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杀勿论——军统第一杀手对日军下达格杀令
1941年7月，日本各大电影院在放映电影前，都要播放一段新闻加片，播放时所有观众都要起立鞠躬致意。这段加片是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赤木亲之的盛大葬礼，葬礼队伍中有外交人员，但大部分都是有英、美、中、俄、印、日各国的警察，为什么外交官的葬礼，主角却是警察？汪伪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却要在特工总部召开，这又是为什么呢？被日本人称为“魔都”的上海，又上演了一场怎样的特工大战呢？1939年8月底，汪伪召开伪国民党“六大”会议，汪精卫在会上宣布，只有自己才是合法的国民党领导人，正式宣布准备组建政府。然而，汪精卫义正词严的演讲，和会场上密布的汪伪特工，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场对汪伪政府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地点却是防卫森严、关押着大量爱国志士的汪伪特工总部——76号。在大牢里开伪政府筹备会议，显然有些不吉祥。汪精卫有他的苦衷，没有特工的保护，汪伪的要人们不敢迈出会场一步。在汉奸们看来，军统特工们无处不在，只要一不小心，就会遭到暗杀。卖国也成了拿命干的高风险买卖，这恐怕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人准备找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出山，唐绍仪随即就被刺杀。王克敏刚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就遭到军统特工刺杀，所乘车上的人除了王克敏，其他人都被打死。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刚发表投日声明，军统特工就摸进他的卧室，打死正巧睡在汪精卫房间的秘书曾仲鸣。就连上海三大亨之一，和杜月笙齐名的青帮大头目张啸林，一生杀人无数，只因为投靠了日本人，也在刺客枪下毙命了。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两百多名重要汉奸被军统制裁。军统的刺杀让很多人不敢当汉奸，当了汉奸的不敢说自己是汉奸，这成为了二战中的一场奇观，这场举世罕见的特工战、神经战，让日本难以找到统治中国的帮手，甚至影响了中国抗战、乃至二战的全局。这场激烈战场的中心，是远东地区当时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上海。上海有一块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国中之国”——租界。在这里，十里洋场的霓虹灯背后，三教九流的暗中交锋。对这个错综迷离的魔幻都市，日本人起了一个名字——“魔都”。日军占领上海后，大量军统特工潜伏进租界，日本宪兵和警察都无计可施。正如这份日军上海特务机关发给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绝密电报上显示的，要让上海局势平稳，日本就要想办法渗入租界。日本这个打进上海的楔（xiē）子，就是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赤木亲之。他还有另一重要身份——日本反特工专家。赤木亲之，表面上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实际上生于日本武士家族，二十七岁就当上了兵库县警察厅外事课长，主管在日华侨最大聚居地神户的反间谍工作，是一个“中国通”。在日本的压力下，租界的管理部门工部局，同意赤木担任警务处特别副处长，来指挥包括英、美、中、俄、日等国的5700多名警察。有了赤木，租界对军统特工来说就不再安全了。1939年夏，在赤木的背后操纵下，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在租界内被捕，日军随即展开大搜捕，大量军统志士殉国，上海的组织毁于一旦。噩耗传到重庆，军统负责人戴笠痛心不已，为了报仇，戴笠将手中的一张王牌，放到了上海。日，日军收到情报：军统派遣“陈恭树”率四十余特工，已经潜入上海。这个“陈恭树”，就是军统“四大金刚”之首，被称为“辣手书生”的陈恭澍。刺杀王克敏和汪精卫，都出自他的手笔。陈恭澍的情报高度保密，日军当时不但没有他的照片，甚至搞不清楚他的名字。这一次，陈恭澍取代王天木，成为军统上海区区长，他就任后不久，为告慰牺牲战友的在天之灵，发起了一次举世罕见的任务。众所周知，各国特工的刺杀任务多是定点清除。但陈恭澍在1940年初，拟定了一道“格杀令”：“以身着军服的日本军人为格杀对象，不论其军阶高低、官职大小，无须事先奉准或报备，得手当场就干掉。”为了不误伤无辜，陈恭澍特意要求：“对穿便衣的，即使明知道他是日本军人，我们也以‘“解除武装’”视之。假如有一天日本军人都不敢身着军服到处横行，鱼肉国人，那就证明此一行动奏效了。”