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掌故.渝北故事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第十辑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专辑）
渝北区文广新局编印
主& 任& 李享强
&&&&&&&& 编& 委& 邓& 静& 邱& 菊& 吴& 畏&
潘& 恩& 曾祥明
主& 编& 曾祥明
副主编& 邱& 菊& 吴& 畏&
二0一0·六月
长江浩浩，嘉陵悠悠，滋润着山城重庆数千万生民。
巴国遥遥，红岩巍巍，蕴含了多少动人心弦的故事。
我们的桑梓之邦重庆，是红色的城市，是英雄的城市。我们有抗战斗争的辉煌，有红岩精神的光芒，有可歌可泣的悲壮，有不屈不挠的脊梁。这一切都融进了我们的血液，浇铸了我们的理想。在市委书记薄熙来同志的倡导下，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正方兴未艾。
好风凭借力，我今欲飞翔。渝北大地，为开放门户。在这片热土里，该蕴藏着多少开拓者、建设者、创业者的动人故事，有待于我们的发掘开采，以鼓舞今人，激励后来。
区文广新局编印的《两江掌故·渝北故事记》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所编选的是渝北区（包括当年的江北县）这块土地上所流传的故事。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所刊载的也是当今渝北人所创作的故事。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中的故事有单个也有系列，有长有短，可看可讲，内容丰富，栏目纷呈，卷帙小巧玲珑，便于携带保存。悉心阅读和讲听，自当是有所裨益。
《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将不定期陆续编印出版，以给全区的干部群众提供更多的故事。也希望广大读者、爱好者踊跃地推荐和撰写故事，以使《两江掌故·渝北故事汇》越办越好，越加丰富多彩。
张& 琪(用张部长签名手书)
任白戈的故事 / 刘佑红 / 000
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书记
在脱党的日子里
左翼文化革命战士
在战争的洗礼中投笔投戎
新重庆建设与发展的不朽功臣
任白戈的川剧情 / 夏庭光 / 000
名副其实的“任老板”
“老板”是把“保护伞”
心迷川剧暑不热
当场拍板“送寒衣”
时刻不忘老朋友
人在蓉城心系“渝”
：安法孝在江北县 / 祝& 野 / 000
好书记安法孝 / 赵志坚& 胡镇华& 杨贵才 / 000
解放初期江北县八区的建政工作 / 刘建芝口述& / 000
一人徒步走永兴
单枪赴宴搞谈判
历经危险为剿匪
抗日烽火中涅槃的悦来 / 猷& 洪 / 000
电台的故事 / 祝& 野 / 000
江北县解放后的第一桩反革命凶杀案 / 曾祥明 / 000
红色箴言 / 补白
任白戈的故事
·刘佑红·
任白戈，（１９０６～１９８６），原名任煜，笔名宇文宙，四川南充嘉陵区龙泉乡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秋，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任团地委宣传委员、中共重庆临时地委成员。1928年担任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上海、日本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和左翼文化活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大量译著马列文论。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从事抗日军政干部的教育训练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历任重庆军管会文管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文联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重庆市长、四川省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政协主席、中顾委委员。在担任繁重的党政领导工作之余，仍十分关注党史建设和川剧的发展，为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书记
1926年秋天，任白戈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担任共青团四川地委宣传部长。他根据中共重庆地委的部署，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重庆民众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活动。
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任白戈当时在打枪坝会场担任总记录。在大屠杀中，他从会场突围，从通远门跳城墙后渡过嘉陵江，九死一生，逃过一劫。&
“三三一惨案”后，白色恐怖弥漫整个重庆。任白戈按照杨闇公的安排部署，与钟梦侠、刘成辉组成四川党团临时特别委员会，负责“三三一惨案”的善后工作。不久，钟梦侠、刘成辉启程赴汉口。在如此危急的紧要关头，任白戈以自己年轻，在重庆活动的时间不长、目标不大等有利条件，坚持留下，负责临时地委的工作。在“三三一”后的腥风血雨中，他千方百计地四处寻找战友，联络党员，率领幸存下来的党团员，办理惨案善后事宜，清理和恢复了部分组织。他在重庆工作了近两个月，一面与长寿、涪陵、邻水、岳池、广安、川东北一带各县的同志建立了组织联系，一面等待中央指示。在党组织危难之际，任白戈展现了自己的组织才干和大无畏精神，诠释了一个新共产党员敢于承担、勇于牺牲革命精神。
“三三一惨案”后，革命陷入了低潮，重庆的革命形势不容乐观。无情的现实，逼迫任白戈来到成都，与川西党的负责人刘愿庵会商全省的工作。1927年秋，党中央派傅烈到重庆，成立中共四川省临委，并担任省委书记，任白戈任省委秘书。不久，他接到省委的命令，要他以特派员的身份立即到邻水，组织指挥暴动事宜。任白戈到邻水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暂不行动，随后，他调回重庆。
中共四川省临委为挽救革命，抵抗反动当局的屠杀，决定在全省各地建立党的组织。日，中共四川省临委组织部的决定，成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一届中共江北县委，由任白戈任书记，何祝嵩管宣传，李炳奎管组织。任白戈接受筹建中共江北县委的任务后，迅速来到江北县城江北城，找到中共江北城学校支部书记何祝嵩和江北城工人支部书记李炳奎研究建立县委的相关事宜，决定在江北县原有江北城工人支部、江北城学校支部、静观场支部和农民支部等4个支部的基础上，于1928年初正式成立中共江北县委。县委领导全县4个支部40多名党员和县内单线联系的零散党员，在江北城内的部分工厂、治平中学、静观文庙小学及三圣乡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县委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教育广大农民，唤醒他们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启迪他们武装暴动的觉悟。4月，根据中央有关规定，要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成份，省委决定，由李炳奎任书记，任白戈改任组织部长，何祝嵩仍任宣传部长。实际上，会议的主持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任白戈仍然积极主动地出主意，担担子，做工作，全心当好书记的助手。
1928年夏，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叛党，而彭道兴对任白戈一直有成见，省委决定将任白戈调离江北县委。七八月间，任白戈离开江北县，偕同在省委工作的王义林回到南充暂时隐蔽。随后，经省委允许，任白戈和志同道合的王义林、葛乔、任光俊一道到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在脱党的日子里
任白戈等人到上海以后，找到当时在沪东区招商局公学教书的杨伯恺、银雨苍、肖华清、陈子中和傅金耀。他们曾是重庆著名的教员，也是任白戈的老师。任白戈就通过他们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在沪东区委领导下工作。秋季开学后不久，杨伯恺就通知任白戈与他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在上海，任白戈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参加支部会议，并从会议中认识了林汉达、范香谷、董铁肩等一批出版界的人士。他还向当时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同志多次汇报支部工作情况。
1930年初，招商公学的党组织和沪东区委失去了联系，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恰巧这时，招商局的局长赵铁桥被暗杀，局长换人，学校的教员好多被解聘。任白戈被限期在暑假之前离开学校。他不能在学校久等党的来人，从此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
失去党的关系后的任白戈并没有消沉下去，他抓紧时间读书，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他一有时间就参加日文学习，也是出于当时书店里出售的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差不多都是日文出版的，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所以，在初步学会日文、能看懂日文书刊之后，就马上试着翻译出来，投向报刊，以扩大宣传。任白戈、王义林、葛乔等人从日文当中翻译过来的东西多了，大家就酝酿办一个小小的出版社。大约在1928年底，任白戈将办出版社的想法告诉了杨伯恺和陈子中。他们听了之后，不但赞成，而且表示积极参加。接着，葛乔又约了沙汀参加。这样，在1929年春，任白戈和杨伯恺、葛乔、沙汀、王义林、陈子中等6人正式筹办辛垦书店。1930年，辛垦书店开始出书。第一本书就是任白戈从日文翻译的苏联德波林著的《伊里奇的辩证法》。
1930年下年，蒋冯阎战争起，北京有几位原来和任白戈熟识的朋友，约他前往筹办书店、出版刊物。任白戈本想通过他们接上组织关系，却因他们相继被捕未能如愿，但却认识了李陶、文艺陶、陈泽恩、陈宗虞、甘再仁、徐崇林等北大老乡。同年底，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张郁光到北平聘请教员。经陈泽恩介绍，任白戈和肖寄语、傅金耀等人人应聘到曲阜二师作教师。
