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帝国真的比罗马帝国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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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帝国真的比罗马帝国强大?
成龙天将雄师剧照讲述的罗马与西汉的故事。不过楼主看后不禁吐槽：山西的雁门关何时成了与西域对抗前哨了？古罗马和西汉到底哪个更强大？想必很多铁友看过和讨论过无数次了。楼主本期讲武堂就试着从政治文明和军事上分析，汉朝与古罗马（西罗马）到底孰强孰弱。文明/政治首先就政治上而言，秦、汉大都是大一统的王朝，已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我们习惯上将古罗马和汉朝都当成统一国家，但是二者国基已经很大不同了。罗马古城复原图。首先，古罗马是靠着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最后领土横跨欧、亚、非三洲疆土，成为由一个中心统辖下的松散帝国。仅在这个中心内部，就还有贵族、平民的区别，但是一旦这个中心上层贵族渐趋腐化，蛮族侵入，而帝国全部即告瓦解。这是罗马的立国形态。周朝大搞分封实际上是对中原武装殖民的一种手段，自周王室以来形成天下共主的思想，也是大一统局面的思想基础。而秦汉则不一样，两朝都不是靠一中心点向征服四周，应该说是靠四周的力量共同参加构成一中央。自周建国以来的武装垦殖，到秦大一统之前，各地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很高，除了关中外，各地还形成了大量的中心。秦最终扫清六合，汉一平西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重用了各阶层精英。并且最最重要的，秦汉（尤其以汉为著）中央的构成，是从全国各地、各阶层选拔人才（至于后来官宦由门阀垄断乃至发生割据，实在是察举制的政策歪打正着），中央政府虽然权贵成分高，但是军功阶层和平民阶层也能参政。西汉与罗马帝国疆域比较。这样来看，罗马就如暗室中的一盏明灯，光耀四壁；而秦汉则如满屋灯泡，交相辉映；所以当古罗马城被攻陷之后，领土分崩离析，而秦汉则不然，长安破迁都洛阳，甚至一直到东晋五马南渡，照样在建康建都。因此罗马民族文明一时，而中国文化则辉映于千古。综上所述，汉朝在文明传承上有着先天优势，汉胜于罗马。军事战争的主体是人。汉朝与古罗马之间在技术兵器上的差距并不是很大，所以楼主在此单从兵员素质上来比较孰强孰弱。汉承秦制，仍然采用强制征发农民、徭役的方式征发军队。汉朝军制承袭秦制，分戍卒、更卒、正卒。简言之，这些都是临时征发的农民，（男20岁服兵役2年，其中一年在地方叫正卒，一年在京师叫戍卒。更卒为一年仅服役1个月。）。实际上还是与现代军制差别很大，那时农耕社会条件下，这一类强征入伍的士兵战斗力并不高，并且训练水平也是有限，所以整体素质较差，更难有秩序可言，只是迫于严格的法令而被迫背井离乡作战。汉朝的弓弩奇兵，带有很强烈的游牧骑兵色彩。霍去病屡屡抛下大部队帅几百骑兵搞突袭，实际上与他身边一大帮靠得住的亲兵有很大关系。而汉朝的征召制征召而来的正规军多构成了贵族的私兵。这批人或是贵族子弟，或是世代武家，可以说是作战的核心。而反观汉代前期军事力量主要用于平定国内叛乱，骑兵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发展，那时期较为出名的骑兵也就是灌婴的骑兵了。对匈奴战争是在汉武帝时期，那时候期并得到空前发展，但是由于是对抗匈奴游牧民族，多以轻骑兵为主。汉朝骑兵出于马种与对匈奴作战考量，多为轻骑兵编成。陈汤灭郅支，主因还是在于匈奴遭灾，从游牧状态下脱离造成的。从汉武帝开始，对匈奴的战争可以说是耗尽国财，骑兵损失也是非常高昂，实际上对于匈奴这类游牧民族作战是永远无法取得绝对胜利的。一直到汉元帝时期，漠北遭到空前自然灾害，匈奴开始南迁到西域筑城，改变了游走的战争状态为中国传统攻城战，才让我们的陈汤一举歼灭。汉朝的军事，也是受到地理环境所限和具体需求来定，缺乏组织性、临时征召兵员比例过大（比如北征匈奴动辄征发刑徒出征），所以军事素质上来讲并不见得很高。