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贵照片 27年前Beyond北京演唱会发生了什么？
[摘要]27年前，也就是Beyond成立不久以后的1988年，他们曾几经辗转、千里迢迢来北京开过演唱会。当时在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beebee”，微信号：beebeepop27年前，也就是Beyond成立不久以后的1988年，他们曾几经辗转、千里迢迢来北京开过演唱会……当时在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情，由于当时香港和内地的环境差异，有些事情到现在看起来依然那么有趣。这次北京之行全程6天，从日到18日。最初，他们是打算从香港直飞北京，但因为主办方没有外汇买香港直飞北京的飞机，只能先坐火车从香港到广州。但广州飞北京的机票据说非常难买，提前一个月就售罄了。无奈，他们只能先从广州飞天津，再从天津去北京。其实，当时广州到天津的票价是两百多元，到北京是五百多，估计主办方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吧。广州落脚的当晚，他们住在一个介乎招待所与宾馆间的某某大厦。大厦的电梯每晚都停运，如果返回太晚，只能爬楼梯。那天晚上，他们还到广州珠江电视台接受了访谈，深夜弄完连夜宵都没吃，火速赶上了末班电梯。13号晚上在广州珠江接受直播访问14号一早，他们几个睡眼朦胧，从广州机场出发，往天津飞。一大早起来出发去机场在广州机场国内出发厅一行8人机场合影到了天津，主办原本说给安排2台车。一台放行李，另一台坐人。但实际上，机场接他们的只有一台车。就这样，人与行李挤在一起，颠簸2个多小时总算是看到了北京城的样子。那时的北京不像现在这样堵，但地界也不小，从城郊又饶了一个多小时接近天黑，总算到了入住的北京西苑饭店。这个饭店还是不错的。八人车上合影几经波折，总算住上了这样折腾的一路也并不是没有收获。比如，他们路上碰到了各种名人。在广州海关碰到回国的，到了北京的头天晚上，哥几个到前门全聚德吃饭，又碰到了。吃完饭，他们打算坐地铁回返回住处，地铁票价3毛一人。途中还下错了站，提前下车了，最后在长安街上走了20多分钟返回了西苑饭店。乘坐地铁北京这场演唱会的地点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室内演出场地，北京首都体育馆。演唱会连续两天，10月15-16日，每晚7点一刻开演。票价分别是3元、4元、5元、6元。真便宜。在第一天演出之前的彩排上（10月15日下午），崔健与Beyond见面聊了会儿。彩排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小插曲：下午三点了，黄家驹发现现场一个音响有问题，经过几番交涉，主办方想办法更换了音响才确保了演出如期举行。当时的条件或许就是这样，正如描述的那样，那个年代玩乐队有个喇叭能出声就不错了。演出的当晚，不仅崔健到场，当时北京所有的摇滚乐手，包括黑豹、唐朝等成员都到场。15号晚上，一万八千多座位全部坐满。但由于观众听不懂Beyond的粤语歌，不过到中途已有一半观众陆续离场。16号晚上的演出，照例中途又陆续有人退场，黄贯中演唱了一首国语版，掀起第一个高潮成功救场。这首歌里，乐队四人分别独奏，尤其是叶世荣的鼓solo让台下观众情绪高涨。两天内，他们唱了亚拉伯跳舞女郎、午夜流浪、冲开一切、冷雨夜、大地、一无所有、昔日舞曲、秘密警察、旧日足迹等自己的歌，还演奏了纯音乐版的。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家驹还翻唱了崔健的，让全场观众彻底沸腾。16号晚上，beyond以一首国语版的《旧日足迹》结束了第二场演出，观众没有要求返场。两天演出结束，他们好好地睡了一觉。10月17日，Beyond开始了一次正儿八经的北京一日游。他们先坐了两个小时车，去爬了长城。然后又紧张地赶到了颐和园等景点参观。一天下来跑这么多地方，在现在看来都是非常紧的安排。10月18号是返程的日子。按照主办的安排，他们原本是要坐车到天津机场，飞返广州。幸好乐队自己贴钱改了机票，不再折腾，顺利返回。就这样，虽然插曲不断、偶有误会与烦恼，但总算是一次有意思的北京行。后来，Beyond三仔也多次来过大陆演出，但要说最好玩的，恐怕还是1988年的这次了。现在我们都知道，Beyond这场演出开创了多个第一。他们是第一个在国内举办专场演出的香港乐队，也是第一支在首都体育馆举办专场的摇滚乐队。央视也对这场演出还进行了报道，足以见得这次演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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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0年代的人来说，“Beyond”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再见理想》《喜欢你》《海阔天空》《光辉岁月》……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鼓舞着一代人在逆境中成长。　　黄家驹出生在香港一个劳工家庭，孩童时期的他与音乐还是两个陌生的平行线。直到17岁搬家时得到一把邻居丢掉的旧吉他，他的音乐梦想便一发不可收拾。　　追求音乐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家驹在参加地下乐队时，曾被主吉他手羞辱了一番。从此以后，他便更加努力地练习吉他，学习音乐知识。　　80年代初，由黄家驹担任主唱的Beyond乐队正式组建。虽然没什么钱，没什么听众，但好在年轻的他们，心里一直有不灭的音乐理想和耗不完的热情。　　虽是一支摇滚乐队，“Beyond”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充满了年轻人的轻狂，但他们用音乐创作与经历告诉世人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　　1986年，Beyond发行专辑《再见理想》，专辑同名主打歌由黄家驹作曲并个人独唱。　　1990年，Beyond奔赴肯尼亚，亲眼目睹了非洲人民在战争与灾荒中遭受的苦难生活。回到香港后读到了曼德拉被困香港的故事，心中产生共鸣，因而写下了《光辉岁月》的歌词。直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许多人的信念与支持。　　音乐的市场里，总是有批判，有质疑，亦有憧憬，有希望。在乐队成立十年之际，来自日本的关注与邀请让乐队面临着对家乡与异国的选择。就在这段时间，黄家驹写下了《情人》。这首歌究竟是送给谁的?谁也说不清，歌迷、家乡、恋人......或许他内心的那份牵挂都在这首歌里了吧。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黄家驹在东京富士电视台录制节目时，不慎从舞台上跌落成重伤，之后昏迷不醒。日，黄家驹在日本东京去世。事发突然，家人、朋友、歌迷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　　《乐与怒》成了Beyond四人时期最后一张专辑，传唱至今的《海阔天空》收录其中。这首歌的歌词承载了黄家驹与乐队赴日本发展的艰辛与对理想的坚持。在今天，这首歌已超越了语言与音乐的范畴，成为一种信念、信仰与力量。“我即使离开，你的天空里。”的确，黄家驹的音乐永远伴随着我们的青春与未来。怀念家驹，不止用一首歌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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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和他们曾经的传奇——黄家驹情怀