到校后，任白戈教的是西洋史、世界地理和论理（逻辑）学。任白戈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授课，深受学生的欢迎，一些进步学生自然就和他亲近起来。不久，在任白戈的周围，就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教师和同学。1931年春假期间，他通过自己的学生裴康珍与山东泰安县委接上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的任白戈在第二师范学校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不久就发展了程照轩、张天民、夏辅仁等人入党，成立了党的支部。当时校内托派势力颇大，任白戈和党支部的同志一起，公开反对托派分子的政治主张，揭露他们欺骗群众的卑劣行为，与托派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学生革命热情高涨，托派被驱逐出校。后因托派分子告密，任白戈不得不逃离学校，再次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左翼文化革命战士
孤雁恋群，战士思归。任白戈再次失掉党的关系，内心是非常孤寂的，他渴望火热的生活，渴望回到党的怀抱。这时，任白戈想起沙汀和艾芜是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就和沙汀更加接近了。1933年夏，任白戈不幸被国民党误捕。经过沙汀、史良的营救出狱。任白戈出狱后，知道“左联”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组织，就下决心先参加“左联”，再解决组织关系。因此，出狱不久，任白戈就由沙汀介绍加入“左联”。 任白戈一到“左联”工作，就精神焕发，热情高涨,决心到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大众文艺工作，先后被选为左联法南区委书记、左联执委、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
1934年前后，任白戈用杜微、甘丹、宇文宙等笔名，经常为《申报》的《自由谈》、《新中华报》的《动向》、《大晚报》的《火炬》和《新语林》、《春光》等报刊写稿，发表文章，在社会上反响强烈，也引起敌人的注意。1935年7月，任白戈向周扬、夏衍提出暂离上海，到外地避居。随后，在史良帮助下，以“雨田公”之名东渡日本。
1935年秋冬，任白戈根据周扬的指示，在日本成立“文总”， 任白戈任书记，负责领导“左联”、“社联”和外围进步文化团体。从此，任白戈在日本依靠“左联”和“社联”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扩大党的影响。1936年初，为了组成包括资产阶级作家在内的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决定解散“左联”。为了统率东京留日学生中文化界的进步活动，任白戈成立了文艺界和社科界两个核心小组。任白戈在东京做了大量的工作，使上海左联对东京左联的领导关系更加紧密了，也使东京左联与国内左翼文化运动配合得更加紧密了，也提高了东京左联的认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紧密地团结了一大批留日学生。
随着东京留日学生中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当局对中国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的迫害也越来越凶狠，很多人感到难以再呆下去了。任白戈作为日本东京左翼文化的带头人，也已经受到警视厅的监视，处境十分困难。1937年春，任白戈离开日本，回到上海。
在战争的洗礼中投笔投戎
七七泸沟桥事事变，日本掀起了全面侵华的恶浪。回国后的任白戈，迅速地投身于抗日的宣传运动中，在抗日军政大学的熔炉中锤炼。1937年9月，任白戈偕爱人李柯到了延安，在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的帮助下，找到了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汇报了自己脱党期间的工作情况。1937年9月，任白戈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当教师，讲授哲学。后来，任白戈调陆军中学作校长。1938年3月，任白戈任抗大总校政治教员。在抗大，任白戈的组织关系得到恢复，并先后任过政治主任教员，政治教育科副科长、科长，直到1941年。在抗大教学期间，任白戈被誉称为大学问家，在上课中，他常常深入浅出，再加上他深晓历史、文学、哲学，又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当时在延安颇受欢迎。1942年，任白戈被调任抗大附属陆军中学当校长。
1945年秋，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坚持独裁，悍然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内战。正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任白戈立即赶赴延安接受命令。随后他调到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作宣传部长。他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战斗任务的宣传，一面抓全军的理论学习，一面组织出版宣传品，还成立文工团。同时，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总结工作经验。
1947年7月，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到外线作战去了。任白戈调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主持政治部的工作，跟随徐向前转战晋冀鲁豫。在军区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工作时，任白戈将工作抓得井井有条，朝气蓬勃，生动活泼，卓著成效。1949年9月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他被选为部队的代表，和胡耀邦一道到北京出席会议。
新重庆建设与发展的不朽功臣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从南京出发西进大西南。任白戈随三兵团进军西南。出发前，邓小平交给任白戈六万元（600元）人民币，叮嘱他与周钦岳、孙志远、天宝几个人随军入川。10月28日，任白戈、周钦岳等4人随刘邓二野领导机关进抵武汉，并随军向西南进军。12月9日，随二野领导机关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看到沿途一片荒凉，他深感重任在肩。
重庆解放，百废待举。任白戈先后担任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他加强时事政策的宣传，抓住理论与政治建设，创办了《重庆日报》，为重庆的宣传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任白戈顾全大局，作风民主。1954年12月，中央决定任白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1955年，在重庆市第一届二次人代会上，任白戈被选为市长；1956年在四川省人代会上，任白戈又被选为副省长；参加四川省委作常委。六十年代初，新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任白戈为西南局委员；1964年又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动，任白戈在抓工作时，更多的是考虑全局问题，从战略上考虑和促进重庆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
任白戈回顾建国后及在重庆工作十七年的经历时说：“年，是重庆工作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黄金时代。1957年忽然来了个反右，毛主席派专机把李井泉和我接到北京开会，参加的为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领导，只有几十人。内容是部署开展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回来按照会议精神一搞，群众发动起来，就控制不住了。对可划可不划（右派分子）的人，本来是不划，结果都变成要划。右派问题，成为“左”的总根子。”在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重庆市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一提到这个问题，任白戈总是说“我要负责任”。他觉得愧对那些受错误伤害的同志。很多与任白戈共事的同志认为，他对党忠诚，对干部宽厚，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强。在“左”的错误倾向下，他确实伤害了一些干部，但从任白戈个人本质看，他对挨整的人，无个人恩怨，也没有与别人过不去的想法。另一方面，在那种左倾形势下，凡是能够保护同志过关的，任白戈都要尽力做工作，把打击面缩小到最小限度。
十年内乱中，任白戈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他仍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浩然正气。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9月，任白戈担任中共四川省委顾问；12月又被选为四川省政协主席；以后又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一时期，他以一个重返战斗岗位的革命老战士雄姿，带病坚持工作，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支持改革和开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四川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他热情关怀新干部的成长，支持新干部的工作，为实现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作出了表率。
1979年至1986年的七年间，任白戈曾担任中央、四川省顾委委员和省政协主席，他在处理大量公务、出席各种会议、接待各方来访者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党史、军史研究，四处收集资料，用自己文笔犀利之所长，为革命事件、烈士和战友写回忆录或悼念文章。
日，任白戈因病逝世，享年90岁。
（作者单位：中共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
任白戈的川剧情
·夏庭光·
名符其实“任老板”
&&& 任白戈自20世纪50年代到人妖颠倒、神州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曾任重庆市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之职，没有“下海”做过生意。解放前在“左联”时也没有经过商，何来“老板”的称号呢？建国前后任白戈亦没有“玩”过戏班，“老板”二字又从何而来呢？
&&& 那是1957年10月的一天——