罗马疆域。而反观罗马。罗马仅凭40万军队就缔造了一个地跨亚非欧、将地中海纳为内湖的大帝国，可以说与他拥有着一支无比强大的军队有着很大的联系。罗马军制有着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直到屋大维时期的罗马帝国，罗马疆域达到空前的规模，军队也发展到空前强大地步。首先是罗马军队的构成。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每个罗马男性公民都都有义务应征入伍，并按照年龄和所持财产多少被分为5个兵种，散兵、青年兵、主力兵、三线兵、骑士。从财产多寡和年龄、从军经验来编成轻重步兵和骑兵。罗马军团辅助人员可以凭借战功获得罗马公民身份。鼎盛时期的罗马军队，实际上是由罗马公民构成，这批人唯一任务就是保卫罗马帝国，他们工资高，退伍之后待遇好。儿子通常跟着老子去当兵。终身从军的士兵大有人在。还有一些辅助军，但是编制和装备与正规军团士兵都不同，而且他们通常不是罗马公民，从帝国的其他行省征召而来，而且工资也低一些。但是奖励就是服役结束后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士气上来讲要远高于汉朝临时征召的农民。典型的军团普通士兵装备，普通士兵头盔不插毛。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军制再一次进行改革，直接取消了财产多寡来分兵种的原则，所有士兵们的装备与训练得以统一标准化，并提供武器和薪金给无产市民，以合约的方式保障他们在退役后能够得到一定的土地。这样一来不仅实现了军队职业化，更无形之中增加了士气。当然，军队职业化造成后来的军头做大最终导致西罗马灭亡，这是后话了。结语古罗马与秦汉孰强孰弱，在政治文明上，我们的祖先从周以来的武装殖民政策和分封制的建立的大一统国家要强于罗马。但是农耕文明的汉朝可能在军事上却是逊于古罗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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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vs罗马，哪个更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马平】每当关于秦汉史的影视节目热播，总有“秦（汉）朝和罗马比哪个更强”的网络争论出现。作为中国网民，关心秦汉不奇怪，但被拿出来做对比的总是罗马，而不是波斯，说明欧洲在近代以来的霸权深入人心，导致罗马帝国这个欧洲文明前身成了非常有分量的“对手”。在很多人看来，秦（汉）和罗马的对比，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对比。1 欧亚对称性当然，即便我们的视角只局限于欧亚大陆，秦汉及罗马所衍生的文明也远不是历史的全部。至少印度、中西亚（包括埃及）算得上和中国、欧洲并列的文明区域，这两块区域简单地归入西方或东方的范畴都不合适。但从另一方面说，欧洲和中国地处欧亚大陆两侧，在文明发展方面的确有一定的“对称性”，值得做一番比较。所谓“对称性”，首先反映在气候上。中国和欧洲各处于大陆一端，背靠大陆，面对大洋，降水量和温度都比较适合农业文明发展。与之相比，中西亚三面环陆，过于干旱；印度三面环海且深入热带，降水量波动大，热带疾病较多，金属工具锈蚀快（恒河流域被铁器充分开发后有好转），都对农业文明有一定阻碍。从发达农业文明发育的角度来说，中国和欧洲之间的相似性，要大于和其他两个文明圈之间的相似性，是欧亚大陆最“典型”的农业文明区。另一种对称性反映于文明的相对位置。早期文明的萌发依赖于原始社会晚期人类之间的交流，考虑到当时人类航海能力较差，这种交流以陆地为主。作为欧亚非大陆人口和信息流动的十字路口，最早的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出现在中西亚地区，而东端的中国、西端的欧洲（主体部分），出现农业文明社会都要比中西亚文明晚，属于第二代次生文明，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中亚第一代文明的影响，从而在文明发展节奏上体现出某种同步性。