要执行这道命令，有着巨大的风险，但军统负责人戴笠读完陈恭澍的报告，为他拳拳爱国之心所打动，当即拍板同意。他在命令中加了一个并非军人的名字——赤木亲三，是军统在租界的最大敌人。而行动之前，陈恭澍对“格杀令”又加了两条要求：一是要在日本人的地盘上动手，不给大家添麻烦；二是绝对不能殃及无辜同胞，不允许用同胞的房屋做据点和掩护。这么一来，只有在路上截击赤木了。当时军统上海区的经费极为困难，每个特工人员每月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微薄薪水，行动经费也非常有限，连出租车都叫不起，怎么拦截赤木的车呢？这没有难倒军统特工们，他们先想尽办法，找到了一名租界的中国警察，摸清赤木的住址。再花整整十天蹲点，查清了赤木的出行规律。6月17日上午八点五十分，行动小组配置完毕，行动正式开始。九时十五分，赤木的车子疾驶而来，负责放哨的特工立刻摇动帽子打出信号，另一名特工急速推出一辆排子车，挡住赤木去路。几乎是同时，两个枪手迅速上前，一人向司机开枪，一人向赤木开枪。由于时间、地点计算精确，一场装备简陋的刺杀行动，却取得了圆满成功的结果。除了赤木，还有五六十名日军在《格杀令》下被杀，一时间上海日军不敢独自穿军装上街，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人心大快。然而，日军不甘示弱，决定为赤木举办一场盛大葬礼，节目开头的影像就是这场葬礼的实况，如此盛大的葬礼背后，是日军在向军统表示，一场狂风骤雨，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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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目前只有这一篇哦~军统和中统在抗日时期暗杀过多少日本军政_百度知道
军统和中统在抗日时期暗杀过多少日本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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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得手就当场干掉，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军统开始以锄奸为主，后来应大家要求也杀日寇。军统方案，职务大小，无须申报：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具体暗杀过多少日寇没统计过，但抗战期间，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牺牲者达1800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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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抗战的惊人真实功绩：曾对日本人下格杀令！
　　导读：首先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并得到批准。　　1939年4月，在躲过军统特工的刺杀后，从河内秘密回到上海，不断地与日寇策划筹备，加速了组织伪政权的步伐。日本特务机关也加紧在沦陷区建立特工组织，1939年3月，日本军部代表及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网罗丁默邨、李士群在上海极斯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建立了直属日本大本营指挥的特务机关(后划归日本在上海的特务机关----“梅”)，9月，汪伪召开伪国民党6届1中全会后，该特工组织又划归，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成立后，不断分化、策反、侦破沦陷区的军统特工组织，一些军统特工人员或受汪伪“和平救国”宣传所迷惑，或因被捕后意志不坚定等种种原因，投靠汪伪特工总部。如在锄奸行动中屡立战功的王天木、陈明楚、陈恭澍等。　　特工的锄奸刺杀行动不同于炮火连天的正面战场上的拼死搏杀，很多都是面对面进行的，所用的手段也多为近距离枪击，刀劈、斧剁等，场面血腥(如刺杀傅筱庵，日重庆《大公报》的报道，傅被砍三刀“一在眼部，一在下颏，一在颈部，尤以颈部伤势最重，头颅几将割断”)，更何况刺杀的对象有的是以前的同事、朋友，行动队员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而玩弄“以华制华”伎俩的日本人却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沦陷区军统特工人员纷纷要求在制裁汉奸的同时，诛杀日本人。首先军统上海区制定了一个方案：以身着军服的日本人为格杀对象，无论军阶高低，职务大小，无须申报，得手就当场干掉，执行地点以日占区及其势力范围之内为限。