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的发现与研究pdf下载_爱问共享资料
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的发现与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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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文档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的发现与研究pdf》，可适用于人文社科领域，主题内容包含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火遗迹的发现与研究武仙竹李禹阶刘武关键词:人工用火起源用火遗迹旧石器时代实验分析KEYWORDS:HominidUseofFireO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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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评价：第1章&&&神奇的考古之路
第1章&&&神奇的考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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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现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的房山县，那里有个龙骨山，曾是远古人类的栖息之处。龙骨是一味中药材，大概很早以前就有龙骨出土，所以老乡们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被当时的北洋政府邀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的矿政顾问，在中国寻找矿产资源。1918年，他听说周口店附近有个叫鸡骨山的地方出土古生物化石，于是前往考察了两天，收获不大，但了解到不少情况。1921年，他派奥地利来的古生物学家师坦斯基到周口店发掘龙骨山，找到不少脊椎动物化石。1923年，发现了两枚人类牙齿化石。消息公布之后，周口店遂引起国际学界人士的关注。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将它命名为“北京人”。　　上述古人类化石的发现，给发掘者极大鼓舞。后经协商，中外科学家于1927年正式成立地质调查所，在周口店进行发掘，从事工作的有中国古生物学家李捷和瑞典学者布林。工作接近尾声时，发现一枚似人的牙齿化石。步达生研究后定名以中国猿人，属北京种。1928年继续进行发掘，由布林、杨钟健、裴文中三人负责。这一年的收获相当不错，共发现不同个体的人牙二十几枚、下颔骨二片、头骨碎片若干，均为猿人化石。　　年的两次发掘使人们认识到这里蕴含的化石十分丰富，有必要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1929年，在地质调查所中特设新生代研究室，专门负责这里的发掘与研究。当年的发掘工作由裴文中负责。日，中国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破土而出，使大家异常高兴。因为这是周口店发掘以来最重要的发现。　　周口店出土头盖骨的消息一公布，在国际学坛引起轰动。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印尼的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猿人”的化石，学者们已经指出它所具备的原始性状，但受传统的创世论思想的束缚，也因化石比较破碎，所以争论激烈。它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未被广泛接受。周口店出土的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使“爪哇猿人”发现后人们提出的对猿人的真实性和科学地位的怀疑得以冰释，从而使直立人的存在得到肯定。这一发现，奠定了猿人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并基本上明确了人类进化的序列，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1930年以后，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继续进行，由裴文中、贾兰坡等人负责。截至1937年，已先后发现了40余个个体的猿人化石。同时，由于周口店是中国猿人的居住遗址，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用火遗迹、打制的石器和各种动物化石，使科学家们第一次对猿人文化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将人类用火的历史上推到猿人阶段。　　由于周口店遗址出土的古人类化石丰富了人们对直立人的认识，许多关于直立人形态的一般理论就是在中国猿人的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有人将周口店遗址称为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圣地。可惜的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遗址的发掘不得不中断。珍贵的北京人头骨化石在转移中丢失，至今下落不明，成为20世纪的一大悬案。　　事实上，周口店遗址的价值不限于发现北京人化石和大量文化遗存，1930年在周口店山顶部发掘时，又发现了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1933年对山顶的这个洞穴作了发掘，发现三个完整的头骨和部分躯干骨，命名为“山顶洞人”。此外，还出土了磨制精细的骨针、穿孔的砾石，以及穿孔的狐、獾、鹿的犬齿及介壳等遗物。经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研究，确认为“真人”化石；文化遗物经裴文中研究，推断为旧石器时代后期的遗物；对古脊椎动物化石进行分析，也证明是一处更新世后期的堆积。截至1937年，考古学家在山顶洞共发现8个个体的古人类化石，并论定它是我国年代最早的埋葬。山顶洞人这一发现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山顶洞人的头骨特征与西方人种存在明显差异，却与蒙古人种最为接近，表明它是蒙古人种的直接的源头。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设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织对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也得到恢复，还设立了工作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内，又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20世纪70年代末有10多个单位的专家对猿人洞作了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方面也有不少突破。　　需要强调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不仅以它丰富的遗存和在古人类与旧石器文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而在中国的考古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且还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为中心，为中国培养了众多旧石器考古人才，也为后来古人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中国不仅是除印尼之外最早发现直立人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发现直立人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在几十个地点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这三个阶段。学者们在对这些化石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这些古人类化石，从200万年前后的直立人到2万年前后的晚期智人，显示出一脉相承的进化脉络。　　50年来，对周口店北京人遗址13个包含化石和文化遗物的层次作了分析，分为早中晚期。对它们的年代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推定为70万—40万、40万—30万、30万—20万年；继北京人之后，在陕西蓝田的公王岭发现了不晚于80万—75万年前的蓝田人化石；在云南元谋发现170万年前的元谋人；以后又发现200万年前后的巫山人和更为古老的古猿化石。基于这些发现，我国学者提出了东亚这块土地是人类起源的又一个发祥地的观点，受到学界人士的重视。　　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总数超过100处。通过发掘研究，建立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的序列。同时，从文化面貌上既可看出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又可看到南方与北方的旧石器文化存在差异，存在南北两个系统和包括若干地方文化的信息。由周口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研究，进而扩大至全国各地的调查与研究，引出了一系列成果，反映了我国古人类与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展，也说明周口店遗址在中国古人类与旧石器考古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周口店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不仅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人类起源的研究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八千年前的骨笛　　1987年，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八千年前七孔骨笛和甲骨契刻符号在河南舞阳出土》的报道，引起学术界、特别是音乐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1989年1期《文物》上发表了黄翔鹏教授的《舞阳贾湖骨笛测音研究》，使人们对这一发现产生了浓厚兴趣。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诸如8000年前的古代先民怎么能创造如此高的成就？这些骨笛或它们的年代可靠吗？等等。　　提出这些问题也并不奇怪，因为比它晚2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陶埙，只能吹出一个二度音程；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埙，能吹出一个小三度音程；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比它们要先进得多呀!　　舞阳出土的骨笛并非一两支，在舞阳发掘的14座史前墓葬中均有出土，在文化层中也有发现，总数超过20支。其中有的墓中随葬2支骨笛，还有陶器等其他随葬品，它们的年代没有问题。同时，这些骨笛有的保存得很差，个别墓中的骨笛有残损，多数则保存完好。已知骨笛有五孔、六孔、七孔和八孔之分，经测试，分别能吹出四声、五声、六声、七声音阶。根据同时出土的其他随葬品，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阶段的遗存：　　1.早期，距今约7000——6600B.C；　　2.中期，距今约6600——6200B.C；　　3.晚期，距今约6200——5800B.C。　　音乐史工作者对它们的出土尤感兴趣，因为对这批骨笛的研究，有可能会解开远古时期音乐发展的一些奥秘。据研究，对这三个阶段的墓中出土的骨笛进行比较，从中确实可以看出骨笛在这一期间不断进步的过程。