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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干涉还辽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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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让西方列强感到不满，同时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感，害怕日本一家独大，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向远东扩张的好机会，能让自己的势
三国干涉还辽实质是什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让西方列强感到不满，同时让他们有一种危机感，害怕日本一家独大，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向远东扩张的好机会，能让自己的势力更强大一层。那么三国干涉还辽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呢？三国干涉还辽图片三国干涉还辽主要还是由于俄国煽动起来的，沙皇俄国早就对清朝虎视眈眈，在先后占领了原来属于清朝的外东北地区，抢夺了清朝的库页岛之后，又建起了西伯利亚铁路，这些更使他对清政府那种占为己有的野心更大，想把它完全变成黄俄罗斯。而法国由于俄法同盟，同时法国对台湾的野心还没有放弃，至于德国是想从中国索取一个港口，另外更是想要亲近俄国，避免自己孤立。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自己的私心，想要更好的对外扩张，那种野心愈演愈烈。所谓的强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清政府，也不过是日本触犯到了他们的利益，对三国更直接的利益是清朝赎回辽东半岛，三国在清朝的各种权利不变，若是变成日本的，则所有的利益消失。为了让自己的利益依旧存在，故而三国干涉中日，逼迫日本归还辽东半岛。日本自己的利益虽然受到他人的触犯，但是毕竟是新崛起的新国，无奈遭受如此屈辱，这些也更加让日本怀恨在心，日本更是在军事方面更加用心，成为后来的中俄战争的导火线。综上所述，三国干涉还辽实质其是帝国主义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引起的纷争。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是什么三国干涉还辽在上也是一次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事情发生在甲午战争之后，当时大清王朝曾经和日本签订了条约，将辽东半岛的地区交给了日本，尽管合约的内容并不是很公平，可是软弱无能的清王朝只能答应。然而在签约完成六天之后，俄国、德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开始干涉日本的事情，并且建议日本将辽东地区还给中国。因为这三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那么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是什么呢？三国干涉还辽图片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首先这三国国家的计谋得逞之后，分别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一定的权益，这样一来其他各个大国也开始眼红不已，因此而激发了更多国家想要入侵中国的野心。到了1896年的时候俄国用自己致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功劳，强迫中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成功的拥有了旅顺和大连的通商口岸，而德国则是趁着这个机会将胶州湾收到自己的手中。这三个国家的想法虽然不同，但是也反映出了那个时期各国之间的紧张程度，同时这次事件也开启了列强国家侵略中国的开端。另外三国干涉还辽的影响还包括日本方面的反应，那个时期日本刚刚发展起来，可是居然受到了这样的耻辱，所以日本方面一直记着这个仇恨，开始在军事等方面快速发展，希望等待再次强大之时能够释放出更强悍的能力。于是才会发生暗中袭击俄国的军队，并且因此而引发了日俄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三国干涉还辽目的是什么三国干涉还辽是发生在19世纪末期的一个事件，之所以有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在当时中国政府的软弱导致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一条内容就是要中国把东北的一部分领地也就是辽东地区划分给日本。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俄国，德国和法国便觉得他们自身的利益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失，于是便联合起来提出来要日本把辽东地区归还给中国。