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崛起》邢佳栋独角戏令观众惊艳
[摘要]《大秦帝国之崛起》播出近半，观众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人物——“白起”。一部分原因在这部讲究真实的系列电视剧里，“白起”部分居然加了特效；二是因为邢佳栋的表演。《大秦帝国之崛起》邢佳栋剧照邢佳栋宣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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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娱乐讯 中央一套开年便霸气十足，在黄金档推出剧《大秦帝国之崛起》，果然一开播就启动“刷屏”模式，被称为电视剧界的一股清流，在各大论坛均获得超高的人气。《大秦帝国之崛起》之所以能获得观众热捧，还得益于它严肃的史观及精良的制作。在风俗礼制、人物仪态、服装配饰等方面，《大秦》剧照都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特别是演员方面，《大秦帝国之崛起》启用、、邢佳栋等实力派，原声呈现更注重观众的观剧感受。不过《大秦帝国之崛起》播出近半，观众不得不注意到一个人物——“白起”。一部分原因在这部讲究真实的系列电视剧里，“白起”部分居然加了特效；二是因为邢佳栋的表演。邢佳栋饰演的“白起”，在电视剧里面举足轻重，他通过伊阙、郢都、华阳、长平四大战役，为秦国统一中国打下了根基。而这样一个角色，几乎所有的戏份都是邢佳栋独立一个人完成的。据片方爆料“邢老师在没有群戏配合的情况下，在绿幕底下拍完‘独角戏’，再通过特技加上。”然而这技术上小小的不完美，丝毫不影响邢佳栋的表现。不论是“白起”征战沙场的肃杀之气，还是胸怀悲天悯人之心，邢佳栋宛若“战神”在世的演技实力获得观众们一致赞赏：“白起不光长的好看，声音也实在是太好听了”，“因为白起大将军，迷上了邢佳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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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开年以来最火爆的电视剧是哪一款，《大秦帝国之崛起》也许会当仁不让，毕竟它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分！这让同类型、同题材、故事设定同在战国却只拿到5.2分的《芈月传》情何以堪？
一部历史正剧如此受观众追捧，它的&卖点&到底在哪儿？有媒体评论：&毕竟在如今古装剧变成穿越玛丽苏与武侠争斗的泛滥年代里，能看到古人们一本正经地为国家兴旺高谈阔论，简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除了三观很正，《大秦帝国之崛起》还有一大特点便是力图比较精确地还原战国时代历史风貌，从建筑、服饰、兵器、饮食器、家具等各个角度都有细节上的呈现，在这方面，它不知甩了《芈月传》多少条街。
建筑：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杜牧《阿房宫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建筑不仅集齐了土木砖石四大系统，而且还有了瓦片、油漆、涂料、颜料等辅助建材。
因此这一时期已告别夏商两朝夯土为墙、茅草铺顶的落后格局，加之战国时期铁器的兴起，以鲁班为首的能工巧匠集团的诞生，铁质的斧锯锥凿等加工工具层出不穷地被发明出来，榫卯技术也十分成熟，整个东周建筑物的结构日趋完整，造型日趋美观。
这个时候最具特色的建筑物，当属台榭建筑，也叫高台建筑。在《大秦帝国之崛起》中这样的建筑物十分常见：
建筑造型上的还原是一方面，对于建筑物色彩的把握同样也很重要。春秋战国风貌久远古朴，建筑物整体上突显出一种沉郁、低调、朴素的风格，饱和度内收。先看看《芈月传》做出来的效果：
整个画面太过鲜艳亮丽，如果不是房屋结构还算与当时的情况匹配，观众肯定会有一种穿越到明清的感觉！相比较下《大秦帝国之崛起》呈现出来的色彩是这样子的：
孰高孰低，简直一目了然。
在把握整体颜色格调的基础上，《大秦帝国之崛起》没有忘记对于细节的研究。虽说古朴素淡是春秋战国画面的主基调，但&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
当时的建筑物及家具不缺彩色的装饰，所以你会看到这样的画面：