具体而言，青铜工具很难支撑起一个农业大帝国。因为青铜器昂贵而稀少（铜矿和其他配料很难搜集），不足以装备所有农民和工匠，所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技术上，农民和工匠都必须依附于少数掌握青铜工具（武器）的贵族，更无力开垦广阔的原野。青铜城邦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文明模式。只有铁器普及后，农民才能利用分布广泛的铁矿，开垦广阔的原野，同时成为可靠的兵源。东亚和欧洲的冶铁技术都来自西亚（赫梯帝国），都在公元前的1000年内普及了铁器（民用），所以秦朝的扩张和罗马的崛起相对同步，从秦朝统一天下到罗马控制地中海世界，前后只差了两个世纪。公元元年前后，亚欧大陆的两端都被统一大帝国统治。考虑到亚欧大陆此时没有任何直接交往，这种同步性相当惊人，足以让西方历史分期中的“古典时代”概念推广到大半个大陆。从这个角度来说，秦-汉和罗马帝国的确是同一“量级”和“年龄段”的选手，放在一起比较可以得到很多有趣的结论。2 秦与罗马从统一的过程和早期帝国模式来看，秦和罗马也有很强的相似性。首先，两个帝国都起源于偏远地区的中等国家。罗马地处亚平宁半岛西岸，虽然属于地中海文化圈，和地中海东部繁荣的古国之间相对隔绝，属于比较落后的农业国，也不发展海洋贸易，最初几乎没有远方强权想来掠夺它，希腊学者如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完全无视了罗马的存在（距罗马崛起还有200年）。而秦朝虽然也是周天子分封的诸侯，但地处西部边陲，和蛮族杂处，被中原诸国视为半文明化的次等国家。孔子著《春秋》，提到“郑”251次，“晋”311次，“楚”163次，“秦”只有41次，可见秦国地位之低。其次，两个国家都是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扩张阶段，秦和罗马的国家机器几乎就是军队的附属，全体男性国民都是亦兵亦农，耕战结合，提升社会地位的最好方式就是获取战功。第三，两国都建立了严格的法律体系，以奖惩而不是道德驱动国民为战争服务。秦朝被后世称为“法家”典范，秦律令被汉朝以及整个中国文明继承，而罗马法典影响了整个欧洲，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最大遗产之一。第四，两国在征服阶段都采取了明显的殖民统治手段。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化为行省，派出自己的总督管理；秦朝占领关东六国，设置郡县，理论上官吏可以从全国选拔，有军功授官，吏员提升等模式。但实际上，由于秦朝立国时间短，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派往各地的官吏实际上是旧秦国军政体系的延伸，秦国军政官员明显凌驾于关东各国的人民和旧贵族之上。当关东群雄造反，秦国无力镇压的时候，秦皇（子婴）也采取了辞去帝位，重新做秦王的政治表态，以放弃殖民成果的方式来换取政治谅解。客观地说，落实后面几项制度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无非是弱化本国农民对旧贵族的人身依附性，直接向国家纳税，服兵役，把全部人力动员起来征服其他贵族国家。但是，之前的文明国家大多形成于青铜时代，往往不适应铁器时代的新形势，贵族阶层不愿放松人身依附制，不敢直接动员农民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所以必须经过“变法”才能形成新的国家机器。秦国和罗马都地处本文明圈的边陲，青铜时代的文明遗产较少，所以最先转型成功，打造了前所未有的军国主义机器，组建新型帝国。可以说，由秦和罗马（或其他边缘文明国家）完成本文明圈的首次统一，是具有一定必然性的。3 “硬”而不“韧”然而，新型帝国扫荡了旧贵族阶层，充分动员农民阶层经济-军事潜力的统治方式也不是什么秘密，帝国的统治者既不能垄断建立新权力中心的流程，也无法避免其他国家仿效自己，甚至无法有效压制各级军政官员的野心。一旦帝国遇到危机，统治者的权力很难像青铜时代贵族那样绵延几百上千年。之所以帝国内斗不断，是因为最初的大型帝国只搭建了古典时代的“硬件”，如统治体系、法律结构、基于农民士兵的军队等等。