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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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地域文化
“安徽地域文化”(一)作者：cadwchs
安徽文化概说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况，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安徽建省经过、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重点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般了解：安徽建置沿革情况，包括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安徽建省经过、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华东的西北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与江苏、浙江相连，西与湖北、河南相接，南与江西为邻，北与山东相依。全省东西宽约为450公里，南北长约570公里，总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2006年来，全省户籍人口6593万余人。
安徽清初属于江南省，康熙6年（公元1667年），清王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而正式建省，因当时安庆已成省内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内商业、经济中心，故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而为省名。安徽简称皖，是因境内皖山而得名。皖山，古称灊山，今称天柱山，在潜山、岳西境内。相传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今潜山地区封了一个伯国，称皖国，山因名皖山。又因安徽建省时的省会所在地安庆属古皖国，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简称。
一、安徽建省前的建置情况
&&& 秦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今安徽境内设县有25个，先后属九江郡（治寿春邑）、砀郡（治砀）、陈郡（治陈）、会稽郡（治吴）。秦末至楚汉相争期间，又增置鄣郡（治故鄣）、衡山郡（治邾）、庐江郡（治番阳）。
汉初，今安徽境内仍为楚、淮南等异姓王封地。
&&& 东汉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今安徽境内先后设69个县（侯国），涉及9个郡（王国），分属扬、豫、徐3个州，3个州分辖地区类西汉。
&&& 三国时期，今安徽境内分别为魏国、吴国所设扬州及魏国徐、豫4个州分领。
&&& 西晋仍实行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安徽境内仍分属扬、豫、徐3个州。
&&& 东晋时期，由于战乱频仍，安徽之地又是东晋和北方少数民族国家拉锯战之地，因此这一时期的区划和统属关系较为混乱。南北朝时期，安徽江淮一带常成为南北拉锯战战场，江淮地区多为南朝所有，淮北地区常为北朝所据。这一时期，南北政权滥置的一级区划在安徽境内最多时几达40个州，郡达百数，县达数百。
&&& 隋统一后实行州、县两级管理体制。大业初，改州为郡，实行郡、县二级管理体制，并恢复西汉的州刺史分巡制度。安徽境内设50个县，涉及3个州刺史分巡的15个郡。
唐前期，废郡改州，实行州、县二级管理体制。中唐时期，道正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实行道、州、县三级管理体制。
北宋时期实行路、府、县三级管理体制，将全国分为十五路，今安徽境内先后分属京东西路（涉及单、徐2个州）、淮南东路（涉及亳、宿、泗、扬、滁5个州）、淮南西路（涉及寿春府及庐、和、舒、濠4个州，六安、无为2个军，计7个二级行政区划）、江南东路（涉及宣、徽、池、太平4个州及广德军，计5个二级区划）。
&&& 南宋时期，今安徽境内先后由淮南东、淮南西、江南西3个路分领。金国在今安徽境内设南京路（初为汴京行省）和山东西路。
元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实行行省、路（府、州）、散州（州、军）、州（县）四级管理体制。省本是中央机构的名称，如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等。南北朝以后开始出现行台省。元之前的行台省一般都是应军事需要临时设置，未成定制。元开始将行省的制度推行于全国，成为全国最高一级地方政区。行省的正式名称是行中书省，与中书省（都省）为表里。元统治者在首都地区设中书省（又称腹里），将西藏之外的其它地区分为10个行中书省。今安徽境内分属3个行省，即中书省（腹里）、河南行省（前身为江淮行省）、江浙行省。
明朝也实行三级管理体制，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称为省），全国设置13个承宣布政使司，两京（北京和南京）地区直属中央六部，称北直隶和南直隶，今安徽地域属南直隶西部地区。
&&& 清初承袭明制，改南直隶为江南省，今安徽地域属江南省西部地区，设56个散州和县，涉及安庆、徽州、宁国、池州、太平、庐州、凤阳7个府及徐州、广德、和州、滁州4个直隶州，计11个二级行政区划。
二、安徽建省经过
&&& 安徽建省实际是一个历史过程。安徽建省的先决条件是行政区域归于一统，这是安徽建省的基础。
&&& 今安徽境内各级行政区划统一在一个大行政区范围内，始于明太祖朱元璋于元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攻下集庆路改称应天府（今南京市）之时。同年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创江南行省，后渐将今皖北地区纳入江南行省。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8月，撤江南行省，建南京，所属府、州、县直隶中书省，作为京畿直辖区，后改称南直隶，又称直隶南京，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及上海市地域，还涉及今河南、江西、山东、湖北、浙江5个省部分县，今安徽为其西部地区。此后300多年里，今安徽地区所属府、州、县一直统一在一个一级政区范围内。
清初建置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改南京为江南省。
&&& 康熙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康熙批准了由吏部汇奏并经御前会议讨论通过的全国性地方行政区划和官制政革意见，其中，江南省正式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改左布政使为安徽布政使，使安徽省三司健全，因此，康熙六年（1667）一般认为是安徽建省标志。
安徽建省大致经历了元末明初的行政区域统一；世祖顺治十八年(1661年)左、右布政使划片分治；圣祖康熙四年(1665年)调整左、右布政使辖区，使苏、皖两省分省分治奠定基础，确定疆界；康熙六年七月甲寅，正式批准建省；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己亥，正式将省会定于安庆。因此，一般把公元日作为安徽省诞生纪念日。
三、安徽建省后的建置
&& 安徽建省迄今300余年，经历了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但随着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各级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变化很大。
清朝中后期实行道、府（直隶州、厅）、县（散州、厅）三级管理体制。安徽共设54个州县（4个散州、50个县），除砀山、萧县原属江苏省直隶徐州（后升为府）外，其余分属凤颍六泗道的有凤阳、颍州两府及六安、泗州两直隶州；属安庐滁和道的有安庆、庐州2个府及滁州、和州2个直隶州；属徽宁池太广道的有徽州、宁国、池州、太平4个府及广德直隶州，计涉及2个省9个府5个直隶州。
中华民国初期，废府、州、道，民国北京政府初期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今安徽境内砀山、萧县属江苏省，其余60个县还含民国南京政府期间分别划入江西、湖北省的婺源、英山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划入江苏省的盱眙县及由泗县分设的泗洪县。
