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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野人, 积分 13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 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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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请到服务区咨询
　　　　　　　　 　　　　　浅酌、耳语、所有闹市里的繁华〆、读懂你的眼，恍若一场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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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野人, 积分 135, 距离下一级还需 15 积分
这不是讨论区吗 又不懂得 大家讨论啊&&我跑服务器搞毛线啊&&这个版主你懂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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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土人 , 积分 470, 距离下一级还需 130 积分
说话岛&&下遗迹那NPC 用80的副职业可以接个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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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野人, 积分 130, 距离下一级还需 20 积分
晓丶刹 发表于
说话岛&&下遗迹那NPC 用80的副职业可以接个任务
下遗迹那NPC&&哪个呀？？？？？全名能说一下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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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分 872, 距离下一级还需 328 积分
做了第二主职业任务的副职业才可以升到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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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野人, 积分 70, 距离下一级还需 80 积分
那任务貌似叫什么另一个命运的开始？。。。大概就这名字。。
44F 神射手 书生
69F 神骑士 邪眸幻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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咕噜队长, 积分 2610, 距离下一级还需 2390 积分
1 主职业觉醒
2 做完 另一个命运的开始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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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斗士, 积分 37979, 距离下一级还需 2021 积分
一个职业有一个主职业,三个副职业,副职业只能练到80级100%的经验,而你可以选择一个副职业作为第二主职业升级,做完任务后就可以把第二主职业升到99级,.你现在升不了级是因为你没做第二主职业的任务,所以你在三个副职业中找一个副职业作为第二主职业去做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升级
值班时间：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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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这个职业要当第二主职业后再去做任务，因为副职业都是只能练到80的，只有主职业和第二主职业才能练到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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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前三届大学生即77、78、79级通常被统一看做一个群体，那三届集聚了“文革”十年被耽误的人才，那三届以平均不足5％的超低录取率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2013年恰逢77、78、79级大学生毕业30周年。30年前，80万大学生完成学业，应社会百废待举之亟需走上工作岗位。从此，掀开了个体生命开始新的旅程，并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发展轨迹的一页。30年后，在政、商、学诸领域，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分子和中坚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里，个体与时代是相遇的关系，或擦肩而过，或无意邂逅，或正逢其时——77、78、79级的遭遇似乎显得格外奇妙。作为1977级大学生、那三届毕业生中的一员，我以为，历史上鲜有哪个群体，像那三届一样，个体经验与国家时代命运如此高度重合，看其中某些人的个案便能勾勒出一部中国当代史；也鲜有哪个群体，能有机会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集体重塑社会的重要方面。那三届的人多因从属于此群体而自豪，记得1977级毕业生、现任国务院总理***在履职后首次答记者问中，深情回忆自己当年在田间地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以及随后考上大学的经历，言谈间属于那三届的振奋与豪迈依旧写在脸上。
如今，对77、78、79级中许多人来说，个体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而集体的、国家的梦在哪里？需要如何进一步实现？反思、追问、探索，是应有的历史态度。于是早在日，我在欧美同学会与北大陈平原、美国康奈尔大学颜海平两位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中国梦：回顾与展望——77、78级毕业三十周年”研讨会。我们最早选择了“中国梦”为主题，邀请不同领域的百余名77、78、79级优秀代表，就“新时期的转型升级与中国教育发展”、“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大国崛起”、“中国走向世界和国际认同”、“人才强国和中国梦”等专题展开讨论，共同回顾了伴随我们成长和发展的中国改革变迁30年，审视当前的社会发展。研讨会得到了各方很不错的反响，很多人鼓励我，要为属于这个群体的朋友编辑一本纪念毕业30年的纪念文集。于是，在大家的帮助和支持下有了这本《那三届——77、78、79级大学生的中国记忆》文集的呈现。书中集结了38位77、78、79级代表的回忆与追述文字，让这些知命之年的“过来人”亲自讲述关于个人的、中国的、那三届的记忆，用历史映照个体的生命经验，用个体建构历史的发展轨迹，无论对于我们的下一代，还是对于中国当代史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书中77、78、79级学人在毕业30年之际回忆过往、反思自我、重整理想，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更能感受到这批人之所以能被划归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因为那三届聚合了历经文革十年被压抑、被耽误的一代人，更由于那三届拥有诸多共同而特有的精神气质。
77、78、79级普遍经历丰富、视野宽广、包容性强。他们大多数人上大学前在农村、厂矿、部队经受过磨炼，历经了社会大学的风雨，拥有丰富的中国各阶层经验。同时，他们的成长跨越十年“文化大革命”，沐浴数十载改革开放的春风，全程参与了当代中国的众多大事件，是经风雨见世面的一代人。倒置的成长经历和特殊的生活经验增加了他们理解事物的多样视角和包容性；他们多注重实践，善于把握社会生活整体情况。其中很多人后来功成名就却依然为人随和、能屈能伸，即使做学问者也较少有迂腐气而多沉稳练达。那三届既经历过“文革”前后理想的幻灭与反思，也有基层现实生活的历练，这代人既葆有理想主义情怀又不忘积极入世，既超越又世俗。
77、78、79级们比较勤奋、坚韧和执着。回忆起当年在大学海绵吸水般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半夜集体在路灯下看书学习的情形，他们自身多有万千感慨。“文革”后，77、78、79级以平均不足5％的历史最低录取率获得上大学的机会，精英意识从被录取的那一刻便被社会和自我设定。在全民期待的目光和高度的自我期许中，那三届加倍找回“被耽误的十年”。重获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从社会最底层瞬间成为天之骄子，经历过大起大伏、生活磨难的人更易生发一种生命的紧迫感，并始终伴随这个群体。于是，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如饥似渴、争分夺秒，事业中坚韧执着、全力以赴把握机会。特殊的经历锻造出了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与韧劲，铸就了一种勇于追求、不甘沉沦的精神气质。只要时代给予一个机会或碰上新的机遇，就会马上迸发出特殊的能量。
我认为77、78、79级学人最应该始终珍惜的集体精神气质当是独立思考、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文革”中，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但很多77、78、79级却通过博览群书在时代缝隙中寻找到思考的乐土。因为教育系统几乎瘫痪，没有标准答案、固定教材和应试考试，侥幸没有遭遇后辈所受应试教育的束缚。“逮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因为博览群书，封闭的时代却造就了独立思考的一代人，如今想来，无意间成就了类似于通识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自学成果。越是独立思考者越具有反思和批判的勇气。“文革”刚结束，社会意识形态剧变，全民笼罩在反思的大氛围中，身处社会剧变风头浪尖的77、78、79级身上带有浓烈的伤痕印记和反思动力。这代人本就得益于一个时代的被否定和另一个时代的重新开启，敢于否定曾经的“真理”、反思精神以及批判意识天然地从属于这代人的精神基因。
77、78、79级身上还富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些来自于全民共识的投射加上自我期许的共同催化。从当年入学开始，这代人身上即承载和被投射了太多国家民族的时代使命。人们希望，一批既有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又经历过高等教育的77、78、79级，能够为“文革”后的中国贡献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科学家，能够引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毕业后的30年里，因为个体发展总与国家命运高度重合，这批人生发出强烈的历史整体意识，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无论从事何种行业或身处世界哪个角落，这个群体普遍热衷于关注中国社会宏观的国计民生、人文精神建设，渴望参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拥有超出专业范围以外的终极关怀精神。