那么三国干涉还辽目的分别是什么呢？三国干涉还辽图片从表面上看三国确实是在帮助当时还比较软弱的中国，也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正义感来帮助中国，因为在三国的干涉下，日本最后确实把辽东地区归还给中国了。但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三国干涉还辽还是有其他目的的，他们表面上帮助中国，实际是在为各自的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因为如果日本继续占领中国的领地，日本会变得更强大了，自然其他国家就会受到日本的威胁。俄国的目的是在表面上帮助了中国以后，中国就会感激俄国，那个时候俄国提出的条件像重新划分国界等要求时，中国也不得不同意，因为俄国是中国的救命恩人。德国的目的是借此可以得到中国的一个港口，而且还可以与俄国有更进一步的联系，以至于德国不会被孤立起来。法国的目的就是借此机会来得到中国的沿海地区。所以说三国干涉还辽的目的是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帮助中国只是为他们的野心找了一个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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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中，人才是一个军阀割据能否长久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各方霸主各显神通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奇葩的录用人才行为。有些甚至能让人哭笑不得。
历史上民间有种说法，那就是在给三国英雄排顺序的时候： 一吕二赵三典韦, 四关五马六张飞, 黄许孙太两夏侯, 二张徐庞甘周魏, 枪神张绣和文颜, 虽勇无奈命太悲, 三国二十四名将, 打末邓艾和姜维。
三国第一霸主非孙策莫属，和他相比，刘备太虚伪，曹操太奸诈，孙权不能容人;和他相比，董卓太残忍，袁绍太无能，刘表胆子太小，袁术器具太小。
对于司马炎称帝，建立晋国这件事，很多人表示不能理解，三国给人以这样一个结局，使得很多人表示无法接受。在看过三国整个历史过程后，很多人都希望曹操、刘备、孙权中的一个能统一天下，可惜的是三个国家斗了那么久，结局天下却成了司马家的。甲午中日战争三国干涉还辽:清廷欲与日再战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签署了《马关条约》，宣告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不过由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酝酿，清政府在力图减少战败损失的同时，部分官员萌生了“毁约再战”的意图，并通过种种途径，向西方列强谋求支持。但是，清政府严重误判列强干涉的真实意图，非但未能得到支持，而且内部也对重新开战的风险持有顾虑，因而最终不得不接受《马关条约》，并进一步陷入列强瓜分的重重危机中。对三国干涉还辽的高度期望是清政府萌生毁约再战想法的重要因素。根据《马关条约》，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将被日本割占，当时俄国企图将中国东北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不愿意看到日本据有辽东，就联合德法两国施加外交压力，迫使日本放弃占领辽东半岛。三国共同对日干涉的策划过程是秘密进行的，但法、德两国政府有意向清政府作了极为有限的透露。就在《马关条约》签字前，法国外交部向清朝驻法使臣庆常通报了法国即将联合俄国阻止日本的消息。德国前驻华公使巴兰德也通过德籍税务司德璀琳，向津海关道盛宣怀转告德国即将联合俄、法对日进行干涉。由此，清政府判断三国将在外交上实施对日本不利的举动。4月20日，光绪帝召集军机大臣讨论如何回应三国对日干涉的问题。部分官员对此事有所怀疑，翁同龢和李鸿藻二人却认为机不可失，力陈和约批准宜缓。有官员略持异议，翁、李二人即“力斥之”。光绪帝正为割地赔款焦虑不已，便敦促总理衙门密切联系俄国驻华公使馆。总理衙门大臣徐用仪奉光绪帝之命晤见俄国公使喀西尼。喀西尼以肯定的语气表示俄方不会允许日本占领辽东地方，要求中方暂缓批准《马关条约》，并表示俄方绝不食言。徐用仪遂问俄方将采取何种具体措施，喀西尼未做明确答复。光绪帝接到奏报后，即命令奕劻、孙毓汶、荣禄赴俄使馆 “传感谢之意，并告以批不能过缓”（《翁同龢日记》）。光绪帝又电令正在圣彼得堡的驻俄使臣许景澄密切关注俄方动态。一日之内，光绪帝派出多位高官赴俄使馆打探消息，这表明俄国的最终表态，愈来愈成为清政府挽回战争损失的希望所在了。4月23日，三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正式向日本外务省提出照会，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为避免丧失更多的战争果实并与三国特别是俄国发生冲突，日本政府决定接受。许景澄在三国正式照会日本的当天，立即电告总理衙门：“俄外部言：俄、德、法已各电驻使，劝倭减让，言明尤重辽地……”（《李鸿章全集》）三国干涉还辽对急欲减少战败损失的清政府来说，无疑是个喜讯。清政府进而希望这个由俄国发起的外交干预升级为对日本的武力威胁，从而废除《马关条约》。光绪帝电令许景澄切实探明俄方态度，询问俄方能否以兵舰相助，表示若俄方用兵，则中方愿与俄方密订条约。