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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至快速回贴中西传记作品中的“凤凰女”形象细分_文学_大众网
　　[摘要] 细读中西传记作品中的“凤凰女”形象，发现其传主“虚设”的自我身份与其“实存”的命运间充满了矛盾。将法国“时尚先锋”香奈儿、“情人”杜拉斯、英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等相关的传记内容与中国女性传主的事迹比较，其“逆袭”与“寻父”、“逃家”与“弑父”、“归来”与“放逐”等历程既有文化的差异，也有性别的相似。追寻不同民族的“女儿”对“父系”文化“逃离”与“归来”的历程，辨析其行为命运如何印证了现代社会的世态与生态，对其历史蕴涵与未来影响做出评估，具有人类学比较、文化归因与哲学考辩等的意义。
　　注释：选自《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出版社），系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1BZW113)、2012年度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资助项目“‘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库’建设及应用研究”，（项目批准号：SDYY12014)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宋晓英 济南大学
　　“凤凰女”的概念来源于“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即几乎每一个贫穷的女孩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化蛹为蝶”的决心与行为。论者拟追踪“传记文学”文类，即人物真实事迹基础上的自传、他传、自传体小说、传记影片中的“凤凰女”形象，进行中西比较与溯源。通过细读，发现对传主及其群体的道德评价、人格鉴证并不重要，探讨其“向父权寻租”或“由底层反抗”是否普遍，其逃离故乡与回归父族文化中的深层心理，其行为或人格所代表的人类学意义，才是最重要的。如：反抗之初，她们自我预设的“真我”或“超我”形象，被历史证实了是一种“实际的上升”还是“虚妄的存在”？如预设达成，事业的成功与情爱的圆满已经实证，其精神的破碎与灵魂的空洞是否仍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存在？论者拟选择具有时代特征、文化标识与文学代表性的传主为范例。
　　一、“寻父”与“逆袭”
　　“寻父”，指利用男性强权为女性自我的成功铺路，“逆袭”，指以底层反抗者身份朝权力中心突进。按照福柯的理论，现代社会中，权力已渗入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不只控制了人们的肉体，其行为关系，而且内化至灵魂深处，达到了隐性的精神控制。他同时坚称，权力关系并非单向度向下，简单体现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1]15而且呈多元纠结的网络结构。人们既可能是被权力控制与支配的对象，也可能借其扶摇直上，甚至可能成为其实施者与帮凶。法国“时尚先锋”可可?香奈儿，与中国《一朝忽觉京梦醒》的作者“女博士”，正是中西权力纠葛中两个具有标识性的人物。作为“传主”，她们与世界文学史上的著名形象如《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名利场》中的利蓓加?夏泼一样，有力地证明了被权力的魔咒所附着的人，其精神的依赖与恐慌如何难以避免，生命的安适怎样地永不再来。在可可?香奈儿那里，体现为风云一世，但终其孤独；在“中国女博士”这里，是曾经昙花一现，但事业家庭的丧失。分析二位传主形象，须着重考量的，除了由“边缘”欲进入权力中心时心理的纠结与人格的嬗变，还须从时代、民族等多方位寻本溯源。
　　有关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的传记作品很多。美国传记电影《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2008）渲染其作为“情人”的魅力，法国影片《时尚先锋香奈儿》（Coco avant Chanel,2009）再现其事业的辉煌求进。法国作家撰写的香奈儿传包括保罗?莫朗的《香奈儿的态度》，马赛尔?黑德里希的《时尚先锋香奈儿》。[2]