77、78、79级的人生轨迹恰处在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封闭走向世界的历史拐点，这批人普遍思想解放，不少人拥有国际化视野。77、78、79级直接受益于“文革”终结以及参与了思想解放运动，他们多警惕极端意识形态，倾向追寻、探讨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也热切推动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开始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译介海外思潮经典的《走向未来丛书》曾是这批人中最流行的读物，中外思想的碰撞和现实的差距也最早被他们体察。衔接“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段，77、78、79级最早感知和历经了中国重新全面走向世界的过程。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选派的留学生，接受了西方教育。对部分77、78、79级而言，“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国际是我们舞台”，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成为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国际化精英。正如书中有77、78、79级提及“空前的历史机遇，使得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无意间上了三所大学——社会大学、校园大学和国际大学”。“国际大学”在这里不仅是实际的留学海外，还有开眼看世界后获得的国际化理念和人类发展普遍规律的知识。因为有过最基层最现实的中国体验，又敞开视野比较过西方社会，这批人多思想开放、具有国际化视野，往往是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捍卫者，是中国国际化重要的推动力量。
30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个77级的毕业生，在总结自己这一代精神特质时未免有自吹自擂的嫌疑，然而作为77、78、79级的一员，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总需要明白自己这一代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才算真正知晓了天命。不能否认，77、78、79级今日的成绩既有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时代和社会机遇的特殊眷顾。既然反思精神、批判意识是77、78、79级集体精神特质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免不了自我反思与批判。因为时代局限，77、78、79级大多基础知识不够扎实、外语基础不好，与后来的大学生们无法比拟；也因为经历“文革”的思想洗礼，我们中很多人依然残存了特定时代的思想底色，并在各种思想论争中暴露出来。
毕业30年后盘点，77、78、79级的“成功者”们集合起来是一份华丽而闪亮的名单；如果反思和批判是这代人最应葆有的精神品质，那么在历史面前，我们究竟能交出怎样的答卷？到底我们还有怎样的承担？也许人们会认为，既然77、78、79级是时代的受益者和成功者，那么今天中国社会成功的、不成功的，似乎都与我们这30年的作为密切相关。77、78、79级曾面对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与责任，如今是否真正履现了同学少年时候的理想？我们做过什么，还能更好地推动什么？这些值得我们在纪念的节点上反复自我追问。
在中国当前面临新的历史转折关口，在77、78、79级毕业30周年之际，本书既是一种集体的追忆与纪念，也力图唤醒当年的梦想、激情和社会责任感，总结和反思我们30年的成就与不足，并展望未来的路径，探讨新的趋势与选择。纪念的目的在于重整出发，从这个角度上说，本书的出版意义非凡。
77、78、79级的子女们也都到了我们当年读大学和毕业后的阶段，听父辈讲述属于那三届的高考和人生经历，是一件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的是那三届的故事如此特别而丰富，有意义的是在娓娓道来之间，融入了诸多的感触和反思，抚今追昔之际有彰往察来之效。对于今日之高考、大学扩招、高等教育的变革、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乃至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也是可资借鉴的好素材。
总结是为了更好地重新出发，希望我们77、78、79级切勿自满与懈怠，葆有独立思想、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进一步成为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重要推动力量。忝为77级毕业生的一员，我愿与所有77、78、79级一起共勉，继续前行！
王辉耀 博士
77级毕业生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绍光
王绍光，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后获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分税制改革。
与今天的孩子不同，我小的时候，没有大学梦，因为在那个时代，上过大学的人实在少得可怜。
从1928年到1949年，全国一共才有18.5万人大学毕业。现在有人爱说“民国范儿”，但在全国五亿多人中，数来数去就那么几位“范儿”，难以支撑“民国”的门面。解放后，大学生逐年增多，从1949年至1965年，共有155万大学生毕业。[1]不过，相对于当时六七亿的人口，仍是凤毛麟角。
我父母解放前都只读过小学，解放后才上夜校把语文单科补习到高中水平。他们所在的那个单位有上百号人，只有两位“知识分子”，不过是高中毕业生而已。1961年，我开始在武汉市三元里小学读书，那是一所十年一贯制的试验性学校，算是个重点吧。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的理想是小学毕业后就去当学徒工，“为18块钱而奋斗”。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怎么会产生大学梦呢？
自修的岁月
1966年6月，正当我即将进入武汉市实验学校读初中时，“文革”轰轰烈烈地展开了。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实际上废除了高考。大学都不招生了，还会有谁做大学梦呢？
1972年初，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城乡结合部的武汉堤角中学教数学。这时大学刚刚开始恢复招生，但只从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青年干部、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且招生人数比“文革”前还要少。谁做大学梦，也轮不到我。
当然，没有大学梦并不意味着没有自修的梦。在日的日记里，我摘录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1921年），他批评学校“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又说，“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推崇的是“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式的自修大学。这种对正规学校的鞭挞、对“自完成、自发展、自创制”的追求甚合我意。同一天，我还抄录了马克思《自白》中那句最吸引我的话：“您所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
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工作以外，自修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一年10月26日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学习马列原著的时间，我一定坚持每天半小时以上。时间的安排不可能再多了，挤出来的时间我还必须用来去钻研数学、文学、政治、历史以及其他科学知识。现在时间是紧得很，但这是革命的正常现象。现在的问题不是见缝插针，而是找缝插针了。我当然已费尽心机地找了一些缝，但未必潜力挖尽了，还需努力！”
回想起来，“文革”后期这几年是我这一辈子读书最如饥似渴、津津有味的时期。说句老实话，中外文学经典我全是在那些年读的。惭愧的是，“文革”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系统重温这些大家的书了。那时真是逮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不管它属于哪一科。诗歌、小说、历史、哲学、美学、数学、物理、艺术、政治经济学……来者不拒。五花八门的东西流入大脑，任其无序混杂，催生出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遐想。
风云变幻1976
1976年是中国现代史上风云变幻的一年。当时，我对局势很悲观，认为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原逐鹿不由人”，并在日记与写给朋友的信中多次预测“内战的可能性已大大加强”，哪里还顾得上做大学梦！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那一年，我主动要求去学校农场工作。白天耕地、种菜、放牛、基建，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思考，为诡异的政治形势忧虑。虽然我戏称这种生活是“无事逗花鸟，有空才读书”，好似陈抟《归隐》描述的那般悠闲：“携取旧书归旧隐，野花啼鸟一般春”，但心境更接近柳宗元在《溪居》中所言：“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那一年在乡下花时间读得最多的是《史记》、《后汉书》、《三国志》，看到古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耍阴谋诡计的种种伎俩，结合当时变化莫测的政治形势，常常感觉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除此之外，仅就日记的记载，我还读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如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徐禾的《政治经济学概论》、贝兰特与斯威齐的《论社会主义过渡》）；哲学方面的书（如狄慈根的《辩证的逻辑》，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学习通信》）；思想史方面的书（如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各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国际政治方面的书（如亨利·布兰登的《美国力量的收缩》、施密特的《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德鲁·米德尔顿的《美国能打赢下次战争吗？》）；中外传记（如戴维·哈尔伯斯坦的三卷本《出类拔萃之辈》、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鲍尔斯回忆录》、田中角荣的《我的履历书》、国本隆三的《周恩来》）；中外小说（如黄天明的《边疆晓歌》、龚成的《红石口》、谌容的《万年青》、[美]内德·卡尔默的《阿维马事件》、[苏]谢苗·拉什金的《绝对辨音力》、[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上面列举的是些第一次读的书。这一年还重读了其他一些书，如《多雪的冬天》、《上海的早晨》、《唐诗三百首》、《红楼梦》、《聊斋志异》、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刘献廷《广阳杂记》、萧涤非《杜甫研究》、《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并阅读每期新出的《人民文学》、《朝霞月刊》、《学习与批判》、《朝霞丛刊》、《自然辩证法》、《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摘译〈外国文艺〉》。
在1976年过手的书中，有两本比较特殊。一本是曹晓波的《法家诗话》，作者是一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翻砂工人（即后来的《新民晚报》高级编辑曹正文）。另一本来路更有意思，是在汉口武胜路新华书店外，从一位叫卖自己印刷出版的小册子的年轻人手中买到的，书名叫《〈红楼梦〉新考》，其要旨是批判染有“考证癖”的洋博士胡适，论证《红楼梦》不是曹雪芹的著作，而是他叔父曹頫（曹西堂）的作品。小册子的作者名叫黄且，原本从事国防科技，后迷上了《红楼梦》考证。1978年，红学家冯其庸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花了很长篇幅不点名批评这本“小册子”，认为曹頫不可能是《红楼梦》的作者。[2]不过，近30年来，“曹頫说”仍不绝于耳，其始作俑者便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黄且。[3]从当年的日记看，我对这两本小书评价并不高，但认为其作者正是我自修的榜样。
