支。荆河戏表演重做功,讲究“内外八块”。唱词及念白以荆州口语为基础,京白、苏白、川白夹杂其中。以武功戏见长,尤以各种姿态的“拗军马”、“抖壳子”最具表演艺术的独特风格。荆河戏是荆州及鄂西群众最喜欢的剧种,民谣称“汉腔偏是客帮重,调爱荆河本地哥”。荆河戏传统剧目极为丰富,保留下来的有“三杀”、“五图”、“十二山”以及《大回荆州》、《打黄盖》等500余本。研究荆河戏的兴衰对揭示戏曲艺术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间习俗,与人们的心理、文化需求的关系,与社会伦理道德标准的认同,有着十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荆河戏经过荆河艺人们长期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其剧目,声腔,音乐表演等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因而荆河戏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荆河戏故事叙述流畅,人物刻画细腻,道白准确生动,唱词形象精彩,具有很多的文学价值。研究荆河戏的声腔,曲牌,锣鼓经,乐器使用,演奏技巧等,破译音乐旋律中的密码,对解读戏曲音乐、声腔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作用。
松滋滚灯舞
松滋滚灯舞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滚灯,是我国花灯艺术中纸灯的一种,源于江浙一带,由于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传入湖北松滋。史籍灯节起于汉、隋、唐有群众观灯游乐活动,以后愈盛。八宝东岳乡民间艺人刘守玉的父亲刘鲁成,在解放前就曾用滚灯形式为四邻乡亲们贺新年,讨吉利。新中国成立后,刘守玉把她父亲当年口授于她的滚灯舞传承讲授,使这一民间艺术流传至今。1978年,词曲经整理改编后,收入《湖北民间歌选》;1980年,选入《中国民间歌选》(上海出版发行)。滚灯舞以“拖、戏、晃、摆”为主体动律,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生动活泼、祥和喜庆。充分表现人民群众对“团、圆、亮”的美好心愿。滚灯舞表演时,打击乐起着贯穿,烘托、连接之作用,它由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五件击乐组成。鼓(冬)音色热烈、厚实;大锣(广)音色深厚,奔放;大钹(且)音色稳健,明快;马锣(得)音色开朗、活泼;小锣(太),音色清脆、悦耳,合奏起来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击乐音响体,独奏时又可充分显示击乐本身的特点和性能。“滚灯舞”是根据松滋自古已形成“正月十五闹花灯”玩“滚灯”的传统习俗演变而来的,一般都在元宵节前后进行,它具有民间习俗的传承特征。“滚灯舞”选自别具一格的松滋乡土击乐音响,特别是马锣起着指挥、协调作用,并贯穿于整个舞蹈的始终,锣鼓点谱主要有:花锣、长锤、大小收头、乱锤、滚头子等,演奏时随舞蹈的变化而变化,时轻时重,快慢交替,节奏鲜明,气氛热烈,使整个舞蹈场面更富活力,具有浓厚的乡土特征。“滚灯舞”舞蹈通过表演者采用“推、拖、戏、晃、摆”等动律,加之大小“圆场”,形成灯为人舞,人为灯转的场面,因而极具审美特征。
“挑担围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挑担围鼓”俗称“挑鼓架子”“打踩街”,是可以行进演奏的一种民间吹打乐演奏形式。先秦时期,古楚乐盛行,已八音俱备,凡重大庆典、祭祀、宴乐之举,必有鼓乐演奏。汉唐以来,荆州民间吹打乐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运用十分广泛,南北朝时期直至宋代,荆州民众于腊八日举行“驱傩”民俗活动时,“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人们敲锣打鼓,走街串村“以逐疫”。唐宋时期,泊于沙市长江码头的船只,有击鼓鸣锣开船的习俗。南北朝以来,沙市龙舟所用击节之乐器便为鼓、锣、马锣。入宋,“唐代俗乐,盛传民间,”宋太祖赵匡胤平定荆南,曾从其都城江陵得精艺乐工32人纳入教坊乐部。明代荆州王府所用之乐曲及演奏方式,对“挑担围鼓”的影响极大。“挑担围鼓”演奏和乐曲一部份源于明、清散曲和套曲,一部分为荆楚民间音乐。清代,荆州城为将军府所在地,据“挑担围鼓”老艺人讲,过去荆州的将军出行,都用“挑担围鼓”演奏。“挑担围鼓”主要是在荆州市的中心城区及公安、江陵等地。市内各条街巷如:梅台巷、杜工巷、胜利街、拖船埠等等,都有各自不同的挑担围鼓。市郊如:跃进村、张沟村、连心村、同心村、三板桥村、草市、岑河。曲牌的种类主要分为上字调、六字调、正宫调及洋盘等几种类型。如表现曲调低回的“上字调”曲牌“大红袍”,表现曲调婉转的六字调曲牌“唢呐皮”,表现曲调高吭的正宫调曲牌“风夹雪”,以及洋盘曲牌“闹龙舟”等都是挑担围鼓曲牌的代表作。乐手们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曲牌进行演奏,如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工商庙会节日(布财神会、轩辕会、土地会)和民间喜庆礼仪(婚庆、寿诞)等多用正宫、六字、洋盘等曲牌。白喜事(丧事)多用上(合)字,六字、洋盘等曲牌。“挑担围鼓”自清代早期在民间形成基本形态流传至今,演奏曲目丰富,乐器独特,道具工艺精美,其保护、传承价值和研究价值极高。
