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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伟当幸福代言人 《幸福在路上》显浪漫情怀
　　于和伟
　　继《历史的天空》、《纸醉金迷》、《三国》之后，于和伟主演的情感力作《幸福在路上》目前正在福建泉州拍摄中，此次将颠覆以往“荧屏坏男人”及《三国》中刘备“哭出半壁江山”的形象，改走温情路线，一展重情重义大男孩的浪漫情怀，不禁当起了幸福的代言人。
　　从于和伟的博客不难看出，《幸福在路上》主人公马刚的性格与私底下的他比较像，同样是感情丰富的人，换句话说是比较感性，这样演绎起来相对轻松，但因为所谓的“好男人”比较脸谱化，为了不让角色平庸，于和伟在“做功课”时反复揣摩剧本，深入挖掘人物深处最细腻的部分。
　　谈起自己对幸福的理解，于和伟坦言：“每个人都有自己幸福的定义和衡量的标准，对于我来说健康、自由、快乐就是自己最大的幸福。”他也希望该剧的拍摄与播出，能唤起观众自己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水淼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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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婚姻状态：
运动能令我们减少进食吗？
Ryan McVay/Getty Images
若干新研究显示，与较缓和的锻炼方式相比，剧烈运动似乎能够减轻进食的冲动。实际上，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剧烈运动可能具有独特的效益。
本专栏的读者一定知道，最近，短时间高强度间歇性锻炼（即中间穿插了简短休息期的多组短期剧烈运动，每组持续时间可为四分钟、七分钟乃至略长于七分钟）正日渐流行。研究发现，即使持续时间很短，此类高强度锻炼通常都可达到良好的有氧健身效果，并可改善某些健康标记物的水平，包括血压和胰岛素敏感性等。其功效与进行长时间中等强度锻炼不相上下。
但是，关于间歇性锻炼是否也有助于控制体重，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在今年6月在线发表于《国际肥胖学刊》(Th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besity)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澳大利亚珀斯市的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比较了轻松型和剧烈型锻炼对人们运动后食欲的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招募了17名除体重超重外其他各方面均健康，且年龄在20多岁或30多岁的年轻男性，并要求他们分别在四个不连续的研究日里来到该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实验室参与研究。在其中一个研究日中，志愿者们以悠闲的阅读或其他方式休息了30分钟；在另一日，他们以中速蹬自行车的方式（相当于达到其预先测定的最大有氧能力的65%）连续锻炼了30分钟。在第三个研究日中，对锻炼的要求更高，他们需要完成共计30分钟的间歇性锻炼，具体方法为：先以100%耐力水平蹬车锻炼一分钟，然后慢慢骑四分钟，如此反复。
最后一个研究日的锻炼最为艰苦，志愿者们要先以达他们正常耐力170%的水平蹬车15秒，然后以接近最大有氧能力30%的强度骑一分钟，上述两个程序循环进行，共计30分钟。
在志愿者进行运动和休息前后，科学家们分别对其进行了抽血，以检查多种已知可影响食欲的物质的水平。此外，他们还在志愿者们完成30分钟的锻炼之后向其提供了统一的流质早餐。
在其后大约70分钟后，志愿者们得以在桌边放松休息，且桌上备有甜而清淡的粥。科学家们力图确保所提供的食物不具备浓郁香味或其他可能影响志愿者食欲的特点，以便观察纯粹由食欲引发的效应——只有在他们的食欲足够强时，才会觉得这些粥可口诱人。
人们发现，在休息或中等强度的蹬车锻炼后，这些粥显得相当有吸引力；志愿者们都将碗盛得满满。但在每次间歇性锻炼后，他们都明显表现出食欲不振，在繁重的15秒间歇性锻炼后尤其如此。在该组锻炼后，志愿者们喝粥的量要显著少于休息后或中等强度锻炼之后。
此外，与进行其他形式的锻炼之后相比，在最剧烈的间歇性锻炼后志愿者们的ghrelin激素（胃促生长素，又名饥饿素，已知该激素可刺激食欲）水平显著较低，而对食欲有缓和作用的血乳酸和血糖水平则显著升高。
&而且，据志愿者们的进餐日志所描述，高强度间歇性锻炼对食欲的抑制性效应可持续至第二天。在15秒间歇性高强度锻炼后的24小时内，志愿者们摄取的食物热量值低于任何其他锻炼之后的同一时段。
这些研究结果与另一项关于运动强度和食欲的研究异曲同工。在那项去年发表于《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杂志上的研究中，科学家们要求肥胖青少年男性受试者在封闭的代谢实验室中停留24小时，并持续不断地测量他们的能量摄入和消耗情况。这些少年一共参与了三次实验，第一次在整个实验期间均处于休息状态，另两次则分别在固定自行车上进行中度或高强度蹬车锻炼，直至消耗约330大卡热量。
其后，研究人员允许受试者从品种丰富的自助餐中任意选择想吃的食物。作为十几岁的男孩，他们的胃口很好，每次选择的食物量都超过了恰好弥补能量消耗所需的量。但是，在剧烈运动后，他们的总食量显著减少——以摄取的卡路里数来计算的话，大约比休息或中度蹬车锻炼后减少了10%。
这两项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剧烈运动“可在短期内抑制进食”，前述“成年人与间歇性锻炼”研究的领导者、西澳大学的研究生亚伦&西姆(Aaron Sim)总结道。
对于希望通过锻炼减小腰围的人们而言，这个结论似乎是个好消息。但西姆告诫说，迄今为止的研究（包括他自己的研究）涉及的时间都非常短，且每种不同的锻炼方式都只进行了一组。他说，数周或数月的高强度锻炼“能否影响长期体重管理，这一点仍有待确定”。
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注意：这些研究中的参与者都是非常年轻的男性志愿者，而且他们均体重超重。上述研究结果是否同样适用于女性、老年男性以及体重正常的男性和女性，仍然不得而知。
尽管如此，这些结果仍然令人振奋。最起码，在西姆的研究中，虽然间歇性锻炼要比适度锻炼辛苦得多，但志愿者们都报告说，他们十分享受这种激烈的锻炼方式。
本文最初发表于日。翻译：任扶摇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基努&里维斯导演功夫片大冒险
基努&里维斯（右）在《太极侠》的片场指导陈虎。
K.C. Chan/RADiUS-TWC
基努&里维斯(Keanu Reeves)拖着脚走到曼哈顿金融区的一座摩天大楼的阳台上，把一包皱巴巴的“美国精神”牌香烟和一条吃了一半的克利夫巧克力棒扔在咖啡桌上，轻手轻脚地坐到沙发上。他个头高大，留着凌乱的胡子和唇须。在为下一部惊险电影《约翰&维克》(John Wick)进行高强度打斗训练之后，他回到这个临时的家中。里维斯今年49岁，深棕色的长发中夹杂着几缕灰发，他多次称自己是电影界的“老水手”。他坦然接受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角色：头发灰白的终身从业者；同时也很享受经历带来的自信。
这位放松的明星谈起了自己在拍摄上一部武打动作电影《太极侠》(Man of Tai Chi)时脱离剧本表演的情形。他说，当时在拍摄一位大师看着自己的门徒不再天真，“我想冒冒险，展现一些质朴的东西，所以即兴发挥，发出了怪兽般的吼叫。那很能释放情绪。片场有些人的反应是，‘不会吧？’”里维斯露出了孩子式的露齿笑容，“但是导演喜欢。”
在这里，演员和导演是同一个人。11月1日上映的《太极侠》，象征着里维斯的身份开始从幕前的主演转变为幕后的导演。这部导演处女作由他的朋友、《黑客帝国》(Matrix)三部曲中的替身演员陈虎主演。陈虎在片中扮演一名学过武术的快递员。他受黑暗、神秘的大佬唐那卡&马克(Donaka Mark)引诱，走进了高科技黑拳比赛的世界。
该片在香港和北京两地拍摄，对白是英语、汉语和粤语，对里维斯来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几个项目中，他都身兼多职——2011年他担任小型浪漫喜剧电影《亨利的罪行》(Henry’s Crime)的联合制片人和联合主演；2012年他担任《肩并肩》(Side by Side)的联合制作人并进行镜头采访——这部很有头脑的纪录片讲述的是电影产业从胶片时代到数码时代的转变（里维斯是个毫不掩饰的电影技术迷，当谈起《太极侠》中不同的快门角度和帧速时，他搓着双手，让人眼花缭乱）。
“我从来都不是只关心自己的表演，”里维斯说。他穿着橄榄绿军装式夹克、黑色工装裤和沉重的靴子，“我总是喜欢待在片场，看摄像机往哪个方向走，看拍摄计划，努力弄清电影的制作方法以及我自己在整个故事中的角色。”
陈虎和基努&里维斯在《太极侠》中。
RADiUS-TWC
里维斯说，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端着要饭的碗”，为《太极侠》这部“关于现代社会压力和诱惑的寓言故事”寻找资金。它的主题和《肩并肩》的主题没有很大不同。当拍摄的机会到来时——主要得益于和国营的中国电影集团的协议——他已经准备好了。里维斯一直是个武打电影迷，很享受在时报广场剧院和继父一起观看《天下第一拳》(Five Fingers of Death)和《龙争虎斗》(Enter the Dragon)时的快乐时光。他说，“我在这个行业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已经不再是必须给某人打电话问‘我演什么角色？’（他说这话时做出恐慌的表情）；而是自己既能看到全貌，也能看到细节。”
作为演员，里维斯完全能像《黑客帝国》中的尼欧(Neo)那样快如子弹般地打出一两个猛拳。而今，他从演员到电影制作人的转变对《四十七浪人》(47 Ronin)的导演卡尔&林施(Carl Rinsch)来说是有意义的。《四十七浪人》是里维斯主演的一部3D武士大片，即将于圣诞节上映。“当我和基努签约合作时，我清楚地知道我得到的不只是个演员，而且是个协作者，”林施说，“基努帮我完善剧本，进行试制作。他对整个过程很有热情，让你想起了所有导演小时候在后院拍电影时的那种欢乐和天真。”
对几乎没有表演经验的陈虎来说，里维斯对电影拍摄的热情让人心跳加速：“每个镜头，基努都想让我发挥超出极限的能量。如果我付出了百分百的努力，那还不够。我必须得做到120%。每拍完一场戏，我都感觉像是犯了一回心脏病。”
在有些人看来，基努&里维斯关于表演的建议可能就像禅宗公案一样有争议。你很难想到还有哪个大明星的演技像他这样遭到人们质疑。长演不衰的戏剧模仿秀《惊爆点现场版》(Point Break Live)就是证据——剧中观众被邀请扮演里维斯演的角色强尼&尤塔(Johnny Utah)，学着那个加州花花公子的愚蠢口音念台词。2011年，《纽约时报》的影评家A&O&斯科特(A. O. Scott)和曼诺拉&达吉斯(Manohla Dargis)开玩笑式地提出这个问题：“基努&里维斯到底是个优秀的蹩脚演员还是个蹩脚的优秀演员？”
基努&里维斯在《太极侠》的片场，这是他的导演处女作。