&&& 民国南京政府初期实行省、县二级管理体制。1932年4月，实行首县制，全省分10个行政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因日军占领长江流域重要城镇，南北受阻，临时设置皖北、皖南行署区，行使省的权力，但规格比省小，后期又复置皖南行署，均为临时省级设置，省仍领导行署区，下领专区管县。
&&& 解放战争后期，安徽境内的淮河南北、江淮地区先后解放，初建皖西、江淮、豫皖苏边区3个行政公署，下设专区，再下为县、市。1949年4月，撤销上述3个行政公署，成立皖北人民行政公署。5月，随着江南地区全部解放并普遍建政，成立皖南人民行政公署。两个行署行使省的权力，但比省的规格要小。行署下辖直辖市、专区，再下为县及专辖市。
&&& 1952年4月，撤销皖南、皖北2个人民行政公署，合并成立安徽省。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安徽省。8月2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会驻合肥。
&掌握：安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文化的基本概念、地域文化的概念、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 “文化”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化生、变化、造化。“文化”一词连用出现则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的含义是讲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把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并给它下定义的是当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他认为文化是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
&&& 最普遍的文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体，就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来说，地域文化，也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区域分布，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地域内文化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态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地域内文化的分布状态与空间组合特征，地域之间文化的交融、渗透与整合，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生态剖面，地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
三、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 安徽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1998年，在繁昌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早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说明在数百万年以前，安徽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批出土的新石期时代的文物遗迹，不仅表明当时的渔猎业、饲养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琢磨，陶器上的纹饰，也表现出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其中，特别是在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为复杂和完整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长期的战争给江淮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使得邻近地区的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子思想和老庄的道家学派，标志着安徽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奠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西汉时期，安徽文化在继承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发挥道家思想、同时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之长的《淮南子》一书，将道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东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那就是安徽人桓谭写的《新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思想之外，这一时期，安徽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典型的是东汉末年以庐江地区为背景的《孔雀东南飞》长诗，代表着安徽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水平。
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呈自由解放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并造就了“慷慨以任气”的建安文学风骨。这一时期，安徽地区进入了艺术上的春天，各种艺术都生机勃勃，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特别是安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如曹髦、戴逵父子等的画作享有盛誉。
隋唐时期，由于安徽地区在先前经历的长期战争，加之远离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发展是有限的，除张籍、李绅、杜荀鹤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之外，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绘画艺术诸方面则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也随之南下，特别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期间，安徽一地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由图经发展而来的方志之学空前发展，文学领域成就卓著，出现了张孝祥、胡仔等较有影响的人物。皖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徽州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地区，成为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
安徽文化的再次兴盛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形成了安徽两大文化的重心，即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另一就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南之学，由于其主要成就在经学方面，故又称之为皖派经学。