从光绪帝的电令来看，清政府高层已经将俄国视为共同拒日的可靠盟友，并希望通过订立秘密条约的方式使中俄同盟关系在外交上得以确立。光绪帝还希望三国共同干涉的范围扩大到即将落入日本囊中的台湾和澎湖列岛。5月13日，光绪帝通过总理衙门电谕许景澄：“辽东地方借三国之力，倭允归还，大有利益。现在和约已换，三国视事已了结。惟台湾众情不服，势将变乱，难以交接，此中国最为棘手之事。闻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公同保护之策……”（《李鸿章全集》）在联络俄国的同时，清政府甚至试图借助三国干涉之机，对日本毁约再战。4月25日，军机处数次去电询问正率湘军驻守辽河前线的刘坤一和驻天津的署理北洋大臣王文韶，要求二人“体察现在大局安危所系，及各路军情战事究竟是否可靠，各抒所见，据实直陈，不得以游移两可之辞，敷衍塞责”（《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可以看出，清政府不甘失败的心理在三国干涉还辽这个意外转折的影响下，被提升为扭转时局的一个又一个希望。这种变化在御史李念兹的奏折中表达得相当充分：“应请饬下总署转商各国使臣，按照公法有无妨碍，伊深嫉倭人之强，必不谓然。即据此情令李鸿章告知倭人，彼万不敢撄众国之锋，又必为之俯首帖耳矣。果终倔强不服，则已激怒我军，再战也可。如天诱其衷，就我范围，条款中甚者去之，可者予之，则从容笑谈而和议成矣。”(《中国丛刊续编·中日战争》)然而各方面的反应均未如清政府所愿。俄方向许景澄表示拒绝中方参加干涉，也不同意对日实施武力打击。在保台问题上，三国都一致表示拒绝参与的立场。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对许景澄称：“俄国不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李鸿章全集》）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代表法国政府告知奕劻：日本已经允让辽东，法国对日本占领台湾不便干预。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以充满戒备的语气向德国驻俄大使指出：“中国这个阴谋的显明目的是要使列强卷入与日本战争，因为没有战争，日本是不会放弃台湾的。”（《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德璀琳也对李鸿章提出警告：“再提台湾，恐日本借口中国欲反全约，布告各国，谓我理诎……”力主按期履约的李鸿章担心朝廷若有毁约举动，极有可能导致局势的恶化，为此复电总理衙门：“盖日本已复俄国，允退还全辽，台湾不可自我屡翻。”（《李鸿章全集》）对于是否毁约再战，王文韶和刘坤一有不同的表态。王文韶极为谨慎，表达很是暧昧。他复电军机处称：聂士成部“必可一战”，而关内外诸军则“不敢臆断”。对于和战大局，王文韶认为“现在事可胜不可败，势成孤注，与未经议约以前情形，又自不同”。而对日再战能否取胜，他也未置可否，而是称闻三国颇肯相助，请军机处统筹。刘坤一的答复则较为乐观。虽然湘军新败，但他认为关内外诸军皆屡经大敌，“相机战守，似辽、沈后路可无他虑”，而且京畿防务严密，兵力甚厚。“日寇岂易深入？纵或登岸，究属孤军，则诸军可以夹击之，即不得手，自可再战三战，以期必胜。未必彼即长驱直入，我即一蹶不振。”（《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对于刘坤一如此乐观的判断，军机处有人不以为然。翁同龢在日记中云：“刘虽电复可战，而同列颇摘其一二活字，谓非真有把握也。”刘坤一此前曾高言主战，却连遭败绩，军机处对他的再战建议，不敢轻易采纳。此后，这个风险极大的设想也就不再有人提及了。清政府被迫如期与日方换约，并支付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清政府把三国干涉还辽视作挽救危局的希望，企图通过外交努力，降低战争损失，但对时局严重误判。其实，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的目的是遏制日本在华的势力范围，取得清政府好感，而并非真心帮助中国，清政府试图借助三国保台毁约的目的是达不到的。尽管清政府未能达到借助三国之力完全废除《马关条约》的目的，但日本毕竟已经被迫将落入口中的果实吐了出来，从而减少了领土损失，因此清政府部分高级官员对俄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感，希望能与之结成同盟，共同防范日本未来的军事打击。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1896年《中俄密约》，正是在这种严重误判的外交思想主导下结出的苦果。【超星尔雅】（重说中国近代史）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下哪些国家发起了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正解问答-正解网0【超星尔雅】（重说中国近代史）&单选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下哪些国家发起了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A. 俄、英、美B. 英、美、法C. 俄、德、法D. 英、德、美* A. 俄、英、美 * B. 英、美、法 * C. 俄、德、法 * D. 英、德、美作者：抽烟ゞ只为麻痹我自己来源：正解网链接：投票0好问题烂问题同问已同问修改分享扫码分享复制网址OK了，粘贴即可！解答:1个同问:0人浏览:1094次修改提问【超星尔雅】（重说中国近代史）&单选题&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下哪些国家发起了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A. 俄、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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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登录正解日本：释放船长事件有如“甲午战争时三国干涉还辽”的“国难”？