　　这些作品立意不同，所再现的香奈儿事迹轨迹相似，褒贬却大相径庭，特别对她与众多“恩主”的关系是“情爱”还是“利用”纠缠不清。但其一路攀援，以屈求伸的动机与行为是无可辩驳的。
　　Franois Baudot的《香奈儿回忆录》[3]与全球《时尚》网站上的《香奈儿年表》[4]，应该是最不事渲染的版本。应该承认，香奈儿的成功，与其“建功立业”的雄心、“特立独行”的“法国精神”，特别是她的审时度势紧密相关。20岁她靠卡柏的钱开了小店；22岁时改为服装沙龙；23岁时，她的运动品牌登上了《时尚》杂志。她懂得怎样抓取男人的心，知道事业的成功之道在于“标新立异”，而且是一个迅疾的行动主义者。女性只穿裙装的时代，她穿上马裤骑上马背；鲍伊?卡柏婚后，她不顾世俗的议论继续当他的情妇，直至1919年他不幸早逝。1921年，她结识香水达人Ernest Beaux，酿出了著名的“香奈儿5号”，从此一步步走向事业的辉煌。关于她的事业与情爱的关系，有许多的回忆录与传记可以参照。香奈儿绝不是感情的奴隶，但她充当了一个又一个男性的paramour（法语，情人）。“香奈儿人生模式”的重点在于以商业成败代替道德评价，将“你有才华，我有资本”。[5]的交换原则发挥到极致。为了成功，她不在乎“暂屈”为一个个男性的“第二夫人”。其“往上爬”的特殊模式本应受到一定的社会批判与道德深纠，但大部分关于她的记载，包括维基百科[6]，均弱化了她对男性力量的依仗，突出了她的独立不羁，甚至把其上升到人格独立人性尊严的高度，甚至把这个独领风骚的机会主义者打造因为爱人早逝而一往情深、终身不嫁的烈女。
　　应该承认，香奈儿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个人奋斗”。她在战争期间让女人穿得简约，在女权主义时代让她们穿得优雅，战后打造奢侈品牌，占领珠宝、化妆品、时装等领域，使自己的名字成为世界著名品牌。某种程度上说，“香奈儿人生模式”在西方屡屡被复制，意在虚饰其平权与自由。从德国女导演的《里芬施塔尔回忆录》，到美国黑人脱口秀女王的《奥普拉?温弗瑞传》，女性传记遍地开花，恰恰旁证了女性的成功为数极少，男女的平等远未能实现。
　　东方语境中，一个“逆袭”的女人不但不会像香奈儿这样容易成功，还很容易身败名裂，这是《一朝忽觉京梦醒》[7]这部自传体小说作出的结论。按照拉康的镜像理论，这位“中国女博士”是以香奈儿等为自我人生参考的“镜像”的。巴黎与外省、京人与北漂、平民与贵族、男人与女人间的距离是她们共同绕不过去的命运基点。但她们的结局如此不同，一个被万人颂赞，一个为千夫所指。主观上，或许在于其目标、理念还是有所差异。香奈儿生长于《国际歌》诞生的国度，“借势”虽是她的手段，“我的上帝从来不是牧师的上帝”，（上帝是我自己），才应该是她真正的心声。当然，东方的“女博士”也不一定是天生的女奴，她也有自己的“奋斗”史，一个理科出身的外省青年进入“京都”文科博士后的行列，也有她一路向上的努力与艰辛。但从这本“自传体小说”的去看，她主要的目标不是要做“理论女王”（学术界也主要是男性把握），而是攀附“王子”，要做“天后”。她试图以6万元博取进京名额，失败后强取100万补偿，仍不依不饶，要获取更多的情爱（权益），不成功就“成仁”。其“寻父”与“寻仇”的意义复杂，除了关系利用，还包含了对权力中心的心理归属、人格归顺以及失败后的极端反叛心理。人们指责“女博士”的手段不当，但对其自述的“受排挤”、“遭孤立”等尊卑浮沉，却保有了一定的同情，她自塑的“底层反抗”代言人形象也得到了一部分人的认可。这说明她的命运不单纯是一个人的命运，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与中国的权力场域紧密相关，源于深厚的传统意识积淀与现实的基础。
　　应该承认，无论中西，一个性别弱势的人，完全摆脱福柯所言的“渗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的权力话语与行为钳制，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与后文所述的“逃家女”、“归来女”相比，“逆袭”的“凤凰女”缺乏一定的道德内省与人文反思，其向“权力寻租”的行为肯定会产生一定的不良效应。从传记文类的意义去看，衡量一部自传是客观诚挚，还是主观炫耀，一部传记是商业性成功还是人文精品，除了基本的事实是否符合历史，事例是否真实以外，还要考辩其是否包含了“忏悔意识”与“道德自律”，是否提倡了“人文自省”与“社会的良心”等。两位女传主高调张扬，与大众媒体合谋为法国“时尚女魔头”与中国“女博士”形象，若说是“时代精神的标识”，也只是一种商业文化的浮泛形象，而非人文精神的典范。