&&& 重庆市川剧院一团经武汉、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巡回到首都献艺，演出于北京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任白戈到京开会之暇，陪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到剧场赏戏。开演之前，任白与罗部长悄悄地步入后台……“七会老少师傅好！”罗瑞卿一拱手，开口说出了川戏班的“行话”。“他乡遇故知”，内场化好妆和未化妆以及穿戴整齐和正在着装的诸多同人都齐展展地、十分亲热地一拥而上，把他们围在当中。任白戈知道我们都不认罗部长，他作了简单介绍，最后说：“开锣”临近，请罗部长给乡人讲几句话。
&&& 罗瑞卿没等我们欢迎的掌声停息便说：我是你们“老板（指着任白戈）请来看“莫合”（不买票）戏的（说得我们都笑了来、）。我和你们是“五百年前共一家”——我有个亲戚就是‘集贤会’（乐队）的“大锣匠”（打大锣的乐员）。——啊，怪不得他懂川戏班行话——我当时心里说。罗部长接着说，“不耽搁诸位，还是请你们的‘任老板’讲话”。
&&& 罗部长的两次“老板”，逗乐了我们，也代我们给任白戈正了名——任白戈关怀川剧，尊重、爱护川剧艺人。就是这次重庆市实验川剧院与胜利川剧团合并（1955年底）建院，一团先后赴成都到云、贵以及此次出夔门、上北京，他都呕心沥血，付出辛劳。的的确确，名符其实是重庆川剧的“老板”，更是重庆市川剧院的“老板”啊！
&&& 自那次以后，我们见着任白戈，有的称他任市长，有的喊他任书记，有的老艺人改不了口，还习惯地呼他任部长，但有不少人亲昵地叫他“任老板”了。
&&&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罗瑞卿“受审”，“任老板”三字又为任白戈添了一条“罪状”。“任老板”三字，也更深入吾侪之心。他被揭发出来的一条一条为川剧所犯下的“滔天大罪”，令我们迄今也念念不忘。可惜，十分可惜，再没有个“任老板”愿为川剧“犯罪”了。但我坚信，总有一天会奇迹出现！
“老板”是把“保护伞”
&&& “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任白戈还有一条“罪状”是“川剧界右派的保护伞”——这一条揭发得一点不虚。“文革”里被关进“牛棚”的“三名三高”、“宠儿”、“戏霸”、“牛鬼蛇神”……不少人中都有一条“漏划右派”的“钢鞭”材料，无一不涉及到为川剧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任白戈。看来，写任白戈是“川剧界右派的保护伞”大字报的人，是知内情者。
&&& 当时，“反右”风暴来势凶猛，川剧界一一仅以重庆市川剧院而言，有不少人在各种会议，各种场合，“大鸣大放”过不少的言论。尽管多是发自肺腑之言，本着热爱新社会，热爱共产党的赤诚，但有个别的党的负责干部，就是“吃”不下这苦口的“良药”，把好些“金石言” 视为“右派语”。如像跟“大右派”费孝通有所谓“联系”的著名花脸金震雷，平素爱说点“七成话”（趣话，类似歇后语的话），只要顺手一拈，都可定为“右派”言论。再如，每个运动都会“上场”的“运动员”、傅（三乾）派名丑李文杰，随便选一点，都可请他当个“右派”。有会必发言的 “车几点”（车佩新，发言时总先讲“我说几点”）和“罗补充”（罗开新，开口先说我“补充”某某的话）也“麻”不脱。我这位“世袭艺人”——川剧界的“贫下中农”，建国后扫盲的“解放大学生”，也在“鸣放”时给顶头上司写过大字报，提过意见。又写了一篇“为川剧武戏争鸣”的文章，文中指责某领导人不重视“武戏”，会成为川剧的“败家子”，此文虽未发表，后知被刊物转到了有关部门头头的手上……诸如此类之人，凡此种种之事，随便划他十七八个“右派”不算多，划上几个亦不为少。可是，拟划“右派’，的名册和“右派”言论摘录（斩头断尾，任取所需）送到了任白戈那里，他看后一笑说：戏班子打胡乱说搞惯了！一句“玩笑”话，免了“名册”上人的“右”刑。这不仅为后来给“右派”平反省了事，更主要是保护了这些人的舞台艺术青春，保护了川剧艺术的继承、发展，不致使巴蜀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川剧，在那时就出现“断层”。
&&& 一次，我到某市参加导演学术研讨会，与我身边坐的川剧同行悄悄闲聊，他无意间扯到了“反右”，我说：“重庆川剧院就没有在艺人中划‘右派’。”他告诉我他就是平反的“右派”后说：“你们命好，有个‘任老板’，他是‘右派’的‘保护伞’！”老实说，任白戈这把重庆川剧“右派”的“保护伞”，功不可没！
心迷川剧暑不热
&&& 1963年，重庆市川剧院一团加紧排练节目，准备巡回南充、达县两个专区演出，其中主要剧目之一就是根据传统戏整理、任白戈看过多次、一直关怀的喜剧《龙骨扇》。
&&& 此戏的老本，剧词较水，场次繁琐，人物性格亦不鲜明，还有龙骨扇、湛卢剑两条线。龙骨扇和湛卢剑二物，又是仙家之宝——龙骨扇“扇三扇诸神回避”，天昏地暗，人晕马倒；湛卢剑“飞出鞘劈鬼诛妖”，百步杀敌，剑到头落……只算是一出反映忠奸斗争的故事剧。整理本，即是根据任白戈的意见，解决上述的缺陷，统一为一线到底的喜剧风格。
这次加工提高《龙骨扇》，也是遵照任白戈同志的提示：以“逃”字贯串戏的始终。就是从忠良龙文广之后人龙凤卿，携传家之宝龙骨扇（此扇正是奸相害龙全家、畜意要谋夺之物）只身出逃开始，历经艰险曲折，得丫环李兰贞帮助，逃离虎口而终。
但如何“逃”开始，又怎样“逃”收场，得编导想出具体的办法。
&&& 重庆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夏天之热就可想而知。一天午饭后，我作为此戏的导演，与作者李净白一起继续研究修改剧本。地点就在四楼他家的门口，借助过道两头窗户通风，稍凉快一点。我们以方凳当桌，矮凳就坐，一边喝花茶，一边摇蒲扇，商量着总体和各场的修改方案。
我们刚开始没有多久，吃过午饭、不顾午休的任白戈突然而至，因是老熟人，也很随便，我们穿的背心，着的短裤，也无拘束感。在方凳的侧旁给他摆了一把凉椅，我想回到二楼家里去取“三花”（三级花茶，这是我家当时最好的茶叶，比李净白的“四花”还要高一级），给任白戈泡茶，谁知，我爱人苹萍已泡好端来了。净白赐给任白戈一把大蒲扇，我和老李先向任白戈汇报了我们刚才商量到的一些想法。任白戈听后，表示赞成，并补充谈了他的意见。他最后“慎重声明”：吾之所言，听之也可，不听也可。戏要你们去编、去导。这是他从不将己之见强加于人的一贯作风。
&&& 任白戈就在那张简陋的凉椅上、摇着蒲扇、流着热汗、时而闭目养神，偶而在我和老李研究改本时又插上几句。这就算是我们敬爱的老首长工余后的“午睡”了。直到任白戈的警卫员来请他去开会，他才匆匆告辞。我们送他至楼口，他便叫我们快止步，还说：把时间用在“戏”上，胜过送我下楼。
&&& 任白戈去后，不知是气候转凉了呢，还是他给我们带来了解热清风，心里似吃了降温的冰粉一样，热燥之感顿减，思路也觉敏捷多了，工作速度大大加快。
当场拍板“送寒衣”
&&& 非洲丛林，漆黑一片。一束“点射”红光下，舞台中央映现出一位戴镣着铐、体壮身健的黑人奴隶。他，慢慢地苏醒，挣扎而起，挥舞镣铐，愤怒砸断，继持鼓猛击。鼓声，由慢至快，自轻转激，丛林震动，群山呼啸，击鼓的奴隶增多，鼓声更猛、更疾：“刚果一一战斗”的鼓声、呐喊声响彻整个剧场。这就是1965年重庆市川剧院一团，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同名话剧改编排演的、反映刚果（利）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斗争的《赤道战鼓》的序幕。此戏与“文化大革命”后的《枫叶红了的时候》，是该团创场次、上座率最高的剧目。前者，从仲春演到深秋；后者，由酷暑唱至金秋。
&&& 《赤道战鼓》在人民剧场彩排的当晚，任白戈闻风而至（因是内部彩排，拟在“审查”时请他）。这位戏迷市长到剧场看演出，到排练场看排戏甚至和编导一起“打堆”倒是“家常便饭”，说他十处有戏九次在，毫不过份。彩排后，照例来听意见，任白戈既来，自然是请他唱“开锣戏”了。
&&& 这个“开锣戏”，把我唱得不寒而栗——任白戈同志的开场白，使第一次导外国“洋”戏的我，吃了一惊，正欲作记录的笔悬空难下——“要挨‘老扳’刮胡子！”我心里想着。
&&& “庭光呀！作导演要懂得爱护演员啊！”任白戈接着问：“黑人兄弟”冷不冷哪？”
&&& 啊，我明白了“不寒而栗”——戏中扮演“黑人奴隶”的十多个群角演员，除着一条短裤外，从头至脚都得涂抹棕色油彩。当时，季节虽已入春，却寒意尚存，不但候场难熬（一身油彩，穿衣着裤皆不便），上台也冷，卸妆就麻烦更大——当时的剧场（包括将正式公演此戏的重庆剧场）没有暖气，也没有浴室，只得在厕所将就将就。这些演员在台上，怎会不令台下观者“不寒而栗”了。
&&& “办法只有一个，买棕色纱做衣服代‘肉体’。”我“诉苦”道：“惜乎欠缺一字……”
&&& “要多少钱？”任书记问。
&&& 我是不当家，不理财，回答不上。幸好我们的书记于义说了大致不差的数字。
“买！钱是人找的。人病了，戏演不成，一文钱的收入也没得！”任白戈当场拍板。
&临行时，‘任白戈还一再叮咛：快买快做，首场演出，我要看“穿衣着裤”的“黑人同胞”。
&&& 任白戈的一句话，使“黑人奴隶”有“衣”可穿，有“裤”可着，油彩只涂颈部和两手、两脚了。
4月，在重庆剧场首演此剧后，扮演“黑人奴隶”的群角艺员，一团的老少同人以及闻知此事者，无不由衷地感谢“任老板”一语“送寒衣”。
时刻不忘老朋友
&&& 1985年，“重庆市第一届雾季艺术节”闭幕后，应邀返渝参加活动的任白戈，于11月3日在人民剧场与市川剧院一二团和青年集训队的部分人员见面，并就当时川剧面临的形势作了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会后，一定要和我们与会的、家住一团同志陪他到一团宿舍看看多年不见的朋友，他还风趣地说：“认识了新朋友（指青年集训队的学生），也不应忘掉老朋友呀！”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逢传统的新春佳节，任白戈都要到剧团宿舍给大家拜年，若是太忙，也要到剧场后台履行此礼仪。由于任白戈自参加“艺术节”以来，一直都很劳累，因此，我们坚决不让他一一登门，请他坐下来休息，由我们到各栋宿舍通知。听说任书记到了一团，消息不胫而走。于是，一个个演职人员，尤其是老同志都很快到“球场坝”聚拢。任白戈向大家握手问好，还在坝坝头合影留念。为了使合影的场址美观点，不少人主动从家里端来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花盆。可见，当时气氛之活跃，情绪之热烈。
&&& 正要合影时，因事上街的魏云程、宋素华先后赶来，任白戈急忙打招呼。魏说：“任书记还认得我不？”
&&& “魏云程！”任白戈又拍拍老魏的肩头说：“外号魏青年！”
&&& “哈哈哈”大家和老魏都笑了。
&&& 任白戈指着宋素华：“宋……”他稍稍停了一下，又笑着说：“宋素华，搞女化妆的，对不对？”
&&& 笑声又起。
&&& 任白戈在渝任职10年有余，记得我们剧院“坐中场口’的主要演员不足为奇，他还记得“站侧边”的配角演员和幕后的“无名英雄”。他的特好记性．令我们在场的人无不惊讶、佩服。
&&& 现在想来，仅以“特好记性”四字名之，似乎还差点什么？诸如：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任白戈同志离开山城多年，但他的心里没有忘记渝州的川剧，和为川剧在不同岗位上默默作过奉献的老友啊！
人在蓉城心系“渝”
&&& 1986年5月，我和刘昌汉、刘树德、戴彩萍赴成都参加四川省“首届川剧声腔艺术研讨会”，会议闭幕的次日（26日），我们四人到文庙前街92号去探望任白戈。
到达任白戈寓所，任老一见“重庆客”高兴异常，激动不已，起身与我们一一握手
“苹萍好吗？”任老与我握手时问。
&&& “托任老的福，好。”我谢答。
&&& 任老又问彩萍：“‘罗猫猫’（罗升和外号）没来？”
&&& 彩萍笑答：“没有来”。
&&& 任老遂又为我们安座，吩咐小保姆看茶，还特意叮咛一句：
& “泡好茶叶”——其实他家里也没有孬茶叶。小保姆刚动身，他又叫住说：“泡花茶！夏院长是吃花茶的。”
