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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背后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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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背后的真实历史
《水浒传》是一部深受人们喜爱的古代经典名著,随着新版电视剧的热播,梁山好汉的形象又一次鲜活地走进了千家万户。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水浒传》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故事情节都是虚构的,但也有一些人和事在历史上确有存在或有原型,这在当时以及后世的一些史料中都能找到影子。高俅其人:并不像小说中那么坏高俅是《水浒传》中的第一奸臣,他溜须拍马不学无术,无恶不作陷害忠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是被他害得家破人亡。历史上的高俅果真如此吗?我们翻开《宋史》,发现了一个令人疑惑之处:《宋史》中竟然没有高俅的传记,不论是正面人物,还是佞幸、奸臣的传中都没有他,只是在其他人的传中偶尔提到他的名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信息,高俅可能并非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卑鄙,地位也没有那么显赫。真实的高俅究竟如何呢?据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录》中记载:“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史,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帅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挥麈录》是南宋中期的一部史料笔记,全书主要记载了南、北宋之交朝野各方面的情况,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撰者亲友的口述,问世之初就得到了一些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史书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中的上乘之作。王明清对高俅早年身世的描述与《水浒传》中相差无几,《水浒传》中说他“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颇能诗书词赋”,《挥麈录》中说其“草札颇工”,意思是文字功底很好,所以做了东坡先生的“小史(秘书或书童)”。后来苏轼因外放任职,将高俅推荐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这与小说中的描写也是大同小异。王晋卿可不是一般人物,他不仅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宋徽宗)的姑夫,还是当时有名的词人和丹青书法高手,与大画家端王关系密切。高俅就是通过王晋卿与端王扯上关系的。据《挥麈后录》记录,一次上朝时,端王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晋卿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然后随口夸了篦子刀的样式灵巧。王晋卿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端王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不禁技痒,下场与端王对踢,他使出浑身解数,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端王大喜,便将高俅留在身边,后来端王即位,是为宋徽宗,高俅从此发迹。那么,高俅在宋徽宗手下担任过什么职务呢?对于此事,《宋史·徽宗本纪》中有两条极为简略的记载,“(政和)七年(1117年)春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1122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可见,历史上高俅的官职与小说中也大体相似,都是朝廷中高居庙堂的高级武官。历史上真实的高俅其实是个颇念旧情的人,据说他发迹后,对老主人苏轼一家照顾颇周,《挥麈录》中是这样说的:“然不忘苏氏,每其子弟入都,则给养恤甚勤。”靖康初年,金人入侵中原,高俅随驾至临淮,后以疾辞归京师,据《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元年五月己卯,开府仪同三司高俅卒。”高俅最后死于家中,也算善终。纵观高俅一生,以幸臣而列显位,虽不似蔡京、童贯等人那样罪恶累累,但也的确乏政绩可陈,这大概就是《宋史》不为其立传,其他史籍对其记述也都寥寥无几的主要原因。真实的宋江起义:在当时影响很小历史上确有宋江其人,也有宋江起义,据说宋江起义军中共有三十六员主要头领,分别是宋江、晁盖、吴用、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刘唐、张青、燕青、孙立、张顺、张横、呼延灼、李俊、花荣、秦明、李逵、雷横、戴宗、索超、杨志、杨雄、董平、解珍、解宝、朱仝、穆横(《水浒传》中的穆弘)、石秀、徐宁、李英(《水浒传》中的李应)、花和尚(《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武松。《水浒传》所描写的梁山一百单八将是小说家的虚构,作者“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目的是使小说更添传奇色彩,以迎合百姓喜好,便于流传。但小说毕竟是文学作品,读者切不可将其当做信史来看。宋江起义后,正如小说中所言,占据了梁山泊。