　　　二、 “逃家”与“寄居”
　　若说“时代精神的标识”与“平民英雄”，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是公认的典型，她的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情人》等对文学写作影响致深。杜拉斯是一个“逃家女”，其作品中，“埋葬”了“父亲”的形象，“射杀”了“情人”，是一个“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的”的“时代先锋”与“文学大纛”。旅美中国女作家严歌苓《一个美国外交官和大陆女子的婚姻》等纪实性文章中，同样包含了真正的社会批判与人文忧思。她论证了女性为生存发展在世界性的迁移过程中，必经怎样的孤零，怎样的漂泊，才能举步维艰地由“丑小鸭”渐变为“凤凰”，在远离故土的他乡，须经怎样的身体贫病与灵魂的撕裂，才能最终“反败为王”。
　　“逃离故乡”与“生活在别处”，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精神追寻之“异托邦”与“乌托邦”意义上的两种阐释。对故乡的逃亡既源于客观上压迫的深重，也源于对“我”所依附的阶级、族群、亲人等自觉的“剥离”。中西传记中的“逃家女”似乎永远走在“逃离”与“追寻”的路上。在故乡，她们是“她者”，不被承认，没有归属，“逃离”的“异托邦”（heterotopia）的意义在于，梦想找到自我生命的“补偿性的差异地点”，换一方天地，或许有摆脱阶层压迫、精神禁锢的可能。其乌托邦（utopia）的结局在于，事实上，逃家=流浪，“生活在别处”指向虚幻的精神家园，一次次突围等于一次次疏离，达不到“处处无家处处家”，却归于永远的精神流浪。杜拉斯说：“我是一个不会再回到故乡去的人了。……我本来就诞生在无所有之地”[8]100，严歌苓定义自己为“寄居者” [9] ，在美国“就是那种边缘的、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主流的感觉”，“我回到自己的祖国也是一个边缘人”[10] 。与香奈儿、“中国女博士”不同，她们是作家，知识分子，并不因后来的成功忘却过去。个人角度说，她们仍“咀嚼贫穷与痛苦”；从作家的责任看，她们把目光投向更多的边缘者、畸零人、弱势群体。无论是选择性删除自己的过往，还是对阶层的沟壑视而不见，都意味着容许世界不公、贫富不均的公然存在，这是她们的良心所绝不允许的。
　　散文集《物质生活》与《世界》中，杜拉斯总结自己的命运来源于祖国对其子民的“外弃”。殖民时代开始，资本主义扩张，欧洲各国政府大肆蛊惑自己的国民奔赴殖民地，夸大了亚非拉土地上财富积累的可能。杜拉斯的父亲病死在越南，法国官员卖给母亲的“柬埔寨贡布附近”的土地被河水淹没，家庭破产，“我们一家人都被抛弃了。”那片布满战争、瘟疫的东方土地，成了杜拉斯一生的心结。为什么“厚颜无耻”[11] 成为殖民地穷苦白人家庭的主调？因为他们要夺取财富，以赎回被剥夺了的尊严；少女为什么要出卖自己？因为所有的民族中，美丽的女孩都要成为为家庭换取生存机会的献祭者。“小女孩”要逃离这个家，逃离“印度支那”。《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苏珊”就在吊脚楼下等啊等，等着期待的一个人，等着出卖自己的机会。《情人》中的少女上了一艘去西贡的船，偶遇到一个“中国富人”，被他诱惑或诱惑了他，由他把自己连接到外部的世界。“被爱”是一种屈辱的记忆，白人女孩眼中这个“情人”是一个黄种的“下等人”，但母亲知道可以用这种方式补贴家用，立即请寄宿学校允许“我”自由外出。“大哥”打骂我，羞辱“情人”，但从不拒绝他的馈赠。“父亲”是文学中重要的象征意象，除了伦理血缘之父外，人们还追求“精神价值之父”，人生道路上的“提灯人”。杜拉斯自传性作品中“无父”，亲生父亲很少出现，“代父”的“情人”都是些人格上无法站立的“畸零人”，尽管他们不缺乏财富。在其它文学作品中被塑造得“英勇高大、浪漫多情的骑士矮化成为猥琐的男人，他们身上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情怀，甚至是渺小可鄙的，他们简单粗暴、吝惜感情，在女人身上他们只是寻求欲望的满足。”杨娜《无根漂泊的生命体验：魏微小说的三种叙事类型的表义结构》（2016，沈阳师范大学P24页。）