&&& “任老板……”我不好意思地脱口而出。
&&& “好久没有人叫‘老板’了，听起来特别安逸，你还记得？”任白戈眼眶湿润地笑了。
&&& “老首长还记得我爱吃花茶？”我也禁不住激动之情，笑了笑说。
&&& 我们说是来成都开川剧声腔艺术研讨会，并各自将复印的与会论文送上了一份，请任老审视斧正。
&&& 任白戈如获至宝地双手接住，很快地看了看标题说；“川剧的声腔，提上了‘振兴’，的议程，好！重庆还来了哪些朋友？”
&&& “就我们四个。”昌汉回答。
&&& 任白戈颇感遗憾地道：“太少了，重庆是下川东的‘舵把子’，川剧的‘大国’之一啊！”当我们说明“会议”是邀请有论文者后，任白戈接着说：“搞编、导、演的都应该研究川剧声腔。唱、念、做、打，唱是首位．尤其是高腔，就是要唱好。我不反对高腔加弦乐伴腔，但伴腔不宜盖腔，盖腔，喧宾夺主。川剧的唱，历来是弱门，与川剧的表演相比，很不匹配。唱得好的像二位的老师（指张德成），还有成都的天籁等等嘛，恐怕不多，继承下来的更少了。京剧这方面比我们强。我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知己知彼，方能百战而不殆嘛！”任老端起茶杯：“喝茶，喝茶！”他也饮了一口，又粗视了一下手中的“论文”说：“川剧武生的唱，更为薄弱，多数的武生艺人噪子不好，甚至是‘哑钢板，（声音嘶哑）。你（指着我）算例外，你的参师彭（天喜）大王也是例外。你这篇‘川剧武生练嗓’是写彭大王的练嗓法？（我点了点头）你老师是……(1952年病逝——我插话）我记得，他的嗓子年老未败，死前嗓子仍好？（对！我回答）这就证明彭大王练嗓有方，保嗓有法，值得研究研究。现在，有的年轻人迷信‘西洋发声，我不反对借鉴，但不要舍近求远，端起‘金饭碗’讨口。”
摆谈转到振兴川剧，任老询问了重庆振兴川剧的情状况，问还有哪些老先生健在。在详细问了重庆川剧的演出等情况后，他十分着急地说：“‘八字方针’（指”振兴川剧“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抢救’在前哪！重庆再不抢救，故一个老先生就带走一槽戏，失传一些艺，要成川剧的罪人啊！重庆是各河道（川剧分资阳河、川北河、川西、川东等）的汇集地，能人荟萃，更应视‘抢救’为首任，不抢救或迟抢救，后面‘六字’就是唱‘空城计’……”任老停了停，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继续说道：“要振兴川剧，就要有一批有志于川剧的‘疯子’和喜好川剧的‘傻子’！（川剧界有“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之说），还要有用武之地——剧场该回‘娘家’。重庆的剧场还没有交给剧团吧？”
&& “没有！”我们齐声答。
&&& “唉！”任白戈生气地说；“演川戏的‘窝子’（指重庆剧场）不演戏。只想到“孔方兄’（钱），是对川剧犯罪呀！有啥子脸面见‘江东父老’！”
&&& 时间过得真快，从晚上8点已摆谈到10点钟了。鉴于任老的健康状况不佳，为让他早一点休息，我们虽不愿离去也只得违心告辞。任老兴犹未尽，要留我们再耍一下。我不得不扯谎说，11点我们要开个小结会，准备返渝给院里介绍会议情况的材料。
&&& 任老“哈哈”一笑，指着我唱道：“说谎话，实出无奈呀！”（还是一句胡琴，二簧腔咧）任老不情愿地送别：“你们怕耽搁我休息！”
&&& 临行，任老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们代他向重庆川剧界，特别是川剧院的老朋友问好。任老将我们送至楼口，要小保姆扶他下楼相送。我们坚决不肯，恳求任老留步，任老坚持要送，我们死活不依，势成僵局……
&&& “任老不肯留步，学生跪下了。”我来了一句舞台腔，还做了一个欲下跪的舞台动作。
&&& 任老笑了，总算答应止步。我们怀着喜、忧、乐、愁的复杂心情，一步三回首，依依不舍地离去。“不演戏，只想到‘孔方兄’，是对川剧的犯罪呀！有啥子脸面见‘江东父老”——任老的声音，在耳畔响；任老的话，在脑际想……
&&&&&&&&&&&&&&&&&&&&&&&
&（作者是重庆市川剧院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曾任重
庆市川剧院副院长，现在是国家级川剧艺术传承人）
：安法孝在江北县
——一个省委组织部长的故事
·祝& 野·
&&& 安法孝（1914年—1996）& 河北怀安县小屯堡村人。1933年6月在张家口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8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察北抗日同盟军任连指导员，后为北平学联成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七·七事变”后，先后在山东战地服务团和山西战地总动员会工作，代理旅政治部主任。1940年后在晋绥行署先后任民政科长、处长、保德县县长等职。1949年随军南下入川，历任成都军管会政务处长，川西行政公署副秘书长、四川省人事厅厅长，高教局局长，省监委副书记，宜宾、江津地委第一书记，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纪检委第二书记等。他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光明磊落，作风正派，清正廉洁，刚直不阿，严于律已，关心同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奉献一生，深受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尊敬。
1959年—1961年，因天灾“人祸”，全国多数省区连年歉收，缺粮严重，上海、京、津、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储粮甚少，急须运粮前去。四川省完成向国家调粮任务之后，大约是1961年春，省委第三书记廖志高同志在中央开会期间，一天午夜，周总理把他叫去，问四川有多少粮食，想要再上调一些。廖志高回答：没有多少了，再调，怕发生问题。总理严肃地说，这不行，上海的储粮只够几天吃了，如果上海饿死人，就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这是大局，四川粮食再困难，也得支援中央。于是决定再从四川调粮10亿斤。
1961年，四川存粮也不多，设在大足的国家粮库，早已经空空如也。为完成国务院紧急住的调粮任务，征够粮食成为了四川各级党委、政府的一件大事。小春收获后，省委就派大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各地区催征粮食。
四川省委派安法孝带了十几名机关干部，到江津地区执行这一任务。8月份，安法孝陪同省委书记、副省长赵苍壁同志，到江津地区调查征粮进度和实情。他们一行人到了铜梁。在铜梁境内沿途坐在汽车上，看到稻杆长的挺高，不象受灾的样子。下车一看，原来那稻子根本就没有结出下垂的稻穗，空的，那稻杆自然显得高了。他们刚到县委，一位在虎峰区帮助工作的县委农村工作部长，匆匆赶回县委，汇报说，这个区的群众已开始断粮了，再不能征粮了。安法孝听后了解情况后，就和县委书记刘增耀同志商量，免去这个区的小春征的任务。这件事后来被地委书记张凤伍知道了，还对免去征购这个事批评刘增耀，并要增耀同志向地委写书面检讨。张风伍还把刘增耀的书面检讨交给安法孝看，也有批评安法孝的意思了。
江津地区以江北、合川、铜梁、璧山四县灾情最严重，决定派工作团去这四个县协助地、县委救灾。9月中旬，省委指定安法孝和省水电厅副厅长杨玉才同志、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同志率20多人组成的工作团到江北县。任命安法孝任江北县委第一书记，江津地委副书记兼江北县委第一书记刘平改任第二书记，杨、王二同志均任书记。我们到地委时，地委将地区体委主任朱家臣同志下放，也任书记。
到江北县之前，安法孝向江津地委代理书记崔大田（张风伍因病休养）要粮食。安法孝向崔讲，现在将到冬季，生产自救不容易办到，而且远水不解近渴，地委要给粮食才行。没有粮食，我们将束手无策。崔说，地委还掌握一些粮食，尽力支持你们，但全地区缺粮面积大，不能多给。
10月2日，安法孝带了工作团到达江北县。这时期在重庆省委第二党校、专干校均已停课，他就把两校的教职员30多人也调来参加省委工作团。工作团增加到60多人，都分到各区和重点社工作。
当时的江北县委，是一个庞大的班子。县委除刘平外，还有书记张复治、李克明、翁兴义和王道一4人，连安法孝他们兼任的安（法孝）、杨（玉才）、王（毓培）、朱（朱家臣，地区体委主任）、刘（刘跃夫，中央组织部干部，1962年到任）也任书记。共10名书记。
安法孝他们刚在县委住下，下各区社了解灾情的张复治同志赶回来说：他到大部分公社走了一趟，水塘都干枯了。现在是人无粮食，畜无饲料，地无种子。工作团从省委来，要想办法呀！
接着，省体委办公室主任郭炎也来了。郭炎在这年春节前，就带工作组在县帮助工作。他报告说，形势严峻。江北县去年就歉收，今年从3月份就没有下雨了。全县8个区，只有地处高山的茨竹旱情不严重，其它区灾情都严重。复兴区、龙兴区最严重。有的生产队，水缺得连洗脸水、洗脚水都难找。有的公社从3月份起就缺口粮，群众饥不择食，挖野菜吃，能吃的树皮也剥光了。有的煮芭蕉头、有的吧包谷芯、包谷杆、谷壳在石灰水里泡烂，晒干，磨成粉煮着吃。有的农民甚至挖吃叫做“观音土”的白泥土，吃了肚子胀，拉不出大便来。有的群众已经逃荒到附近的黔北山区。那里的山区有荒地，农民可以栽红苕，谁种谁收。
当时，江津专署还要求江北县继续征购未完成的粮食征购任务。安法孝和刘平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再征购粮食了，就请示地委批准免去，并向地委请求拨救济粮。地委下拨一批救济粮，江北县委决定除茨竹区外，其它区的断粮户每人每日发救济粮新秤2两。安法孝在电话会议上发了“安民告示”。在当时的情况下，群众纵然有点存粮，也不敢声张，实际上是每户断粮，每户都领救济粮。
&&& 电话会议通知下达后，为群众断粮而忧愁恐慌的基层干部的惰绪稳定下来了，群众情绪也稳定下来了。但2两粮不能救命，请求增加，以后改为了4两。
&&& 县委组织部向安法孝报告说，全县有6名公社干部，因前一时期群众断粮，自感束手无策，离开了工作岗位，有的在家生产自救，有的准备外出投亲靠友。安法孝向他们说，要请回来，要向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那样，要亲自登门造访，说服，动员他们返回工作岗位。结果全部回来继续工作了。
&&& 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江北县和全省一样，在农扫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划了一批“反社会主义分子”。实际上他们多是对“三面扛旗”中的公共食堂，全公壮吃“大锅饭”弄得吃不饱饭，公开表示过不满意见而已。江北县委组织部很据地委组织部的部署，为调动这部分人生产救灾的积极性，准备在两路口召开公社书记会议，对错划的人进行甄别改正。安法孝知道后告诉组织部，不用甄别了，会上只宣布“一风吹”，组织部照办。不久，中央发出指示，在农衬不划反社会主义分子。
&&& 这期间，骇人听闻的事时有发生。人和区大道旁的草堆里发现一具尸体，不知那里人，也不知姓名，肯定是行路时饥饿倒毙的。某生产队有兄弟二人，到邻村抢劫了一户农民的仅有的一点口粮，报案后经公安局调查，而兄弟平素善良、老实，因饥饿难忍，神经失常干的。还发现一户农家夫妇为保性命，分灶吃饭，各人吃各人的救济粮。还有暂时分家的。这都反映了群众饥饿的动态。
安法孝主持县委连续召开会议和电话会议，讨论救灾措施。
第一，因为口帐粮供应太少，很据地委意见，全县中小学、师范学校暂时停课，县上的工厂（如铁厂、机械厂）暂时停产，工人回家生产自救。县委给每个工人发了证明书，写明恢复生产后，可以回厂复工。工人们顾全大局。很快离厂回家。