但很快就离开了此地,转战于今山东青州、济南一带,攻城略地,杀富济贫,声势日隆,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时,担任亳州知州的侯蒙提了一个“赦过招降”的建议,宋徽宗于是便派侯蒙前往招安,结果侯蒙途中病亡,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朝廷又派人马征讨,宋江率众南下沂州(今山东临沂)与官军周旋。1121年2月,攻取淮阳军(今江苏睢宁),继由沭阳乘船进抵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被知州张叔夜设计包围,宋江被俘投降,起义遂被镇压。这段史实在《宋史·张叔夜传》中被描绘得活龙活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历代史籍特别是正史中对宋江的记载极为稀少,其生卒年月、籍贯、投降后的结局等皆不可知。总的说来,宋江起义在当时的规模和影响都不是很大,但因南宋时编印出版了一部《宣和遗事》,把宋江起义史事演义化、故事化,兼之明初的长篇话本《水浒传》又将梁山故事描述得更加生动鲜活,因而使宋江起义在民间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北宋的禁军和配军在《水浒传》中,我们经常看到“禁军”和“配军”的字眼,如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高俅骂王进“贼配军”等等,北宋时期的“禁军”和“配军”是怎么回事?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宋代的兵役制度。北宋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两种。禁军是北宋的正规军,主要用途是“天子之卫兵,以守京师,备征戍”。宋初禁军较少,宋太祖赵匡胤将各地的精锐之师编为禁军,仁宗时多达80多万,大多屯驻北方,只有很少一部分驻扎南方。厢军是北宋的地方性部队,取“驻扎城厢”之意。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说:“这些兵,并不要他们上阵打仗,只在地方当杂差。地方政府有什么力役,就叫他们做。”看来厢军主要从事工役或杂役,故也称“役兵”。北宋的兵卒来源大体有两种渠道,一是招募,一是配隶。《宋史·兵志》在述及宋朝禁军和厢军的来源时说:“或募土人就所在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募饥民以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取之虽非一途,而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北宋时,触犯了法律的罪犯被发配各地军营服役,为方便辨认和防止罪犯逃跑,所以均在他们额头烙上印记,这些犯人便被称为“配军”。就像《水浒传》里的宋江、武松等人,脸上刺了字,送到地方军营做苦工,人家骂他“贼配军”。由此看来,刺配在北宋既是一种刑事处罚,也是一种征兵渠道,可见当时军人的地位之低。北宋灭亡后,北方的禁军、厢军几乎全都溃散,南方的禁军和厢军虽然大体保留,但因战斗力薄弱,也不堪重用,大部分都成为役兵,只有极少数被拨入南宋的正规部队“大军”。搜索微信公众号【重温历史】或【lovecwls】,讲述历史背后的故事!搜索微信公众号【yishilu666】或【异事录】,网罗天下奇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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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的神秘信奉及其佛道来源
The Mystic Belief in Water Margin and Its Buddhism and Taoism 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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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跌入深井洞穴,这一旧有母题安排是必然性需要.鲁智深这一佛教身分的角色,安排以具有仙道色彩的奇遇,与此前后斗法的神秘色彩一致.仙乡洞穴叙事,佛经本为首创.神行术中的甲马、风火轮,来自印度民间故事和中古汉译佛经,以及僧传所载高僧为神化佛教的幻术表演.斗法描写,来自传播史诗印度故事的汉译佛经、唐代变文和壁画,及吸收佛教斗法描写的道教法术.天书则使特长不足的宋江,获得神秘力量支持.神秘描写的介入,使该小说带上了神魔小说文类特征.
摘要: 鲁智深跌入深井洞穴,这一旧有母题安排是必然性需要.鲁智深这一佛教身分的角色,安排以具有仙道色彩的奇遇,与此前后斗法的神秘色彩一致.仙乡洞穴叙事,佛经本为首创.神行术中的甲马、风火轮,来自印度民间故事和中古汉译佛经,以及僧传所载高僧为神化佛教的幻术表演.斗法描写,来自传播史诗印度故事的汉译佛经、唐代变文和壁画,及吸收佛教斗法描写的道教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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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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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水浒传》的创作过程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里边有很多谜。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历史上真实的宋江起义,一支人数极少的太行山土匪,为什么会发展成小说中千军万马、极具规模的农民造反运动。研究这种变化,必须从宋江起义的历史说起。 宋江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很多史书、文人笔记里头都记录了关于宋江的一些事迹。