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学拳首先要学会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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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姚宗勋先生血气方刚又习武有成，对芗斋先生尚不服气，芗斋先生亦有所察。一次练功时，芗斋先生说：“宗勋，是否喜欢断手（散打）呀？来！咱爷俩活动活动。”姚先生一听正中下怀，当下即行比试。其时，姚先生擅长“弹腿”中“鬼扯断”手法（亦名“归车旋”，意如奔驰马车之左右两轮，履沟平坎、旋转突进、势不可挡。拳谚曰“学会鬼扯断，天下英雄打一半”，以现代拳法论，就是“连击组合拳法”，不好对付）。第一次，双方刚一接触，姚先生就被弹出倒地，芗斋先生见他不服气，就说：“这次不算，你没好意思施展，重来，尽量发挥！”姚先生愧愤之余，乃尽平生之技猛力进攻。那知，此次摔得更重，输得更惨。芗斋先生问其是否还试，姚先生不好意思地、率直地回答不试了。问以何故，姚先生答：“不明白怎么回事就输了，还试什么？”芗斋先生哈哈大笑。此一番较量，奠定了姚先生一生拳学造诣的基础，芗斋先生从心底喜爱这一勇敢聪慧的青年人。从此，姚先生在芗斋先生门下刻苦用力，心领神会，倍受青睐，功夫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数年后技艺大成。按例，芗斋先生在众多门人中只对技击上有成就的弟子方赐以名，以“道”字排行，如韩樵名道宽、卜恩富名道魁、赵逢尧名道宏、张恩桐名道德……等。至姚先生乃赐名“继芗”，示为已之传人。芗斋先生一生对技艺认真，仅赐名一人而已，1947年秋，芗斋先生在北平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了“意拳研究会”，广泛传播意拳宗旨及训练方法，经常让姚先生做他的助教。待北平解放后，芗斋先生即停办研究会，迁到中山公园潜心教授养生健身功法，称“意拳站桩功”。至此不再着力培养技击人才了。
1940年夏，因芗斋先生在京传授意拳、开拓拳学大有成效。同道友人赞许“意拳”，并赠名为“大成拳”，芗斋先生不好推却，遂更名“大成拳”。此名一直延称至1947年。北京西城太平桥跨车胡同姚先生寓所即为当时训练“大成拳”的集中场所之一，训练内容以技击为主兼及养生。芗斋先生不时前去指导教学。平日即由姚先生主持教练。一时名手尽在其右，如张中、张莩、韩星垣、窦世明、窦世诚、杨德茂、李永琮、赵华舫、李文涛、王斌魁……等人。当时，姚先生被大家尊称“姚师兄”。
姚先生于四十年代在意拳领域中已臻佳境、与芗斋先生早期、中期所传弟子周松山（字子岩，1915年芗斋先生任北洋政府陆军部“武技教练所”教务长时期的学生），上海尤彭熙、韩樵、张长信、天津赵道新、卜恩富、张恩桐、裘致和等人，春兰秋菊各为一时之秀。
四十年代初，姚先生技艺已趋成熟，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比武较技机会很多，又丰富了先生的实践经验。他先后战胜过渡边等诸多中外技击高手。使姚先生在四十年代初期已名重京华，虽尚在大学肆业、却被誉为青年武术家。先生待人接物是非分明。对同道切磋交流时温然有儒者之风。其态度之谦虚，举止之从容，打击力的控制与技艺的高超、常使对方赞不绝口，很多武林名手经切磋技艺而成挚友，此非一般好勇斗狠者可比拟。姚先生在与同道交往中，千方百计使对方领悟芗斋先生创意拳的宗旨、明白意拳的真谛，为“意拳”发展开拓了道路。当年，姚先生与“京西三杰”之一的吴增老拳师面晤后，见其拳式规范、表演功夫深厚，确是锻炼有素，惜其未谙实战功法，与其交手时，即半较半教，控制得法，使老拳师虽两次被摔，却心悦诚服。
四十年代初，山西人武某依仗伪政权势力、制造派系矛盾，在报纸上大言欺人、自我标榜“武穆正宗”。姚先生为道破其非、阐明拳学真谛，决定与武某明证比武、当场予以教训。虽然当时武某的追随者在比武中有犯规偷袭的举动，但姚先生因其非主要对象、不想结怨，也就不予计较。此后，武某就销声匿迹了。
姚先生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四十年代中，为匡扶正义保护善良，经常与北平的一些流氓组织发生冲突。其中以他为首，严惩“高阎王”、威镇“三十六友”等事迹传为口碑，当时北平城里的流氓，一听说姚宗勋的名字，无不丧胆远扬。
姚宗勋先生致毕生精力于拳学的研究工作。他身体力行，锲而不舍。新中国成立后，先生虽经历坎坷，没有机会公开教学，但自习不辍。“十年浩劫”期间，先生于1969年4月举家迁至北京昌平县崔村公社真顺大队，牧畜荒山，餐食薯柿，但仍坚持练功。每日鸡鸣头遍即唤醒爱子一同练功，酷署严寒坚持不懈，非常人所能及。至打倒“四人帮”后，百废俱兴，意拳才得有今日的发展。
姚先生于拳学之始，就不拘泥师承门派的陋习。他勇于创新，志在改革，不断吸收现代拳法的优点。特别是他还进行近代体育科学的研究以充实自己的学识。此举在老一辈武术家并不多见。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与现代体育科学的结合，给意拳事业展现了更加广阔的前景。这是姚先生对意拳所做出的极大贡献。姚先生曾多次给国家游泳集训队、北京足球队、北京田径队、北京举重队、北京射击队等讲解意拳独特的训练方法以备各项运动训练借鉴应用。并在北京市体育科研所进行教学实验，为我国的体育科研工作做出了大量的有益工作，获得多方面的好评。