跳丧鼓为湖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丧鼓,唱孝歌,这种民间风俗几乎流行全国各地。旧时习俗,成年人死后要在家“停灵”三至七天;守灵时,不仅灵前要灯火通明,而且往往要请会唱孝歌的歌师击鼓唱歌,通宵达旦,彻夜不息。绝大多数地方唱“孝歌”都是只唱不跳,惟有荆州及鄂西地区是又唱又跳,故名“跳丧鼓”。跳丧鼓的表演通常是在死者的灵堂内夜间进行。一般是在灵堂中央放一张方桌,俗称“歌台”,三名歌师中有一人坐在歌台旁边击鼓,鼓径二尺许;另二人则一手持铜钹、一手持竹筷在歌台前边边歌边跳。跳丧鼓具有完整的表演程序和成套的唱腔及舞蹈动作。先由击鼓的歌师(一般是长者)击鼓三通,并高声“叫白”,念一些哀悼之词,表示丧歌开台。击钹的歌师则由歌台两边出场,想死者灵位弓身拱手,然后就开始按照鼓点节奏边击钹、边舞蹈。鼓声一停,舞步则止,跳舞的歌师就开始唱孝歌,击鼓歌师负责帮腔。唱完一段再跳一段,跳完一段又唱一段,循环反复,直至天明。在表演过程中,丧家要不时燃放鞭炮,烘托气氛。跳丧鼓唱和舞的节奏由鼓师掌握,唱则一拍一鼓,舞则一拍四鼓,舞师在舞蹈过程中要和着鼓点击钹。拿钹的方法很有讲究,一般都近似“端碗”,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缠紧铜钹上的绸带,再用拇指控制钹的发音,拇指与钹分开时击钹,声音清脆明亮,称为“明击”,拇指顶住钹敲击,声音沉闷,称为“闷击”。每段击乐有五小节。跳丧鼓的鼓师和舞师均为男性,舞蹈动作刚劲有力,主要舞步为“颤步”(俗称“一步三颤”),其它的舞步还有“四大步”、“滚身子”、“吆耶嗬”、“风摆柳”等,这些动作均源于生产生活,如“扯萝卜”、“倒线耙子”等,也有模仿飞禽走兽的姿式,如“老鹰散翅”、“吊鹰掌”荆州市是一个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分散杂居城市。全市有31个少数民族,3.34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0.35%。其中中心城区少数民族人口1.12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32.01%。全市有2个民族乡,即洪湖老湾回族自治乡和松滋卸甲坪土家族自治乡。少数民族人口达百人以上的村、街、场、厂有36个。少数民族中万人以上的民族2个,即回族,土家族;万人以下千人以上的民族1个,即满族;千人以下百人以上的民族4个,即蒙古族、苗族、侗族、壮族。回族主要分布在洪湖老湾回族乡及沙市、荆州、公安等地;满族、蒙古族主要分布在沙市、荆州一带;苗族主要分布于沙市、荆州两地;侗族、壮族主要分布于洪湖、沙市等地。全市正式挂牌的民族中学有2所,即洪湖老湾回族乡民族中学和松滋卸甲坪土家族乡初级中学;有民族小学5所,其中洪湖老湾回族乡2所、松滋卸甲坪土家族乡1所、石首市和荆州区各有回族小学1所,共有学生14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学生600余人,约占45%。全市总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45.73万,其中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58.66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5万。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建城历史长达2600多年,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建都于郢(现荆州区纪南城),历20个楚王,定都长达411年,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三国时期,荆州为群雄逐鹿之地,境内三国文化遗存遍布。在近代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大内河港口城市之一。现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长江中游重要口岸和鄂中南部中心城市。
近年来,荆州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市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个以荆州市中心城市为核心,连结6个中等骨干城市,依托84个小城镇的梯级城市框架体系已经构成。市域城镇体系的合理布局促进了城镇之间的有序发展,交通、信息、资源等优势互补性日益增强;一个以荆州市为中心,立足鄂中南面向湘北腹地的水、公、铁、空综合发展的区域交通中枢已经形成,随着荆州长江公路大桥、荆沙铁路下河线、盐卡工业港码头、荆襄高等级公路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的建成,荆州作为长江中游重要口岸的作用日益凸现。中心城区通过多年的规划用地调整,已经形成武德、玉桥、古城等六大功能分区。按照“退二进三”、退城进郊的原则,一批污染比较重的工业企业相继从旧城迁出,向荆州工业新区聚集,工业空间换商业空间的战略举措取得初步成效,洪城商港、蓝星建材城、大田化工基地等一大批新型工业和商业项目陆续建成,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荆州先后荣获“全国十佳卫生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湖北省园林城市”等称号,现正着手创建国家园林城市,力争用3到5年的时间,把荆州中心城市建成风景优美、环境宜人的山水园林城市。