这是十分宝贵的。　　早期墓葬中发现的两支骨笛，一为五孔、一为六孔。经测音可知，当时能发出自然的四声音序。但这两支笛的简音与主音的位置不同，可以奏出曲调差异很大的乐曲，反映了贾湖居民对音乐的追求所出现的变化。中期出土的骨笛都开七孔，不仅可以吹出五声、六声音阶，还可吹出七声音阶。晚期骨笛则除了七孔外，还有八孔，因而除能吹奏七声音阶外，还出现了变化音。　　他们从骨笛的自然音序中还看到了如下变化：从贾湖出土的两支骨笛可以推测，9000年前已掌握了四声音阶。但经过一些时间，又掌握了五声音阶。到中期时，如果用叉口的方法加以控制，可以吹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在演奏时，已经具备吹奏完整七声音阶的能力。到了晚期，便向更高的层次过渡。因为它可以吹奏出不同调高的七声音阶，可以根据吹奏者的需要进行转调——骨笛本身己具备了转调的条件。　　音乐家们还用上述骨笛作了吹奏实验。用这些骨笛，可以吹奏《一人一马一杆枪》《五姊妹梳头》《说家乡》《孙中山先生之歌》等流传在河南舞阳附近的民歌；还可吹奏《金鸡岭》中姜子牙唱的《孔仙兵阻金鸡岭》这个唱段。　　舞阳骨笛是用鹤的尺骨制作的。由于每只鹤的尺骨的长短、粗细、骨壁的厚度均不相同，给骨笛的制作带来很大困难。特别是鹤尺骨的内径为异形管，如果没有长期的制作经验，要在上面钻出符合人们要求的理想的音高，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看出，舞阳人在制作骨笛时，先要选材，再加工成坯，然后再开出想要得到的音高的孔。　　从出土的骨笛上可以看到，早期的骨笛上没有计算的痕迹，可知是凭借制作者的经验而制成的，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骨笛制作的一定规律，正处于五度律的高度使用期；中期的骨笛上大多有计算刻孔位置的痕迹，表明它们是在五度律基础上向七度律和平均律过渡中的产物。在早期骨笛的音程关系中，已经具备了纯律和十二平均律的因素，中晚期骨笛正是这种因素的扩大与实践。到晚期已形成多种七声音阶。从它们的制作情况看，当时对骨笛开孔时，是因骨管不同而决定开孔的位置，说明舞阳人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制笛经验。　　对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的研究说明我国在8000年前已能用鹤的尺骨制成实用的吹奏乐器——骨笛，并能吹奏出完备的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其准确度令人惊叹。在舞阳贾湖遗址经历的千年间，骨笛有四声、五声、六声至七声多种类型，由简而繁，正说明音乐发展的循序渐进，这是音乐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是最早认识这个规律的国家。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而且现在还能演奏的乐器。这是20世纪音乐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这一发现对我国音乐史、乐器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我们对史前文明的认识。　　龙之源　　在自然界中还没有一种生物能像龙那样对中国的历史和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在这个地球的许多地方，只要提到“东方巨龙”，人们就会跟中国联系起来。一曲“龙的传人”在华人社会引起巨大的共鸣与反响，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龙是什么？它又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只能通过考古工作寻找答案。20世纪中考古学家在田野发掘中找到的线索，使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曾经产生的作用等，有了进一步反映。　　在出土的文物中，有关龙的遗物是很多的。如很多铜器上有浮雕的龙形附饰或装饰纹样；漆器、瓷器上也常常见到龙的图案纹样；其他如帛画、石刻及许多有纹样装饰的器物上，龙也经常出现。只是它们大多是近3000年间的事。　　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6000年前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图案，形象十分生动。在三组堆塑中，编号为M45的一组，平面长4米、宽3.1米、深0.5米。在这一范围内，正中埋放一个高大的壮年男子，头南足北。另有三个年龄较小的死者，置于东、西、北三面的壁龛中。在男子的左右两侧，各堆塑出一个动物形象的图案：右侧是龙，头朝北、背朝西，长1.78米，作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的形状，颇似腾飞之形。左侧是虎，头朝北、背朝东，长1.9米，虎头微低、圆目大睁，张口露齿、虎尾下垂、四肢交递，如行走状。虎图案北边，还有一堆三角形蚌壳；它的东部还有两根人的颈骨。这是中国史前考古遗址中第一次发现龙的遗迹。1988年，消息一经公布，加之当年是龙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报纸杂志上出现一批讨论文章，还召开龙文化学术讨论会。“中华第一龙”的美誉也传播到海内外。　　人们对这一遗迹作了种种推测：有人说这是一座墓葬，中间的死者是墓主人，他用蚌塑的龙虎陪葬，说明死者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应是氏族首领或部落酋长。有人进一步考证，说死者是颛顼或伏羲。有人认为龙虎图案是上古图腾，放入墓中是希望在另一个世界里能继续得到它们的庇护。有人提出虎北边的三角形蚌塑和人骨是北斗，有天文学寓意，因而上述发现实乃上古时代的星象图。　　也有的文章对龙的原形进行推测，认为自然界没有龙这种动物，是人为地创造的一个形象。可那就应该有原形。有说龙的原形是蛇；有说是鳄鱼；有说是蜥蜴；有说是猪、马、鹿、龟、蚕，等等。有人认为源于云雾、闪电的综合体。有人说是马、蜥蜴、蛇这几种动物综合而成，也有人说是鹿、鱼、蛇的综合体。还有人提出了模糊集合说，即龙是由上面提到的爬行动物、哺乳动物和闪电、云雾、龙卷风等自然现象集合而成的。　　也有人对龙出现的社会原因与自然背景等作了分析。认为古人由于对自然界的无知、对自然力的恐惧，认为有一种具有非凡力量的东西存在，这种东西时隐时现、时大时小、变化无常，于是在想象中创造了龙，进而又予以神化。至于自然背景，是进入全新世以来，地球普遍变暖，使地球上的冰山融化。这使海平面普遍上升，致使今天的平原地区中出现许多沼泽、湖泊。在这一背景下，龙这种神化的形象被人创造出来了。这里，文献记载有关龙的记述是很重要的依据。如《管子·水地篇》中讲道，“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为蚕躅，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说文》还说“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凡此等等，说明龙的出现与水有密切关系，而且变幻莫测。当然，上面这些说法，都是推测，正确与否，无从评说。　　无独有偶，不久在湖北黄梅的焦墩遗址中发现了用卵石堆砌的龙形图案，全长4.46米，其年代与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基本相同；辽宁阜新的查海遗址，除出土玉琢的龙形遗物外，还发现了用大小均匀的红褐色石块堆塑的龙形遗迹，全长19.7米、宽1.8—2米。它的年代比西水坡龙要早1000余年。这一发现表明，龙的出现不是在仰韶时期，至少应上溯到7000余年前。　　目前在史前时期的遗址中，已出土不少龙的遗物。从中可以看到，玉龙的形态是不一样的。阜新出土的玉龙，身材较短，它的头部造型像猪，所以人们称它为玉猪龙。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和辽宁喀左的东山嘴出土的玉龙身材修长，头顶有刚鬣，与前者不同。东山嘴遗址是个大型祭祀遗址，这里出土的双龙首璜形玉器与其他祭祀物品放在一起，说明龙在红山文化的居民中拥有特殊的位置。　　不过，北方出土的龙均无足，而西水坡的龙是有足的。这种现象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即古代许多地方的居民都存在对龙的崇拜，但不同地区的居民，他们心目中的龙形象并不是一样的。这对我们理解很多遗物上出现各不相同的龙纹很有帮助。　　其实，龙不仅被人崇拜，而且还被人用作国名。商周时期有个小国即称龙，甲骨文中称作龙方。在武丁卜辞中，龙方与羌方一样，与商王室对抗，武丁派妇女前往讨伐，获得胜利。此后，商与龙建立融洽的关系，以后就不见武丁伐龙方的记录了。同时，商王室对龙也很崇拜。从卜辞中可以看到，把它作为祈祀的对象，向龙卜问是晴是雨，并希望顺应占卜者之意。　　龙还是姓氏名，一直沿用至今。　　到了历史时期，特别是龙与皇权相联系的封建时期，龙的形象趋于规范。宋代以后，龙与皇权的结合更为紧密，龙处于至尊的地位。这时，对龙的造型也有了统一的要求，即必须达到九似：角似鹿、头似马、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明代的《本草纲目》中将“鳞似鱼”改为“鳞似鲤”，又增加了“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又说“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不仅如此，画龙时还要注意五忌：头忌低、嘴忌合、眼忌闭、颈忌胖、身忌短。这样一来，龙的造型与史前时期的龙相去甚远，可谓神性十足了。　　所有这一切，说明在不同时期，人们按自己的需要而对龙的形象注入新的内容。但它在几千年间一直为人们所喜爱，达到经久不衰的程度。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如何理解，是值得继续探索的。　　六千年前的古村落——半坡　　关中渭水流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原始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的祖先早在数千年前就在这里创造了优秀的文化，并为后世承继并发展，使这条黄河的主要支流成为了中原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　　关中地区，是一个东西狭长的盆地。这一地区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只能追溯到西周早期或再早一些的古史传说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在考古工作开展之前是一片空白。中国考古学界选择这一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时间最早，投入工作量也最大。经过几十年的工作，发现关中地区的先民在选择居住地方面有一定的规律：在各个河流交汇的地方，必有遗址；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居址，又往往是对称的。可见当时的人十分注重择地而居，以顺应自然条件。　　半坡遗址就是位于这样的地理环境中。遗址离西安市6公里远，附近河渠纵横、阡陌相连，直至今天，都是西安近郊最为富庶的地区。这个6000年前古村落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远古时代的富饶图景。　　这个遗址是在1953年春天由当时的西北文物清理队发现的。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属的陕西省调查发掘团来这里作进一步的调查。由于遗址的文化堆积十分丰富，文化面貌上也独具特点，因此引起了研究者和国家文物部门的兴趣，决定从次年开始进行正式的发掘工作。　　整个遗址面积约有5万平方米。从年间，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家组织进行了工作，前后一共5次发掘，发掘的面积达到了一万平方米。先后参加工作的人员将近200人。在当时，这是第一个大规模揭露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为复原渭河流域原始社会的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57年发掘完毕后，就在原地建立了中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半坡博物馆。半坡遗址因其特殊的意义被国家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半坡村的范围，从平面上看，是一个南北较长、东西较短的不规则圆形。村落的西面已经被破坏，但是根据遗留物，还是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个村落的整体面貌。