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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恢复【赤壁之战】，战场转移至中路战场，1-4玩家与5-8玩家各自为营，科技升级统一为军机大营升级，并且升级的科技为国家享有而不是个人（除人口升级以外），军机大营每次只能由一个玩家控制，玩家可在军机大营购买【工程兵】来进行建筑的打造，也可为国家购买【战船】，最终击破敌方【船坞】的国家获得胜利。2.新增【无双之章-黄巾起义】，基于混战模式下，但每回合刷新的兵种只有【民兵】，并且【民兵】升级至精锐即便没有发现武将也会随机生成一个随机的精锐兵种。3.剔除了混战模式下的随机选项，直接默认为随机对战。基础修改1.混战模式下增设【强制征兵】，首次征兵免费，多次征兵需要消耗功勋，每次征兵会将你的军营的兵种补充至10，当军营兵种超过10时不再继续征兵，并且不返还功勋（0/1/3/5）。2.团战模式下主公可选择一个团战技能，效果如下。①、【风怒】：在6秒大幅度的提升我方部队的攻击速度和移动速度（+50%）（4.5s-1.5s）。（多次使用持续时间降低）②、【急救】：立即恢复我方部队所有的生命值（100%-25%）。【多次使用治疗效果降低】③、【落石】：立即击杀我方船坞附近所有的敌人。④、【火计】：立即眩晕目标范围内所有的敌人（2s-0.5s）。【多次使用持续时间降低】⑤、【水攻】：立即减速目标范围内所有的敌人（3s-6s）（-50%）。3.修正所有部分被动技能和死亡触发技能，现在沉默类技能可以使得前者的效果无法触发。4.新增了部分兵种的6级晋升：【傀儡石兵】→【战争傀儡】、【长安舞姬】→【蔡文姬】、【执旗兵】→【英勇执旗兵】、【黄巾巫师】→【区星】、【傀儡木人】→【紫铜木人】、【丹阳兵】→【陶谦】、【匈奴战槌兵】→【匈奴战神】、【匈奴擂鼓手】→【匈奴鼓将】。5.修正了框选升级的问题，现在可以对同等级同类型的兵种进行框选同时升级，前提是资金足够。6.部分兵种的血量下调15-20%。7.修复武将在军营内可升级的BUG。8.新增翅膀列表可在F9处观看。宝物修改1.【仁王盾】，不再增加防御，现在每级为友方单位提供一定的弓箭类型伤害的减免（4%/8%/12%/16%/20%），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持续时间提升至（15s），冷却时间固定为（60s）。2.【藤甲】，不再增加防御，现在每级为友方单位提供一定的近战类型伤害的减免（4%/8%/12%/16%/20%），随着等级的提升而提升，持续时间提升至（15s），冷却时间固定为（60s）。3.【白银狮子】，免疫暴击效果更替为免疫异常攻击(暴击、和绝大部分的负面魔法效果攻击),摧毁白银狮子的回复量提升至25点。4.【寒冰剑】，效果重做如下。①：每次击杀敌人获得额外的资源奖励（2/4/8/16/32）。②：每次对敌方主公造成伤害时恢复我方主公1点生命值（赤壁之战无效）。5.【手戟】的冷却时间调整至（60s/50s/40s/30s/20s），并且作用于武将身上只造成50%的伤害。6.部分宝物的价格调整。兵种组合1.【伤寒杂病论】现在的治疗人数将会随着等级提升（2-7），但是治疗的数值会随着被治疗的人数所递减（25%）。2.【南蛮入侵】造成的伤害降低至每只野兽（5）造成敌方当前生命值8%的地属性伤害（无视抗性）。3.【无当飞军】减少命中率降低至75%。4.【灵魂燃烧】的持续时间缩短为（3s），攻击降低比例调整至25%。兵种技能1.乌桓弓骑兵的【急速射击】技能持续时间缩短（3s），但冷却时间也缩短（9s）,组合技【火力全开】下乌桓弓骑兵的多重射击距离修正为随着乌桓弓骑兵的等级提升（400-900）。2.黑龙的【火焰吐息】伤害提升。3.南蛮战鹰的【雷眼】变为可成长，每级提升一定的可视范围（300-1050）。4.黄巾妖术师的【闪电】每提升一定等级可增加击中的人数（3-4），但是伤害会随着人数而递减（25%）。5.光环技能的影响范围降低。6.匈奴战鼓兵的【吞噬】技能冷却时间提升为30s。武将组合1.【虎父无犬子】关羽的恢复量缩减为35%。2.【卧龙凤雏】甘霖的每秒恢复速度缩减为2%。武将技能1.周泰的【不屈】效果改为触发不屈后将永久获得35%的近战反弹，3秒内免疫伤害，同时有多个周泰触发不屈时取最后触发的时机进行持续时间的计算。2.大乔改为远程敏捷英雄，【国色】的冷却时间缩短为（15s）。3.庞统的【连锁】冷却时间缩短为（15s），固定为连锁7名敌人且均摊的伤害比例调整为10%+（等级*4%），【浴火重生】现在会正确的恢复庞统的生命值。4.太史慈的【天义】同时有多个太史慈触发天义时取最后触发的时机进行持续时间的计算。5.马超的【铁骑】伤害略微下调15%。6.关羽的【武圣】伤害略微下调20%。7.黄忠的【烈弓】暴击伤害调整至（等级*10%）。8.于禁的【毅重】现在也可以随着等级提升对闪电伤害的减免。9.乐进的【骁果】每4级增加一次多重射击，并且只有主目标享有攻击特效。10.张辽的【突袭】眩晕时间提升至1s+（等级*0.2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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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军团合战三国匈奴游骑讲解 娱乐性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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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22& &来源：97973手游网
　　在小小军团合战三国中，很多新手玩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玩这款游戏，尤其是不懂兵种之间的搭配。那么小小军团合战三国中匈奴游骑该怎么使用呢？下面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匈奴游骑：
小小军团合战三国
　　匈奴游骑的逻辑和妖术一样，是属于远程打盾型的兵种，攻击时降低对方防御也是用来破盾的特性。
　　兵种特点
　　然而匈奴游骑最尴尬的是它的穿刺伤害，明明是穿刺不去打布甲，反而要去打前排。从这一点就不如妖术师，破盾的远程有很多，匈奴游骑并不排在靠前，有人说曹彰带着它点杀武将还挺快的，但也属于娱乐型的。
　　作者：10博格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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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免费
类别：养成经营
大小：22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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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帝国七百年
匈奴帝国七百年序篇 找寻二千年前失落的华夏儿女　　　　2004年末, 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扯回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诧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哪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欢乐逍遥呢？　　　　第一章、 朔漠黑暴：来自高原的冲击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第一个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游牧民族的能量之大是有传统的，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对西方的持续冲击，闪米特人对苏美尔王国的闪电战都是先例。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 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亲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厮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草原同样有暴风骤雪，有漫长严冬昼夜几十度的温差，令人心想苍狂躲避，因为它的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的影响，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很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民只提供了一个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的活动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产生过剧烈影响的骑马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蒙古，都曾完整的占据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在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的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我们的汉族祖先也实在不争气，人家的第一次冲击就把美貌却不爱笑的冷美人褒姒小姐给虏了去。从此，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两千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因此成为高原民族的一条无法规避的历史规律。　　