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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06-05-15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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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狼能听到
发表于：06-05-15 23:12
闲看水浒――字缝里的梁山规则与江湖世界
这本书很好看，新见与妙语叠出，读者一翻便知，无须作序者多嘴。作者留给我插嘴的空间是：介绍贯穿本书的一条重要逻辑――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我的介绍重复了一些已经发表的文章的内容，还有些枯燥，读者若感觉不耐烦，不妨跳过直接阅读正文。
讨论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最关键的一个词是“血酬”。
血酬是流血拼命换来的钱。土匪军阀依靠血酬过活，正如劳动者靠工资过活，地主靠地租过活。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同样是卖命抢劫，抢百万富翁当然比抢贫下中农合算。在这个意义上，梁山好汉吃大户打土豪的行为，其实是在追求血酬最大化，与道德标榜并无直接关系。
拿性命换钱是否合算呢？这要作具体分析。我见过一句暴民的口号，灾民吃大户，抢粮食，他们在旗帜上写道：“王法虽重饥难忍”。土匪抢劫，按律当斩。饥民冒死抢劫，是因为走这条路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显然，他们觉得拼命合算。一般地说，上述计算的实质是：为了活命，可以冒多大的死亡风险？为了获得生存资源，可以把资源的需求者伤害到什么程度？这是极其古老的权衡计算，别说哺乳动物了，连爬行动物都懂。
从血酬的角度看问题，土匪和军阀都是血本家。梁山好汉的头领们也是血本家。他们的老本是武器弹药和士兵喽罗的性命，他们掠夺搜刮之所得，扣除成本之后，就是血本带来的血利。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官爵往往可以作为利益的衡量标准，作为血利的一种存在形式，于是我们看到了“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血本经营策略。
秦国曾经建立了严密的军功制度，敌人一颗首级，换取一级爵位。最低的一级是“公士”，赏赐田一顷，宅五亩。第十九级就封侯了，“关内侯”。二十级为最高级，“彻侯”。这套贵族制度，其实是血本经营中的激励机制。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暴力团伙进如锋矢，战如雷霆，在首领的指挥下破六国，打天下。历代王朝打天下都要离不开这套制度。
暴力最强者打下江山，坐了江山，然后立法定规。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皇帝是暴力集团的头子，贵族们则是协助他打天下共同创业的股东。
最强大的暴力是如何获得的？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最大化的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这个道理，我们其实早就懂得，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罢了。试想，假如及时雨宋江和黑旋风李逵分别招兵买马，我们愿意跟谁走？我肯定跟宋江走。比较起来，宋江更善于抓住外部的机会，更能掌握内部的公正，这是领导暴力集团发展壮大的关键本领。
以上就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及其相关制度。
我们很熟悉物物交换的逻辑，大家兜里的货币就是一般等价物。我们也熟悉以劳动换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多数人循此养家糊口。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逻辑与这两种逻辑有什么关系呢？
这三者之间并不矛盾，但又有所不同。
劳动本身就是生命的活动，劳动挣钱即是生命与生存资源交换的一种特殊形式，这是不矛盾的道理之一。在以物易物的现象背后，一定隐藏着一项条件，即白拿或抢劫是有风险的，闹不好还有生命危险，交易反倒比白拿合算，这是不矛盾的道理之二。不过，一旦破产失业，到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境地，抢劫拼命的生存机会比较大，原来不合算的选择反而合算了。这种逻辑，即以命相搏，以暴力获取生存资源的逻辑，是前两条逻辑所不能包容的。应该说，直接由这种逻辑支配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好社会。前边已经说过，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抢对象的价值。行使暴力并不能创造财富，这是破坏，不是建设。这是破坏力，不是生产力。
最后再说说这本书。
我参加过毛泽东发动的评《水浒》运动，写过许多评论文章，有一年我们的高中语文考试就是评《水浒》。这种经历很令人反胃。读评《水浒》的文章，在生理上就不舒服。不过，这本书我读得津津有味，常常感到眼睛一亮。我觉得砍柴选了一个贴切的解读角度，说不定还是迄今为止最贴切的角度。从这个角度解读《水浒》之类的作品，丝毫没有令人反胃的方枘圆凿之感。
但是，这只是初步的成绩，前边仍有继续解读的广阔空间。譬如，梁山好汉的座次到底是根据什么排的？更宽泛地说，历代王朝如何分封功臣？如何分配官爵？战功、山头、资格、谋略、勤勉、人缘、名望、职务、超自然能力、与首领的关系、出身和血统，等等等等，这些要素在分配中各占多大的权重？这是一个大问题。在理解中国历史的方面，这个问题的地位，就好比“市场如何配置资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千炖豆腐万炖鱼。砍柴，别上斧子，快上山吧。我们要健康，还要美味。
第一部分，江湖的控制术
[那些常在赌局上坐庄的人，往往没有那种气吞山河之势，但他们能控制整个场面。因为他们有着比单纯赌技更高明的智慧。
江湖上有各种门派与山头，他们都在同一环境中就食，因此安内和攘外同样重要。做领导的想到是如何控制自己的团队。一般成员想到的是如何在集团分层中处于有利位置。]
1、 梁山的“山头”
2、宋江、刘备、唐僧的“无能”之能
3、王伦本可不死
4、假如晁盖不阵亡
5、谈梁山公司被收购
6、从卢俊义擒史文恭说起：“二把手”生存之道
7、从唐僧领导艺术再谈庸才领导天才
8、再无梁山栖宋江
第二部分：赌生存的机巧
[不是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赌徒，但是命运的安排，有时你不得不赌，否则就不能生存。在此情况下，无论天堂和地域，他的眼里，全是赌场，为了生存只能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押了上去。宋江冒着血海干系送信给晁盖，此时他已将小吏的职位去赌更大前程。发达与死亡系于一线之间]
1、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2、小吏的能量
3、小吏毕竟是小吏
4、从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谈起
5、那些失败的生意人
6、大宋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7、由宋江的“反诗”说文字狱
8、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9、古老的“做局”艺术
10、为人做嫁衣的小人物
第三部分：避免黑暗伤害的指挥
[公道在哪里？这是许多梁山人在苦厄、冤屈面前的呼喊。
头上三尺有神明，总希望有一个上天用一双闪电般的眼睛看着世间。可连李逵这样的粗野汉子也知道朝廷的条例只是一张废纸。]
1、 从 “常例”说“黑讼”与“黑牢”
2、宋江在监狱中的地位
3、铁牛哥哥眼中的法律
4、董超、薛霸的象征意义：朝廷送人上梁山
5、官军为何不如民团
6、两类“吃人”的比较
7、匪性和奴性的结合
第四部分：情欲的罪与罚
翻看《水浒》和《西游》，我们却很难看到真正的爱情。但《水浒》却写了许多奸情和肉欲。
对于宋徽宗和西门庆这样的男人来说，情欲仅仅是他们成功后的点缀和衬托，对李师师和潘金莲这样的人来说，姿色只是他们过得更好的资本而已。
1、民间歌谣与传言
2、 两个失败二奶的教训
3、大宋第一“二奶”李师师
4、皇帝偷情是风流 草民偷情是罪过
5、扈三娘：卿本佳人 奈何从贼
6、王婆说风情的“智慧”
7、顾大嫂的母性之爱
第五部分：末路时的决断
《水浒》中的人难道都是天生的罪犯吗？杀人放火的悟空也能成佛，是否意味着放下屠刀的任何人都能成佛？
每一个人上梁山的路，都是那样曲折。梁山并非天生为某些人准备的。
宋江、吴用这样的聪明人最后下场凄惨，而李俊等却在海外逍遥。同样用命赌未来，却有技巧的差别。
1、英雄末路、小吏末路和贵族末路
2、 两个孤独者的伟大友谊
3、武松的品牌和十字坡的规矩
4、李逵悟空的顽童性格
5、戴宗和燕青做间谍水平之比较
6、中土难安身 夷邦求立命
7、公孙胜的标本作用
8、家庭到朝廷，无可冲出的罗网
9、杨志的买官、卖刀与渎职
结语： 天道无常 谁人可替？
透过《水浒》，看到的是一场场为了生存和命运的赌局。
有的人天生好赌，如宋江、李逵等；有的人不得已而赌，如林冲、杨志等；有的人半推半就地去赌，如呼延灼、关胜等；有的人是应为看到别人赌的红利，便随波逐流地去赌，如三阮、刘唐等人。
不仅江湖上的人好赌，朝廷上的人何尝不是这样？弄臣高俅在赌，太师蔡京在赌，忠臣黄文炳和宿太尉也在赌。
要问庙堂江湖路几程，天涯只有咫尺遥。
无论聪明和愚钝，总是要计算风险与收益之后，才将赌资押上去。
有人用财产去赌，去买官去送礼，如阳谷县县令以及杨志等；有人用自己的特长去赌，如宋江的权谋、吴用的智慧、林冲的武艺、公孙胜的法术、戴宗的长跑术、高俅的球技、李师师潘金莲的色相；有人是用良心与友谊去赌，如出卖林冲的陆虞侯等；有人是借用朝廷的权力去赌，如董超、薛霸那样的公人。但最后一点赌资，就是身体和生命。
他们赌的目的和天下赌徒毫无二致，就是赢、赢、赢，但由于运气、赌技和智慧不一样，最终的结局也不一样。有人机关丧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有人见好就守，及时抽身。