荆州中心城区现有主次干道79条,立交桥4座,道路总长770公里;城市排水管网总长370公里;规划建设污水处理厂3座,其中,红光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达10万吨。拥有自来水厂5座,供水管网总长695.33公里,日供水能力72万吨;城市公园20个,街头小游园49个,绿化覆盖面积1967.4公顷,公共绿地面积479.5公顷,绿化覆盖率38.12%,人均拥有公共绿地面积7.9平方米;日道路保洁面积360万平方米,日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350吨;己建成城市公厕236座;城市公交车总数556辆,开通营运线路48条,总长569公里;城市天然气年供应量5000万立方米,铺设主干管网120公里,天然气用户5万户,城市气化率达到87%。
荆州古城墙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墙体保持完整,形制完备,在中国七大古城墙中排名第二,被专家们誉为“我国南方不可多得的完璧”。几年来,围绕古城墙大举建设,实施了三大工程:一是建设环城公园。环城公园总面积2.5平方公里,围绕古城垣,内建行车道,外铺步行道,串连8大景区和36大景观,实现了“城墙上走人,内环道行车,外环道跑马”的建设目标。二是建设九龙渊龙舟赛场。九龙渊龙舟赛场位于九龙桥以南,总面积35万平方米,其中水面16.8万平方米,包括仲宣楼、金龙轩、屈原祠等8大景区。三是建设凤凰广场。凤凰广场位于九龙桥以北,总面积19万平方米,其中陆地面积12万平方米,包括双凤朝阳广场、伴凤池、百凤画壁等9大景区,是一座以弘扬荆楚文化为主题的城市大型文化广场。这三大环绕古城墙工程的建设,强化了对古城的保护,盘活了历史文化资产,改变了城市北大门形象,对形成荆州城市的独有景观风貌发挥了巨大作用。
目前,《荆州城市总体规划》(年)正在修编之中,荆州城市建设正向着结构合理、产业发达、布局完善、环境良好、风貌独特的宜居城市目标奋力迈进。规划到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71.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5万;202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102.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100万。一、综合
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初步核算,2008年全市生产总值62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2.6%,增幅创建市以来最好水平。其中,第一产业完成187.91亿元,增长8.4%;第二产业完成211.12亿元,增长16.8%;第三产业完成224.95亿元,增长12.0%。人均生产总值由上年的8093提高到9663元,超过1400美元。随着经济发展,全市工业化程度继续提高,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二、三产业继续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三次产业结构由2007年的29.7:33.5:36.8调整到2008年的30.1:33.8:36.1,三次产业在GDP增长中所占份额分别为18.2%、45.8%、36.0%。
市场物价结构性上涨。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6.4%,涨幅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食品、居住价格分别上涨9.8%、5.5%;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工具、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分别下降7.0%、0.6%、0.1%、0.3%、1.5%。服务项目价格涨幅达到0.3%。工业品出厂价格比上年上涨8.6%,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比上年上涨9.0%。
劳动就业形势较好。2008年末,全市从业人员299.7万人,比上年增加2.0万人,其中: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为36.8万人,乡村劳动力217.09万人,国营农场劳动力13.09万人。城镇个体私营从业人员为34.74万人。据劳动部门统计,全市城镇新增就业9.4万人,培训农村劳动力5.5万人、转移15.3万人,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4%以内。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待加强的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结构调整的任务仍然艰巨;二是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巨幅波动,工业企业运行困难。四是农资价格大幅波动,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压力加大,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亟待建立。