导读：卓南生
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显然与1978年邓小平“留待下一代以更高智慧去解决”的期待背道而驰。中日两国的鸿沟看来已远非“坏不到哪里去”的论者所能想象。
尽管中国总理温家宝和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亚欧高峰会议期间“巧遇”并“交谈”了25分钟，多少缓和了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要在领土纷争问题上达成哪怕是“相安无事”的协议恐怕并不容易。因为东京已经全面否定了邓小平1978年10月倡议的“搁置争议”的共识。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以说是时任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邀到日本出席《中日和平
卓南生扶桑聚焦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显然与1978年“留待下一代以更高智慧去解决”的期待背道而驰。中日两国的鸿沟看来已远非“坏不到哪里去”的论者所能想象。尽管中国总理和菅直人在亚欧高峰会议期间“巧遇”并“交谈”了25分钟，多少缓和了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两国要在领土纷争问题上达成哪怕是“相安无事”的协议恐怕并不容易。因为已经全面否定了1978年10月倡议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可以说是时任中国副总理应邀到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时，为避开敏感的领土纠纷所提出的折衷方案。针对（日本称之为“尖阁诸岛”）归属问题，邓小平表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他这一“搁置争议”的倡议，当时获得日本官民一片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还同时表示：相信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悄然否定“搁置争议”对于邓小平上述“搁置争议”的建议，日本官方当时并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在后来的任何公开场合，发出不同的声音。“搁置争议”遂成为中日两国的“共识”。其大背景是：刚刚结束“十年浩劫”的文化、准备推行改革开放路线的北京，正在积极酿造和渴望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引进外资和技术的和谐国际环境。而一向抱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日本财界，盯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广大市场与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但是如此基于双方各有所求而达成的“共识”，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在美日签署对安保“重新定义”的《美日安保》、两国将假想敌从旧日的苏联转为今日的中国之后，出现了一些变化的征兆。1996年8月，时任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宣称：“不存在与中国的领土纷争问题。”同年9月，针对东京纵容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一再登上建立灯塔、冀图加强日本的实际统治权时，北京向东京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此举有违1978年双方同意“搁置争议”的共识。对此，时任日本外务次官林贞夫的回答是：“尖阁诸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从未同意将领土问题搁置处理。”日本官方以如此强硬和明确的态度公开否定两国之间存有“搁置争议”之“共识”，这还是第一次。不过，平心而论，尽管当时东京当局态度十分强硬，但不知是出自何种考虑，日本各大报都以极小之标题和版面报道这条新闻，而《朝日新闻》则仅传达官方称“尖阁诸岛为日本固有领土”的声音，只字不提外务省悄然撤回迄今为止的“共识”态度。进一步，退半步如此小心翼翼、悄然否定“共识”的态度，和上月间东京以“国内法”扣押中国渔船和拘留渔民（包括船长），并反复公开宣称中日之间并不存在领土问题纷争的姿态相比较，后者不能不说是日本对问题表态的一。