该方案于1940年上报戴笠并得到批准。　　1940年9月底，惩戒日寇行动开始。　　素有“九省通衢”美誉的武汉，自1938年10月沦陷以后，因其贯通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一直是日寇重点控制地区之一。1940年底，军统武汉区特工根据戴笠指示，把行动重点转向对日寇的刺杀。武汉区军统特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选择好目标后进行周密的准备计划。日，行动二队策划对驻蔡甸日军警备队的袭击，14日副队长即派3名行动队员潜伏在警备队附近的昶记油坊，16日凌晨，伪装成商人的队员李崧荪及随行两名队员进入蔡甸街口后，将3名强行检查的日寇哨兵击毙，随即会合潜伏队员向日寇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炸死日寇官兵8名，行动队员全身而退。16日晚，行动1队卿率队员何忠炳、雷玉卿潜入武昌八铺街日本宪兵队驻地，待日寇熄灯休息后，向寝室投掷手榴弹，日寇仓皇逃出时，遭到隐蔽于暗处的赵云卿扫射，共击毙日寇8名，队员全身撤出。日，汉口花楼街，行动2队队员用刀砍死日军少佐田梅次郎。2月18日，汉口得胜街，该队杀死3名在随军妓院“鹤鸣庄”寻欢作乐的日寇军官。3月2日，该队李化民等3人化装成小贩，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正在行进的日军小队投弹，毙敌17名。2月25日晚，行动1队阎英才率5名队员突袭汉口三星街日寇宪兵队，毙敌7名。4月16日，该队在汉阳显正街击毙日寇特务机关植树岩藏中佐。日，该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机场的队员王经国掩护队员李青明进入机场，烧毁油库一座，炸毁轰炸机2架。　　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军统上海区，自1940年9月到爆发前，仍行动50余次，击毙击伤日军60人以上。军统上海区第3行动大队第4组组长李亮经过缜密跟踪侦查，于日由副组长叶东山率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将公共租界警务处副总监赤木亲之击毙于愚园路。在日本军人经常出入的场所，上海军统特工进行了多次爆炸活动。　　日，军统广州站发展了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近田部队作厨役的李昌德，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使日寇官兵数十人中毒，19人毙命，李昌德还趁乱将硝酸倒入机枪枪管，随后逃出敌营。日，军统广州站为纪念9.18事变10周年，在多个地点，对日寇军事机关和伪组织机关进行爆破，撤离至海珠中路时，第3组组长江志强路遇日本宪兵队，当日寇走近身边时，江志强将剩余炸弹引爆，与5名日本宪兵同归于尽。　　开封沦陷后，潜伏的军统特工根据戴笠的指示，于日，河南站行动1组与打入日寇内部的特工李宪斌里应外合，袭击位于开封山货店街的日本特务机关，击毙日特机关长及川贞作、山本午、开封日本宪兵队分队长上村四郎，击伤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万田。12月19日，行动组在开封社下基79号，击毙主持日本特务机关的日军多田部队参谋长兼伪河南绥署总顾问、陆军大佐皆川雅雄。　　1940年11月，军统北平区行动组组长麻克，击毙日本“兴亚院”派遣到北平视察的特使保中佐、乘兼悦郎中佐。后麻克因房东出卖，被捕牺牲。　　沦陷区军统特工格杀日寇的行动，虽然没有正面战场那种轰轰烈烈，但他们在严酷的斗争环境里，满怀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不顾个人安危，奋勇杀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鲜血，书写了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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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杀日本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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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据相关的史料和考证，整个二战时期日军死亡人数约为186万人，其中约41万人死于中国，125万人死于与美军作战的太平洋战争，还有约20万人死于缅甸等地。如果算自古以来的内外战争，千百年的内战死伤更多，所以，算上日本人自己，日本人杀日本人最多，不算日本人，就是他们现在的大哥美国
更何况，阵亡在中国的，也有数万是苏俄消灭的
说中国人的，是忽视基本史实
中国弱。日本人一个顶中国三个人