但由此向西进入中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扬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地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时候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最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因为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里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西来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烧杀抢掠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央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尝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民族）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而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摧残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着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追杀或逃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的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这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的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蒙古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一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一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0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再追上黄羊后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颤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盛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的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30多枝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野蛮，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大规模的屠城发生过十几次，唯独工匠一个不杀了。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的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将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用来在奔跑过程中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骑兵有两个巨大的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从小就习惯了看不见的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的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的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的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然性,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班的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不舍紧追。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海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即不胜，反而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的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士兵只有400多人回到塞内。　　此战是匈奴诱敌深入的典型战法，30多天转战千里，待敌困顿，武力消耗殆尽后以优势兵力迫敌于大泽葭苇和狭窄山谷中，利用有利地形最终歼灭了敌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汉军已经吸收了很多匈奴军的长处，5000兵士带箭150万枝，平均每人300枝，远超过匈奴骑兵，这才让匈奴费了太多的力气，否则早就全军覆没了。　　战术之二是突然的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欧洲军队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的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欧洲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敌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敌人的影子都还看不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他们交战的欧洲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法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者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的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练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了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帝国，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海纳百川：接受所有的归诚者.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2200多年前，客卿李斯在被驱逐出境，回返故国的途中用这样骈散铺陈的话语惊醒了被一帮别有用心的糊涂虫亲戚愚弄的未来的秦始皇，使之及时收回了“逐客令”。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不是周王姬姓宗亲，甚至不是华夏族邦国，却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一干中原上国打的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若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秦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总是被人有意无意的忽视，即嬴秦尽管自称是“颛顼之苗裔”，但实际上是出自西戎。其祖先在商朝曾风光一时，可惜在武王伐纣时站错了队，惨遭打击，后世子孙只混了个周王的马夫身份。后来周王一时高兴，把秦地封给他，希望他能有其祖先一样的运气，把周王的马群养好，同时利用他来“和西戎”。　　西戎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换句话说，是草原儿女。蒙古高原天高地远，天然造就了草原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格。源于西戎的秦王室继承了这一优良品格。在关东诸国拘泥于繁琐的礼仪，拘泥于华夏风骨，为是否应该称王甚至称帝吵个不停的时候，秦王室毫不犹豫的率先称王，把周王室甩在一边，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广泛吸收各国人才来为本国服务，以弥补自身由于出身西北民族，文化落后于东方诸国的缺陷。著名的客卿制度应运而生。由余、百里奚、公孙支、商鞅、范睢、韩非等名士纷纷西向入秦，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在中国形成两个人才中心，一个是秦国首都咸阳，一个是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不同的是，后者聚集了大批思想者，百家思想汇集，更像是一个清谈场所，体现的是齐王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秦国则不同，只要实干家，耍嘴皮的一概不要。对外来客卿用人不疑，政权由客卿把持也不担心，以至于当政者中除了樗里疾等少数人外，几乎见不到嬴秦本族人士。只可惜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更广泛的吸收各国人才，反而“焚书坑儒”，自我放弃了行之已久的人才政策，落得个二世而亡，徒令天下笑。　　西戎毕竟只是小邦，距离真正的草原帝国还差得很远。匈奴就不同了，作为整个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主人，它的开放性远远超过了前者。燕人中行说只是个宦官，赵信、卫律本来是从匈奴叛逃出去“投降派”，李广利、李陵曾经是苦大仇深的敌人，成千上万匈奴骑士死在他们手里，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是真心归顺投诚，一概接受，而且决不秋后算账！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领导者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草原生活非常艰苦，对人口的增加是很大的阻碍。当一个部落崛起后，如何利用广大的领土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游走，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一年四季，四个营盘足矣。新增的土地干什么用？空出来长草，留着备用吗？不行，因为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是大范围的，空地也跑不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交给信得过的人去使用，遭灾时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谁可以信任呢？敌人！　　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喜欢直来直去。