&&& 第二，县里有一酒厂，生产的是本地区的名酒——渝北酒，用高粱酿造。为节约粮食，由安法孝提倡，县委同意下达“禁酒令”——在干部中禁止吃酒。
第三，安法孝向全县干部和省委工作团同志提出“一手抓救灾，一手抓生产”，“救灾如救火”，“以救灾救命为第一”，“与群众共度艰难岁月”等口号。县委制定“缺粮户安排的方针和暂行办法”，县级党群干部，包括县委书记在内，除在机关坚持日常工作以外，大都下到区社帮助工作。区社党委和省县工作组同志密切合作，分头到农家访贫问苦．安排生活，很受群众欢迎。
原任县委常委、县长王海亭，1959年被错划为“右倾分子”，降职为县财贸部一般干部。安法孝了解到王海亭在解放初就任过区委书记，有群众工作经验，就指定他负责安排群众生活。不久，请示地委批准，又任命王海亭为财贸部长。王海亭全力以赴，认真负责，是县委安排群众生活的得力助手。不知他从哪里的酒坊要回几千斤酒糟，发给群众充饥。
&&& 县委决定，每个区（或每个社，记不清了〕设一发放救济粮的粮站。经王海亭提议，为避免救济粮层层克扣，由公社党委造册，由各户派一人直接去领粮，每周领一次。安法孝常到粮站检查，肴到面黄肌瘦的农民冒着寒风排长队领粮，于心不忍，就向王海亭提议，为节省群众领粮时间，可否改为每月领粮一次。王海亭说，不敢这样办，饥饿的群众曾经一次领半月的口粮，几天就吃完，以后就断粮了。
为救灾，安法孝曾经以县委的名义，向黔北某个地区求援，请求给一些可以吃的东西。
安法孝又陪着返乡探亲的一位中央民政部司长（原籍江北县），到几个区、社视察严重的灾情，并请民政部支援江北县一些救济粮。这两件事虽然无甚结果，但可看出安法孝也颇尽了心力。
江北县级机关驻嘉陵江畔的水土镇，县委在县中心区两路口设有办事处，安法孝带有一部小吉普车，常到两头跑，便于到周围各区社检查工作。离两路口不远有一个仙桃大队，是一个先进单位，安法孝有时到那里学习先进经验。以后办事处撤销了，还留有住房和床铺，再以后床铺也撤走了。他就在公社食堂搭伙，住在没有粮食的区粮库里，连大老鼠也饿得发慌.，晚间在屋子里乱蹦乱窜，骚扰得不能安眠。以后，他才吃住在两路区委。
到小春播种季节，全县普遍落了一物小雨，县委、县府发幼农民播种小春。多数公社种于都吃光了，种子由政府供应。农民说，大麦、胡豆早熟，我们就提倡多种这两种农作物。
这期间，中央决定，将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以大队或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执行时，确定下放到大队，各地委要求下放到生产队。李井泉同志派秘书到江北县，要安法孝先行试验。安法孝迅速照办。这种基本核算单位的改变，解决了生产队之同的平均主义，很受生产队欢迎。怕生产队不相信，县委、县府印刷了保证书，说明收获后除上交征购粮和公社提留外，由生产队分配。保证书发到每个队，并向群众宣读。群众极性性发动了，只见男女老少起早摸黑地点播小春。因冬水田早已干枯，都种了小春，.小春面积扩大了许多。田士干了半年多，阳光照射久了，等于下了充足的肥料，这年的小春长势也特别茂盛喜人。
当时的政策，农民不划自留地。这年，省委规定田坎可以划分给农民种，自种自收。安法孝就和其他书记商量，为增加口粮。确定把零星荒坡、空隙地划给农民作自留地，每人三分，城镇居民每人一分，种粮食、蔬菜、猪饲料。
但安法孝同志为救济粮的事情挨了批评。那是1961年11月份，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省委驻各县的工作团团长都列席。会议期间，井泉同志发现江北县小春种的多，长的好，就嘱几个地委书记去参观。看见江北小春长的那么好，不像受灾的样子。会后，李井泉派秘书对安法孝传达井泉同志的“指 示”说，“江北县吃了那么多救济粮，别的地区有意见，你〔指安法孝）不能靠救济粮当县委书记，今后要农民生产自救，不发救济粮了。”安法孝听了，吃了一惊，好在地委了解灾情，继续下拨救济粮，但不再增加了。
&&& 小春面积大，长势好，早熟的胡豆收获后，农民可以吃饱了。一天，安法孝访问了一户农家，向一位老农讲了几句安慰的话。走农听后，唉声叹气的说，不要看胡豆种的多，结豆多，但快要成熟时。嫩胡豆就被人偷摘吃了。长势好，还是空喜欢。安法孝受了这位老农的启发，就由县委发紧急电话向区社党委通知，小春成熟时，要组织昼夜巡查组，发加有人偷摘嫩胡豆和其他小套作物就严肃处理，千方百计保护小春作物，使不受很失。以后，确实有人偷窃小春作物，安法孝知道后，都告知办公室通知区社党委处理。当年小春收获时损失很小。
由于安法孝直接处理人民来信，群众向他反映问题的日渐增多。有的反映说基层干部违法乱纪。有的反映说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和贪污。甚至邻里的打架斗殴问题也写信给他请求处理。当时国家政策棉布凭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二。县商业局规定，对死了人的家庭，要特殊供几尺白布作戴孝用，有的干部竟然贪污了这些白布。户主向安法孝告状，他作了处理，这使他在江北县得到了“安青天”的称号。
到了1961年12月，严冬季节。在正常年景，一些年迈多病的老人，也有正常死亡的。在灾年，不少老人吃不饱饭，营养不良，患肿病的不少。安法孝提议县委、县政府决定，在肿病人多的公杜、大队，设一叫做“肿病医院”的处所，收容肿病人集中住，集中吃饭。大约是地区医院研究的一种叫作“四合一”的营养食品，即是把大米，细米糠，黄豆和红糖，混合成一种食物，给肿病人吃。县委，县府还决定有控制地宰杀掉一些经过鉴定定。不能耕田的老牛、残牛。发给肿病医院熬汤吃。以上措施，对治肿病确实有效，救活了一批人。但不正常死亡还时有发生。肿病医院一般均设在没有窗户或有窗没糊窗纸的大空房里。他还建议，把单位的废报纸收集起来，送给肿病医院糊窗户，聊遮风雨严寒。有些老农、小孩到冬季还衣不蔽体，县委还动员各单位把过时的锦旗清理出来，染色，送给没有冬衣穿的群众，填些乱旧棉絮做冬衣、被子。
&&& 1962年1月底，安法孝和刘平同赴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会议期间的晚上，安法孝曾经三次挂电话向县委办公室询间病人情况，第一二次回话说，不正常死亡还未停下来，他忧心如焚。第三次回话说，副省长张绍方（管财贸工作的）同志已来县调查，决定救济粮增加到半斤（以后又增加到12两），直到小春下来。听了这个喜讯，他才安下心来开会。春节后返成都，他在家中只住了一晚，就赶回江北县里。
&&& 省政府确定的救济粮指标有了，但县里，地区没有粮食，省粮食局很快从其他专区调来粮食，还调来进口的雪白面粉和伊拉克枣子。有了粮食，但县上没有车子，一时运不到区社，荣昌县驻有解放军汽车团，安法孝通过地委向汽车团求援。.汽车团急民之所急，迅速调来十几部卡车支援江北县，运粮到区社。有一部份区社不通公路，汽车进不去。县委指定杨玉才负责，率领民工，日夜赶修公璐，修通一段，粮食就运去。这样灾情停止下来了。
1962年的小春丰收了。学校复课，工厂复工，形势显然好转。更喜的是当年的5月l日，落了一场倾盆大雨。农民欣喜异常，全力以赴犁田、栽秧、不误季节，不数日，水稻满栽满插。
水稻栽插完毕后，旱地要赶快栽红苕、洋乎。县委无种子，地区其它县也无多余的种子。安法孝打听到彭县洋芋多，就派人到彭县，用他们缺的胡豆换了一批洋竿。他又向副省长张绍方同志请求，请他转告内江地委，支援江北县一批红苕作种子。张绍方说，调红苕不如调红苕藤子，方便，栽秧又快。但红苕藤子要向各户农民购买，江北县委向银行货款3000元，向内江地区购买几大卡车红苕藤子。分配给的各区社队栽秧。县财政困难，还不起银行贷款。经绍方同志批准，作为救济款，不还贷了。
这一年，天如人愿，真是风调雨顺，大春也获得丰收。安法孝总结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 但要说小春为什么种得哪样快，那么多？除上述的几种客观原因外，安法孝后未才知道，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不少生产队长实行了一种瞒上不目下的“特殊政策”，谁种谁收。大队，公社干部发觉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制止。
&&& 两路口区有个回兴公社，安法孝去了几日。发现这个公社生产特别好。公社党委书记曾宪全，在反右倾运动时，被认为严重右侧，被免职，后复职。这位曾书记志公开主张在灾年可以实行包产到户，谁种谁收。被两路区委和工作组发现后批评他。他表示纠正。实际上，小春种植收割，农民采取换工办法，表面看是集体劳动，白天收割了，捆着担回生产队部，晚上把自家地里的小麦捆担回家里，这叫做明纠暗不纠。
一次，安法孝在柳荫区委住了两天，看到区委驻地广场旁有一个两三分地的士堆，荒芜着。他就向区委书记彭鼎文提出，这个土堆荒着很可惜，可以种粮食，可以让农民种，谁种谁收。彭鼎文照安法孝的意见办了，其他生产队听到这个信息，也在荒地上推行这种办法。县委知道后误认为这个区提倡单干，在召开区委书记会议时批评了彭鼎文，彭鼎文还准备写检查。这时，安法孝挺身而出为彭鼎文说话。他说：“这是我出的点子叫他这样办的，我承担责任。”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省委将机关工作人员月口粮降为19斤。县委原有个供县委书记们吃的中灶，安法孝和刘平研究取消中灶．不带家眷的书记们在机关食堂和大家一起吃饭。他们早晚饭是菜稀饭，莱是机关人员自己种的藤菜、牛皮菜。中饭是几个面粉掺麦麸做的黑馒头，还有点藤菜、牛皮菜，吃自然是吃不饱，更不用说营养了。有一天，他们正在吃中饭，看到一位行路的老人，饿得不能走路了。安法孝向正在吃中饭的大家说，在县委门前饿死人，影响不好，救命要紧。大家同意送给老人几个黑馒头。有的家在农衬的干部，还给饥饿的亲人寄点粮票，大家的饥饿情况可以想见。
那时候，茶场也歉收，茶叶也买不到。大约是办公室干部从山上采摘了一种略带甜味、可以当茶叶吃的野菜，县委领导们也就常吃这种不用花钱买的“茶叶”。
刘平、李克明，王道一等几个书记喜欢吃酒。但他们遵守“禁酒令”，不能吃酒了。有一回，他们不知从那里弄到已经霉烂得人不能吃的红苕烤的酒。自己吃，也供开会时省委工作团喜欢喝酒的同志吃。安法孝尝了尝，其实那酒浑浊苦涩，还有点臭味。
&&& 这时期役有猪肉供应。人都没有饭吃，当然不留养猪了。在小春收割以前，安法孝和大家一样，在县内没有吃过一次肉。小春丰收后，大约为了庆丰收，县供销社请县上领导同志去吃一顿有肉莱的饭。他们也不去。王海亭同志说，猪肉是供销社机关自己喂养的猪杀掉的，他们才去吃了一顿有肉食的饭。
&&& 1963年1月，安法孝离开江北县，临上车时，摘掉了右倾分子帽子，并恢复了县长职务的王海亭赶来，带了一个用小陶罐装的酒递给他。安法孝不收。王海亭说，这是县酒厂恢复生产的江北名酒，做个纪念吧。安法孝才收下。
安法孝同志在江北县工作一年三个月多，给全县干部群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大家印象深的还有一点，就是安法孝同志能正确对待自己，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
“七千人会议”后，刘平回县传达了大会精神，遵照会上的指示，常委开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张复治批评安法孝不该在电话上处分干部，刘平批评安法孝有时主持常委会，让各区的省委工作组长都参加，乱轰轰地不像个常委会。王道一批评安法孝性情急燥，批评干部多，有的批评不适当等等。这些批评，安法孝都接受，并作了自我批评。
安法孝在后来反思在江北县工作期间的事情，说自己办错了几件事。
一次是大约是1961年10月下旬。县公安局长到省上开会回来，向县委传达省上停止集市贸易的决定。安法孝未深思熟虑就同意执行。结果造成了恶果，人为的加重了灾情。他后来会议说，当时自己是受了“左”的影响，这是惨痛的教训。本来在灾荒年景，集市贸易并不活跃，但群众总有些东西可以互通有无。当时，一个农民把自养的羊子牵到集上出售，被没收了，这位饥饿的农民气愤地自杀了。安法孝听说后非常难过。好在停止集市贸易的事，很快被省委第二书记、省长李大章同志知道了，指示说，集市贸易上，农民手头有点钱可以在集市上买点食物充饥，这是好事嘛。这才恢复了集市贸易。