房屋、窖穴、家畜圈栏和小孩子的瓮棺葬群，大多集中分布在村子的中心位置，占地3万平方米左右。居住区可以分为两大片，每一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周围是小的居住遗迹。两片之间以一条深1.5米、宽2米的小沟作为间隔。居住区周围，还围绕着一条更大型的防卫沟，深达5—6米，宽近6—8米。居住区内被分隔的两片房子，可能分别属于一个村落内的两个次一等的社会集团，每一个集团都有一座大房子来作为集团首领的住所或是集团成员的聚会场所。小孩子盛行瓮棺葬，并把这种收敛小孩子尸骨的罐子埋在房屋周围的地方，一般还会在罐子的底部凿一小孔，作为灵魂的出入口。仅有个别的小孩和大人一样有长方形的墓坑，但是位置仍然在村子的里面。　　村子的北面，大型围沟之外，是一片氏族公共墓地；村子的东面是陶器加工作坊，在那里发现了密集的烧陶窑址。　　在村子内，共发掘了房子46座。从平面形状看，可以分为方形和圆形两种。大部分房子是半地穴建造的，也有一些是地面建筑。房子的基本特征是，在门道与居室之间，一般有一个两侧围起小墙的方形门槛，居室的中心有一个灶坑，有若干柱子来支撑房顶；居住面和墙壁都用草拌泥土抹制而成。不论建造的时间早晚，技术方面都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建造房子的要求和条件不同而有些许差异。　　房子的建造过程，一般是先平整地面，然后挖掘房基、灶坑和柱洞，树立木柱并建造墙体，再架梁盖顶，然后铺垫屋内的居住面，整修灶坑，最后才铺垫屋外的地面。　　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是所谓的半地穴式的。就是说房子的居住面要低于一般的地面，墙则顺着坑壁向上建筑并高出地面的一种房屋式样。建造这样的房子，首先是要挖房基，大约深1米。发掘中，在房屋坑壁上往往能够观察到宽2—3厘米的工具痕迹，据推测，大概是用的骨铲、石锄一类的挖土工具。在居住面和墙壁的修整方面。半坡的房子做的比较简单，一般只是用草泥土在原生土的墙上涂抹一遍，居住面则稍微涂得厚一点。这种所谓的“草拌泥”里夹有草筋、树叶等，有的还掺合红烧土的碎块。在居住面下面，多垫有烧渣、灰土、木板或树枝。墙壁的表面除了用手指直接压抹之外，还用小型的工具捶实，因此显得光滑平整。灶坑的建造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地面下挖浅坑，将底面稍加修整就投入使用；另一种则要在灶坑的壁面和底面普遍涂抹一层黄灰色的细黏土才能使用。灶坑多是数层叠压，有些是毁坏后修补的，有些则是使用了一定时期后加垫的。灶坑里面的土质纯净紧密，经过长期的火烧，坚硬如石。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房子似乎有意识地经过火烤。因为倒塌下来的土块都烤得十分坚硬匀透，有的着火面在外侧而不是里面，有的房子里面全部烤过，但屋外的地面却没有被火烧的痕迹。因此，可以排除因为失火而废弃的可能性。在使用前有意识地用火来烘烤居住面和屋顶，这种做法在各地区的仰韶文化中普遍存在。在国外，譬如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房屋也有同样的烧烤现象。　　在半坡村落中，总共发现了200多个窖穴。这些窖穴，在考古术语里被称作为“灰坑”。它们绝大多数是用来储藏食物和用具的，这在今天的很多民族学材料中可以看到相似的证明。窖穴都密集在居住区内，和居住的房屋交错在一起。这和今天农村各家各户的地窖颇有几分相似。它们的形状也多为圆形袋状的坑，即口小底大，便于储存。窖穴中出土的遗物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残余的日常生活遗留，比如兽骨、鱼骨、蚌壳等；另一类是生产工具和破损的生活用具。另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坑，在村落内有零星发现，这种坑被称为是脏土坑，平面形状不规则，底部也凹凸不平，坑内的遗物十分杂乱，因此被推定为垃圾坑。　　在居住区的北面，发现两个长条形状的建筑遗迹。由于建筑内没有发现灶坑或居住面的痕迹，只是由柱坑和墙基槽围成的长方形遗留，因此研究者认为它们很有可能是当时饲养家畜的圈栏。这在后来其他遗址的陆续发掘和研究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大围沟是为了保护居住区和先民安全而建造的防御设施，围绕整个村子的一周。发掘者只是挖掘了其中的两小段，其他是根据钻探来复原的。这种围沟的规模相当大，上面宽下面窄，在沟底发现过一些柱洞，但是对于木柱的用途没有进一步的认识。在其他遗址的工作对半坡的这种迹象作了补充说明：由于沟渠很宽，这些木柱可能是为了进出村落而架桥时立的桥桩。　　村落北部的墓地内，共发掘了成人墓葬174座，大多是单人埋葬，也有很少数是多人埋在一个墓内。后者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二次葬，即是在埋放死者时，将先前的尸骨挖出与他重新移放到一起的一种埋葬习俗。这也反映了合葬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人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常常发现有把死者手指或脚趾骨埋在填墓的土中，或是放在随葬的陶器内，根据民族学的材料，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割体葬仪”。　　半坡遗址出土的工具由石、骨、角、陶等制作而成。大量使用骨角类的工具，是半坡村落的特色之一。当时人们所使用的骨角器，主要是由兽骨和鹿角制成，制作十分精美，从技术角度讲，技术相当成熟。制作骨角器，一般要经过三道工序：先将骨角原料劈成或锯成所要求的大概形状，然后加以刮削，形成器物的雏形，最后进行磨光。　　半坡出土的陶器，器类十分丰富和全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一个完整的炊器、汲水器、盛储器和随葬器物的系统。其中，最具特点的是它的彩陶。　　彩陶的制作过程中，绘彩是需要相当技巧的一项工作。绘彩所用的颜料，黑色多采用矿物质，红色则为赤铁矿。这些颜料都放在石臼里面用小锤磨成粉末。至于绘画的工具，据推测可能有两种：一种是用类似毛笔的工具，或者使用鸟兽的羽毛，也可能是用柔软的植物纤维，这样才适于画出各种粗细不同的线条；另一种可能是用比较硬的细小工具，因为有许多种纹样，可以看出一道道粗细一致的细条。也有人认为这是用使用时间长而“秃”的笔来画的。　　彩陶上面的花纹，是当时绘画艺术的突出表现，它既代表了当时的艺术审美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活动。彩陶的纹饰以几何形状的图案为主，独具特色的是动植物形象的象形类花纹。这类花纹的种类很多，有人面纹、鱼纹、鹿纹和其他鸟兽的形象。其中以鱼纹比例最高，植物类的花纹相对较少，主要是象征草木和谷物丛生的图案表现。几何纹中也有很多具有象形的意义，比如方格形所组成的网纹，总是和鱼纹对称绘画于器物内壁上，因此被认为是渔网的表现。很多三角形的几何纹，根据考古类型学的排列，被看作是鱼纹的逐渐变形。　　装饰品在半坡村落中也发现了很多，数量将近2000件。有发饰、耳饰、颈饰、手饰、腰饰等各种类别，还有一部分是镶嵌用的小饰件。选材上十分多样，陶、石、骨、角、牙、蚌、玉，等等都有使用，最普遍的还是用陶。　　半坡村落所属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还没有发现文字。但是在遗物中出现的各种简单的刻画符号，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标记来表达他们对一些事物或事件的认识。这些符号都是刻画在同一类器物的同一个部位上，即饰有黑色宽带纹或垂三角纹的直口陶钵，符号一般刻画在钵的外口沿部分。在半坡一共发现了这样的标本113件，大多数在居住区的文化堆积中获得，大多是碎片，只有两件作为小孩子葬具的瓮棺是完整器物。这些符号，形状规则、笔画简单，分类分析后一共有22种，竖、横、斜、叉等笔画都已用到。符号被刻在特定的器物的固定部位，可能是这类器物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口缘部位又比较瞩目的缘故。很多同类型的符号是出于同一个窖穴或同一地区，因此这种专门符号的使用者，可能是一个家庭、家族或是固定的个人。这种类型的符号不仅在半坡村落有发现，在同属仰韶文化的其他遗址也不断出土，而且制作手法和符号形状都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刻画符号在当时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由此也能看到当时社会的规模已超出一般的认识。很多学者认为，这些符号是当时人们对某种事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中国文化发展历程看，与文字有着密切联系，很可能是中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从中可以看到，历史记载在古史传说时期，祖先使用“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的方式，是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的。　　通过对居住遗迹和墓地的分析，以及出土遗物的综合考察，我们可以对半坡人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行复原。　　当半坡人最初来到这片肥沃的土地时，他们首先是砍伐树木、建造房屋，并按照不同的氏族来划定自己的生活空间。各自的住屋虽然排列不十分规则，却有一定的方向和互相的联系。为了保证全体人员的安全，在聚落四周挖掘了深而宽的壕沟，并有规划的在东面建立了制陶基地，在北面开辟了公共墓地。　　当时的生活主要还是依靠农业生产，同时也饲养家畜，狩猎、渔猎和采集在这样的早期村落经济中，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当时种植的谷物是粟，就是现在华北地区仍然盛产的小米。在村落中的很多窖穴里面，可以看到储藏谷物的遗留。专家推测，当时种植粟类的主要原因和自然条件有关。这种作物比较耐旱，易于在黄土地带生长，并且耕作技术简单，产量多，能够久藏不坏。关中的先民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选择了这种生计方式。蔬菜作物也已经成为培植的对象，根据陶质容器内遗留的种子所作的鉴定，有芥菜、白菜等品种。　　饲养的家畜中，主要有猪和狗两种，羊、鸡、牛等的骨骼数量较少，野生还是家养无法确定。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的生计系统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彩陶中丰富的鱼纹和网纹中，也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鱼类的重视和熟悉。　　半坡村落的年代经过碳14的测定，大约是公元前4800年开始建立的，延续使用了将近500年的光景。能够发现这么早期的村落并了解它的社会状况，无疑对于有史记载之前的史前史社会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这之后，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村落遗址层出不穷，它们当中有很多比半坡遗址保存得更为完整。但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考古学还正在继续文化史的建立工作的时候（西方严格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了从南美开始的聚落考古），中国学者能够以今天所谓聚落考古的思想和方法来发掘半坡，无疑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个里程碑。因此，半坡的发掘意义，不仅在于这个遗址具有相当丰富的学术研究价值，而且，这项工作本身在考古学史中同样值得书上浓重的一笔。　　长江文明的源头——河姆渡　　河姆渡文化因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而得名。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被学术界公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它之所以重要，是这里发现的大量栽培稻遗存，为我们展示一个早期稻作农业的图景；这里保存完整的木构干栏式建筑，让我们得以了解南方中国建筑特点的形成；最早的养蚕证据、最早的漆器、最早的水井……丰富的材料里，全国之最、甚至世界之最屈指可数。更为重要的是，河姆渡遗址的发现，令长江史前文明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重视，中国古文明的另一个源头从此进入了研究者的视线。　　