　　“女孩”要夺回一切――白人的尊严，殖民者的身份，受教育的权益。杜拉斯回巴黎接受大学教育，在殖民部做公务员，恋爱结婚。但，她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她的儿子让?马斯科罗等编撰的家庭影集《杜拉斯：真相与传奇》[12] 中揭出：少年沦为亲人与情人贪婪的对象，成年与一个个“情人”建构的“乌托邦”沦为泡影，杜拉斯的爱情观颠覆世俗。基于一，越南土地上的“丧失”浸淫了她的灵魂，没有人强大、宽厚到暖透她的生命；其二，她选择“革命”，爱人们却堪破了“革命”的虚无；其三，她同样堪透了“革命”的虚无，但为了所有的“无产者”，像她的童年一样“孤零”的人们，她“破坏”又“建构”，打碎了又重组，“写作”成了她与世界“握手”的唯一方式。
　　除了在作品中“弑父”，“弑兄”，“射杀”了情人，杜拉斯在两件事情上完成了由“女孩儿”、“女人”到“颠覆者”、“人文作家”的嬗变。其一，入党与退党。她加入了共产党于1944年巴黎被占时期，是圣日耳曼代普雷支部的秘书，她的家是革命同志集结聚会的地方。但她发现意识形态不应该过多地介入创作，这与“党”的教条相左。她被组织开除。其二，写作为弱者代言。她认为写作作为武器，比政党的口号更加有力。她的小说对文明的浮泛、人类的欲望深刻阐释；她的电影映现出同族的杀戮与异族的侵略；她的散文在深挖罪案的基础：他人眼中，巴黎是都市繁盛的象征；她的笔下，暴露的是巴黎郊区的罪恶。访谈节目中，她带着一个妓女，《和一个不思悔改的“小流氓”的谈话》，疾呼《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中《没有死在集中营里》[13]1的人们的命运。她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杜拉斯风格”，对绝望的精微洞察中熔铸了生命的破碎与挣扎图存，影响了好几代作家。
　　“寄居者”是严歌苓的一个意象，[9] 指一个人没了精神归属，即使有了物理上的家，心灵也一直流浪；即使取得了某种成就，也只认定自己是母族文化的一个弃儿，他族文化的一个outsider。自传性散文中，严歌苓回顾，无论童年在父母的家，还是在美国丈夫的家，感受的都是“孤零”。“母亲爱父亲，不关心我；父亲爱名利与女人，不关心我。他们离婚了，而我必须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小棉袄。”城市青年必须上山下乡，小女孩一个人四处奔波，12岁考上了文工团，“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说妹妹走了，哥哥可以留下了”[14] ，儿子留在身边的庆幸远超于对幼女远行的担忧。两辈的悲剧表象上源于性格，实则与政治相关。父亲为强势人物代笔，母亲在剧团受人控制。父母的怀才不遇中，我堪透了人性的软弱。那个坚强的“代父”出现，文化部门的主管。对这个父母双重的“恩主”，小女孩又敬又怕又恨，她记住了父母的卑躬，这一笔纠结，她要长大。但缠绕过父母的梦魇追随着自己，强权无处不在。敬爱的“洪常青”无视少女的拳拳之情，“女连长”身为情敌，借“组织”的名义来处分少女[15]205，公报私仇。
　　严歌苓报名参加自卫反击战，追求英雄主义的“大我”，却陷入了更深的抑郁。炮火连天中面对重伤的战士无助的、期盼的眼睛，她堪透了“英雄主义”的男性政治。回归家庭，她希望平稳的婚姻给自己归属。但“我知道我和他之间是有别人介入的，但是这个‘别人’常常又不是固定的，……到该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结婚七年了”[15]206。再一次逃离，她到美国留学。吃过一个星期花椰菜，因为便宜；同时打好几份工，晨昏颠倒；做保姆，在饭店洗碗，以身心的疲累麻痹心灵，但失眠症如影随形，芝加哥的盗抢者也如影随形。恋爱了，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结婚了，生存与写作不得不仰他族鼻息。终于住进了“好区”的别墅，灰姑娘穿上了水晶鞋，“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了吗？富人区像更加隔绝的“文明的监狱”，这个异族的“王子”，湛蓝的眼睛过于清冽。他怎么能理解一个东方小女人？怎么能知道她欠着父亲一个“作家”的梦，母亲一个“成名”的情结，怎么能知道一个出国前已经知名的作家，她所承载的责任的重负？就像他不知道当年她不得不当掉了他买的订婚礼服，交了房租，那种痛悔与无奈。她忘不了那些深夜高楼上的同醒者，故乡热土上的边缘人，异国漂泊的孤魂，污浊世事中的“密语者”与“赴宴者”，她要为他们代笔，替他们画像。
　　三、“归来”与“放逐”