一是1962年种大春时，安法孝在内部刊物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某省某县对棉花生产实行包产到户，农民很欢迎，生产很积极。他受到启发，.就向王海亭同志建议，江北县内的某些作物可否也实行此种办法，使老少都上地，多打些粮食？海亭同志是被批过“右倾”的，不敢表态，只是说，江北县没有实行过这种办法。安法孝就没敢在县委提出了。
春秋易节，光阴荏苒。安法孝同志虽然离开了江北县很久，但江北县的干部、群众每每提到他的名字，给非常崇敬和怀念，这就是“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了！
好书记安法孝
赵志坚& 胡镇华& 杨贵才
1961年，江北县继两年灾害困难之后，又出砚了从3至9月连续7个月没有下透雨的特大旱灾，成为四川省的十个重灾县之一。江北县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引起了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1961年10月，省委派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同志带领工作团来到江北县，并由安法孝同志兼任中共江北县委第一书记，并连同江津地委工作团等一大批干部，来到江北县工作，解救群众与饥饿之中。
满腔赤诚热心救人
安法孝同志是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建国后长期在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到达江北县后，他立即听取了县委常委一班人和有关部门的情况介绍，及时深入茨竹、两路等重灾地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调查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疾病等情况。并赓即代县委写了《关于解决农村缺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送省委、地委，争取省、地委对江北县广大农民的低标准口粮的供应。同时，又响亮地提出了“一手抓生产，一乎抓救灾”.的口号，号召“以救命为第一”，并组织了坚强有力的抓生产、生活、治病的专门班子，千方百计，历经艰辛，及时地把上亿斤的口粮、种子、代食品和其它救灾物资，从省内外运回来。又把重度和中度以上的肿病人分别集中到公社〔乡）、大队（管理区）医院进行治疗。
法孝同志还经常了解情况，看望病人，检查生产、生活、治病的情况。有一次，他到兴隆、茨竹检查工作，路过木耳公社（乡）的莲花大队，几次发现公路上的病人，都及时用自己的座车把病人送去医院治疗。他发现一些地方由于制度不健全，有的社队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克扣群众口报，就亲自草拟了《对缺粮户安排口粮的方针暂行规定》，对口粮供应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办法以及有关措施作了明确的规定，要求把国家供应的粮食用在刀刃上，以保持和恢复社员的体力，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他要求区社领导，省地县工作团、组，共同负责，把吃饭问题当成大事来抓，深入缺粮队，逐队逐户解决口粮安排问题；要求检查区，社（乡）、大队（管理区）、生产队在粮食供应上有无漏洞，有无违反县委规定的行为，一经发现应立即纠正。号召在农村工作的所有脱产干部深入群众，安排好社员生活的优良工作作风，把国家的供应粮食直接发到杜员手里，严防干部从中贪污克扣。
&&& 法孝同志为了全县的60多万群众，上下奔波、四处求援。1962年1月，他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工作大会，路过成郁时，直接走到省委书记李井泉、省长李大章等领导的住地，回报情况，要粮食、要种子、要车辆运输。在中央开会期间，他会内会外结合，与阿坝、温江、宜宾、彭县等地（州）、县和贵州省遵义地区等联系落实了大批四季豆、黄豆、红苕、洋芋等蔬菜、粮食、种子和代食品。他在北京开会期间，曾三次写信回江北县，要求在家的领导，迅速组织干部到上述地区联系调运。他几次提出，严冬已到，春节将近，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群众度过难关，治好疾〔肿）病，过好春节。他在信中又说到农村的破烂房屋，要想法给予修补，动员机关单位把废旧报纸收集起来，送给壮员糊窗户、墙壁。要所有的单位把过去的锦旗清理出来，加以整理和染色，送给群众做衣服。商业部门应把残次的棉布、棉花、衣服清理出来，免票或减票（布票、棉花票）,供应群众。并要求有计划、有控制地宰一批经鉴定确认的老牛残牛，连肉带骨熬点汤供给病号喝以补身体。，特别是半夜里温度低，容易发病死人，最好给病号喝一碗米汤，有骨头熬汤，加点菜更好……这真是千里寄情怀，佳节倍思亲。
无声胜有声& 令行禁止
&&& 发孝同志到江北县后，首先宣布从自己做起，放弃国家对高级干的副食品特殊供应，停止县委中灶伙食。禁止商品开后们，禁止多吃多占。他明确指出：“现在一两粮食，几钱油．一两酒，一个饼子，一碗米场就，可以抢救一条人命。一两酒、几尺布票可以发挥比正常时大若干倍的作用。”他又下达了“禁酒令”，当时的县委书记加上中央、省、地派来的兼职书记共十人，好几个同志都喜欢喝酒，有的还有嗜酒的习惯。自下“禁洒令“后厂都严格遵守。一次，有个书记确实劳累了，想喝酒，也只好在药店里买点药酒喝。
有个区委干部搞了十多尺供死人治丧的布票，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吃了几个没收来的饼子。法孝同志查实后，及时作了严肃的处理。有封人民来信，反映物资局一个干部，贪污没收来的脏物手表八块。法孝同志立即批示查处，查清后，又督促处理落实。这些，都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此法孝同志被群众誉为“安青天”。甚至有些人民来信在信封上就写的是，江北县委安青天收。
&&&&&&&&& 实事求是& 少说多做
&&& 法孝同志办事、讲话、开会、行文都提倡简洁、明了、快速、实效，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他提倡开短会、行短文，说短话，不图形式，不做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把更多的
干部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为群众办事。他来江北县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在会上讲了十几条意见，仅只花了20分钟时间，既简练明了，又具体实际，与过去的一些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到会同志耳目一新。
&&& 法孝同志办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当时江北县的土地大量荒芜，劳力大批死亡，上面都在不断地喊“纠正右倾倒退”。法孝同志认为，在这种时候，,仅仅依靠国家给每人每天供应的四、五两粮食度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办法，显然是不现实的。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相神，冒着犯“右倾倒退”错误的风险，经过常委讨论，大胆决定：农村社员由集体安排，每人在荒地、空隙地种三分蔬菜地；场镇居民、单位，每人种一分蔬菜地。首先利用场镇周围的空地，,不足的再与附近社队协商，安排部分荒地种植。商业部门则组织菜种，保证供应。1962年春，出于蔬菜种得多，小春粮食收成比较好，群众体质逐渐得到恢复，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控制下来了，干部、群众的精神也振奋了。
&& 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
&&& 1961年严冬时节，全县多数供粮点库存粮极少，即将脱销断粮。肿病人急剧增加，死亡数不断上升。在此情况下，法孝同志代县委向上级写了要报食的报告。但江津专署有个别领导来县位查工作时，却批评县委要的供应的粮食和集中的病人都太多了。这给法孝同志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又使他忧心如焚，坐立不安，因而产生了急躁情绪，批评人较多，特别是对个别领导的批评，言语有失，加之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个性的差异，引起有的同志思想不安。1962年中央扩大工作会以后，县委通过常委会、全委扩大会、三干会，个别交心谈心等方式，认真贯彻中央会议精神，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法孝同志虚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在一些会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几次主动向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同志道歉。在他的带动下，全县从上到下，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原载《江北县文史资料》第六辑，本次刊登做了删节）
解放初期江北县八区的建政工作
刘建芝口述& 刘佑红整理
翻开历史,回首建国初期在江北县八区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至今也记忆犹新。八区，现兴隆区，地处县境边陲、华蓥山南麓。该区较偏辟，华蓥山土匪成灾，一般人都莫敢涉足于此，再加上溃逃的国民党残余勾结当地恶霸势力，趁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大肆进行抢劫，破坏社会秩序，妄图伺机推翻新成立的人民政权。为了稳定局势，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县委安排同是武工队出身胡光升和我分别任八区区委书记、区长，去接管旧政权。
一人徒步走永兴
1942年12月，我随西南服务团大队人马抵达重庆江北县大竹林。在大竹林接受任务后，随即赶赴八区。我一人背着背包徒步赶到兴隆时，遇见兴隆乡分队约一、二十队的队伍在等人，大约他们见我背着大包，知道我是从外地来，就问我：“你看见后面有坐滑杆的人没有？”原来他们是来接新区长，我心中暗笑，但并不起暴露身份，说“没有看见。”然后继续前行，赶到乡公所，当时的伪乡长（名字不详）见我是外地人，想必是新来报道的工作人员，就端来水让我洗了脸，问我：“你知不知道，新区长要来了？”我笑而不答，只把介绍信递给他，他们看完后，立即“哗”的一声站起来，把头上的礼帽摘下来给我鞠躬，还把乡分队长叫来，狠狠地给了两耳光，并大骂一顿。午饭后，我就往八区区政府所在地永兴赶。我一人先期抵达永兴（接管工作由4人组成），区委书记胡光升先到复兴与北区工委的地下党联系，四五天后，他就领着5名地下党员赶到。我们按照党的政策接管旧政权后，区政府设在永兴场的一座庙里。
单枪赴宴搞谈判