1976年黑压压的政治阴霾终于在10月10日透出一缕阳光。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早上广播了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心愿》，中间似乎有这样的话：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决没有好下场。这未必不是有所指的吗？”两天后的日记注意到：“《参考消息》上登载的外电评述《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都明显地删去了最应引起注意的那一段有所指的话，这就更从侧面说明这句话有着很深的意义。”果不其然，第二天便传来了好消息。今天读10月13日的日记，还能感觉到当时那抑制不住的狂喜：“十年来最开心的一天。我们早就恨不得打倒的***、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搞掉了，为我们党清除了一大隐患，扫了‘四害’。这是中央向湖北、湖南、山东、上海7日——8日打招呼会上传达的，今天才传下来。街上马上有了打倒‘四人帮’的标语。再不怕他们抓了，不怕他们扣帽子了……现在人们纷纷在奔走相告，喜讯像长了翅膀已经满城飞了。”
竟然考上了北大
不再担心打内战了，但随着年龄的增大，对自修的紧迫感却与日俱增。1977年初，我23岁生日那天的日记这样写道：“又要发感慨了，今天我已走进了24岁的征程。恩格斯24岁写了《英国工人现状》，列宁二十几岁写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而我还是无所作为，两手空空。对政治、对理想、对前途，我不曾丧失信心，但一想到平平淡淡地、庸庸碌碌地过一生就发慌。”直到此时，我还是不曾有过上大学的奢望。
然而，几个月后，大学梦却不期而至。日，我再次带学生到农场劳动。农场真是世外桃源，离汉口不过几十里地，但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28日回到武汉以后才知道的。当晚，我给远在外地的女友写信，似乎并没有欢喜若狂：“你大概也知道关于招生的事了吧？我现在很想有几年时间脱离具体工作，去学习一下，所以准备参加报考，但也有点犹豫，一是可能不能带薪，二是怕今后的分配，三是如去读书，我俩就得分开很久。反正我现在是在积极准备，认真复习，到时候看情况决定。我要考，将考文科（哲学、法律、新闻、中文、历史、政治、经济等），你的意见如何？”
我报考的志愿是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哲学系。以下四封信的摘抄可以还原在准备高考期间我心态变化的轨迹：
11月1日：“回汉后，我发现跟半个月前相比，社会舆论多了一个中心。无论你走到哪里，到处都在谈‘高考’、‘升学’。青年工人、青年学生中间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复习热’。听说，今年招生是60个报考的里面招一个，比例太小，我确实只有抱着认真复习、到时候去试一试的态度了，不敢过于乐观。XXX、XX、XXX（三位中学同学）和我校的一些人都认为我高考比较有把握，因为我文学、数学都还可以。但我这个人却总是很自卑，对他们的赞词不敢苟同。我总觉得，我是难得考取大学的。上大学在我，也许永远都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愿望；我的大学注定要在社会上完成。可不知为什么，我又很自信：自己如果上了哪个大学，决不会落在别人后面，一定是个优等生。”
11月24日：“现在外面流传着一份所谓‘数学泄密题’，说是湖北省本来今年用的考题，但邓副主席来汉看过后，很不满意，他说：‘我要的是人才，不是要摸底’，认为题目太简单了。[4]其实这一套题目很难，似乎比49年到66年的高考试题都难。如果真的确有其事的话，那么武汉市能考30分的人也不会有多少。围绕着高考，现在是什么消息都有，复习提纲满天飞，看来这种招考制度真正牵动了每个家庭和每个人。湖北省的考试时间已经定出来了：[十二月]六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七日上午考数学，下午考政治。还有十天了，空气已经很紧了，我得抓紧、再抓紧。”
12月7日：“盼了好久的高考就这么过去了，似乎还没过着瘾。这次考试的题目出乎意料地简单，甚至到现在我还有点不放心地问自己：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知道你急于知道我考得怎么样。我真不知怎么说才好。依我本人的感觉，这次考得还比较好，只是地理差一点。”
日：“[一月]三号一上班，我就给XXX[市教育局工作人员]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我的总成绩是310分。听她说，今年的高考，题目虽不难，但考得并不好。武汉市参加高考的人数共计33000人，录取名额大约1300左右，初选名额应是录取名额的两倍，即2600左右。开始定为总分200分参加初选。结果，得200分的人还不到2600人；所以初选的标准定为总分190分。科技大到武汉来招生，只选拔280分以上的，科学院正在武汉选300分以上的。我的成绩可能算上等，不算最好的（据说有接近400分的），也不是差的。据说江岸区考得最好的也只320分，比我多十分。如果这次没有其他限制，我就拿稳了，并且还不会上那种‘末流’学校。”[5]
上面这几段摘录显示，从得知恢复高考到考试日，一共只有40天左右的时间。那时我担任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白天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晚上回家后复习。准备考试的时间短，而对考试结果的等待却十分漫长。一直等到日，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休息，带着班里的学生在学校义务劳动。中午时分，学校政工组长手挥一个大牛皮信封走出办公楼，向我大喊“北大、北大”。原来寄给校革委会的北大入学通知书刚刚送到。学生们一下围了上去，我也激动不已。北大的《学生入学通知书》很简单，只有短短三行，例行公事般地告知：我应于2月27日至28日到校报到。让我宽心的是，信封中的《新生入学注意事项》提到“学生待遇”：“根据国务院国发[号文，国家职工入学时工龄满五年的，在校学习期间，工资由原单位照发。”这就消除了我的一大后顾之忧。[6]高兴之余，也有疑惑：我被录取到法律系，学法律有意思吗？
上大学不等于圆梦
十天后，日下午三点，我到达了北京站。这时，我已经24岁了。
进入北大是否就意味着圆满实现了大学梦呢？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还是摘录些第一学期的日记和书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2月28日：“晚上，来了一位姓朱的老师，我们便谈了起来，从他那儿我知道：北大法律系今年招生60人，其中女生13名，除北京外，各省只有2——3名。法律系共有80多名老师，学四年，开20多门课，属于绝密专业（北大还有一个绝密专业：原子工程），培养目标是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3月2日：“上午开始入学教育，跟系里几位领导见了面，也跟同学们见了面。我们班60人，来自22个省市自治区，最小的17岁来自南京，年龄大的有30岁，都像半老头了。几天来的印象，北大并不是理想之地，运动、教育都还没有走上正轨，也许还不如华工。实在有点叫人失望。但北大条件好，还是靠自己吧！”
3月11日：“我们已经开始上课了，北大名声很大，但教我们的老师讲得并不能吸引我们。当然，这些老师业务水平是很高的。我翻了一下文化革命前《政法研究》杂志，我知道名字的老师几乎都在上面发表过论文。他们能研究问题，但要讲解似乎还差一点。”
3月21日：“以前我总以为北大一定是舆论中心，各类消息灵通，但来了之后才知道，北大是消息最闭塞的地方，社会上刮起一场大风，北大却不会有任何波纹皱起，简直是死水！还没我在堤角的消息灵通……以前对北大、科学院都觉得像是团神秘的云，及至今日一看，原来如此！打破了我不少迷信。”
3月23日：“我厌恶引经据典地注入式教学，大学老师的水平也许很高，但讲课却不怎么样，很死板。”
3月24日：“现在时间过得快起来了，一晃就是一周。但一个月来，似乎没有什么收获，松松散散，脑袋里也很杂乱，不知如何是好。”
4月10日：“国家与法的课老听不上劲，老师反复讲的都是些学社会发展史时就知道的东西，而且没有生动的事例，没有生动的语言，简直是照着讲稿念，乏味极了。但我又不敢不听，老怕自己太愚，听不出其中包含的‘味’，于是用很大的力量去听、去想，又累又倦。也许不该埋怨老师，是自己太笨。”[7]
4月11日：“晚上有《唐代诗人杜甫》的讲座，不可不听。吃罢晚饭，人们又以昨天的速度奔向办公楼礼堂。但效果跟昨天一样，开始不到十分钟，挤得满满的礼堂开始松动了。再过十分钟，我也出来了。我走出礼堂，在星空下，看到眨巴着眼的星星和一钩新月，在黑色的天幕上闪烁，深深地感到，与其听那些倒霉的讲座，不如到未名湖畔，看湖里的星星和月亮。”
4月13日：“教室的桌子上写了很多字，这都是喜欢表现自己的人写的所谓‘警句’。一行向右看齐的字：‘你能坐在北大的教室里学习不觉得很幸福吗？’一行没有规律、东倒西歪的字紧接在下边：‘一点也不幸福，比我爸爸当年爬雪山过草地还难受’。我现在学习比较适应了，只是对‘国家与法的理论’毫无兴趣，老师讲得太糟，同学们怨声载道。我这学期打算把重点放在英语上，力争两年时间能看一般英文书刊。此外，我还想学点历史和文学。我还买了一本高等数学，没事也看看，里面有微积分、级数、算法语言和矩阵等部分，挺有意思。”
4月28日：“晚上和XXX（班里一位同学）谈得很对劲。他也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爱好也相当广泛，不俗气，有男子气概。我们之间默契要形成一种小组，把兴趣、性格相近的人组织起来，促进互相进步。我认为，要想在学习上进步，没有‘小圈子’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很明显，这不是排斥他人的小圈子，而是自愿结成、没有大小的圈子。这种圈子的维系不是利益，而是兴趣。这个班里应该有能干人，我们要主动去多多接近。”
5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任何理论都要受实践检验，当前马列主义、***思想也莫能例外。这就传来了新的信息。事实上，不打破教条主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就是空话、废话。现在理论工作者在‘理论禁区’前搔首徘徊，可怜已极。这篇特约评论员文章也许能救命。”
5月17日：“回想来了的这两个多月，似乎没有什么收获，学的东西都是以前知道的，无非是加深了印象。自己疲于跟着老师打转，学习上无计划、乱看书，时间花了不少，却不见进展有多大。今后要缩小学习范围，把博与深结合起来。外语也必须学好。”
5月28日：“我应该学顾颉刚的方法，在上大学之初立个比较大的研究课题，在四年中不断积累资料，争取到毕业时能拿出点什么来。”
5月30日：“上课测验以前和XXX（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学）在草地上躺着聊了会儿天，彼此都认为，考试能得个较好就可以满足了，关键是自己掌握知识的程度。”
6月12日：“我们‘国家与法的理论’讲课的方式太够呛，讲问题不分析事实，不分析现状，只是寻章摘句，进行‘逻辑论理’，进行概念推理的游戏。如果一切都可以用逻辑来解决问题的话，那认识世界太容易了。”
7月7日：“晚上组织生活要求人们总结一学期来的工作和学习。我只有一个感觉，宝贵的大学学习过去了八分之一，几乎毫无收获。”
7月12日：“明天就要考党史了。今天晚上，不少人又在路灯下过夜。我独异其趣，一闲对百忙，干脆早早上床了事。说也奇怪，到了考试前，心里反倒很踏实，很平静了。上帝保佑，不让我补考，我就心满意足了。”
7月21日：“下午考‘国家与法的理论’。到上午，我完全复习不进了。在报刊阅览室借了一本1957年的电影杂志，很有兴趣地看了一篇电影剧本《但丁街凶杀案》，写一个母亲的爱子变成了法西斯分子，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考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同学们借用《创业》中周挺杉的话说：‘我总的感觉是：解放了！’”
7月23日：“（放假了）九点半，我们出发了，北大再见！”
很显然，进了所谓中国“最高学府”却没有完全实现我的大学梦。也许大学梦只能靠自修完成。
1982年从北大毕业后，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在康奈尔我结识了一批新朋友，其中不少是北大校友，但更多人来自国内其他院校。我们经常在周末聚在校园里的Sage Hall聊天。久而久之，周末聊天成了定制。于是我们决定将周末聚会正式形成制度，称之为Sage Seminar。Sage在英文里指“圣贤”，Sage Seminar于是就有了“圣贤会”或“神仙会”的意思，这让我们好不得意。从1983年起到1989年，“神仙会”每周一次，几乎从未间断。一般情况下，每周有个主讲人，讲题涉及国际关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文学、戏剧、心理、环境、建筑、农业、数学、生化、物理、天文……无所不包，唯一的要求是主讲人要力求让非专业的人能听懂。隔一段时间，我们也会安排无主题讨论。这时谈话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时事政治上。如果说在康奈尔接受的训练对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帮助的话，“神仙会”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今天的大学生看77、78、79级可能有点神秘感。其实，如果让这三届学生与后来各届同堂参加考试，前者未必能有胜算。77、78、79级之所以是不可复制的，录取率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据统计，这三年的录取率分别为4.8%、6.6%、6.1%，远远低于1949年以后的其他所有年份，也低于明代科考、乡试、会试、殿试和庶吉士考试的录取率。但77、78、79级不可复制的另一个原因也许更重要：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曾“经风雨，见世面”，上过社会这所“大学”，在乡村、工厂、军营经受过磨砺。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们既体会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也认识到必须“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们在课堂之外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广涉古今、中外、文理；他们在没有师长督促的环境下学会了珍惜光阴、强学力行。这样，在进入大学课堂后，他们才能如马克·吐温所说：“我从不因上学而妨碍我受教育”（I have never let my schooling interfere with my education），在往后的生涯中，他们才能“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中国的77、78、79级是不可复制的，但为实现自己的大学梦，后来者未尝不能从这三届的经历中品味出教育的箇中奧秘。