K.C. Chan/RADiUS-TWC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里维斯说，“人们总是说，‘又一个故作神秘的、面无表情的表演。’我主要觉得这些看法很搞笑。像《惊爆点现场版》这样的东西是有趣的主意，我能理解这一点。说到底，你希望人们喜欢你做的事情。要是人们不喜欢，那是挺没劲的。我觉得最奇怪的是，人们认定我就是我扮演的那个人。所以，结果就是，‘你们又想让我的表演有所不同，又不认为我是在表演。’这让我很迷惑。”&
里维斯在沙发上向前倾斜身体，让细长的头发遮住脸。“也许是因为我在事业早期就演了《比尔和泰特》(Bill and Ted)，人们甩不掉那个印象，”他苦笑着说，“也许是因为我演得太好了。”
导演亚历克斯&温特(Alex Winter)在上面提到的1989年的喜剧《比尔和泰德的奇异冒险》(Bill & Ted’s Excellent Adventure)以及1991年的续集《比尔和泰德畅游鬼门关》(Bill & Ted’s Bogus Journey)中扮演比尔。他说，人们是因为误解才普遍认为他的老朋友是个花瓶。“他是我认识的最聪明、最投入的演员之一，”温特说，“你看看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你就知道了。他拍的不是那种小型的只有两个角色的电影。他拍的是复杂的武打电影。认为他就是泰德、尼欧或者花瓶的看法大错特错。他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内心想法和兴趣，并不意味着那些东西不存在。”
《比尔和泰德》的编剧克里斯&马西森(Chris Matheson)和埃德&所罗门(Ed Solomon)完成了关于这两位来自加州圣迪玛斯的洒脱、迟钝的家伙的第三部电影的剧本。温特说，他和编辑们以及里维斯正在寻求拍摄资金。
基努&里维斯在《四十七浪人》中。
Universal Pictures
“再次与那两个家伙见面，会不会显得超现实？”一脸喜气的里维斯问道。
在那之前，在贝鲁特出生、多伦多长大的里维斯将出现在《四十七浪人》中，扮演凯(Kai)这个角色。凯是个被流放的日英混血儿，他和一帮被流放的武士参加了一次复仇行动。这是他在2008年的《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之后的首部好莱坞大制作电影。他承认这中间的空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没人找我拍电影，”他耸了耸肩说道，“中间也有一些片约，但都不是很有趣。我不会坐等一部精彩的大制作影片出现。我是个有创造力的人，我想拍一些东西。只是碰巧我感兴趣且有时间拍的都是些可爱的电影，比如《黑暗扫描仪》(A Scanner Darkly)和《吮拇指的人》(Thumbsucker)。”
里维斯说他希望能再次当导演，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还享受着当演员的身份。最近这个身份需要他进行一些练习。在为本文接受采访之后，里维斯将去一个射击场为约翰&维克一角进行枪械练习。
“我已经穿过了海洋，”里维斯晃晃悠悠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假装用一种哀伤的英语腔调宣布，“我是个坚强的老兵。”
然后他恢复到正常的嗓音说，“实际上，我一点儿都不愤世嫉俗。从心底里，我还爱着表演和电影。”
本文最初发表于日。翻译：王艳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当心斯坦福学长送上的热吻有病菌
午夜之后，一对男女正在亲吻。
Zetong Li/The Stanford Daily
加州帕洛阿尔托——距午夜十二点只差几分钟了。一轮撩人的圆月挂在斯坦福纪念教堂(Stanford’s Memorial Church)上空，朦胧的月光洒向校园里的红色屋顶和土砖色墙壁。
在方院里，数千名学生转来转去，有些人喝醉了跳着舞，一些人紧张地傻笑，大多数人都穿着衣服。
终于，一名大四男生走到了看起来最年轻的一群女孩子中间，问：“嘿，你们是新生吧？我可以吻你们吗？”
斯坦福乐队演奏着音乐，一个巨大的屏幕放映着著名电影的片段，最勇敢的女孩子们走上前，接受美国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的传统欢迎仪式：来自学长的热吻。
几天后，另一个传统来了：流感和单核细胞增多症，即所谓“接吻病”，席卷各个宿舍。
方院里的月圆之夜——通常在每学年开始后的第一个满月之日庆祝，但是今年因那天和假期冲突而安排在10月22日，这是美国校园中独有的一项活动：跨年级的接吻狂欢。校方虽然不情愿，但还是正式批准了这项活动。
这是新的公共健康领域“大型人群聚集医学”(mass-gathering medicine)在美国的一个例子。最知名的例子是沙特阿拉伯政府斥资数百万美元的行动，目的是让年度麦加朝圣活动尽可能不爆发传染病。
对于斯坦福大学来说，挑战是：既然校方无法禁止（没错，他们试过了），怎样能使它更安全？
瓦登学生健康中心(Vaden Student Health Center)的主任艾拉&M&弗里德曼(Ira M. Friedman)医生说，第一步是强调自愿这个原则。他说，“我们试图营造一个环境，让学生们不会觉得自己必须参与这种交换口腔分泌物的行为。”
他的中心还提供预防流感和流行性脑膜炎的疫苗注射，流行性脑膜炎是一种不常见但有时很危险的感染，有“新生脑膜炎”之称。
提供建议的手绘标语。
Avi Bagla/The Stanford Daily
为了提高安全性，当晚的活动受到学生戒酒督察员的监督，还挂起了手绘的标语——通常这种标语写的是“打败加州大学”等等，但针对这个活动改成了“自愿才性感”之类的口号。
但是最重要的角色由每个宿舍的“同龄健康教育者”扮演。
他们会在活动前与新生见面，告诉任何有感冒症状的人可以旁观，但是不要吻任何人。
他们还教学生们如何安全接吻。
2011年毕业的前教育者米歇尔&李&梅德罗斯(Michelle Lee Mederos)说，“我告诉他们，之前不要用牙线，不要刷牙，不要做任何可能让牙床出现小磨损的事情，否则细菌就可能乘虚而入。我们还摆放了桌子，提供薄荷糖和小杯的漱口水。”
漱口水是主要的防线。今年的活动摆了两个桌子，上面放着纸杯，还有安全套和其他性健康用品。
教育者们还提供方形的口腔保护膜，“但是它们基本上只是成为嘲笑的对象，”梅德罗斯说。她在宿舍里用这些乳胶制成的保护膜演示如何安全地对一名女性实施口交。“两年里，我只订购了一次乳胶膜——就是为了做这些演示。”
弗里德曼医生说，尽管普遍认为在活动之后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发病率会激增，但健康中心从未好好统计过这一数据。
他说，“每年这个时候也恰好是流感季，但是我们确实认为这个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该活动的起源已经消失在历史的迷雾中；相传它起始于19世纪末，从大四男生给大一女生送玫瑰开始。
后来，这项活动起起伏伏，据称某些兄弟会有时举行该活动。许多40岁以上的毕业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活动。
1988年，几名学生领袖将其列为一项正式的活动。
其中一名学生领袖朱莉&利思科特-海姆斯(Julie Lythcott-Haims)说，“那是民间传说。我们把这个被遗弃的活动重新办了起来。我们有玫瑰，弦乐四重奏，也许还有一些香槟。大约200名学生前来参加。”
她说，10年后，当她回到学校担任行政人员时（最终她成为受到爱戴的“新生主任朱莉”），她说，这已经“成为了一件大事。有数千人参与。很疯狂，很野。有人担忧酗酒和安全问题。”
从2002年开始，系主任们就禁止这项活动展开辩论，最终认为禁止也没用，于是决定实行一些秩序。
一个打扮成仙女的女子亲吻他人。
Zetong Li/The Stanford Daily
现在，方院设置了路障。校园警察检查学生的证件。医务人员在现场待命。活动中还举行音乐会，这样不愿接吻的人也有事可做。
这项活动只被取消过一次：2009年，“猪流感”爆发的那年。
在开学较早的东海岸学校报告疫情爆发的情况之后，弗里德曼医生说，“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决定。”
弗里德曼医生承认，禁令“没有百分之百奏效，但是我认为产生了一些效果”。
他说，许多学生得了流感，“但是发病率低于全国甚至地区水平。”
从2002年起，新的传统出现了，让昔日的玫瑰显得枯萎。
一伙职业教育班的学生身上啥也没穿，只有体绘。活动中还开辟了一块“同性接吻”区。
许多接吻者带着“宾果板”，上面写着他们想要的25种亲吻：例如，每个新生宿舍一个、一个桨手或击剑手、一个红头发的、一个吸大麻的、一对双胞胎、一个身高高于6英尺5英寸的人、一个SAT得了2400分的人，等等。一行五个，全都完成了就可以把整个板子涂黑。
中间的方格通常是“树”（Tree）——斯坦福军乐队的吉祥物。根据不成文的规定，“树”亲吻所有人，无论性别。它的随从，树保护服务(Tree Protection Service)负责统计。
2012年毕业的阿曼达&阿赫(Amanda Ach)警告说，“千万别跟树接吻。他就像是‘零号病患’。”
显然，没有多少人采纳这个建议。人人都承认“树”保持着某种纪录，但是没有人肯定这纪录是多少。
“树”，斯坦福的军乐队的吉祥物，总是能得到最多的吻。
Zetong Li/The Stanford Daily
去年的树是尼科莱塔&冯&海德格(Nicoletta von Heidegger)，她在2012年的满月活动之前告诉《斯坦福日报》(The Standford Daily)，她听说纪录是超过1000，是2002年扮演“树”的一个女孩创造的。
她在服用维生素，“兴奋但是有点紧张”，她当时说，因为她一方面“非常想挑战纪录”，但另一方面又对细菌非常恐惧。
卡尔文&斯图贝克(Calvin Studebaker)扮演了今年的“树”，他在活动将要结束时站在拱门下面大喊：“再来10个我就能打破纪录了！”
给他拿漱口水的夏洛特&马丁(Charlotte Martin)发誓说他很干净。
“他没有接吻病！”她说，“每吻三个人他就会用李施德林(Listerine)漱口！”
三天之后，他说自己吻了566个人。
“我敢肯定，这是男士‘树’的纪录，”他说，“我感觉怎样？感觉好极了。”
一年级的卡罗琳&多伊尔(Caroline Doyle)后来说：“我和朋友决定一共吻100个，我们做到了，各吻了50个。”
第二天早上，她感觉“喉咙有点痛”，于是去了健康中心。
她做的所有测试均为阴性，她说，“但是他们说存在潜伏期。”
弗朗西丝&吉尔摩(Francisca Gilmore)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她在2009年患上了流感，但还是参加了和2012年的活动，有时她会用一支记号笔在自己的前臂上记录数字。她曾两次患上链球菌性咽炎。
“后果很惨，我后来的经济学1A课程期末考试考得不理想，”她承认，“但我认为，从长远来看，告诉别人我曾在一个晚上吻过50多个人是值得的。”
本文最初发表于日。Brendan O’Byrne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王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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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Facebook毁了你的大学申请
John-Patrick Thomas