统治者希望平民服从官吏，士兵服从将军，而官吏和将军服从皇帝，形成严密的统治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不需要自己的思考，不鼓励主动性，恰恰说明任何一级官吏（军官）都可以带着自己的下属造反。从皇帝到平民的权力链条越结实，任何一个中间环节拖着身后的全部链条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仅靠奖惩维系统治的军事帝国貌似很“硬”，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属性——“脆”。当然，在帝国体系还能正常运行的时候，当国土还在不断扩张的时候，大多数野心家会懂得隐藏自己的想法，但一旦帝国遇到外部或内部危机，或是最高统治权的传递出现争议，官员和将军的私心就体现出来了。比如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和赵高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可以操纵的继承人。而在陈胜吴广造反之后，秦国派往边疆的远征军团往往坐视秦朝崩溃——比起挽救帝国，赵佗这样的将军对自立为王（如南越）更感兴趣。秦朝因此快速覆灭。罗马也一样，实际上罗马帝国在变成拜占庭（东罗马）帝国之前，从未建立稳定的帝位传承体系，每个皇帝去世都是一次政权危机，甚至不等皇帝去世，就会发生兵变。除非皇帝在位时将自己的继承人培养成实力强大的新军阀，否则很难保证继承人通过内战的考验。许多时候，近卫军可以选择皇帝甚至拍卖皇位，当然近卫军选定的皇帝也会立刻面对外省将军的挑战。罗马帝国经常会同时存在三四位皇帝，然后在下一代的内战中重新归于一体。从公元前27年屋大维自封奥古斯都开始，到307年君士坦丁即位，334年间有近百名将军成为罗马皇帝，正式统治过国家的70多位，其中近50名皇帝不是死于内战，就是死于刺杀。从从公元235年至284年，罗马有26个皇帝，其中只有1个正常死亡。可以说罗马皇帝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之一，死亡率比角斗士都不差什么。当然，考虑到秦朝三个皇帝有两个被人干掉，还死了一个准皇帝扶苏，东方帝国的统治者也同样是高危职业。4 地中海“粘”住的帝国第一代帝国只有“硬件”，统治者和臣民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所以很“脆”。但秦朝二世亡国，罗马帝国却“脆”而不弱，虽然每隔几年就要折腾一番，但在300多年间，罗马帝国的疆域和法统都一直维持下来，直到君士坦丁将帝国重心迁到东部的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这期间即便只考虑屋大维开创的朱里亚·克劳狄帝系，也维持了95年，2世纪繁荣期的安敦尼帝系则维持了96年，明显长于秦朝的14年。就算把秦始皇做秦王的17年时间都加进来，也无法和罗马帝国的几个稳定帝系相比。为何西方的第一代帝国更长久呢？在我看来，地中海的存在是一个重要因素。地中海是一个陆间海，东西长4000公里，南北约1000公里，罗马帝国起源于中部偏西的亚平宁半岛，征服的土地基本上围绕着地中海绕了一圈。地中海没有明显的潮汐，也没有危险的热带飓风，向任何一个方向航行几百公里就会碰到陆地，即便没有指南针和蒸汽机，航海也不是什么难事。这意味着罗马帝国内部存在一条通畅的“高速公路”，罗马军团坐船航行几十天，就能横穿大半个帝国，消耗的粮食和物资还比陆路行军少得多。再加上黑海、多瑙河、尼罗河等通海水道，罗马军团和运输队一般只需要陆地行军几百公里，就能覆盖帝国大多数地区。从交通角度说，罗马帝国的尺度只有秦帝国的几分之一。交通方便，地理障碍少，统治者对下属的控制就强。赵佗如果不是被遥远的距离隔在广东，在秦末大乱中未必不会慑于制度而履行勤王职责。从另一方面说，任何罗马帝国“体制外”的武力都会被海军支持的罗马军团迅速消灭，就算割据一方也被大海阻隔，很难扩散到帝国其他区域。罗马帝国遇到的两次最大叛乱——斯巴达克斯起义和巴高达起义，就因为没有海军而只能局限于帝国一角。所以，虽然内战频繁，但夺取皇位的总是罗马军团的统帅，而不是民间领袖或是外族酋长，新皇帝依然会继承罗马帝国的法统和国家机器，因此罗马将军们斗而不破，在几百年的时间内维持了罗马法统，当然也能通过海运供应罗马城——在公元1-2世纪可能达到百万人的规模。