但大都是零星、散碎而不成系统的。我在这里介绍几条,《宋史》(元,脱脱)不是最早的资料,我们提几条更早的,比如南宋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叫王偁,王偁写过一本《东都事略》,里头提到“宋江寇京东”。京东就是山东,当时有一个退休干部叫侯蒙,给宋徽宗上书提建议,说了这样几句话:“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他所提到的宋江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河朔是河北,京东是山东。又提到这支小部队战斗力非常强,“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几万官兵都对付不了他。因此,可以断定“其材必过人”,宋江的才能肯定很高。所以他给官家(宋朝对皇帝的称呼)提了个建议,不如赦免宋江造反的罪过,招降过来,让他去打方腊。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后来怎样发展,这本书里没有记录。 再举一条,《东都事略》还提到一个叫张叔夜的人,他在海州做知州。海州在哪里呢?就是现在江苏的连云港。书中叙述,宋江带着部队准备攻打海州,在海边劫掠了十几条大船,从海路发动进攻。 张叔夜听到风声,召集了一千多名勇敢的战士,在海边设下埋伏,另外派一支小部队摇旗擂鼓,引诱宋江。宋江进入埋伏圈后,张叔夜一声令下,先把海船全都点火烧了,切断退路。宋江一看伏兵四起,又断了退路,就率众投降了。投降以后呢,很可能真的去征方腊了。因为还有一些史料,比如《皇宋十朝纲要》里边提到,宋江在童贯的率领下,跟着另一个叫辛兴宗的军官,一同杀入帮源洞,俘虏了方腊手下的宰相。 就这么一点非常粗略的记录,大致上也勾勒出了宋江起义的一个轮廓:以三十六人为骨干的一支小部队东跑西蹿,被连云港的市长张叔夜打败后弃械投降,然后与政府军一起去围剿方腊起义。 在这里,我觉得有两点必须强调一下:第一点是宋江起义的人数不是很多,被一支临时招募来的,人数才一千多一点的杂牌部队打得大败,给个最慷慨的估计,最多不会超过三千人。第二点是,没有任何一条史料证明宋江曾经在梁山水泊内安营扎寨。我觉得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种种资料显示,宋江起义跟水、跟梁山泊没有丝毫关系。 从北宋宣和年间到《水浒传》成书的元末明初,大约有250年的光景。在这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关于宋江起义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实际上,《水浒传》的故事是在很多民间不知名作者(尤其是说书艺人和戏剧作家)的共同参与下,创造发明出来的。而由施耐庵和罗贯中整理修订、去芜存箐而最后定下来的书稿,已经和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没有太大的联系了。 下面,我用举例子的形式来一点点地解开这个谜团。 南宋有个叫罗烨的文人,他写过一本《醉翁谈录》的小书,薄薄的一册,很不起眼,但是这本薄薄的笔记有一个特点,它是专门谈说话艺术的。所有研究小说历史的专家,无一例外地都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宝贵的资料。 这本小册子里列举了很多的画本名目,当然,这些画本故事大多没能流传下来,但是它们的名目传下来了。其中我们就发现这样几个篇目,比如有一篇叫做《青面兽》,这个我们非常熟悉,可能是写杨志的。还有一篇叫《花和尚》,这个是写鲁智深的。还有一篇叫《武行者》,这可能是写武松的。还有一篇叫《石头孙立》,这个是否就是《水浒传》中的孙立,也很难说。还有一篇叫《徐荆落草》,这个徐荆在水浒当中也出现过,不起眼,是个小军官。总之,通过这个《醉翁谈录》的记录。我们知道早期的水浒故事大都是一些短篇,是英雄的个人传记,还没有连缀成长篇,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南宋有个画家叫龚开。他对民间讲述的水浒故事非常感兴趣,而且非常钦佩宋江这个人。于是他就给三十六位好汉,每个人画了一幅像,题了一首诗赞,同时写了一篇序文,也就是《宋江三十六人赞》。这篇序,还有三十六首诗,都被保留在一本名叫《皈心杂志》的笔记里头。《皈心杂志》的作者是南宋很有名的文学家邹密。邹密在笔记里还提到,当时宋江故事见于街谈巷议,流传得很广。不但老百姓爱听,士大夫也爱听。当时有一个宫廷画师叫李嵩,曾经给三十六人画过像,而龚开又画了一次。 龚开给三十六人题的诗赞都是四言体,每人四言四句。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浪子燕青,是这么四句,他说“平汤巷陌,其知乳名,太行春色,有一丈青”。那么我们想,是不是在早期水浒故事里头燕青的绰号叫“一丈青”呢,很有这个可能。再有,比如船火儿张衡,他是这样题的,他说“太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伙儿,其数不足”。 我们就注意到,龚开《宋江三十六人赞》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点呢,就是好汉的人数是三十六个,还没有发展到后来《水浒传》108将。第二点很有意思,包括它的诗赞和序文里头,一句都没有提到梁山泊。相反前后五次提到太行山,那是不是在龚开所听的那一派水浒故事里,宋江传说跟梁山泊还没有挂上钩,宋江活动区域是在太行山,而不是梁山泊,这是我们的猜测。 第三个例子,元代初年有个叫《大宋宣和遗事》的画本,喜欢《水浒传》的同学可能都知道,这是一部讲史画本。讲的是北宋末年的衰亡史,其中有一段涉及宋江起义,大约四千字左右。这部画本文字非常简略,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但是内容很丰富。包括“杨志卖刀”的故事,“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故事,包括受招安、征方腊,整个次序跟今天《水浒传》小说里边的次序几乎一模一样,这几乎搭起了《水浒传》的整个框架,同时也说明,到了元初,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同样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一点是画本里的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三十六,仍旧没有发展到一百零八。