在缅因州布伦瑞克的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招生人员至今还在谈论去年参加校园招生信息介绍会的一名高中毕业班学生。在整个陈述过程中，她一直在Twitter上发帖辱骂其他到会学生，并且多次使用一个常见的脏词。
也许她还没有意识到，高校会查看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她的做法是极其不寻常且十分愚蠢的，”鲍登学院的招生和财政援助主任斯科特&A&米克尔约翰(Scott A. Meiklejohn)上周告诉我。他说学院最终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因为她在学业上成绩平平。但是，就算她的成绩比较好，那些轻率的帖子也可能会搞砸她的录取机会。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在手机上如此出言不逊，我们难免会对他的判断力产生怀疑。“米克尔约翰说。
本月，部分毕业班学生正在一丝不苟地准备自己的提前入学申请材料，有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网上随性发表的言论，可能会给自己的录取结果带来负面影响。华盛顿邮报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下属“卡普兰考试培训”服务(Kaplan Test Prep)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高校申请者正在遭受更多的网上审查。
今年回答卡普兰电话问卷的高校招生人员共有381名，其中31%表示，他们查看过申请者的Facebook等社交媒体页面，以便更多地了解情况——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五个百分点。对于希望进入大学校门的人来说，有一点更加重要：30%的招生人员表示，他们在网上发现的信息对申请者的录取结果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招生工作中，学生的社交媒体和数字足迹有时候可能会发挥一定作用。”卡普兰考试培训公司的K-12和大学预科课程项目执行主管克里斯蒂娜&布朗(Christine Brown)说。“这种事情正在变得更加普遍，不再那么让人瞧不起了。”
在商业领域，审核应聘者的网上声誉现在已经被雇主视为理所当然。但是，由于青少年一般都具有冲动的特性——而且高校录取与否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悬心的大事——招生人员暗中审查未来学生社交媒体信息的举动似乎更加让人寒毛倒竖。
这并非杞人忧天。布朗说，招生人员如何把自己在网上找到的信息用作申请者的补充资料，大多数高校都没有这方面的正式政策。如果高校在网上发现了一些看似有问题的内容，他们可能不一定会通知申请者。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社交媒体法专业律师布拉德利&S&希尔(Bradley S. Shear)说。希尔告诉我，首先，高校可能会把同名同姓者——甚至可能是冒名顶替者——的账号误认为申请者的，从而让他们遭到不公平对待。“网上的虚假内容和误导性内容常常被视为事实。”他说。
这些担心促使我上周给20所学院和大学——其中小型的和大型、私立和公立、东海岸和西海岸皆有——发去电子邮件，询问他们采取了何种做法。然后，我给同意接受采访的10所学校的招生人员打了电话。
他们都告诉我：招生人员用谷歌(Google)搜索申请者的信息，或者仔细查看申请者的社交媒体帖子，都不是他们学校的常规做法。大多数人都说，他们学校收到了很多需要审查的申请材料——论文、推荐信，经常还会有补充材料——工作人员没有精力上网去做额外调查。少数招生人员也表示，网上调查可能会让学生遭到不公平或者前后不一的对待。
“随着学生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高校招生人员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可能存在诸多不同，”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的招生主任贝丝&A&韦思(Beth A. Wiser)说。“我们已经决定，不在录取决定过程中使用它们。”
其他招生人员表示，他们没有正式禁止这种做法。事实上，他们说，招生人员确实会一时兴起到网上看看申请者的资料。有些时候，是申请者自己让招生办公室去看他们贴在网上的博客或视频；还有些时候，招生人员需要上网查找申请者提及的不太出名的奖项或者活动，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去年，我们看了一些动画视频，还关注了一名申请者参与的政治活动的有关媒体报道，”加州克莱蒙特的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招生人员威尔&胡默尔(Will Hummel)说。但他说这种情况很少见，并且这样的补充材料对学生的录取结果没有明显影响。
这些招生人员也表示，他们确实偶尔会因为网上的信息拒绝录取申请者，或者撤销对他们的录取。高校常常是从外部人员那里，比如一名高中辅导员或者一名毕业生那里了解到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然后才对它进行调查。
去年，加州克莱蒙特匹泽学院(Pitzer College)的一名本科生在Facebook上认识了一名申请者，然后发现他在网上发表了对自己的一名高中老师的评论，言语令人反感，于是通知了本科招生办公室。
“我们认为，我们不愿意这样的人出现在学校里。”匹泽学院的录取和财务援助主任安吉尔&B&佩雷斯(Angel B. Perez)告诉我。这所学校每年会收到约4200个申请，新生录取名额只有250个，他们有精挑细选的资本。“我们没有录取那个学生。”佩雷斯说。
在为了帮助高中生避免在网上破坏自己的前程，辅导员开始教导他们如何清理自己的数字足迹。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高中(Brookline High School)，辅导员教导高中三年级（毕业年级为四年级。——译注）的学生删除与酒精饮料相关的帖子或照片，并使用社会接受程度较高的电邮地址。一名高三学生以前的电邮地址是“bleedingjesus"（流血耶稣），该校辅导部门负责人莱尼&利宾森(Lenny Libenzon)说。后来改了。
“他们以为招生人员都是老教授，”他说，“但我们跟他们说，很多招生人员都非常年轻，非常了解信息技术。”
同样，高中生自己似乎也变得越来越精明了，在高校录取期间，他们修改了Facebook上的可搜索名称，取消了标出自己名字的图片标记，以便掩盖自己的数字足迹。
“我们知道有些学生有两个Facebook账号。”达拉斯南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的本科录取主任韦斯&K&瓦戈纳(Wes K. Waggoner)说。
高中毕业班学生说，对他们而言，清理社交媒体帐户在本质上跟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展现给高校没有区别。17岁的梅根&海克(Megan Heck)是密歇根州东兰辛高中(East Lansing High School)的毕业班学生，她告诉我，在本月申请首批高校时她不会修改自己的任何帖子，但全国各地有很多同龄人都在这么做。
“如果你在网上有一些不想让高校看到的东西，那么删除它们就相当于是在申请材料上添加了你高三参加了另外两个俱乐部活动，目的都是让自己显得更像是他们希望录取的那种人，”海克说。
翻译：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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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眼镜，从此电脑可穿戴
Grant Cornet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你要是看我的脸，这是你所看到的：一条细窄的金属钛质头带架在我的前额上。它看起来像是一副未来世界般的太阳镜，只是没有镜片。右侧有一个电脑，其金属框架配有一个透明塑料小方块，位于我的右眼上面一点。我把头向上抬一点，或用一根手指沿框边滑过时，这个小方块就会亮起来。这时我看到的是，在我面前六英寸的地方，浮着一个略带粉红色、半透明的电脑屏幕。它让我使用几个简单的应用：谷歌(Google)搜索、短信、推特(Twitter)、任务清单、CNN每小时的新闻标题（“目睹一辆卡车升空，飞过公路界栏”、“海豚死亡震惊生物学家”）。屏幕旁边的镜架上内置一个小小的相机，随时可以记录我在看的东西。
谷歌眼镜(Google Glass)是该公司对业界所称的“可穿戴电脑”进行的主流化尝试，也就是把电脑从桌面或你的口袋中转移到你的视野中。在一个我们已经整天盯着屏幕、不停收到各种提醒的世界，“眼球电脑”的概念仍可能让人惊悚。但在使用谷歌眼镜的几个星期里，我开始体验到这种新机器一些耐人寻味的、偶尔令人愉悦的方面。我开始习惯于抬眼以便开始发短信或电子邮件，利用其准确得出人意料的语音到文本转换能力（我承认我有一次边骑自行车边给我妻子发短信）。我设置的日程提醒到时候会在我耳朵里叮当作响。在停车场，我曾依靠一个应用引导我找到自己的车。我对杂志文章的页面拍照后，将其发到Evernote，以提醒自己读了什么。朋友的推文在我的眼前滚动显示。
虽然我很快就适应了谷歌眼镜，但除极少数例外，我用谷歌眼镜能做的事，也都能用我的手机完成。当我第一次听到谷歌眼镜时，我把它想象成更高层次的大脑助理，比如在谈话中查询令人刮目相看的琐碎信息，让我显得无所不知（或者让人受不了，或两者兼备）。这种情况只偶尔发生过：比如说，有一次我说出了一本罕见的科幻小说的作者的信息，让我的朋友大吃一惊。但是总的来说，我发现在谷歌眼镜上搜索挺费劲的；你主要用语音指令控制谷歌眼镜，而在别人面前大声发这样的指令相当尴尬。
我常用谷歌眼镜上的相机。跟孩子们玩的时候不用腾手就可以拍照片，以及拍一些我很可能不会费劲掏出手机去拍的街景。我曾通过视频流向朋友和家人转播我看到的画面。但很清楚的一点是，这相机也能成为一个社交炸弹。我在街上碰到的一个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朝向她的镜头。“它能看穿我的灵魂吗？”她问。之后她给我写了个电子邮件：“很高兴见到你，或者说撞到你窥视别人，我猜是吧。”
如今相机在公共场所无处不在，但是固定在你脸上的相机仍发出一个更具威胁性的信号：它似乎在宣称，我有能力随时录下你的一举一动，也许我已经在这么做了。今年夏天在我获得谷歌眼镜前的几星期，至少已有一家餐厅禁止它，不少文章强烈地反对它，电视节目“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嘲笑了它的用处。在公开场合，有时我发现自己会回避别人的眼光，似乎在向他们表明我没有在录他们。（当然了，如果说还有比脸上戴一台电脑更奇怪的，那就是脸上戴着一台电脑、而且拒绝与你视线接触的人。）