河姆渡遗址地处宁（波）绍（兴）平原的南端，离历史名城余姚25公里，百里姚江像一条蜿蜒的碧带绕过这里，与奉化江合流，最后注入东海。1973年，余姚县的罗江公社为获高产，决定在河姆渡村北建造防洪排涝的水站。当水闸基坑挖到3米多深时，发现了大量的黑陶片和木构件，还有一些动物骨骼和鹿角。人们出于对文物强烈的责任感，立即停工并将这一情况报告公社，随后层层上报，得到省文化局的重视，决定由省博物馆迅速进行抢救性质的发掘。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工作就这样仓促开始了。这年夏天的第一次抢救性发掘，面积只有几十平方米。但是丰富的文化遗物已经令浙江学界兴奋不已——这是浙江境内当时知道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此多样的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同时，考古学家们也对周围的地形环境进行了初步考察，经测算，河姆渡遗址的面积超过4万平方米。姚江河道的形成比遗址年代要晚，因此冲掉了部分的遗址堆积。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遗址在当时的浙江是绝无仅有的。　　面对这么巨大的遗址，几十平米的收获显然不足以窥其全貌。趁热打铁，这一年的年末，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第一期的正式发掘开工。这一次的发掘面积有600多平米。工作跨越了整个冬天，到第二年的1月份才告一段落。这次工作探明了河姆渡遗址四层文化堆积的特点和差别，这四层的划分一直沿用到今天。除了出土人工遗物近2000件外，还有大量的动植物遗存和整片整片的木建筑遗迹。更为难得的是，在这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栽培稻遗留。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随后的几年，浙江的考古学家转入室内，开始对这次发掘的收获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各方面的专家越来越认识到，要解决村落布局、文化内涵的变化等高层次问题，发掘面积仍然不够，实物资料还十分有限。1977年10月，国家文物局拨专款，河姆渡遗址的第二次正式发掘开始了。这次的发掘人员更多，发掘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在发掘过程中，北京的许多老专家不畏路途遥远，一次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如果说在这之前，河姆渡遗址是浙江人心目中的骄傲，那么从这一次发掘开始，它已经牵动了全国上下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心。不负众望的是，同前次发掘一样，1977年的工作中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材料，尤其是保存完好的稻谷、稻杆、稻叶和谷壳，颜色鲜黄，外形完整，还有一些稻谷与稻杆连在一起的稻穗。保存状况简直令古农史的专家不敢相信。　　河姆渡遗址中如此众多有机质遗存得以完好保存，要感谢大自然的力量。根据研究，这种罕见的保存状况归功于特殊的土壤条件和自然环境。由于遗址地下水位很高，有的文化层甚至低于今天的海平面，文化堆积才得以长期浸泡在水中，隔绝了空气，避免了细菌微生物的侵蚀；另外，文化堆积本身也功不可没，由于堆积中夹杂大量植物茎叶、木屑一类的腐蚀质，令土壤呈弱酸性，具有了良好的防腐能力。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遗址中见到大量的动植物、木构件遗存。它们和其他人工遗物一起，为史前史、农业史、建筑史、艺术史，乃至古地理、古气候及科技史等多种学科提供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并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发现。　　虽然河姆渡出土的资料一次次引起了学界的震动，但大家当时最关心的属文化的年代问题。20世纪7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工作仍集中在黄河流域，河姆渡遗址偏隅东海之滨，没有可资比较的“邻居”，年代问题急需科学的测定。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首先对河姆渡出土的橡子果实和含稻壳的陶片进行了碳14的测定；1976年，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又对木头标本进行了测定。通过数据的整合，可以肯定，河姆渡遗址最早的文化堆积距今已经有年之久。在黄河流域发掘的仰韶文化村落——半坡遗址远近闻名，河姆渡的这个年代数据比半坡还要稍早一些。当时的学界普遍认为黄河是中国文明的摇篮，这一消息显然是撼动世界的重要发现。自然也会有一些人对这个测定结果提出疑问。为了更可靠地确定遗址年代，1977年发掘时，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特地派专家亲临遗址，现场采样，通过对四个文化层不同样本的测定和校正，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的年代距今年毋庸置疑。　　经过20多年的研究，河姆渡人的生活图景在我们的眼里逐步清晰起来。　　考古学家重视陶器群的研究，因为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最为丰富、地域特征也最为突出的一类文化遗物。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陶器很特别，人们称其为“夹炭黑陶”。由于在陶土中羼杂了植物茎叶，烧造火候又较低，加上缺氧，使陶胎中的有机质仅仅达到炭化的程度，使陶器的表面呈现为黑色。根据专家的分析，河姆渡的夹炭黑陶是在制陶的黏土中有意加入炭化的植物茎叶和稻壳所至。这些植物茎叶和稻壳事先经过燃烧炭化，然后掺入黏土再加水拌和，这样可以减少陶坯的干燥和烧制过程中因收缩而产生的开裂，提高陶器的耐热性能。当时的陶器主要是手制，一般分几个部分做好口、肩腹部和下腹部连底部，然后再拼接成完整的器物。河姆渡的陶器明显的特征是有一周周的凸脊，这并非是装饰的功用，而是为了加固器物的拼合接缝部位。不过这种拼接的技术，使河姆渡陶器有其独特的造型和艺术性。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中除了大量的石器以外，骨器、角器和木器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当时的编织和纺织技术十分发达。在发掘中，普遍发现有苇席的残片。当时的湖沼中一定盛长芦苇，因此智慧的先民原地取料，剖成细薄的长条，编织苇席。根据研究，当时的苇席具有不同的功能：有的用作承托屋顶（这在现在农舍还十分常见）；有的编织考究，当为室内铺地之用；还有的用于分隔房间或是铺于窖藏的底部，使用十分普遍。搓绳技术也被广泛使用，河姆渡出土的一件陶罐上还留存着系耳的一段粗绳索，还发现了一条长达2米的细绳子，其长度可谓全国史前遗存之最。尽管遗址中没有出土纺织品残件，但是大量的纺轮和经专家辨识的作为纺织工具的骨器的出土，表明当时的纺织技术水平也不容轻视。　　手工业生产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遗址中发现的漆器。1977年发掘中，出土一件漆碗，胎为木质，器壁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红色涂料，微有光泽，椭圆形器的口径大约是长10.6厘米、宽9.2厘米。经过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红外光谱测定，这种朱红色的颜料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皮的裂解光谱图相似；同时，科学院植物所的专家也从植物样本中，通过孢粉分析找到了漆树的花粉；通过科学测定，漆器终于得到公认，它使我国使用生漆的历史提早到了7000年以前，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　　河姆渡人可能当时已经使用了筏，尽管没有见到实物，但是遗址中出土了木桨、藤条、绳索等相关的遗物可作旁证；另有一堵木构板墙中，发现一块中间被挖空的木板，根据形状分析，应是废弃的独木舟，被再次利用来作板墙。由于发掘集中在居住址内，所以见不到交通工具亦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我们看到了陶制的独木舟模型；另外远在山东长岛的史前遗址中，也有发现与河姆渡遗址类似的陶器出土，因此，河姆渡人的水上交通能力，可以通过分析略知一二。　　在遗址中发现的水井遗迹可谓是河姆渡人的另一个骄傲。因为中原地区发现的水井很少，最早的一例年代也比河姆渡晚了2000多年。河姆渡的水井又是中国发现的最早实例。水井是以定居生活和稳定的农业为前提的，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十分重大。此外，遗址中同水井有关的出土物是大量樟科类的植物叶片，其中不少种类属于药用植物。这和水井的开凿使用一样，改善了当时的卫生条件，对河姆渡人的体质健康和人口繁衍十分重要。　　谈到农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为丰富的史前稻作遗存。由于保存环境良好，遗址内发现的稻谷遗留，在出土时色泽鲜艳、外形饱满，可惜出土后马上变色炭化，我们只能通过彩色照片的记录来保存这些珍贵的资料。稻谷类遗存的出土状况，一般是芦苇茎叶、稻草、稻谷、谷壳和木屑残渣等交互混杂的棕褐色堆积，在遗址中层层迭压。厚度从10—40厘米不等，最厚的有70—80厘米。有学者推断，原先的堆积厚度超过1米。如以其中约1／4为稻谷和谷壳来估算，换算成稻谷就有120吨以上。这简直是个惊人的数字。不管推算夸大与否，河姆渡出土稻谷的数量无疑是全国第一，甚至在世界的史前遗址中也十分罕见。　　出土的稻谷虽然大多炭化，但是根据农学家的分析，我们仍然能够了解当时栽培稻的种类和质量。宁波、绍兴一带在历史上一直是晚籼稻栽培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类型也属于籼亚种中晚稻类型。由此可见当地稻作农业从7000年至今的传承历史。　　除了稻谷遗存以外，大量出土的农业工具也为了解当时的农业活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主要是骨耜、木耜和木锄。两次发掘中，先后共出土骨耜200多件。长期使用，使这些骨器的刃部十分光滑、磨损也很严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作活动的频繁程度。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原始农业经历了刀耕火种、锄耕和犁耕三大阶段。然而河姆渡遗址大量骨耜、木耜的发现，令我国的早期农业发展史需要重新书写。专家们认为，单就骨质农具而言，河姆渡文化稻作农业的耕作形态，就已经堪称世界上先进的耜耕农业。这也表明，早期中国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形态，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　　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是家畜的饲养。河姆渡第二次发掘中出土的家猪的残骸经鉴定，个体就高达两三百头，这是普遍饲养家猪的有力证据。另外，还出土了16个较完好的水牛头骨及其他骨骼，这也是我国目前所知最早被驯养的水牛。　　除了农业与家畜饲养，采集狩猎在当时也是不可忽视的生计方式。河姆渡人用于狩猎和捕捞的工具主要是骨镞、骨哨、骨鱼镖和木矛，几乎全部出自早期的文化堆积层内。这也反映了狩猎采集经济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比例渐次减弱的趋势。在早期堆积中，骨镞出土有1000多件，说明了狩猎活动的活跃。数量次之的是骨哨，将近200件，这是一种早期的乐器，同时有“呼鹿”的功用，用以召唤同伴和引诱猎物。第二次的发掘中，还有一些鲸鱼脊椎骨和鲨鱼牙，这是河姆渡人海洋渔猎的一个反映。　　这些出土物使我们对河姆渡居民的饮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从炊器上遗留的残渣来看，主要的食物当然是稻米。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多达60余种，显然又是先民的肉食来源。通过统计，这其中最多的是水生动物，数量之多甚至无法细算。仅以清理的一小部分龟骨为例，最小个体数就达到1570多个，其他鱼类也就可想而知。