&&& 明中期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皖南的手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安徽人的文化创造性空前活跃，在科学技术以及绘画、戏剧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安徽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将安徽文化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清朝后期，中国即将步入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一方面传统的学脉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因子开始生成，具有鲜明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在鸦片战争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安徽文化出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古典形态到接受现代文明的艰难转变。安徽境域内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志士，呈现出群星璀灿的局面，既有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又有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在继承安徽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安徽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华，安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重点掌握：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安徽的三大文化圈：淮河文化圈、皖江文化圈、徽州文化圈。
一、安徽的三大文化圈
&&&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的发展中，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在安徽大地上形成了三个各具特点的区域文化，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州文化，它们共同构成了安徽文化。
（一）淮河文化圈
1、淮河文化圈基本概况
&& 淮河文化圈一般指由淮河沿岸及淮北地区构成的区域文化带。淮河文化圈的形成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条件，有其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
2、淮河文化圈基本特点
&& 由于淮河地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各种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淮河文化作为融合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过渡性的特点。
（二）皖江文化圈
1、皖江文化圈基本概况
&&& 皖江文化圈一般是指从远古到现在皖江地区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其范围大体接近于现在的皖江经济区域，即安庆、芜湖、马鞍山、铜陵、池州、巢湖、宣城市（除绩溪县）和滁州市东部。
2、皖江文化圈基本特点
（1）古皖文化源远流长（2）皖江文化内容丰富，底蕴深厚，异彩纷呈 （3）皖江文化具有水文化的特点 （4）开放创新意识浓
（三）徽州文化圈
1、徽州文化概念
&&& 徽州文化是指原徽州府属下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和婺源（今属江西省）等六县所出现的既有独特性又有典型性的各种文化现象。徽州文化是安徽地域文化中最成熟、最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地域文化。
2、徽州文化主要特点
（1）徽州文化内涵丰富，具有丰富性、辉煌性、典型性
（2）徽州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儒学文化
二、安徽文化的基本特点
&&& 安徽文化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安徽文化具有延续性
（二）安徽文化具有兼容性
（三）安徽文化发展具有多样性
（四）安徽文化发展具有不平衡性
（五）安徽文化具有开拓创新性
三、安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如何使曾有过辉煌和荣耀的安徽文化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为安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撑？如何使安徽文化在得到很好传承基础上成功实现现代化转型，续写辉煌？我们觉得传承和发展安徽文化，可考虑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去努力。
1、进一步挖掘安徽传统文化资源；
2、弘扬和发展安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不利因素；
3、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发展新文化；
4、努力构建安徽文化的时代精神；
5、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激活功能，利用文化发展区域经济；
6、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现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
“安徽地域文化”(二)
安徽的学术、科技、教育文化
安徽的学术文化
一般了解：老子及其思想、庄子及其思想、宋明理学、戴震及其皖派经学。
掌握：朱熹与新安理学、新文化运动。
一、老子及其思想
老子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是安徽历史上早期的思想家之一。他建立了以“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成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老子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所著的《老子》一书中。《老子》，即著名的《道德经》，共五千多字，故也称五千言，被后来的道教奉为经典，老子本人亦被尊为教祖。老子吸取了《易》和春秋时期关于“道”的思想，把作为规律、“法则”意义上的“道”发展成为万物本原之道。作为老子哲学体系核心的“道”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是真实存在的，道是物，却是浑然一体之物。“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尽管它的存在是恍惚的，但却是真实可信的。
第二，道是万物的根本。在老子看来，整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所言“道生一”，既有指万物形成之前的状态，也表示道成为万物得以统一的原则，有了这样的状态和原则，分化为天、地，并通过阴阳变化产生和气，阴、阳、和三气化合再产生出万物来。
第三，道是万物运动的规律。万物的生长衰亡，皆由道支配，尽管道作为规律并非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宰，但万物的存在和发展又莫不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这就是“道恒无为而无不为”。
二、庄子及其思想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的思想家，他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挥，成为先秦道家学术的集大成者，并使道教文化真正得以流行并产生巨大影响，后人往往以老庄并称。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据《史记》记载，庄子乃宋国蒙（今安徽蒙城）人，在今安徽省蒙城县吕望集建有庄公庙，蒙城境内还有庄周乡。现存的《庄子》一书，内容复杂，一般认为是后人经过整理而成的，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包括了庄周本人以及后学的作品，是庄子学派的著作。《庄子》一书显示的庄子思想，从自然到人生，从万物的物质基础到宇宙的形而上的根源，涵盖着广阔的理论领域，跨越了漫长的思维历程。庄子的思想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逍遥”）的追求，并向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于永恒的宇宙根源的热烈探索，另一个就是对社会现实的冷峻审视。自然、人生、社会构成了庄子思想中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庄子的人生哲学：庄子的人生哲学是对人生的理想境界和实践方法的思考，它立足个人生存的困境并试图超脱出来，这是庄子思想的核心部分。