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南方司空见惯，在草原是绝对见不到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宋将军赵珙出使来到刚刚崛起的蒙古帝国。一天，成吉思汗派人去问他：“今天打马球，你怎么没有来？”不请自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礼教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赵珙亦然，于是实事求是的回答：“大汗没有召唤我呀。”成吉思汗大笑：“既然来到我国，那就如同一家人。在宴会、打马球、打猎的时候，请不要客气，一起娱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让人请呢？”最后的结局是没学会入乡随俗的赵珙被罚酒六杯。　　尽管是发生在13世纪，但草原民族的性格大体一致，匈奴也差不多，只是没留下具体的故事罢了。既然要直来直去，那不服气就打一打，打输了决不矫情，认赌服输，随你处置。既然如此，那些被征服的部落自然可以利用。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下面一幕：　　失败的部落投降后，其首领还会被委以各种官职，继续统领本部。随后，该部落成为通婚的对象，大家变成一家人。“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当然，如果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拒不投降，将面临残酷惩罚：成年男子全部屠杀，妇幼罚为奴隶。　　匈奴崛起后的民族结构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百蛮大国”的特点：楼烦王、白羊王仍然统帅本部人马，东胡、乌桓等由于并非一战征服，不再独立存在。至于汉人，大多是从中原掳掠去的，而且文化差异巨大，大多沦为奴隶。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行说本来是汉朝内宫的一名宦官。文帝时汉匈“和亲”，嫁宗室女给匈奴新君老上单于，命他随行。中行说不愿去，后被逼不过，只好前往。但临行是丢下一句狠话：“一定要让我去，汉朝可要有大祸患了。”汉廷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马上投降。中行说来自汉朝内宫，了解诸多汉廷机密，老上单于大喜，予以重用。由于长期的交往，很多匈奴上层开始向汉文化靠拢，喜爱汉朝的衣物、食品。长此下去，有被同化的危险。中行说投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维护匈奴文化的纯洁，认为汉族的织物尽管华美，但不适宜在草原穿着，不像皮衣不怕荆棘割划；汉族食品虽然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持本族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旧有的生活习惯。当汉朝的书信送达时，中行说又教导匈奴用大出一寸的简牍回信，并张大其词地书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从而在形式上压倒了自称天子的汉朝皇帝。　　中行说深知匈奴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汉朝，但毕竟国力有限，真要和汉朝进行全面的较量肯定吃亏。所以，他一面努力帮助匈奴建立起“疏记”等制度，即定期统计一下匈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了解自己的家底；一面帮助匈奴调整战略思路，把以前漫无目的的入侵改成在汉地粮食收割时出击要害部位。秋收季节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最重要的日子，此时出击会毁掉汉族农民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杀伤很有限，但心里打击非常厉害。这样既保持了战略上的进攻姿态，又不至于逼迫太紧，招致汉朝倾全国之力反击。　　不过中行说担心的汉匈全面对抗还是发生了。这次，主动出击的是谋求建立万世功业，彻底改变屈辱地位的汉武帝。由于总体国力的不足，汉朝很快取得战略优势。这时，另一位归顺的人才挽救了匈奴。　　赵信，原本是匈奴支系小王，因为在内部倾轧中失势，带领本部人马投降了汉朝，被封为翕侯。公元前123年，赵信跟随皇上的小舅子卫青主动出击匈奴，遭到母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只好又投降了匈奴。在汉文化的政治伦理中是绝对容不下这样一个朝秦暮楚、左右摇摆的人物的。匈奴则不然，他们用草原博大的胸怀热烈欢迎这位叶落归根的游子。大单于伊稚斜委之以重任，封为“自次王”，意思是他的地位仅次于自己，并把姐姐嫁给了他。　　知恩图报的赵信作为汉军高级将领，深知汉朝的战略战法，于是建议匈奴全线北撤到漠北，脱离与汉军的直接接触。这样，强调主动出击的汉武帝必然会命令汉军出塞远征，深入匈奴腹地。匈奴则可以将计就计，利用地利、人和，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伊稚斜用人不疑，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汉匈之间虽然仍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但在战略上逐渐趋于均势，赵信的功劳很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燕王卢绾投降后被封为东胡卢王，陈良做了贲都侯，卫律受封丁零王，李陵做了右校王，等等，每一个都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较之在汉朝职小官卑，稍不注意就可能丢官罢职，甚至祸连家族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受此恩惠，岂能不倾全力报答？　　草原民族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政治斗争的智慧和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御驾亲征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按理说，匈奴不用进攻，只要长期围困，就足以致刘邦死命。这时，汉朝人狡猾的政治伎俩发挥了作用。谋士陈平用一幅美人图打翻了单于阏氏的醋坛子，靠她的枕边风吹走了千万匈奴铁骑。这样的馊主意粗犷的匈奴人的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和中原大国的竞争中还必须掌握这些小伎俩。靠自己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显然是事倍功半，从敌国挖墙角无疑是个好办法。在这里，匈奴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客观上弥补了本民族智慧的不足。　　广泛吸收异族人才不仅是匈奴帝国强盛时的国策，即便在其没落低潮时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能在后来重新崛起，称霸欧洲的条件之一。像“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下的三位心腹国务秘书，没一个是匈奴人：康斯坦丁是希腊人；埃德克是出生于匈奴部落里的哥特人；奥雷斯出身不详，可他的老婆可以肯定是西罗马帝国的名门望族。　　草原民族在处理军事事务、协调和周边民族关系方面往往能比定居民族取得更高的成就。前者靠的是环境赐予的先天的力量，后者依赖于兼容并包的草原情怀。唐朝成就过中华文化的一个顶峰，可它的成就受益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王室本身就充满了胡气，是多民族混血的结晶。唐以后的汉族政权要么偏安一隅，要么积弱积贫，乏善可陈，乃至于动辄被“夷狄”统治。唐以前的草原政权尽管没有取得君临中原天下的成就，但其集多元文化之长处，广采不同种族之优势的特点一样很鲜明。匈奴帝国能够长期和汉帝国抗衡，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屡经挫折后在欧洲重新崛起，靠的就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文化优势。　　　　三、 依赖英雄：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过分依赖英雄的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万般无奈之下，基督世界的人们只好求助于上帝，把这些“魔头”甩给上帝，当成是上帝降下的灾难，对堕落文明的一种惩罚。　　 他们是“上帝之鞭”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草原的英雄，是游牧民族的马上领袖。　　 按《太平御览》的解释：“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可见英雄二字的组合，乃是人群中之佼佼者，自有常人不可思议、不可测度、不可言喻、不合常理之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苏东坡对留侯张良之评价，可以用在一切可称得上英雄的人身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先让我们看一看大英雄冒顿的表演吧。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即被确立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另有新欢，生下一子。经不起小老婆的枕边风，头曼准备废长立幼，可又没有理由。于是把冒顿作为人质送到西边的月氏国。此时的月氏国还很强盛，头曼一直想消灭它。派太子到月氏，一方面可以麻痹对方，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一方面可以利用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一石二鸟。冒顿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父命难违，只好前往。　　不久，头曼发兵急攻月氏，早有准备的冒顿乘月氏慌乱之际，盗得一匹良马，仓皇逃归。头曼认为冒顿壮勇，收回另立太子的心思，并交给他一万骑兵，叮嘱他要刻苦操练。冒顿得到兵权后悉心训练，并让能工巧匠制造了一只鸣镝(响箭)，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一次，冒顿与部下出猎鸟兽，鸣镝一出，万箭齐发，鸟兽立毙。