孟尝君背后，活灵活现的彩色装饰画赫然在目，十分符合当时人对于颜色调和搭配、绘画艺术风格的熟练掌握程度。
服饰：正色为贵，间色为卑
战国时期，阴阳家学说甚盛，各大战国的旗帜颜色与服饰主色都极有讲究，有据而定。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认为秦国是水德，所以下令崇黑色，上至王上，下至官员服装一般以黑白配为主。
《大秦帝国之崛起》可以说基本还原了历史上记载的服饰装束：
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女性服饰更可见出该剧对于道具还原的重视。
根据《礼记&玉藻》的记载可知，周代以正色为贵，以正色相杂而生的间色为卑。其中，&青、赤、黄、白、黑&为正色。
剧中我们发现，两位太后分别着赤、白两色服饰，象征着尊贵；而其后卑女的服饰则以间色为主色，表明了其作为奴婢的身份地位。
另外要强调一点，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不是什么颜色都很丰富，有些颜色染料来源匮乏，染色困难，如红色，染料来源朱砂、茜草，非常昂贵，十分难得，一般人家根本穿不起！
然而，《芈月传》里不仅主仆都经常是一身大红色衣服，而且还红得十分艳丽耀眼，自带荧光，简直完全无视当时的礼节规章、技术条件啊。
横向比较是一个方面，其实从纵向看也一样！
仔细瞅瞅根据出土文物复原的战国女性装束，在主色调上是不是像极了《大秦帝国之崛起》中婢女的装束？
根据出土文物复原的&战国 龙凤虎纹直裾袍&
兵器：一心犹自逞戈矛
杀尽降兵热血流，一心犹自逞戈矛。
功成若解求身退，岂得将军死杜邮。
&&汪遵《杜邮馆》
《大秦帝国之崛起》嬴稷与白起
唐代诗人汪遵的《杜邮馆》，是写秦代名将白起的一首诗，诗中写到了戈和矛这两样兵器。
春秋战国兵器数量众多，除了戈和矛，还有弓、弩、枪、刀、剑等等。
其中，当时社会上流行佩剑风气，不仅军士佩剑，而且贵族、官吏亦佩剑。所以，剧中秦宫王太后的卧室里会出现这样一把剑：
这把剑可不是随随便便找来的道具，对比战国时期出土的剑，一起来比较下相似度：
从形状上，两把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战国时期士兵们常用的兵器，其中一种就是&戈&，它大致长这样：
而&戈&在《大秦帝国之崛起》中也是士兵的主要武器：
不难看出，剧中对于冷兵器的还原程度同样也很高！
饮食器：主要以青铜制
在《芈月传》播出之后，有细心的观众发现剧中惊现宋朝炒菜的铁锅、北宋的绿豆糕、唐朝的茶叶，还有后世才出现的塑料碗、胡萝卜、葱、圣女果&&网友因此调侃：&娘娘，这些都是你是从清朝带过来的吧！&
其实春秋战国时代，饮食器主要用青铜制作，且兼有礼器之名。那么据已出土的春秋战国饮食器皿来看，春秋战国时期的饮食器或者说礼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当时比较盛行的礼器：
南京博物院，立鸟壶
先前用于盛放黍、稷等谷物，后来用于盛放腌菜、肉酱、肉羹等调味品的青铜豆，造型类似高足盘，上部呈圆盘状，盘下有柄，柄下有圈足，大致样式如下：
蟠虺纹三鸟盖豆，春秋，藏于故宫博物院
主要用于盛放点心果品的盘子，一般是这个形状：
上海博物馆，春秋子仲姜盘
再看《大秦帝国之崛起》，剧中饮宴场合出现的饮食器具或者说礼器不管哪一样，都与出土物保持了较高的相似度。
黄框中的战国青铜豆
黄框中的礼器
黄框中的战国盘
家具：髹漆工艺广泛应用
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开始大量生产。铁器工具的产生、髹漆工艺的广泛应用以及技术高超的名工巧匠的不断出现，使得家具在制作和使用要求上都达到空前的高度。
家具的品种主要有：俎、案、几、床、舆、禁、座屏、箱和架。
河南春秋墓出土铜俎
河南淅川下寺出土铜禁
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彩绘漆案
河北平山战国墓出土四龙四凤铜案
案：是春秋战国时的新兴家具，尤其漆案非常流行。
战国 彩绘漆几
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墓出土嵌玉彩绘漆几
湖北望山战国墓出土漆座屏
湖北随州擂鼓墩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漆箱
《大秦帝国之崛起》中出现最多的家具当属漆案了，从历史上看本也如此，因为战国时期髹漆工艺日益发达，漆木家具已逐渐成为当时最主流的家具。
黄框中的漆案
黄框中的漆案
除了漆案，剧中的座屏几乎也是&复刻&战国时期座屏的样式：
黄框位置的座屏、漆案
座屏即带有底座而不能折叠的屏风，古代常用作室内主要座位后的屏障，或在较大空间建筑室内置于入口处，起遮挡视线的作用。