（一）.走在黄家驹的香港 在香港找寻黄家驹的足迹并不容易，尽管地铁里的纪念黄家驹的演唱会的“驹歌”海报巨大，海报上写着“我们都是听他的歌长大的”也让人心动，可是继续找下去，就会发现处处荒芜：黄家驹和他的兄弟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正在拆除；他读过的中学已经被一家崭新的酒店所取代；唯一重要的纪念场所，是黄家驹的墓地，正是6月，他出生和死亡的月份，堆满了歌迷送来的花束。 去遥远的将军澳华人永久墓地寻找黄家驹的墓地，光是爬山路就是一个多小时，远处是海，墓地是在规整的山头上，足足有几千座之多，看着心里发慌。疑心很难在这成千上万的死者痕迹中找到黄家驹的墓地，可后来发现担心多余，远远的山头之上，墓地的负责人用蓝白色的涂料在他那块小空间里刷了一遍，加上大堆的花束，并不难寻找。 一个黑衣服的女郎肃穆地站在墓地，她是一位宁夏歌迷，1986年出生，小时候只模糊地在电视里看到过黄家驹去世的消息，可是上初中的时候成了Beyond的歌迷，迷到了每次来香港只有一件事，就是来黄家驹的墓地祭拜，这次是6月10日，黄家驹的生日那天深夜到的。从宁夏出发来香港，即使在交通便利的今天，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从银川出发去西安，要在机场等一夜，再飞往深圳。两天颠簸才能到达香港，拉着行李走到墓地的时候，正好有歌迷群在献花，黑夜里的花束只能依稀闻到芳香，对于迷恋者，这是每年不可少的仪式。 她的正职是模特，所以自由时间比一般人多，走到墓碑后面，拿出香来，给每一位前来拜访的歌迷。墓碑是白色大理石的，顶端是一块雕刻的吉他，这是新墓碑，2009年，墓碑曾经被人恶意破坏过，白色的大理石遭到划损，当时黄家强受到指责，说他对兄长的墓碑被毁坏毫不关心。可事实上，黄家强很伤心，用各种原料来去除上面的污痕，可是无效。最后只能换上新墓碑，墓碑上的照片倒是老的，家强家中也放着同样的照片，戴着耳环的黄家驹，面带着微微有些孩子气的笑容，定格在他的年代里。黄家驹的朋友刘宏博告诉我，那样也好，他们不能想象家驹老了是什么样子，他就活在31岁里，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永远是那个模样。
自从乐队诞生起，是与非就没有离开过他们，大概唯一的快乐时光，应该是尚不出名的练歌时代。那个练习唱歌的地方还在，歌迷们心目中经典的“二楼后座”，也是黄家驹去世后，乐队第一张专辑的名字。 我们去到“二楼后座”找寻黄家驹的影子，不过比较艰难。这里是一条卖花草的市场街，香港人叫“花墟”，优美的环境改变不了周围的人的烦躁，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晤知，晤知；更有横眉冷目的人说，不要来。 Beyond的成员叶世荣对我们说，上世纪80年代，乐队在这里练习的时候，“敌对情绪”就比较浓，因为乐队的排练实在太嘈杂了，吵了周围的邻居。这里是叶世荣的祖宅，是他祖母的物业，当时叶家出租了一部分，其中一小间给他们做排练房，也就是香港人所说的BAND房，叶世荣记忆中，当时的房间很小，因为其余的几个部分出租给房客了。当时乐队还偏重金属和硬摇滚范畴，而且一练习起来就忘记了周围还有房客。有位房客老伯，他们管他叫“石山佬”，因为他爱玩假山石。老头一生气就来拍门，大声呵斥他们，叶世荣为了讨好老头，送了他一台旧冰箱，可是老头还是照旧来拍门，气坏了他们；还有警察接到投诉上门的，乐队安静了一小会儿，结果忍不住又拿起乐器排练，警察这次坐下不走了，聊了会儿天，发现也喜欢摇滚，结果开始听他们排练了。 慢慢地乐队有了乐迷，他们守在楼下。乐队买了外卖，外卖拿进来的时候，发现楼下已经有乐迷付了钱。这批乐迷，后来成为乐队最忠实的支持者，即使他们已经长大结婚成家，也没有放弃乐队，许多人的孩子现在也是乐队的乐迷。乐队慢慢知名，不过还是没有钱，黄家驹和叶世荣他们几个自己动手装修房间，没有经验的他们直接用手和水泥，结果手差点废掉，因为水泥的腐蚀性很厉害；黄家驹去世后，这里被叶世荣改成了录音棚，名字就用“二楼后座”。坐着极古老的电梯轰隆隆上去，拉开铁拉门，门口挂着的乐队海报算是Beyond的标记，其余就没什么了，旁边是旧宅改造的廉价钟点房，倒还比这间有纪念意义的BAND房光鲜些，不过叶世荣并不在意，他说，这里留下来，就是薪火相传的意思，现在他，还有和他学乐器的学生们都会使用这里，这里是Beyond的平民精神的象征。
至于黄家驹和黄家强长大的苏屋邨则正在拆除中，我去的那天正逢香港暴雨，山上的泥水会聚成河流，更显得整个楼宇摇摇欲坠。不过，苏屋邨并非贫民窟，这里是政府公屋，60年代是香港普通市民的住宅，黄家驹的父母是一般市民，不富裕，可是也并没有多么穷困，是那个年代的一般家庭。黄家强回忆，自己和家驹是家中最小的两个孩子，上面还有兄弟姐妹，都比他们大很多，他和家驹的童年娱乐，就是去后山上烤红薯、抓草蜢，包括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零钱，找到了就去游泳，当时游泳池的票钱是港币三毛，不知道为什么，常常就差那一毛钱，所以要在家里地毯式的搜索。 黄家驹姐姐的一段回忆，更能显示黄家驹的性格。他热爱的热带鱼跳到了楼下修车人的摊上，修车佬将之占为己有，并且逗前来索取的家驹说：跳到我家，就是我的；黄家驹一时生气，把修车佬的车胎从车上拿下，说：这也在地上，也被我捡到，算是我的吗？修车佬只能把鱼还给了他。黄家驹后来被称为“黄伯”，就是因为他会说道理，不少和黄家驹交往过的人觉得他为人处世圆融大方，并不是想象中摇滚乐手那么孤傲。 因为比黄家强大，所以黄家驹的兄长性格慢慢形成，他特别会照顾黄家强，以后发展到一切乐队成员。黄家强回忆说，家里的责难，比如玩乐队荒废学业啊，比如乐队噪音骚扰邻居啊，母亲都会去责难兄长，落不到他头上；黄家驹的会照顾人，体现到叶世荣身上特别具体，他是鼓手，本来不该他唱歌，可是当Beyond乐队刚红的时候，黄家驹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更多发展，一定要叶世荣在他们拍的电影里面唱一首歌，自己帮他写这首歌曲。黄家驹就是那种大哥型的人，一定要罩着周围的人。 跟黄家驹交往的条件是，尊重他，他是个开朗而有幽默感的人，和谁都能说一大堆话，可是如果发现对方不够尊重他，他的态度会立刻冷下来，会开对方的恶意玩笑。叶世荣说，现在想起他当时的那些笑话，还是觉得很滑稽，不过，他的话大多有道理，并不是空说说而已，自然而然地，黄家驹聚拢了一批玩音乐的人，成了乐队的灵魂人物。
（二）.黄家驹的吉他说到黄家驹为什么成为乐队的灵魂人物，刘宏博说，他就是天生的灵魂，天生的引领者，很多事情，他现在回忆，都觉得是命中注定的，包括黄家驹在日本的猝死，他都觉得是天意。上天让他降临世间，带领一个乐队走向成功，直到今天还被人纪念。 这是好朋友的真挚怀念。刘宏博虽然在香港生活了多年，样貌也完全香港化了，可是一开口，还是有北京人的感觉。他出生在北京，改革开放后的70年代末，还在上初中的他到香港读中学，在内地只能偷听的滚石乐队唱片在香港可以敞开买，他疯狂地迷恋上了佐敦道上的那些家小唱片店。在唱片店买大卫·鲍伊、深紫等各种摇滚乐队唱片。因为逛唱片店多了，许多有同好的摇滚青年都聚集在货架前滔滔不绝，一开始认识的是黄家强，可是黄家强带他认识了黄家驹后，他立刻觉得，黄家驹实在是太有趣了，也太有才华了，他是任何团队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一谈起话来，立刻让人忘记他的满脸青春痘，和那个又大又老实的黑框眼镜。 先不说那些乐队理念和Beyond后来的特立独行的歌词意向，就说乐器吧：黄家驹不仅仅电吉他弹奏得很棒，西班牙吉他也很棒，随手古典吉他，也能弹奏。甚至于抄起任何乐器都能演奏出动听的音乐，包括一般香港人以为土的竹笛。刘宏博印象中，黄家驹基本上是安静不下来的，他坐在那里，手里有什么乐器，就演奏什么乐器，他们就在音乐声中交流，一整夜一整夜都不停止。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大地》，都是被黄家驹那段吉他一下子吸引住了。他是香港最优秀的吉他手之一，现在香港玩乐队的人们，还是乐于宣称自己师承Beyond。包括谢霆锋。 不过，黄家驹最早学习的，并不是吉他，他幻想自己成为萨克斯乐手，一直想演奏萨克斯。可是家庭没有培养他当乐手的打算，加上萨克斯的昂贵，因此这个梦一直没有实现。其实不说萨克斯，吉他同样也来之不易。有位同样喜欢摇滚乐的乐队朋友，有一天告诉黄家驹，自己最想要一把吉他，黄家驹记在了心里。他想先给朋友一把吉他，自己也弄一把，可以把每天在电台听到的音乐变成现场版本。