稍有迟缓的士兵立即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响箭故意射自己特别喜爱的一匹良马，不少士兵不敢跟着射，冒顿立刻将他们杀掉。此后，冒顿又以响箭射自己宠爱的妻子，左右的人都感到很恐慌，不敢跟着射，冒顿又将这些人杀死。不久，冒顿出猎，故意用鸣镝射杀了头曼单于的良马，左右的人连忙跟着射。此时，冒顿知道他的属下都听从他的命令，于是准备对亲生父亲下手。　　一天，冒顿随头曼狩猎，趁头曼不备，掣出鸣镝射向头曼，左右亲随乱箭射齐发，头曼当即死于非命。父子之间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更替。　　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想趁机攻打匈奴，讨一点便宜，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希望得到头曼的千里驹。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纷纷表示千里驹是匈奴的国宝，匈奴自从得了此马，国家兴旺发达，此马乃吉祥之物，万万不可送给东胡。冒顿却说：“东胡是我国强邻，两国和睦相处才是头等大事，一匹马何足挂齿，给他吧。”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东胡认为冒顿惧怕他们，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顿一个美貌的阏氏。冒顿又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阏氏，请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们。”冒顿说：“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邻国，太不值了，给他吧。”于是又把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准备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有一片缓冲空地，贵国人从来不去那里放牧，请你送给我们吧。”冒顿又一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吃过两次亏的大臣们很多已经对冒顿失去信心，认为他是个窝囊废，阻拦也没用。于是一些大臣说：“既然是荒弃之地，留着也没用，为了两国友好，给他算了。”不料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能随便放弃呢？”把主张送地的大臣立即处死。随后冒顿召集全国丁壮，浩浩荡荡杀向东胡。　　几次得手的东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里，毫无防备。结果被冒顿打的大败，东胡王也做了刀下鬼，东胡的所有穹庐帐幕皆被毁坏，人口和牲畜全被掳走。冒顿又趁热打铁，向西打败了月氏，向南并吞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进而侵入燕、代两地。冒顿的势力迅速壮大，建立起东尽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一统千胡百国的匈奴王朝,与中原大汉王朝同时登上了欧亚大陆的舞台，史称：“北有引弓强国，南有冠带之邦。” 　　“一将功成万骨枯”，冒顿为了自己，可以杀父，可以杀妻，较之一般的战场英雄更能忍，更残酷，也更“伟大”。冒顿的行为在汉人眼里禽兽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却是英雄行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有的英雄观。　　从现存的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可以发现，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经掌握了驯马的技术。对马的成功驯化，给草原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灿烂火炬。由于马的骑乘，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特别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游牧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他们战斗的人生。但是，驯马的成功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一个糟糕的副产品。　　为了将来适应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演习骑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过早的马背生活塑造出他们精力充沛、吃苦耐劳、能征善战的特质，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向其他类型文明演进的机会。长年的逐水草而居，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使游牧民族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狭窄的马背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单调而缺乏变化的“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较之定居民族相对迟缓。当定居者已经进入典章完备、钟鸣鼎食的古典国家形态时，很多游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状态。带有鲜明的原始军事酋长制度色彩的英雄观念在此时应运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区只有几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让它几千年如一日的长草，必须让人和草原和谐相处，不竭泽而渔。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纪律，游牧区域会发生重叠，羊群会过分啃食，破坏生态，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内部矛盾和争斗。而游牧区域的划分，必须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领导者。草原上的野兽大多成群行动，靠个人是无法对付狼群和抓捕黄羊的，集体围猎是主要的狩猎方式。没有纪律，轻则会放走猎物，重则会被自家人的弓箭射伤。于是，狩猎的领导者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酋长制阶段后，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不断的强化酋长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绝对独裁的领导者方向发展，进而萌发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观念。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汉将李陵投降匈怒后，一直虚以委蛇，不卖真力气。另一位降将李绪则认真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误以为是李陵在帮助匈奴，于是杀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机会杀死了李绪。按理说，李绪有功，李陵杀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匈奴偏偏不这么看。李绪是英雄，杀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于是，李陵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加官进爵，封为右校王，还娶了单于的女儿。　　由于这种特别的英雄观，使草原民族从匈奴开始即为血腥的征服和杀戮赋予了一层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按照匈奴的习俗，在作战中斩敌首级一颗赏酒一卮，所得财物尽归其所有，俘虏的妇女老幼收为其奴隶。杀敌越多，财物奴隶越多越受尊敬。于是，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唯恐落后。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他们的经济，是物质需要；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是精神需要。而两者又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于是，率领他们把这种残酷的掠夺杀戮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本民族带到荣耀的顶峰的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英雄中的英雄。　　可征服之后呢？拿什么统治广大的征服领土，如何把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融合到一起，怎样平衡被统治的各个民族的利益就成了摆在这些大英雄面前的一道难题。要维系统治，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济纽带和精神纽带。草原帝国无一例外的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且大多以草原地带为中心。在这片地形复杂的广阔区域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各异，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市场，自然不会有什么经济纽带。于是，粗犷的草原英雄们只好在两个极端的方法种选择一个：要么任其自然发展，不予干预，自己守在根据地享受各方朝贡；要么干脆向蒙古人设想的那样把汉人的耕地全变成牧场，让汉人也来游牧。不论选择哪一个对统治都没什么帮助。于是，帝国领土越是广大，越是容易分裂和崩溃。　　在定居文明面前，游牧文化无疑是落后的。于是，任何一个闯入定居者家园的马上帝国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留在这里，由被征服者同化自己，或者退回草原。退回去是主动示弱，大英雄决不会干。