秦始皇对水路运输的认识并不逊于任何罗马皇帝。统一战争中最关键的长平之战，秦国就充分利用了北中国的水路，借助渭河、黄河、汾河搭建后勤供应线，供应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支军队。后来司马错伐楚再次动用内河舰队，从四川出发迂回楚国。赵佗平岭南，专门修了灵渠以保障后勤。但无论如何，间断的内河水运无法和通畅的地中海相比，就算加上秦帝国努力修建的“驰道”也不行。所以，陈胜吴广起兵之初虽然很弱小，却没有军队来迅速镇压。等到叛乱四起，秦国将军们各怀私心，逐步向军阀转变，当然也不愿全力勤王。缺乏海路的秦帝国因此亡于刘邦项羽。5 儒法帝国后继的汉王朝从秦末战争中吸取了足够的教训，一方面“汉承秦制”，另一方面从开国之初就在政权中引入儒生。到了汉武帝，国力强盛时提出“独尊儒术”，开创了此后2000年的儒家政治传统。所谓儒家，思想和行动的核心是“礼”。孔子尊奉的周朝教育体制要传授“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 “礼”排在第一位。刘邦建国，请来大儒叔孙通做顾问，叔孙通的第一件政务就是为新兴的汉朝廷确定礼仪，让追随刘邦建国的那些军功贵族按照礼仪参拜皇帝。到了唐宋以后，儒家官僚体系往往以六部作为中央官僚机构的核心，其中“礼部”按例排在第一，负责教育、选拔新的儒家官僚。为何作为“形式”的礼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呢？因为道德本身是无法操作的，必须体现为具体的操作流程才能落实。儒家利用祖先崇拜，从宗族开始提倡秩序和服从，进而确立一国之内的长幼尊卑，就是通过礼制来实现的。这一制度并不像法家那样推崇效率和奖惩，对违规行为也缺乏明确的约束，但在制度上确立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道德地位，要求全国的官僚、地主和农民都尊奉这个最高权威，而不仅仅因为畏惧刑罚而服从自己的上级。作为回报，各级统治者也会因此获得下属的尊敬和服从，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部分。当然，儒家并不能单独支撑一个大国。因为从包含亲情和血缘关系的宗族，到幅员几千里的大国，管理方式天差地别。先秦的儒生之所以发挥积极作用，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和中央政府，只有上百个以军事宗族为核心的小诸侯国，而且统治机器仅限于城邦内的“国人”，并不覆盖大多数野人（农夫），所以能用共同的祖先崇拜弥合矛盾，用相对弹性的管理方式组织国家。等到铁器时代消灭了青铜贵族的血缘网，儒家传统的生存环境已经消逝了。所以，儒家和法家思想必须相互配合，才能支撑新的帝国。法家建立一套严密的官僚体系，搜集资源，组织军队，惩罚违规者，震慑敌人；儒家宣传普世的道德，用礼仪制造行为惯性，让叛乱和分裂者承担道德压力，让底层的官僚和地主也因为自身利益支持最高统治者。这样，儒家不善管理大型机构的问题被法家解决；法家政权因为太“硬”而“脆”的问题，被儒家的弹性和普世道德所弥补，即便某一层级的官僚企图反叛，接受儒家意识形态的下级也不会无条件地跟随。汉宣帝对此有精准的评价：“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即儒法并用才是管理大帝国的精髓。纵观公元前后的中国，秦帝国代表铁器时代的新兴制度，消灭了青铜贵族制度的残余，但纯用法家，矫枉过正，又不像罗马那样有内海便利交通来维护大帝国，反而因为滥用民力（相当一部分用于修建交通设施）而迅速灭亡。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汉朝一方面继承了秦朝的法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在青铜贵族时代的遗骸上翻出了儒家思想，补齐了统一大帝国所需的“软件”，为之后2000年的中国确立了儒法国家的典范，为中国的大一统惯性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制度案例。