黄家驹的第一把吉他是捡来的，邻居举家搬迁，剩下一堆废弃的杂物，其中有一把已经蒙上了许多灰尘的旧吉他。他捡回家，欣喜地用清洁水去清洗上面的灰尘，不想把漆面弄剥离了，转眼间面目全非。朋友一看这把吉他，断然拒绝收留，于是这把吉他成为他的第一件乐器，那年他17岁。 他几乎是自学。当时香港地下乐队风潮兴起，参加了一个乐队的黄家驹被主吉他手羞辱，说他弹奏得如此糟糕。当时他对音乐还不太理解，只知道区分为好听和不好听，在乐队也就是节奏吉他手，其他一窍不通。可是被羞辱后，还是很气愤，回家后，黄家驹对弟弟说自己有了人生第一个目标，就是弹奏得比这位乐手更出色。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音乐练习。 他没有功利性目标。当时的香港，靠乐队为生几乎很少可能性。黄家驹年纪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以音乐为职业。他后来自己回忆，香港狭窄的乐队环境，使得那么多有料的人都没有用武之地，靠乐队为生，他觉得会被人取笑。 母亲也都是老实本分的人，对中学毕业的他的要求就是，要有一技之长，能够谋生，刚毕业的时候，他和那个年代的香港少年一样，当过办公室的小弟、装修工，天天跑去做铝窗和冷气工程的生意，还做过电视台的布景员，这些工作，他都努力去完成。可是另一方面，他实在放不下乐器。和人说话的主要内容，都是音乐；工余后的唯一娱乐，也是乐器。那时候他的偶像，就是英国的摇滚乐手大卫·鲍伊，出现在电视机中的大卫，无论是嗓音还是装束，华丽如同外星人，他想变成他。
也就是这个阶段，他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标准就是足够热爱音乐。从小在木板和饼干筒上练习打鼓的叶世荣此时已经是一位比较纯熟的鼓手，因为自己从前参加的乐队解散，所以在琴行留下了联络方式，看有没有乐队需要鼓手。黄家驹出现在琴行的那天，叶世荣现在还记得：黄家驹对吉他的热爱程度令人心悦诚服，还爱滔滔不绝用他的音乐观念去说服陌生人。那天和叶世荣一起出现的，有和黄家驹素昧平生的另一位吉他手，黄二话没说，教育对方如何弹吉他，音乐就是他世界里的一切。 谈起音乐来，黄家驹的理解也比叶世荣他们要强，除了重金属，他对新浪潮和前卫领域的摇滚也很熟悉，所以叶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当时还没有Beyond乐队，大家就随意组织起一个乐队玩了起来为大部分时间花在音乐上，乐队的几位成员虽然有工作，基本上没有多少收入，叶世荣和另外一位早期乐队的参加者梁翘柏的回忆永远是，大家在茶餐厅里喝一杯奶茶谈音乐，因为没有钱，奶茶冲开水越来越淡，最后已经看不到颜色，当时餐厅老板已经习惯于这几位穷困的年轻人，他们播放自己录制的噪声很大的磁带，也不会去驱赶他们。 叶世荣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他觉得这个工作也适合爱音乐的黄家驹，因为不用上班，只去开个会就可以出门了，号称是拜访客户，但是没有人管。他、黄家驹和粱翘柏三人一起加入了保险公司，不过每天的日常生活和保险无关。梁回忆，就是早上懒洋洋地起床，因为各种缺乏说服力的借口，停止去各工厂推销保险，黄家驹光着上身，穿着底裤开始听唱片，那时候的眼镜已经换成金丝的了，比起黑眼镜，更加职场化。听完唱片就玩吉他，这是每日的固定功课。饿了没有钱吃饭，就花钱买面包蘸白糖吃，他们丝毫不觉得辛苦。这也是黄家驹的最后一份职场工作。叶世荣回忆，他和黄家驹有张穿西装的照片在网络上流行很广，其实那是参加保险公司的年会，他们两个后进分子坐在角落里，不过脸上满是青春的笑容。许多乐迷注意到，黄家驹几乎每张照片都在笑，不管顺境还是逆境，他对这世界充满了暖意。
黄家驹不仅仅自己学习音乐，也有意识地带领其他人前行。这时候认识他的黄贯中，本来只注重吉他的力量和节奏，弹的是速度吉他。他最早见到黄家驹，并不是为音乐，而是给黄家驹的小乐队设计海报，结果两人一见就很谈得来，黄家驹用一贯的热情去鼓舞他设计一个很难完成的海报，给黄贯中留下了黄家驹是理想主义者的深刻印象。 当时Beyond乐队雏形已经出现，并且想自己举办音乐会，可是在举办自己音乐会的前一个月，吉他手离开了乐队，临时把黄贯中拉来顶替，乐队的风格是艺术摇滚，对黄贯中来说非常难。不过黄家驹的技术很棒，黄贯中回忆，自己80%的技术来源于家驹，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学会了乐队的多首歌曲。黄家驹可以算是黄贯中的老师。也是因为这些乐曲，大多来自自己的创作，他知道关键点在哪里，对于香港乐坛流行的翻唱国外的歌曲，Beyond从开始就拒绝，在他们看来，那根本不是乐队所该做的。 黄家驹的吉他才能究竟怎样好？许多乐迷都津津乐道：在香港电台的一次颁奖礼上，他和太极乐队的吉他手相对玩即兴，两个人都玩兴奋了，足足有一段20分钟的对弹时间，台下人看得目瞪口呆，相当享受。没有任何人去打断他们，现在想起来，在时间段很黄金的颁奖礼上有这种即兴机会，简直是奇迹。也是因为他俩弹奏太出色的缘故。 黄家驹赶上了乐队潮流兴起的日子。以往香港乐坛，乃至Beyond、达明一派等知名乐队出现后的香港乐坛，基本上都流行的是偶像歌手，唱得也是情歌为主。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朱耀伟研究香港流行歌曲，他告诉我们，60年代香港的经济起飞，使得乐队潮流开始出现，不过那个时代，乐队翻唱的是英文歌曲，或者只专心做硬摇滚，对本地流行乐坛没有直接影响。真正发生影响，是在80年代初期，也就是黄家驹的时代，另类的乐队组合进入流行乐坛，并且开始写作中文歌词，歌曲开始流行。80年代唱片公司的高层不少是乐队出身，他们开始注重乐队的组合，这种因缘聚合，使乐队组合开始有了自己的上升空间。也使Beyond最终能签到自己的经纪人。80年代中期，吉他弹奏一流的黄家驹，带领着他从四处搜罗的音乐人才，开始走上音乐舞台。这时候唯一受关注的可能性，就是自己集资出唱片，办演唱会。当时比他们出道早的乐队“禅”，集资出品了两张唱片，按自己的音乐风格行事，不受主流的唱片公司干扰，乐队的参与者之一冯礼慈告诉我，当年他们和黄家驹很熟悉，大家聚集在一起，就是谈音乐，谈欧洲出现的乐队，黄家驹天然就对英国摇滚乐队有好感，“他的天分在那里”。当时几个乐队对唱片体制都有自己的反感，可是如何突破？谁都在想自己的方法，冯礼慈他们的办法，是在歌词里谈国家、社会、人生，包括即将到来的1997回归问题，也非常大胆；可是黄家驹没有走这条道路，他走了一条更注重音乐性、歌词也相对带有流行性的道路，这无疑也是Beyond后来能成功的原因。
冯礼慈现在是乐评人。他对香港乐坛的没落看得很平淡，因为多年来就注重工业制度生产下的音乐，缺乏鼓励个性的机制，所以当唱片行业衰落，几乎没有出来新人的可能性；他现在就关在家中，给内地杂志写乐评，生活得非常边缘。他说，要是黄家驹活着，会是什么样子，他无法想象。 朱耀伟也说，无法想象黄家驹活到现在的年代会是什么样子，不过以他的性格，还是可能会杀出一条血路，就像他当年带领几个人杀出血路一样。香港乐坛从来不流行摇滚，以摇滚为代表的Beyond出名，实在是出人意料。他和国外音乐人交流，说黄家驹和他的乐队是边缘乐队，慢慢占领了主流舞台，国外同行都很奇怪，摇滚怎么会边缘，不是一直就很主流吗？怎么还会被当作大事？ 最初的Beyond确实边缘，他们也没想到自己可以成为主流。不过这种功利性的目标不在黄家驹考虑范畴内，他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乐队亮相，带着几个伙伴，他们在香港街头做音乐调查，实际上是散发自己的演唱会门票，以10元一张的低廉价格出售，后来在北京音乐台做唱片DJ的奚志浩就是在这时候认识了他们。
（三）.忧患从何而来：香港的乐与怒 90年代在北京音乐台做“香港风景线”的奚志浩是在香港街头遇见尚未成名的Beyond的。他对我回忆，那时候他只是个爱音乐的16岁少年，喜欢逛唱片店，某日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草坪上休息，看到四个长发青年向他走来，表情却很友善。“他们的气质，一看就是文艺青年，肯定不是那种卖保险的。”所以，他很愿意和他们对话。 几个人的名目是做音乐调查，问他爱听什么类型的音乐，买什么磁带，喜不喜欢摇滚，最后拿出自己的演唱会票子，只要10元一张，在一个不甚知名的礼堂明爱中心举办。奚志浩毫不迟疑地买了票，因为在见到Beyond之前，他和多数乐迷一样，几乎不知道本地有自己的摇滚乐队。那是一场让他难以忘怀的演唱会。当时尚无大众知名度的Beyond却已经有了不少少女歌迷，因为她们特别喜欢尖叫，从头到尾没有停息。并且有自己的着装风格，常常被侧目，后来传媒索性给她们一个代号“妹妹仔”，代表某种不良文化，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群叛逆的青少年，对本港出现的反叛乐队有种本能的热爱。 不过少女歌迷并不是Beyond能成功的最主要因素。成功的，还是乐队和社会的某种共鸣，这种共鸣，从乐队开始成立起，就有了模糊的迹象。奚志浩分析，当时摇滚乐队开始大规模出现，是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太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97即将来临，大批人开始移民。周围的人谈来谈去就是如何脱离这个岛屿，所以摇滚乐队的音乐大多是冷硬的社会批判，歌曲中的情感很是凌厉。“可是黄家驹不一样，他和他的乐队带给人比较暖的感觉，就像他们早年成名的那首《永远等待》一样，他们也愤怒，也出离，但是他们对未来是抱有希望的。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所谓的传递正能量。” 这种正能量，和黄家驹有很大关系。当时香港乐坛将唱摇滚的一律视为叛逆青年，觉得他们长发飘飘，都和主流社会脱离，不爱上学上班，只喜欢过自己的疯狂日子。可是Beyond乐队中，除了黄贯中承认自己小时候算是个叛逆少年，其他人从小到大都过着很正常的日子，基本上没有什么众人眼中的不良行为。梁翘柏说，最不良的，也就是不好好上班，去海边沙滩上裸泳，弹吉他，让周围的少女们尖叫着走开，实在也说不上什么。