　　第一类“凤凰女”形象中，人们看到穷困者如何攀附，人格怎样被扭曲，隐忍与积郁怎样化为仇恨，或化为力量，但这些“逆袭”的“凤凰女”是与“上层”或“主流”“双赢”或“共存”的。她们“把男男女女都当作自己的驿马”，在奔向“成功”的途中不加反思。第二类 “凤凰女”浸淫的是“精神的孤零”，杜拉斯是永远被祖国欺骗的“十五岁半的少女”，强烈的“犹太情结”；严歌苓是永远的“失眠者”，铭感于“主流”怎样疏离了“边缘”，贫穷怎样磨蚀了精神，“外嫁女”怎样咀嚼着流浪的况味。第三类“凤凰女”多丽丝?莱辛与郭丹，她们的自传体写作纠结的是文化夹缝中的尴尬，“归来”母国后的格格不入。其身份虚设与实存的矛盾在于：你以为你的出走四方、浪迹天涯是一种自为的选择，你是一个天生的旅人，世界与你同在。然，一踏上异乡，你就被抛出了既定的轨道，你归来故乡，以经验与历练致力于事业，试图融合于母国的主流大潮，但放逐的生活已对你产生可不可磨灭的影响，你也被认定了是那个“在外的孩子”。本节以多丽丝?莱辛的自传《在我的皮肤下》、《影中漫步》与郭丹的“自传体小说”《别爱苏黎世》论证“凤凰女”的“无家可归”。
　　杜拉斯认为自己的家族是被法国殖民政府蛊惑与抛弃的人，严歌苓认为自己移民美国是父母政治灾难与个人婚姻不幸的延续，均“不得已而为之”。但不能否定是，所有的个人漂泊均出于一定的自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父母与杜拉斯的父母一样被派往殖民地，但《在我的皮肤下》论述父母离国的动机，称“父亲”“不得不离开英国，他此时再也受不了英国了”（He had to leave England，for he could not bear England now）[16]6。郭丹在《别爱苏黎世》中借主人公之口一再强调，是女孩自己“闹着要来欧读书”[17]44，父母才筹措学费，遂了“我”愿。细读其“自传”，发现中西两个“归家女”道破了“故乡在别处”的虚无，也得出了“故土难回”的真相。
　　《别爱苏黎世》中的女孩流转于世界，因为一种“骄傲而奢靡的坚持”。她对自我预期过高，“非世界名校不上”。然而世事难料，“她报名的学校几年内不招生”，只好花巨资去读私立大学。尽管是人人羡慕的名校，但这种“骄傲而奢靡的坚持”与第三世界国家女孩在第一世界的支付能力相称吗？作品揭出的第一层“真相”是：东方家庭教育中的唯心主义虚妄。父母为下一代孤注一掷，“砸锅卖铁”，过多地向孩子灌输“世界文明”的理念。尊严、骄傲、所向披靡过多地被作为家训，合适吗？“好学上进”是诗书钟鼎的民族传统，中国人自立于世界的“看家本领”，但也很可能引出另一种结局：他们或许正确地评估了孩子的潜能，却未能准确地估算出自家“锅”与“铁”的分量，更未对外部的世界分析调查。留学女孩发现：针对“文明”欧洲的复杂与冷漠，早年中国学校的道理“大而无当”，父母传授的多为“屠龙技”。“出国动用了大哥的私蓄，二姐的嫁妆和父母的棺材本” [17]132，但仍对就学国的学费、就业，包括婚姻市场的压力评估不足。仅凭一股子“不怕吃苦”的精神传承，就把家族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小小少年身体或精神的透支上，失败几乎是难免的。比如，除了一门心思期望孩子做Top student，父母预测了他们会“水土不服”，留够了他们生病或保险的款项了吗？
　　但，向“世界文明”“进发”的道路是不可逆的。“从我离开中国的那一瞬起，我就已经没有家了” ⒄7。穷孩子念父母不易，不会向家人暴露“真相”。“父亲写信来嘱我多看新闻多读报” ⒄34 时，异邦的女儿哭了。“父亲”郑重地传承给“我”的“人生词典”，只言“坚持”，未谈“退缩”，“我”怎能辜负他的期望？况一个看见了“世界文明之光”的人，怎肯再回到“蒙昧”之中？她坚信自己够聪慧，够努力，善总结，不怕苦，但“文明”的西方是一个冷酷的世界。“我”“胖了一点点”，马上被模特公司辞退，想要在餐馆打工，也找不到空缺。过了3天只吃巧克力，没钱打电话的日子，应聘的通知才来。“那种透彻心肺的凉意，让我的灵魂也害了风湿”[17]5。
　　《别爱苏黎世》以一个发展中国家普通留学女孩的目光揭破了西方“文明”的严酷。留学的岁月是“生命中最冰冷最凄惶最恐惧”。表面看源于女主人公的“阳春白雪”、“束之高阁”，实则是源于这贫富不均的世界，地域的、族群的、文化的差异深过裂谷。女孩最骄傲的资本是“功课好”，“所向披靡”，Top student，各类竞赛获大奖。表象看，她的骄傲有根有据，被欧洲顶级大学录取，靠打工，生活也有所斩获。但女孩，女孩的中国家长忽略了一项全球通则：为了保障本土居民的利益，外来者求学、工作的费用以天价计算。护照上盖了“限制工作”的章，微薄的津贴，怎能够抵平私立大学巨额的学费与富裕国家高昂的生活费？