对谷歌来说，谷歌眼镜目前产生的社交尴尬、紧张或妄想症只是暂时的副作用，是一种新产品成为必要、被接受甚至被人爱不释手之前总会经历的东西。然而，在发明者所设计的工具用途与人们实际使用它的方式之间，总是存在着一道鸿沟。使用者与他们接触的人在体验上也会存在差别。从我的视角看，我是戴着一台电脑，这件工具让我能随时、轻易而快速地获得信息。对其他所有人来说，我只是个头上顶个相机的家伙。鉴于这种技术如此奇怪和新鲜，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是通向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还是“屏蔽”别人的又一个屏幕？
从某种意义上说，谷歌眼镜并不是新发明。“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利用技术来延伸自己的肢体，”为英特尔(Intel)工作的人类学家、研究人与数字工具之间关系的吉妮薇芙&贝尔(Genevieve Bell)说。“我们有盔甲，我们有回飞镖来延伸自己的‘触角’，我们有弓与箭。”18和19世纪的女子腰带上系着袋子，装她们的职业工具：护士们携带温度表和剪子，裁缝携带顶针和针。而且正如贝尔所指出的，人类的可穿戴技术从来不只是为了实用目的。它们也是装点，能表示身份、社会地位和权力。手表不只是促进准时的一种手段；戴表有助于被视为一个守时的人。
数字电脑时代刚到来时，它的发明者们就梦想着能穿戴它们。1945年，美国发明家和科学事务官员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就想象着未来饥渴的信息寻求者将在头上戴一台“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相机，捕捉住文件，存放在他的“记忆索引”(memex)中，一种像Web那样连接文件的个人收藏。60年代初，一位名叫爱德华&瑟普(Edward Thorp)的数学家与信息科学家克劳德&沙农(Claude Shannon)合作，造出了第一种可穿戴数字电脑。那是一个烟盒大小、很容易藏匿的装置，用来帮助他们在拉斯维加斯玩赌盘时胜算一筹。他们很担心被抓住。“那是个黑帮敲烂你膝盖或者更糟的年代，”瑟普告诉我说。但他们的电脑挺灵光。
从上世纪80和90年代起，电脑部件变得又小又轻，使穿戴成为可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组学生开始试验可穿戴电脑设计。这些学生常常被人称为“博格人”，取自电影《星际旅行》中半机器、半有机的外星人。一个名叫沙德&斯特尔纳(Thad Starner)的学生1993年设计出这样一个电脑，来解决上课记笔记的问题。斯特尔纳注意到，他写下教授刚说的话时，就没法注意教授正在说的话；而他的笔记常常潦草得不知所云。
“我在听的那些课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他说。于是他就把电脑部件放在一个背包里，将它们与一个LED显示器连接在一起，显示器系在他的头上，位于他的右眼前面一、两英寸的地方。他用一种名叫Twiddler的单手键盘输入信息。他琢磨着，这样一来，上课的时候他就可以在记笔记的同时，抬头看着教授。在接下来的20年间，在乔治亚理工学院多年担任计算机学教授的斯特尔纳，几乎每天都头戴自己的电脑。
他用这个装置捕获并即时检索知识。在谈话的停顿间隙，在车里，在讲课的时候，他会记录人们所说的最有意思的部分。我1月份去走访他时，他的档案里有220万词。跟斯特尔纳谈话可能是一种很不一般的经历，因为他会精确无误地提到几个月前、甚至数年前谈话的内容，吓你一跳。
对于什么时候、如何使用自己的可穿戴电脑，斯特尔纳逐渐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社交规矩，以避免忽视别人。比如说，他在跟人说话的时候从不检查电子邮件。“（否则）你的智商会下滑40点，”斯特尔纳说。
“你必须使这些系统帮助人们注意自己面前的世界，”他说。按照他的说法，区别在于，一个是试图凑合对付几个相互竞争的认知任务，即任务切换，另一个是利用聚焦于同一件事、并且相互强化的几条信息流。比如说，当斯特尔纳2010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作报告时，他的学生在乔治亚理工学院一边远程听报告，一边用短信向他发送各种资料和数据。“我的学生看到我有什么不通晓的地方，会马上给我一个网址，”他说。“这使我看上去比我实际上更聪明。”由于这些资料和数据与他的报告相关，它们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他轻易将它们结合进了他的报告。
当然，斯特尔纳的自制机器能做的很多事情，今天的手机也能做到。但是他说，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可穿戴电脑要快得多。尽管我们爱开玩笑说，我们在手机上不停地利用谷歌搜索信息，但他提出，实际情况是人们为了搜索信息而掏出手机的频度并不高。相反，他几秒钟就能从自己存档的记录中找到东西，所以他总是在检索。“增强记忆最重要的是存取时间，”他说。
斯特尔纳的自制电脑不带相机。他说，在手机拍照之前的年代，“人们对自己会被录像有过敏反应。”的确，正因为这个原因，可穿戴电脑的先驱们当中几乎没人常戴相机。
斯蒂夫&曼恩(Steve Mann)是一个知名的例外，他可能是第一个经常佩戴可穿戴电脑的用户。他的可穿戴电脑配有相机，这个相机最终具有每秒记录30多帧画面的能力。90年代初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生的时候，“人们简直被它吓坏了，”他说。“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试图阻止我，说，‘我们肯定不能让你这么做。’”人们告诉他，不能在图书馆使用，当警察和保安意识到自己正被照下来时，他们会让他关掉。（他说，为此两个交通警察曾经对他动手。）他把拍照视为一种记笔记的方式：“记忆就是记录，”他说。“这就好像你自己的一个黑匣子。”它也可能十分实用，比如说，有一次他被一辆车撞到，他的相机拍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
曼恩说，社会最终将适应人人都在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记录。他称其为“众视”(sousveillance)，他用法语“sous”（下面）取代“监视”(surveillance)一词中的“sur”（上面），描述一种众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监视。
1997年，沙德&斯特尔纳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他设计出一种可穿戴电脑，解决上课记笔记问题。多年后，他被聘任为谷歌眼镜开发顾问。
Gail Oskin/Associated Press
谷歌早就知道可穿戴电脑。1998年，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 (Sergey Brin)还是研究生的时候曾与斯特尔纳见面。（多年后，谷歌公司雇用斯特尔纳担任谷歌眼镜的开发顾问。戴了20年自制电脑的另一名先驱格里格&普里斯特-多尔曼(Greg Priest-Dorman)则成为谷歌全职雇员。）谷歌的规划者们坚持说，可穿戴电脑将成为联网计算中的下一个大转变，会给公司带来巨大影响，就像手机改变了谷歌怎样以及在哪里提供广告服务（广告是谷歌的主要收入来源）。高管们希望知道谷歌如何与时俱进。但是，由于还没有企业面向大众市场制造可穿戴电脑，谷歌意识到它必须自行研发。
史蒂夫&李(Steve Lee)是公司的一位资深雇员，曾经参与谷歌Latitude服务的开发，这项服务让用户向朋友广播自己的全球定位系统(GPS)位置。李参与了眼镜项目的初期开发。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谷歌眼镜不能笨重；不能有缠绕的线缆，也不能有自制可穿戴电脑所用的那种单手键盘。
“风格是主观的，”今年夏天我和他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谷歌总部见面时他告诉我说。“但我认为，直到那个时候，大家都公认的一点是，没一款可穿戴电脑能被称为时髦入眼的。”
谷歌眼镜最早的原型，是把运行谷歌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的手机的相关部件粘到一副护目镜上制成的，一只眼前面有个大尺寸液晶显示器。笨重是一道障碍：原型重达五盎司半，用行业术语说，这样的“鼻撑重量”行不通。“如果它无法达到一个舒适与时尚的基本门槛，那它功能再多也是白搭，” 李说。没人会整天戴着它。
为了缩小这个装置，令其更为好看，李聘用了以优雅、简洁著称的瑞典工业设计师伊莎贝尔&奥尔松(Isabelle Olsson)。谷歌没有透露请她来的具体原因。第一天上班，有人给奥尔松看了这个护目镜原型。当她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来戴上给我看的时候，她看上去像个疯狂的科学家。
“我的心停跳了一下，”她笑着跟我说。“作为一个非常讲究简约的人，这个创意让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要在脸上戴个电脑？我真的觉得我们需要把这东西简化到极致。凡是能除去的，我们都要除去。”奥尔松在办公室里摆放一些极简主义的设计书籍，希望她的设计团队从中获得灵感。他们最早的一个重大决定是把一边眼镜架变成一个触控板，这样用户在上面划过一根和两根手指即可翻看屏幕。为了让谷歌眼镜私密地播放声音，在镜脚内侧设置一个“骨传导传感器”，让声音紧贴着头颅播放，一般情况下只有使用者能够听到。因为没有键盘，谷歌眼镜主要由语音指令控制；设计小组最后决定，用“好吧眼镜”(“O.K., Glass”)作为启动一个行动的口令。
设计团队还决定把屏幕抬高至略高于右眼的位置，这样用户就需要往上看才能看到。设计师们感到，这样比较不会影响社交互动。谷歌眼镜在使用时还会发出另一个信号：屏幕亮着的时候，周围的人会看到它的光亮。当然，他们还会看到使用者的眼睛向上扫视。
事实上，扫视正是设计团队对于你与眼镜应该如何互动的公开意图。与我交谈的每一个谷歌眼镜设计者都坚持说，这不是个让你盯着看的东西，不是让你忽略周围的人而聚精会神地看录像、玩游戏或阅读的。他们表明的希望在于，通过给人们提供一个能够很快查电子邮件和发短信，在外活动时还能快速找到答案的方式，谷歌眼镜会鼓励他们花更少、而不是更多的时间盯着电脑屏幕。此外还有技术上的要求：谷歌眼镜的电池续航时间不长（屏幕通常在闲置几秒钟后就会关闭）。“我们不应该与整个世界竞争，”谷歌眼镜设计师之一安东尼奥&科斯塔(Antonio Costa)说，“那样我们会输掉的。”
谷歌的一部分愿景在于把“谷歌现在”（Google Now，与Gmail配合的虚拟助手）、谷歌日历(Google Calendar)以及目前位置整合起来，将信息与提醒推给你，比如说，让你在某个午餐会议的一小时前知道，根据目前路况开车到餐厅需要多少时间。“谷歌眼镜应该像个图书馆员那样知道何时介入，”科斯塔说。这是个已经为人熟悉的谷歌企业战略：创造出让生活更方便的产品，同时让你更彻底地嵌入谷歌产品的生态系统。你提供给谷歌的个人信息越多，“谷歌现在”与谷歌眼镜的用处就越大，你对它们的依赖也就越强。
谷歌眼镜一直是带相机的；“一开始时的规格设计中就有，因为相机威力巨大，”李告诉我说。他和他的团队相信，想拍照就拍，而不必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使用者会喜欢这种方便。他们知道相机会引起隐私担忧，但是李辩称，设计元素将会阻止谷歌眼镜轻易被用来进行秘密录像。首先，屏幕在使用时会发光；其次，要使用相机，你必须大声说“好吧眼镜，照一张像”，或者抬起手来触摸一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清楚的社交姿态，”李说。他补充说，谷歌眼镜的“视角相机”很难悄悄使用，因为你需要直视对方才能录像。