说《水浒》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出名的一部，应不是夸奖之词。无论大家鸿儒还是贩夫走卒，中国人几乎没有没听过水浒故事的。为什么这样一部面描写市井人物的小说有如此的魅力？我想大概是《水浒》揭示了古代中国人生存赌局的无奈与悲凉。
这种赌是掷骰子，赢了的赢者通吃，输了的血本无归。赢的总想继续赢下去，输了的老想着咸鱼翻身。因而赌局中总是充满着诡秘与血腥。
如果不是赌骰子而是打桥牌下围棋会怎样？赢的只是数目、数分的优势，输的也非一排涂地，下一次还能在友好气氛下开始新局。
但在赌的方式没有完全改变之前，《水浒》字缝间，还是透出许多有用的信息。――原来人生的赌局中，是大有学问的。
对梁山和猴山说声“再见”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度过的，在那里书籍和食品一样匮乏。在我小学五年级时，从一位当过小学老师的叔叔那里借到了本残破的小说――《水浒传》我记得《水浒传》中似乎在开始还印着“揭露投降派宋江”之类的黑体字，现在想起来这应该是“文革”末年的版本，在全国人民评水浒的热潮中赶印出来的。
年少懵懂的我自然不知道这本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也不知道《水浒传》从问世以后遭受的毁誉沉浮。它曾被一次次翻印，一次次删改，一次次禁毁，一次次被从政者利用或诠释。。。。。。。这本书，在一个政治早熟的农业国家，在一个官场规则通吃一切的社会，它们从来就不是作为两本简单的小说而存在。
当然，这些东西是随着眼界的开阔、年岁渐长而逐步明白。当时那个山村的男孩，对这两本书唯一的感觉就是好看、有趣。
我如饥如渴地阅读着，也一点点沉浸在水浒的好汉世界中。我不敢相信世界上还有高太尉那样的坏人，也对武松从容杀了十几口人还在墙壁上留名感到恐惧；喜欢李逵的率真和“杀将去”的口头禅，甚至在受到大孩子的欺负时，恨不得自己有两把板斧，砍了那个“鸟人”。
我想很多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梁山好汉的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爽以及快意恩仇的痛快，因为它符合一个半大孩子青春期的梦想，符合不谙世事的少年对成人世界的种种想象。
后来，山里的孩子长大了，山里的孩子走出了大山，认识了很多人，碰到了很多事，读过了很多书。再一遍遍重温《水浒》、不仅对年少时的“水浒”、情结有种较为清晰的解剖，阅读起来也没有当年的如饮甘霖，而是有一丝丝沉重。
梁山聚集的是一帮叛逆者，他们无君无父，无老无少，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玩就玩有仇报仇有恩报恩本领高强义气为重，他们不服世俗权力的管辖，不受礼法的约束。这是个快乐的乌托邦，也是青春期孩子心中的天堂。民间有种说法：“少莫看水浒”，其原因是水浒中的梁山好汉们，不遵循国家的律法，不守社会固有的秩序，不在乎通行的善与恶、美与丑的标准，这样一个世界，会助长孩子们的反叛性，从而阻碍孩子们顺利长大、顺利融入成人世界的步伐。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正如宋江、李逵们最终被招安，叛逆的孩子最终会长大，会变得成熟和世故，像他们的父亲一样担心自己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
梁山的规则就是“板斧”说了算，即由暴力最强者决定一切，这里没有博奕没有谈判也很少有妥协，用动物界推选猴王的规则建立集团秩序。其中的合纵连横、巧用权谋也是以暴力为后盾，宋江、吴用乃至李老君的智慧无非使暴力的使用更经济、更节省成本而已。
《水浒》的世界里，无论是政治生活、司法活动、经济活动乃至婚姻家庭中，读者看到的是处处不公正，处处由权和钱说了算。蔡太师权倾朝野，于是他的儿子、女婿们都能做大官；高俅因为是皇帝的亲信，从一个泼皮升为太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连他的干儿子、堂弟及堂弟的小舅子也跟着作威作虎；几乎所有的官司都是黑幕重重，靠权力和金钱来左右诉讼的输赢；做买卖的要么巴结官员寻求保护，要么就做杀人害命或者走私的勾当。在上梁山之前，权力和金钱就是李逵的两把板斧。百姓和小吏、小吏和小官、小官和大官、大官和皇帝之间发生争端，决定输赢胜负的不是理也不是法，而是彼此所掌握的暴力资源。整个大宋似乎由大大小小的梁山构成，奉行的就是“该出手呀就出手呀”，出手的自然不是法也不是理，而是钱、权或者拳头和斧头。
梁山人中许多是被迫为寇的，但他们的组织结构和朝廷无异，他们的行事原则和官场无异。如果李逵不是做游戏而是真的坐衙寿张县，当了县太爷，他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公正么？显然不能。如果宋江真的能打到东京夺了皇位，世上就没有高俅、蔡京么？显然不会。因为从刘邦到朱元璋，历史已经一次次证明，奴隶做了主子，往往比以前的主子更狠。
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那么多逼上梁山的故事，看到那么多的冤屈与不平。他们最终寻求解决的路子无一不是以暴易暴。而梁山上的权力分配，依然由这种规则决定。王伦对这点认识不清，面对势力远远强于自己的“生辰纲抢劫集团”，还摆出主人的架子，所以他被火并；宋江和晁盖以兄弟相称，但要顺利做老大，必须一点点收罗各路英豪，逐渐地培植自己的势力。
最后，宋江、李逵们离开他们的梁山，但走入了另外一个梁山，悟空离开了自己的花果山，但走入了另一个花果山。梁山作为一个暴力集团，没有能力吞没另一个更大的暴力集团――大宋王朝，不得已被更大的暴力集团收购。强盗成了政府军，奉命去吞并另一个暴力集团――方腊，最后暴力相互抵消，剩下残兵败将回东京，还被大宋王朝用各种手段收拾掉。
《水浒》中处处讲“忠义”，。但我从中看到的真正属于“忠义”的很少，看到的是暴力比拚，赢者通吃。
《水浒》之所以从诞生以来，在华人中有如此大的影响。我想和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的历史规律、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不无关系。我们的祖先造字组词很有智慧，将做强盗说成“落草”，将强盗说成“绿林人士”和“草莽英雄”，这种命名大概不仅仅因为强盗总藏在深山中，也许还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处事原则更接近人类的共同发源地――大林莽中的诸多动物，动物抢食物时靠力量来决定一切。人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按照丛林规则分配资源、确定秩序的。战争是政治活动的最高形式便是这一规则的最佳解释。这种规则带来的是血腥和残酷。往往如李逵的板斧，不论官民都砍瓜切菜般杀将去，具有极大的破坏性。
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总陷入“分合”与“治乱”的循环，总坚守“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总上演“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连续剧，在一次次的王朝更替中，生灵涂炭，山河哭泣，经济与文化出现大倒退。人们一次次满怀希望地迎来新主人，却又一次次失望，人们发现新主人奉行的依然是“梁山规则”，他们生活的依然是“水浒社会”：用武力决定一切，用暴力控制一切。顶多在“天道”等外观的装饰艺术上有所差别。
随着人类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类也一直在寻求建立起突破“丛林原则”、“猴山结构”的社会。因为暴力代替暴力，人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最后在暴力的相互碰撞、相互抵消中，很难有最后的胜利者。于是，人类学会了谈判，不仅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在政治权利的分配上同样引进了谈判的方法。让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人走到一起，不是打仗而是开会，在开会中互相让步、妥协，最后达成一个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第一回史进出场时说：“一部书一百单八人，而为头先叙史进，作者盖自许其书，进于史矣。”金氏可谓慧眼，《水浒》就是一部史书。如今当我阅读《水浒》时，心中充满着对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悲悯。如果林冲被陷害后，能有合理的救济渠道，这位才干出众真心耿耿的职业军人不会上梁山；如果潘金莲能够支配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她也不会沦落为毒害亲夫的罪犯；武松如果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武大讨个公道，他也不会举起复仇的尖刀；如果梁中书等人的收入暴露在阳光下，而不是通过搜刮民脂民膏来孝敬太师，晁盖们也很难认为自己的抢劫行为是正义的。。。。。。我知道，这一切没有如果，我们的历史总是这样一次次重复着《水浒》的故事。
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并非天生就是土匪和奴才，一百多年来，尽管有外敌入侵，也有内战纷纷，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求告别梁山和花果山的路径。推翻帝制，首造共和，许多仁人志士在找这条路；反对独裁，追求民主，一代代中国人在找这条路；提倡法治，反对人治，高层和民间的有识之士也在寻找这条路。一个有着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治国者和被治者都会有种惰性，有种路径依赖，因此在迷雾与荆棘中，找到这条路也许会比别的民族更要艰难一些，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当有自信，民主与法治并不是特定民族才能享受的奢侈品。