战国时期，座屏屏框内常以透雕的手法，雕刻各类动物或花纹，色彩以丰富见长，形象生动，组合别致，是典型的装饰用屏。
《大秦帝国之崛起》里面，类似座屏随处可见，而且还不重样：
黄框位置的座屏、漆案
黄框位置的座屏、漆案
当然，剧中不仅仅只出现了漆案和座屏，如果细心一点，在不显眼的地方甚至还能发现漆几的身影：
黄框中的漆几摆放在不显眼的位置
看似随意，实则凸显出道具的严谨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思想空前繁荣，呈现出多元化态势，因此在整体调性风貌之外，不同国家也会采用特有元素来表现自身性格特征、礼制法度。
传统文化是我国悠久历史的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如今观众的品位也越来越高，这就要求历史剧在拍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否则就容易让人贻笑大方。几年前的《芈月传》狂遭吐槽、如今《大秦帝国之崛起》广受追捧，同一题材，截然不同的命运，难道不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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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文章推荐阅读这是我看过最到位的对《大秦帝国之崛起》的解析这是我看过最到位的对《大秦帝国之崛起》的解析晋广论坛百家号由大秦帝国崛起看复兴之路电视剧《大秦帝国》是根据作家孙皓晖创作的同名历史小说系列改编而成，是一部以秦国为主要视角来展现战国时代波澜壮阔的史诗，讲述了战国时代的秦国经变法由弱转强，东出与六国争霸进而一统天下的故事。该剧分为三部，分别为裂变、纵横、崛起。第一部第二部分别于年推出，受到了广大历史剧爱好者的追捧。然而，第三部崛起却迟了十年，直到日，才由央视一套作为春节后大戏隆重推出。其间经历了怎样的波折，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大秦帝国》系列尤其是第三部崛起的播出暗合了国人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期待，有着很强的励志效应。接下来，冰河以《大秦帝国之崛起》来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秦国视角下的长平之战在以往的史料中，汉儒出于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憎恨，对秦帝国没有什么好看法，尤其是东出时的秦国，在《史记》及后世的著述里，不过是一个魔头率领一群虎狼。对于上党人民来说，秦将白起坑赵，杀的多半是长治晋城两地的人，故而，愤恨之心绵延不绝，在长平故地，至今有一味小吃烧豆腐名叫“白起豆腐”，以大块豆腐喻白起肉，以豆腐中间的佐料豆渣喻白起脑浆，当地人民对秦国秦军的愤恨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主流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史观在对待阶级的问题上可能有所不同，对于大规模的杀戮都是公开的反对立场，何况还是坑杀降卒呢，在日内瓦公约里，就战俘待遇有着明确的国际标准和规定，否则便是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这些人道主义的立场编辑的历史教科书，自然不会站在秦国的立场去讲这场战争，更不会给予理解和同情。相关的思考，仅仅局限于军事人员的探讨。《大秦帝国之崛起》的原作者和导演，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以秦国视角来分析长平之战白起坑赵，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就结果来看，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些新的思考。正如剧中所言，只攻城不攻人，结果是连年征战难有大的输赢。实际上那也是西周的战法。君子之战，不追败兵，不杀降卒，不用诡道，全是正面交锋。那是孔子所称的文王所制的周礼吧。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式微，这些礼法慢慢被诸侯们弃之如敝履。在诸子百家思想的多元发展传播中，在纵横家们游说奔走中，同样的，在诸侯国纷纷称王谋求天下的时刻，彬彬有礼的战争自然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范睢向秦王提出的既要攻城也要攻人之策，只不过是替帝王找到了一个掠夺天下的理由吧！