谷歌今年春天开始出售眼镜。2000副被分发给软件开发者；8000副卖给那些向谷歌提交短文描述自己将如何使用眼镜的人；被选中的人要支付1500美元。（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买到我的谷歌眼镜的，并且付了全价。）当用户们在几个月前开始戴着谷歌眼镜、盯着发亮的眼屏幕进入公共场所时，我们就有可能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怎样使用可穿戴电脑？
对我访谈过的20多人来说，相机是谷歌眼镜最明显的吸引力所在。它是谷歌眼镜最简单的操作，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尝试了它带来的新的角度以及拍照时刻。视频通话——实时与他人分享你的视角——也十分受欢迎。在缅因州，外科医生拉菲尔&格罗斯曼(Rafael Grossmann)在手术时使用谷歌眼镜：在手术室，他戴着谷歌眼镜，通过视频流实时转播将一根喂食管插入病人的操作。他说，平时只有几个学生能够围在老师旁边，他们很难从外科医生的视角观摩手术操作。“让别人看到我注视的东西，在外科教学中，在医学教学中指导学生解决问题，真是太棒了，”他说。后来，格罗斯曼改换安排，在一个小手术中，让一个重症监护室的护士戴上谷歌眼镜，而格罗斯曼和另一个外科大夫通过视频通话提供建议。
由于还没有针对谷歌眼镜的应用商店，它的能力最初局限于谷歌预装的几个应用，即收发短信，录像拍照，查找路线，进行谷歌搜索。（谷歌说，谷歌眼镜明年投放大众市场时会有一个应用商店。）谷歌为设计应用软件制订了一套指引，截至今年仲夏，私人软件开发者已拿出几种应用。比如说，一个烹调应用软件在你下厨时提供菜谱并展示图片。“这就好比一个小厨师站在你身边，指点你怎么做，”海岸警卫队士官加里&冈萨雷斯(Gary Gonzalez)说。他是被选中的8000人之一。
加利福尼亚软件开发者塞西莉亚&阿巴迪(Cecilia Abadie)总想找到写任务清单的好办法，于是她创造了一个名叫“眼镜吉尼”的应用。“我是个有职业的母亲，我的孩子们总是问我这样或那样的事，”她说。其他用户则找到了让眼镜展示纸条笔记的办法。在我进会前，我会把这些笔记电邮给我自己，然后将它们显示在屏幕上，当作虚拟纸条提示。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用户发现，在眼镜上进行谷歌搜索不像之前期待的那样有用。它在理论上听起来很迷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能即刻展现在你的眼球前！我可以成功地进行一些简单的搜索，如查看天气或者找到Junie B. Jones下一本书的书名是什么。但是谷歌在令它的电脑“可扫视”和“不碍事”的同时，也加大了持久阅读的难度。看搜索结果时间一长，我的眼睛就会因为往上看而变得疲劳。（看视频也是如此：超过一两分钟就累了。）我很快就放弃用谷歌眼镜进行任何搜索。一个名叫佐伊&范&德&穆伦(Zo& van der Meulen)的用户声称，在眼镜上搜索的相对不便是一个功能特色，而不是缺点。她描述了与她的丈夫在一次驱车旅途中进行搜索的情景，称如果她在手机上查的话，她很可能会去查看脸书或推特，而不是跟丈夫交谈。“我认为它远不像手机那样让人分心，”她说。我在推特的使用上也发现了类似的效果。我在使用笔记本电脑的同时，使用眼镜来显示推特上发给我个人的评论，但几个小时都不去管推特上其它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不太会在无穷尽的推特浏览中失去自己。不过我看上去肯定很滑稽：一个坐在电脑前的家伙，脸上还架着另一台电脑。但这样确实管用。
其实我本人对分心的担忧倒是相反：这款可穿戴电脑打断我的频度不够高。谷歌眼镜太热衷于不碍主人的事，结果没有发挥全部潜力。我本来希望像斯特尔纳和其他可穿戴电脑的先驱那样，拿眼镜当作一个记笔记的机器，一本嫁接到我的意识上的摘录簿。但是那样的软件还不存在。我充其量能做的，就是口述一段笔记，让眼镜发到我的Evernote账户，但是我无法搜索自己的文档或电子邮件。要通过眼镜检索原有的个人笔记和邮件，斯特尔纳和普里斯特-多尔曼不得不“黑”进系统，安装一个Linux操作系统。然后他们无线使用自己的单手键盘，这样才总算能够打字，而无需依赖语音识别。
其他一些眼镜用户跟我有类似的反应。软件开发者乔什&海兰德(Josh Highland)说，他本来希望的是“终结者版”，也就是让我们用阿诺&施瓦辛格扮演的那种半机械人的眼睛看东西，巨量的文本和数据在眼前滚动显示。当然他也知道这是个不现实的期望。“我期望它总是开着，”海兰德说。他说，谷歌在避免过于频繁的打断方面做过头了。正如研究“一心多用”的学者们所发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分心都是不好的。在两个不相关的任务之间换来换去，无疑会让你无法专心：试图在听讲座的同时玩“愤怒的小鸟”游戏，你肯定哪样也做不好。但如果你不断切换的一连串提醒与应用都聚焦于一项任务，那可能是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分心的事就是工作。如同大多数熟练使用高科技设备的人，海兰德通常试图避免分心。比如说，他在眼镜上试用了《纽约时报》和CNN的应用后，很快便将它们关掉。他不需要新闻在眼前滚动显示。
最终而言，很难评估谷歌眼镜会如何改变我们的信息习惯以及日常行为，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现在眼镜可用的软件太少了。“谷歌眼镜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谷歌秘密高端研发部门、监督谷歌眼镜开发的Google X的负责人阿斯特罗&泰勒(Astro Teller)说。他说，随着面向眼镜的软件出现，他期望会感到意外。Evernote首席执行官菲尔&里宾(Phil Libin)告诉我，我对谷歌眼镜产生的挫折感是不成立的。我试图用它来替代手机或笔记本电脑，但是头戴式电脑的用处很可能会非常不同——如果公众最终决定使用它们的话。“这不是在重塑手机，”他说。“这是个全新的东西。”他预言，我们仍将使用传统的电脑和手机搜索网络、写文件和读文件、收发电子邮件等。可穿戴电脑在更大程度上将是一种感知装置，注意你在做什么，在你需要的当口向你发出提醒，与你的其它装置配合：在你靠近食品超市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家里的蔬菜不多了，实际的购物清单会发到你的手机上，便于你阅读。取决于你想不想得到更多提醒，这可能被视为烦人，也可能被视为生活中的好帮手。但是正如里宾所说的，“这种设备的杀手级应用就是让你具有超级意识。”
麦克&迪乔凡尼(Mike DiGiovanni)是我交谈过的一个软件开发者和谷歌眼镜使用者。他形容人们对可穿戴电脑抱有科幻小说般的期待。“有人认为它能够透视衣服，”他说。“还有人认为，只要用它扫描你的脸，就能用它看到你的脸书账户和谷歌账户。”
实际上，人脸扫描可能离我们并不远。今年5月，一个名叫斯蒂芬&巴拉班(Stephen Balaban)的24岁的软件工程师获得了他的谷歌眼镜。巴拉班执掌着兰达实验室(Lambda Labs)，这是一家从事可穿戴计算的公司。他为谷歌眼镜创造了一个软件，该软件可以把一张脸部照片输入兰达实验室的服务器中，用人脸识别软件进行鉴定，然后给某人送去一个提醒。巴拉班的演示不很成功；在他预先扫描的12个面孔中，系统只认出一个。但是随着可穿戴电脑更为常见，这类应用正是我们可能看到的：利用机器的模式识别威力来延伸我们的观察力。“如果你要把一台机器融合进来，共同处理你眼前看到的东西，那么什么东西是机器能做、而你做不到的呢？”他说。“就是向人们提供第六或第七感。”
你不能使用巴拉班的应用；因为谷歌禁止所有人脸识别软件。斯蒂夫&李说，谷歌眼镜的设计团队“早期就考虑了人脸辨认技术”，但是决定不去开发它。“显然，这是广大公众所担忧的事情，”李说，“因此我们采取额外措施禁止在眼镜上运行人脸识别软件。”现实地说，谷歌并不能阻止决心使用此类应用的人；比如说，装上Linux后，你就可以运行自己想要的任何兼容软件。政治思想家一直警告称，世界各国警察和间谍机构所用的人脸识别软件，最终将成为主流，企业与个人将在公共场所扫描人们，或者向他们推销东西，跟踪他们，或仅仅是满足自己的偷窥好奇心。
这样的技术很可能在保护隐私的法律还来不及更新之前就被开发出来。2013年5月，美国国会两党保护隐私小组致函谷歌询问人脸识别；谷歌负责公共政策与政府关系的副总裁苏珊&莫里纳利(Susan Molinari)回信说，在“没有很强的隐私保护”前，谷歌不会允许人脸识别。她还辩称，谷歌设计了“社交信号”，让周围的人看得见相机处于工作状态。对此，小组联名主席、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乔&巴尔顿(Joe Barton)并不信服。
“他们没有明说，”他告诉我，“但他们的基本回应是‘买家当心’或者‘旁观者当心。’”他说，随着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秘密监听系统的新闻传播开来，隐私成为公众的一大担忧。但是技术和营销大企业的游说力量使国会难以通过相关法律，让消费者能够掌控自己的隐私。“搜集和整理个人信息是个很赚钱的营生，”巴尔顿说。
有些人认为，谷歌眼镜的相机本身已构成侵犯隐私。加拿大安大略省信息与隐私专员安&加乌基恩(Ann Cavoukian)说，她在原则上喜欢可穿戴电脑这个想法，但对谷歌的所谓“社交信号”印象并不是太好。没错，屏幕的确是在发出亮光，但没人知道那说明什么。再说，不管你在照相还是在查看邮件，屏幕都会发出亮光。相比之下，她指出，在安大略省阿默斯特堡进行的一个试点项目中，戴着视频摄像头的警官还会戴着胸卡，澄清自己正在录像。“我只是试图在公共空间保留某种自由，比如出去散步时什么的，”她说。
随着更多隐蔽技术的出现，她的工作会变得更难。谷歌眼镜包含一个红外线感应器，指向使用者的右眼；迪乔凡尼用它来创造一个名叫“眨眼”的应用。你只要眨眼，这个应用就能感应到并拍下一张照片。（“眨眼”是一个Android应用，不是眼镜应用，所以它不得不通过与另一台电脑连线而“曲线安装”到眼镜上。）巴拉班写了一个根本不必开屏幕就可以每四秒钟照一张像的Linux应用软件。“你可以想象，”他不动声色地说，“谷歌肯定不支持这样的东西。”
李承认，大多数人不知道眼镜的屏幕发出亮光说明什么。“这将需要宣传教育，”他说。但他也表示，人们将会适应，正如十年前相机刚被添加到手机上时那样。与我交谈的谷歌眼镜用户也表示赞同。只有少数人从其他人那里经历了负面的反应；在一个科技工业的会展上，一位女性伸出手把海兰德的脸推开。“我身边有无数的照相机，”他说，“但她只反感谷歌眼镜。”
任何担心隐私的人都面临着一个反向压力：其他人很想要这样的技术。巴拉班说，人脸识别也有正当的用途，比如在大型会议上。当你在那里看到某人的时候，“也许你会被提醒你上次给他们发的邮件。”
许多人也许渴望通过将计算能力与人类视觉结合起来而获得的超越人脸识别的新能力。风险投资家弗兰克&陈(Frank Chen)说，一个配备相机的可穿戴电脑可被用于识别物体。他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Andreessen Horowitz)正投资于面向谷歌眼镜的应用软件。工厂管理人员可以看一眼就知道库存；修理人员可以在他们的可穿戴电脑上显示“增强现实”动画，以便精确地看到如何把一个部件装到一台机器上。讲课的人可在一瞬间准确统计听众表决。