新的宪法修正案加了9个字：“国家重视和保障人权”。“人权”之所以和“猴权”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一个人不论贫富贵贱，他的一些天然的权利不能让渡，他作为人的起码尊严应该得到尊重。只有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由暴力最强者任意设定或修改规则，林冲那样的人在法律面前才可能和高太尉享有一样的权利，那么就难以有林冲的悲剧，也就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要实现执政党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不二法门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公民、任何集团、任何党派、任何组织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法治中国和建设政治文明最起码的要求。
阅读《水浒》的同时，我拉拉杂杂写下了一些读书笔记，这无非是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的所思所想，这些所思所想凌乱而无规则，有些观点未必经得起推敲。但我认为思想无所谓绝对的正确错误绝对的积极消极，我只是一点点把它记录下来。我要特别感谢吴思老师，他是我在新闻界的前辈，也是作为一个新闻人学习的榜样。他的几部著作开启了我的思路，开阔了我认识世界认识历史的视野。我也要感谢许多熟悉或陌生的网友，我于天涯网站首发了几篇读书笔记后，一些朋友给了溢美之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使我有信心一篇篇写下去，直到现在这个模样，朋友们也指出了文中许多硬伤和低级错误，可能使成书后留下的笑柄减少了很多。在此一并感谢。
我期待着大家的进一步批评指正，我更想说的一句话是：写这些东西只是想表达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朴实愿望：
再见，梁山和花果山。
第一部分，江湖的控制术
那些常在赌局上坐庄的人，往往没有那种气吞山河的赌与博之气势，但他们能控制整个场面。因为他们有着比单纯赌技更高明的智慧。
江湖上有各种门派与山头，他们都在同一个环境中就食，因此向内清理门户向外扩大本门实力同样重要。如何控制自己的团队？如何在集团分层中处于有利位置，并能一直往上走而非相反？
宋江一小吏，他能坐在忠义厅的第一把交椅，奥妙何在？也许很多人不喜欢宋江这样无趣的人。但任何人不是无缘无故能坐上头把交椅的，宋江这样人物的成功在于及时恰当地整合一切有利于自己的资源。
在政治早熟的中国，权谋之术几乎渗透到人的血液。英雄总是气短，具有人性之美的顶天立地的汉子，往往是权力场上的失败者；而无数不可爱的男人，却能一步步走上去。这一切，不能仅仅用厚黑二字可以解释的。
1、梁山的“山头” (插图:22册第7页、第10页)
梁山泊排定座次后，宋江名正言顺地当上了梁山的老大，他便立即为自己和梁山人找出路，打出了“招安”的大旗。让乐和唱《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时，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
李逵也大叫：“招安，招安，招甚鸟安！”
鲁智深说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三位刚烈的汉子同样反对招安，可是宋江对他们三的言语完全不一样。对李逵是“大喝道”：“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理！左右与我推去，斩讫报来。”而对武松与鲁达却是这样说的：“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来冷了众人的心？”“众兄弟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清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对李逵的呵斥和对武松、鲁达等人的安抚解释就可看出水浒的“山头”，对同样火一样性子的李、武、鲁，宋江的表现亲疏有别。李逵是家奴，是宋江在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招安大计，宋自然很伤心，而且对家奴大声呵斥不以为过，还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给心中还反对招安的人看看。当然宋江知道别的弟兄会替李逵求情，他也会就坡下驴，你以为他真的会杀自己最管用、最忠诚的打手么？而对武松、鲁达这两个二龙山来的头领，他只能安抚，因为二龙山人马和梁山人马近似一种联盟关系。一家小公司和大公司合并成一个新公司而已，大公司不可能完全控制小公司的高层人士。
梁山人马的基本构架是“一大”加“四小”。“一大”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青州的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和华阴的少华山，这好比是中央根据地和其他地方根据地的关系。后来为了营救孔明，“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众山归水泊是实，然而“同心”却未必。众山会师同归梁山，是为了生存，免得被政府军各个击破。他们和梁山有共同的利益――即活下去，但同样有一些分歧。作为中央根据地的老大，宋江有更长远的政治追求，显然不是李忠、周通那样仅仅为了过着有银子有美女的日子。而且招安之后，宋江、吴用等作为主要人员也许能进入皇帝的视野，而他们作为一般的跟随者，命运如何更未可知。尤其是武松、鲁达这些和原来体制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一帮人。
归附梁山的四山中，二龙山的实力最大，他们的头领是鲁智深、杨志、武松、曹正、施恩、张青、孙二娘。鲁、杨、武三人名望很高，更兼武艺出众，是真正的重量级选手，不亚于原来梁山的任何一员战将。因此在梁山排座次后，这股势力在四个地方根据地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鲁、武、杨都进了三十六天罡，军衔较高。且在职务分工中，分充了先锋使和步军头领。其次就是少华山，头领中的史进、朱武、陈达、杨春中，史进进了三十六天罡，朱武成为七十二地煞之首。桃花山势力最弱，李忠、周通不但武艺平平，而且一人吝啬，一人好色，被江湖人瞧不起，只能排名靠后，在梁山上基本失去了话语权。白虎山从一开始就可算成梁山的支系，头领孔明、孔亮是宋江的徒弟。宋江除了权谋过人外，在拳脚、棍棒方面的造诣实在有限，他指导出来的徒弟能高明到哪里去？这股人马的势力可以忽略不计。
鲁智、武松深、杨志对梁山一直保持某种自觉的疏远。杨志因为晁盖、吴用等人劫了生辰纲而受到连累，不得不逃亡，因此他对梁山诸人，如朱仝对李逵一样，有某种难以释怀的心结。而且相对梁山前期以地方恶霸、流浪汉等底层人物为骨干相比，鲁、武、杨三人具有相似的经历、共同的语言，鲁为提辖，杨为制使，武为打虎英雄兼都头，其名望不在一个小县押司宋江之下。他们不象阮氏兄弟、刘唐一样，能主动爽快地做强盗，而是不得已上山逃避。归顺梁山，是因为慕容知府和呼延灼即将大举征剿三山，凭他们的力量难以抵挡官军。如果他们早想去梁山，何必推迟到此时？柴进庄上，宋江对武松极力拉拢，鲁智深相交最厚的兄弟林冲早就上了梁山。
当杨志提出请宋公明前来帮忙时，鲁智深的一席话饶有意味：“正是如此，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会。众人说他的名字，聒得洒家耳朵也聋了，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以致天下闻名。”在盛赞之下，包含的是一种怀疑。世人皆曰善未必是真善，鲁智深故说“想必”是个真男子。到了梁山后，鲁达、武松确也一直坚持相对独立的行事风格，尽量避免和宋江的人马过多的混在一起。
而在梁山原来的人马中，也是派系林立。林冲这位既有武艺，又有智慧而且善于决断的独立人士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在感情上他更亲近晁盖的人马。柴进从情感上亲近宋江，但他的出身觉得不可能像李、戴那样成为宋江的奴才。和晁盖一同起事的人中间，吴用这位智多星审时度势，和宋江结成了利益联盟，阮氏三兄弟、刘唐是晁盖旧部，晁死后不得已归于宋江，但未必对宋江忠心耿耿。最后归附的一股势力卢俊义、燕青、蔡福、蔡庆和宋江基本上处于平行的结盟关系，不存在彼此的控制。即使是江州劫法场后、白龙庙小聚义的那些人马，也非全部是宋江的人马。在揭阳岭碰到的李俊、李立、童威、童猛四个地方恶霸也是依宋江之名望壮大自己，对宋江的招安选择，一直心存怀疑。宋江真正可以依仗的，除李逵、戴宗外，重量级的选手就是花荣、张顺、张横、雷横、朱仝。他在刺配途中收容的燕顺、郑天寿、王英、吕方、郭盛、薛永等人，才具平平，不但没法和二龙山的人马比，连与少华山的相比，都逊一筹。
当众山人马上了梁山后，表面上兵强马壮，但彼此的关系更加复杂，山头更多。从宋江三打祝家庄后，他一直留心罗致朝廷的武官。在“文革”全民评水浒时，这番行为被斥为“做投降的准备”。――撇开“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因素，这种评价是很到位的。如果不改变梁山的队伍构成，不但“招安大计”无人附和，就是那些不同出身，分属不同山头的各位好汉，都难以摆平。排完座次后，梁山表面上处于最兴盛的时期，这也是宋江和朝廷讨价还价最好的时机，如果再拖下去，各个山头的人矛盾显现出来，宋江仅仅凭自己的权谋、凭戴宗、李逵、花荣等人，是难以控制住局势的，到了那时宋江能否说了算，都很难预测。因为不但二龙山的鲁达和少华山的史进以及桃花山，更是亲近，原梁山的林冲有可能偏向二龙山，除了他和鲁达是真正的兄弟外，他的徒弟曹正也是从二龙山起家的。因此招安这件事，人多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太早做不得，太晚也做不得。
招安后宋江等人奉诏征辽、征田虎、王庆、方腊，不仅仅是朝廷利用外寇和反贼削弱梁山的力量，也可看成宋江在征战中削弱非嫡系人马。一百零八将中，第一个阵亡的是梁山的“超级元老”宋万，属王伦时期的重要人物，这决非闲笔。征方腊后，三分之二的人马阵亡，跟随宋江回东京的十二名主将（属三十六天罡）中无一人是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人马。这十二人中，阮小七属于早期晁盖的下属，卢俊义、吴用和宋江是同盟关系，其他的关胜、呼延灼、花荣、柴进、李应、朱仝、戴宗、李逵都是宋江真正的嫡系。宋江的嫡系阵亡比例最低，难道是偶然的吗？
其实在征方腊的过程中，各山头的矛盾已逐渐显露。李俊等人太湖小结义，早选好了退路，最后出海南下，去了泰国。杨志、林冲、鲁达在浙江病死或圆寂后，武松执意要在六和寺出家，一是表明和朝廷、和宋江决裂，二是表明在当地守住与鲁、杨、林的情分，守住二龙山兄弟同生死的誓言。而燕青在征辽途中的双林镇，就设计好后路。与晁盖、吴用同出江湖的公孙胜，一直就对宋江若即若离，几次要远离梁山的山头之争，征方腊后回家修行。