香港吐露湾
[1]国家统计局编：《1949——1984，光辉的三十五年统计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140页。
[2]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03——216页。
[3]参见胡文彬：《“原作者”考论：为台湾“甲戌年（1994）红学会议”而作》，《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一辑，第62——63页；陈林：《破译红楼时间密码》，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刘传福：《曹頫，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九州出版社，2012年。
[4]据《***年谱》记载，***日抵达广州，11月20日回到北京，有可能路过武汉，因为他弟弟邓垦时任分管文教的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5]后来得知，当年湖北省一共有20.6万人报考，录取分数线定为理科165分，文科210分。原计划招收12211人，后来扩招了6000多人，实际录取18396人。见陈俊旺、曾方：“1977年湖北恢复高考：20万考生赶考录取1.8万人”，《楚天都市报》，日，http：//news.sina.com.cn/c/edu//s.shtml。
[6]我的一位好友被南京大学数学系录取，但终因担心不能带薪读书而退学。
[7]第一学期只需修“党史”和“国家与法的理论”两门课。
　　王德禄
王德禄，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物理系；1985年，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担任编辑；1993年，创办民间智库——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并任所长，为中国创业环境的改善做了大量工作。为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北京市人民政府等决策和管理机构提供以经济、科技管理为主的研究与咨询服务，发布了《中国制造》等系列报告。
大学梦的意义对我来说是去憧憬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它曾不止一次地出现，虽然最后开花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但我以自己能够加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而感到庆幸。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摆到了全国人的面前，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努力奋斗的结果。
大学梦：1977
1976年深秋十月，我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大游行。对我来说，心中埋藏了多年的一个梦想似乎要复活了。游行在青岛市政府的门前结束后，我与工厂的同事小颜一起来到了栈桥下面，坐在岩石上，海阔天空地聊着，聊着聊着，我就把心存已久的秘密告诉了小颜——“我要考大学”。小颜听到非常吃惊，在那个年代，考大学简直是痴人说梦，天方夜谭。
我也始终说不清楚为什么在那一天我会说起这个大学梦。但仔细想来是有原因的。1975年我高中毕业，在高中阶段时逢***二度复出工作，着手治理整顿国民经济。我的大学梦在那时就若隐若现地出现过。我对政治还有点敏感，潜意识中感到粉碎“四人帮”与考试上大学的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天，在我以后的人生中经常浮现，也是我人生中里程碑性的日子。
为了圆梦，1977年我利用当车间主任的职务方便，在办公间偷偷复习功课。当时车间里的工人师傅们都比较理解我，加上我的人缘不错，很多人都替我望风、保守秘密，让我安心复习。高中的物理老师郑老师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帮我找参考资料、解析重点难点和批阅模拟试题。
1978年2月初，参加查体的人都陆续接到通知书了，我却迟迟没有等到音讯。有一天在去同事家的路上，那是一条很平坦的路，我却摔了一跤，膝盖破了，手掌也磕肿了。平路摔跤，似乎意味着我对这次高考的期望值太高，以至于不能接受任何不利的结果。
过了两天通知书终于到了，我欣喜若狂地打开，看到录取学校是华东石油学院基础部物理师资班。后来才知道该校是“文革”期间迁到山东东营的原北京石油学院，原校“文革”前属北京八大学院之一。该校虽不是我当时报考的志愿学校，但也是刚刚被国务院确定的全国88所重点高等院校之一，我最终选择了来这里。
来到位于胜利油田基地的华东石油学院报到，发现校园的面貌十分落后，跟个大村庄差不多，像点样的建筑仅仅是图书馆、大礼堂、物理实验楼、女生宿舍楼和零星两层小实验楼，绝大部分建筑都是平房，男生宿舍和教职工宿舍则是“干打垒”房。
校园内几乎没有柏油路面，师生戏称其为“洋（扬）灰水泥”路，晴天飞尘扬灰，雨天连水带泥，为此还有“泥浆学院”之称。排水几乎是自然水沟，大雨过后校园一片汪洋，座座平房就像漂在湖面上，我们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于坑洼不平的教室、图书馆、宿舍和食堂之间，而且低腰雨靴还经常被倒灌进雨水。秋天来后，我发现高统雨靴还可作为“防蚊靴”，当地的蚊子非常厉害，它们在飞行时撞一下人就能瞬间完成吸血过程。晚上自习课时，防蚊靴起不了多大作用，而穿两条裤子再加上高统雨靴则防蚊效果倒很好。
大学的业余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一次，参观师生书画展。在展览上看到一幅戈革的篆体书法条幅：“何止十年号牛鬼，并无一日信狐禅”，我看了这幅字后非常激动，几次与戈革谈起。我对这样一句诗如此感兴趣，就注定了我是一个对时事政治感兴趣的人。还有一次，在大礼堂前的广场上看越剧《红楼梦》。我和力学班的王鲁平早早搬来凳子，在大广场占好位子。广场的观影环境并不理想，但是我看《红楼梦》时竟然入戏到泪流满面的程度。
1980年第5期《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立即引起了全国千百万青年参与讨论。当时媒体把它称为“人生观大讨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思想事件。在改革开放之前，所有人生观的宣传都强调学雷锋、做螺丝钉、大公无私，让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生命和理想完全融入到集体中去。记得潘晓信里面有一句话：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在这场讨论中开始出现了“人的自我设计”这种观点，我对这种观点十分欣赏。可以这样讲，我后来的人生之路，就是在不断地自我设计和自我选择。
第一次自主选择
计划经济制度下，不论是工人、农民、教师、军人，还是学生，一入校，都统统变成了“准干部”身份，毕业时也是“统包统配”，一到新单位报到，立刻成为正式国家干部。这和今天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大学毕业生以普通劳动者身份到处寻找用人单位，“自主择业”截然不同，看着这种大学毕业就业制度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不禁感慨万分。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了急速变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启蒙”时代，接续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是价值观的一场拨乱反正。那时，常挂在嘴边的词汇有关于“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争论性话题。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生，面对未来的征程宏图，开始了自我设计。先前那些要做祖国建设的“一块砖头”、“一枚螺钉”、“一颗路石”的宣教开始遭遇到了挑战。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位于涿州的石油部物探局，而我了解到物探局还有一个中央电大的教学点，于是我提出来要去电大，否则我就不报到。人事处长听后一惊，说要研究一下。我曾经设想一旦不批准我择业，我就走三条出路：一是回学校要求重新分配，如果拒绝重新分配的话，我就大闹一场，理由是组织分配也要符合我的意愿；二是回家乡青岛，自由谋职业；三是南下闯深圳，寻找创业机会。
半个月后的某一天，物探局领导终于批准了我的请求。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一次历史性转变，我沿着对物理学史、核武器与核和平、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等的研究方向，循序渐进，最终走向了创办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自主创业的道路。这个故事，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自主选择，也是我大学反思人生的结果。
大学给了我什么？
独立的人格。成长在“极左”的年代，我下过乡，也当过工人，办事情要看领导脸色行事。这代人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受到全面打压，谈不上个人的自由发展，直到我上了大学，才重获新生。在大学期间，没有了体力工作的压力，可以独立全面地思考问题，不停地反思。这四年，不仅是我，也包括我的同学，甚至是全民族都在反思。思考我们这个民族应该从“文革”等一系列极“左”的运动中吸取怎样的教训。我们这些年轻人，还要思考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什么才是人生的意义？在大学的四年时光中，我们“异化”的东西逐渐减少，正常人的价值观增多了。
更坚信改革开放。大学四年生活，让我得到了思想上的解放和精神上的独立。因为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无论是上学所受的教育，还是下乡和当工人所经历的磨练，人的自主思维受到了很多禁锢。恰恰是这四年大学生活把这些枷锁桎梏打破了，心灵上回归了自我。对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的这种感觉，80后的人是很难想象和理解的。大学毕业后直至现在，每每出现反改革开放，我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立场，捍卫***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改革开放，感谢***，尽管***也不是一个完人。
广泛的人脉关系。在我对高技术产业的咨询中，发现人脉关系网络是创业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现在想来，大学对我们每个人拓展和提升人脉关系具有重要作用。20世纪有两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是发现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个是量子力学的开拓者玻尔。在中国，研究爱因斯坦的首席科学家是许良英，研究玻尔的首席科学家是戈革。我作为戈革的学生，并经过戈革介绍推荐后成为许良英的私淑弟子，无意间沾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仙气。这无形中让我在北京的学术圈获得了独特的位置。我后来在北京的学术界很活跃，与北京学术圈中搞科学史的、搞社会学的、搞经济学的、搞哲学的来往都很多。现在想来，大学给了我人脉关系，我用这些人脉关系网络，走出了我自己的发展道路。