黄家驹的姐姐回忆，她告诉过家驹，音乐不是自己玩的，还要被更多人接受，只有大众接受了，才能进一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黄家驹和一般的摇滚青年不同，他愿意走进主流乐坛。黄贯中回忆，当时很多摇滚乐团，觉得除了摇滚别的音乐都一钱不值，可是黄家驹告诉他们，要让乐队能走下去，就得做一些流行上口的作品，音乐有不同的态度，除了愤怒，研究也可以啊。黄贯中说他听了茅塞顿开。 乐队在1984年之后开始逐渐走向主流，首先是乐队成员剪了长发，变得更乖巧了。黄家驹也不再是那个满面青春痘的年轻人，他变得热爱护肤，讲究形象。刘宏博说，有阵子家驹整天讲究护肤，在后台和黄耀明交换做面膜的心得。后来Beyond的主要词作者刘卓辉也说，他和黄家驹去北京演出，同住一起的时候，第一次发现，男人也用这么多的护肤品。不过，家驹并没有放弃自己对真正问题的思考。刘宏博说，他因为从内地出来，知道很多内地的事情，当时的香港青年，很少有对内地发生真正兴趣的，即使提出问题来，也都是表面的，可是家驹不同，他俩在一起，除了谈音乐，就是谈大问题。从永恒是什么，到中国究竟为什么落后，都在他们没日没夜的长谈中，家驹当时的女朋友嫉妒了，说刘宏博和黄家驹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她要多很多。 80年代中期刘宏博回内地，当时内地还比较落后，坐飞机在空中看黄河、长江，并没有多少兴奋感，反倒觉得像伤痕，一回到香港，家驹就拖住他，让他谈对内地的感受。他把自己的感觉和家驹说了，家驹忙碌了几天，做出的音乐，就是后来让他们真正登上流行榜的那首《大地》。黄家驹那时候在想什么？刘宏博说，他似乎和外界关系很疏远。香港乐坛流行什么、电台每日讲什么，都和他没有什么关系。他自己作词作曲，有种浓厚的苍凉感，也很慈悲为怀。他的脑筋，不在香港，一会儿在北极，一会儿在中原大地，他爱读唐诗宋词，完全与香港流行文化迥异。要不是来自北京的背景，他觉得自己也很难与家驹做朋友。
黄家驹显然有以世界为家的情怀，香港束缚不了他，出名也没有改变这点。1991年，家驹和慈善团体去了非洲，写了两首著名的歌曲：《光辉岁月》，送给还在监狱中的曼德拉；还有《Amani》，斯瓦西里语“和平”的意思，呼吁世界和平。同为作词者的刘卓辉后来写道，看了这两首歌词，他觉得黄家驹就是天才。朱耀伟说，他发现黄家驹的歌词，在后期越来越好，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法，不再为外界的戒律所约束。 香港乐坛慢慢接受了这位以“乐与怒”（香港对摇滚的翻译）的代表乐队，情歌虽然还是乐坛的主流，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对社会不满，开始呼唤亲情、友谊，乃至社会平等、世界和平的歌曲开始有了容身之地。有人分析过，乐队在香港100首流行金曲中上榜的6首曲目，全部与爱情无关，带有浓厚的社会批判色彩，并且坚守公义、道德和理想，所以一直流行到了今天，这和黄家驹的个人思考有很深的关系。 除了歌词，黄家驹还有许多吸引人的特点。1988年，作为香港摇滚音乐的代表Beyond来到北京开演唱会，当时音乐台的主持人朱云去采访，发现这乐队怎么这么不摇滚啊，看上去很乖，穿着也普通，不过很快，她看见了黄家驹的特殊性：“他很聪明，很稳重，乐队由他来回答问题，虽然不叛逆，但是注定是会红的那种摇滚乐队。黄家驹身上，有点摇滚，有点华丽，有点批判，有点理想，单项可能比不上别的乐队，但是组合起来就高人一头了。说到嗓音，他也会扬长避短，不够高，就用特殊唱法，你比如说那句出名的持续的‘欧’，就很聪明。” 真的穿着很普通，以至于演唱会开始的时候，武警不知道他就是主唱，不放他进后台。后来他们的形象才慢慢改变，刘宏博出了不少主意，让他们戴些首饰，很东方的标志，不日本化，慢慢地成了日后我们熟悉的形象。那次演唱会，刘卓辉一直跟着。当时的北京还不太开放，黄家驹他们的行动，时常受到主办方的制约。有次调音还没有好，主办者就催促乐队上场，并且非常严肃地说，如果推迟5分钟上场，骚动出了问题黄家驹要负责。可是他坚决不上场，一直到音响全部调好。他是个要求完美的人，容不得自己出错。那次，他还用普通话演唱了《一无所有》，也见到了崔健。不过，崔健对他的印象不深刻，那是黄家驹尚未完全长成的年代，年，他生命的最后5年，是他的音乐才能全面爆发期，整个乐队以他为主一共写了500多首歌，现在拿出来唱的有100多首，还有大量没有发表。这些发表的里面，多数经典流行到了现在。 不过他成为主唱的最关键原因，是他嗓音里的热情。刘宏博说，家驹几次失声，消了炎之后，每次都比以前更沧桑，也更雄厚，他会给自己的嗓子注入特殊的力量，因此特别有感染力。黄家强的嗓音和他很像，可是，黄家驹去世后，乐迷还是觉得，他的那种特殊是无人可以模仿的，即使弟弟也不行。多年之后，他自己去青海游玩，在一个破烂的长途车里，听到司机大放黄家驹的歌曲，这时窗外阳光灿烂，他说家驹在的时候，其实他没有认真听过乐队的歌曲，因为就是听听大样，正式发行反倒不太会认真听了，可是这次，他听得非常认真，一边听，一边流眼泪。他的疑问，和我们在墓旁遇见的歌迷一样，家驹在天上，在忙什么？还在写歌吗？
（四）.尾声：他的离开与存在 见到叶世荣的时候，他穿着旧衣服，一个助理也没有带，非常朴素。50多岁的他现在不仅打鼓，自己还创作和演唱大量歌曲。Beyond乐队解散了，不过剩下的三个人并没有放弃音乐，每个人都还在唱歌写歌。黄家驹的离开，这么多年还是他们不太愿意触及的话题。因为黄家驹在娱乐节目中丧生，所以乐队成员有了规矩，绝对不参加任何娱乐节目。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负责人周国丰告诉我们，当年他做节目的时候，正是Beyond乐队走红的年代。乐队给他最鲜明的印象，就是他们是一群真人。当时的媒体宣传，需要乐队走全明星化路线，不仅仅要唱歌，还要演电影、拍电视、上娱乐节目。黄家驹是有电影梦的，他们刚开始半红不红的时候，黄家驹拍过电影也写过剧本，自己还演出过张之亮的“笼民”，演一个有点愤怒、有点朴实的香港底层青年，这些都是他能接受的范畴，但是整日上娱乐节目耍宝，则是他不愿意接受的了。 黄家驹的敢说，就是这个时候让周国丰感受到的。除了那句著名的“香港只有娱乐圈”之外，他还公然说四大天王，说香港有些歌手，男声女腔，专门讨好女歌迷，结果媒体圈开始了批判Beyond乐队的风气，说他们故作惊人语，又说他们炒作自己。四大天王的歌迷也和Beyond的歌迷开始在演唱会上互相喝倒彩，扔荧光棒。“家驹是能妥协的，像他们第一张唱片穿阿拉伯长袍吸引眼球，被摇滚乐迷辱骂背叛摇滚，他并不太有所谓，因为他觉得摇滚就是要进入主流市场；但是他妥协是为音乐，并不是为了出名，他们对自己娱乐明星化很不以为然。这也是他们去日本发展的原因之一。” 时的日本乐坛的水准，比之香港地区要高很多，首先音乐创作都是自己的，不翻唱，不搞拿来主义；其次是制作水准高，编曲和后期都比香港地区要高明；再者，日本制作人的主动邀请，也是黄家驹有了走上国际舞台的梦想。刘宏博说，他一直深感摇滚应该为更主流的市场所接受：“其实就像小学生最终要变成大学生一样，他们去日本，不光是为了自己更红，重要的还是能够更好地玩音乐。”