“能限制我们的只有我们的想象力，”陈说。
随着屏幕的大量出现，文化批评家们十分担心我们在各种数码装置上花太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用雪莉&图克尔(Sherry Turkle)的话说，我们“孤独共处”。可穿戴电脑的到来，又带来了一波这样的末世评论文章、紧张的笑话和讽刺的反应。在《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上，小说家加里&斯坦加尔特(Gary Shteyngart)调侃地解剖了谷歌眼镜所要求的身体动作，网上浏览如何必须使用你的头做光标，抬上抬下，左右扭摆，浏览一个只有你能看到的页面，怎么看都像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幻游。在纽约布鲁克林区我所居住的地方，我戴着谷歌眼镜的时候遭到别人轻嘲。相反，在地铁上，少年们看到我则发出咿呀赞叹，在街上我好几次听到有人向我喊“太棒了！”对我上小学的孩子来说，谷歌眼镜成了俗品；他们习惯了我在试图回答他们的问题时嘴里念念有词地下网络搜索指令。（“你的眼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吗？”他们问我。）
可穿戴电脑是否将变成仅仅是又一个隔开人们的屏幕？大多数我交谈过的人都说，它并不比手机在90年代初刚出现时显得更加奇怪。“我戴着它的时候试图微笑，”康奈尔大学管乐团负责人辛西娅&约翰逊&特纳(Cynthia Johnston Turner)说，“因为人们会注视我。我交谈过的人都对眼镜感到很新鲜好奇。就像我一样。我认为它代表着未来。”她的丈夫则不那么热衷。“他摇摇头说，‘这太奇怪了。’他迄今还没有在我戴着谷歌眼镜时跟我一起出门。”
在试用了六个星期的谷歌眼镜后，我没有发现它会分散我的注意力。不用说，在眼镜添加了很多争夺我的注意力的应用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改变。但我在智能手机上已经经历了这个适应过程。像许多人一样，我也制订了使用规则：周末的时候，与朋友吃饭或喝咖啡的时候，或者陪孩子们玩的时候，我基本上不查看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我试图把手机留在衣袋里，忽略它。
然而，尽管我尽量低调使用谷歌眼镜，我的妻子一直没能适应它，而她通常是一个早买早用新设备的人。她讨厌眼镜的相机。她不喜欢它在我脸上的样子，这部分是因为谷歌眼镜的名声，部分是因为它不对称。她不停地唠叨眼镜所营造的神神秘秘的氛围。我们其它的电脑设备多数是半公开的、甚至社交性的：人们一般可以凑过来看你在笔记本上、甚至手机上干什么。但是使用谷歌眼镜时，屏幕上的内容对别人而言是神秘的。当你跟人谈话时，他们难免会想象上面可能发生几乎任何事情。视频游戏？（恐怕不是；谷歌眼镜目前只有少数几个游戏。）毛片？（谷歌禁止黄色专题的应用，不过你当然可以在浏览器里搜索到一个黄***。）“我不知道那里面在干什么，”她说。“也没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让你能跟我分享。”她说得不错：从技术上来说，眼镜有一个“屏播”状态设置，它允许你在手机上显示内容，但是这么做太麻烦了，我从来没用过。就算我没有走神儿，眼镜也让我显得走神儿。
上月我尝试了另一种不同的可穿戴电脑：一个名叫MetaWatch Strata的腕表式电脑。它有一个挺大的液晶屏幕，能显示进来的短信、提醒和电子邮件。与眼镜不同的是，它不能回信，不能搜索，也没有相机。但在社交上它不那么侵入。19世纪时，男人戴腕表被视为娘娘腔，不够男子汉。但现在我们早已习惯了人们瞥视腕表，没人评论我这个迪克&翠西(Dick Tracy)般的数码配饰。据说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都在开发类似的装置，在人们频繁想象的大脑芯片成为现实前，还会有其它各种尝试。
至于谷歌眼镜，我最终在一个中间点上取得折衷。我多半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电脑前工作的时候，或者在拍照不用手是巨大优势的时候才戴上谷歌眼镜。但在社交场合，比如说进入一个拥挤的咖啡屋时，我会很快摘下来。我得等到大家都戴的时候才戴。
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是《纽约时报》兼职撰稿人以及《比你想得聪明：科技如何在优化我们的智性》一书的作者。此书于日出版。本文最初发表于日。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乡村乐大奖极力讨好斯威夫特
泰勒&斯威夫特在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奖上接受平纳克尔奖，（左起）乔治&史崔特、基思&厄本和布拉德&佩斯利看着她。
Harrison Mcclary/Reuters
要有多少纳什维尔高手帮忙，才能把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留在乡村音乐界？在周三晚（11月6日——译注）的第47届年度美国乡村音乐协会奖(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 Awards)上，这个问题一再被人提起。
或许需要五个人，也就是和她一起演出她的《红》(Red)这首歌的伴奏乐队人数，阵容中既有业界良心艾莉森&克劳斯(Alison Krauss)和文斯&吉尔(Vince Gill)，也有备受好评的曼陀林演奏家山姆&布什(Sam Bush)。又或许是八个，也就是在她接受平纳克尔奖(Pinnacle Award)时为她伴奏的那些乡村音乐界超级巨星们——蒂姆&麦格罗(Tim McGraw)、菲斯&希尔(Faith Hill)、基思&厄本(Keith Urban)、乔治&史崔特(George Strait)和布拉德&佩斯利(Brad Paisley)，以及“弗拉特流氓”(Rascal Flatts)的全体成员——要知道这个奖此前只曾经颁发给加斯&布鲁克斯(Garth Brooks)。又或者是6000个，也就是乡村音乐协会(Country Music Association)的大致成员数字，他们或许一致认为，要是不给斯威夫特颁奖，她就会永远离开他们。
还记得当年斯威夫特曾被视为对乡村音乐的最大威胁吗？那不过是几年前的事。在那时，一个十几岁的金发乡村女明星可以重新定义这个音乐类型，这种想法被视为荒谬和侮辱。如今这已经成了既成事实，她只是把乡村音乐当做有兴致时的舞伴，乡村音乐对她唯一的回应，也是唯一让她留在这种音乐中的办法，就是无休止地向她致敬，让她在花枝招展的同时保持严肃，把她更紧密地卷入纳什维尔的世界。
那天，斯威夫特虽然除了平纳克尔奖外没能获得其他大奖（她与其他人共同获得了两项小奖），当晚还是精心围绕她设计。她是乡村音乐的摇钱树和创意引擎，也是乡村音乐的驻外大使。此外，这个音乐类型还要提防更阴险的入侵。
这场演出在纳什维尔的普利斯通大剧场举行、由美国广播公司(ABC)现场直播。整场演出其余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展示乡村乐这种在流行经济中独具一格的音乐类型。它的特点是同别的音乐类型奠定了密切的联系，与比较温和的hip-hop音乐杂交，这可以在演出开场时卢克&布莱恩(Luke Bryan)带来的《这是我喜欢的夜晚》(That’s My Kind of Night)和“佛罗里达与佐治亚边界线”(Florida Georgia Line)的《巡游》(Cruise)中听出来。“佛罗里达与佐治亚边界线”是一支平淡无味的二人组，获得了年度人声二人组与年度单曲两项大奖。
作为对这个平淡结果的回应，埃里克&彻奇(Eric Church)首次演出了一首哀伤的新歌《局外人》(The Outsiders)，事实上，他愈是抱怨自己远离乡村乐的中心，他离这个中心就又近了一步。温和的根源组合扎克&布朗乐队(Zac Brown Band)尝试了一首不安而强悍的新歌《亡者之日》(Day for the Dead)。就连布莱恩也试着远离自己的棉花糖风格，带来一场十分投入的演出，演唱了《喝杯啤酒》(Drink A Beer)，由新星克里斯&斯坦普莱顿(Chris Stapleton)助阵。
整场演出中，表演节目比颁奖多出大约一倍，布莱恩的演出是少数几个感人的时刻之一。此外还有对4月去世的乔治&琼斯(George Jones)的纪念，由艾伦&杰克逊(Alan Jackson)和史崔特带来，他们都是乡村音乐界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资深歌手，也是最神秘的两个人，他们带来了格外坦诚的一曲《他今天不再爱她》(He Stopped Loving Her Today)。“弗拉特流氓”、詹妮弗&奈特斯(Jennifer Nettles)和达利乌斯&拉克尔(Darius Rucker)温情地翻唱了肯尼&罗杰斯(Kenny Rogers)的歌曲。本年的年度歌曲由深沉感人的《我开着你的卡车》(I Drive Your Truck)获得，它由李&布莱斯(Lee Brice)演唱，由杰西&亚历山大(Jessi Alexander)、康妮&哈林顿(Connie Harrington)和吉米&耶里(Jimmy Yeary)创作。
布莱克&谢尔顿(Blake Shelton)和米兰达&兰伯特(Miranda Lambert)夫妇继续着他们在年度男女人声组合奖项的统治地位，连续第四年获得该奖。谢尔顿还获得了年度专辑奖。乔治&史崔特获得了年度艺人奖，这是当晚的最大奖项，尽管它有点像赠给暮年艺人的慈善礼品。在所有演出中，有布拉德&佩斯利(Brad Paisley)、佩里乐队(Band Perry)和兰伯特与厄本二人组带来的优美强劲的乡村乐，也有凯莉&安德伍德(Carrie Underwood)带来的个性电声和势不可挡的混合风格。蒂姆&麦格罗、安塔贝伦姆女士(Lady Antebellum)、亨特&海耶斯(Hunter Hayes)与杰森&姆拉兹(Jason Mraz)以及“小小的大镇子”(Little Big Town)带来温和的一面。“小小的大镇子”获得年度最佳声乐组合奖。
演出同以往一样，由佩斯利和安德伍德主持，先是以喜剧的方式开场，有各种音乐短剧，讽刺乡村乐界的争吵和奥巴马医改方案，这比颁奖过程中说的大多数笑话要有趣多了。他们还炮制了几个针对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的廉价攻击，塞勒斯是2013年最受嘲笑的名人，这个势头一直保持下去。但是别忘了，在这群人心目中，塞勒斯不仅仅是个嘲笑对象，她还是天才的女儿（这里指她的父亲，著名乡村歌手Billy Ray Cyrus——译注），如果她运作得当，本来可以成为另一个斯威夫特。
如今，塞勒斯至少是一个污染源，是纳什维尔群起而攻之的对象。但纳什维尔的势力有限——它永远不会抵制斯威夫特，她今年获得了六项提名，是当晚获得提名最多的艺人，与新人凯西&马斯格雷夫斯(Kacey Musgraves)并列。马斯格雷夫斯的歌唱的是宽容之美，以及心胸狭隘者的虚伪，这些歌为今年的乡村乐带来了一丝进步主义色彩。
对于马斯格雷夫斯来说，那天晚上异常艰苦。她演唱了《跟随你的箭》(Follow Your Arrow)这首歌，其中关于抽大麻的歌词现场被屏蔽了。此外她还在五项提名中失利。当兰伯特获得年度最佳女歌手时，摄像机捕捉到她脸上露出的极为不服的神情。但她获得了年度最佳新人奖，这也许并不算什么不幸的开端。2007年，当这个奖还名叫“地平线奖”时，获奖的正是斯威夫特。