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是我大学时获得的最基本技能。近代科学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严谨的欧几里德几何，一个是用验证假说的实验方法。我读的是物理学，得到了以两个来源为主的科学方法论的训练。我在80年代的学术生涯和90年代的下海过程中，都得益于科学方法论的训练。80年代主要是搞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科学方法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记者问我做咨询靠什么成功时，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学物理学的，接受过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训练。
我看三个“十年”
80年代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思想解放，能够与之相对应的时代就是中国的“五四”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如果说80年代有什么结论的话，那就是“科学与民主”。现在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全国上下都形成了对改革开放的共识，而这个共识的基础实际上是“科学与民主”。80年代的思想解放从拨乱反正开始，伤痕文学、朦胧诗、人生观讨论、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迎接新技术革命浪潮、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文化讨论、万元户的兴起、个体经营的合法化。
90年代的最大成果是市场经济，这恰恰是“五四”运动所忽略的事情。90年代，市场经济成为科学与民主的一个基础，一个实现的必要条件。可以说，90年代对市场经济的探索是由全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下海的知识分子，有有思想的公务员和逐渐成熟的企业家，这三类人为中华民族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3年年底，我投入商海，创办了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下海后，长城所主要服务的对象是民办科技企业。当时，几乎每个省都有一两个经营规模在一个亿左右的企业，这些企业是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主要客户群体。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为创业自由做了大量工作，后来为创业者服务的各种工作在全国各地纷纷展开，90年代末，北京市各级政府为了能让创业更加简单、快捷，搞了各种社会承诺和集中办公。可以说，创业自由是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能否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21世纪的前十年中，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在这十年中，加入WTO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制造在世界的舞台上从地摊到超市，从百元产品到千元产品，实现了一次次的跨越。在这十年中，长城所做的较有影响的课题是“中国制造”，报告主要是研究中国取得世界第一的产品种类，这两个报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这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规划，同时也为以创新提供支持的科技咨询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77年高考开始，改革开放的30年，我们从青春走到暮年，各个重大历史阶段全都完整经历，80年代的思想解放，90年代的市场经济，00年代的全球经济，每一个时代都有感动我们的地方，但再也没有一个个体事件能和那年的高考相比，那样的激动人心，那样的永载史册。为了下一个30年的改革发展，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思想领先，需要战略领先。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应该在起点上全面展开，科学、民主与市场经济必将全面开花，结出新的成果。
　　李子实
李子实，1977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后在国家事业单位担任工程师四年，此后成为外资公司在华首席代表。1997年，进入清华紫光集团，曾担任下属上市公司总经理。现任维信诺集团顾问。三十年沧海桑田，历经中西企业文化的碰撞融合，见证时代起与伏，感悟人生名与利。
朋友向我约稿，要我写写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届学生，实在是有些忐忑。似乎有很多东西可写，但又无从下笔。
想起一次在汕头和别人谈事，说到我是清华毕业，他们都说常和清华的人打交道，你不像清华的人，风格和言谈举止都不像。其实我是生在清华校医院里，在清华附小、附中度过“文革”时光，“文革”末期又在清华附中当老师，1977年高考进入清华化工系的。工作多年后，又在清华读了EMBA。说实在的，比我更“清华”的人很少。这使我意识到不同年代的清华学子或许已经有了很多不同，我们这代人身上一定是有着与他人不同的“历史烙印”。
“代沟”这个说法，已经有几十年了，毋庸置疑，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想法、做法、生活方式自然会有所不同。尤其在这个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的年代，据说五六年就会有“代沟”，像我们这批最年轻也到了“知天命”年龄的人，与后来者有诸多不同应该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我们这些刚恢复高考就考入大学，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人，一定有着更鲜明的历史烙印。这种历史烙印不仅仅在于我们上学之前的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更在于我们经历、践行和见证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巨变过程。
几十年走来，许多往事已如烟散去，却总有一些挥之不去，许多记忆已如碎片难以拼接，却还有一些凝固在脑海里。评价一代人本身就是件很困难的事，不如把自己的经历勾勒出来，让大家去体会吧。
磨难·上学·命运转折
1966年文革开始，和许多人的家庭一样，我的家庭也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了严重冲击。我从小学时的三好生，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黑帮子弟狗崽子，成为了同学里的另类，每天上学都能感觉到周围歧视的眼光。那时上课已经不正常，我也经常逃学，跑到大学校园里去看大字报。因为只有在那种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孩子是谁的环境里，我才会有安全感。老师也不太管我是不是去上课，于是我就在逃几天学上几天课的日子里度过了小学最后的时光。在这期间，父亲一直被关押批斗，只有在清华一些开批斗会的场合，我才有可能见到他。
噩梦还在继续。到了我上中学前后那段时间，先是在初中读书的哥哥到陕北延川去插队，接着不久父亲被下放到江西，最后母亲也被下放到宁夏。家里除了12岁的我，还有小我5岁的弟弟和年过八旬的太外婆。我们三人留在北京，大概是因为太外婆身体尚好，还能照顾我们的饮食起居。母亲每月给我寄点钱，要求我每天写日记、记账，每周写封信把日记和账单给她寄过去，这样她可以知道我们在京的生活情况。
我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我是怎么一天一天熬过来的。这段过程，是磨难也是历练，我是与我的家庭成员，与那个年代里的人一起走过的。对于这一代人而言，这段经历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体验，是一段不堪回首又值得品味的往事。人是历史的见证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和那段历史所赋予的生命记忆与传承基因，都是不可复制的，而这种“不可复制”是那段不该再发生的历史造成的。
这种家庭四分五裂的状态延续了四年，我初中毕业时，母亲从宁夏干校返回北京，我也结束了那段“小鬼当家”的生活。但对我而言，马上就面临着是否还能上高中的问题。那时候学校整天学工学农，上课的时间并不多，我却仍然喜欢读书。但书念得好在当时并不是能否上高中的标准，家庭出身的因素往往会有决定性作用。好在当时文革前清华附中的校长恢复了工作，他力主把我的名字从插队的名单换进了上高中的名单里，使我可以再读两年高中。那时候对于我来说，连读高中都是殊为不易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初，在***指示下，文革开始后一直停摆的大学招生恢复了。但入学不需要考试，而是由基层推荐，主要从工农兵中选拔，“重在政治表现”，家庭出身也非常重要。虽然73年考过一次试，后来又因为“白卷英雄”事件废除了。阶级斗争式的政治觉悟，大概才是那个年代高等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标准。他们当中有一些优秀人才，但更多的优秀人才却因各种因素得不到同等的机会。当时他们被称为“工农兵学员”，除了上大学以外，还肩负了管大学、改造大学的任务，而老师却都是需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的感觉，他们除了大学生身份以外，还有着可望不可及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是“红色接班人”的角色。
不论如何，在当时年轻人中他们仍是令人羡慕的一群人，大家都希望能够得到这样的上学机会，我心里也有这样的梦。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得到这样的机会？那时有一部电影叫《决裂》，里面有一个镜头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是一双被高高举起来的长满老茧的手——当电影里言辞铿锵地喊出“这就是资格”的时候，我明白我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上大学的机会了。我甚至有点后悔，初中毕业的时候要是去插队，或许还会有双手磨出老茧的可能。
高中毕业时，由于一位福建的小学教师李庆霖的信得到了***的批示，对插队重新制定了新的政策。我的家庭情况符合政策，我可以不去插队。因为学习成绩较好，学校把我留下来做了一名语文教师，工资可以拿到42.5元。在同龄人中，我是属于运气相当不错的，但对于上大学，则完全不敢有奢望。当时的想法，这辈子能够在中学规规矩矩当一辈子教书匠，就算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了。
文革的结束使我藏在内心深处的梦再次开始萌发，对未来也有了一种新的期待，而如何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却仍不明朗。知识青年开始陆续返城，对于能否恢复高考，高层仍处于激烈的争辩之中。要害是1971年一份关于大学招生的纪要，招生的方式和标准都不利于恢复高考，而这份纪要是***圈阅过的。住在高等学府清华，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争论的小道消息，不好的消息总是要多一些。1977年10月份，恢复高考的决定终于公布了。虽然大家认为恢复高考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但当决定真的公布的时候，还是突然得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一下子有了一种人生命运即将发生转折的预感。按现在的话，应该叫“屌丝逆袭”吧。
考试的时间定在当年的12月份，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没有现成的复习资料，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复习——很快大家就进入了一种手忙脚乱的状态。中国11年没有高考了，报志愿也是稀里糊涂的，但在当时，似乎志愿也没有那么重要，只要能有上大学的机会就好。12月份，中国沉寂了长达11年的大学考场，聚集了多年来丧失了高考机会的570万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有着不同阅历，覆盖了十几年的年龄区间，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待——这种场面现在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难以置信。