《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果隋赢蛤……”这种“饭稻羹鱼”的生活，不仅楚越，甚至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　　衣食住行中令河姆渡人自豪的还有“住”这一项。大量的木构建筑遗迹，成为了中国建筑史上不可回避的一个重点。通过对木材加工痕迹千辛万苦的研究，表明河姆渡文化已经具有了高超的木作技术，脱离了原始低级的阶段。多达十几种榫卯结构，尤其是双层卯头的出现、梢钉的采用以及燕尾榫和企口板的发明，均可以称得上是我国木构建筑史上的奇迹，对后来的中国古建筑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高超木作工艺下形成的干栏式建筑风格，配合当时特定的居住环境，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此类建筑遗迹，成为了南方早期典型建筑式样的源头。　　发达的生产水平和稳定的生活，必然会孕育出辉煌的艺术和精神成就。提到河姆渡文化的原始艺术和精神文化。其中，精湛的雕刻工艺最为人称道。雕刻的材料相当讲究，主要有象牙和骨、木器，设计奇巧，寓意深远。题材主要以鸟为主，常见的还有太阳、鱼、蚕等形象和几何形的图案。刻制精细，刀法娴熟。以“双鸟朝阳”图案最为著名，是艺术史和原始宗教研究中必举的实例。当时的造型与雕塑艺术也十分精湛。这主要都反映在陶塑作品上，表现的题材多为猪、羊、狗、鱼等常见动物形象。还有多件形态各异的陶塑人头像，五官端正，栩栩如生。此外，陶器上的绘画装饰艺术主要以在陶器上的刻画线条来表现。这些图画作品线条粗犷有力，既有形象写实，又有抽象写意。鱼禾纹陶盆、稻穗纹陶盆、猪纹陶钵和植物纹陶块等作品，都是陶器绘画艺术中的佼佼者。　　与原始艺术密不可分的是河姆渡人的精神世界。从上述的雕刻及刻画图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具有了对称、两分的审美意识，也会利用重复连续花纹等比较成熟的装饰艺术形式，体现了河姆渡人较高的美学观念。经常出现的鸟、太阳等形象，可能与当时的原始信仰有关。根据古文献记载，东南沿海的早期部族以鸟为图腾，位于东海之滨，崇拜日神也在情理之中，伏羲、帝俊等与太阳有关的始祖神就大多发源于东方。当然，早在六七千年前，人们的原始崇拜发展到何等的程度？他们的精神世界到底又是何种模样？这些有关无形的“思想”的问题，都无法由实物资料中直接获得答案。我们也只能由河姆渡人信手留下的一些片段，来想象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在史前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它的发现，令亚洲稻作农业发源问题集中到长江流域。后来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也不断证明，长江中下游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区。河姆渡文化的性质一直以来不乏讨论，但比较一致的是，由此为源头的江南文化谱系对后来的日本和台湾原始文化都产生了影响。最关键的是，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令人们重新审视中华文明的起源，长江流域无疑是中华原始文明的又一摇篮。　　千余载的原始东夷社会——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是距今年间活跃于山东地区的居民创造的一个原始文化，因泰安附近的大汶口墓地而得名。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开始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20世纪70年—80年代之间，山东地区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工作重心之一，因此大汶口这个名字在考古学界非常响亮。到目前为止，大汶口文化遗址已经发现了几百处，其中开展过发掘工作的也有50多处。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研究工作较为深入和细致的一个对象，对这一原始文化的认识也比较全面。　　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历程长达1500多年，文化本身的演变和发展脉络比较清楚，为我们了解早期社会各个层面的演进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农业是大汶口文化居民主要的经济活动，在这漫长的1500年里，农业生产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在大汶口文化早期，出土农具的数量比较少，类型也十分简单，只有少量的石刀和石铲。到了中期阶段，农具数量、种类都开始增加，用肩的工具开始流行。这是为绑缚于木柄上，提高生产效率而产生的变革。晚期阶段，农具在生产工具中所占的比例进一步加重，各种质料的农具都大量出土，有一些还一直延续到龙山文化中继续保留使用。　　大汶口文化先民种植的谷物主要是粟，这是黄河流域普遍栽培种植的一种谷物。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了约1立方米朽化炭化的粟粒，据推测，原来谷物是可以装满窖穴的。这样的粮仓只是位于一座房屋基址边上的一个普通的例子，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一定的数量。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大汶口文化的晚期，饮酒之风日盛。如位于沂沭河流域的陵阳河墓地，45座墓葬中就出土了600多件高柄杯，这是一种饮酒器。它在所有遗物中所占的比例高达40％以上，尚酒风俗可见一斑。这也反映了剩余粮食的丰富和农业生产的发达。　　家畜饲养也十分的发达，尤其是大汶口人对猪的偏爱是其他地区无法相比的。以猪随葬是大汶口人攀比财富的一种主要方式。以大汶口墓地为例，用猪随葬的墓葬就占了所有墓葬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随葬方式一般是，用猪的下颌或是猪头来作为猪的代表，全部用整猪的现象还不太多见。随葬猪头或猪下颌骨的数量多少，是墓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如大汶口墓地中，最多的一个墓随葬猪头达到了14个；三里河墓地中，最多一个墓随葬猪下颌骨达到37个。通过与其他随葬器物的组合比较，可以发现，随葬猪骨的数量和其他遗物的数量、质量成正比。可知猪在大汶口人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渔猎工具在生产工具中也占了较为稳定的比重。各类骨质的鱼镖、鱼钩以及陶网坠的发现，说明捕捞业仍受重视。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超过20个个体的扬子鳄残骸，说明大汶口人不仅捕鱼捞虾，也能捕猎大型的水生动物。　　大汶口文化的手工业状况同农业一样，由早到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　　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陶器的制作以手制为主，个别的利用慢轮，对器物口部和其他局部进行修整，制作器物不够规整，效率也无法提高。这一时期，同黄河中上游的情况类似，彩陶在大汶口文化中也较为发达。与仰韶文化不同的是，这里的彩陶不以黑、红二色为主，有黑、赭、红、白等多种颜色，纹样的种类也很丰富。但很多方面可以看到与黄河中上游文化的相互交流，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图案布局合理、线条流畅的彩陶应是专门的陶器制作部门生产的。如在大墩子大汶口文化墓地中，曾经发现一座男性墓内随葬有数块石料。经鉴定为天然赭石，如果蘸水研磨即得赭红色粉末，与彩陶上所用的红色相一致。因此可以推知这几块石料是专用的颜料。此墓的主人可能就是制作彩陶的工匠。　　中期阶段，彩陶开始慢慢地淡出于我们的视野，制作技术和烧造的工艺却在不断地发展。轮制陶器开始逐渐取代手制陶，它不但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提升和保证了产品的质量，为大汶口文化之后辉煌的龙山文化的出现打好了基础。黑陶、灰陶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多。早期则主要是红陶。由此可知烧造技术的改进使烧成温度和烧成环境都得到了改善。这一时期开始流行于大汶口文化的大镂孔花纹陶器更是陶制品中的精品。有学者认为这种装饰是由竹编器物借鉴而来，因此从一个侧面弥补了竹木器无法保存至今的遗憾。　　大汶口文化晚期是陶器发展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其中之一是白陶的出现，这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白陶的原料是一种特殊的陶土，烧制温度需要达到1200℃以上，烧成的器物轻薄而坚硬。目前发现的烧制此类陶器所使用的横穴窑也是大汶口文化先民的一大贡献。这种陶窑的结构合理，一直为后人延续采用。另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薄胎黑陶的发明，龙山文化闻名遐迩的蛋壳陶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趣的是，这类陶器无论是大汶口文化还是龙山文化时期都集中于山东的东南部地区，也许当时的东南部就是陶器制作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吧。　　大汶口文化中玉石器发现不多，骨角器制作的技艺则很高。在大汶口早期，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精致的小件骨雕制品，一般以表面雕花为主要装饰手法。到了中晚期，镶嵌工艺、透雕技术等手法都相继成熟起来。大汶口墓地出土的透雕十六齿象牙梳、花瓣纹象牙筒和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精品，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制骨工艺的精品。　　大汶口早期的房子还是半地穴的，就是在平地上向下挖掘一个圆形或长方形的坑，在坑的基础上再建一部分墙。早期保存较好的村落遗址有长岛北庄，位于胶东半岛以北的庙岛群岛。这里每座房子大约有10—20平米大小，也有几个超过30平米的大房子。整个村落很有规划，房子之间排列有序。　　到了中期，除了半地穴形式之外，还出现了地面建筑。开始出现挖墙基槽，在槽内栽埋木柱的建筑方法。这在当时是相当先进的。虽然当时的地面建筑都已塌毁，留下的只有地基部分，但是幸运的是，考古学家在大汶口文化的一个遗址中发现了3件陶质房屋的模型：屋前有门，三面有窗，攒尖式的屋顶。这就为复原大汶口居民的房屋样式提供了证据。　　晚期的房屋建筑没有太大的变化。地面建筑也没有取代半地穴房子，后者仍占主要地位。有的地方出现了长条形多间的排房，这可能是其他地区民居建筑对大汶口居民的影响。　　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形制以长方形土坑墓为主。单人一次葬入的方式最多，也有多人合葬，并且还有相当数量的成年男女合葬的现象。死者大多是仰身直肢的。从早期到晚期，成年男女合葬墓的数量逐渐增多，多人合葬的形式则渐衰至无。棺椁一类的葬具也逐渐增多，墓葬的等级差异逐渐显著。这些变化都为我们了解社会的演进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创造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可能进入了划分阶层的社会，贫富分化正在逐步地加重。在同一个墓地内，墓葬的等级差异已相当突出。比如在陵阳河墓地中，最大的墓面积超过15平方米，随葬器物有160多件，还有几十个猪下颌骨一起埋入。同一墓地中的小墓，墓室大小只有1平方米，随葬品只有四五件制作粗糙的陶器。相比之下，可以说“阶级对立”已很“尖锐”了。　　除了贫富的分化，社会分工也同样体现了原始社会的发展。大汶口文化中的男女分工已经十分明确，这从男女两性的墓葬中使用的不同的随葬器物可以表现出来。男性墓中多数随葬石斧、石凿等生产工具和石钺一类的武器，而纺轮这一类纺织工具只有在女性墓中才被发现。并且男尊女卑的风气也逐渐形成，大量出土猪下颌骨的一般都出自男性墓，女性墓中几乎没有如此奢侈的葬俗；男性墓内的随葬品整体上要比女性的高级一些。除男女分工以外，生产部门的分化——即农业、手工业的各自独立，也在大汶口文化中逐渐产生。尤其在较发达的地区，出土了制作技艺高超的陶质、骨牙质产品，说明出现了专业的工匠群体。　　随着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产品的交换也日益频繁。制陶业的发展表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制陶技术的提高，陶器的规格形态都进一步固定，生产效率也大大进步。