翻译：董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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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世家前设计师出任LV设计总监
设计师尼古拉斯&盖斯奇埃尔，摄于2006年。
Owen Franke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尼古拉斯&盖斯奇埃尔(Nicolas Ghesqui&re)周一（此处指11月4日）被任命为路易&威登的女装设计总监。其前任是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他上个月离开该公司。
“我非常高兴。这真是让人兴奋。我感觉之前的人生就是为此做准备的，”今年42岁的盖斯奇埃尔在巴黎世家(Balenciaga)工作了15年，2012年离开。
这项任命是在周一晚些时候宣布的。
周一，LV的主席、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伯克(Michael Burke)说，“今天的情况可以用‘苦心经营’来形容。尼古拉斯在苦心经营他的命运，我们这边呢，在苦心经营LV的成功。”
LV是路威酩轩(LVMH)集团旗下最赚钱的公司，是该集团众所周知的摇钱树。公司这项重大调整属于奢侈品界更大范围内战略转变的一部分。在如今的奢侈品界，能吸引21世纪全球顾客的设计师特别抢手。盖斯奇埃尔在巴黎世家的时候，是为路威酩轩集团的对手开云集团（Kering，前身为巴黎春天集团）服务。
虽然近些年设计师们似乎变成了被买卖的商品，但是盖斯奇埃尔说他感觉自己与这家皮制品公司有真正的共鸣。
“LV不仅是个品牌，更像一个小宇宙，”他说，“它是一个人人可以参与的社区，注重工艺、创新和旅行。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小宇宙。”
这位设计师几年前在一个古董店里找到了一个经典的、印有LV交织字母的包，那时他肯定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这家有159年历史的公司的创意总监。除了那个包，他拥有的LV产品只有在洛杉矶购买的一个旅行包和一条新围巾。
盖斯奇埃尔说他将担任女装艺术总监，同时负责相关的广告宣传。男装仍将保持独立，由2011年上任的金姆&琼斯(Kim Jones)继续担任设计总监。
盖斯奇埃尔的第一场LV时装秀将是2014秋冬系列。他说在那之前，他不接受任何采访，“以便在三月份给大家带来惊喜”。那场时装秀将在巴黎的地标建筑卢浮宫中庭举行，前不久雅可布的LV系列就是在这里展示的。他的继任者称这个地方能象征这个时装公司。
盖斯奇埃尔对离职的前任设计师给予了热情的评价：“我十分尊重和仰慕马克&雅可布。他让LV在时装界举足轻重，作为该品牌的第一位设计师，他将永远被铭记。他做了很多事，其中一件就是营造了艺术家们协作的氛围，这已经成为这个品牌的基石之一。能成为他的继任者，我感到十分荣幸。”
42岁的盖斯奇埃尔在巴黎世家工作了15年，图为他和女演员克里斯汀&斯图尔特。
Larry Busacca/Getty Images
但是他有没有想过创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品牌呢？雅可布一直让自己的品牌处于母公司的保护之下。他离开LV时，路威酩轩集团的主席、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说，这位设计师离开是为了专注于自己的品牌。
盖斯奇埃尔说他没有放弃创立个人品牌的想法。
他说，“从一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也许有一天我会创立自己的品牌。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被请来做这么有趣的事情。我并不是完全放弃。我的意思是我应该‘专注’。” &
这位设计师继续说道，“能够表达我的观点，能够成为这个公司历史的一部分，我绝对想专心致志”；能在LV“做出成绩来。我特别兴奋，我想我会很忙。未来几年我都有发挥才能的地方了”。
盖斯奇埃尔上次谈论自己的事业是今年5月份对巴黎杂志《System》抱怨自己的老东家缺乏活力，导致该公司对他提起了诉讼。
路威酩轩集团的一位前任执行官说，该集团主席的女儿、LV的执行总裁戴尔芬&阿尔诺(Delphine Arnault)鼓励LV选择盖斯奇埃尔，而且她可能不会反对他未来成立自己的时装公司。鉴于这件事的敏感性，该执行官不想公布自己的姓名。
盖斯奇埃尔在法国卢瓦尔区的老式小镇卢丹(Loudun)长大，童年比较贫寒，父亲是游泳教练兼高尔夫球场管理员。这样的童年似乎没有给他未来进军时装界奠定基础。但是基因却给了他达达尼昂(的容貌，就像大仲马笔下17世纪的火枪手。在观察女性着装，给她们画像，以及“发现生活和时尚”（这位设计师的原话）之后，盖斯奇埃尔在1990年加入了高缇耶(Jean Paul Gaultier)时装公司，在那里学习了“搭配美学”。他后来被巴黎世家聘去设计高尔夫服饰，以及为日本客户定制丧服。
盖斯奇埃尔在巴黎世家的岁月体现在他服装中的20世纪80年代特色——他把《星球大战》(Star Wars)和水肺潜水的图案引入到了克里斯托巴尔&巴伦西亚加(Crist&bal Balenciaga)高贵的西班牙定制服装的世界里。
这些组合具有吸引力和想象力，使这位设计师成了创意团队的统帅。他还生产了首批经典包的其中一款：Lariat包，它有很多拉链，你可以在凯特&摩斯(Kate Moss)的手臂上看到。
LV的这位新总监承认，成衣在这个由行李箱和皮制品主导的品牌中扮演的并不是最重要的角色。
但是他坚称，“时装不只跟衣服有关，它处于艺术和文化之间。这些都是LV所代表的价值。”
如今，LV豪华旅行的世界已经演变成Instagram上的即时照片和电子商务中的即时销售。那么，在这个时代，“奢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盖斯奇埃尔对“奢侈”的定义是“做事情的方式”。
“我对奢侈的理解是机敏、独特、秘密的工艺方法以及‘exigence’，”这位设计师说。‘exigence’是个不好翻译的法语单词，大致意思是“要求极高，品质卓越”。
“时间就是奢侈。要有时间去开发，去想出好主意，去在恰当的时间推出一个系列。时间是个重要的因素，”盖斯奇埃尔继续说道，“首先，要有创新。然后才能经久不衰。”
翻译：王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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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中国球迷期待广州恒大亚冠折桂
10月26日亚冠联赛决赛， 广州恒大对首尔FC的第一场比赛，巴西球员埃尔克森庆祝广州恒大的第一粒进球。
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最近几年中国足球迎来了很多新曙光，但这周六将要见证一个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广州恒大有望成为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自1990年以来首个夺取亚洲冠军的俱乐部球队。
10月26日，广州恒大在2013亚冠决赛首回合中与韩国的首尔FC队打成2-2平。周六晚上，这支来自中国南方的球队很有可能赢得在天河体育场举行的第二回合。预计将有5万多球迷到场为这支球队加油，广州市已经开始沸腾。
附近深圳红钻队的法国教练菲利普&特鲁西耶(Philippe Troussier)说，“千百万中国人等待着11月9号的到来。几个月之前，中国有谁能预料到这一步呢？”
中国国家队长期以来表现拙劣，只在2002年打进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并且输掉了决赛圈小组赛阶段的全部三场比赛，一球未进。这一来，中国的足球迷迫切期待任何形式的胜利，很多人都联合起来支持广州队。
多年来，中国球迷一直只能看着韩国和日本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赛事当中取得成功。这两个东边的邻国进入欧洲大俱乐部的年轻选手人数日益增多，都曾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还曾在奥运会上争夺奖牌。
广州恒大的教练马尔切洛&里皮（左）与队长郑智在首尔。
Lee Jin-Man/Associated Press
现在，中国终于有了一支可能获胜的球队，大家都觉得它会在周六的比赛中获胜。
特鲁西耶说，“足球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没有人能在场上或场下阻止广州队，这支球队有希望、经济实力和球迷基础。”
超过12000名中国球迷到首尔观看了第一回合比赛，看到他们的球队踢进了两个至关重要的客场进球。这意味着广州恒大在周六不仅可以通过获胜夺冠，甚至还可以凭借1-1或是0-0的平局夺冠。
首尔在第一回合就不被人看好，这对于任何韩国球队来说都很少见，因为韩国的K联赛(K-League)已经产生过10次亚洲冠军，在过去的四次亚冠中三次夺冠。
首尔FC队的前锋德杨&达姆扬诺维奇(Dejan Damjanovic)在第一回合比赛快结束时踢进了一个球，帮助球队扳平。他说，“广州队和其他5、6个我以前对抗过的中国球队不在一个档次。我从没在我们的主场对抗过踢得这么好的亚洲球队。广州队花了很多钱，但是你必须承认这钱花得值，不是每个中国球队都是这样。”
2010年2月，广州恒大因为操纵比赛而被降入下一级别联赛，当时很少有人能想到，仅仅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它就能在北京国安和山东鲁能等传统足球强队衰退的时候取得成功，并且走到了离亚洲足球俱乐部最大奖项只有90分钟的地方。它之所以能够东山再起，部分是因为它的东家、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Evergrande Group)。球队降级之后，恒大集团立即将它买了下来。从那时起，恒大集团对球队的投资超过了7000万美元。于2012年5月走马上任的球队教练马尔切洛&里皮(Marcello Lippi)并不好请，他的年薪据报在1400万美元左右。这个65岁的意大利人曾带领意大利队夺得2006年的世界杯，目前有望成为首位同时赢得亚洲和欧洲最重要俱乐部奖项的教练。1996年，他带领意大利著名球队尤文图斯(Juventus)赢得了欧洲冠军联赛(UEFA Champions League)冠军。
10月，广州恒大轻松实现中超联赛三连冠，领先位居第二的山东鲁能18分。它签下了中国最好的球员——周二宣布的国家队名单中包括9名恒大球员——还拥有全亚洲最优秀的三名南美球员。
来自巴西的埃尔克森(Elkeson)和穆里奇(Muriqui)都有上佳表现，但今年亚冠最出色的球员还是达里奥&孔卡(Dar&o Conca)。这名阿根廷球员于2011年夏天签约，据称他当时是世界薪酬排名第三的球员。
孔卡或许没有像迪迪埃&德罗巴(Didier Drogba)和尼古拉斯&阿内尔卡(Nicolas Anelka)那样的全球知名度，后两位球员曾于2012年高调加盟上海申花，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不过，这名阿根廷球员在中国的表现一直很优秀。孔卡将于今年年底回到巴西联赛的弗鲁米嫩塞队，并且已经在上周的本赛季最后一场比赛中向广州球迷告别。在那场比赛当中进球之后，他脱去球衣，露出了内衣上的一句中文，“无论我身在何方，你们都在我心里。”