姚宗勋先生一生治学态度严谨。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分别施教。六十年代初，芗斋先生应邀去河北省中医医院任教，让姚先生在中山公园接替他公开教学。由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国家不开展技击项目，姚先生只能在公开场合教授养生健身功法——意拳站桩功。但他深恐实战性很强的“意拳”拳法失传，就挑选立志学艺，品行端正，有拳学素质的青壮年，在家中授艺教徒，并把这些学生做为教练员师资进行培养，着重在拳理研究、拳法指导的全面训练上，以期后继有人、利于日后传播、延续意拳。人选中以张鸿诚（姚先生前唯一举行递帖拜师仪式者）、白金甲、赵绪泉、王金铭、薄家聪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而在上述人选中，又根据气质、素养、学识、体魄、专长，培养训练时各有侧重，不使千人一面，又皆使其能独档一面。“四害”横行时期、武术受抑、大好年华皆被蹉跎。至七十年代，上述各人已过“而立”、“不惑”之年，姚先生担心日后一旦开展技击，参战乏人，就由上述各人直接间接推举介绍部分年青人予以培训。在这些青年人中以姚先生孪生子姚承光、姚承荣和学生崔瑞斌、林肇伦的功力为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万象更新。姚先生于1979年夏返居北京，受到国家有关部门重视，对先生非常关怀，使其发挥特长，意拳又获得新的生命。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开展“技击运动”，姚先生夙愿以偿。在结合有关体育部门进行体育科研的同时，锐意进取，全力以赴，培训了众多的青年运动员，其中不乏良材。三个年代的先后期学生，风格技艺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形成桃红柳绿各呈现春光的局面。
姚先生在教学中，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他主张“学拳首先要学会做人”，“要注意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科学文化的学习”。做为一位老武术家，他在教学训练中不拘泥于传统的教学方法，锐意革新，大胆吸收现代体育训练中的成功因素；在教学中充分体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和引而不发、启发式的教学法。凡跟姚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对其坦率待人，诲人不倦的精神和精辟的讲解、绝妙的示范感到鼓舞而倍加崇敬。姚先生一生刚直不阿、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绝不随波逐流，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意拳训练；坚决反对一切封建迷信、包括“科学的迷信”；从不故玄其说、哗众取宠。他不断教导学生们要脚踏实地进行艰苦的训练和挚着的探讨，以追求拳学真谛，弘扬国之瑰宝。
新中国成立以来，姚宗勋先生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对意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在意拳与现代体育相结合的问题上，开辟了意拳新境界，使意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姚先生有力的开展和推动下，使意拳广泛流传祖国各地，并引起国外人士的重视，拥有众多的研习和爱好者，展现出方兴未艾的广阔灿烂前景。党和国家不辜负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1984年，在北京市体委和北京市武协的关怀下，筹备成立以姚先生为首的研究会。姚先生鉴于“大成拳”三字有引人误解或曲解之嫌，决定仍延用1947年芗斋先生恢复的“意拳”原名。日正式成立了“北京市武术协会意拳研究会”。姚先生出任会长，并被聘为北京市武协顾问。正当意拳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刻，不幸，姚先生终因“文革”的摧残和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意拳事业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使人颇有“此花开尽更无花”之感。但是，姚宗勋先生由于毕生的事业与成就，在我国武术发展史上，将做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开拓者和实践家，永为广大武术爱好者所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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