真正死心塌地跟宋江回来的就是花荣、李逵、戴宗等人。等宋江、卢俊义、戴宗、李逵死后，吴用和花荣在宋江、李逵坟前自缢身亡，与其说他俩在大树倒后害怕朝廷清算，不如说是后悔。吴用和花荣在宋江的事业中，出力很大，吴用为此还背弃了晁天王，将宋江看作能依托成事的主公，最后兄弟们死的死，逃的逃。恐怕吴用都没有勇气隐居江湖，和还苟活的梁山人交往，只有一死了之。
一部水浒，直到结束依然可以看出梁山原先种种的“山头”。
2、宋江、刘备、唐僧的“无能”之能
插图：（水浒连环画12册92页说明 ：装疯在粪堆中乱滚的宋江的“窝囊”）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而唐僧呢，斗妖除魔的本事不但不济手下的三个徒儿，连胯下的白龙马都不如，身陷险境时，唯一能做的是念救苦救难观世音的名号或者叫“徒儿快来救我。”
宋江以群盗之首招安拜将；刘备三分天下；唐僧取得真经，功德圆满。三个“无能”的窝囊废最终成就大业，究竟是造化厚他，命该如此？还是别的原因？
其实我们仔细一分析，三人都具备“无能”之能，即个人的文武之资质未必出众，但有驾驭群雄、审时度势、借力打力、合纵连横的出众才能，更掌握一种要登堂入室、脱离草莽而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而这些才能和资源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背景下，往往能克服自身的文才武略之不足，脱颖而出。
先说驾驭群雄、审时度势的才能。宋江广收天下英雄，积累了雄厚的人脉关系后，最后因为浔阳江头题写了反诗，在法场上被众兄弟劫了后，终于决心上梁山。此时上梁山正是恰到火候。如果杀了阎婆惜就上梁山，他无非是林冲那样避祸上山，虽然有大恩于晁盖，但终不免寄人篱下的味道。等到白龙庙小聚义时，再上梁山，自己搜罗的新人马已经超过晁盖的旧部，此时上山不再是投奔，而是两支部队在江西的九江胜利会师。宋江被晁盖等人救出后，对晁盖的表白：“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共生。”――首先撇清自己的功劳，并非空手上山，而是有功于梁山，其次再撕掉当初满口忠孝，不反官府不违父命、不从草寇的面纱，表达了铁心从寇的决心。如果宋江再晚上梁山，如卢俊义那样，梁山事业进行得如火如荼，再上梁山有投机的嫌疑，而且无尺寸之功，甭说想代替晁天王，即使想坐第二把交椅，恐怕梁山众人都不会服气。宋江有吏的手段，吏的通达精明，其驾驭群雄之能力，远超晁盖，而晁盖徒有匹夫之勇和江湖义气。
刘备从一个卖草席的破落皇族起家，本钱没法和挟天子以令诸侯、文武都有盖世之能的曹孟德相比，就是和守父兄之业、多谋善断的孙权，似乎也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刘备选择的策略完全是基于自身条件，套用一句流行语：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先不断地依附群雄，他曾依附过刘焉、卢植、刘表等人。在此期间不断网罗了关、张、赵、诸葛等武将谋士，最后时机一到，自领益州牧，玩了个空手道，骗取了天府之地。此时便可和曹、孙一决雌雄。
唐僧能驾驭群雄的东西最具有物化的特征。――其实现实生活中老大驾驭众兄弟和这个和尚管教一般杀人放火出身的徒儿手段差不多：胡萝卜加大棒。胡萝卜就是恩惠，唐僧把悟空从五指山下救了出来，接着用悟空之力收编了八戒、沙僧，自此在徒儿面前，唐僧一直有种道德的优势，即师傅是你们的恩人。但降服这些魔鬼出身、本领高强的徒弟仅仅靠恩情显然不够，他还有观世音给的最厉害的一个东西――紧箍咒。俗世间的老大驾驭众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或宗教教义、或利益、或胁迫。如忠王李秀成的老母留在天京为质，朱元璋大将出征后，必将家人留在大本营。一手硬一手软，这是老大们干大事从古到今必具的两手，作为暴力集团，最终决定老大权威和威慑力的，是道德优势加紧箍咒。
宋江、刘备、唐僧作老大除了以上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本钱就是其政治资源。这些资源在皇权社会里包括道德、礼法甚至谶言等等。
先说宋江刚刚上梁山，他就申明了自己作为造反头子的“天然资源”。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所应的就是我宋公明，上天叫我作造反头子，这便是天然合法性。再加上九天玄女授兵书，梁山石碣排定的座次这些把戏，更是强化老大的合法性。中国造反者都喜欢这套神秘的愚人把戏，从“陈胜王”，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一直到洪秀全装上帝次子的鬼把戏，都是如此。不过造反的天然理由和天命所归的理由并不完全相同，强盗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成为“万民之主”必须有一个合法性的转移。陈胜能首先造反，但天命却应在另外一个斩白蛇的造反者身上，刘福通等人起事，但成功者是一个小和尚。宋江具有造反头子的合法性，但他不愿意在造反这条路上走到黑，必须漂白自己，最终修成正果。那么只有两条路――打下东京当皇帝，梁山还不具备这个势力，只有受招安，当大官了。宋江一旦确定了招安的目标，那么必须舍弃“播乱在山东”这样的“天命”，进行革命方针的转移，那么此时的道德资源就是“忠义”――而且忠必须在义之前。从“播乱”到“忠义”的蜕变，便是“造反”到“招安”的理论准备。宋江非常明白理论准备之重要，在排定座次后，推行“忠义”之说，使他掌握了主导招安的理论和道德制高点，最后使招安水到渠成。
刘备最大的资源就是他的DNA和汉高祖刘邦发生关系。尽管经过几百年，那个不事产业的流氓刘邦的DNA，到了这个父亲早亡、流落为小商贩的刘玄德身上，已经稀释得所剩无几了。但在群雄并起、霸道横行的汉末，皇室之后还是一面很管用的旗帜。你看刘备和张飞、关羽刚见面，就亮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我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三人合伙做生意，组成一个黑社会性质的公司，虽然关羽、张飞武艺比刘备高得多，但比起杀猪的翼德，推车的云长，汉宗室旁支的旁支的旁支刘备，其无形资产依然使他最具备做董事长的资格，自然，桃园三结义只能由刘备做老大，――公司这一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白帝托孤，尽管在公司漫长的经营中，董事会成员越来越多。
刘备知道自己一穷二白，要感出点名堂，唯一拿得出手的资本就是“汉中山王之后”这块招牌，所以在《三国演义》中我们看到无数次刘备像祥林嫂那样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汉宗室身份。初出江湖，募兵去投幽州太守刘焉，“玄德说起宗派，刘焉大喜，遂认玄德为侄。”――最后这块招牌擦得越来越亮，直到和汉献帝论宗派，成了“皇叔”，那就更不得了，其正统的合法性更无人质疑。――其实连皇后都保不住的傀儡汉献帝，（曹瞒传：公（操）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跣足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有个带兵的宗室名义上支持自己，甭说皇叔，就是“皇爷爷”他都愿意相认。就因为他的刘氏血统，于西南一隅称帝，不是割据而是复兴汉室，人中之龙的诸葛亮不辅佐占据大半个中国的曹操，也不投奔有东南膏腴之地的孙权，而是在刘备无立锥之地时，因三顾茅庐出山，不能不说孔明先生也看好“刘氏宗室”的潜在价值。曹操封魏王，加九锡，但就是不敢称帝，当手下人劝进时，他说：“若天命归我，我当作周文王。”显然，统一了北中国的曹孟德非常明智，自己称帝就把以前所做过一切，包括在百姓心中积累的民望几乎全部抵消，这是桩不合算的买卖，而他的儿子曹丕则无历史包袱，但还是搞出个“禅让”的把戏，让献帝自己承认：“天命不于常，惟归有德。汉道陵迟，世失其序。降及朕躬”。曹氏两代人处心积虑要克服的合法性难题，对刘备而言，根本不是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DNA，这世道就是如此不公平。
唐僧的道德资源便是奉旨取经。――虽然历史上的唐玄奘去天竺取经是非组织行为，在边关九死一生才得以偷渡出国。但到了小说家的笔下，不能不做一改变，否则凭什么唐僧有资格做老大？于是在《西游记》中，唐僧成了状元陈光蕊的遗孤――以显示血统高贵。唐太宗为回报从阴曹地府的还阳，选拔了大德高僧玄奘。得到皇帝的恩准取经，那么唐僧就具备借用一切力量的合法性，可以让观世音帮忙，可以驭使有七十二般变化的孙猴子，那么唐僧取经成功后，成为第一大功臣，修成正果，成为旃檀功德佛理所当然。
3、 如王伦接纳晁盖是否会被火并？
（插图：《水浒》第7册106页）
书生大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聪明。聪明自然不是坏事，但聪明分三六九等，像王伦这样的落第书生是小聪明；像黄巢、洪秀全那样的落第书生是大聪明。
晁盖等八人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后，王伦得知以八个乡间匹夫，就能将何观察等一干官军杀得屁滚尿流，其勇其智让王伦心惊胆寒，他担心晁盖等人取而代之不是没有道理的，想拒绝晁盖入伙，礼送出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方法。但其不智之处就是他只具备小聪明，他没有想到，以晁盖、吴用等人有敢劫当朝第一权臣的生辰纲的胆量，有打败何观察的智谋，其心狠手辣的程度什么事都会做出来，他竟然毫无防备，以
“显规则”来处理晁盖难题，――即用“五锭大银”送给晁盖等人，并谦称：“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依世上的一般办事规则，王伦做得够意思了，招待好吃喝，再给盘缠，而山寨是我的，不接纳晁盖等人也是自己的权利。
王伦的悲剧是，自己做了强盗可还以书生的手段来办事，使点书生的小聪明，反而更容易自取其祸。绿林就是大森林，盛行的是赤裸裸的暴力至上原则，当然加上智谋的暴力就更厉害。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成王败寇天经地义。做了强盗的书生往往比李逵、鲁达这样的武夫作强盗更让人提防，因为书生读过书，有计谋，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别的强盗更害怕他们，逮住机会就会消灭他。而李逵这样的强盗，一旦有个主人降服他，就会愚忠到底。可惜王伦没有参透这点。