77年高考录取人数只有29万人，包括大专，本科实际录取21万人，录取比例不足4%。这样低的录取比例，似乎此后没有出现过，但这样容易的考题，同样也没有出现过。和同龄人相比，被录取的29万人成了那段不幸历史的幸运者。回首那段往事，除了感谢命运对我们的垂顾，更多的是期望中国永远不要再重复那段荒谬的历史。
渴望·学习·拼命成长
高考结束，我被录取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我们那一代人，在应该接受教育和成长的路途上，失去得太多，耽误了太多。当终于实现了大学梦，进入到校园以后，恨不得立刻把过去那些损失补回来。和在中小学就寒窗苦读，入大学后反倒有所放松的后代们不同，我们入学以后那种疯狂读书的劲头，现在大约是不多见了，理工科尤其如此。除了吃饭睡觉，当年学生们的主要时间都泡在教室和图书馆。清华的主楼有一个“不夜城”，夜里是不熄灯的，这里就成了很多勤奋的学生经常光顾的场所。也有的学生会改造宿舍的电路，在宿舍集体熄灯后还能留一盏“长明灯”在那里。在学校对我们的学习时间进行调查时，发现很少有人只用8小时时间学习，而用16小时读书的却不是个别人，平均起来，每天大家用于学习的时间大概在12小时左右。
学习的动力主要来自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前景的期待，但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由于历经文革浩劫，对于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和未来国家的命运，大家也有着很多深入的思考。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经历了真理标准讨论，三中全会，中美建交，对越反击战等等一系列的重大事件，改革开放也开始启动。人们的思想既迷茫混乱，又积极活跃，有对前景的美好期望，也有对现状的不满抱怨。同学之间经常会有一些不同形式的讨论，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尽管看法上存在着不少争议，大家却并不愿意总是纠缠那些过去的事情。那个年代有两个很有影响的口号，一个是北大学子喊出的“振兴中华”，一个是清华学子喊出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说明了这代人始终有着立足当前，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的抱负。
清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既传授知识又引导做人的学校。我们在清华读书的时候，“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没有作为明确的校训提出来，连我这个地道的清华子弟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校训，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清华文化对我们的熏陶。这种文化的传承是潜移默化的，是在一种浓厚的氛围里反复感受和体验，逐步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老师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把科学的思维方法贯穿其中，让大家有了一套严谨的思维逻辑。对于那些没有根据，似是而非的说法，违反客观规律的做法，不论来头多大，有多么权威，都很难得到我们的认可。学校提倡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行胜于言、团队合作这些精神都对我们日后的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课程比较多，课程的涉及面比较广，有些课程虽然授课程度不深，但由于基础知识和思维方法的建立比较扎实，在以后的工作中遇到需求后也能很快地深入进去。这能让我们毕业以后可以很好地适应新的变化，适应知识的更新。毕业30年后聚会，看到多数同学都已经不做本专业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在非专业领域做出成绩，不能不说和清华的授课方式有关。还有诸如清华重视体育的传统，清华的辅导员制度等等，都是这个学校非常鲜明的特点，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当年的毕业分配和现在不同，分配到什么单位是没有什么商量余地的，不服从分配的后果很严重，不像现在毕业后可以选择的去向很多。我的看法，能多一些选择当然更好，但选择过多并不是一件好事。没有选择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选择太多则可能“在森林里迷路”。有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才会真正激发出人的潜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人在有若干选择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常常会想退路，反而会把能干好的事放弃了。很多大事业往往都是在没有退路的状态下成就的，不断地选择通常会一事无成。
商业·市场·开放思维
1982年大学毕业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在当时，改革的焦点还在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已经初见成效。但城市的企事业单位改革基本未动，深圳特区的建设起步的时间也不长，还没有体现出特区的活力。同学里开始有人出国深造，也有人去读研究生，更多的人服从分配到了不同的单位，天各一方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我们这代人大学毕业后的发展起点，基本与改革开放的进程是同步的。我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科委下面的理化分析测试中心，从事化学分析和仪器分析工作，做技术工作三四年后，我邂逅了一次“陌生”的机遇。
分析测试仪器在当年还是比较新的技术领域，中国在这方面非常落后。国内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对此有很大的需求，但国内产品基本无法满足，需要从国外进口。国外特别是欧美这类产品的生产厂家，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看不清楚，不愿意贸然到国内来销售他们的产品，而国内单位那时还比较闭塞，也不清楚国外相关产品的信息。最先到中国来做销售的，是一些对国内情况相对了解的代理公司。其中坐落在美国硅谷的一家商业公司，找到我们单位希望能合作，共同开发国内的分析测试仪器市场，单位领导的思想比较开放，认为这是件很值得做的事情，答应出一个懂专业的人与他们合作。
在那个年代，做这件事有三个障碍，一是专业人员通常不肯放弃专业离开实验室；二是从商这件事，在中国历来不被看作是正经行当；三是给外国人做事，总会让人有不爱国的洋买办的感觉。因此单位领导约谈了几个专业人员，竟没有人愿意去。领导后来找到我头上，我很快就答应了。我的想法，一是仪器本身就是工具，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专业的仪器操作员；二是我对于国外公司是怎么一回事充满了好奇，相比之下，专业对我没有那么重要，何况这个工作是商业和专业的一种结合，不算放弃专业，还可以了解更多的专业信息。
合作最早的障碍是语言不通，那时候在学校学英语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四级六级十分规范，毕业后基本对话是可以对付的。那时没开放，我们在学校学的都是哑巴英语，主要为了阅读科技文献，绝大多数人听说写都不太行，清华北大的毕业生也不例外。而且我上大学那几年，因为英语师资暂时调配不过来，入校时学的是日语。除了在中学学了一点“Never forget class struggle”式的英语，大学时期自己漫不经心地自学过一些英语以外，没什么基础。记得见老外第一面的时候，说money这个词我竟然没反应过来，场面很是尴尬。
当然这难不倒我，语言很快在环境的逼迫中得到了提高，也得到了老板的认可。接着就是些外贸方面的东西，第一次接触了商业合同，有了信用证、仲裁、不可抗力等概念。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东西，那时候在中国还是鲜为人知的。一年下来，自己从工程师变成了美国公司的驻华首席代表，一个代理美国产品的技术商人。单位通过双方合作的收入给我提成，我还记得第一次年底拿到一千多元奖金的时候，旁人那眼红的样子，毕竟那时的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
现在回过头去看，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期，有着太多的事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们在学校所学，离社会需求特别是开放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但只要肯干，却有着大把的实践机会。那时懂市场，了解企业管理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用提什么职业经理人，连懂起码商业规则的人都不多。这方面的人才缺口，远远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缺口。我这个选择，其实是适应了时代的某种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己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理解也越来越到位。而中国全社会的变革潜力，也在这个阶段被不断地释放出来。
社会的变革的前提往往需要一批中坚力量转变观念，解放思想，首先从旧体制和保守思维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几年的经商经历，让我学到了很多，更大的收获其实是来自理解市场模式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方面。我更多地体会到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思维的逻辑，理解了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巨大区别。而知识和经验的不断积累，收入的不断增加，相比之下并没有那么重要。
***南巡之后，国门进一步敞开，在一段时间内竟形成了全民皆商的局面。这时的我反而有些迷茫，不知道是不是这辈子就这么干下去了。我早几年从老外那里知道了有MBA课程，一直希望能系统地掌握这方面的知识。92年听说清华试办EMBA班，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就立刻下决心回去母校就读充电。说实话，当时的EMBA班还属于草创阶段，但我依然觉得一下子打开了思路，萌发了弃商投身实业的想法。因为企业管理是当时中国实业的一块短板，人才缺口很大，比从商有着更大的发展机会，完全可以一试身手。
实业·管理·传统思维
在清华读完EMBA，我离开了这家美国公司，来到了清华紫光集团，不久开始分管公司的生物医药板块。学校办企业，是中国当时体制下的一个产物。由于研发成果离实用较远，转化困难，学校开始效仿中关村模式，试图通过自己办企业实现校内的成果转化。但运行下来，有成有败，利弊得失，见仁见智，说来话长，不在此处赘述。而我的经历，在这个体制中却比较另类——2000年紫光为拓展生物医药板块，收购了湖南一家医药上市公司，我被派到那里做了五年上市公司总经理。
中国的上市公司，在90年代初期启动，2000年已有几百家。由于初期的市场经济尚未成形，法律法规漏洞多，企业经营者观念落后，早期上市的公司，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好像一块不太成功的试验田。90年代后期，一些老的上市公司开始被其他企业“借壳上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重组潮，这家上市公司也是当时被重组的企业之一。
我相信，一个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由于那里整体的市场体系和法律环境非常成熟，可以把精力真正放在管理经营和市场推进上。在国内沿海地区特别是一线城市，在市场理念和大环境方面，也在逐步和发达国家靠近。而内地的思维方式和理念，却与沿海地区相距甚远。这种差距造成了不同地域的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反差，内地的企业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应付经营管理以外的事情。
从外部环境看，由于地方税收少，税务局会经常到企业来盘点，想方设法从这里抠出更多的税款，一些执法部门也经常用各种不靠谱的罚款理由找上门来。你要想方设法和他们搞好关系做“朋友”，一旦被他们在“情义”上认可，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媒体希望你到他那里做广告，或支持一些赞助费用，否则可能会专找你公司的短处曝光……