他说的是秦王敢想而不便说的话。具体到坑杀二十万降卒（史称四十万），本剧给出的实际理由有三，一是秦赵征战三年，各自折损兵员已达二十万，国力空虚，若放降卒回乡，几年后又成大患，数年征战成果岂不是付之东流；其二，秦军战后所剩三十多万人，赵军降卒就有二十万，若统统收编，恐怕消化不良，难以驯服，一朝反水，功亏一篑；其三，双方各死二十万人，秦军粮草只够自己用度十天，现在要拿出自己保命的粮草供应赵军降卒，下一步就会饿死秦军自己，那些已死的秦军士兵身后有知必死不瞑目，后方的百姓得知，恐怕也不能答应。这样的理由对于战时或许说得过去，我们也没有理由站在今天苛责几千年前的古人。然而，就今天的普世价值观来看，无论你有怎样的理由，坑杀二十万降兵，决策者和执行者都必须接受国际法庭的审判，这是一条绝不能触碰的底线。即便在战国时期，坑杀几十万降卒也是十恶不赦的重罪，毕竟周礼的标准还在耳畔，秦王也不想披件杀戮的外衣，只好统统推给白起，让英雄做了替罪羊。故此，尽管编剧对普世价值观有挑战，具体到人物塑造上，倒是给白起正了名：情非得已，情非所愿。作为一个执行者，一个战士，王命不可违，作为一个忠臣良将，必须为国分忧，有所担当。在“大义”之下，小我的悲悯情怀，对妻子故地的体恤只能统统让位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白起的行为，似乎有了些可以理解的脉络，他别无选择。但因此说白起冤枉那是一点都不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便你是一个战士，在执行命令时也要有基本的个人判断，否则，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接受法律、道义和良心的审判。白起之死，倒是没有这样的简单直白，本剧给了足够的理由。大战之后，因范睢挑拔，秦王与白起渐生嫌隙，白起用兵之道不被秦王采纳，秦王多次诏命，白起称病拒不出征。在白起看来，秦王对其毫无体恤之情，秦国在外用兵败绩又多被白起看破，君臣已无信可言，此时出征，胜败都不能消除两人嫌隙。在秦王看来，国难之时多次诏命拒不出征，忠于秦国而不忠于秦王，恃功而骄有谋反之忧等，都足以令其生出杀心。秦王朝堂之上含泪赐白起自裁，几至昏倒，白起在城外受命自裁，满目苍凉。这样的情节安排，既洗刷了白起坑赵的恶名，刻划了忠勇，又成全了为秦王的帝王之仁，似乎一切都是被逼无奈，他已仁至义尽。如此为白起和秦王找理由开脱罪责，核心是秦国视角下的秦国思维。这视角有新意，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下的审势，但新的未必就是正确的。赵括新解由于《史记》，由于后代文人墨客的诗文，赵括在人们眼中一直是个夸夸其谈、不堪大用之徒，与其父名将赵奢相比天壤之别，赵王用他算是瞎了狗眼。这是一种传统戏剧人物脸谱化的描述。《大秦帝国之崛起》的创作者对赵括却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形象塑造更贴近历史人物本身。其一，攻守无对错，阅历使然。长平之战在即，赵国之中，老将廉颇主守，赵括主攻。这本是朝堂上的各执己见，联系到廉颇久经沙场如驾龄三十年的老司机，自然是越干越小心，懂得胜败之中的生死存亡之道，赵括年轻气盛，又饱读兵书、身出名门，自然像新司机上路不管不顾能跑多快跑多快。攻守本无错，亦不是战败的主要原因，更非赵括极少领兵志大才疏所致。在秦亡之后的楚汉相争中，韩信为刘邦领军立功之前，不过是项羽军中一无名之辈，后来到了刘邦军中，仍是个小起眼的小粮官，寂寂无名，照样领兵打仗，威名远扬，跟有无带兵经验没什么关系。其二，攻守看形势，易时而变。当时之势，白起千里行军，一战而胜，已拿下上党城，赵军退至长平。将士势气，秦盛而赵弱。此时大战，秦军若败，不过退而守之，不会危及秦国安全。赵军若败，则没了山川屏障，要亡国。这样的形势，自然是以逸带劳，以守为攻更佳。所以，此时廉颇主张构筑工事，坚守不出，可以得到赵王和多数人的认同。三年后秦赵两国僵持不下，国力空虚，难以为继，再耗下去不战自败，转守为攻也是迫不得己。此时赵王用赵括而换廉颇，再无人阻止。主攻之下，即便用的不是赵括而是廉颇或者别人，也未必能胜。其三，举国之兵大战对决，战的是国力、是粮草给养、也是君王意志和决心，前线指挥官的任用倒在其次了。历代秦王励志图新，养精蓄锐，谋天下已久。秦国国力雄厚，王者坚毅果断，在诸国君主中气势和意志已占上风。赵国国民虽生性豪侠，无奈赵王孱弱，外无壮志雄心，内无变革之法，偏安一隅，遇事先乱，早就不是秦王的对手。两军僵持三年国力空虚之际，秦王修蜀道，运粮草，积极作为，赵王却只在节俭上下功夫，虽与国同心，终究耗不过秦军，未战已露败象。