唐朝只是小规模冲突，明朝文禄庆长击毙了一定数量东南沿海抗倭不能算，那个倭寇以中国人为主，三分倭七分华我们中国主要还是抗日战争时期
分时期，后来像新六军从缅训练完，配上美式装备，战绩伤亡基本也是1：1。足以证明不是我们民族有什么问题，给我们好武器也是一样。
早期就不是1：3的问题了，平均损失7.8人才能消灭一个日军，这还是正面战场
现在中国会不会很弱
不会。现在质量技术上的不足可以在数量上弥补，基本上旗鼓相当。单挑打不打得过，要看道天地将法，不一定。问题是，日本的大哥是美国。打日军行不行，不一定；打日美联军行不行，这个不用想，答案是一定的。
那时候中国好像刚醒来
就像睡觉没有睡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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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是中国人，从古到今，从抗击倭寇到打鬼子，中国人和鬼子一直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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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通过消息、邮箱等方式尽快将举报结果通知您。抗日战争时期刺杀日本人的军统刺客，都是些什么人？抗日战争时期刺杀日本人的军统刺客，都是些什么人？历史微闻百家号近年来，军统的抗日事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但军统针对日伪的暗杀活动中，在最前线直接以命相搏的那些刺客，其身份依然相当模糊。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上海，大量底层普通市民，战斗在暗杀日伪的第一线。上海是军统在敌后最为活跃的地区。1932年上海站仅160余人，1939年已有上千名特工。除毕业于黄埔、警校的干部外，还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和运用人员，“学者、专家、银行职员、僧侣、江湖豪强、地痞流氓等鱼龙混杂”。曾在战时主管上海军统活动的陈恭澍后来回忆，“平常日子倒没有什么，一旦发生意外事故……身蒙其害或身受其苦的当事者，也就是被我们‘运用’中的那些志士、烈士们，全都成了地地道道的‘无名英雄’。”针对日伪的很多大案，出手的正是这些普通百姓。上海沦陷之初，接受军统领导的孙亚星领导的暗杀团体一度十分活跃。孙读过一些书，后在上海做手表生意。他的暗杀队招募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学徒、店员，还有难民。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孙亚星计划搞一次大行动。第一个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刚，是一名穷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亲戚提供食宿。孙亚星的手下周守刚承诺，只要他肯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就帮他找一份工作。招募的第二个人朱仲虎，当时因生病而失业，同意充当行动中的信使。第三个是17岁的少年陈开光，小学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陈开光在行动前，才临时向孙亚星学习了投掷手榴弹的方法。7月7日的行动中，他们抛掷了18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日本工厂职员，使那天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不难想见，这样一群没有经过正规训练，又缺乏经验的刺客，很容易失手落难。在暗杀为日本人做翻译的郑月波后，陈开光被捕，坦白了一切。随后，孙亚星等人相继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了日本宪兵队。孙亚星在受审时说，“所发生的对付汉奸的暗杀事件，比我指挥的要多，由此看来，上海有不止一个的暗杀组织像我们一样活动着。”在其他暗杀团体之中，同样有很多周守刚、陈开光这样被临时招募的普通人。1939年4月，席时泰被暗杀。此人充任伪上海警察局的秘书主任和卫生处处长，被誉为“与日本当局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勇敢工作者”。杀手共有三名。为首者是23岁左右的袁德昌，他在1939年3月碰到与自己同龄的浦东人赵志祥。赵志祥13岁时在法租界一家裁缝店里当学徒，出师后在外国服装店当过售货员，1937年失业，此后在日本造船厂干过苦力，帮朋友做过临时裁缝活，难以糊口，夫妻被迫分居。袁德昌向正在找活干的赵志祥说明了特工身份，赵志祥生计无着，接受了这个极其危险的“工作”。赵志祥住进了袁德昌提供的住处，并见到了第三名同志——20岁的彭福林，在一家餐厅做侍应生。