农业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全市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积极应对年初的冰雪灾害、农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和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传导等因素不利影响,合理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确保了全市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市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335.7亿元,比上年增长10.2%。其中:农业产值为151.5亿元,增长4.2%;牧业产值为84.4亿元,增长14.3%;渔业产值为92.6亿元,增19.3%。主要农产品全面增产。
粮食喜获丰收,产量稳步上升。全年粮食播种面积729.7万亩,比上年增加7.4万亩,增长1.0%;粮食总产量344.53万吨,比上年增加25.39万吨,增长8.0%。全年粮食产量为近10年最好水平。其中夏粮总产33.97万吨,增长8.4%。早稻总产43.24吨,增长11.6%。中稻总产206.35万吨,增长9.8%。晚稻总产52.71万吨,增长9.8%。
油料产量增产显著。全年油料面积332.85万亩,比上年增加13.6%。油料总产48.43万吨,比上年增长8.1%。
棉花因灾减产。全年棉花播种面积189.5万亩,比上年增加6.5万亩,增加3.6%;因雨水渍害影响,单产下降,棉花总产量15万吨,比上年减少4.3%。
蔬菜水果产量有所增长。全年蔬菜总产213.1万吨,与上年持平。水果总产30.5万吨,比上年增产14.5%。
畜禽生产加快发展。全市以创建畜牧生产大县为契机,抓住畜禽产品市场价格回升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养殖方式转变,规模化生产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化和产业化步伐加快。全年肉类产量34.4万吨,比上年增长17.4%;出栏肉猪358.4万头,比上年增长13.3%;年末生猪存栏264.0万头,比上年增长16.5%。其中:能繁母猪达22.0万头,比上年增加49.1%;全年家禽出笼4763万只,比上年增长27.8%;禽蛋产量14.0万吨,比上年增长12.2%。
水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在“重抓水产” 的发展要求推动下,水产养殖面积进一步扩大,特色养殖发展迅速,水产品加快发展效果显现。全市水产养殖面积已达达188万亩,增加20%。其中:池塘养殖面积比上年增加27.5万亩,增加30.2%。全年水产品产量达84.4万吨,比上年增加15.3万吨,增长22.3%。水产养殖实用技术、优化模式的普遍推广,提高了养殖产量和效益。
三、工业和建筑业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市工业增加值为190.1亿元,增长20.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7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5%,超过全省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总量居全省第六位。按所有制分,国有经济完成增加值32.0亿元,增长21.8%;集体经济完成增加值1.1亿元,增长34.7%;股份制经济完成增加值96.7亿元,增长26.0%;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完成增加值16.3亿元,增长15.8%。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2家,达901家。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轻工业完成增加值64.3亿元,比上年增长24.8%;重工业完成增加值109.5亿元,增长24.4%。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完成增加值39.4亿元,比上年增长26.0%。工业企业出口增长较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出口交货值50.12亿元,比上年增长24.3%。工业用电需求保持较高水平,全市工业用电量30.5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11.8%。
工业企业效益继续提高。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470.9亿元,比上年增长36.0%;实现利税32.23亿元,比上年增长13.8%,其中利润总额17.03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174.9%,比上年提高14.9个百分点。分行业看,农副产品加工、饮料、造纸、化工、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医药、实现利润增加较多。化工、农副产品加工、汽车零部件、纺织、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等主导产业规模继续扩大,五大产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总量60%以上。随着工业经济运行环境的改善,全市工业所有制结构不断优化,区域经济活力继续增强。