其四，战国时战法已变，秦不守陈规，用奇谋出奇兵，暗中换将又使赵军迷惑，兵法运用可谓“诡道”。赵国从廉颇到赵括，一个天下名将，一个名将之后，盛名之下太看重英雄名节，虽然熟读孙子兵法，却不齿“诡道”，要以圣人之法作君子战，显然无合时宜。因此，无论攻守，都不够灵活，而白起用兵恰是随机应变，以变化莫测应僵化不变，如同散打格斗对阵武术套路，胜负自明。创作者能够从这四个方面来把握长平之战，把握赵括，可谓既懂军事，又懂政治人心，赵括这个人物第一次鲜活生动了起来。他绝非空谈，只不过不屑于用诈，更不是胆怯，在被围后宁死不逃，比其他的赵国将军倒是多了些忠勇之心。有了这些剧情铺垫，赵括后来的以死明志就再正常不过了，扔下几十万赵军降秦也算是尽了最后一点主帅的责任，可以说是以死明志以死谢罪，他断断想不到白起会坑赵。相反秦将白起，面对秦国和历史的选择，却能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坑赵降卒，为秦国解除心腹大患。就个人担当而言，赵括也不如白起。后来，唐太宗李世民过境长平，闻得山间隐隐哭声，修骷髅庙，封赵括为骷髅王，现在来看倒是再贴切不过了。有学识，有忠勇，有壮志，有冤屈，满满都是正能量，统率四十万鬼兵，激励无数前赴后继的替死鬼，赵括为骷髅王德配其位。再看白起，为秦国立绝世之功，身前不得善终，身后永世骂名，成就秦国霸业却留得一身污名在人间。赵括白起，也算各得其所。策士与公子范睢，策士也，早年在魏国大夫须贾名下做舍人，不得志，欲换其主，被人发现告密后差点被须贾和魏国臣相魏齐打死。后偷渡到秦国，博得秦王信任，助秦国东出。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策士层出不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苏秦张仪，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走于列国之间合纵连横，大展风采。这样的人远非圣人君子，说得好叫说客、策士，说得不好叫唯利是图偷机分子。当年的张仪，相六国，将六国君王玩弄于掌股之间，几千年封建王朝，玩得这么高明的难有第二人。张仪在秦国主外交，惯于出尔反尔，变化多端，奇才也罢，小人也罢，在急于称霸的列国君主看来，只要能唯我所用，还管他什么人品操守呢！范睢也是如此，原本只想出人头地，实现平生抱负，得势后太在意个人安危荣辱，精于算计，睚眦必报，往往弃大义而逐小利，把个人私利置于家国利益之上。一方面，秦王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帮助自己实现大业，需要这样的细微体察讨主子欢心，另一方面也慢慢看透其本质，故秦王有“你不是伪君子，而是真小人”之说。此言可谓犀利。绝大多数策士没有道德标准，即便有也是为其所用的遮羞布，各为其主算一条，在他们眼里这主子是要不断分析形势进行选择的，而非骨子里的忠诚。这样的品行倒是像极了列国的君王“寡人”，道德礼义永远是讲给世人听的，不择手段获取最大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追求。只不过，君王手握权柄和一国之正统，可以避开道义谴责，若不是亲手炮制焚书坑儒这样的暴政，多半不会被民间道义追究。对于秦王之王道，范睢也有露骨的直白：所谓王道，一半君子，一半小人。小人在内，君子示外，那不就是伪君子吗？策士则不同，身为庶民，用你你是权贵，不用则为世人可欺的奴，因危机自保意识过强，善变通而少坚守，难有品格，故而为后世儒生所不齿。与策士相对的是战国时期的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孟尝君田文。他们出生王室大富大贵，为国有儒家之担当，为友有道义之情怀，爱慕权势财货又比他人活得超脱，行周礼，晓大义，有才干，风流倜傥，磊落光明，是列国公认的道德楷模。关于四大公子的故事，《史记》多有正面记载。在本剧中，则多呈迂腐之态，为创作者所嘲弄。举几个例子。平原君赵胜惜公子之名，被秦王诱至宫中，若不肯交出范睢仇家魏齐，便不放他走，他宁可长驻秦国也不愿背信弃义。但是对于赵国朝政，每遇大事往往缺乏谋略与远见，愚钝笨拙，笑料百出。信陵君魏无忌，先有不救魏齐之徬徨，后在黄歇等人密谋暗杀出使魏国的白起时，又百般阻挠。他心中不是不恨秦，只不过宁愿两国对决也不愿暗下杀手，坏了自己公子的名声。他们的道德感太强了，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以至于为了自己的名声而置国家于危险之中。四位公子加上赵国的国相虞卿都是这样的把个人名节道义看得比国家还重的人。其为人为友让人敬佩，在本剧中却让人发笑。这或许与创作者的新历史观有关，创作者欣赏的是秦王和范睢这样的谋略家、纵横家，白起这样的战神，而不是周礼儒家一脉相承的为人道德典范。