于是任何一个决定留下来的马上帝国又要进行一次选择：要么从马上走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转化；要么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然后再马上失天下。　　严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宗教的生长，以宗教为纽带，在征服过程中传播自己的宗教是维系帝国存在的一个法宝。阿拉伯人是这方面的楷模。　　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上是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延续，三分之一的地区是沙漠。在这里见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色，经常见到的是沙暴降临时的黄埃散漫、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除了沙漠，还有大片卵石覆盖的戈壁滩和火山喷发的岩浆构成的“黑石沙漠”。由于地处副热带高气压带，这里长年高温少雨，植物很少。恶劣的自然条件催生出超自然的崇拜，并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成了统一阿拉伯人思想的工具，并随着大规模的“圣战”向外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以后，尽管阿拉伯帝国垮台了，伊斯兰教却保存了下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穆斯林文化区。　　草原民族的生活环境也不好，但比起阿拉伯人可好多了。但特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形态演进缓慢的弊端在这里暴露了出来。他们基本上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无法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一所有游牧民族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被征服者宗教思想的份，不可能去占领被征服者的精神世界。　　没有纽带，草原帝国就只好依赖英雄的个人能力了。确切的说是依赖大英雄们的军事天才。为了维护统治，大英雄们也拼命的宣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无良公民”。阿提拉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宣称自己是“最高的上帝”、“王中之王，神中之神”，还弄到一把所谓的“战神玛尔斯之剑”，以制造自己天下无敌的形象。据说这把剑在战场上只要一挥就能使敌方武器全部失灵。另一方面用高薪显位聘请罗马和希腊的能人智士来为自己服务，推行灵活务实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不发动战争，以免露出神剑的马脚。 　　但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可能不发动战争。可一旦开战，就难免会有失败。一旦失败，必然威信受损，长敌人士气，灭自己的威风，进而动摇帝国根基。而且这些大英雄们似乎都不会教育后代，他们的子孙很少有人具备祖先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汉人说“富不过三代”，对这些草原英雄似乎同样适用。于是，在阿提拉于新婚之夜神秘死亡后，它的匈奴帝国迅速走向分裂解体。瘸子帖木儿更痛快，他一手打造的军事帝国在他死后没多久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成吉思汗好一些，因为他很英明的培养起手下人对自己的黄金家族的崇拜，虽然蒙元帝国很快被子孙瓜分，但至少还在自己的子孙手里，在形式上维系了一个家族的统治。　　草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过分的依赖英雄的存在。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第二章 苍狼长啸：蒙古高原的第一个主人　　　　草原的气候变化快，灾害多。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不向任何艰难低头的顽强精神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能在这里站住脚根的民族必然有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十足的狼性。姜戎的《狼图腾》向我们诠释了草原苍狼的顽强性格，匈奴人则是蒙古高原走出来的第一头野狼。　　　　一、 草原人文：匈奴民族的社会生活　　　　每一个民族都是从不可思议的传说和神话中走出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对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化身的神灵的热爱。匈奴人，因为得罪了太多的农业民族，他们的族源因而被附着了太多的挖苦和嘲讽。只有太史公说了句公道话：他们是夏后世之苗裔，是炎黄的优秀子孙。　　&&& 追日夸父的故乡人　　关于匈奴的族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光传说就有好几种。　　欧洲人的说法是哥特王菲利莫尔率领部众进入东欧西徐亚人（也译作“斯基泰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种人”）的地盘。抵达西徐亚后，他在自己的部落中发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巫婆。菲利莫尔怀疑这些令人作呕的女人是敌对势力派来的奸细，于是下令把她们赶到远处的荒野中去。巫婆们走迷了路，进入了一片荒漠的深处，那里的几个妖怪看见并强奸了她们。九个月后，在这些巫婆的怀抱里，诞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种族：“Hun”，他们的天性就是要压迫和毁灭其它的民族。“Hun”即西方人对匈奴的称谓，从发音上接近“胡人”。　　欧洲人的传说带有明显的诬蔑、歧视味道。在中国的史册上，则是另一种说法。《路史?后纪?夏后氏》载：大约公元前17世纪，夏朝为东方的商国君主汤推翻，末代夏帝“桀”战败后被放逐到南巢，成为商朝的附庸，三年后死在亭山。夏桀的儿子淳维把父亲的女人收为己有，为躲避商汤的惩罚，率众北走，开始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并自称本部落为“荤粥”。到了周朝时又改名为“猃狁”。夏王室在古史传说中属于黄帝的后人，猃狁是公认的匈奴旧称，照此说法，匈奴无疑是“夏后氏之苗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　　匈奴民族最早生活在阴山和河套一代，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伟人：夸父。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夸父生活在“大荒”之中，一年，酷日当头，举国大旱，颗粒无收。夸父为救百姓决定干掉火热的太阳。追过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追到一个叫禺谷的地方。眼看就要抓到太阳了，突然头晕目眩，赶紧坐下来喝水。追了一路，实在太渴了，夸父喝干了黄河、渭水还不够，又往北走，前往大泽喝水，还没走到就渴死在路上了。夸父死后，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邓林。　　邓林即“桃林”，在现在陕西的潼关以东一带。按照宋朝人罗泌的说法，夸父是炎帝的后代，姜姓。而后世的匈奴英雄，建立了北周政权的宇文泰即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是农耕文化的“代言人”，夸父追日的目的也是为了挽救被干旱困扰的农耕百姓。为了抗旱，他壮烈牺牲。可他没有屈服，把耕耘农田的手杖化作邓林，似乎在暗示他的后人为了和自然斗争，放弃农业生产，转为森林狩猎了。　　不管他们的祖先是黄帝还是炎帝，总归是华夏儿女。从古史传说中来看，汉族的学者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屡次袭击自己的游牧生灵当成外人，在他们眼中，匈奴和汉族人的斗争只能算做是家里哥们之间的反目内讧。　　在北方草原，苍狼经常被当作游牧民族的祖先。《周书突厥传》说：在很早以前，突厥的祖先从匈奴族分离出来后，建国于西海之上，后被邻国所灭，全族男女几乎尽被杀绝，只留下了一个十岁的男孩。邻国士兵见其太小，砍去其手足，弃于草泽后离去。男孩被砍掉手足后，有一只母狼怜其不能寻食，就常叼来一些肉食喂他。久而久之，男孩长大了，并与母狼培养起了感情，结果双方交合，使母狼怀上身孕，不久生下十个男孩，其中一个名叫阿史那，他能力最强，后来成为突厥人的君王。　　《元朝秘史》中说：“成吉思合罕(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降生的苍色的狼，他的配偶是惨白色的鹿，他们同渡过腾汲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巴塔赤罕。”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的始祖，距成吉思汗有21代。　　 匈奴人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没留下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记载。不过从《魏书高车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相传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容艳丽，无人可比，国人皆以为天仙。单于认为自己两个女儿不可配与凡人，应送与天神为妻，于是在草原上筑了一个高台，把二女放在高台之上，敬请天神来迎娶。四年之后，仍没有天神来娶单于的两个女儿，这时却有一头狼昼夜守在高台之下嗥呼，长时不去。于是小女儿认为此狼乃天神，遂下台随狼而去，不久生下后代。　　在人类没有强大起来之前，苍狼是草原的绝对主宰，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自己的祖先，是其原始图腾崇拜的一种遗存反映。齐秦的一曲《北方的狼》，也许是最适合描述草原民族特点的歌曲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匈奴，无疑是第一只统治蒙古草原的苍狼。　　传说终归是传说，匈奴人究竟来自何方？目前，商代的鬼方、周代的猃狁，基本被学术界认定是匈奴的祖先。春秋时的戎狄是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还有争议。