再有一个,它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龚开的《三十六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却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但是它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它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我们知道太行山不在山东,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和梁山泊混为一谈。 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得出推论,认为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至少《大宋宣和遗事》这一派的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两国对峙,年代长达150年。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他们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他们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把太行山和梁山泊捏合在一起混为一谈。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 《水浒传》主要的流传地点应该是在南方,我们来看两个作者,一个施耐庵,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罗贯中虽然祖籍山西太原,但是他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在钱塘。我们再来看小说,每当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的热情就非常高,下笔如有神助,甚至写了很多关于杭州的诗词,而写到北方的时候,往往使用简笔,草草了事。再有,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是连接南北水路的交通枢纽。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找来找去只有一两处,说明作者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 第四个例子,想说说元杂剧中的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元杂剧起源于北方,而关于水浒戏的元杂剧,有剧目可以查到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能确定作家名称的只有四种。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还有李文尉的《燕青薄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牢陌》,这四本比较确切,是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首先作者就不详,年代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作品。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剧本失传了。 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譬如《双献功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担儿武松打虎》。我想这应该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雏形吧。 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两点:一点是确立了梁山泊的正确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山东人,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泊写到太行山去。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开场白,把梁山泊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念了这么几句:“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巷汊数十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把这个地理位置说得非常明确。只有山东人才能有这样精确的地理知识。结果,这段文字整个儿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了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梁山好汉有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我们想这个大概就是由三十六人转向一百零八人的一个前奏。三十六大伙儿应该就是三十六个大头目,七十二小伙儿应该就是七十二个小头目,加起来一百零八人,也就是后来小说中的天罡地煞。 所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是确定了一个大的背景和一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再有一个,好汉的数目,头领的数目,都确定了。