这是本剧的新颖之处，也是让人诟病之处。到是到了片尾，郑安平率秦军攻邯郸，三位公子联手效仿白起对秦军围而歼之，打掉了秦军的嚣张气焰，让士大夫们出了口恶气，也算是又回归于史实。策士与公子皆为读书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了战国这样一个孔子眼中礼崩乐坏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内心的变通与坚守。大多数知识分子恪守周文王以来的周礼，即便时代演变退而求其次，为人处事、外交与战事，都向往的是春秋做派，不使诡道，不设阴谋，外交与战争皆要堂堂正正光明正大，这样的想法占尽道义优势，却在现实面前面临尴尬。另一方面，能够跳出传统不按常理出牌的策士则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以务实的策略游说各国，常立于不败之地，又往往为士人所不耻，人格上归于小人之类。白起和赵括也可以这样来看，一个得胜仗，一个得道义，得胜仗者留万世骂名，得道义者害四十万赵军殉葬。这种人格上的彷徨与割裂折磨着知识分子群体，在后来秦嬴政统一天下时达到了一个高峰，知识分子群体道义与王权和策士所代表的统治阶层激烈对抗，不可调和。直到西汉稳定天下尊儒崇礼时才重又达到知识分子主流价值观与王朝统治者的和解。悲情上党上党，意为高处的、上面的地方，上党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因而得名。上党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得上党可望得中原。上党之地，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神农尝草、女娲补天、羿射九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汤王乞雨、箕子奕棋，皆在上党。周天子分封天下诸侯，因黄河、太行区隔，将上党分于晋公。同样，因晋国国内地理阻隔，上党与汾河流域、雁北之地从文化到政治军事难以融合。后来黄河以南的韩、赵、魏三家分晋，置晋公于晋城，始有“三晋”之论。此后，无论哪朝哪代，三晋之名一直延用下来。到了今天，山西十一地市的经济文化以及发展规划，仍习惯性地三分而论。铁路交通上，北同蒲线管雁北，南同蒲线到运城，另有太焦铁路穿上党入中原。同蒲铁路贯穿南北，上党之地与其它两地联系更为孤单。直到高速公路的时代才约略改善。战国时上党十七城，应涵盖晋城、长治的大致范围。如此险要之地，行路尚且艰难，何况打仗。秦欲取上党，两路大军出击，一路奔韩欲切断韩国与上党联系，一路攻上党城。韩王惧怕秦军，割让上党十七城于秦，上党人对韩国寒心，又不愿轻易送于秦国，于是新任太守冯亭提议赠于赵国，由此拉开了秦赵长平之战的序幕。这里有一个问题，上党人为什么不愿顺水推舟融入秦国，而要做为韩国弃民入赵呢？这里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自三家分晋后，上党人民便没有了身份，虽晋公置于上党的晋城县，但那已经不是君主的身份，只不过是一种不杀之恩的苟且偷生吧，上党人是很难接受来自中原文明的韩国子民身份的。身份认同问题背后是文化认同问题。孔夫子自河南上太行而止步于晋城拦车村，似乎成为一个寓言，中原文化因太行阻隔难以传播到上党，经济民生同样不容易。身为韩国子民，将登太行雪满山，连条宽敞的路都没有，如何开展经济活动和人员往来。而西面，欲渡黄河冰塞川，一条大河将秦晋人民隔绝于两岸，几千年来水患不断，文化也难以融合。想来古中国地名多以大山大河大江大湖区分，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江浙江西湖南湖北，可见地理屏障对文化、经济政治的深远影响。运城虽和上党同在黄河以东，又有不同，因毗邻陕西，两岸人民较为熟悉这一段的黄河水性，在文化融合上比上党之地可以走得更远。秦人若想入上党，需先跨黄河，再翻越中条山，山川阻隔一重又一重，因而在上长平之战初期，河东运城一带已成秦国一部分，上党却需秦国举国之兵猛攻。相较而言，赵国国都邯郸与上党长治城有要道相通，路途远比太行八陉好走，两地人民往来密切，心理距离自然会近些。所以，大战伊始，在面对毫不了解毫不认同的强秦和令人心寒的韩国时，上党人自然会选择地理文化更亲近的赵国，冯亭献城，除了军事战术考量，上党人的民意认同也占了很大的因素。现在反过来想，如若当时韩国顺利交割上党，是不是就不会有历史上最为惨烈的长平之战了呢？表面来看，确是这样，冯亭的一己聪明直接导致了秦赵两个大国全面对决，从政治军事角度来讲，无论对于秦赵还是对于上党来说都是个大大的错误，赵军大败，秦军险胜，上党人民生灵涂炭。即便就强秦而言，直接与赵国对决，也不是他的第一选项，赵国更是被动应战，冯亭之计，实乃下下之策。