乐队最初去日本，有诸多不习惯的地方。在那里，他们不是大明星，要接受制作人的驱使，修改音乐和歌词，后期制作也有很多和香港地区不一样的地方。黄贯中回忆，有几回他们都想反对，可是仔细研究后，发现日本在编曲和后期上都有其长处的地方，这时候还是家驹劝住了他们，说应该留下来。而且，Beyond这时候也有大量的好作品问世。他们在日本出的新唱片，家驹的嗓音更高亢，也更沧桑，歌词也进入了新的成熟阶段。刘宏博说，他知道家驹在那边经常陷入情绪低落，他们会通长电话，家驹让他去看望自己，一起看樱花，或者一起去迪斯尼玩耍，他也想放弃香港的工作，彻底去陪这些幼年的朋友，可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乐队在日本两年，他只去过一次。“我一直在想，要是去多些时间，他是不是就会情绪更好，参加节目也不那么心不在焉。” 黄家驹死在日本电视台的一档娱乐节目中。完全也是意外，幕板松动，他和主持人从两米多高的地方跌落，日本主持人受了轻伤，他头部着地。仅仅6天后，黄家驹就仓促离开了这个世界。刘宏博赶去见了他最后一面，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看到头部浮肿，虽然还能抓住刘宏博的手，却能感觉到生命在他身体里一点点离开。“我有时觉得，是不是上天太嫉妒他的才华和美丽了，所以让他早点离开人世，去那边唱歌？” 刘宏博说到这里，声音里满是伤感。事情已经过去20年，可是，这种悲伤还是从未离开。对于多数人，这件事都是惊天动地的霹雳，黄贯中说自己满是愤怒，完全不能相信这是事实；黄家强也只能愤怒，无论如何接受不了兄长的离开，家驹在舞台上照顾家强是常态，他会冲他微笑，会帮他填补失去的音节，在黄家驹的照顾下，乐队成员一直像孩子，始终没有长大，现在残酷无情的世界却逼迫他们长大。电视台后来给了赔偿。据说数额算高，因为乐队多年来虽然成功，但是没有赚到大钱，有人说这笔赔偿比乐队多年收入还多，这也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曾经有人劝说黄家驹离开乐队，说他是明星相，可以赚钱更多，可是他说自己和乐队一体，离开，这不可能。
远在北京的黑豹乐队也深受震动。1988年，黑豹成员赵明义曾经和他们同台演出，对黄家驹印象很好，听到消息，峦树送去了同仁堂的药品，可是也没有起作用。2003年，Beyond来北京演出，没有了黄家驹，乐队是什么样子？朱云是那次演出的主持人，她说那是自己多年主持中感觉最棒的一次，几万人的场面，异常地凝重，所有的人齐声合唱乐队的歌，全部用粤语，没有一点错误。“这还算了，最奇怪的是声音特别低沉，后来我才恍然大悟，没有女声啊，全部是几万个大老爷们的合唱。” 2005年，作为Beyond的内地演唱会的组织者，赵明义和他们一起进行了全国巡回演出，这也是乐队最后一次作为组合演出。“感觉特别伤感，因为明显看出乐队要分手，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但是几个人音乐观念不太一致。这也完全不能劝阻，没有了家驹，乐队的分手，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大地》 《大地》是Beyond自出道至1988年，最为成功的一首歌曲，进入电台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一位，获十大非情歌评选第一名；入选1989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在陈健添看来，《大地》是Beyond乐队成功的一个转折点，它确立了Beyond新的音乐风格的开始，音乐清新自然，Beyond从《大地》开始真正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线，也从而由一支半地下摇滚乐队迅速蜕变成为真正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 “1986年在做《永远等待》的EP的时候，听完所有小样，家驹突然拿出了一个样带，说：‘lesie，还有这个歌。’听过后，我觉得这歌很好，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但假如当时做，被关注的概率不高，反而会浪费这首歌。”陈健添说，“成功需要一个过程。乐队需要从一个摇滚的形式变化到呈现出摇滚的状态，而市场也需要时间的打磨逐步形成接纳的心态。” 陈健添说，就为什么不用这首歌他当着一大帮人，跟家驹有解释。“他内心里有怀疑，也有不确定，所以接受了我的解释。”换了新公司，筹备第三张大碟《秘密警察》时，同样是直觉告诉陈健添，合适的时机到了。“结果选了10首歌，还没找到《大地》的小样，家驹也忘记了谱。等把所有曲目都定下，差不多要进棚的时候，说找到了。因为时间仓促，担心家驹自己填词有难度，我建议找刘卓辉。”陈健添说，刘卓辉曾经在1986年的一个填词人比赛中拿过冠军，就是1988年夏韶声演唱的《说不出的未来》，做小岛乐队时他找刘卓辉填过两首词，觉得很有特点。至于那些已经在流行歌创作上小有名气的填词人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完全不在他考虑范围内。 “我和Beyond的合作方式，通常是公司寄来小样，我就听着写歌词，然后再把歌词传真回去。Beyond从来没说过好或者不好，等到唱片发行的时候，我的名字不出意外，都会顺利地被印在填词人的位置。”刘卓辉说，《大地》的小样很简单，就是用录音机录的家驹弹的吉他旋律。“一般样带上会写个歌名，这是我跟家驹唯一的交流。《大地》的样带歌名写的是《长江》，我就意识到是要写大陆。” 《大地》曲调磅礴，所表达的感情复杂，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关于歌词，众说纷纭。刘卓辉说：“写《大地》是关于我叔公的。”刘卓辉的叔公是一个国民党老兵，在兵荒马乱的上世纪40年代因为生存离开了老家潮州当兵，此后音讯全无。上世纪70年代中，刘卓辉的父亲托去台湾的朋友登报寻找，由此开始了分别30年后的书信往来。10年后的1988年，刘卓辉第一次去台湾，代表父亲去看望了叔公。“见过我叔公，我才有足够的真情去写《大地》的歌词，不过，歌词里的‘父亲’是我幻想出来的，更多的是我爸爸见到我叔公的投影。”
值得一提的是，年，台湾当局第一次批准台湾老兵返回大陆探亲。引用家驹在《活出彩虹》节目访问中的一段回答：“我会比较留意社会时事，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些没感觉，但听到外国的新闻，如战争或政治问题，我会留意，别人未必有兴趣，我会很自然去关心感觉它。”有乐评人如此解读《大地》的歌词，字里行间暗示着Beyond的一片赤子心：渴盼祖国早日统一。 “在情情爱爱的香港乐坛，具有家国情怀的《大地》显得很特别。旋律上口，乐队成员剪掉了长发，整体形象很乖很健康，没有地下的感觉。”刘卓辉说，香港人不太喜欢“愤青”。 而陈健添则认为，从小学中文的香港人其实对大陆有莫名的情感，只是有的写中国情的东西太土，所以香港人不喜欢。“《大地》做了很好的处理，不土，旋律又很动听。”陈健添说，事实上《秘密警察》的成功，不止有《大地》，还有《喜欢你》。“《大地》是突然间给你新鲜感，尤其是让阿Paul（黄贯中）来唱，是另一个有别于黄家驹的声音。《喜欢你》则是市场上需要的情歌。但他并不是为了迎合市场去写一个流行的情歌，家驹有一个特点，不会刻意写一些东西，完全都是真情流露。《喜欢你》也是他弹吉他给朋友听时，弹了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朋友觉得，哇很好听啊！写这个旋律时，家驹还跟女朋友在一起，等将这首歌彻底完善时，女朋友因为见他整日专注音乐，无心照顾她而提出分手。所以填词时，他就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最好的，就是最真的。” 反而是歌颂母爱让Beyond大红的《真的爱你》，并不是Beyond内心最喜欢的作品。“《真的爱你》完全是人为的题材，是唱片公司的安排。填词的小美（梁美薇，现郭富城的经纪人）擅长写流行歌曲，跟Beyond完全是不同的音乐风格，但那时小美是无线台劲歌金曲的编导，找她填词，这首歌能多上两次，这也是一种交易。”陈健添说，“事实已经证明，纯粹的摇滚之路很难走，要想在唱片市场生存，必须写一些简单的歌。新艺宝给家驹很大的压力，他有时也会缺乏信心，担心如果往这个方向走，唱片销量还不行，还能做什么？” 这时期，更多将不快乐情绪表露无遗的是乐队贝斯、低音吉他手黄家强，家驹的弟弟。“也许因为自己在家里排行最小，养成较为冲动的性格，记得《秘密警察》刚出版的时候，无论是谋利演出也好，政府举办的演出也好，来来去去就是演奏《大地》、《冲开一切》、《喜欢你》这三首作品，再配上一首返场时唱的《再见理想》，如是者重复不下数十次，简直讨厌得要死，闷得我大发脾气。另外又试过一段心不在焉的时期，每次上台表演皆会出错，说来那些作品也真是太简单太沉闷了，致使我没有专心于弹奏，任由思绪浮游。其实我也有尝试过跟其他成员表达我的苦闷，但他们只会认为我比较情绪化，比较容易不快。家驹有时也会骂我的脾气，但我自知性格上的死结不易解除，而他们也了解不到我当时自困的心情。”黄家强说，当我们最初开始需要做一些与自己想法背道而驰的事，自问真的耿耿于怀。但如果再让思想钻进牛角尖的话，乐队愈是成功，所带来的苦况也随之增大。