但是《水浒传》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元杂剧吸取的具体故事情节非常少,大概有这么三两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到了《水浒传》,咱们翻一翻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这一段是从元杂剧来的。另外这个武松打虎,因《折担儿武松打虎》那个剧本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想《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是不是从那儿来的,这是一个猜测。 那么接下来的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层次比较低的原始传说、早期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才使一部民间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巨著。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这样一来呢,《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概要延长到四百年之久。最后写定者的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施耐庵、罗贯中看成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他们代表着《水浒传》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说到这儿,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刚才我们提到历史上的宋江只有一支不超过三千人的小部队,而小说中却发展成了千军万马,能够从事大规模的水上甚至陆地的军事行动。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有人这样解释,他说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的作者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来虚构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就我所知,《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小说家,第一次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虚构能力没有这么高明。 我们甚至可以把长篇小说的创作想象成一只大筐,那么当这个小说家尝试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他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毫无疑问是素材问题,他上哪儿找这么多的材料来填满这只大筐。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只有那么一点点材料,我觉得远远不足以填充长篇小说的这个框架。 如果换了我,我肯定会打破宋江起义历史史实的这个框框,四面八方地到处去找素材。凡是农民起义的史料、民族战争的史料,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无论发生在南方北方,能找到的都去找来,筛选借鉴然后消化融化。正如民间流传的这么一句老话:拣到筐里就是菜。 想办法填满这只大筐,这是每个长篇小说的作者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普遍做法,一个普遍的规律。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说他所写的小说人物,没有具体的模特,没有专门用过一个人,往往是嘴在浙江、脸在上海、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我想《水浒传》也应该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农民起义。而且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水浒传》的作者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我再举几个例子,比如梁山泊的第一任山寨头领王伦,王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是北宋庆历年间一次士兵起义的领袖,带着几百个士兵活动在山东、苏北一带,最后被镇压下去了。他起义的时间早于宋江起义七八十年,被作者也拿来充实这部小说,变成了山寨的第一任领袖,这是一个例子。 再一个例子,比如说小说里有个童贯,童贯是北宋王朝的枢密使,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小说中,他率领大军镇压宋江起义,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嘛。事实上,国防部长率领大军来攻打宋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区区一个在太行山上打游击的宋江,怎能请动童贯这把宰牛刀? 那么,童贯镇压过谁呢,镇压过方腊。所以水浒作者把童贯镇压方腊的这段史实挪过来写宋江。此外,有位学者还提到,他说方腊的家乡那个村叫碣村,而小说里头的阮氏三雄就在石碣村,他认为这是用了方腊的素材。 再举,比如《水浒全传》当中的征田虎、征王庆。田虎、王庆也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个是有据可查的。此外呢,《水浒传》当中有很多梁山好汉都有着历史真人的原形。像杨志、刘唐、张横、解宝、史进、关胜、张顺。张顺这个人物实有其人,他是南宋末年抗击蒙古人的一个民间好汉、一个民兵头领,最后也是死在水里,乱箭射死。跟《水浒传》里写的那个张顺死于西湖可以说连细节都是相同的。