历史不容改写，现在想来，即便上党顺利交割于秦国，仍处在秦赵魏韩的交叉点上，且远离秦国根据地，在下一次的列国交锋时，仍然免不了兵戈相见。那时也许是秦灭韩魏后攻赵，也许是赵韩魏合纵攻秦，处在列强夹缝中的上党，丹河仍然会被染红。无论哪国士兵的血，流血最多的必是上党人。“古来兵家必争之地”的上党，未因与天为党地势险要而逃过噩运，相反屡屡成为杀伐之地，这仿佛是种宿命，身为上党人，怎能不悲情。战国之后，南北朝时胡人的南下，李唐王朝的西进，五代十国的分分合合，上党一次次惨遭蹂躏，成为政治和军事的牺牲品。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刘邓大军东征，正是在上党地区太行山的高山深谷中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昼伏夜出，边游边击，瓦解了侵华日军的南下战略，并最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基础。这其中，上党人民又付出了多少鲜血，成就了多少英雄！这胜利赢的依然悲情。绝地为孤、征伐为苦，身份文化认同上的茫然无措，加之思想心理上的闭塞阻碍让上党数千年来形同孤城，非晋非秦又非赵韩代表的中原文化，这种恍惚感反映在戏曲中就是上党梆子了。它完全不同于山西的其它几个剧种，声腔高吭、苍凉，戏本又多为战争戏、苦情戏，那仿佛是一种嚎哭，几百年哭不尽上党人的悲情命运。除此之外，上党的另一重悲情也堪称举世罕见。在《大秦帝国之崛起》刻划的秦赵两国战时和谈中，秦相范睢与平原君赵胜的一番对话颇为玩味。赵胜说，秦国无故伐我赵国，上党之地是上党人自愿归附我国的，这是民意。范睢说，上党早有韩王文书割于我秦国，我有法律文书，上党一地的民意，岂能凌驾于王权法统之上？赵胜请出冯亭等两位有太守为证，范睢直接请来韩王确认。韩王直斥冯亭，交割上党是我韩国与秦国外交，哪能任凭你一太守随便作主，派你去交割上党，你却献于赵国，卖主求荣的东西！一番话吓得冯亭两人再也说不出话来。不知历史上是否真有这一场和谈对话，若是史实，也算得上法统与民意的一次辩论了，辩论的结果是法统胜了民意，中央胜了地方。可怜上党，左右为奴，任凭宰割，纵有勇志，难以自决，怎不悲情？如果这一幕不是史实而是出于创作者虚构，那倒是有以古寓今敲山震虎之意，当下，岛内台独势力嚣张，不断推动去中国化，妄图以一岛之所谓民意代替全国民意成独立之实，滑天下之大稽。制作方若真这么设计，可谓用心良苦。台独势力如果真能从历史中懂得上党历史之苍凉，就该懂得当今法统道统并非王权，而是世界大势、举国民意，合在一起就是人心所向。若不能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挟一己之私一意孤行，待到迎来兵戎之灾时，损害的不仅是国家的发展大势、举国的民心所向，更是背离了岛内人民的福祉，背负永世骂名。更何况上党人争的不是独立而是拒降敌国，台独分子明为独立暗降敌国，与中华道统相悖。复兴之路的前车之鉴纵观秦自商鞅变法以来的作为，自强裂变，纵横列国，一统天下，核心是内部的广纳贤士、变革图新。历代秦王与将相士卒胸怀天下，不甘安于一隅，积极作为，可以说是励志的典范。与此对照，1949年之后的中国，阵痛烈变，蹈光养晦，休养生息，到如今的军事外交积极作为，开启复兴之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纵观大秦帝国的崛起之路上的得失，冰河也为当今之中国提出一管之见：其一，讲法统更要讲道统。法统，是国际法上的代表性，中国政府是联合国内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举世公认，这是我们统一台湾的法理依据。讲道统，就是要以更加包容的普世价值观涵盖岛内和世界华人华侨思想，以足够强大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吸引异心者回归主流。其二，讲自治更要讲融合。当今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域皆有一定的自治权，港澳则为更多权利下放的自治。以历史上孤绝太行的上党为例，一个好的决策，必然是中央适当放权，赋予少数民族及地方更多经济社会自主决策权，调动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要加强国内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语言融合、文化融入、交通联通、经济联系，以及与中央的国家认同感。自治是尊重，是激发自我的活力，融合也是尊重，是互联互帮整体作战，如此方可走出两种自治下的困惑与困境。其三，建国防更要拼经济。