“虽然我们没出版过很多彻底的摇滚的唱片，但我们仍是一队rockandroll乐队，而能够在流行风格中渗入摇滚元素，让听众知道这世上有摇滚音乐的存在，也算是Beyond的一点贡献。始终香港还是容不下纯乐与怒，要继续实现我们音乐理想的历程，渗入流行元素在所难免，例如像《喜欢你》或《真的爱你》这一类作品。想通了以后，我便不太介意，流行摇滚自有其值得欣赏的地方。TheBeatles也有很多作品是流行摇滚风格，就算Beyond的歌曲不是百分百摇滚，只要我们有一颗摇滚的心便足够了。”黄家强说，在音乐的领域，他觉得自己应该尽力去做，心存一份使命感，亦希望能改变人们对摇滚乐手的误解，不要再认为“瘾君子”和“烂仔”才会玩摇滚乐。Beyond曾以健康形象示人，也不过是要扭转一般人对摇滚乐手所抱持的执念。 不过，回忆过往，陈健添却说，那时还是有一个走错的方向。“当时大家可能过多受外界氛围影响，到真正走红，没有稍微认真坚持一下。如果再坚持一点自己的东西，或许依然会有人听。当批判香港乐坛的《俾面派对》获得成功时，大家会有疑问，能否反过来做更摇滚的东西？”于是，1991年，当Beyond决定不再与新艺宝续约，筹备合约期内最后一张唱片《犹豫》时，Beyond曾经想过，是时候回归摇滚。“我建议能否做双唱片，另一面做属于你们个人自己的音乐。”陈健添说，那时候家驹其实已经写了好几首回归以前摇滚风格的重金属作品，但大家还有一些顾虑，“比如新艺宝已提出要续约，如果不续约，作为合约期内最后一张唱片，对方不会太花精力推，此外，以当时乐队成员的创作能力，家驹和阿Paul或许可以完成作品，但家强和世荣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而家驹和阿Paul做的音乐如果差别太大怎么办？到最后，大家决定还是做一张普通的唱片”。 1991年，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五场《91live生命接触》演唱会。演唱会以黄家驹和阿Paul的solo交替弹奏为先锋，黄家强的贝斯紧跟其后，最后叶世荣那超震撼的鼓声迎面杀入。接下来连续三首不间断的演唱，黄家驹演唱《俾面派对》、《高温派对》和阿Paul的《早应该习惯》。在演唱《再见理想》时，黄家驹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我们Beyond在这几年间经历了很多事，从我们没有机会直到有机会一路改变，我们有不开心也有开心的事，但是都不要紧，我们Beyond永远会弹奏到手指不会弹为止，坚持我们，坚持乐队的信念。一首很旧很旧的歌，这首歌讲出我们早年的时间一些玩音乐的感觉，一种落寞和孤独的感觉。今日我们再唱这首歌，是因为虽然今日有很多歌迷和我们一起分享音乐会，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感到落寞和孤独。”
1991年是Beyond最鼎盛时期，他们成为香港第一个进红磡开唱的乐队。然而香港的乐坛是复杂的，大量的无聊游戏占据着他们的创作空间，在舞台上扮演小丑，让他们对香港的乐坛彻底失望了。“虽然红了，但是不开心，要做很多无聊的事情。”黄家驹也说了一句经典名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道出了Beyond对整个香港乐坛的不满，随即遭受到同行的抨击，指责Beyond不够资格做此批评，而Beyond则回应：“只要身为音乐人，便有资格发表意见。” 从陈健添的角度回头再看Beyond去日本发展的整个过程，他形容为“片断化”，认为“有的事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上世纪90年代初，很多已在香港成名的歌手开始转去日本发展，而像邓丽君、林忆莲、王菲这样的歌手也确实在日本有不错的唱片市场。“要成为国际巨星，这似乎是必经的一步。”刘宏博说。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也开始和EMI百代有接触，他说：“制作上他们帮过我，我觉得也应该帮他们开拓市场。”这时候，Beyond的母带控制权在自己手上，陈健添想用新的方式做自己的唱片。“那时台湾市场很大，陈淑桦曾经有一张唱片卖了100万张，这在香港几乎不可想象。在香港，唱片能卖到10万张已经很厉害了，而在台湾，唱片至少卖到20万张才算火。但因为新艺宝没有台湾分公司，必须通过宝丽金，而那时候草蜢是宝丽金自己的歌手，Beyond不被重视，推广力度不大，我当时对Beyond发展的布局规划是：主打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是基地，不放弃，新马泰紧跟香港地区走，同时兼顾日本地区。”陈健添把台湾地区的唱片合约签给了滚石，并在1991年和日本的Amuse公司签了经纪人约，签约的理由是：“条件太优厚了！” 签约的过程很戏剧性。“第一次是跟EMI聊，对方不感兴趣。大概接触了半年，正好EMI的老板出差经过香港，Beyond有一个演唱会，我建议他去看看。结果看了后，在与Amuse正式谈合约前他又有兴趣了。”也就是从1992年四五月份开始，陈健添和Beyond之间出现矛盾。陈健添的解释是：“虽然家驹是老大，能做决定，但乐队有四个人，想法有出入。而出现矛盾后，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导致矛盾从两方变为三方，Amuse日本人介入进来。”最后的结果就是陈健添被隐身，日本人完全控制了Beyond的发展。
刘宏博说，Beyond决定去日本发展，除了要扩大知名度、影响力，开拓海外市场，使Beyond国际化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黄家驹的音乐是激昂的“rockandroll”，而不是香港乐坛流行的“男生女腔”，所以在香港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黄家驹曾经用歌声《俾面派对》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不明白为什么玩音乐的要常去参加一些“俾面派对”（宣传和游戏节目），被人当小丑似的玩。但去日本，对Beyond来说，就意味着一切重新开始。“日本的音乐市场确实比香港成熟、多元化，但对自己的乐队有一天要跑到日本去发展，他们还是有些始料不及。”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Beyond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贯中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港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港，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以每天四五部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强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黄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得很近，经常聚……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吗？” 黄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来到日本就开始喝酒，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驹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他甚至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是在日本，黄家驹的创作量并不大，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荣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候，他学会了抽烟。