墓葬中大量使用的“明器”，没有实用功能，制作粗糙，但个体大小相仿，形制完全一致，应有专门的生产单位生产，而不必再由家族制作供自己使用。晚期在山东东南地区十分盛行的黑陶高柄杯，在当地的墓葬中成排放置，往往一座墓中放置二三十个，而在其他地区却只有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一两个。这似乎可说明，当时这一类比较特殊的产品，主要在鲁东南生产，但产品的流通则十分广阔，遍布整个山东半岛。　　大汶口文化晚期还出现了类似文字的图像符号。一般都刻在陶质大口缸的外表面。有的刻于缸的口部，也有的刻于靠近缸底的腹部，有的还在所刻的符号上涂上朱色。这种个体很大的陶器非常厚重，只有在高等级的墓葬中才有出土。研究者大多认为这种器物是跟祭祀有关的礼器。刻画其上的文字都是单个出现的，最多的是被古文字学家释为“旦”的太阳和山字形图案组成的符号，另外还有带柄钺的象形以及带柄锛的象形等等。很多符号的分布范围超出了大汶口文化的势力所在，在长江下游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有零星的发现。由于山东大汶口文化出土的数量和种类最为丰富，专家们都认为这类“早期文字符号”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最先创造使用的，以后随着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出现于周围其他原始文化中。　　大汶口文化在原始宗教方面有很多突出的表现。在大汶口墓葬中常常出土一种称为“龟甲器”的特殊器物。这是将一组龟腹甲相合，并在龟甲边缘钻孔令其缀合的一种器物，内部还有数量不一的小石子。对这类器物的功能，研究者们有很多的推测：有的称其为“响器”，即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手中所持的法器，随巫术舞蹈摇动而发出声响来配合施法；也有的认为这是最早形式的占卜工具，根据摇动后小石子的数量来判定是非、预知未来。尽管我们无法获知这类龟甲器的真实功用，但对龟甲的特殊认识以及相继出土的鳄鱼皮鼓、象牙雕筒等器物，似乎反映了当时活跃的巫师活动。　　大汶口人还有一个十分特别的习俗，就是拔牙。在大汶口文化的墓葬中，发现很大比例的人骨没有门齿或侧门齿。据此推测，当时人们在成年后就拔除门齿，并非死后才被拔掉。对于今人来讲，拔掉门牙无疑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而中国的古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甚至在《高僧传》中都曾记载，北朝时有一个叫“习凿齿”的人，与名僧道安有过“普天释道安，四海习凿齿”的精彩应对，可见“凿齿”之风多么盛行。而最初带动这种“时尚”的恐怕要上溯到大汶口人了。除了拔牙，大汶口墓葬中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很多人骨都有头骨枕部人工变形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自然也是墓主人生前很长一段时间有意压迫头部的结果。由此也能想象大汶口人以“扁脑袋”为美的奇异风尚。　　根据古史传说，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分布区域。东夷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太昊、少昊和蚩尤的时代。根据古史学家的推测，大汶口文化相当于传说中的太昊和少昊时代，甚至有学者认为大汶口文化中太阳和山形的组合符号就是“昊”族的族徽。虽然无法用直接的证据来说明五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后来的山东龙山文化却无疑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甚至商代先民的很多文化传统，如好酒和酒器的盛行，如对龟灵的崇拜——这些都能在大汶口文化中找到影子。这些零星的线索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大汶口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所占的显要位置。　　中华文明起源的前奏——红山文化坛庙冢　　红山文化因最初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后而得名。它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8年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内蒙古东南部调查时，曾经发现属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19年起，法国著名学者桑志华、德日进也在内蒙古东南部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曾对重要的红山前遗址进行过调查。中国的学者在早期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工作中，更是劳苦功高。1930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曾作过专门调查，在当时材料匮乏的情况下，他很有预见性地指出了西辽河南北之间的文化差异。另一位著名学者裴文中则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设想了长城以北地区新石器文化由北往南的移动路线。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考古学家尹达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时候，根据当时已经重病的梁思永的意见，将这类物质遗留单独分列一章来讨论，并且正式给它定名为“红山文化”。从此，这一类史前遗存在研究长城南北的史前文化互动关系上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东北亚大文化圈一直是海内外学界关注的地区。这一文化从发现到定名又一直得到中国考古学界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伊始，考古工作刚刚起步，就开始了对红山文化遗址的调查、发掘和研究。最初的工作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师生进行。他们中的一些人，当年是实习学生，后来成为了红山文化研究的学术权威。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也加入这一地区进行考古工作。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过多年的调查，红山文化的范围已经基本得到确定，而它所属的年代也可基本推定为距今年之间。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红山文化同全国其他各地区的史前文化一样，只是通过它的陶器群、房址、窑址给了研究者一定的印象，关于它的文化发达程度和特殊性，人们的认识是不全面的。　　对红山文化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是起于20世纪70年代。对红山文化玉器的考定则是这种变化的开始。红山文化的玉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见著录，海内外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有一批传出于东北地区的特征相仿的玉器。由于当时人们对当地的原始文化缺少全面的认识，这批玉器的时代一般被定为商周时期或者更晚。20世纪70年代开始，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地区的文物商店不断收购到这类玉器，大多来自于当地群众之手，可见是该地区新出土的。这就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对这类玉器出土地点的追寻。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辽宁省全面进行文物普查的时期，正是在这次普查中，重要的东山嘴遗址被发现。通过后来的正式发掘，确认了东山嘴遗址是红山文化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群遗迹。遗址中出土的两件玉器，一件是双龙首的玉璜，另一件是绿松石的鸟（鹰）形饰，尽管与此前大量收购的玉器形态不完全相同，但艺术风格却十分的接近。这样，通过玉器的确认和祭祀遗址的发掘，人们对红山文化的内涵有了新的认识，以至于中国考古界的研究重心一度从黄河流域移向北方。　　1981年，牛河梁遗址在文物普查中也被发现。两年以后，这个地点的发掘彻底改变了红山文化在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史中的位置。大量的积石冢被发现了，更重要的女神庙也被发现了，随葬的神秘而又精致的玉器大量出土了。这项工作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该遗址迅速被定为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划定了50平方公里的巨大的保护范围。从此以后，有条不紊的发掘和不断深入的研究，使红山文化成为中华文明起源中的一出重头戏。　　红山文化令人瞩目之处，一方面是它独具特色的“坛”、“庙”、“冢”；另一方面则是在墓冢中大量出现的精美玉器。　　积石冢，顾名思义就是在墓冢上堆积石头。这种墓葬形式，在辽宁地区被广泛发现。以前的发现大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时代，时间大约距今4000年。红山文化的积石冢，时代最早而规模也超乎寻常，结构复杂却又极规范，可谓一绝。　　冢的位置一般都选择在高度适中的岗丘的顶部，一般是一个山冈一冢，有时候也会一岗多冢。一个积石冢内一般有多个墓葬，墓葬的建造是用石板和石块砌筑石棺。大型的石棺建筑在土坑内，小的则没有土坑，这些石棺墓一般都成行地排列。每一个积石冢还有一个中心大墓，位于冢的中央。大墓的墓坑又大又深，有的时候甚至开凿山岩以令其达到足够的深度。中心大墓的石棺也自然更为精致，一般用石板平砌，内壁十分齐整。随葬品中数量最多的是玉器，种类齐全，选料精良。墓上先堆土后积石，冢顶部的积石似乎没有什么规律，而冢的周边部分则垒砌讲究。冢的形状一般被砌为正方形、长方形或圆形。有趣的是，这些墓内一般只随葬有玉器，没有其他随葬品。陶器大多摆在冢上，是一种红色的筒形陶器，很厚，腹部一面会有黑色彩绘。特殊之处是这些陶器都没有底部，然后它们被成排地竖立放置在冢周围的一圈台阶上。由于这种现象十分奇特，很多学者对这些有意摆放的陶器的功用作过讨论。有人觉得是和墓葬祭祀有关的陶鼓；比较权威的认识是从力学角度分析得出的，认为它们起到保护冢顶和周围石砌不至于坍塌的类似“坝”的作用。　　与积石冢密切相关的是祭坛。红山文化的祭坛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就是以冢为坛，因为这些积石冢本身规模宏大，冢顶一般宽敞而又平坦，形状有方有圆，因此本身就具备祭坛的功能。在中国史前时期，这种祭坛与墓地在一起的形式并不少见，同具盛名的良渚文化中就有类似情况。第二种是在积石冢周围，特别是冢的南部（研究者认为这是冢的前面）经常发现大片的红烧土堆积，应该是附设于冢的祭祀遗迹。第三种是已经独立出来的、有一定规模的祭坛。积石冢一般选用白色石灰岩做原料，这种独立于冢的遗迹则用了红色的花岗岩石料。不同于冢内石块平砌的做法，这些石料被竖立放置，类似“石栅栏”，并有三重圆圈层层叠砌。这一祭坛位置也在诸冢的中心，显示出它特殊的地位。　　在对史前墓葬研究中，一般以一个墓地内的墓葬规模大小来区分等级高低和社会的分化程度。但是这种方法在红山文化中不再适用。红山文化的埋葬完全以冢为单位，独立性很强，每个冢或每群冢都独占山头。冢内中心大墓明显具有“冢主”的地位，突出“一人独尊”的特点。《礼记·檀弓上》讲古代“墓而不坟”，但是红山文化发达的积石冢上的建筑，却十分突出墓葬的位置与主人至高的身份地位。以大墓为中心形成的高耸而又宏大的冢丘，有如后来的王陵，称其为“山陵”并不为过。　　庙与坛、冢一起，三位一体形成了红山人的独特的世界观。如果说坛和冢关注的是生命的主题，那么庙关注的就是神的世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辽宁喀左东山嘴遗址发掘时，就出土了一批陶塑人像。当时研究者注意到，与小型孕妇像共出的，还有一种盘腿正坐、两臂相交的中型的陶塑像，认为这类塑像不会是露天置于坛顶的，应该有“神居之所”。这种猜测在数年后，辽河建平牛河梁女神庙的发掘中得以证实。但是女神庙保存的完好程度、内容的丰富多彩，仍然出乎众人的意料，尤其是女神像的逼真和巨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女神庙是整个建筑群中保存较好的一座主体建筑。