　　无奈的女孩暂时归国，在北京找了份工作，然北京已容留了太多的“淘金者”。女孩“幸运”，遇上独资公司的老板，被他赏识，被他求婚，她犹豫了――即使这男人名校毕业，甚至欧美归来，此刻却“满口粗话”，面带骄狂，对下属呼来喝去，与同行“锱铢必较”。“生活是一个机器传送带，前面的日子还没掉下去，后面的已铺天抢地的盖了上来，连呼吸的机会都没有，稍一松怠，就会被生活的齿轮活生生地切割粉碎”[17]36。她工作夜以继日，不愿亏待自己，不想人格上依附，但她似乎别无选择。
　　“女孩”的不幸福是否可通俗地阐释为“水土不服”、“孤芳自赏”？肯定不行，因为任何文化现象都不能简单定论。只能说，经历了另一种文化，人们会形成一种比较的眼光，这种比较的眼光加上重精神，非物质的“童话”的过多的熏染，“公主”性自恋或人文式悲悯一旦成为她的立场，就让她放大了对世界不公、贫富悬殊的认识。小姑娘不再能享受简单的幸福，是因为她知道了还有瑞士那样干净、秩序、文明的国度，她不再可能享受在“好脏好乱好热闹”的公共场所吃包子。不是“包子”不香，她不饿，而是她认为，一个人还应有更高的趣味追求，更高的文明诉求。家乡在人际关系上不讲距离，也意味着较容易产生友谊爱情或知遇之恩，意味着人们可以轻易侵入你的领地。女孩成了老板“红颜”，他大嚷着“你吃我的，用我的，还敢说不爱我？还敢说和我在一起没有安宁感？”[17]170原来老板与打工妹是不可能情感上“相投”，地位上“平等”的，即使你会说4国语言，“日也做，夜也做”，也非被承认是他事业的“辅佐”，而他一直是你的“恩主”。她的坚守有理：寻找一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即使没有爱，那种很深很深的安定感也是好的！”[17]263欧洲“文明”的世界，等级森严，种族隔膜；东方土地上，这些海外归来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权力精英”，他们“绅士”的面具下也充满了明火执仗的强权与傲慢。尽管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但北京也决不是“我”的家园。《别爱苏黎世》中的女孩最终还是逃回了苏黎世。
　　地理与文化上的欧洲真地如“留学女孩”心存幻想的那样，相对代表了“世界文明”，特别是“真正爱情”的衍生地吗？血管里流淌着“蓝色的高贵”，从非洲归来的多丽丝?莱辛，作为白人女性，“贵族”的后裔，能够在工业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自己的故乡伦敦，找到“那种很深很深的安定感”吗？
　　《在我的皮肤下》记述了童年至1949年的生活；《影中漫步》写的是年多丽丝?莱辛回到英国后的经历。与杜拉斯在越南的感受一样，在非洲这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童年的多丽丝?莱辛备感孤立。她父母双全，生活略强于杜拉斯，但还是辍学了，殖民地的生活决没有英国政府鼓吹的那样富裕。做过许多底层的工作，莱辛感受自己是被母国抛弃的孩子，但她也无法与非洲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参加左翼组织，嫁给职业革命家，都于现实无力，于己无补。对左翼运动失望，婚姻二次破灭，丢下了一双儿女，她回归强大的英国，寻找母亲教育中那种人道主义启蒙的光辉：“我们将找到雪莱、济慈、霍普金斯的英格兰，狄更斯、哈代、勃朗特、简?奥斯汀的英格兰，我们将呼吸到充足的文学空气，在被放逐的日子里是文字的伟大支撑着我们，很快我们就将踏上向往的土地。[18]16”她庆幸自己与非洲人不同，“我是自由的。毕竟我还可以完全属于我自己。[18]1” 回归母国，她到底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家”，作为以写作为业的人，她有没有像她敬仰的作家那样得以创造“人道主义启蒙的光辉”？
　　她“看到的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不列颠古国物质与精神的凋亡。英国在“二战”中损兵120万人，政治经济滑坡。她在伦敦的立足是苦苦的挣扎。政府给她与儿子补贴，但杯水车薪。她变卖了母亲的首饰古董，做保姆、打字员、频繁搬家，根本没时间写作。非洲时，“我”已经出版了一本书，小有名气，曾经对英国生活有完美的设计：写作为生，干预社会。但她的梦想揭破了，出版社说“他们可以收录这本书，前提是我把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18]5 “1950年，也就是我来伦敦的9年之后”，收入仍“很不稳定的”，“我发现要使我的收支相抵，我一周需要20英镑的收入”。[18]101趋于精神分裂，她重拾政治信仰。“我进入一个疏离于英国主流社会之外的‘共产主义组织’”，沉浸于“重建不列颠”的“宏伟蓝图”。[19]69但当年在非洲，“共产党员的妻子”莱辛未能打破贫穷、暴乱与不公；回到欧洲，人文女作家莱辛再次亲历“革命”队伍中的背叛与溃散，她把不得不把生命的重心转变为寻找“爱”的归属。前两次婚姻，年轻的莱辛感到受制、颓丧与隔膜，一度酗酒。回到故乡，她要给儿子找到一个真正的家。