而大刀关胜则是南宋初期的一名抗金英雄,据《宋史》记载,关胜乃“济南骁将,屡出城拒战”,最后被大汉奸刘豫所杀,光荣就义。 从上述例子来看,我觉得《水浒传》当之无愧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不是哪一次农民起义的忠实记录,它是对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包括宋江起义之前、之后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的一个全景式描述。既有历史的真实厚重,又有史诗的壮丽恢弘。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没有解决。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浒”。“浒”是水涯、水边的意思,《水浒传》是发生在水边的英雄造反的故事。顾名思义,水在这个小说中应该扮演主要角色,如果没有水的话,连这个书名都失去意义了。但是历史上的宋江并不曾在水边安营扎寨,甚至于早期的某些故事里面只提太行山,不提梁山泊。根据种种史料,我们甚至可以断定,宋江不是“水寇”,而是“山贼”。 毫无疑问,这又是一个谜团。《水浒传》里的水从何而来?有人可能忍不住要嚷了,说梁山泊那里不是有水嘛,梁山泊里难道没有农民起义吗?如果有的话,小说家吸收过来,李代桃僵不就结了吗?梁山泊确实有一些民间武装在那里活动过,但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都是一些小部队、小规模、小打小闹,绝没有小说中那样大规模的安营扎寨。 譬如《宋史·任谅传》中提到,“梁山泊渔者习为盗,荡无名籍。谅伍其家,刻其舟,非是不得辄入……”也就是说,梁山泊很适合做强盗窝,不过都是些小强盗,渔民不愿受官府盘剥,啸聚一时而已。 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姓曹的官员到山东的寿章去做知县,到了那儿以后,听说梁山泊就在附近,非常高兴。到任没几天便兴致勃勃地去旅游观光了,到了地头一看,不由大失所望。梁山就是一个小山坡,梁山泊一点儿水都没有,没有泉眼,没有溪流,老百姓喝水得靠打井,压根儿无险可守。也就是说,梁山泊这个地方,实际上不适于军队大规模驻扎、建起大型水寨来抗击官军。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水泊聚义模式的农民起义呢?对照小说,这样的一次起义应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规模很大,参加的人数有几万,甚至十几万,起义军借助一个大湖大泽、大的水面建筑山水寨来抗击官军;其次造成的威胁也应该相当大,让朝廷不得不投入大量的部队或者剿抚并举,使用招安的手段,最后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农民起义军被改变成官军,或者是抵御外寇,或者镇压其他农民起义军,有没有这样一次农民起义?如果有,可以作为《水浒传》故事的一个原形。 我们考察农民起义的历史,还真的发现有这么一次农民起义,它就是南宋初年的洞庭湖钟相、杨幺大起义。这次起义兴起于南宋初期的建炎年间,前后长达六年之久,给南宋王朝的统治造成过沉重的打击。这次大规模的水泊农民起义,在官私史书、文人笔记、民间传闻都留下大量的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这次起义离宋江起义非常近,宋江起义失败是在宣和三年,1122年,而洞庭起义开始的那年是1130年,前后相差不过八年。历史上的八年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宋江起义和洞庭湖起义的民间传说,在南方流传的时候很难避免不会相互借鉴,甚至混在一起。经过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和艺术加工,宋江这个“山贼”就慢慢地变成了“水寇”。 为了证明不是在瞎扯,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一个是历史上的宋江起义;一个是小说里描写的宋江起义;一个是洞庭湖起义。我们把三种资料放在一块儿来比一比,看看小说里的描写是更接近历史上的宋江呢?还是更接近洞庭湖是钟相、杨幺。第一方面,我想先从地理环境上来说。先说历史上的宋江起义,它的战斗区域是河北、山东、苏北,主要是流动作战,根本没到过梁山泊,更没有在梁山泊聚水结寨的这种记录。总之一句话,跟水没有关系,这是历史上的宋江。而小说里的宋江就不同,凭借八百里梁山泊,建筑山水寨抵御官军,水在水浒故事里成了重要角色。再看洞庭起义,洞庭湖真正是八百里洞庭湖,周长八九百里,港汊纵横、地形复杂,有山有水,杨幺的大寨建在君山,杨幺建的水寨,全盛时期达到七十多座,用来抵御官军。我们翻遍农民战争史发现,凭借大湖大泽建水寨抵御官军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洞庭湖是惟一的一次。这是从地理环境来看,小说更接近洞庭湖,远离历史上的宋江。 从起义的规模上来看,历史上的宋江队伍只有三十六人,即便后来有所发展,也就是几百人、上千上。它的战斗力虽然很强,但是被张叔夜以一州一县之兵就打败了,说明战斗力还是有限的。到了《水浒传》,宋江的义军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一开始三五百人,后来是几千人,最后发展成拥有十数万人的强劲势力。小说写得真是很精致,水寨的整个过程发展都写到了,哪一次的战争,调动多少部队,征服什么地方,收罗什么将领,它是不断壮大的一个过程,写得清清楚楚。到了最后,接受招安的时候,号称是梁山泊十万之众、十万人。 再来看洞庭湖,洞庭湖上关于钟相、杨幺起义的人数文献记载不同,也是起义发展历史时期不同吧。《宋汇要辑稿》里头提到两万人,《皇宋十朝纲要》里头提到十万人,这跟梁山就非常接近了。也有说十几万人,甚至最多的说四十万人。我想这个四十万人里是不是带着家眷老小。因为那个农民起义不是正规部队,拉家带口,为逃避战争的威胁,四十万人,我想也有这种可能。最准确的一种资料,应该是岳飞的孙子岳珂编了一部书《金佗粹编》,它里边提到是“有众八万、号十万”。就是说起义军真正能打仗的精锐部队八万人,号称十万,兵不厌诈,对外号称壮大声势,号称十万,这个和《水浒传》的数目就非常接近了。 