企业内部并没有随着上市改制，沿海的经济已经开始全球化进程的时候，这里企业的很多制度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人的观念也大都停留在那个阶段。员工与企业签订的是集体合同，难以淘汰不合格的人员。党是妈，厂是家，子女顶替父母就业是天经地义的。那个时候在中国内地，这样的企业比比皆是，效率低效益差，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当你接手管理一个内地企业，在对其进行经营管理的同时，还要花更大的力气对企业内部进行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这是我们这一代企业经理人无法回避的宿命。
一个三千人的老国有企业，对企业制度和人员做手术，势必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谈何容易。好在人心思变，当地政府的一些领导和企业内部的很多干部，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2002年平稳地安排八百余人下岗后，企业才真正步入正常经营的阶段。在这些下岗人员中，多数是我的同龄人，他们被那个荒唐的年代耽误了，观念和能力都无法跟上时代的发展，只能在无情的市场规则面前被淘汰。即便如此，我内心仍然有些纠结，平心而论，他们不应该为过去那个年代付出这样的代价。但经济思维必须要权衡利弊，社会的发展在强调效率的时候也常常无法兼顾公平，或许这就是社会变革必然会产生的阵痛。
五年的上市公司总经理经历，我虽然积累了不少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心得，但感触最深的，却是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实力，思想观念的巨大反差。毫无疑问，沿海地区的发展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而内地地区的滞后，却实实在在代表了中国目前的国情。这种极度不平衡的存在，并不全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思想的束缚造成的，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思维和现代经营管理理念之间的碰撞。例如，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人情经济”，遵循的潜规则就是建好人脉关系，而这种“关系至上”的行为恰恰是市场经济规则的腐蚀剂。
我离开那里已经有八年了，今年故地重游，我看到了城市面貌发生了不小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已经大不相同。他们说当年我的“观念启蒙”让他们印象深刻，受益匪浅，还回忆起当年我如何对付一些官员和媒体“敲诈”的事。我非常感谢他们多年以后还对我那么认可，其实，我只是在岗位上尽了自己的责任而已。我知道，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依旧存在，除了地利、资源等影响因素之外，观念差异仍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传统思维和现代思维的碰撞，还会继续下去。
制造·创造·文化融合
2005年，因父亲病重，我从湖南调回北京。父亲去世后，经清华控股推荐，我从清华紫光转到了现在的公司——维信诺。岁月匆匆，人生苦短，这应该是我退休之前的最后一站了。从大学毕业开始，我的人生经历了从工程师到商人的转换，又经历了从商人到职业经理人的转换，从事的行业则先从仪器仪表转到了医药，这次又从医药行业转成了显示行业，所在的公司也从内地传统国企转成了以创新为宗旨的高科技企业。
这是一个全新的企业，说它是全新，一是走过的路与其他企业完全不同，甚至现在很多经营思路还在探索之中，二是它是以液晶显示后一代技术——有机发光显示（OLED）的创新技术集成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企业，三是企业团队的组成相当年轻，加入到这个团队里的我，已经是公司屈指可数的老一辈了。
清华早在1996年就开始研发有机发光显示技术，与国外大致同步。但在国内，从学校的研究成果到形成产业化，总是因为学校和企业各自的机制问题而使转化无果而终。为了解决产业化的问题，项目负责人自己下决心办了企业，通过中试的技术集成掌握了产业化技术，并于2008年在昆山开始了小尺寸OLED显示屏的大规模生产，实现了国内OLED产业的从无到有，清华和维信诺公司也因此共同荣获了2011年度国家发明一等奖。目前产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大尺寸的OLED大规模生产线也正在筹备建设之中。
尽管一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里奔波，中国的发展速度依然让我时时感到出乎预料。在我们走过的年代，更多的是从无到有的尝试。我们打开国门引进和拥抱国外的先进技术，追赶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脚步；通过开放去学习西方的先进理念，建立正确的市场思维，进而冲破传统的束缚，努力地把新的思维理念付诸实践；——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所在。而就在“中国制造”风行全球，引起世界各国惊叹的同时，“中国创造”也已经开始起步，使命更多地落在了下一代人身上。在这里，我能够感受到更强大的自信，看到未来发展的延续。虽然这个团队仍显稚嫩，但谁又不是从年轻走过来的呢？
现在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带人，让年轻人尽快地成长起来。与原来在内地公司的关注点极为不同，公司经常会讨论一些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营方式，通过学习和批判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商量如何形成自己在国内乃至全球的竞争优势。同时，在企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团队的创业激情，传承公司的创新理念，也是公司高层经常议论的话题。
回顾几段经历的反差也常常让我更关注文化问题。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时候，来自传统文化深处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仍然对国人的思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如官本位、关系网、不守法等等。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凝聚了如此广大的人群，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自然有它的伟大之处。我不赞成****，但传统文化不经过扬弃，不与其他文化进行融合，则会失去它的生命力，中国近代的屈辱史恰恰说明了这点。或许，这会成为我退休后时常思考的问题。
承载着一代人梦想的台阶
1982年我们从清华毕业的时候，就有人想着我们这些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入学的学子，应该给学校留下点什么。最后不知是谁的想法，决定在清华主楼的台阶上刻上清华“一九七七级一千零一十七名学生”的字样。把自己比喻成通向未来，为后人做铺垫的台阶，这个创意在当时就得到了很多同学的赞同，到现在回过头去看，用台阶来表现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人生，更让人觉得精准恰当。用文字去描述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是很难做到的，但如果你走到这拾级而上的台阶前，看见台阶上那行历经风雨后的墨迹，就会知道什么叫做“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们这一代学子，在青少年时期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绝大多数人的豆蔻年华，是在农村、厂矿、部队及各种不同的行业里度过的。那个年代教会了我们在苦涩中体验幸福，在压抑中寻找乐观，在沉沦中守望梦想，在逆境中坚持前行。我们在职业生涯起步时，又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做了很多前人没做过，后人也不会再做的事情，在很多人成为先行者的同时，也有更多的人成了“先驱”。但不论是成是败，是伟大还是平凡，对后来者都是有意义的。他们可以踏着这些铺垫好的台阶，更好地把握未来，超越我们做出更辉煌的事业，这也许正是承前启后的原意。
粮票、购货本、外汇券随着计划经济的瓦解随风而去，算盘、墨水瓶、打字机也随着科技进步的大潮变成了古董。这个年代，你可能再也看不到高中毕业就在课堂上讲课的中学老师，看不到说野路子英语的外企首席代表，也遇不到耗费精力向员工灌输市场经济观念的上市公司老总。我们这代人，历经沧桑，许多记忆已经失散在岁月的转角。我们很快会带着那些不可复制的经历，带着那些被时代发展快速折旧的经验，退出自己的职业生涯。
然而，不论不同年代的人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有多么不同，“代沟”宽得如何难以逾越，仍然会有一些难以改变的东西会不断地传承下去。例如如何面对逆境，如何在浮躁的社会中坚守梦想，如何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求真、行善、欣赏美，如果你想做一个出色的人，你一定会在前人那里找到答案。尽管现在经常能感受到年轻人急功近利的心态，听到“神马都是浮云”的混世言论，但我依然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规律。同时，我也为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包括那些说不出多大成就的事情而骄傲，而不是只为那些成功者喝彩。
2002年，清华77级毕业20年的时候，同是清华77级校友的祁海鹰教授写了一篇《清华1977级世纪宣言》，摘取其中的一段，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今天，我们重新站在了这普通的台阶上，面对的是母校的未来。
我们长成的那个年代，
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与祖国紧密相连；
决定了我们奋斗不懈而又甘作铺垫。
成功不是事业的终点，“追求完美”才是崇高的境界。
正因如此，让我们从现在相约：
每隔十年，都将这一九七七级一千多名同学的字样刻向上一个台阶。
无论谁，只要一息尚存，就让它不断伸向主楼的大堂，伸向清华的未来。
使我们与母校朝夕相伴，注视着她一流的丰采。
纵然我们中间已经有人悄然离开，也将与这不断延伸的石阶光辉同在。
我们和我们的时代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7年夏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中文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教育部颁发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2013）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等著作30种。
一个人的命运与某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那是很幸福的。因为，你从此很容易“自我介绍”，也很容易让时人或后人“过目不忘”。比如，你只要说自己是77、78级大学生，大家马上知道你大致的背景、阅历以及前途等等。
“埋葬过去，但不无留恋”，这是鲁迅《坟》中的一句话，我常用它来自比。1954年，我出生于广东潮州，父母都是汕头农业学校的语文老师，藏书颇丰，对我来说，喜爱读书，是顺理成章的事。“文革”中，父亲因为曾在台北的《中华日报》工作过，被打成“牛鬼蛇神”，初中毕业后，我就不能继续学业了。15岁那年，我带着两个弟弟和祖母回到老家插队，在乡亲们的关照下，我当上了山村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八年。成为北大博导时我追忆道：“平生最得意的，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我都教过。”
决定命运的高考1977年，高考恢复，我的命运由此改变。不仅生逢其时，而且有机会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代表”，这种幸运感，类似于“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就有这种感觉。因当年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登在《人民日报》上，以致每当新闻界、文化界或历史学家需要追怀改革开放如何起步，以及恢复高考的戏剧性场面，我经常被要求“配合演出”。时至今日，还不时有同龄人或对当代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后辈，用欣羡的口气向我提及此事。这确实“很光荣”，可同时也是一种尴尬，仿佛自己从此被定格，很难再有大出息。20年前，我写过一则短文，题为《永远的“高考作文”》（《瞭望》38期，日），嘲笑自己再也写不出比“高考作文”更有影响的文章了。