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国防不可不强，国防弱经济强莫如两宋，再好的民生发展也难敌游牧民族入侵。但国防的前提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不拼经济民不富国不强，国防所需资金难有着落，苏联的解体可为前车之鉴。其四，大国外交需硬实力，更讲软实力。硬实力指经济规模、民生发展、国防建设。软实力则为文化渗透和影响力、对国际舆论场的主导能力。美国当世界警察几十年，靠的既是庞大繁荣的国内市场、美元的全球化优势、美军遍布世界的基地航母和军费开支，更是靠美欧一脉相承的西方价值观和文化影响力。当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文化得到复兴，西方世界从经济到文化日趋保守，硬实力走弱，软实力因西方价值观的傲慢和不再包容遇到困境，美国的一极独大必然会更替为多极并存。中国的复兴之路需从秦之崛起和美国称霸的得失中吸取教训，把更具包容性的中华文化软实力推广出去，在融合西方、伊斯兰等文明后形成愈加自信的世界主流价值观，未来中国才可复兴中央之国。其五，积极作为更要有战略定力。积极作为是指从经济到文化和军事要不断地强健自身，走出去参与到世界发展演变的历史洪流中，战略定力是指不急于求成，不逞一时之勇，从容有度地一步一步向前走，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不望风而动，不随波逐流，展现大国胸襟与战略定力。其六，讲规划讲目标讲方向，更要勇于解决当下矛盾和问题。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尤其在国内变革发展中，面对大的方向要坚定不移，面对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勇于作为，合理合情合法地解决好，诸如吏制建设、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发展不均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等，若不有板有节地各个击破，错过时机，任其溃烂不治，终究会动摇国之根基，地动山摇之下那些长远规划和目标也就近于空想了。这六点对策，因《大秦帝国》而来，更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思索，希望对上下决策者和国人有所启示。剧本的偏颇之处总体而论，《大秦帝国》的创作者不拘泥，不妄想，有新观点新论断又基本忠于史实，可谓近年来历史剧创作的精品力作。能够引冰河作如此深入探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历史剧之难，难在与当时时代合情，又不与当下价值观相悖。这中间可能会有矛盾有冲突，加之创作者各人感情好恶，实现起来难上加难。就本剧《崛起》而言，剧本人物塑造有前后割裂之感，人物脉络缺乏一以贯之的延续。如范睢，前面写他如当世豪杰，后面则处处为不齿小人。如平原君赵胜，前面写他处处无能，后面又英武不俗。秦王也是，前面事事无主见，后面倒是事事决断，让范睢手足无措。赵王、韩王均存在这个问题，也许，创作者一方面怀有英雄情节，一方面又不愿违拗史实，在完成这样的长篇巨制时，对人物性格缺乏全局性安排，导致人物行为性格失之连贯，前后不一，褒贬不定。如果继续推断，我以为作者的塑造人物是有问题的，固然多方铺排解释，使相关事件人物皆可分析理解，入情入理，但处处通情理就是不通情理，处处讨好就是伪善、为尊者讳，让这些历史人物的品评成了一笔糊涂账。这样的历史观，既不是周文时期的，也不是汉以后的，或当今世界的。它说秦时以秦国视角看世界，以秦国利益论是非，说魏国、韩国、赵国、楚国时皆以本国利益角度说人说事，给出了符合当时当地和事中人的合理解释。站在不同国家和人物的立场来看人看世界，这是一种现实主义或说务实主义史观，但陷在务实史观里，缺乏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对社会对人类自身的悲悯，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构成更高层次的价值审视和整合，以后的历史剧创作者当引以为戒。内容来源：冰河私人定制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晋广论坛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提供晋城地区新闻报道、生活服务信息。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