即便是汉族政权被赶到南方乃至消灭，少数民族军阀和汉族地主结合的北方帝国也会重新打造儒法国家，统一中国。6 海洋和基督教在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因为内海而存活下来，没有像秦朝那样迅速覆亡。但到了三世纪以后，缺乏统一意识形态已经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问题。底层民众和地方精英对罗马政权的专横不满，而每个在体制内执掌军权的罗马权贵都有做皇帝的心思。就算是已经获取最高权力的罗马皇帝，也不想接受一个皇帝非正常死亡率过半的体制。从上到下，整个帝国都知道要有所改变。君士坦丁代表帝国做出两个重大决定——迁都、接受基督教。几百年来，在欧亚大陆的西部，罗马一直是超然于所有城市的超级城市，即便偶尔不是皇帝的居住地，也是文化中心和元老院驻地，以近百万人口傲视全地中海，是当之无愧的帝国核心。现在君士坦丁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建立新都，还带上了元老院，等于把帝国的重心东迁。如果仅看地中海的形状，貌似东迁意味着从地中海的中部偏西搬到了东北部边缘。但必须注意到，当时的大西洋航运可以忽略，地中海西部也没有可以深入陆地的河口。而东部不仅有黑海这个次级内海，还能通过多瑙河、顿河、第聂伯河、尼罗河和富庶的大河流域联系，从水运的角度来说，东地中海比西地中海更“海洋化”，更便于水运交流。此外，君士坦丁堡处于海峡和准地峡的交叉点，是海路和陆路的四路交叉口，从任何一个方向上受到压力，都可以指望从其他三个方向获得支援，的确是一个地中海帝国最好的建都地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地中海的交通便利，维持帝国的存在。但罗马和罗马皇帝的危机不能仅仅靠交通来解除。东方帝国靠儒家思想解决了国家机构太“脆”的问题，西方的帝国也需要统一意识形态，在法律之外给整个统治集团提供一个结合在一起的理由。只是罗马帝国虽然内战频发，却没有秦汉交替那种颠覆性的变革机会，君士坦丁就算东迁，建立的也是“新罗马”。所以，罗马帝国未能从容地在传统意识形态中挑选一种合适的工具，给自己的体制赋予弹性，只能被动地接受基督教。基督教的创立是犹太教内部矛盾导致的偶然事件，但基督教的传播与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罗马帝国制造的发展空间。罗马帝国一方面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语言环境，另一方面内战频发，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整个帝国都急需超出地域和种族的意识形态来弥合矛盾，国家机器却完全无视这种需求，只会空泛地宣布皇帝是需要敬畏的神灵。所以，当罗马公民保罗把基督教带回首都之后，基督教的传播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迫使君士坦丁皇帝皈依基督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半世纪之后的狄奥多西皇帝宣布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7 山河破碎风飘絮基督教的确能帮助帝国“维稳”。它劝说底层对统治者忍让，给各个阶层确定行为规范，反对人们仅仅因为自己的野心和不满就挑战体制。从这个角度说，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和汉朝的儒家思想有类似的作用。但是，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宗教，一种独立于国家机器和世俗社会的宗教，时不时就会因为神秘主义、极端化等问题失控。就算教会依托于国家世俗化，也会占用大量免税土地和农奴，削弱国家财政。与之相比，儒家官僚地主谋取特权的问题虽然也不小，但相对可容忍的多。纵观中国2000年历史，儒家只在西汉末年主动推动了一次王莽夺权，之后作为整体一直忠于现行国家机器；而原罗马帝国境内，国家和教会的斗争2000年来从未停止过，7世纪还有血流漂杵的“（反）破坏圣像运动”。可以说，基督教会对统一帝国始终是一把容易伤到自己的双刃剑。