国民党江北县民从自卫队副总到队长封聘梁，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时，就溃逃躲在永兴场后的一个大院里，他的三个中队分布在洛碛、静观、兴隆等三处，兴隆住着由艾南熏领导的一个中队。在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永兴学校的女校长（名字不详）就来找我了解党的统战政策，并提出“国民党官兵若愿投诚，是否可以按起义对待”、“旧职人员是否会被杀头或关押”之类的问题。我很敏感，就抓住时期给她宣传党的《约法入章》及人民政府的有关政策，并表态：“只要国民党的旧军官，旧职人员不搞反动、不搞破坏，始终站在人民这边，我们都原封不动。”次日，她又来找我说封聘梁及三个中队长艾南熏、谢忠孚、徐文柏都住在永兴周围不远，三名中队长想约我见面。我同意了，并立即与胡光升商量对策，决定由我一人前去与三人谈判，胡光升则带几个人在外面埋伏，以防不测。经深思熟虑，我带了一把没有上膛的枪赴宴。那是一个傍晚，我刚走进饭店，看见艾、谢、徐三人及二十余名警卫人员已候在那里，于是我毫不畏惧，阔步走到饭桌边，把枪从腰间卸下，挂在后面墙上一个显眼的地方。大家落座后，并不切入正题，而是按常规方式开始大声猜拳大碗喝酒。他们人多，企图将我灌醉后，再与我谈判。我边喝酒，边耍了一个小动作将酒全吐出来。酒过三巡，我看大家喝得差不多了，就佯装醉了，随即三人分唱红脸、黑脸，与我谈判，提高三个条件：一是国民党士兵已三个未发军响，要求按中队长每人每月120斤大米，分队长80斤，士兵50斤标准补发；二是全部部队不整编；三是若要整编，但不能调整出本区域。我针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毫不犹豫地答应，但二、三条件，我毫不让步，在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我态度也非常强硬，并说：“你们既然要起义，就属解放军。自解放以来，解放军不属于某一个人，必要时是必须要调整的，士兵也必须无条件服从。”双方为这些问题纠缠不清，最后我发脾气了，说：“不谈可以，但我得奉劝你们一句，国民党600多万军队都被我解放军消灭了，你们这几百人算得了什么，我也难得给你们谈判，干脆我把你们消灭了得了。今晚我一个人来的，枪放在那里，你们敢把我怎样嘛，是不是要把我抓起来！”三人看我态度强硬，赶紧给我道歉。最后三人迫于压力，听从了我的意见，于是我就让他们回到原地待命，有情况我就通知学校校长转告。我走出饭店门口，天已蒙蒙亮。不知不觉已过了五个多小时，胡光升看我走出来，紧绷的心才放下来。随即，我们就打电话通知县委，汇报了统战工作情况。县委立即通知封、谢、艾、徐次日到县里开会，以后的工作就交给县委统一处理。后据了解，不久璧山行署军分区就通知原国民党中队长以上的人员到璧山学习，接受整编，士兵们则遣散回家。
历经危险为剿匪
八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区。据了解，华蓥山上匪患严重，估计有2000人左右，其中国民党的一个头头韩成湘就有1000多人盘距在山上。为了打击土匪的嚣张气焰，县委安排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我领导剿匪，还派来由20多名野战军战士组成的一个连驻进八区。在一年多时间的剿匪中，历经危难，但都被我们战胜。
一次，我带领一个连战士在华蓥山上找土匪窝子。路上碰见一个人问我：“上边那个院子是不是你们的人？”我一惊，马上反映过来，带领人马上山侦察，原来是国民党的残余，约有二、三百人，其武器装备较好。我揣摸了一下，我们只有一个连，武器装备简单，敌我力量悬殊较大。于是我摸清敌情后悄然撤退。回到区里，立即与县委联系，县委增派了一个连，我们两个连与邻水县两个连及坛同、岳池等县联合起来，一起进攻，打散了土匪，大股土匪分解成几股小土匪并，逐步将其歼灭。
中心乡的土匪很猖狂，一次，我带领一个区分队约20多人到中心乡。吃饭时，我大造声势说要回茨竹去。饭后，天色渐黑，我就改变战略，不按原路返回，而是择山沟摸黑前行。快到永兴时，我们就发现土匪约摸五六十人架起机枪对准大路埋伏在那里，企图在回来的路上将我打死，幸亏我有作战经验，躲过一劫。
还有一次，我和通迅员到茨竹检查工作，吃了晚饭后，我们经永兴赶途经牛皇庙时，突然从一户人家里传来“”的声音，我以为是敌人的电台。我二人迅速冲进那户人家家门，原来是长途线路站，由于天黑，加上冬天天气寒冷，看见屋子里有火烤，于是我们就留下来，与那人吹牛、讲党的政策，烤火到天亮才走出来。三天后，我们抓到一名土匪，询问时才知道，就在那天夜里，土匪看到我从茨竹出来，就在牛皇庙的里埋伏了五六十人，准备在路上将我打死，可是等到天亮也不身影，只好撤退。这真是天意，让我再躲过一次危险。
我初到永兴时，曾一枪打死一个天上飞着的鹞子（鹰），一只在树上的鹞子（鹰）也被我一枪打死。加上赶场天，因此影响较大。本来我枪法不太好，为了树立威信，我也吹牛：“我打你的眉毛，决打不着你眼睛。”之类的话，于是“刘区长是神枪手”这一传言传遍全区。一次，我到大湾后，一伙土匪在路上架起了枪等我，但他们慑于我的枪法，最后，他们不得不悄悄撤退。
为了八区的稳定，我们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建国初，县委要求确立一名统战对象，经反复研究，我们先确立了一名对象申大康，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效果不错，但不久通过重庆查出此人系国民党特务头子，随后被镇压。然后，我们就找到当地的一个大地主封式成作为统战对象，经过统战，封式成很快就接受了，并积极配合区、县委工作，完成征粮任务等。土改时，得到县委的保护，并成为了一名忠于共产党的名主人士。
总之，通过一年多的统战剿匪工作，平息了华蓥山匪患，江北县也没有闹大的匪患，局势基本稳定。通过这一年多的统战工作，为发展生产，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奠定了基础。
附：刘建芝简介
刘建芝，男，山东泰安人，生于1925年。1944年参加工作， 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秘书，民兵基干团团长等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带领基干团在山东莱芜土丝口奋战三天三夜，并荣立一等功。回县后，任县武工队队长。1947年底，在华东支前司令部粮食供应部工作。淮海战役胜利后，参加西南服务团。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后，随即赶赴江北县大竹林，经组织安排，任江北县八区（兴隆）区长。1952年12月，江北县人民法院成立，任法院院长，1954年9月赴北京政法学院读书；毕业后，调江津地委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任院长；1972年，落实政策到地区劳动局任局长，后地区劳动局与重庆市劳动局合并，任市劳动局顾问，1990年离休。
抗日烽火中涅槃的悦来
·猷& 洪·
子曰：“近者悦，远者来。”悦来始建于宋辽，繁盛于清代，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设悦来场。嘉陵江流经悦来境内，沿江绝壁耸立，山青水秀，绿树芳草，山花怒放，风景绝佳。当时因其便利的交通，成为嘉陵江滨的一个重要口岸。一代伟人邓小平赴法留学，曾经过悦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她历经沧桑，筚路蓝缕，凤凰涅槃。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西部国际会展中心落户悦来，她再次成为重庆的焦点，并必将实现新的跨越。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去寻找革命时期悦来的那段红色岁月……
悦来本是国民党江北县政府的一个模范重镇，在抗日的硝烟中，中共江北县地方党组织在此发展壮大，成为江北县抗日救亡宣传的一个重要阵地。
1937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秘密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领导重庆及西南地区党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新蜀报》总编周钦岳协助《新华日报》报社的迁建工作，使之在重庆顺利建成并创刊发行，成为党在重庆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重要舆论工具，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江北县地方党组织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
日，日军悍然发起了对重庆的进攻，九架日机成品字阵形飞越夔门，直指重庆，在广阳坝投下罪恶的炸弹，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从此重庆笼罩上了难以抹去的阴霾。江北县城与城区仅一江之隔，在这场浩劫中，亦末能幸免。尤其是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重庆市区及江北城变成一片废墟。市县机关、学校纷纷搬迁至乡下。县地方法院、社会部社会服务处、海外部等机关及部分学校纷纷迁到悦来场。地方法院迁至悦来场禹王庙办公，并占用万寿宫等处作审判庭、看守所之用。江北中学、大夏附中和青年会中学则迁到悦来徐家坝地区，这三所学校成为中共江北县地方党组织培养党员、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根据地，先后直接受到中共江北区委书记黄觉庵和组织委员的亲自领导。1939年初成立大江青特支，由县委委员魏文引任特支书记，领导悦来地区的江北中学、大夏附中、青年会中学等校党的工作。
江北中学是一所思想进步的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学校自江北城搬迁至悦来后，秉承原校的优良作风，继续支持党的活动，很快就建立了江北中学党支部，领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学校成立读书会, 组织学习《解放》、《全民抗战》等书刊; 开办阅览室, 陈列进步书刊, 方便学生阅读; 举办讲座, 主讲哲学、政治经济学, 进行初步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办壁报、张贴《新华日报》,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组织文艺演出, 开晚会, 上演抗日救亡歌剧；组织宣传队到附近场镇宣传。1939年秋，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亲自来到悦来，召集部分党员开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妥协投降的真象，鼓励大家开展斗争，要“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大夏附中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抗日救亡活动。党组织一边领导学生创办大夏剧社和大夏壁报，一边积极培养党员。“大夏剧社”每逢纪念日都要举行盛大演出活动，大唱抗日歌曲，上演抗日短剧，以激励斗志，鼓舞人心。“大夏壁报”刊登抗日救亡文章，张贴抗日漫画，深受群众欢迎。宣传队每逢悦来赶场天就到街上以演讲、唱歌、演戏等方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下半年，党支部针对学校初中部主任孔繁迪的亲日言论和汉奸言行，组织青年学生开展了“锄奸运动”和反对国民党三青团教师的斗争，将其驱逐出校。为了从文化上、政治上对农民进行引导和帮助，学校党支部在李家湾附近办农民夜校，组织学生到附近农村帮助农民干农活，宣传抗日。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先后发展党员40多名，其中冉实、林斯永、秦晋等5名党员，为了报效祖国，远赴延安投身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中学虽未建立党的支部，但抗日救亡活动也十分活跃。在大江青特支的领导下，学生们以宣传抗日救国为己任，走出学校，涌到街道、田间充当宣传员。其中包括当代台湾著名诗人、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余光中。他是随父亲余超英所服务的国民党海外部档案室一同来到悦来的，在青年会中学读书期间，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又随学校迁回南京。