虽然周六将是孔卡最后一次在中国露面，所有人都希望这不是他最后一次穿上红色球衣。
假如能打败首尔，广州恒大就可以跻身12月的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FIFA’s Club World Cup)。孔卡也已表示，如果能参加这个比赛，能有机会与欧洲冠军拜仁慕尼黑(Bayern Munich)一决胜负，他就会推迟回巴西的时间。
亚洲球队从未进入该赛事的决赛，但广州恒大有可能帮助中国乃至亚洲球队进入新的阶段。
“如果能保持这样的表现，广州恒大就将在几年之内成为亚洲最强的球队，谁知道它会取得什么成就呢？”达姆扬诺维奇说。“这对亚洲有好处。广州恒大正在推动中国、韩国、日本和亚洲所有国家拿出更好的表现。”
然而，本周末的重点在于广州恒大能打败首尔。“在中国，没人认为首尔能阻止广州恒大成为亚洲冠军，”特鲁西耶说。“中国是一个年轻的足球国家，缺乏足球文化，但你看看那些正在盼望这次重大比赛的人们的感受，就知道中国的足球文化即将来临。”
翻译：陈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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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流行”报告，及未来流行预测
1.当一切都已成为流行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流行。
撰文：Adam Sternbergh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要做一整个关于恶趣味的专题，”我们的一位同事听说这个关于“读者们喜闻乐见的事物”的文化专题时，这就是她作出的反应，一字不差。我并不怪她——毕竟，我们早已习惯了如此评价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见证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坎普文化和垃圾文化的兴起；见证了高级品位、低级品位、中级品位和毫无品位的混杂，并且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迎来了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的标准，可以以一秒钟、一分钱、一次点击为单位来评判任何事物的受欢迎程度。与历史上的任何时候相比，我们都更有能力评判在随便哪个时候，哪一首歌曲最流行，但是我们对于这种“流行”的涵义却又感到空前的困惑。比如说，在某个特定时候哪首歌最流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人们购买次数最多的歌曲 ，还是在线收听最多？非法下载最多？还是到哪儿都能听到的音乐？
在这种种混乱的概念之中，一条关于“流行”的真理却是始终不变的：如果某件东西是流行的，它就不可能是好的。
“流行”的概念曾经是简单的：流行乐排行榜上第一的歌曲，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排名第一的畅销书，电影年度票房冠军，等等。你可以依据品位定义自己，究竟是追随流行的，还是反流行的。尽管你可能不喜欢流行的，但你肯定知道什么是流行的。
可是如今，“流行文化品”的概念已经被剥了皮、倒挂起来，排干了一切涵义。例如，电视剧《海军罪案调查处》(NCIS)是全美国除了美式橄榄球以外最火爆的电视节目，每周通常都会有1700万人观看。从绝对数字角度，它是美国最流行的电视剧。但是，换另外一个定义——比如，在文化讨论中出现的频率——你可以说《广告狂人》(Mad Men)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尽管它每周只有250万观众。或者说《都市女孩》(Girls)，每周只有区区61.5万观众，但有时似乎让人觉得至少也有61.5万人写了评价它的文章。从一个角度来看，几乎没人看《都市女孩》，但换个角度，它又是火爆至极。
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把文化当作一个巨大的、同质化的存在，这已经成了一个基本信条。并不算很久以前，迈克尔&杰克逊的专辑《颤栗》(Thriller)在全球卖出了6600万张。如今，再也不会有任何东西卖出6600万份了。经典电视剧《陆军野战医院》(M*A*S*H)大结局总共有1.25亿观众收看；如今，除了年度美式橄榄球冠军赛“超级碗”，再也不会有任何节目能同时吸引这么多美国观众了。那是因为我们关掉了“金曲排行榜”节目，打开了音乐网站Spotify.com，我们不再收看传统电视网NBC，转向在线点播网站Netflix。承蒙互联网愈加完善的管家式传播服务，我们被包裹在了自己的文化蚕茧中。
歌剧类在线点播最火单曲：
那么，这对于“流行”的概念又意味着什么？矛盾的是，流行度如今既可以被无限量化，又令人无线迷惘。我们被淹没在冰冷的数据海洋中，但我们又在试图理解，这些数字与我们对人们喜欢什么东西的直觉感有何关系。1940年代，《公告牌》杂志(Billboard)只有一个音乐排行榜，它有个十分朴素的标题“最畅销零售唱片”，以销售额为唯一标准。后来，“《公告牌》100金曲排行榜”综合几种因素——在广播节目中播放的频率、在酒吧自动点唱机上点播的频率以及销量——成为成功音乐的一个综合指标。与此同时，排行榜的独干上又生出了不同门类的枝杈——节奏布鲁斯、乡村音乐、说唱，等等，每个都以各自门类中的流行程度为指标。一个排行榜变成了许多排行榜，这似乎也有道理。
后来，评价方法继续演化：2005年加入了付费下载量，2007年加入了数字在线直播量。全国销量冠军的歌曲不再一定是最流行的歌曲；可能仅仅是全国各地最多人数以某种形式收听的歌曲。接下来，《公告牌》杂志今年宣布它将把Youtube在线回放量计入排行因素，于是歌曲《哈林搖》(Harlem Shake)随即成为全美排行第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量YouTube上的火爆视频以这首歌曲的部分段落作为背景音乐。但这阵流行风只是昙花一现。将来，我们不会留恋地说起“还记得《哈林搖》流行的那个夏天吗？”而是“还记得《哈林搖》流行的2月中旬那两周吗？”一首严格讲都算不上歌曲的歌曲成为了排行榜第一，最后就是这个结果。我敢说，没有任何人会本能地觉得这首迅速走红、迅速被遗忘的曲子配得上那个一度神圣的位置——全美第一流行金曲！——甚至《哈林搖》的作者本人都会觉得奇怪。
说到书，我们了解一切，却又一无所知。任何惴惴不安的作者都可以证实，网上书店亚马逊永远不会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在文学的浩瀚宇宙中，你的作品在读者眼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你可以实时看到自己作品的销售排行上升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下降，就如同大众兴趣的提示器。另一方面，《纽约时报》有17个不同的畅销书榜单，从综合印刷榜到虚构作品电子书榜，到中年纪儿童图书榜和漫画榜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同的榜单都是为了有效地捕捉消费者选择这种稍纵即逝的现象——这些个人决定能够真实反映广泛的大众兴趣。与此相反，尼尔森公司(Nielsen Company)提供一种叫做BookScan的软件，它被当做当今兵不血刃的技术统计的典范。这个软件能够告诉你在过去一周中，在85%的美国图书市场上，一本书究竟卖出了多少本。这些数字包括大量批发和折扣销售数据，并非是读者个人选择，更像是被迫购买。流行度已经不光是被统计的维度，而是可以被策划、管理的——而一些更加精细的指标则试图在人们主动的需求和出于习惯和懒惰的被动需求之间加以区分。
最佳唱片：
同时，在电视界，传统的模式已经毁灭殆尽。曾几何时，尼尔森公司只要调查屈指可数的几个家庭，就可以推算出他们的统计数据。最基本的问题——谁在看什么？——仍保持不变，但统计的难度却已经以几何级增长。比如，包括首播、重播、录像带、网上下载、一次购买整季DVD，以及在线观看在内，总共有多少人在观看《唐顿庄园》(Downton Abbey)？ &就在你绞尽脑汁试图统计的时候，A&E电视台上一部讲述专门打猎鸭子的一家人的真人秀《鸭子王朝》(Duck Dynasty)却成了有线电视有史以来的真人秀收视冠军——很有可能你从未听说过这个节目。《鸭子王朝》主题的T恤衫成了沃尔玛超市成年男女和女童T恤衫销售冠军，而沃尔玛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美最受欢迎的商店。尽管《鸭子王朝》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但从上述几条受到认可的统计标准来说，它就是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说来说去，我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科幻片频道(Syfy)的《鲨卷风》(Sharknado)，一部刻意夸张粗俗的电视电影，讲的是一场全是鲨鱼的龙卷风。从任何已知的标准来看，它都算不上好片。但今年夏天有几个星期，它居然非常火爆，曾经在一分钟内引发5000条推特帖子。“鲨卷风”(“#Sharknado”)也成了推特上的热门话题。但是，在它首映那一晚，实际观看的人数仅仅略微高于观看科幻品频道其他夜间节目的正常人数。问题是，《鲨卷风》算是受欢迎吗？科幻片频道自豪地宣称它是“社交媒体最关注的电视节目”，但那又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就好像《鲨卷风》赢得了一个专门用来颁发给《鲨卷风》的奖项。
与此同时，科幻频道已经批准拍摄《鲨卷风2：第二部》，连续集的片名都是在推特上投票选出的。
也许对“受欢迎度”的最佳描述就是如同某种量子：既永恒不变，又永远处于运动中。例如，你现在基本可以断定，在任何时候最多人数做同一件事，过去创造的此类记录已经永远不会被打破了。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电影票房纪录，仍旧是1939年的《乱世佳人》。
但是，受欢迎度的其他指标——我们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做多久、多喜欢做等等这些可以愈加精准衡量的因素，却是瞬息万变。今早你在浏览纽约时报网站的时候是否在某篇文章上多停留了一刻？这已经被注意到并记录下来了。你在音乐网站Pandora上面收听歌手Gotye的频道时是否本能地跳过了某一首歌？ 那已经被记录到网站的函数之中，估计下次你不会再听到这首歌了。根据你的个人喜好，各种流行内容已经前所未有地被组建成了一个庞大帝国，你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无数机器人兢兢业业地记录你的一切喜好和突发奇想，优化你的个人感受。
结果是，与其说今天的我们置身于回音室里，不如说是隔离的包间中。也许我现在可以坦白地说，我从未看过一集《鸭子王朝》；我根本不会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