　　但在母亲家族，与彬彬有礼的姨妈喝完了下午茶，她悟出了自己的“格格不入”。传统的英国人以刻板保守闻名，战后又滋生出拜物风，消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秩序、理性与文明。传主多丽丝?莱辛与她作品中的“安娜”、“埃拉”一样，遇见的“同志”、“战友”、“爱人”多为流亡者、外国人，他们在信仰的危机中早已解构了婚姻理念。她谈过几次恋爱，试图建立“完美的、真诚的、挚爱的友情”。“我曾经愚蠢地相信我将会和杰克一直生活在那里”，或楼上克兰西“打印机就像台机关枪”[19]192。然“愉悦的互相认同”刚刚还在，“这样的日子都一去不复返”。等“我”获得了“毛姆文学奖”，杰克马上说“一切都完了，真的”。这话“来自他黑暗的男性心灵深处 [19]108”。一个“女作家”冉冉升起，一个“女人”在男人眼中消失，“我”又回到“我”的孤零之中。浪迹天涯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为的选择，回归母国后的水土不服也是命运的必然，莱辛感受的是，无论在族群归属、文化身份，还是亲情爱情，精神层面上，现代人可能永远处于一种无可依托的飘零之中。多年后，她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囊括了欧洲所有重要的文学奖如梅迪西(外国小说)奖(1976)、欧洲文学国家奖(1981)，至200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仍与杜拉斯的一样身处孤独。杜拉斯独自在“黑岩”写作，“摧毁”着旧世界，为“犹太民族”代言。多丽丝?莱辛与杜拉斯不同。某种程度上，她超越了女性的、阶层的、种族的偏见，不但是一个“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还对美苏争霸、环境污染、科学危机等社会问题有所关涉，成为跨时代的知识分子，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但她与杜拉斯相似的是，与以上的女传主们相似的是，她们揭示了“现代人”心无归处的存在主义精神本质。在非洲，母亲对多丽丝?莱辛施行英国贵族教育；在瑞士，中国女孩穿着俗艳的旗袍弹奏古筝。从A国到B国，回归A处时，流浪的女儿已回不到原点，也找不到新的起点。迷惘与反思中，郭丹把个人的际遇扩大至对性别、种族、阶级等概念的深思，多丽丝?莱辛“以怀疑主义、激情和想像力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这是瑞典学院对多丽丝?莱辛文学成就的颁奖词。
　　拉康的心理学理论中对“父亲之名”(le Nom-du-Père)进行过详尽的阐释。“父亲”的概念隐喻着社会权力与宗族秩序，远超于生理学意义上“父亲”的身份。父权社会中，“叔父”、“兄长”、“老师”、“情人”、“上级”、“丈夫”都可能以“代父”的形象出现，发挥其权力支配与情感保护的双重职能。忽略了中西社会中历史传承的，现代犹存的“父”的背景，把“女”的形象孤立出来，可以有多种道德与文化的阐释，“凤凰女”的个体人格也可以被褒奖或贬抑。但不能忽略的是，“父”所代表的主流与强大是坚不可摧的，在此基础上构成的“逻各斯”社会结构，民族、阶层、性别的隔膜是铜墙铁壁式的。女性作为弱势，一种“受”的对象，不是“施者”，其个人奋斗的拼搏有效，但也必然有限，命运的流转决不随己愿。无论是“逆袭”的，“弑父”的，还是试图以平等的姿态“归来”到父亲家族里的“女儿”，其身世的、精神的、身份的孤零，“弱势者、“边缘人”、“流散一族”的命运似乎都难以避免。只要“父权”的强势与人类的不公存在一天，其自我虚设的“反抗者”与“理想者”身份在很大的数量与程度上就难以实现，必然归之于一种“虚设”。
　　作者简介：