第三方面,从起义成员的籍贯和他们的社会成分、他们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先看历史上的宋江,历史上的宋江呢,带有一种很强的地域色彩,山东、河北嘛。虽然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我们猜想这三十六人,大部分应该都是山东、河北人,具体的社会成分应该是农民或者是士兵。这支小部队战斗力很强,很可能有一些士兵,这是历史上的宋江。《水浒传》里的起义军从籍贯上来讲,是真正地来自五湖四海。 喜欢《水浒传》的同志都知道,既有北方的好汉,也有南方的英雄,体现的就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因为梁山就是个小社会呀,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养马的也需要、打铁的也需要、造船的也需要。所以它形成这样一种五行八作的社会成分。这个就跟历史上的宋江大为不同了,那三十六人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它就不需要这些。 再来看洞庭湖,洞庭湖虽然是一次地域性的起义,围绕着洞庭湖,但是它的队伍籍贯体现的是五湖四海。为什么呢?洞庭湖起义是在南宋初年,当时正是天下大乱,金人打进东京以后,北方的很多衣冠之族纷纷逃到南方,北宋的很多北方部队打了败仗,四下溃散,其中很大一部分流落到了南方。 再看它的社会人员的组成:我们说洞庭起义的士兵主要是农民和渔民。他们采取“水战陆耕”的战略,即在水里头打仗,种庄稼的时候到陆上来种,抢收完了以后,把粮食装上船,然后又到水中逃避官军的讨伐。此外呢,洞庭起义军的头目大多数是乡村好汉,市井豪强,这个跟水浒也非常相似。此外也有一些地方豪强,像钟相,实际上就是一个豪绅,他的身份和晁盖非常相近。 我们总有一个疑问,《水浒传》既然是文学的虚构,为什么在宋江前边要安排一个晁盖,以前我也不明白这个问题。晁盖文韬武略都不如宋江,而且早早就死了,但是宋江偏偏对晁盖恭敬有加、言听计从。晁盖死了以后在山寨里头还要竖一个晁盖的牌位,一直到最后接受招安,才把这个牌位烧了。为什么晁盖会有这么高的威信,我想这应该就是洞庭湖钟相、杨幺的关系在小说中的一个投影。 另外,我想说说水战的情况。宋江三十六人陆上作战,跟水没关系,这不必说了。《水浒传》中呢,宋江是依山傍水建立水寨,小说里多次描写到水战。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可能有的同志看书比较细,这个水战有个固定的模式,往往是官军跟义军在水面上相遇了,然后水军头领就跳到水里逃走了,留下一条空船。那官军乘胜追击,最后陷入埋伏圈打败了。好几次水战无一例外,起义军使用都是这种空船计。 镇压洞庭湖起义的时候,因为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湖泊,所以朝廷调动的是建康府水军正副都统制崔征、吴泉。我们读小说的时候发现高俅打梁山的时候,调了一支水军,也是金陵建康府水军。我觉得这个很不合理,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的嘛,我从建康府长江流域来调水军,这个是合情合理的。梁山泊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湖泊,怎么会调动长江流域的水军去攻打?从这里我觉得透露出了一点蛛丝马迹,就是小说确实利用了洞庭湖的素材。 还有一点,三败高俅,高俅是怎么被捉住的?第八十回,高俅使用了一种叫做大海鳅船,这种船实际上叫车船,这就是轮船的前身,不是划桨,船的两边装着车轮,人夫踏动,在水上行走如飞,外边有护板,射箭也不怕。而车船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用于战争就是在洞庭湖。 杨幺的旗舰,这只车船有三十二车,也就是三十二个车轮,长三十丈、高三层,可以装载战士上千人,这个旗舰的名字就叫混江龙,和水浒里李俊的绰号是一致的。从这些地方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小说受洞庭湖起义的影响之多。 总而言之,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只是《水浒传》成书的一个框架,具体的内容则包含或吸收了其它大量的农民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史料。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个人认为洞庭湖起义的史料和传说给予了《水浒传》作者极大的启发,深入研究洞庭湖起义的素材,是解开《水浒传》成书之谜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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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初年有个叫《大宋宣和遗事》的画本,喜欢《水浒传》的同学可能都知道,这是一部讲史画本。讲的是北宋末年的衰亡史,其中有一段涉及宋江起义,大约四千字左右。这部画本文字非常简略,带有一点提纲的性质,但是内容很丰富。包括“杨志卖刀”的故事,“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杀阎婆惜”的故事,“九天玄女授天书”的故事,包括受招安、征方腊,整个次序跟今天《水浒传》小说里边的次序几乎一模一样,这几乎搭起了《水浒传》的整个框架,同时也说明,到了元初,水浒故事基本成型了。 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同样有两点引起了我的好奇,第一点是画本里的一张好汉名单,人数仍旧是三十六,仍旧没有发展到一百零八。再有一个,它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我们说宋江的史料里没有梁山泊,龚开的《三十六人赞》也没有提到梁山泊。在《大宋宣和遗事》里,却第一次提到了梁山泊。但是它把梁山泊的位置放错了,它一提就是太行山梁山泊,我们知道太行山不在山东,太行山在河北和山西的交界,南北走向的一个山脉。怎么会把这个太行山和梁山泊混为一谈。 有的学者根据这一点得出推论,认为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至少《大宋宣和遗事》这一派的水浒故事,很可能是在南方流传。