庙为土木结构，完全不用石料，这和大量石灰岩构成的积石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也表现出红山人精神世界中的两个不同侧面。庙从平面上看，是个窄长形状，南部一端有圆形的主室，两侧各有一圆形的侧室，北部则是一个长方形房间。从现存的炭化木痕分析，地面上原来立有木柱，柱子的内侧贴上草茎类植物，再涂抹草拌泥，形成墙体。墙面为多层，层层黏合而成，墙上还有壁画装饰，有红白两色的几何形回字图案。庙内堆满了遗物，除了坍塌的墙面、屋顶残块以外，就是大量的人物、动物塑像和陶质的祭祀用器。　　泥塑动物大多残损，能够辨识出来的有龙形和鸟形两种。能辨鸟形的其实只是一对鸟爪，长度大约15厘米，但是指节分明、爪尖锋利，造型十分生动，看来是一种大型的猛禽。　　人物塑像是庙内的主要遗物。它们大部分是由较粗的泥土为胎捏制的，在外表涂抹细泥质，再打磨光滑而成，有的表面还涂朱或有彩绘。可以看出形状的残件大约有眼球、手部、上臂、肩部、乳房、腿部等，表现出明显的女性特征。通过分类，可以推测至少有7个不同的个体。根据个体的大小，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从质地、大小看属于同一个个体，大小相当于真人的三倍；第二类残件属于几个个体，大小相当于真人的两倍；第三类则基本与真人一样大。　　女神庙内最重要的一件出土物是一尊基本完整的女神头像。出土时平放在圆形主室的一侧，除了下唇、左耳略有残缺以外，整个脸部非常完整。长约22.5厘米，宽约23.5厘米。泥塑原料是黄色土，掺杂了草茎类物，未经过烧制。泥胎的质地较粗，捏塑的各个部位则是细泥，外表经过打磨，表面略呈鲜红色，唇部涂朱。头的反面较为平整，推测当时是贴在墙上的。从头后面的断裂部分可以看到有竖立的木柱痕迹，可能是塑像的身体“骨架”部分的遗留。头像看来具有典型蒙古人种的特征，鼻梁低短、圆鼻头、无鼻钩、方圆形扁脸、颧骨突出、两眼斜立。尖圆的下颌、圆润的面部和小而纤细的耳部，又具女性的特征。头像的塑造十分的传神，嘴角微微上翘，似乎要开口诉说什么；眼球的处理更为精妙，在凹陷的眼眶内，嵌入两个圆形玉片，真有“画人点睛”的效果，眼神一下子就显得炯炯有光。虽然只有头部，却可由此想见一个富于生命力的女神形象。　　从女神庙的出土遗物可以看出，红山人有着女神崇拜的思想。在古代，女神象征生命的繁衍和大地的收获。作为一个民族生命力延续的象征，在世界各地各原始部族中受到广泛的崇拜。但在中国早期文化中，这种崇拜的证据却不多见。红山文化女神庙的发现，用充分的考古实物证据，证明了中国原始信仰中女神崇拜所占的重要地位。同时，这里出现的大量女神像，有一具大至真人的三倍，另有二倍大或等大的差异，可以看出当时的信仰形式已经摆脱了一般的群神崇拜的原始模式，神也有了等级的划分。一尊主神的结构和积石冢内一墓独尊的等级相对应，既反映了当时的信仰体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尔雅·释宫》定义说“室有东西厢日庙”，这和女神庙的实际平面布局是可以对应的，因此，我们不妨将女神庙视为中国宗庙建筑的雏形。　　红山文化颇具盛名的另一方面，是它发达的琢玉工艺。　　红山文化的玉器主要有动物形玉器、勾云形玉佩和其他装饰玉件三类。以玉猪龙为代表的动物形玉器，还包括了龟和鸟两类，这些是红山玉器中内容丰富、制作技术很高的一类器物。不少器物背面有穿孔，从出土情况看，它们有特殊的功用，绝对不会是一般的装饰物件。比如玉龟就常常是成对出土，分握于墓主人的两手，可能具有某种神性的象征。　　勾云形玉佩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常见、又具文化特征的一个品类。它的造型和纹饰富于变化，但又万变不离其宗，似鸟非鸟，似兽非兽。对这个不变母体的意义一直没有定论，令人浮想联翩，引来无数推测。有趣的是，这类玉佩背面都有孔，但出土时却是竖立放置，而且有孔的一面冲上。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它不是简单的缀在衣物上，而是单独存在，另有用途，可能是墓主人入土时手握权杖一类的端部。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却又无人知晓。　　红山文化治玉的技术比较先进，制作颇费人工。一般将玉材切割成大致外形，然后通过再加工，将边缘部分磨得圆钝光滑，平面也加工出适度的弧面来，在钻孔后的孔边缘部分也要加工。在装饰艺术方面，红山人掌握了以简胜繁的要领。他们对玉器表面的刻画十分慎重，要表现动物形象时，总是只有在必要的头部、羽翅位置适度刻画，然后是通体磨光，没有一点额外的功夫。红山文化玉器最具特色的装饰技法，是在玉器表面一般会磨出很浅、但宽窄深浅十分均匀，并随器物形态变化的浅沟纹。这种技法的难度大大高于一般的切割、刻画、钻孔和打磨，却使玉器温润的特质得到了最大的发挥。　　由于红山文化玉器从器形到制作技法方面的这种种特点，使其在同时代的史前文化中成为佼佼者。“红山玉”也成了文物收藏界趋之若骛的精品。　　对于研究者来讲，红山文化的价值却不止于玉器。同时期一般墓葬中常见的石、陶、骨器等随葬品在红山文化的积石冢中基本不见。实际上，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和堆砌于冢四周的陶器也都制作精良。因此，对玉器的情有独钟，反映的是更高层次的“玉葬之礼”。在这里，玉不仅仅是地位的象征，更可能被赋予道德、价值的观念。将玉作为“德”的载体，在中国的传统审美意识中，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早在5000年之前的红山文化中，这种传统却已得到很好的发挥。　　充满神秘气息的玉器，“唯玉独尊”的埋葬制度和恢弘真实的女神崇拜，构成了这个有5000年历史的北方原始文化的立体形象。由于它处于长城南北交汇的独特位置，它的辉煌成就就更为发人深思。毫无疑问，红山文化将是中国文明起源历程中一个精彩的前奏。　　东方的早期城市文明——山东龙山文化　　中国的古史传说中，徐旭生先生将早期的中国先民划分为三个族团，分别是华夏、苗蛮和东夷。蒙文通先生亦根据他的历史研究将早期的居民分为三大民族：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这两个集团与民族的三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吻合。而海岱地区一直是中国史前时期强盛不衰的文化区，与东夷传说密不可分。尤其是到了龙山时代，更是以林立的城址、严格的礼制，以及文字、青铜器的出现，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而有关龙山文化所做的考古工作，也是中国史前研究中可与仰韶文化并肩的两大重心之一，历史悠久，成果丰盛。　　龙山文化的发现要追溯到考古学刚刚引入中国的20世纪20年代。　　1928年春天，考古学前辈吴金鼎先生在山东进行考古学调查时，路过龙山镇武原河东岸的城子崖，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灰土层的文化堆积，认为那是一处“古文化”遗址，并当即采集了一些石器和陶片。第二年的夏天，他又去了当地详细调查，由于遗物中没有发现铁器等物质，所以断定它的时代较早。　　1930年，河南殷墟的发掘因故暂停，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便计划到临淄的齐国故城开展工作。当时考古组的主任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他在吴金鼎的陪同下，到城子崖进行了考察，并决定要在这里开展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这一年的冬天，中央研究院与山东省政府联合组建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开始了城子崖的发掘计划。　　城子崖的发掘由梁思永先生主持，先后两次确认了以黑陶器为特点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留。1934年，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城子崖》正式出版。这项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按照自己的科学发掘和记录方法，独立进行的一项计划，对后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以黑陶为特色的这类遗存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成为了山东地区史前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首次发现在龙山镇，故被命名为“龙山文化”。而龙山文化这个名称，后来更是成为了新石器时代末期中国原始文化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以后，山东地区的考古工作一直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对于龙山文化的研究也在逐步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入，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龙山城的陆续发现，以及文字和铜器的出土，更是将龙山文化的研究推向了高潮。龙山文化的遗址遍布山东及附近地区，调查得到的数量超过了1000多；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就有60多处，在同时期全国的考古工作中堪居首位。　　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包括山东全省和安徽、江苏北部以及河南的东部地区，总的面积达到了2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的规模内，城址林立，不同等级的聚落星罗密布，展现出东方地区早期文明的恢弘气势。　　城的出现，被学界认为是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东西方数量众多的文明起源研究，都将城的起源作为主要标准。中国古人也早就将城作为重要的内容载入典籍，《礼记》中有云：“城郭沟池以为固”，就是早期对城的重要价值的一种认识。　　龙山文化中陆续发现的城址，形状布局，各有特点；各占一方，遥遥相望。最早发现的城子崖遗址，就是一处龙山城址，这个城平面呈方形，面积约有20万平方米，是龙山文化中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城。城内的文化遗留十分的丰富，堆积层很厚并且十分复杂，表明当时居住人口众多，活动频繁。由于早期工作的局限性，对这座城没有全面的发掘钻探，正式发掘的面积很小，不足以进一步讨论布局和功能问题。但是城内出土的陶器制作精良，个体巨大，不愧“王者风范”。众多卜骨龟甲的出土，也反映了活跃的宗教活动的存在，龙山城一度的繁荣景象还是能够在想象力丰富的考古学者眼中建立起来。在龙山城周围，方圆近百里的范围之内，还分布着几十个同时代的遗址，相对于城子崖，它们的规模要小得多，出土遗物也略逊一筹，将之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初步的城乡对立格局已经十分明显。　　位于泰沂山系北面的邹平丁公遗址，也是一处重要的龙山城。这座城是20世纪80年代山东大学组织力量进行系统工作的。城的平面是圆角方形，四面的城垣都十分规整，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最近的发掘似乎还显示，在这个城圈之内，还有另一重城垣，而这种双重城垣的形式，在龙山城中也并非首例。丁公城的建筑方法与城子崖基本类似，由于地处平原，丁公城的城垣之外还挖有大规模的城壕，防御功能得到了加强。丁公城内的文化遗留也是异常的丰富，先后六次发掘，共出土龙山遗物近5000件，陶器的制作水准可以同城子崖媲美，而其最重要的发现是一片刻有5行11个文字的陶片，这在龙山文化中，是到目前为止的孤例。　　在临淄齐故城的西北，近年还发现了一座重要的龙山城，遗址位于田旺和桐林两村之间，故被命名为田旺城。由于试掘的面积很小，现在对这座城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大约知道也是一个方形的城，面积约有15万平方米。令人侧目的是在这里出土的巨型陶器，它们全部来自于一个灰坑，大小依次递减，但形态相似的陶鼎和陶簋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西周的列鼎制度；而另有3件陶甗也像“列甗”一样逐个递减，最大的一件高达116厘米，堪称中国第一。这些组合完整、气势宏伟的陶器集中在一个灰坑内出土，显然不是偶然的，因此，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一组陶礼器，这个灰坑所在之处应该是进行重要的宗教祭祀活动的场所。　　还有一个面积相对较小的龙山城是位于弥河流域寿光县的边线王。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形态是一个内外相套的两重城址。