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并不一样，那不只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他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却希望他们走流行的路线。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他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港。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他们妥协了。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继续革命》里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黄贯中的《厌倦寂寞》和《温暖的家乡》，黄家驹的《遥望》，都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的。 陈健添说，《继续革命》里被认为有民族情怀的《长城》和《农民》是黄家驹去日本前就写好的，词是交给刘卓辉填的。1992年的时候，刘卓辉已经在北京创办了大地唱片公司。 “这是一张充满背井离乡感觉，每首歌都值得玩味的唱片，主打歌是《长城》和《农民》。在异国他乡的黄家驹，漂泊感会令他希望有种依靠，而作为中国香港居民来说，祖国太遥远陌生，缺乏实质了解。黄家驹远远审视着这陌生的国度，长城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刘卓辉说。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港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叶世荣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正如黄家强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的时候，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十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境：“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他们日本人会这样做，他们日本人会这样想，他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港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当时所有人听到黄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对于初探日本市场的Beyond来说，《继续革命》注定成为一张叫好不叫座的唱片。“没有成绩。”黄贯中努力回想这张唱片在日本的成绩，居然毫无印象，“根本讲不出个成绩来。既然已经来到这了，还可以怎么样？我不可能变成一个日本人嘛。我快分裂出另外一个自己了，另外一个非常摇滚的黄贯中，站起来问自己：‘你现在他妈的在干吗？’‘我希望把香港的摇滚乐带到日本来啊！’‘你还要把香港的音乐带过来？你现在都快变成日本人了。’然后我就痛苦地大喊：‘我没有！’”长居日本的Beyond，在这一年接下了大大小小很多工作，其中包括他们最不喜欢的游戏节目。他们起初以为日本比香港地区有更大的自由度去做音乐，谁知却依然要装“邻家的小男孩”，去得到日本乐迷的认同。“学习到了和香港不一样的音乐”，这成为Beyond在日本玩音乐最大的推动力。
1993年，Beyond虽然还是必须写一些流行歌曲交差，但Amuse不仅给了他们更大的投资，也给了他们更大的创作空间。录制《乐与怒》这张唱片的录音棚从富士山的“小木屋”转到租金昂贵的日本市中心。5月底，他们回到香港，带回《乐与怒》这张大碟，比《继续革命》明朗很多，充满希望和积极。这张大碟是他们的巅峰之作，Beyond保持了他们一贯的、丰富的原创性，对周围世界的敏感，以及愤世嫉俗的批判性。论制作水准无疑是Beyond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一张，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有一天，叶世荣去租录像带，店里放的音乐居然是《遥远的梦》（《海阔天空》日文版）。他意识到，他们在日本成名在望：“在路上偶尔会有人认得我，证明我们在日本的宣传做得不错。那时觉得什么都很有希望。”这张唱片风格比较多样化，硬摇滚风格的《我是愤怒》激昂豪气，暗喻1997年香港回归的、带点爵士味道的《爸爸妈妈》则有着他们的迷惘和期待。《命运是你家》是黄家驹的写照：“天生你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可是这个无论多不屈不挠的男子，也无法阻挡死神对他的眷顾。据说他昏迷前对抱着自己的黄家强说了最后三个字：“疼，保重……”这张唱片里，尤其是《海阔天空》，填词作曲均出自黄家驹。而这首歌，也成了他的遗作。这首充满了Beyond十年心路历程的歌曲，最能表达他们的心声。对背井离乡的感受，对音乐的热爱，对前方的迷惘，在心里的呐喊，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海阔天空》是如此离奇巧合地成了黄家驹的绝唱，以致此后黄家强唱到这句时失声痛哭，总会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此间，Beyond在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各举办了一场大型户外不插电的演唱会，所谓的“不插电”指的是没有运用电子乐器而采用木制乐器的原音作为演唱会的主旋律。虽然天气炎热，加上灯光直射，甚为辛苦，但他们却玩得十分投入，他们在没有冷气的场馆为上万歌迷演唱。尽管条件异常艰苦，Beyond依然为全场观众认真地演绎每一首作品，里面大多数是大碟《乐与怒》的作品。
虽然和《大地》、《真的爱你》等歌曲在香港的影响力毫无可比性，但《遥远的梦》给Beyond带来了相似的后果：公司需要他们上一些和音乐无关的游戏节目，进一步提高知名度。1992年他们在日本还成名无望的时候，做的宣传反倒和音乐比较密切相关。但1993年《遥远的梦》在电台播放之后，公司需要他们多参加宣传，多争取曝光机会，所以他们要上一些流行的电视节目。黄贯中曾经愤怒地说：“不是说来日本就是因为有大一点的天空吗？大一点的天空不就意味着来这边就不用玩游戏了吗？结果不是的，一来就是玩游戏。为什么会这样？晴天霹雳！原来日本这个市场比我们香港更企业化，原来日本的摇滚是一个假象，原来比香港那一套更烂！我有这种感觉，但不敢讲。我们经纪人当时安慰我们，给我们很多理由。好吧，既然我已经是肉在案板上了，现在抱怨也没什么用了。” 陈健添说，从个人的角度，他并不喜欢Beyond在日本制作的两张唱片。“典型的日本式处理，编曲很唯美，摇滚味越来越淡，没什么火花。”在陈健添看来，日本市场很大，如果能打开，那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唱片市场，唱片卖到100万、200万张的大有人在。“从理性的方式看日本，不妨一试，但前提是要唱日文歌，不能唱粤语或者只能唱少许。但市场那么大，那么多歌手乐队，能拿到多少占有率？按我的了解，日本是个大男人市场，历史上中文歌手能在日本走红的虽然有，但很少，而且几乎全是女歌手。除非你是他们日本没有的，比如李小龙、成龙。Beyond还没过去我就知道不会有太好的成绩。当时之所以答应签约Amuse，是想让他们发几个日文版，利用每一张唱片尽可能达到每个地区的占有率。但Amuse显然是想让Beyond更本土化。” 从1992年开始，陈健添被彻底排除在Amuse和Beyond的合作之外，在黄家驹意外去世后，被两家联手起诉，官司打到1994年七八月份，最后以庭外和解告一段落。此后，陈健添和Beyond渐行渐远。