对于晁盖的来投，王伦只有两种选择，但这两种选择要么不做，要做就做透、做彻底。第一种选择就是一开始就不接纳他们，既然搞武大郎开店，压根儿就不让武二郎进店。可当时他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领着一班头领，出关迎接”，他作为山寨之主，连对和梁山泊相距不远的郓城县，出了晁盖、吴用这样能力出众的大盗们的基本情况都不了解，匆匆忙忙、毫无防备地引狼入室，显然是脑子进了水。王伦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和他心胸狭隘、目光短浅有直接关系。在晁盖等人投梁山之前，林冲一人来投梁山，对走投无路的林教头，他都不敢接纳，几番刁难，让他三天之内杀个人做“投名状”，这等胸襟如何能干大事？因为当时林冲对他没有直接威胁，一个家破人亡的丧家之犬，给他一个栖身之地，他会感谢莫名。特别是自己在梁山已经营日久，林武师一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掀不起大浪来。若如宋江那样办事，笼络林冲，林冲会成为自己忠心耿耿的属下，再团结好上宋万、杜迁、朱贵等人，晁盖这些人即使进了山寨，也翻不了天。如果第二天准备将他们赶出梁山，可提前做好两手准备，和林冲等旧部商量好，埋伏好刀斧手，晁盖等人一旦想鸠占鹊巢，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将他们就地解决。毕竟自己是地头蛇，只要人心齐，准备充足，这点完全可以做到，搞定晁盖，还留下生辰纲这比金银宝贝，岂不一举两得。可他有妇人一念之仁，最后死得都不明不白。
王伦的第二种选择就是开门纳英雄。如果王伦接纳了晁盖等人，他会不会被火并？应当说，他被火并的危险还是存在的。王伦如真有做大事的气度和权谋，他应接纳晁盖后，再想法分化他们。首先巩固自己在林冲、杜迁等旧部中的领导地位，然后笼络吴用、三阮等人，时时提防晁盖这个新人马中的老大。等新人中完全认同自己老大的位置后，想办法让晁盖服服帖帖，如晁盖有火并的念头，就找一借口结果了他。因为吴用等人和晁盖是为利益一起劫生辰纲，其联盟并非牢不可破，因利结盟，那么同样可以用利益打破这种同盟。
可这个书生，做了前一种选择却没有相应的对策，又没有做第二种选择的气度与自信，他要不被火并，这江湖还叫江湖吗？
去年年底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发生一起猴山政变，一只身强力壮的公猴，趁老猴王年长气衰，突然向其发难，打败了老猴王。新猴王一旦加冕，不久前还对老猴王服服帖帖的群猴，包括老猴王当初的数位佳丽――母猴们，立刻站到新主这边，一起将老猴王逼得跳崖，最后摔死。权力场就是个猴山，每一个老猴王任何时候都有被新猴王火并的威胁，所以必须十二倍小心，老猴王一旦看到有威胁自己地位的高手出现，就必须想办法剿灭他，否则自己就会被干掉。就如《天龙八部》中丁春秋那般徒弟们，谁的武功高谁就是大师兄，当了大师兄也得时时提防师弟、师妹有一天武功超过自己，将自己杀死。
不要太相信过去属下对旧主的忠心，大多数人只忠于在位的老大。当年齐桓公未即位前，管仲是另外一位具有继位资格的公子纠的忠实部下，还射了桓公一箭，可齐桓公赢了后，管仲却成了他能干的相国；魏徵在“玄武门之变”前，也是太子府的人，可后来成了唐太宗十分器重的大臣。书生王伦，却不能以史为鉴，不亦悲哉？
我们设想，洪秀全在杨秀清总揽了兵马大权，逼自己封其为万岁后，没有采取断然措施，令韦昌辉提前动手；或者杨秀清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暴露自己想当万岁的野心之前，干脆学朱元璋，发动宫廷政变，搞掉天王，对外慌称“天王暴病而亡”。东王兵权在握，谁人不敢相信？反正洪秀全整天沉溺酒色，身体本来就不好。天国的历史也许会改写。顶多在再留下一个“斧声烛影”的疑案而已。可洪秀全没有王伦那样傻，杨秀清也没有吴用那样聪明。
作为一个书生，要么就不做强盗，如果选择做强盗就要比普通强盗“厚黑”数倍，否则死无葬身之地。王伦毕竟是书生，无力做英雄，真是该死！
4、 假如晁盖不阵亡
（插图：水浒19册25页）
假如托塔天王晁盖不死于史文恭箭下，将来梁山诸人将何去何从？水泊事业往何处发展？晁、宋关系如何？会不会出现天平天国杨秀清向洪秀全逼宫一幕？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好在施耐庵先生运笔如剑，让108名天罡地煞排座次前，使其死去，让宋公明独自领衔唱这曲大戏。
其实对晁天王而言，他对梁山大业所起的作用实在是有限，历代流民造反，带头起事者先是因缘巧合，历史潮流让一些草根人士成为一代枭雄，但历史自有其淘汰无能者的规律，最后干成一番轰轰烈烈大事的领导人必有过人之处。
天下苦秦日久，陈涉吴广等人为了活命首先起事，但最后成功的只能是汉高祖这样目光长远、广纳英才、知人善任的人，而其他时代使朝廷元气大伤，遭受覆灭或几近覆灭命运的造反带头人，要么是如汉高祖、明洪武这样的雄主，能驾驭众人；要么是张角、洪秀全这样的教主，对众人有一种类似神的感召力。
而晁盖二者都不具备，他无非是乡间一仗义疏财、任侠好勇的匹夫而已，即无宗教上的感召力，又无远谋深虑及驭使群雄的权谋，他对梁山最大的功劳是“打响对大宋王朝的第一枪”，搞了个“智取生辰纲”，这一票买卖显然没有什么政治方面的诉求，无非是觉得梁中书给老丈人蔡京的生日礼物取之不义，那么劫之无妨。而劫生辰纲最大的功臣是吴用，之所以要依附晁盖干这个勾当，主要看中晁盖在江湖上稍有威望，家中殷实，自己做着里正，在当地人脉关系不错，东溪村离黄泥冈近，便于隐藏，因此以晁天王为首抢劫当朝太师生日礼物，安全系数高一点。在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和白胜这个八人小集团中，晁盖还具备些做团伙老大的各方面素质。
后来事败，幸亏宋公明哥哥通风报信，才仓皇逃到梁山。顶着被朝廷捉住杀头的危险，晁盖等人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上了梁山避祸，最后不得已激林冲火并了王伦，在和王伦属下旧人相比，新来的晁盖诸人无论在财力、武力上占优势，自然“新桃换旧符”，晁盖做了老大。晁盖做了老大，是阴差阳错，并非他有什么过人之处。晁天王从上梁山到亡于箭伤，他的铁哥们其实只有阮氏三雄、白胜、刘唐而已。公孙胜是道士，曾经还一度脱离组织，以奉养老母为理由远离江湖，最后被宋江再度请出了山；而吴用这样的儒生是倚人成事的，自己不能领袖群伦，必须找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主公，晁盖与宋江相比，宋江显然更合适，读书人和引车卖浆之流相较，考虑问题更加理智，因此吴用倒向宋江，不是背叛而是与时俱进的选择。
和晁盖相比，宋江少点英雄气质，但正如项王比刘邦更像个英雄，而刘邦能成事一样，比起晁盖的匹夫之勇，宋江的统战术、驭人术炉火纯青，做过吏的宋江也更具有出众的组织才能。宋江上山之前，梁山诸人还停留在绿林“粗放型”的经营模式，简单地排定座次，干得还是一般蟊贼的剪径勾当，碰到什么就抢什么，抢完之后大家瓜分，没有长远的打算和较精细的策划。――以晁盖之能，是难以提升梁山这支造反队伍的层次的。
真正能梁山组织成一个像样的公司，非宋江莫属。
从宋江杀了阎婆惜，避祸他走后，一路结交了柴进、武松、孔明、孔亮、花荣、郑天寿、王矮虎、燕顺等人，等到了梁山人劫法场，救出宋江戴宗二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时，又增加了戴宗、李逵、张顺、李俊、张横、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等人，这些人都是宋江带到梁山的，此时宋派实力已经远胜过晁派。新旧两支部队会师后，分成两列站立，左边是晁盖的旧部，是林冲、刘唐、阮氏三兄弟、杜迁、宋万、朱贵、白胜。这里面杜、宋、朱本是王伦的部下，未必真心信服晁盖，林冲的地位比较中立，以他的见识与武艺，谁的心腹都不会做，白胜基本上不入流。右边站着二十七人，金圣叹在评点道：“中间只萧让、金大坚非宋江旧识。”此时，宋江俨然真正的山寨之主。
晁盖让第一把交椅也许是诚心出于感谢宋江的救命之恩，而宋江的婉拒的理由是：“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金圣叹斥之为“权诈之极”，成大事者不能没有“权诈”，此时宋江心中自度论能力、功绩和人缘关系，他已超过晁盖，只是刚上梁山就谋了第一把交椅，众人难以心服，必须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领导地位。
自宋江上梁山起，不管晁、宋二人之间如何温情脉脉，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种下了，斗争不可避免，这是由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和权力斗争的规律决定的。在最高权力面前，所有的恩怨都不值一谈。吴用和晁盖上了梁山后，已明白所托非人，暗中留意能成大事的“大老板”，从吴用用计劫江州法场，大约他心中所许的“大老板”就是宋江。――吴用的立场改变，是宋江最大的胜利。“智多星”认可自己的领导地位，比起李逵动不动就叫着“打下东京，公明哥哥当皇帝”的忠心对宋江而言，有用得多。大家注意，宋江刚上梁山，公孙胜就提出回家养母，最后隐姓埋名，不与梁山人接触。这显然不因为他是出家人，生性淡泊可以解释的，如果这样他就不会参与劫生辰纲了。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在梁山上下庆贺队伍壮大之时，他和吴用两个聪明人已经清楚地看到“一山二虎”的局面，权力斗争的激化迟早要来，要么像吴用那样及时转投宋江，而作为和晁盖一起起事的入云龙公孙胜，于心不忍，那么只有远离这个漩涡。
“文革”时全国掀起了揭批投降派宋江的热潮，千夫所指宋江在逐步架空晁盖，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把晁盖和宋江之间的矛盾上升为路线斗争，也无不可。
宋江比晁盖，最可称道的就是他的“统战”路线。梁山本来就是个大杂烩，干什么的都有，如果仅仅保证出身贫苦者的话语权，那么自然要依靠阮氏兄弟、李逵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首先造反，也乐意造反的往往是这样的穷苦人。但要使打家劫舍的流氓队伍变成有组织、有规模的军事单位，靠这帮人是不行的，必须扩大领导层，搞统一战线。在这点上，做过押司、官场和江湖规则都明白的宋江显然看得比晁盖更准。
随着秦明、呼延灼、柴进、花荣、黄信、徐宁、孙立等与旧体制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上了梁山后，梁山的基本力量发生了成份变化，所谓的“队伍纯洁性”更是天方夜谭，这时调整梁山的基本路线是必须的。“反贪官不反皇帝”是梁山人能凝聚最大多数头领、能师出有名的最佳选择。如果说阮小五刚劫生辰纲时所唱的“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只是底层人囿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表现，后来宋江的选择就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