大城平面是圆角方形，四边的城墙各开有一处城门，全城面积近6万平米；小城的平面形状类似大城，但是面积要小得多，仅1万多平米。可惜的是，这处遗址地面破坏较为严重，今天可以看到的只有两重城垣的基槽。根据基槽内建城时混入的陶片来看，这两重城墙并不是同时使用的，大城的时代要比小城略晚，因此，可能是小城废弃之后，就地扩建而成为大城。这座城址的发现也说明了山东龙山城的多样性，可能不同大小和形态的城址具有不同的功能，所以边线王城的发现也有其独一无二的意义所在。　　除了这些早期的城址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发现同样地引人注目。比如在弥河北岸的一个叫西朱封村的地方，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曾经发现过一个重要的龙山文化墓地。尽管这个遗址几乎被破坏殆尽，但在这里发现的三座龙山文化大墓却是龙山文化中不可回避的重要收获。这三座大墓都是长方形的土坑墓，但是与同时期一般墓葬规模相比，墓室就真的是十分宏大，其中最大的一座平面面积达到了30平方米，墓的深度超过了2米。而且在这几个墓葬中，发现了保存良好的葬具，有的是一椁一棺，有的是两椁一棺。“椁”就是外棺，根据文献记载，天子、诸侯、士大夫等分别有用几椁几棺的礼制规范，西朱封大墓的葬具也同样表现出早在4000多年之前就已经颇具雏形的棺椁等级制度。另外，在棺材的周围还有红、黑、白三色彩绘的边箱和脚箱，随葬品一般都放置在棺椁之间或是边箱脚箱内。略与想象有异的是这样高等级的墓葬内，随葬品的数量却不多，一般就是百件左右。但是随葬品的质量相当突出，除了精致的人工遗物外，还有猪下颌骨和鳄鱼骨板作为陪葬。在随葬品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玉器，玉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同时期其他文化无法媲美的，通体经过磨光的玉器，特别是一些经过透雕的发簪和冠状饰，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精品。而随葬的陶器无论是实用器还是明器都制作得十分规整，没有一般随葬品粗制滥造的现象，特别是数量众多的蛋壳陶杯和白衣陶鬻，为其他墓葬所鲜见。　　位于山东东南沿海的一些龙山遗址也以各自的特色成为研究的重心。日照市附近的两城镇遗址规模巨大，据估测有100万平方米，是山东龙山文化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遗址。而且两城镇的研究史也十分久远，早在1934年这里就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山东龙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数量较少，两城镇还是目前为止出土玉器最多的一个地点。　　日照附近最靠海的位置还有一个东海峪遗址，这处龙山文化遗址的延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里发现的房屋基址采用了分层夯筑的方法，并且还出现了台基式的建筑，这些对中国古代十分流行的夯土台基式建筑的发展而言，有着非常重要的先驱意义。　　另一种对中国建筑史产生影响的技术也同样发现于日照地区的遗址中。在尧王城龙山文化遗址，发现了另一类台基式建筑，这类房屋的构筑程序中有一个重要环节是以土坯为建筑材料，采用了错缝垒筑技术，这在山东地区不仅罕见，在同时期的其他文化中也没有发现。　　众多城址和台基房屋的发现令山东龙山文化的建筑技术成就显得极为突出，在许多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石灰涂抹的房屋地面，甚至是石灰窑，这些发现令山东龙山文化在中国建筑史和城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原始文化的发展自然也离不开它的经济生活和生计基础。从密集的遗址分布状况上分析，稳固的定居生活构成了龙山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的前提。与同一地区的先行文化大汶口文化相比。龙山文化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主要表现在了农具种类和比例的变化上。生产工具中，石、骨、蚌类的农具比例都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农具的种类也比早期文化丰富许多，特别是作为收获工具的石镰和石刀，形态大小都和现在当地农村使用的铁制的同类工具十分相似。尽管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谷物遗存发现很少，但是大量窖穴坑和大型陶容器的发现必然与剩余食物的储存有关，这也为农业生产的规模提供了一个佐证。此外，从大汶口文化晚期开始逐步发展的酿酒业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一点，学者们是在储酒、饮酒器具的发达程度中有所了解的；而酒的大量饮用也同样可以反映农业生产的规模。　　龙山文化中出土的动物和鱼类骨骼以及渔猎工具也说明家畜饲养和狩猎活动在当时龙山人的生活中仍然占有一定的分量，然而同发达的农业相比，比重可能就要略为减弱了。当然，在势力范围如此广阔的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也不平衡，因此地处泰山南北地区的聚落中，就很难看到像胶东半岛或是山东东南沿海地区这样众多的渔猎类遗存，这种依据不同环境选择的不同的生计体系和今天的发展又是何其相似!　　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提高，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劳动力的剩余。所以，到了龙山时期，手工业生产开始蓬勃发展。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陶器制造业的高超成就。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陶器，到秦汉之后陶容器生产的逐渐衰败，这是一个历时近万年的过程，而龙山文化的制陶业当之无愧达到了这个过程中的顶峰。快轮制法是龙山文化陶器最常用的制作技术，这不仅提高了效率，也使成器外形更为规整、线条更为流畅；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已经发展得十分合理，能够根据不同的功能来配制不同的陶土原料，并使用拼接技术使陶器可以十分巨大而又坚固；烧造的工艺水平则可以由龙山文化所特有的白陶和黑陶上得到表现，根据专家的实验研究，龙山文化这种以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所需的烧成温度在1000度以上，几乎可以与几千年之后才出现的瓷器烧制水平相媲美。而色泽光亮、器体纤薄的黑陶烧制技术更是复杂得多，不但要有密闭的烧制环境，还要有适度的渗碳，否则就无法得到透黑的效果，甚至今天的复制品都难以达到龙山黑陶这样的标准，由此可见其“高科技”含量甚高。除了技术方面的成就，龙山文化陶器的艺术水准也令艺术史家们啧啧称奇。龙山文化的陶器种类繁多，与之前后同一个地区的文化相比是绝无仅有的，而美观典雅的造型、简洁的纹饰和分明的棱角处理即使依照今天的审美标准也是极具现代感的，很多实用陶器和随葬礼器，本身就是一件件的艺术品，五千年的风雨，不由令人为这美的永恒存在而感叹。　　冶铜业也是龙山文化手工业中突出的一个组成部分。龙山文化出土的零星铜器，和制陶业上所反映出来的对高温烧制技术的掌握，都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当时冶铜业产生的可能性。而山东地区本身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为龙山文化成为中国青铜时代之前的冶铜发源地区之一创造了先天的条件。　　此外，玉石器的制作、工程建筑的进行也都和明晰的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专业化程度高、分工明确、各自发展的手工业生产的蓝图。　　各国学者谈及文明起源问题时，在判断标准的选择上总是争执不休，而能够得到学界公认的指标一般有礼制、文字、城市及宗教等几个方面。尽管龙山文化留给我们的问号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还十分广阔，但仅凭迄今所见，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已为中国文明的源头掀开了冰山的一角。　　江南古国——良渚　　良渚——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同时又充满了神秘气息，在太湖地区这片“良渚”之中，5000年之前曾经一度有过令今人惊叹不已的辉煌。　　良渚文化因其玉器而为世人瞩目，但其实早在这之前，这个名字已经存在于研究者的论著中，直到那些重要的墓地被揭开，良渚才绽放出异彩的光芒。　　1936年，当时任职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发现了一些黑色的陶器，并开始在周围的遗址进行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20世纪30年代还只是它的童年，施先生在1938年就出版了正式发掘报告《良渚》，令这个美丽的名字早早地便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当时的学者对于古代遗物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而施昕更却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确认这些黑陶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到了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进一步的讨论了这些黑陶所属的文化。他发现它们和山东、河南的古陶器样式不同，进而提出了杭州湾区的说法，为这些提早问世的良渚遗物确定了范围和时间。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江浙沪一带的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太湖地区奔波工作，并且继续发现一系列良渚文化的遗物。特别是在浙江吴兴县一个叫做钱山漾的地方，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农业工具，以及许多保存完好的水稻、丝麻织物和芝麻、枣核等各种农作物的遗留。“良渚文化”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学界得到了公认，它不仅仅是一些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陶器，还有了各种反映古代农业生活的实物证据。　　然而就像走了下坡路似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太湖地区变得沉寂了，良渚文化似乎也开始被人遗忘。　　1973年夏天，苏州附近一个叫草鞋山的遗址重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而这一次，就只有一座墓，却引来了比以前多上数倍、数十倍的关注与惊叹。在这座形似草鞋故得名的小山包上，当地工作人员发掘了编号为198的一座良渚大墓，和人们所熟知的黑色陶器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精美的玉器!外方内圆的玉琮，表面雕刻着精致的花纹；又大又薄的玉钺，据说是古人的权杖；还有很多巨大的玉璧，表面光亮如新——这些发现，令一直以来皇家富商所藏而不知来源的那些一模一样的玉器有了归宿。要不是这一发现，人们简直不能相信，这些制作精良的玉器，会是新石器时代先民的作品。　　似乎是为了证实人们最初的疑惑，接下来的十年里，常州、苏州、上海一带，一座座“山”、“墩”被发现，原来它们都是良渚人的墓地，一个个大墓打开了，发现了同样的玉器，甚至更加精致、数量更多。不仅仅是这些精致的手工艺品令人瞩目，随着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的工作，考古学家们发现，原来有些“山”是人工堆筑起来的，这比精美的玉器更加令人震惊。以今天的建筑技术，要堆筑一座人工的山尚需时日，在几千年之前，良渚人又是花费了多少的人力、物力，又是度过了多少个日夜，才能令这样的土山一点一点地“长高”？而要组织这样的工程，背后又会是一个多大规模的社会呢？　　当大部分人在为这些前所未有的发现惊叹不已时，良渚镇，还有浙江的考古学家们开始着急了。良渚是在20世纪30年代就发现的，但是最近一个个重大的发现却都集中在太湖的北面和东面，难道最早发现黑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