四人Beyond和三人Beyond 在“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四人Beyond乐队成型之前，乐队成员有过小规模的人员更换期。 “80年代初期，黄家驹通过琴行老板的介绍，在录音室认识了叶世荣。由于彼此都受英国摇滚乐的影响，从而发觉彼此音乐兴趣相近，于是又联同另外两位朋友邓炜谦（又名邬林，William）及李荣潮一起组成乐队作音乐交流。”上世纪80年代初即来到香港，并因为喜爱摇滚乐而与黄家驹兄弟结识并成为好友的刘宏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黄家驹当时和好几个乐队在一起彼此交流，他和邓建和、黄家强也组成了另一个名叫Nasa的乐队。 叶世荣告诉本刊记者：“把乐队命名为Beyond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第一代吉他手WilliamTang（邓炜谦）。对此我曾说他颇有念头。因为这跟我们当年玩音乐的出发点甚为贴切。首先当然是我们所玩奏的音乐比较另类，或许今天说喜欢PinkFloyd、Yes、Rush等乐队并不稀奇，但当年我们这些人心头却给人古灵精怪的感觉。而在我们的年代，其他本地乐队多会翻玩人家的作品，然而Beyond却爱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所以把乐队唤作Beyond实有着超越一般乐队所涉足的音乐领域之意。不过话虽如此，在未正式组成Beyond之前，我们亦跟其他乐队一样，翻玩人家的音乐。只是人总会成长，到了一个阶段，我们都觉得要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Beyond不算是要超越他人，也有超越自己的意义。” “那时我们纯粹是几个喜欢音乐的人，希望能创作出好的音乐而已。我们最关心的是音乐方面能否有好的发挥，令身边其他乐队认识到我们，并且会尊敬我们玩音乐的精神，所以在地下的日子自己也不曾有半点怨言，更遑论有出版唱片的念头。既然我们的现场演出得到人们的支持，又自资出版过卡式带，就已经很满足。”
1985年，Beyond的成员为黄家驹、黄家强、叶世荣和陈时安。4月，在Beyond第一次演唱会即将举行前两个月，吉他手陈时安因读书问题要离开香港，临时找来了在大专读美术的黄贯中（阿Paul）。 刘宏博说，当时Beyond的风格是artrock，技术偏向高深一类，而黄贯中则是一个看重速度力量的吉他手，以玩奏重金属为主。在一个月时间内，他要学懂14首Beyond的作品，苦不堪言，幸好家驹一直从旁指点，使他进步神速。 “音乐上，家驹对我影响很深。技巧上我有百分之八十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而学习过来的。所以他除了是一位关系密切的朋友外，也是我的老师。十年前我对音乐的态度还不太开放，会认为除了摇滚音乐外其他都不值得尝试。但他的眼光就比较开阔。更告诉我们Beyond要继续走下去的话，就一定要做些流行又易上口的作品。其实当时我们都不太喜欢这么做，但在他的影响下，我开始明白到音乐有不同类型，也可以用一种研究的态度做音乐。”黄贯中回忆说，另外，家驹也让他认识到很多好的音乐，像OriconPacodeLucia等。“我们都来自底层，对社会上的一些看法，常有共鸣。” 1986年，吉他手兼键盘手刘志远加入Beyond。“刘志远15岁就被称为‘吉他神童’，除了不会打鼓，他一个人可以录出所有的唱片。曾是‘浮世绘’乐队成员之一，后因为另一位成员梁翘柏要出国，‘浮世绘’解散，被黄家驹招募到Beyond。”刘宏博说，黄家驹认为刘志远能从技术上帮到他。1988年，梁翘柏从美国回香港，刘志远离开Beyond和梁翘柏重组“浮世绘”。四人Beyond时期，无论是创作才华还是人际交往、把握乐队的发展方向，黄家驹是公认的灵魂人物。在黄家驹去世后，黄贯中说：“我们就像三个没有灵魂的人。”黄家强则表示：“若果家驹还跟我们一起的话，相信我绝对不会感到有那么大的压力，因为他在乐队所担任的角色就像厨房里的大厨，而我们则是负责烹饪程序的厨师。没有了这个大厨，压力便增加起来，最主要是担心乐队不能保持到一定的水准，继而渐次消亡。”
“家驹之外的三个人，阿Paul很直爽，他是那种200米外有个小弯要转他不转依然径直往前走的人，他就想做音乐，就喜欢弹吉他，简单纯粹，安分守己。世荣是鼓手，创作才华或许不如其他成员，但他很努力，乐于付出。家强是家里最小的弟弟，家驹特别照顾他，这也导致他对家驹有很强的依赖性。”陈健添说，四个人都来自草根阶层，初入Beyond时，黄贯中正在读设计，黄家强曾经当过写字楼助理，又帮忙过舅父在他的灯箱及水晶胶公司做学徒。出版《再见理想》时期，他一边在设计学院进修，一边工作于某设计公司。叶世荣则在一家保险公司推销商业保险，曾因为要在保险和全职音乐人之间做出选择而左右为难。 “大家一样穷困，但我绝不会呆呆地等待唱片爆出极佳销量，或者是希冀着Beyond成名的那一天。我只是一边玩音乐一边工作。”黄贯中说，那些日子他们在一起时经常说着“俾住先”，可想而知大家也没有太多金钱可以挥霍，更没有先用为快的念头。“很节俭，但从不觉得辛苦。那时的心态很简单，只要可以玩音乐，其他的又有何相干？我们要的是什么，也不过是多买一张唱片罢了，但这已经很快乐。我认为快乐跟金钱无关，就像写出了一段好的歌词或者弹出一段动听的音乐，我已感到快乐。” “Beyond能够持续这么久的缘故，大概与我们本身的际遇有莫大的关系。由签的一纸唱片合约开始，我们有四年光景是业余性质，之前则是自资举办音乐会及推出录音带。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争取回来，凡事亦需付出及实践。经过了这些阶段，我们的感情就像兄弟般亲切，大家都十分珍惜彼此的友谊。组乐队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大家合拍与否，那就像婚姻生活，如果一起不快乐的话，一切也是徒然。”叶世荣说，经过了这几年时间，Beyond各成员皆互相了解，也知道大家的想法和理想，所以他们不单是一队乐队，还是几个十分要好的朋友。有些人只是为了出唱片和赚钱才走到一起，但他们性质不同，所以绝对不会因为利益而分开。外面确是充满了诱惑，企图要分化他们，幸好他们从来是团结一致，所以才能把身边的诱惑一一踢开。黄家驹的去世，对其余三人的打击不言而喻。Beyond面临的不仅仅是解散的问题，三位成员还有没有勇气再拿起手中的乐器都是问题。黄贯中说：“记得事发后自己第一个念头是不想再做音乐，而我们三人一直也不敢提及关于乐队的事。直至有一天家强致电给我，但既然他也能站起来，我也一样要坚强。不过重新起步做第一首歌的时候，真的非常辛苦，既心不在焉，也冷静不了，那是一段很难熬的日子。
1994年，三个人的Beyond结束了与华纳的合作关系，与滚石签约，不再续约Amuse，自己做自己的经纪人。7月在台湾发行《Paradise》，办了三场歌友会，形象开始改变，走另类乐队的路线，他们留心电子音乐的发展，三人乐队的音乐形态就此成型。1996年，Beyond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办了四场演唱会“LiveandBasic”，精彩的演出和精湛的弹奏获得全港乐评家一致好评。此时的Beyond已经走出了全新的自我，三个人渐渐走向个人创作。也是在这一年，Beyond将自己多年以来一直使用的band房“二楼后座”投资改建为录音室，使他们成为一个有自己录音室的歌手，并开始着手培训新人。 1999年，Beyond宣布暂时解散，并在2003年为纪念乐队20周年而再次复出。在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后，2005年正式解散，“三人音乐理念不同，对香港乐坛不满”都是解散的解释原因之一。在刘卓辉看来，三人Beyond更像严格意义上的摇滚乐队。“四人Beyond时期，家驹的音乐和创作占据主导，其他人都过于依赖他。家驹去世后，剩下的三个人迅速成长起来，形成了不同的音乐理念和风格。” 黄贯中说：“我不相信今时今日Beyond的东西对每一位成员会是百分之百纯自我的发挥，玩了这么多年音乐，我认为大家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就算是兄弟死党，感情如何要好，在家里也总会有一个角落是属于你自己的，又或者至少有一个盒子是私人的，只有自己才可以打开。以往家驹曾表示过想出版一张纯吉他碟，其出发点是相同的，因为纯粹以个人名义做音乐的话，所背负的自然没有那么多，掣肘亦不会太大。你再不需要其他人同意，也不用担心市场问题。如此便能随心所欲，做自己认为最好的，而唯一要负责和交代的，是你自己。
理想，人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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