因为当时南宋期间,南方是南宋、北边是金,两国对峙,年代长达150年。那么,南方的老百姓,南方的说书人,南方的水浒作者,他们对北方的地理形势不了解,他们只听到传闻,说北方太行山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梁山泊也是个好汉出没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把太行山和梁山泊捏合在一起混为一谈。我比较同意这个观点。 《水浒传》主要的流传地点应该是在南方,我们来看两个作者,一个施耐庵,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罗贯中虽然祖籍山西太原,但是他主要的活动区域也是在钱塘。我们再来看小说,每当写到南方的时候,作者的热情就非常高,下笔如有神助,甚至写了很多关于杭州的诗词,而写到北方的时候,往往使用简笔,草草了事。再有,梁山泊是黄河的泄水湖,是连接南北水路的交通枢纽。但是小说里很少提到黄河,找来找去只有一两处,说明作者对北方的地理并不是很熟悉。 第四个例子,想说说元杂剧中的水浒戏,这应该是北派的水浒故事了。元杂剧起源于北方,而关于水浒戏的元杂剧,有剧目可以查到的有几十种,其中有剧本完整保存下来的大概十种左右,能确定作家名称的只有四种。一种是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一种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还有李文尉的《燕青薄鱼》;再有一个是李志远的《还牢陌》,这四本比较确切,是元代的作品。还有几种像《征豹恩》、《黄花玉》、《五虎大劫牢》、《七虎闹同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首先作者就不详,年代也不好断定,有人说可能是元末明初作品。另外还有大量的水浒戏,我们只知道一个名目,剧本失传了。 在这些水浒戏当中我们发现,以谁为主角的最多呢?李逵,黑旋风,也有跟武松有关的,譬如《双献功武松大报仇》,还有个叫《折担儿武松打虎》。我想这应该就是小说里武松打虎的雏形吧。 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我觉得有这么两点:一点是确立了梁山泊的正确位置。为什么呢?因为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山东人,康进之、高文秀,高文秀就是东平人,梁山泊就在东平,就在高文秀的脚下。他当然不会把这个梁山泊写到太行山去。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第一折,宋江上场有一段开场白,把梁山泊的位置说得非常清楚,念了这么几句:“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巷汊数十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把这个地理位置说得非常明确。只有山东人才能有这样精确的地理知识。结果,这段文字整个儿被《水浒传》的作者抄录到了小说第78回的开篇处,这是一点。 再一点呢,宋江在开场白中提到梁山好汉有三十六大伙儿、七十二小伙儿。我们想这个大概就是由三十六人转向一百零八人的一个前奏。三十六大伙儿应该就是三十六个大头目,七十二小伙儿应该就是七十二个小头目,加起来一百零八人,也就是后来小说中的天罡地煞。 所以说,元杂剧对《水浒传》的贡献是确定了一个大的背景和一个准确的地理位置。再有一个,好汉的数目,头领的数目,都确定了。但是《水浒传》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元杂剧吸取的具体故事情节非常少,大概有这么三两处:一个就是康进之的《黑旋风负荆》,到了《水浒传》,咱们翻一翻第七十三回“黑旋风乔捉鬼,梁山泊双献头”。这一段是从元杂剧来的。另外这个武松打虎,因《折担儿武松打虎》那个剧本现在已经失传了。我们想《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是不是从那儿来的,这是一个猜测。 那么接下来的元末明初,施耐庵罗贯中两位最后的写定者,把这个流传于民间的、水平参差不齐的、层次比较低的原始传说、早期作品加以汇集、整理、加工、创作,才使一部民间作品升格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巨著。没有施耐庵、罗贯中应该说就没有《水浒传》。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水浒传》,真正的成书时间应该是在明代嘉靖年间,也就是1522年以后,这样一来呢,《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概要延长到四百年之久。最后写定者的姓名我们已经无从考察,但是我觉得不妨碍我们把施耐庵、罗贯中看成是水浒作家群的一个代表。他们代表着《水浒传》创作的一个最高水平,文人阶段的一个最高水平,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说到这儿,我们仍旧没有能够破解《水浒传》的成书之谜。刚才我们提到历史上的宋江只有一支不超过三千人的小部队,而小说中却发展成了千军万马,能够从事大规模的水上甚至陆地的军事行动。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有人这样解释,他说小说创作的最大特点就是虚构,《水浒传》的作者可以凭借丰富的想象力,来虚构完成这部歌颂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我不大同意这个看法,因为就我所知,《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章回小说之一。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小说家,第一次尝试着进行这种长篇创作,恐怕他的虚构能力没有这么高明。
锅榻腰盒瑞特花仁蹄花汤黑衣人特人
查你们的这个资料这是想了解而不是再听你们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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