虽然基督教会不能单独拯救罗马，但历史证明，教会加上东地中海的便利航运，可以支撑东迁的罗马帝国再存在近千年（中间经历多个王朝），和中国在秦汉以后反复出现的大一统王朝有一定可比性。只是这个效果无法覆盖到海运不那么发达、容易受欧洲内陆影响的西地中海。所以罗马帝国在西部的统治到5世纪就崩溃了，东半部就是常说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在获得喘息机会后，也曾反复西征以图恢复帝国。但6世纪后接受伊斯兰的阿拉伯人也进入地中海，夺取了西西里岛，大大提升了西地中海的航运成本，所以东罗马帝国最终放弃了包括意大利和罗马城在内的西罗马帝国，专心地在东方发展。只是东地中海不再是罗马人自己的池塘，东罗马这“半壁江山”也守不住，1204年被原西罗马帝国土地上派来的十字军攻破了首都。东西罗马最终都毁于帝国西北部的“蛮族国家”，破碎为一系列小国。1453年，土耳其人消灭了东罗马帝国的残余，接管了它的土地，在几乎相同的地理空间内建立了另一个政教合一、海陆兼顾的帝国——奥斯曼帝国。从统治模式来看，奥斯曼帝国是东罗马帝国“正宗”的后继者，但不属于欧洲文化圈，在19世纪后被肢解。最终，罗马帝国曾经的土地上再也没有统一大帝国的痕迹，与远东中国对称的欧洲-地中海世界成了世界上政治最破碎的地区之一，失去了政治上的“对称性”。8 地理和历史这篇随笔写到这里就快结束了。很显然，本文绕开了那些最敏感、也受欢迎的话题，比如“秦（汉）朝和罗马谁的军事力量更庞大？”，“秦（汉）朝和罗马谁的工程技术更强？”，“秦（汉）朝和罗马谁的经济更发达？”……然而，对于改造自然能力很差的古代国家来说，赢得某个单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统治者更多考虑如何因地制宜地解决现实问题。所以，秦（汉）与罗马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理、气候、周边环境的区别，而不是发展水平的优劣。比如说，比较军事力量的时候，秦汉帝国在单一战场上集中的兵力似乎更多，而罗马军团的职业性似乎更强。但这恰恰是因为罗马军团在战略上可以靠海运提供后勤，秦汉帝国需要大量的辅助兵来保障陆路后勤线。又比如罗马城有近百万人口，比起长安洛阳都有优势，但这一方面是因为海运粮食方便，另一方面也因为罗马长期维持殖民帝国体制，给本土尤其是首都居民以特殊的福利，供养了太多和经济、军事职能无关的贫民，并不体现经济总量的差异。总的来说，罗马和汉朝的繁荣年代都拥有5000万上下的人口和400万平方公里上下的温带国土，考虑到农业社会的个体生产力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可以认为秦汉和罗马是水平相近的两个古典文明。对具体的指标做过多比较意义不大。两个文明真正的差异是对后世的影响。如前所述，中国最终以统一的面貌迈入现代世界，罗马帝国则先自西向东逐渐碎裂，最终变成几十个小国。在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补课的今天，可以说政治上的统一和分裂，是秦（汉）和罗马给后世留下的最主要遗产。政治遗产的区别当然有很多因素。比如说因为欧亚大草原西部的水草相对丰美，欧洲（尤其是西欧）在连续几百年内遭受了游牧蛮族的入侵。比如说欧洲距离中东沙漠民族较近，更容易从一神教核心地带接受宗教影响。又比如说欧洲因为铁矿品位高，长期未发展出中国的生铁熔炼技术等等。但无论如何，从地图上看，亚欧大陆西端最明显的地理特征就是地中海的存在，中国本土则是完整的陆地，这势必会影响到帝国的组织方式，进而影响帝国的政治遗产。秦帝国没有内海的交通便利，二代而亡，无意间为后继者创造了一个主动转型，从诸子百家中选择最合适意识形态的机会。而罗马帝国靠内海化解了多次危机，却始终未能从内部世俗社会找到合适的“软件”，被迫接受外来的基督教，以缓和矛盾。随着时间推移，海洋的通行便利不能一直垄断，教会的“维稳”反过来会威胁世俗政权，即便君士坦丁以后的罗马帝国双管齐下，也未能挽救地中海世界的帝国传统。可见福祸相依，难说地理因素会对“文明竞赛”产生什么样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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