建筑业稳步发展。全年资质以内建筑企业完成施工产值66.6亿元,实现利润8359万元,税金9403万元。建筑单位新开工房屋建筑施工面积490万平方米,其中招投标承包面积415万平方米,招投标面84.7%。建筑企业劳动生产率为8.9万元;房屋建筑施工面积660万平方米。
四、固定资产投资
投资大幅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91.5亿元,比上年增长38.3%。其中:城镇以上项目完成投资255.2亿元,比上年增长48.6%。按产业划分,第一产业完成投资11.1亿元,增长193.2%;第二产业完成投资134.2亿元,增长59.9%;第三产业完成投资110.0亿元,增长30.8%。二产业投资的比重达到52.6%,比上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按隶属关系分,中央投资5.0亿元,下降6.3%;省属14.6亿元,增长36.8%;市县属235.6亿元,增长51.2%。按经济类型划分,国有经济投资61.9亿元,增长13.4%;集体经济投资11.0亿元,增长232.1%;其他非国有投资182.4亿元,增长60.0%。
园区投资力度加大。一批工业项目不断向园区集中。全市11个开发区工业园完成投资112.2亿元,比上年增长48.9%,占城镇以上投资总额的47.6%。
重点建设项目投资进展顺利。全市50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48.0亿元;总投资22亿元的荆岳长江大桥,全年完成投资6.7亿元,东荆河大桥主体工程完工,汉宜高速铁路及铺架基地动工建设,荆岳铁路前期工作进展顺利。郢都路、南环路、东环路、塔桥路黑化升级,长港路改造等城市道路项目改造,极大的改善了城市道路状况,城市形象得到明显提高。一批投资过亿元的重点工业项目,有力的支撑了全市投资增长,如:国电长源热电联供完成5亿元、纺织印染工业园完成投资4.6亿元、岑河针纺工业园完成1.5亿元、湖北楚源完成2.3个亿;香港越美集团完成投资1.8个亿;监利凯迪生物发电完成1.8个亿;松滋白云边完成投资2.1个亿,松滋双七水泥完成投资1.4亿元。
房地产业平稳发展。全市房地产投资26.6亿元,增长19.8%,增幅比上年下降2.6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下降。全市销售商品房129.8万平方米,下降5.9%,其中销售住宅面积122.3万平方米,下降3.3%。
五、国内外贸易和旅游
消费市场继续活跃。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0.6亿元,比上年增长23.7%,增速比上年提高5.8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93.7亿元,比上年增长27.3%;农村(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76.9亿元,比上年增长20.0%,城乡消费差距进一步缩小。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零售额285.9亿元,比上年增长25.2%,增幅比上年加快6.2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53.7亿元,增长22.5%,增幅比上年加快1.4个百分点;其它行业31.0亿元,增长13.0%。市场销售的规模化效应凸现。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实现零售额24.2亿元,同比增长46.9%。消费结构升级倾向明显。绿色食品、通讯家电、化妆品、文化娱乐用品等方面的销售增幅较大。餐饮市场活跃、节日消费明显、消费热点突出。住房消费有所降温。全年商品房销售面积下降5.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3.3%。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据荆州海关统计,全市进出口总额76332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9.9%。其中,出口61507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6.2%。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扩大,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1686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6.7%。
旅游业继续升温。全市接待国内旅游564.0万人次,增长10.0%;国内旅游收入31.0亿元,增长14.0%。接待入境旅游者2.89万人次,增长4.3%;旅游外汇收入1083万美元,增长10.3%。
六、交通和邮电
交通运输平稳发展,邮电通信业快速增长。全年交通运输和邮政业完成增加值21.3亿元,比上年增长7.3%。全年各种运输方式客运量4831万人,旅客周转量37.7亿人公里;货运量1998万吨,货物周转量62.55亿吨公里;港口货物吞吐量1634万吨。全市等级公里通车里程14979公里,其中二级以上公路1293公里。邮电业务收入22.1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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