游牧民族天生有很强的流动性，非要给他找一个直系祖先似乎并不现实，把匈奴认定为由上古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似乎是一个虽然偷懒但肯定合理的结论。　　&一幅毡帐写春秋　　匈奴人长什么样是个有趣的话题。可惜在东方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大概是匈奴人和汉人相比并没有什么生理特质的缘故。不过在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马踏匈奴”的雕像给了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石雕高1.4米。马腹下一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辱平鼻，低额大耳。这个匈奴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匈奴人侵入欧洲后，引起欧洲民族大迁移，因此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颇多。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写到：“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对于匈奴大单于阿提拉，约丹内斯指出他也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是由于草原上太阳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　　由于被匈奴人统治了近百年，在欧洲人的笔下充斥着大量的侮辱性描写。如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　　还是让我们看看近代一位比较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戴遂良的研究成果吧。戴氏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　　对于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曾经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匈奴人确实有刺面的习俗，不过只是在祭奠死者的时候。为了表示与死者同在的心情，他们会划破脸颊，让血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这种习俗在同时代的西徐亚人中也存在。不过这一习俗在罗马人眼里居然变成了一种心理战的手段，“为了在作战中能吓倒敌人，他们不惜用刀子把脸颊划破”。这可真是自作多情。匈奴铁骑在欧洲无人可以阻挡，战马趟起的烟雾就足以让敌人魂飞胆丧，还用得着心理战？！至于划破婴儿面颊，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匈奴人到是有一个更让欧洲人恐惧的野蛮习俗：猎头。摘取敌人的首级是他们炫耀武功的唯一手段。如果杀死的是敌方主将或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匈奴人还会将其头盖骨在眉毛处割开，外面包上皮子，里面嵌上金银，做成酒杯使用。大月氏国王的脑袋就是这样被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做成酒具的。　　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由他们蓄养的马、牛、羊、骆驼群来决定，而不是相反。毡房木车是就是他们的家。在不同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必须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对于马和羊，牧场的要求也不一样，马群一般换着山地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但是，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每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按照一定的路线迁移，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毡和皮构成的帐幕中，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　　游牧民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从内向外分布。　　牧民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草原上不可能有旅馆，别人的毡房就是游客的家。对待远来的客人，他们会拿出美酒、奶酪供其享用，并提供住处。当然客人不能住的太久，因为牧民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像哈萨克人称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继续款待；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第四天再不走，就只好驱逐出境了。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则挤奶，捅马乳，制作乳酪，剪羊毛织线，制衣服等。妇女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打仗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往往具有相当的地位。北方民族生产女英雄——北魏鲜卑族之胡太后、契丹萧太后、蒙古帝国的乃马真后、海迷失后，还有乐府诗中的花木兰——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里指的是正妻。　　在游牧民族中广泛存在的“收继婚”制度，一直为汉人诟病。在中行说和汉朝使者的著名论辩中，收继婚是一个重要话题。　　汉使说：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还是先说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你们的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不明就里，只好回答：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上马战斗是生活的重要组成，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这和你们说的保家卫国有什么区别吗？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无辞，开始攻击敌人的“要害”：匈奴人一家都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哥哥死了，弟弟会收娶他的妻子。这是乱伦，没有利益的表现。　　中行说不慌不忙，回答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那么多规矩，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对收继婚的解释其实是狡辩，纯粹为了打击汉使。游牧民族之所以流行这种婚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草原生活很艰苦，聚集一点财产很不容易。在草原上妇女是有一定地位的。如果父兄死了，允许后母寡嫂另外婚配，她们肯定要带走属于她们的那一部分财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岂不要灰飞烟灭？　　匈奴人的丧葬习俗也很有特点。马是匈奴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好的随葬品。按照他们的葬礼习俗，贵族的马要在主人死后的第3天、第7天、第49天分别杀死，身子留给亲朋好友享用，马头埋入地下。马笼头、马鞍以及他的武器一同随葬。　　在正式的葬礼开始后，男人们要剪下自己的辫子，划破脸颊，用血水和泪水的混合物哀悼自己的领袖。死者的尸体安放在正中央的帐篷里，歌手骑着马围着帐篷高唱哀歌，接着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间下葬，如果是贵族，会有部分男性奴隶和漂亮的女子殉葬。　　匈奴人的棺材分三层，最外面一层是铁皮，中间一层是银的，最里面一层是金的。如果是贵族，会全部用金、银、铁，财力有限的也要镶上银片、金片，尽可能向主旋律靠拢。埋葬的地点尽量保密，如果是在草原上，会尽量把墓地踩平，等草长出来后，就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在欧洲，他们另有办法。像阿提拉暴亡后，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水，把其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里，然后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全部杀死，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埋在那里。曾有人推测他的陵墓应该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交界处的蒂萨河下游，是否属实，只有等以后的考古挖掘结果了。　　　　“三权分立”的统治架构　　冒顿单于建立起他庞大的草原帝国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游牧生活艰苦，匈奴的人口很有限。在征服了众多外族部众后，怎样统治他们呢？聪明的大单于创造出一种“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他把整个帝国一分为三，自己统治帝国中心区域；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辖；帝国西部由右贤王管理。三王各自建立王庭（首都或首府），大单于的王庭最初在杭爱山附近，后来为躲避汉朝打击，北撤到现在的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地区。除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在单于的统一指挥下行动外，一般事务和小规模军事活动左、右贤王可以自行处理，无需像单于请示汇报。　　