为收容抗战难童，在邓颖超等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邓颖超等人为常务理事。该会以“教养因抗战被灾儿童”为宗旨，下设21个分会和48所保育院，江北县境内就有9所保育院。1939年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十保育院在悦来场正式建院。保育院不仅让保育生受到了良好教育，而且还在白色恐怖时期掩护了一大批共产党员，为江北县的抗战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电台的故事
·亦& 竹·
1947年冬，川东地下党组织安排袁尊一同志，给江北县的地下党员老幸常嘉写信，要他赶紧到重庆，有要事相商。
老幸如约到了重庆，住在道门口过街楼附近的他大哥家里。趁他大哥不在家的时候，老幸约请袁尊一来家商谈。
原来，为了保证华蓥山地区武装起义的通讯联络，川东地下党决定从重庆转移一部电台，到紧靠华蓥山的明月场存放，以备随时启用。党组织把运送保存电台的任务交给了老幸。老袁和老幸仔细研究了运输路线。为保证安全，决定由朝天门包“划子”下寸滩经两路、王家、统景场到老幸的老家幸家场后，再转运到西山他老丈人家秘密存放。从西山再往前运是较为方便和安全的。这部电台包括收发报机、电线、器材、装配工具和两台手摇发电机，东西多，一次拿不完，拿完了也会引人注目，惹出麻烦，所以要分——
&&& 第一次是在重庆市区太平门附近的“陆羽”茶馆里。袁尊一交给老幸的一个小皮箱。老幸接过皮箱，坐了一会，便提到他大哥家里。箱内装的是用药棉、纱布填紧了的收发报机。他在大哥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趁街上行人稀少，国民党的警察、宪兵还没出来巡逻，老幸急步走到河边，包了一只小木船，离开了朝天门码头。船到寸滩时，码头上抬滑竿的已结队成群，只要稍多给一点钱，三言两语就讲成了。老幸忙，抬滑竿的也走得快，当天就到了他的老家——明月场幸家湾。
按约定时间，老幸必须在回家后的第二天赶回重庆。第二天，老幸一早动身，赶到洛碛，再乘轮船到重庆。到重庆后，为了不致引起他大哥和亲戚的诧异，老幸准备去住旅馆。哪晓得，怕啥就来啥，老幸在小什字遇见了表弟田应贤。田应贤问老幸：“四哥，昨天才回去，啷个今天又来了哇？”老幸只好扯个“把子”说 “江津一个姓李的朋友，明天在上清寺那边结婚，我来吃喜酒！”说完，又怕田老表把见到他的事给他大哥讲，老幸又只好到他大哥家去住了。
这一次，是袁尊一在道门口“仿庐”茶馆楼上，把一个小皮箱交给了老幸。老幸仍拿回他大哥家，箱子里装的是电线、器材、装配工具等，依然填有药棉、纱布。老幸在他大哥家住了一天，第二天仍走寸滩到明月的老路。到了古路坪，准备赶到前面的幺店子草坪场，以免古路坪栈房遇到“查号”的麻烦，突然有一位姓何的招呼老幸：“幸四哥，天要黑了，就在这里住吧。”姓何的热情地带老幸到一家大栈房，对掌柜的说，“幸四哥是我的客人，被盖要干净些哈！”写了号，姓何的争着开了房钱，把老幸的皮箱交柜上保管。接着，他又拉老幸进了馆子。他为啥对老幸如此热情？原来，姓何的是古路坪的人，1946年上半年，他在江北县警察中队长凃布公部队当保镖时，在路上把在幸家祠堂教书的党的发展对象梅现富铐走了。老幸听到消息后，立即带上手枪，并招呼四五个农民，背上长枪，一直追了20华里，才将他们截住。老幸问他：“为啥在路上抓人？”何说：“姓梅的身分不明。”老幸说：“你的身分才不明！”姓何的见老幸人多势众，在言语中又知道老幸是幸常定“三爷”的弟弟，忙说：“误会、误会！”因此相识。这次在古路坪和他偶然相遇，为了挽回那次的影响，所以热情非常。老幸也因为有了这个警察中队长的保镖，“查号”的麻烦当然就免了，并且还避免了在天当夜了土匪洗劫草坪场的灾祸。第二天上午安全地将这批器材运到了老幸老家。&
第三次运的是重件，既怕在路上被反动军警查获，又怕上匪抢劫。老幸以给姑母送腊肉为名，组织了四挑腊肉，每挑约四五十斤，请几个农民挑到重庆中正路252号“三益公”商号。第二天上午抵达目的地，休息了半天。第三天，由袁尊一将接头人萧泽宽的特征告诉了他，也将他的特征告近了萧泽宽。老幸在“三益公”商号口口坐着，下午两点，萧泽宽来了，他身穿狐皮长袍，头戴呢帽，依照特征认出了老幸，说了几句话就一起走了。他们走到都邮街鸿园大茶馆，萧泽宽指着一个正在“看耳”的人说“就是他，叫沈作民。”说罢转身走了。老幸和沈作民约定次日上午十时在寸滩的石盘头牌坊前面大石坝处相会“交货”。次日上午，老幸一行六人按时到了约定地点，沈作民已在那里等着，把一只皮带扣紧了的软盖大皮箱交给老幸，老幸就招呼抬滑竿的捆绑在滑竿上。沈作民说了声“借重，借重。”老幸说：“请放心。”就各自走了。
在路上，为避免挑担子的农民怀疑，老幸边走边对那几个农民说：“那个人（指沈作民）是华西大学毕业的，要到邻水开医馆，里面装的是医疗器械，他要回成都去一趟，半年以后才回来拿。”
因为皮箱内装了两台手摇发电机，很重，一个挑东西的农民，以为箱子里装的是做吗啡的药水。悄悄对那几个农民说：“幸四哥的胆子好大哟！要是戳倒了怎么办？”
当天到了统景场，入宿栈房，老幸把皮箱抬到统景学校门前党员幸常煜的姨妈余李氏家的楼上。次日将皮箱平安的运到老幸家。
&&& 半月后，老幸专程到重庆将三次接运和保存电台的情况向袁尊一作了汇报。袁尊一非常慎重地说：“电台之事，只让你老幸和幸世伦知道，对其他党员不要说是什么东西，以后看形势而定。你们要有长期打算，明月场的杨绍荣，李建勋都是县参议员，警惕他们勾结部队下毒手。要注意外面的风声，当转移就转移，一点都暴露不得！”
&&& 三只皮箱在老幸家保藏不到一个月，为了安全便分散转移。把两只小皮箱由党员梅现富运到梅家坝屋宅后之古“生基”内放了几天，又怕潮湿和小孩玩耍发现，重新拿了回家。接着，老幸和梅现富请人背着皮箱，到长寿县大洪河柿子湾梅现富的大姑爷张绍长家，放了几个月后。后因广岳起义失败，形势紧张，内二警和县警队加紧清乡，张绍长把皮箱转移到附近的单家独户。清乡风声稍平，张取回箱子看后，吃惊地对梅现富说：“好象不是医生用的，是见不得人的东西啊！。”梅现富又把两只小皮箱运回梅家坝，再转移到新屋嘴他老丈人何自修家，放在熏腊蔑的炕楼上。
&&& 那时，内二警在明月一带活动频繁，老幸把装手摇发电机的大皮箱，由幸家湾转移到附近幸果然家。当发现内二警便衣侦探在幸家湾一带活动时，又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把大皮箱扛到党员幸常煜家楼上放好。两天后的拂晓，内二警包围了幸家湾，在此研究工作的党员邹懋学、梅现富二人在敌人乱枪射击中脱险。当内二警搜查幸家湾和幸果然家时，敌人什么也未得到，抓了几个农民去吊打拷间：逃跑的梅现富、邹愚学是不是打死杨绍荣的凶手？第二天，幸常煜送老幸到洛碛的途中商量好，幸常煜回家后又把大皮箱扛到四合洞内的干厕所里。这个洞过去是酿酒作坊，多年未住人了，要找一个更谨慎的地方报仇把只大皮箱。他们成天背着背篼外出打猪草，终于找到了一个神鬼难知的好地方——小城寨寨脑壳悬岩绝壁的中间，一蓬茅草盖着的洞口。晚上去探测，在岩顶用绳子吊下一人，再把皮箱放进去。趁夜黑人静的时候，擦完整整一合火柴才把大皮箱藏好，再把洞外的茅草理顺，使人看不出有人去过的迹象。
就这样，老幸他们历经艰险，终于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秘密运藏电台的任务。至于电台的取出和使用，则是另一个故事的事情了。
（根据《江北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幸常嘉《秘密运藏电台》改写）
江北县解放后的第一桩反革命凶杀案
1953年夏天，江北县遭到严重伏早，造成部分地区减产，使一些农户不能完纳农业税收。
&&& 11月7日，西南财政管理局同志与四川省财政厅黄开全同志，奉命来我县调查。先到第四区（龙兴）、第六区（复兴）等乡，11月21日，来到第三区的鱼嘴乡堰坪村调查秋征评灾减免情况。23日下午，西南财政管理局的工作队员庞耀，只身一人外出，竟至25日都未见归来。
&&& 庞耀失踪了。
&&& 是他本身有问题而逃跑吗？经查证，庞报原名庞官松，又名庞伯承，1921年生于河南叶县夏李镇一中农家庭。本人虽参加过三青团，但仅是一般历史间题，不可能导致逃跑。
&&& 是他不假外出吗？庞耀自1949年肄业于河南大学法律系后，同年参加革命。进军西南后，在西南财政管理局农税处调研科工作，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实认真，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这次来江北进行评灾减免工作，每到一处，都给西南财管局、江北县政府有报告，表现很好。他还与其未婚妻议定，待这次工作完毕，便举行婚礼。
&&& 庞耀可能被害了！
&&& 鱼嘴区委书记、区长秦元盛，副区长王俊立即向县委县政府汇报。后，由璧山地区公安处侦察员袁伟忠、江北县公安局三股副股长吴宜富、鱼嘴区公安特派员曾祥诚、江北县财粮科干部费云峰等人组成专案组清查此案。王俊同志一直参与此案的分析研究工作。
&&& 解放之初，侦破工具落后，专案组成员只得凭借口、眼、耳、鼻、四肢等“五大件”，走群众路线开展工作，分别进行了挨家挨户的走访。然而，经过了大约半个月的工作后，毫无线索。
&&& 一次，曾祥诚、费云峰二人在向当地群众的访问中，堰坪村13组组长余海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11月23日下午，有一个北方人，大个子，说话很“描”’（指口音难懂）的工作同志，在这里坐了一会儿。余海田要向他汇报，他说周海林村长约他开会，他不得空，便急匆匆向周村长居住的观音阁丢了。同时，周的邻居黄荣也提供了庞耀曾到周处的线索。
&&& 专案组“打草惊蛇”，加紧了对观音阁附近群众的调查活动，果然发现林松柏、张瑞祥等人常在夜间密会于周海林家，行动鬼祟可疑。
张瑞祥是南川人，流氓出身。解放前任过国民党50兵工厂（今望江机器厂）稽查处稽查员，特务身份。解放时又参加过“反共游击二支队”，去川北一带打过游击。后潜来江北县，因不会务农，便混进张王庙的协联锅铧厂做工。林松柏，人称鱼嘴乡的“干恶霸”，解放前任过保长、保队副等职。曾仗势拉丁逼债、强奸妇女、危害人民。土改复查时划为地主，并被依法管制。
周海林在解放前给林松柏当雇工，被林收买为狗腿子，包庇林松柏，民主建政时由村长落选为副村长。
&&& 张、林、周三人嫌疑最大，但苦无依据。专案组一方面密切监视他们，一方面转向寻找庞耀随身携带的什物，以寻找证据。
&据与庞耀同来的黄开全同志讲，庞耀身带铜电筒一只及钢笔、手表、烟斗等物，并有现金几十万元（旧币，即今几十元）。专案组人员便询问鱼嘴街上唯—家修电筒的萧某，问近日可有谁卖过电筒。萧回答说张瑞祥曾卖给他一只铜电筒，但被他转卖给他人了。在萧的帮助下，很快就寻回了那只电筒，拿到重庆，请庞耀的未婚妻辨认。庞的未婚妻讲明庞耀所用电筒的成色、凹凸、特征后，两相对照，一一吻合。于是对张瑞祥更加怀疑了。
&&& 不久，又发现张瑞祥所用的烟斗，酷似庞耀所用之物。专案组用计将张的烟斗取得，发现烟斗内有铜胎子，为庞耀烟斗所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