袁德昌每天为他们供应饮食，并在4月的一天带来一封来自宁波的信，内容是勉励他们完成“中国四亿人民”交给的任务，“热爱祖国，支持组织，不辜负领袖蒋总裁之期望，消灭敌寇，铲除汉奸!”行动中，赵志祥拿着袁德昌给的1角钱，在席时泰家门外的小摊上，租了4本小说，佯装看书，监视往来的巡警。很快，袁德昌开枪打死了刚要出门的席时泰，随后安全脱身。赵志祥从事暗杀这一行仅仅月余，慌乱中又跑回他们之前居住的地方，见到重伤的彭福林，两人在医院中被工部局探员逮捕。彭福林伤重去世，赵志祥在招出所知道的一切，被移交给日本军事当局，处以死刑。在1939年前后，这些普通底层市民参与的暗杀活动持续不断，以至“伪组织傀儡，一再被杀，上海郊外所租伪市府，大小伪员亦莫不心惊胆裂。伪市长傅筱庵，伪财政局长周友常，伪土地局长范永增……均非常惧虑，连日秘密计议对策，决施行种种防范方法。”平津，出身很好的青年学生，构成了抗日刺客的主体，活跃在平津地区的暗杀团体“抗日杀奸团”，其第一线成员与上海的情况有所不同。“抗日杀奸团”前后参加者有几百人，以天津的中学生为主，组织上和军统有联系。不同于被招募的周守刚、赵志祥等底层生计困窘的市民。“抗团”成员大都在学校中接受了爱国教育，是主动投身抗日。很多人出身富贵之家，包括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女儿魏文昭、魏文彦，国军名将孙连仲的女儿孙惠书，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等，甚至有出身汉奸家庭的，如伪华北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外甥冯运修，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的侄孙郑统万、侄孙女郑昆仑。但在缺乏训练这一点上，“抗团”成员和上海的同行们一般无二。由于“这般爱国青年，十之八九都是在校的中学生，除了在电影上，根本没有看过真的枪，更谈不到拿在手上怎么使唤了。试想，处在当时的那种样样受限的环境里，又不能找个地方打打靶，或是在隐秘场所来个实弹射击，充其量也只能摆个姿势、比划比划而已”，全凭一腔热血。冯运修就读于天津工商中学，是“抗团”骨干。日，日伪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庆祝日本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伪新民会机关报《新民报》编辑局长吴菊痴在会上颂扬皇军。冯运修说：“真想现在就把他毙了!”同来的李振英劝他：“不要在这儿干，这儿人多，我们跑不掉!我们跟上他，伺机行动。”会后，吴菊痴乘黄包车离开，碰上一支送殡的队伍。骑自行车的冯运修“一看机会来了，他马上紧蹬两脚，赶上了吴菊痴坐的黄包车，和他走了个并排。随后，从容地从怀里刷地掏出顶上膛的手枪，把枪口对着吴的太阳穴，啪啪就是两枪”，吴当场毙命。当年8月，日伪在北平对“抗团”大搜捕，抓捕了40多人。当伪宪兵队长袁规带人来抓冯运修时，冯听到声响，知道不妙，就在厨房烧毁文件。袁规“揪住运修的父亲作挡箭牌，一步步朝厨房逼近”，但“运修绝不投降，从里面开枪拒捕”。冯运修牺牲时年仅19岁。与“老手”冯运修相比，“新人”沈行安的事迹更让人扼腕。“七七事变”前后，沈行安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学校被日军炸毁后，转学到英租界内的耀华中学。“他除了完成抗团组织安排的工作外，还购买了许多化学药品在家中研究炸药的配制。”1938年，沈行安带着自制炸弹，去炸日军仓库时被发现，被几十名日军追赶。据说“由于情况紧张急迫”，沈行安“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得了精神错乱病症。”当时天津流行“华北青年不当亡国奴，到大后方读书去”的口号，沈行安一度到后方入读重庆南开中学。1940年，沈行安向重庆“抗团”总部请求再回华北抗日。在学习爆破技术时，沈行安的病症复发，很快昏迷不醒，但“口中一直喊着几个抗团团员的名字”，去世时只有19岁，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沈行安死后，14岁的弟弟沈安俊也加入“抗团”，成为最年轻的团员。1944年，沈安俊参加青年军，当了一名炮兵，“学习开枪打炮、战地观测、通讯，也学会了骑大骡子拉炮车”，但因为战争很快结束，没有来得及上战场。退伍后，沈安俊考上了清华大学，1949年后曾任教于河北工业大学。战后统计，“抗日杀奸团”失手19次，致83人被捕，10余人死难。此外还有诸多姓名不详或下落不明者，成为陈恭澍所说的“无名英雄”。综而言之，近年来荧幕上所热播的那些抗日谍战暗杀剧中，军统杀手们莫不训练有素，但并不是真实。大多数军统一线杀手，无论是生活潦倒的底层市民，还是生活优渥的青年学生，都只是普通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历史微闻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谈古论今！历史揭秘！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