在试探北京对东京全面否定“搁置争议”之“共识”的底线之后，尽管东京知难而退，释放了船长而未将他绳之以“日本国内法”开庭审判，但比起1996年悄然否定“共识”的做法，毕竟还是进了半步。北京在船长释放之后要求日方赔偿和道歉，显然是要东京返回至承认或默认（至少是不以行动公开大声否定）“搁置争议”的“共识”之阶段。日本官方要求中方赔偿日本海上保安部受撞的修理费，以及接踵而来日本国内各式各样合法与非合法的对华抗议活动，目的无非是要为官方撑腰，希望当局坚守这得来不易之半步，乃至向前再跨进一步。这些抗议行动，有的是直接将矛头指向北京（例如秋田县议会、熊本县议会、冲绳县议会等各地方议会陆续通过的议决案），有的则通过批判菅直人政权“放人”的“软弱”应对措施，进而鼓吹“保卫国土”的爱国主义。参与这项运动的，不仅来自右翼团体、最大的反对党和当政的，也包括声称“对日本侵略史持反对态度”的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举国一致 维护“国益”日本共产党在领土问题上一向比任何政党都还要积极。就以日俄争议的北方领土问题来说，日本官方的基本态度是要收回“北方四岛”（即齿舞群岛、色丹岛、国后岛和择捉岛，总面积为4996平方公里），而日本共产党则主张“北方领土”的范围，应包括整个千岛群岛（总面积为1万零315平方公里）。有鉴于此，正如1972年日本国内对钓鱼岛归属问题展开论争时，日共率先站在维护“国益”最前线一般，日共这回也明确表态，要求菅直人政府对北京采取“毅然”的态度，并希望北京以“冷静”态度处理。在这场可以说举国一致、维护“国益”的舆论造势中，也许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执政党43名议员联名向菅直人内阁总理大臣提呈的一份主张“堂堂正正高举国益旗帜”掌舵“战略性外交”的“建白书”（即建议书）。据《读卖新闻》报道，这份由前外务政务官吉良州司和前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牵头起草的“建议书”，将这回日本当局释放中国渔船船长的做法，形容为“相当于日清战争（指）后日本面对三国干涉的国难，日本国民对此痛恨之极”。“三国干涉” 卧薪尝胆“三国干涉（全称为“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事件”指的是什么呢？原来在之后，战败的清朝当局与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签署了《》，同意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但在意图南进的联合德国和法国三国极力劝阻的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把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为此，战胜国日本改以要求清廷付出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回辽东半岛的赔偿。对于当年大日本帝国在前述三国的干涉下得而复失的事件，战前日本皇国史观者都将之视为奇耻大辱。令人惊讶的是，在二战后民主和平教育实施了超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执政党少壮派议员居然还沿袭战前史观，将“三国干涉还辽事件”视为“国难”。而更令人忧虑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听到日本国内的史家对此提出异议。在这里，日本执政党43名议员痛心疾首指责的现代版“三国干涉”，当然不是真的指有三个国家迫使日本释放船长，而是泛指来自“外国”（中国）的压力（也不排除对施压的影射）。主张“远交近攻”政策不仅如此，该“建议书”还仿照当年“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后日本举国高举“卧薪尝胆”旗号，以便雪耻而提出的政策和方案。这些方案包括：一、在加深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加强日本自主防卫的体制。二、加强与、亚细安和中亚的战略关系，从而削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并对中国予以牵制。换言之，即推行现代版的“远交近攻”政策。三、主张当局尽速买下现为日本民间人士所拥有的尖阁诸岛私有地，将之转为国有地，建立灯塔等，从而确定实效的统治。四、加强西南方面的防卫体制。具体内容包括重新检讨《防卫计划大纲》，进一步强化以冲绳半岛为中心的西南诸岛的防卫体制。此外，应尽早在尖阁诸岛的周边进行日美的共同演习。这些方案的可圈可点之处，不外是“加强自主防卫”、“进一步对尖阁诸岛实施有效的统治”和“采取远交近攻的战略”。从承认（或默认）“搁置争议”之“共识”到悄然否定“共识”，从悄然否定“共识”到公开主张以“国内法”进一步加强对尖阁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有效统治，日本对东海领土问题态度的变化不能说不大。至于将释放船长事件喻为有如“三国干涉还辽”的“国难”乃至主张推行“远交近攻”的政策，中日之间的领土纷争，显然与1978年邓小平“留待下一代以更高智慧去解决”的期待背道而驰。中日两国的鸿沟看来已远非“坏不到哪里去”的论者所能想象。作者为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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