考场上的作文，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怎么能登上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呢？你只能从“文革”刚刚结束、整个中国百废待兴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我的不虞之誉。其实，不仅是我个人，我们这一代，都面临相同或类似的处境。当初惊天动地的大变革，今天看来不过是“恢复常识”而已。换一个历史时空，上大学无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这有什么好激动的？再过百年，那些子孙后代们，肯定觉得我们很奇怪，唠唠叨叨大半天，说的就这么点芝麻小事。只有设身处地，才能理解我们当初的激动，以及日后为何不断追怀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
也正因此，我们很容易有意无意中夸大了自己的感受，以为全世界人民都跟我们一样，特别看重“恢复高考”这件事。五年前，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并刊行了《永远的1977》一书，我为此书撰写了题为《未必“永远”的记忆》的序言，提醒大家注意，本书的作者，基本都是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说全书弥漫着某种“成功人士”的“踌躇满志”，不算太刻薄。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30年后“追忆逝水年华”，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
从教师到教授
平生第一次离开潮汕，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就读。入校那年我24岁，在今天已是硕士毕业的年龄。回忆起来，不无遗憾，但也有好处，就是自学能力强。很长时间里我全凭兴趣读书，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倒是跟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趣味比较接近。
在中山大学一气儿读到硕士毕业，抱着到外面走走的想法，我来到北京，本来是打算“转一圈，不行再回来”。几经辗转，我的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送到了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王瑶教授助手的钱理群手中，他于是向王瑶推荐了我。起初，王瑶先生希望我来北大任教，但校方不愿接收一名外校的毕业生，于是王瑶先生转而将我招收为博士生。就这样我成了北大中文系最早的两名文学博士之一，后来也顺利成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王瑶先生不拘一格的传道授业方式，对我影响至深。先生随手抓过一个话题，就能海阔天空侃侃而谈。似乎是离题万里的闲话，可谈锋一转，又成了题中应有之义。王瑶先生好抽烟斗，讲讲停停间，烟雾缭绕，弟子都跟着受“熏陶”了。
读博期间，我与从事晚清文学研究的夏晓虹结为夫妇，成为北大中文系一对著名的“学术伉俪”。我俩挑了一个周末，在夏晓虹的筒子楼宿舍里拼了两张书桌，叫上几位同学、好友，就算是办了婚宴。当时，我正与钱理群、黄子平合作“20世纪中国文学”的选题，这场“婚宴”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学术研讨会。婚后，我们辗转居住于校园内外的筒子楼里，每到晚上，屋中老鼠奔跑，玩得很欢，我们照样闭门读书，自得其乐。
毕业时，我交出了32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在学术界取得轰动，被认为是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不可不读的书目，至今不断再版。
“好读书”与“读好书”
我曾闲刻一枚藏书章，印章上，两个戴眼镜的小人肩并肩坐在一盏台灯下读书，右边长头发的是妻子夏晓虹，左边就是我。虽然寥寥数笔，却神形兼备。我们夫妻二人经常在各种旧书店、小书摊淘书。如今家中究竟有多少藏书，自己也说不清。书不在多，真正的读书人是一本一本买下来，一本一本地读。
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为了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我在《读书》等刊物上不断发表随笔。2012年6月，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出版，收录了我一系列演讲、随笔。在引言中，我写道：“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
当今社会，读书似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不唯大众，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甚至精英阶层，也不再以读书为乐。读书其实是一种精神生活。读书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现世和现实，还有追求，还在奋斗；还有不满，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最关键的功能并非求知，而是自我修养，保持一种思考、反省、批判、上下求索的姿态和能力。
读书不再被认为是严肃的、认真的、必须面对的事情，阅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和要紧。周作人说过，庸劣之书，“非特无用，且为大害”。现在，读书人更需要选择的眼界、自我阅读的定力，还有批判的眼光。书有好有坏有雅有俗，相对于整个文化生产，经典的书还是更值得阅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2000年的经典，有200年的经典，有50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认真品鉴，有时代性。
“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阅读需要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是非读不可的。读进去，你会发现，书带书，书引书，读多了，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口味，也会不断调整自己的视野。
直面人文之困
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至今不开博客，更没有微博，经常“缺席”热门话题。早在20年前，我在《学者的人间情怀》中写道：“我个人更倾向于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保持一种人间情怀。我不谈学者的‘社会责任’或‘政治意识’……读书人应学会在社会生活中作为普通人凭良知和道德‘表态’，而不过分追求‘发言’的姿态和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只是在努力兼及“学问”与“人生”，“著作”与“文章”。
晚清以降，一直到今天，毫无疑问，“西学东渐”始终是主流。既然是“时代潮流”，不必唱赞歌也能奔腾万里。像我这么发言，其实只是在给当道诸公提个醒，拾遗补缺，敲敲边鼓而已，根本就不指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中国有句老话，叫“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问题在于，今天中国学界，对到底什么是好的教育方式并无共识。教书这一行，本就是良心活，做多做少，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知道。当代大学教育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从夫子游”、“咏而归”这样风雅、闲适的教育方式，似乎已难以实现。
很多人在评价当代社会时，都会用到两个词：浮躁和急功近利。因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时间感与空间感全都变了。一边是“天涯咫尺”，另一边则是“争分夺秒”，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很难了。远离古代文人雅士的沉潜与静穆，现代人之所以只争朝夕，有其合理性。
近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人文学科，以及当代人文学者面临的困境。我想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政府及民间的普遍尊重，有其合理性；第二，人文学科的命运与人文学者的命运，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第三，人文学者必须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及工作策略，主动出击，大声地说出我们的好处，向世人展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及价值。我不主张一味地孤芳自赏或冷嘲热讽，那样久而久之，真的会变成“深宫怨妇”。
自愿选择教师职业的，十有八九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投入这个行业的前提，就是相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后的“人才辈出”以及“民富国强”，是看不见的，最多只能见其端倪。也正因为有此愿景，现实中的诸多缺憾、奋斗时的无数挫折，都能泰然处之。我曾说过，自己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某种意义上，强调耕耘而淡化收获，甚至将耕耘本身作为目标，这与鲁迅先生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其实是异曲同工。
怀旧与自我表扬
“纪念77、78级毕业30周年”，到底是怀旧，是自我表扬，还是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角度审视“这一代”的得失成败？我的愿望当然是后者，而实际效果呢，很可能是前者。
77、78级的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我们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是时代的受益者。我们赶上了干部年轻化，赶上了社会转型。我们从那么低的地方起步，走过来是不容易的，但从历史角度看来，并不因我们走来不易就获得很高评价。我们要警惕过分地自恋，清醒认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为。
我终于想通了——“学术性”与“纪念性”本就是两回事，几乎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初的莘莘学子，如今成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借毕业30周年的机缘欢聚一堂，有何不可？谁让你把事情想得那么伟大？不就是一次聚会嘛。若这么定位，更合适的组织形式，应该是以学校或院系为单位，彼此之间互相熟悉，多少总有点“情意结”。
记得十年前，中山大学举办过类似活动，我专门从北京赶去参加，还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专访。针对所谓的“77、78现象”（即“这两级学生无论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政、从商，大都取得了相当出色的成就”），我的回答是：“77、78级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走过来的，是中国教育史上成分最复杂、年龄跨度最大的一群。他们在时代转折关头进入大学，具有自我审视的能力，学习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此而已。”“其实，77、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神奇，他们的成绩被放大了。”这么说，并非妄自菲薄；在我看来，这代人的“成功”，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十年后重读这篇专访，基本立论还是站得住的。
时代给予的光环
自我评价不是特别高，是因为心中另有一把尺子，那就是、1918级的大学生。“五四”运动爆发那一年，北大中国文学系三个年级的学生，合起来85人，日后常被提及的有：1916级的傅斯年、许德珩、罗常培、杨振声、俞平伯；1917级的邓康（中夏）、杨亮功、郑天挺、罗庸、郑奠、任乃讷（二北）；1918级的成平（舍我）、孙福源（伏园）等。“要是你对现代中国政治史、文化史、学术史略有了解，你就明白这一名单的分量。”单就人数而言，参与“五四”运动的北大国文系这三个年级的学生，与中大中文系或北大中文系77级的规模不相上下。可两相对照，无论北大还是中大，都再也拿不出如此辉煌的名单。
我曾提及：“对于当事人来说，曾经参与过‘五四’运动，无论在京还是外地，领袖还是群众，文化活动还是政治抗争，这一经历，乃生命的底色，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