纵观整部《水浒》，梁山人从来没有并吞宇内、代替赵宋的雄心与能力。其原因是大宋朝比起其他朝代而言，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层的人数增多，官府的赋税相当一部分出自商业、手工业、矿业，这和重农经商的其他朝代不一样，因而官民矛盾、特别是普通农民和官府的矛盾较其他朝代并不特别突出，大宋主要的威胁是外地入侵。比起西汉末年的赤眉、绿林，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起义，包括南宋在内的整个宋代，除了宋江、方腊、王小波、杨么几次地方性造反外，没有席卷全国的大暴动。真正能给旧王朝雷霆一击的暴动必须得天时、地利、人和，统治者已搞得民怨沸腾，用儒家的话来说，天命已经归于别人；一地起事，如秦末一样，天下便像点烟花爆竹一样，到处响应，让官军难以应付；起义的部队逐步掌握更多的资源，包括土地、可供后勤的百姓、杰出的人才等等。这几点，梁山人都不具备。康王南渡后，再能在东南建立新王朝并享国150年，说明大宋境内无隋末那种遍地狼烟的群众基础，而多是梁山这样的占据一地而不能席卷全国的反叛者。
晁、宋领导梁山诸人，大部分打的仗是防御战，是不得已的“反围剿”，很少有主动的进攻，打青州、打大名府也是为了救人而采取的偷袭。葬送一个王朝的起义必须有大规模反攻，难道梁山人就不想打下东京坐龙廷吗？只是历史没有给他们这个条件。宋江等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以招安为目标，以“忠义”为旗号，这是种现实的选择。所谓树忠义大旗，从来就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手段，哪个时代的造反者有真的忠？真的义？
而晁盖一直就是个没有个明确目标的造反者，乐于过着当一天强盗抢一天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这日子李逵这样的人愿意过，而越来越多如卢俊义这样不得已造反的人，不愿意一生都为草寇。随着梁山战略方针的调整，晁盖便成为一个摆设，一个因为首义而成就的象征符号，这个符号随着宋江势力的崛起，也越来越没有用。
当朱元璋经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羽翼丰满后，就感觉到小明王这个傀儡已经不需要了，便派部将凿穿小明王的龙船，让其淹死并彻底消灭龙凤王朝的档案；杨秀清等人靠洪秀全装神弄鬼，称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蛊惑众多老百姓跟他们紫荆山起事，到了南京天朝兵强马壮后，杨秀清就开始逼宫了。――这是造反集团难以改变的规律，晁盖若不意外阵亡，命运大抵也是这样。
5、 谈梁山公司被收购
（插图：水17册81页）
我曾在上文提到梁山在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并非是上下同心，梁山内部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有些头领对此深深地怀疑与担忧。其中有深刻了解朝廷行事原则的人,如林冲和卓有远见的李俊等；有天生喜欢干杀人放火、喜欢自己支配自己不喜欢公司改变经营方式的人，如李逵等；有些头领原是另一拨强盗的领导人，不得已和梁山合并，如鲁智深武松等等。
那么，除宋江几个人外，明确表示支持招安的并非占多数，为什么招安的基本政策得以顺利推行？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梁山如果是一家公司的话，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它是如何经营的？它的高层职员乃至普通职员有没有股权？有多大的股权？
按照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梁山从宋江而下，都是干着用生命博取生存资源的买卖，他们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投资，获取的收益也就是血酬。许多人上梁山之前，都是个体经营者，为复仇或为生存杀人放火，但摆摊设点的小商贩们既要担心工商税务城管的骚扰，又降低不了经营成本很难扩大规模，经营的风险很大，于是想起了几人合伙。便有了四处开花的小公司。周通和李忠合伙，鲁智深、武松、杨志、张青、孙二娘等合伙，史进和朱武、陈达、杨春合伙，李俊、李立合伙，童威、童猛合伙，燕顺、王英、郑天寿合伙，樊瑞、项充、李衮合伙。他们有的是兄弟挡，有的是夫妻一起经营，有的是朋友合伙做买卖。普遍公司规模不大，那么产权也没必要那样明晰，尤其在草创阶段，大伙儿为了生存都拼命地干活，分红的时候不多，因此合伙者的矛盾并不突出。
在经营过程中，小公司发现自己的抗风险能力还是不行，短时间内也难以做强做大，必须和别的公司联合。那么被梁山这个大公司收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自己公司被合并，原来的董事长总经理自然要丧失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因此稍稍有些规模的公司不到万不得已不走这一步，如鲁智深、杨志、武松他们，在青州知府慕容的咄咄逼人之势下，才投奔梁山以求自保；有的还不知天高地厚想吞并梁山，如总部设在芒砀山的樊瑞公司，两个公司一交手，感觉到和梁山的规模、实力差距不是一星半点，于是决定干脆被梁山收购得了。
众山英雄归水泊以后，梁山这家公司规模越来越大，管理层急剧膨胀。经营方式必须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在梁山初期，可看作董事长为晁盖，总经理为宋江。高级职员主要是三个来源，原来王伦旧部，晁盖生辰纲那派人马，宋江流配江州一路收罗的。管理人数不多，晁董宋总的配合还算默契，两人矛盾没有显现出来，梁山的经营状况蒸蒸日上。晁盖死后，宋江集董事长、总经理两职于一身。梁山的生存、发展压力摆在了诸人的面前，当然承受最大压力的自然是宋江。
这家公司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彻底做大，将赵宋公司吞并，就如李逵所说的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具备天时地利人和，长于权谋，善审时度势的宋江觉得自己没有吞并赵宋这个超级大公司的能力。二是一直独立经营下去，这也有一定的困难，一要应对朝廷的征剿，二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公司职员，而且公司上下对分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固守于梁山，连李逵这个粗人也知道“鸟水泊”不是长呆的地方。梁山的后期一直为生存打拚，李逵这些只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高级职员，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宋江几次主动出击，无论是打大名府还是打东平府，除营救卢俊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卢家富有，两个地方粮草充足。如果经营方式没有大的变化，长此以往公司规模必然萎缩直至被吞并，三是将公司做到一定的规模后，以合理的价格被更大的公司收购。
宋江上梁山之初，甚至在此之前就瞅准了最后一种经营模式。因此他在收罗那些体制内的小吏、军官时，总是用公司最后的宏伟目标打动他们：“你们在赵宋公司只是个普通的业务员，来咱这里给你一个部门经理当当。反正公司做大了还会让老赵家收购，你不来才是傻瓜。”晁盖一死，宋江刚刚代理董事长，便发表了自己的施政方针，为被收购做组织和舆论上的准备。首先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宣示了公司的经营宗旨，再对各位高级职员进行重新分工。如此条理分明，自然是宋江在当老二时日日深思的方案，因此金圣叹讽刺道：“如此十三章，岂是临时猝办之言？前书谦让，后书分拨，以深表宋江之权诈也。”
宋江一方面拼命地从赵宋公司里挖人，使更多的人认同自己的经营理念，减少被收购的内部阻力；二是利用梁山产权不清晰的特点，剥夺了大多数职员的话语权，推行自己的理念。
尽管梁山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了108员之多，但由于产权不明晰，董事会的议事规则也不明确，最后由几个大股东说了算。直到梁山被招安，它还是个糊里糊涂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梁山归众兄弟们特别是108人所有，但具体到每个人，究竟拥有多少股权却是比糊涂帐。就如一个村办企业，理论上是全村村民集体所有，但处置权往往在村党支书、村委会主任的手里。在晁盖上山之前，宋万、杜迁、朱贵等人已经在这里经营多时，这块地皮能不能折合股权，如果能折合的话，这三位超级元老不至于没一人进三十六天罡，他们开拓梁山之功在生前从来没得到承认，基本丧失了话语权；那些如二龙山、少华山的小公司合并前，烧了自家的山寨，收拾所掠夺的金银财宝，带领喽罗们来梁山，他们的本金如何计算？由于所谓的“义气”，他们带资入伙被当然地视为自己本钱的处置权交给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宋江，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只有二龙山这个规模较大的公司原领导表现得最激烈：我靠，老子好不容易积累点血本，全拿来投到你这个公司，你倒好拿着咱的血本去寻求被老赵家收购，早知如此我还不如直接找老赵家谈判呢？但宋江已经把董事会核心层的大多数人搞定了，像鲁智深、武松以及李逵也翻不起大浪来。
108将中大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表达主张的权利，只能在董事会上被动地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那么众多的校尉、兵士的意见更不足论了，如果梁山能够民主到搞一个“全民投票表决”，梁山就不是梁山了。
于是，梁山公司按照宋江的安排，一步步寻求收购。宋老大和燕青等人化妆去找赵宋公司老总“二奶”李师师以及高级职员宿太尉，就是希望收购时出个好价钱；三败高太尉就是为了提升本公司的名望，显示本公司不俗的业绩，为谈判争取更有利的位置；扯圣旨偷御酒是因为最初收购方案出的价码太低。