大单于自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所以“撑犁孤涂单于”的意思就是“像天的儿子一样伟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左右骨都侯是重要的辅弼大臣，只能由地位尊贵的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　　匈奴以左为尊，所以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候补人选，因此常常由单于瞩意的儿子担任。在贤王以下，分别设有谷蠡王、大将等职务，分别隶属左右贤王。他们的地位高下顺序是：　　左贤王第一， 右贤王第二；　　左谷蠡王第三，右谷蠡王第四；　　左大将第五， 右大将第六；　　左大都尉第七，右大都尉第八；　　左大当户第九，右大当户第十。　　左右贤王有固定的游牧地域，他们手下的谷蠡王等高官也有相对固定的驻牧之地。这些高官和单于一样，同时也是各级军事首长，大的统领万骑，小的数千。其中万骑长有24个。在万骑长以下，又有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员。由于匈奴敌国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直接过渡到国家形态，所以保留了很多旧习惯，以上这些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家族世袭的，普通士兵努力征战并不能升官，把其所虏获的俘虏、财物赏给士兵本人是唯一的激励方法。这种僵化的统治结构为匈奴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匈奴的统治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左右各部“自治”的色彩很浓，集权的味道很淡，但是适合了匈奴不很发达的游牧经济水准，所以一直延续到1世纪匈奴衰落。即便在其西迁后仍有很大遗存。很多西方学者因为没注意到这一点，在纪录西迁的匈奴帝国历史时经常出现一些误解，本书下文会随时修正。 　　　　二、 三“花”怒放：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气候恶劣的蒙古高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使游牧民族可以更早地掌握冶铁技术，更早的获得锋利的武器，来和大自然搏斗，　　草原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技术和知识，于是，农业和商业有了天然的生存土壤。和叫喊了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汉民族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自然是其经济形态中的主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为匈奴人的牧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加以有效看管，牛马羊群就可以大量繁殖。畜群既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牛羊的乳汁及其制成的干奶酪是他们必备的食品。　　马是匈奴人最好的朋友，在匈奴人的词汇中，关于马的词汇最多，像骊、駃鞮、騊駼，等等。骡子的出现，说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杂交技术。在汉匈战争中经常有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被掳走，说明他们的牧业成果是巨大的。　　每年秋天马肥畜壮的时候，单于都会在蹛林举行大会，检验这一年来各部落畜牧的成果。在帝国的各行业中，畜牧业是唯一需要定期检查统计的，足见牧业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不过匈奴人逐水草而放牧的游牧经济毕竟是粗放的，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所以，一旦遇到风灾雨雪，严寒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经济萎缩，人民饥饿困毙，濒于绝境。这时，狩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蒙古高原野兽种类众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野鹿，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狐狸。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有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匈奴的狩猎一般集体进行，各部首领经常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围猎活动。在狩猎的同时进行练兵。他们打猎的常用方法的合围，然后乱箭齐发，竭泽而渔，一个不留。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战场上，让汉人吃了大亏。　　后来匈奴社会里还出现了诸如“射雕者”这样专门的猎户。 　　刚刚跨过文明门槛的匈奴人有农业，似乎很少有人能理解。其实不仅有，规模还很大。与定居民族不同的是，匈奴的农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游牧地的变化，隔几年换一个地方。蒙古高原土壤肥力较差，土层较薄，隔几年休耕，客观上正好符合生态需要。大青山一带土壤较为肥沃，是他们首选的农业地带，常种的谷物主要有小米、高粱、糜子等耐旱作物。　　在占据了西域后，匈奴右贤王还曾派出人马到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屯田。车师国土地肥沃，汉朝政府在打通西域后也在这里驻兵屯田。匈奴和汉朝为了争夺在这里的屯田权力曾展开反复的争夺，说明匈奴人对农业非常重视。　　生产出粮食就要贮藏。匈奴人发明了两种贮藏方法。一是“治楼”，即盖高楼，发挥其凉爽干燥又没有鼠害的优势；一是挖“大窖”。挖窖比盖楼技术复杂的多，既要保证不受地下水侵袭，确保干燥，又要防止其塌陷。估计蒙古高原良好的直立土层帮了匈奴人很大的忙。　　正如适应游牧生活要有穹庐一样，适应农耕生活必然要有村落和城郭出现。头曼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是匈奴最有名的城池。它们大多点缀在适宜农耕的阴山山脉附近。从考古挖掘来看，匈奴人的城池和汉地的差不多。城中建筑物多为土木结构，屋脊也用瓦当覆盖。地下有下水管道，城周有围墙。墙外有数道壕沟。居民一般住在城外。　　在匈奴的农业中少不了汉人的影子。战国、秦汉时代，“夷夏”的区分观念并不浓烈，经常有汉人因为不满内地统治逃往草原，匈奴的不时南下，也使边境上的汉人被大量掳掠而去。这些北去的汉族人肯定会把他们掌握的农耕、筑城技术带给匈奴。他们是草原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也是汉匈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　　弓箭让罗马人在第一时间领略了匈奴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毛皮制衣工、金施工、木匠、木雕工、像牙雕工、皮革制件工、补锅匠、陶工、车辆制造匠，等等，不一而足。　　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冶炼、制造铁器。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蕴藏了大量的富铁矿石，为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至晚从公元前7世纪起，匈奴人已经开始冶铁并用其制造铁斧、铁刀一类生产工具。由于铁制工具更坚硬、更有韧性，很快被用于生产兵器。著名的“径路刀”即是铁制匕首。三棱箭簇更是让敌人魂飞魄散。　　匈奴人兴起的河套地区曾经诞生过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说明他们冶炼青铜器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由于兵器多用铁制，青铜器基本被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锅、铜铃、炊具，等等。　　草原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天生就需要商业的辅助。他们和周边民族，和中原内地都有商贸往来。用于交换的主要是马匹牛羊。　　由于商业对他们至关重要，汉朝政府经常以禁止边境贸易作为手段要挟匈奴。匈奴也在同汉朝的“和亲”谈判中每次都附带上开“关市”一条。　　由于性格粗旷，不善于在商场上勾心斗角，经商的一般是外族人。因此，匈奴民众对商人向来很尊重，和汉人的“重农抑商”截然相反。西汉大行令王恢派侠客聂壹以商人身份往来与汉匈之间刺探情报，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边境小吏泄漏了消息，匈奴大单于差点就被这个假冒的商人骗到30万汉军的包围圈中。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就像三朵鲜花盛开在匈奴的大地上。商业则像绿叶陪衬其间。匈奴的经济大厦就是靠着三花一叶，雄起于塞北高原。　　　　三、 祖先、自然：神秘的精神世界　　　　以崇拜偶像为特点的萨满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原始宗教，匈奴人是最早的使用者之一。不过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所以，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成了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了许多。　　匈奴人很幸运，在他们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匈奴人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曾经普遍存在于草原民族当中。草原民族信奉萨满教，有其深刻的原因。费尔巴哈曾说过：“唯有自然界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虚、变得虔诚。”“自然是宗教最初、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费尔巴哈大师这一真理性的描述正是宗教产生的最初原因。对千奇百怪、变化万端自然现象的不理解，既依赖它，又对它感到恐惧，认为是某种超人力的神灵在掌握这一切，于是拜倒在它的脚下。