　　　　宋晓英，文学博士，济南大学教授，贝尔格莱德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英国爱丁堡大学、美国陶森大学、爱尔兰科克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翻译小说《美国庞氏家族的奇幻人生》（花城出版社，2018）; 课题报告《北美华人自传体写作发展史研究》（中国国家社科项目, 2017年）;论著《精神追寻与生存突围》（2006年）、《身份的虚设与命运的实存》（2016）。完成了项目《山东“人才强省”的实现路径及政策机制研究》（2013）、《“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库 ”建设及应用研究》（2014）、《好客山东之旅游攻略》（2015）。发表了论文《英国“愤怒的青年”和中国世纪末城市写实主义小说之异同》《欧洲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分析》《论北美英文评论对莫言女性形象的误读》等。目前在研的项目有《齐鲁文化影响研究》。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2][法]保罗?莫朗：《香奈儿的态度》，段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法]海德里希：《时尚先锋香奈儿》，治棋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3]Francois Baudot,Chanel: Fashion Memoir,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1996.
　　[4]Voguepedia. N.p., CoCo Chanel, May 2005. Web. 06 Oct. 2013.http://www.vogue.com/voguepedia/Coco_Chanel&，日。
　　[5]Christian Duguay，Coco Chanel，Paris: France 2, 2008.
　　[6]《可可?香奈骸罚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可可?香奈海日。
　　[7]常艳：《一朝忽觉京梦醒》， http://www.cunet.com.cn/news/HTML/65418.html，日。
　　[8][法] 玛?杜拉：《物质生活》，王道乾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9]严歌苓：《寄居者》，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
　　[10]郭小寒：《严歌苓：乐观的寄居者》，《北京青年周刊》日第4版。
　　[11] [法]杜拉斯：《厚颜无耻的人》，王士元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12][法]阿兰?维尔贡德莱．《杜拉斯：真相与传奇》，胡小跃译，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
　　[13][法]杜拉斯．《写作》，桂裕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凤凰网文化视线主持：对话严歌苓，http://culture.ifeng.com/view/special/yangeling/，日。
　　[15]陈燕妮：《遭遇美国：陈燕妮采访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
　　[16] Dorssing，Under My Skin: Volume One of My Autobiography, to 1949，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4.
　　[17]郭丹《别爱苏黎世》，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
　　[18][英]多丽丝? 莱辛《影中漫步》，朱凤余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9] [英]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陈才宇、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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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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