应当说，赵宋公司给的收购条件并不算低，至少梁山作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还继续存在了一段时间，没有拆分他们。但总公司不拆分他们是有所图的，让他们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开拓新市场，最后在强行吞并另一家民营公司――方腊时，本钱输得所剩无几了，这时候原公司的老总、副总只能被总公司任意处置了。――还是燕青等人聪明，拿着自己的红利，找个地方去养老。
这个结果宋江应该能想到，因为原来别的公司被梁山收购后，那些公司的老板照样被他夺去了发言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的规矩总是打破不了的，在朝廷和在江湖没有什么区别。
6、从卢俊义擒史文恭说起：“二把手”生存之道
（图：水21册4页）
在古代中国，一个大家庭中最难做的是“二房”，她既要小心谨慎地面对大婆的淫威，又要提防众小妾的嫉妒与中伤；而在官场，最难做的是“二把手”，原因和“二房”一样。
《水浒》中有两个做得非常成功的“二把手”，前期是辅佐晁盖的宋江，后期是辅佐宋江的卢俊义。
宋江在江州被梁山众人刀下救出后，带着自己收罗的新人马上了梁山。此时，晁盖为报宋江担着血海干系来报信的恩，提出让第一把交椅给宋江，但宋江眼界、智谋都远远高于晁盖。此时第一把交椅已非晁盖的私人钱物，可以私相授受，而是领导梁山群雄的职务，原非两人之间的事情。即使宋江当时真有心取而代之，也不能贸然接受，对宋江而言，当时的第一把交椅是个火山口，他不会傻得寸功未立，仅仅因为自己对晁盖的恩就坦然做老大，那他还想不想在江湖上混了？此番晁盖也许是真心相让，宋江却未必是真心拒绝。
宋江想做老大，只是时机未到，上山之后他表面上行事低调，在晁盖面前十分谦恭，却私下里不断扩大自己的嫡系人马，分化智取生辰纲集团”和减少其影响，将晁盖架空。自己却大半时间带领人马出去功城掠地，一则为了积累资本，二者扩大自己在一线将士中的威望，三则尽量避免和晁盖的近距离。――这是“二把手”的避祸之术。晁天王一乡间不读经史的匹夫，面对宋江这番太极拳，束手无策，最后逞勇出战，死在史文恭箭下。
宋公明上山之初，晁天王可以出自报恩情结相让，可后来，老大、老二共事这些日子来，权争的潜流涌动，晁对宋江的态度从感恩到怨甚至是恨了。――这是权力场中的必然轨迹，老大草创之初，和辅佐他的老二大多有一段蜜月期，公司规模扩大了，红利多了，一对恩爱夫妻大多会反目成仇。这就是所谓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照理说，晁盖殁后，老二宋江应当自然接替。可晁天王显然不甘心宋江顺利做老大，他留下了给梁山权力交替带来无限不确定因素的遗训。他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教他做梁山泊主。”这段话简直给宋江、给梁山出了天大的难题。因为宋江武艺平平，像刘唐、李逵、三阮都有可能生擒史文恭，宋江无此可能。这样为梁山泊带来了太不可预测的隐患，如果黑李逵捉了宋江，难道让这个只欢喜杀人的铁牛哥沐猴而冠么？他连程咬金都不如，程咬金阴差阳错做了一段时间瓦岗寨的寨主，觉得自己不是做老大的料，便知趣地让贤了。
可在江湖上，老大的遗训是有着“宪法性”权威的，违背老大遗训将会引起江湖人的公愤。对宋江而言要做老大必定要违背晁盖的遗训，但这种违背遗训必须做得巧妙，做得水到渠成，才能使自己当老大具备合法性。这也是他为天王发丧后，不立即攻打曾头市为晁盖报仇的原因。如果梁山泊人凭着为晁天王报仇的愤恨，一鼓作气攻陷曾头市，活捉了史文恭。天王的遗训言犹在耳，你能不照着既定方针办么？他必须找一个在梁山没有根基的人来完成报仇大业，此人不好意思也没有胆量坐第一把交椅。
卢俊义此时纳入宋老大的视野，他千方百计要让卢俊义上山，一为卢家的银子，二为让名满天下的大员外来提升领导层的综合素质；还有一个不能排除的原因是，要借新人的手，来为晁天王报仇，从而不威胁自己的地位。
卢俊义一上梁山，宋江就把为晁天王报仇之事提上日程。策反了郁保四，让他引诱史文恭深夜来劫寨，而自己大队人马又去劫曾头市。你看他尽将主力派去攻打曾头市，如杨志、史进、鲁智深、武松、朱仝、雷横、李逵等人，单单让卢俊义、燕青主仆埋伏在西门，最后活捉了史文恭。――唯有燕青帮助卢俊义，方才不能抢主人的功劳。这是宋江和吴用专门安排让卢俊义立此大功的。
此时，宋江方才提起晁天王的遗训，让卢俊义做老大。卢俊义何等聪明，就如宋江刚上梁山一样，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大名府了，走投无路只有上梁山。此时就他和燕青两人，面对的是宋江培植已久的心腹，他哪敢不要命，坐上这个发烫的第一把交椅。
在两人互相推辞时，你看众人的表现。吴用说：“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皆人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这位智多星还用目视人，暗示各位英雄尽快表态。
表态学真是博大精深，梁山这般做强盗的依然学得很好。
李逵当然用不着吴用暗示，他的心中只有公明哥哥，于是大叫：“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假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
武松、刘唐、鲁智深则在吴用的暗示下急忙表态。武松说：“哥哥手下许多军官，都是受过朝廷诰命的，他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说：“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让别人？”晁盖已死，刘唐得赶快表态，当初上梁山时他是否和晁盖一样，真想让宋江做老大，只有天知道。鲁智深说：“若还兄长要这许多礼数，洒家们各自撒开。”
这几个人挑得很有意思。吴用是军师，代表着核心层；李逵代表着宋江的人马；刘唐代表着晁盖的旧部；武松、鲁智深代表着二龙山、少华山、桃花山这些后来合并的旁系人马。这四方面的人物代表着充分的“民意。”
戏做到这一步，宋公明当然要把戏唱足，为了表示自己对晁天王遗训的充分尊重，光有“民意”还不行，还需有“天意。”他说：“我别有个道理，看天意是如何，方才可定。”用抓阄的方式，决定宋江领军打东平府，卢俊义领军打东昌府，谁先赢了就做梁山泊之主。
此时，卢俊义先生面临的是一场必须打输的战争。一切为了打赢固然不容易，但要打输而且输得像模像样没有破绽更不容易。就像和上司下棋一样，要输给上司但不能显出来是故意想让，那样领导觉得也没意思，必须摆出一副尽力搏杀的架势，最后输了一、两目。
先看两支人马的组成情况。宋江带领的是：林冲、花荣、刘唐、史进、徐宁以及三阮等人，全是一心一意为其杀敌立功的人马；卢俊义带领的是吴用、公孙胜、关胜、呼延灼、朱仝、雷横、索超、杨志等人。一线冲锋陷阵的多识原来朝廷的武官，武松已经挑明了：“他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这些一心想让宋江做老大的武将怎能傻乎乎三下五除二打下东昌府，而派来智多星吴用纯粹是为了防止另一种意外：要是一不留心连卢俊义自己都没把把握好，鬼使神差地先下东昌府，那就把戏演砸了。
卢俊义的自觉加上吴用的监督，再加上众将领的心思，这场必输的战争上了“三保险”。
宋江攻打东平府也非一帆风顺，史进自告奋勇去东平府老相识李睡兰家做细作，没有了“智多星”，宋三郎连仗都不会打，还得写信给吴用咨询。吴用得知史进进了东平府后，料想婊子无情，大事不妙，要是宋江哥哥输了此阵咋办？立即告别了卢俊义，去宋江哪里帮忙。此时他也顾不得这唱戏演得是否逼真了，是否要考虑所谓的“程序公正”了，立即从这支队伍跑到对方队伍中参赛，此时结果最重要。
宋江打下东平府后，得知卢俊义败在“没羽箭”张清手下，还对众人叹道：“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都去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坐这第一把交椅，谁想又逢对手！既然如此，我等众兄弟引兵都去救应。”此时没准他心里在说：卢俊义小子很知趣呀，看来让你当“二把手”俺还放心。不过到这个份上，宋三郎的戏演过了。
一场早知道结果的有戏还要如此认认真真玩下去，有意义吗？当然有。否则宋江做老大的“民意”与“天意”如何体现？不如此，晁盖遗训哪座高高的大山如何绕过去？就如后来一些选举一样，谁当选事先早就安排好了，但大伙还得一本正经地投票，以示民主和公正。
当好“二把手”是很难的，太能干不行，功高盖主会有被整肃的危险；太窝囊了也不行，下面的人瞧不起。
林冲是个明白人，在杀了王伦后，晁盖等人让他做老大，他推辞一则表白自己杀王伦非为私人利益而为山寨大计，二是面对兵强马壮的新集团，知道这个头把交椅他是坐不稳的。在晁盖临死前留下遗训后，他立主宋江暂时代理老大职务，也有撇清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在梁山群雄中，他的资历最老，同时也最有可能活捉史文恭，他接替晁盖最具可能。最后攻打曾头市为天王报仇时，独独没有派林冲出战，何也？原因不言自明。
可是林冲为什么第二把交椅他都不坐呢？
如果第一把交椅能安稳地坐上那就坐，坐不上第一把就不要去坐第二把，宁愿当老三、老四、老五，自己锋芒已露，务必在与老大中间有一堵防火墙。所以林冲让吴用坐了第二把。吴用属于参谋型的智囊人物，他在任何时候不可能做老大，因为他对老大没有威胁。后来晁盖时期有了宋江作老二，宋江时期有了卢俊义做老二。因为真正的“二把手”是副帅，是能代替老大的。
李斯相国做得太好，他必死无疑，想回上蔡做田舍翁而不可得。黄兴在同盟会成立时，由于两湖的会员多，大家推举他做老大，可他认为德才不如孙文，让给了孙文。可他偏偏又要做老二。最终这个能让出老大位置的“二把手”和孙文的矛盾都不能避免。
秦始皇以后君权和相权上千年都扯不清，一会是暴君害宰相，一会是权相戏庸君。到了明洪武帝，杀完了几个宰相后，干脆永远废相，这个朝廷没有“第二把交椅”了。即使有些大学士或宦官有“二把手”的实际权力，但没有“二把手”的名份，想有非分之想就难多了！
如何做好“二把手”？要么像《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那样，小心谨慎地伺候任我行，对他大树特树，趁其不备，将其囚禁在西湖底下。任我行毕竟是一介武夫，换一个明主的话，早就会警惕东方不败的野心，根本不会给他机会。东方不败万不该有那一点点妇人之仁，没有杀掉任我行，最后让其翻牌。要么学李登辉，在小蒋面前装孙子，等小蒋寿终正寝后，才露庐山真面目。可这种“忍”的功夫必须是一流的。要么就干脆学赵秉钧，袁大头和哪个国务总理都尿不到一壶，因为老袁不允许国务总理有任何自己的见解，而赵秉钧当了“二把手”后，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国务总理，而自觉做袁家的一位奴才。这样老袁是满意了，可玩不好却做了替罪羊。
“二把手”的生存之道，真是门大学问。
第二部分：人人皆赌谁可免？