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人们就会把与自身生辰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自然现象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恩格斯曾说：“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样，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便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运而生。　　 在萨满世界里，“萨满”——巫师是中心环节。萨满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而深通诸灵界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萨满的基本素质。在选拔萨满时，这种能力就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　　萨满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萨满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在治病方面，萨满采取的主要不是医术，而是巫术。萨满在治病时，以跳神的方式为主，也辅助动用火、水、木器、金属器等作法的巫术手段。如萨满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立即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这就是一种所谓以神灵驱病魔的巫医技巧。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然后施以萨满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替身。　　匈奴的萨满，在中文史籍中称“胡巫”，一般是女性。除了替单于沟通上天、祖先之外，匈奴的巫师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汉武帝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丁零王卫律有意陷害，于是串通巫师，假托已死去的“先单于”留言，要用李广利做祭祀的礼品，血祭胡社。单于信以为真，不敢怠慢，下令处死贰师。李广利也不含糊，临死前破口大骂，诅咒匈奴在他死后要受大灾，亡国灭种。巧合的是，李广利死后匈奴果然连续几个月雨雪不断，牲畜死亡众多，瘟疫流行，粮食作物也迟迟不成熟。单于大为恐惧，想起李广利的诅咒，连忙补救，专门为李广利修了一个祠室，定期祭祀。　　在汉匈战争后期，匈奴连战不利，曾经命令巫师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掩埋在汉军经过的地方。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何新先生甚至因此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名将霍去病年近24岁就病死了，据说也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　　这些巫师因为不断有匈奴人投向汉朝而流入中原地区，甚至进入宫廷，引发严重的宫廷政变。赵地人江充经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引荐，被重用，任命为“直指秀衣使者”，即特务头子。江充勾结大批胡巫，宣称皇帝生病都是因为有人用“巫蛊”害他。根据民间传说，巫师把毒虫毒蛇方在一个器皿里，让他们互相吞噬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即是蛊。巫师事先削制木人埋藏在仇人的住处或自己身边，然后操纵这种怪物进行诅咒，据说要仇人生病就生病，要他死他就死。汉武帝梦想长生不死，相信了这些鬼话。于是江充带着胡巫到处找“巫蛊”，乘机大肆迫害政治对手。太子刘据天性仁慈，和江充不睦，江充于是在太子东宫和其母皇后卫子夫的宫里大肆活动，翻了个底朝天，找出很多事先藏好的巫蛊，而且利用特务组织阻止刘据母子见皇帝申诉。刘据眼看大祸临头，被迫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杀死江充，然后率领京城百姓和保皇派大战五日，最后寡不敌众，携幼子出逃，被捕时自杀身亡。史称“巫蛊之祸”。汉武帝老年丧子，性格日渐怪异，干了很多蠢事，使汉朝的江山大损元气，再也无法振兴。　　当然，这些巫师并非只会装神弄鬼，他们也能治病救人。其巫术很多就是灵感来自自然的原始的临床医学。苏武出使，被动卷进一场政变，引刀自杀。巫医紧急治疗，在地上挖了个坑，燃起温火，把苏武放在上面，用脚踩他的后背，直到踩出血。苏武原本已经气绝，在巫医的治疗下果然又苏醒了过来。　　在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单于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单于的阏氏则代表后土——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自己的发祥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不幸的是，此地后来又被汉将霍去病夺取，来祭祀用的“祭天金人”也被虏去。按照《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也不敢怠慢，把他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派专人烧香礼拜。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据东部的左贤王地位仅次于单于。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东）开。大概是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非常喜欢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自然的崇拜自然衍生出对鬼神的恐惧。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一般会将其归之于鬼神作怪，敬而远之。比如苏武被扣留后，单于断绝了他的饮食，关在地窖里。正好天下大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单于以为有神保护，连忙释放，并迁徙到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安置。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他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马上发兵痛击乌桓。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更多的关于匈奴人精神生活的信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信仰的是原始的图腾崇拜的进化物，以崇拜偶像为特点。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是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因为黄教号召教民除留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外，其他儿子都要出家为僧。出家僧人当然不能娶妻生子。　　幸运的是，在匈奴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政府也还没有完全剔除百家诸子的影响，儒学的正统地位还在树立和巩固过程当中。自己的精神还没有完全统一武装起来，自然无法去控制别人的精神世界。匈奴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所以，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究竟是福是祸，后人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其信仰没有受到外来冲击，才保证了匈奴人借以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　　
上部 成王败寇？：被迫远徙的北匈奴　　成者王侯败者贼，这是中原政治文化中的一条铁律。粗旷的草原英雄们可没有做贼的打算。大英雄岂能仰人鼻息，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走，天高地远，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这大草原可没有尽头。　　于是，强悍的狼群分家了，贪恋故土的选择了留下，慢慢的变成了温顺的绵羊，给中原汉人的血液里注入了一分胡气；狼性未泯的则嚎叫着义无反顾的离开了蒙古高原，离开了他们的祭天金人，奔向西域，奔向吉尔吉斯草原，奔向那片未知的世界。&第三章 “师夷制夷”：长城两侧的攻守易位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魏源老夫子留给满清贵族的谆谆教诲，可惜死水微澜，没见多大响动。倒是好学的东夷——日本人率先拿去，奉为瑰宝。几十年后，清国人惊呆了，像夷狄学习可是汉人的优秀传统啊，怎么现在就丢掉了呢？大概清朝皇帝们自己曾经就是蛮夷，对“夷”特别忌讳和反感吧。　　　　一、 胡服骑射与李牧大捷：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师夷”高手　　　　匈奴的突然出现，打的秦、赵、燕三国措手不及，纷纷修葺长城，作消极抵抗状。周武灵王不干了，我们的祖先曾经就是“夷人”，干吗要受这些蛮夷欺负？恢复当年的“夷风”有点困难，还是直接向这些落后于自己几百年的匈奴人直接学习来的快。于是乎丛台的美酒窖边出现了胡服骑士的矫健身影，塞外边关出现了弓箭在手的赵国勇士。　　　　匈奴古称鬼方、猃狁，早在商周时期就和中原政权发生过冲突。《周义既济》载，商王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西周以后，以上两个名字逐渐消失，开始出现犬戎等少数民族。犬戎是否就是匈奴，尚有争议。西周穆王曾经征讨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国语周语上》）白鹿、白狼，显然是犬戎战败后进献的礼品。狼是草原民族最尊敬的动物之一，很多民族的起源传说都与狼有关，联系到匈奴人喜爱白色，至少可以说犬戎与匈奴有密切的联系。　　周穆王打败犬戎之后，为便于控制，把一部分犬戎迁徙到临近周朝中心地带的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