不是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赌徒，但是命运的安排，有些人不得不赌，否则就不能生存。在此情况下，无论天堂和地域，他的眼里，全是赌场，只能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押了上去。
曾经有一个朋友写过一篇文章：《愿我生活在宋朝》。是呀， “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的宋词读起来是美的，苏黄米蔡的书法看起来是美的，宋徽宗的花鸟欣赏起来也是美的。
在《水浒》、《西游》里面，我们看到的宋朝甚至是天国，或者说整个皇权时代，却不是这样的。
那些没有制度保障而和王朝三心二意的小吏们，他们每天在想什么？那些在强盗和外敌面前得不到官军保护的庄园主们，他们交皇粮的内心感受如何？那些买卖人去贿赂官员，难道真的是心甘情愿吧？那些逃脱不了鸟尽弓藏命运的功臣们，自杀前的一刻是顿悟还是后悔？这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
我知道，桃花源是中国人的共同梦想，然而几千来，我们从来就没有找到过桃花源。水浒中的那些人们，无论怎样挣扎，最后总走入无尽头的、昏暗的隧道。
1、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插图 水浒5册10页）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中，某次洪七公遇险，自己以为大限将至，把帮主的位置和打狗棒传给黄蓉后，告诉黄蓉就丐帮帮主大位时，这位衣着光鲜、家境优越、生活讲究的美娇娘可能忍受不了一种仪式――这仪式就是所有参加大会的乞丐人人向继任帮助吐一口唾沫。这种自唾其面，自污其身的仪式包含这个江湖中最大的帮会对自己位置的一种认知：帮主不管再牛，哪怕出身富户、武功盖世也是个叫花子头头，叫花子所承受的一切侮辱，帮主必须也有承受的诚意，否则就没有资格做帮主。这就是行规。
老鸨哪怕多少年已经不接客，但她和客人都知道自己原始积累阶段的所为，如果她再给别人大谈贞洁，只能叫人笑死。过去北京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由顺天府尹租给皇帝的，每年开春皇帝要前来假摸假样地扶着犁、赶着牛耕一番地，显示以农立国，自己是天下农民的头头――除了几个开国皇帝，恐怕大多数长于深宫的皇帝不知稼穑之难。在政治场里，这样的“亲民秀”是必要的，这种秀为了博取的是相关阶层人士的认同。
《水浒》中的好汉们，都是以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为营生的，那么要入这一行自然也有“行规。”
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拿着柴进的介绍信去拜见王伦，嫉贤妒能的王伦想：“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
于是王伦给林冲出了一道“强盗资格考试”题：“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这京城里工作过的林武师，以为“投名状”无非是书面答题，“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为他解释什么叫“投名状”：“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
王伦出这个难题，让欲到梁山避难的林冲没有理由回绝，因为这个入门考试题符合强盗的职业特点。强盗做的是刀口上舔血、脑袋别在腰上的高风险、高产出职业，自身安全是最重要的，干这行必须要求上下同心，祸福共担，否则极易遭来倾覆之祸。那么做强盗，必定要有强盗的职业特点和从业要求，敢于心黑手辣，敢于滥杀无辜。有着精神洁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观的人不但不能做一个彻底的强盗，也会使别的强盗怀疑你的忠诚。
林武师在入梁山之前，虽然也杀了陆虞侯、富安和差拨，但那是为了报自己的血海深仇，这种杀人行为在那个时代，可以被正常的道德观所容纳，在人格上，林冲还是干净的。可一旦杀了一个与你无冤无仇的过路人，你的手就沾了血，你在人格上不再干净，你回头无路，这个强盗便做定了。――施耐庵写林冲前两天空手而归，第三天遇见了杨志，两人交手不分胜负，最终王伦免了林冲的“投名状”。――耐庵此笔，非是闲笔，另有深意，下文再表。
这干强盗必须自己跳进脏水里，主动将一尺白布放到黑染缸里染黑的规矩，现在还存在。前两年湖南安乡的张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被破获后，案件显示张君在招兵买马时依然采用王伦那样需“投名状”的考试方法，那些刚进团伙的人，张君命令他去杀一个人做“入场券”，这样一为了让他锻炼胆子，二则绝了他们的回头路。为什么俗语中说，贼船上来容易下来难。
《水浒》中许多人就是这样主动或者被动欠了血债，最后一条道走到黑的。李逵这种以杀人为乐、天生具有做强盗素质的人毕竟是少数。鲁达是一时暴怒杀了郑屠，不得已出家，因为野猪林里救了林冲，大相国寺里也呆不住了，最后落草为寇。武松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都头，因为老兄被害死不能昭雪，愤而杀人，然后一步步走向为寇的道路。杨志是失陷了生辰纲，回去不得。朱仝死活不愿意入伙，就让李逵摔死了小衙内，让他没法在官府的势力范围内立足，最后也是不得已上梁山。从梁山各色人物上山的路径来看，大多数人但凡还有条退路，都很犹犹豫豫，包括老大宋江。
江湖上的人是不干净的，那么官府里的人呢？照样没办法独善其身。高俅以献媚宋徽宗起家，最后官至殿帅府太尉，这种媚上欺下的朝廷显贵，和童贯、蔡京是一丘之貉，自然没有干净的。而那些州县的地方官呢？照样如此。授受西门庆贿赂的阳谷县知县，利用权势开设“快活林娱乐公司”的张团练，陷害武松的张都监、将解珍、解宝关进死囚牢里的登州知府，以及收罗民脂民膏去为老丈人送礼的梁中书等等，哪一个不是贪官污吏。那么这些贪官们手下的小吏呢？除了孙定、叶孔目个别还固守良心底线的外，大多数是见钱眼开，为了金钱不惜伤天害理，为了个人利益根本不在乎法律尊严的小吏。这群人里面包括梁山的老大宋江以及他的心腹戴宗，还有施恩、蔡福、蔡庆等等。――大宋朝，真是从外到里，瓤子都坏了。在这样的酱缸里，坚守道德底线的人如果不同流合污，只能被排挤、被陷害、被边缘化。许多贪污腐败的“窝案”一出来，烂掉的是一个个班子。难道是上天安排，让一帮贪官如此巧合地聚在一起么？非也，同一个班子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贪污，别人是不安全的，必须想方设法也要把他拉下水。民谣不是说有“四大铁”么？“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前二者是基于共同的青春经历而结下的友谊，后二者完全是相同的利害关系，彼此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在这个没几个人是干净的社会里，大家都有原罪，那么行事的规矩就是权力的比拚、阴谋的比拚、金钱的比拚，这样比下去没有绝对的胜利者，最后要分输赢，只有暴力解决一切。这样一个社会，没有谁有安全感。林冲作为一个禁军教头，不是寻常百姓，但作为军官的他在高太尉面前就是弱者，他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武松可以将害人的老虎打死，可以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可是不能为自己屈死的哥哥伸冤；施恩父子是个管监狱的官员，可以操纵别的囚犯之生死，但在张团练、张都监面前也是一只待宰的羔羊；柴进可以庇护许多犯罪的人，却照样拿着铁券保不住自己的老宅。在这样的社会里，施暴者和受虐者的角色可以互换，强者和弱者只是相对的。那些知县、知府甚至太尉、丞相、皇帝也没有多大的安全感。因为暴力的比拚是没有规则的，不确定因素太多，风险往往无法预测，就像抗洪时要防止的“管涌”一样，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个“管涌”。失了生辰纲，知州担心自己被太师免官，只得给何观察下最后限期破案的通牒，何观察为了保住饭碗，履险去水泊被割了耳朵；西门庆能买通知县，却档不住武二郎自我执法；张观察、张团练、蒋门神合伙陷害武松，却想不到一家十几口被杀；高太尉也有被梁山俘虏的时候；即使是大宋王朝的
“Number one”道君皇帝，在戒备森严时去和李师师幽会，也没想到梁山贼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的《水浒》社会，被人害的人往往又是害人者，昨日为台上之贵，今日为阶下之囚。《水浒》在写刘高陷害花荣一章的结尾用了两句诗：“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这样的社会只可能是猴山，奉行的是丛林原则。
2、小吏的能量（插图 水7册28宋江报信，江水8册18页刘唐酬谢宋江 ）
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以及陶宗旺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法律与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另外还有一个文案孔目裴宣，专管内部将士的嘉奖与惩罚。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人。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乐和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机构的头领。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丘八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书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
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领导批示下面的人限期破案一样。
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吏何事？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晁盖这样的大盗随便就能逃走。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里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