庄子认为，人之所以不自由，一方面是受到外界物质条件的束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自身肉体的限制，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有待”和“有己”。真正的自由是一切条件都不需要依靠，一切限制都没有，在无穷的天地之间自由地行动，即“无待”，同样，也要摆脱自己的肉体和精神的限制和束缚，以达到“无己”。&&
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无待、无累、无患的绝对的精神自由，其最基本的人生实践就是个人的修养。庄子认为恬淡无欲的精神修养，是形成安宁、恬静的精神境界的基础，一个恬淡去欲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必能与世无争，超脱形体和功利的束缚。“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
在庄子哲学里，要真正实现对于人生困境的超脱，从而达到人生哲学里的理想人格的精神境界，除了无欲、去智之外，最艰深的精神修养方法就是体“道”。庄子所推崇的人生境界，也是与道一体的境界，根本方法是“坐忘”，就是彻底忘记一切，不仅要忘掉外界的物质世界，而且要忘掉自己的肉体、感官，使自己与整个自然溶为一体，无思无虑，无生无死，精神上得到彻底的自由，做到物我两忘，达到“逍遥”境界。与庄子的人生理想相对应，其人生实践一方面表现为自我的精神修养，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他对于世俗生活的态度——超世、遁世和顺世。
三、宋明理学
“理学”并非特指某个哲学流派，而是通称横贯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哲学思潮，一般以理学、宋学、道学和新儒学指代，比较通行的是道学和理学。其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1.北宋时期：理学的开创及奠基阶段，代表人物有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二程）、张载等，以张载的气本体论及二程的理本体论为代表思想。
2．南宋及元代：理学的发展及确立期，代表人物有朱熹、陆九渊、吕祖谦、许衡等，以朱熹的“理”及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为代表思想。
3. 明初及中叶：理学的分化期，代表人物有陈献章、王守仁、王廷相等，以阳明心学为代表思想。
4.明清之际：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李贽、戴震等，以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及戴震等人的知行心性义理等思想为代表。
宋明理学的三大学派：
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认为客观的理是世界的本原；
二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主张心即理，世界的本原存在于“我”的心中；
三是以张载、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将客观存在的物质性的“气”作为宇宙的本体，理只是其固有属性。
从宋明理学的精神实质来看，它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吸收了玄学、佛学和道教的因素，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超过了前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哲学和新儒学，也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后完成。由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祖籍安徽，他的理学思想在安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一个颇具安徽特色的哲学流派——新安理学，所以通常将朱熹看作理学的集大成者。
程颢、程颐的天理论
程颢（），字伯淳，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程颢之弟，后人称伊川先生。二程祖籍安徽，后迁中山博野，长期在洛阳讲学，他们的学派当时称为“洛学”。
二程认为世界的根源是“理”，也称为“道”或“天理”。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所谓“天”，指最高的实体，程颢认为，这个“理”是永恒的，是客观存在的。“天理”在自然界中表现为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在人类社会中则反映为社会所规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即伦理纲常，这是万事万物所根据的法则。程颢说：“为君尽君道，为臣尽臣道，过此则无理。”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人伦者，天理也。”人伦即人际关系，人们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要处理和解决好复杂的社会关系，必然需要有调节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二程认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君臣父子等五伦，而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则是仁义礼智信，它们构成和维护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秩序，故称之为“理”。二程宣称，为了更好地认识“天理”，应该克服“人欲”，保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即“存天理，去人欲”，这是一种禁欲主义的道德观，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德命题。由于二程的极力推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家经典中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基本确立了宋明理学的方向、规模和架构。
朱熹与新安理学
朱熹（），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朱熹虽主要生活在闽地，但对故乡新安眷恋至深，他在作书序、跋和论著中，多署名“新安朱熹”，因新安有紫阳山，亦常号“朱紫阳”，以寓不忘桑梓之意。作为二程的嫡传弟子，朱熹继承了他们的主要思想，同时吸收了周敦颐关于太极的学说和张载关于气的理论，朱熹将这三者糅合在一起，并综合北宋理学诸家学说，建立起庞大的哲学体系，将传统儒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哲理化高度，成为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体系被后世称为“朱子学”。
朱熹门生弟子众多，遍及闽中等南方地区，他们同尊朱熹并形成众多的流派，其中徽州婺源乃朱熹祖籍，徽州的朱门弟子以朱熹嫡传自誉，在发明、诠释朱子学方面独树一帜，被称为新安理学。新安理学形成于南宋，在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于明初达到鼎盛。到清朝中叶，因皖派经学的兴起，新安理学才结束了长达600余年的繁盛，但其一以贯之的学说宗旨、一脉相承的理学家群和鲜明的学派特征，对12世纪以后的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以及徽州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包括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并进说等各方面内容。
南宋既是理学的集大成时期，也是新安理学崛起的时代。除了朱熹以外，新安还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理学家，如：程洵（字允夫，婺源人）、程大昌（字泰之，休宁人）、吴儆（字益恭，休宁人）、程永奇（字次卿，休宁人）等等。他们大多是朱熹的学生和学术酬唱之友，在学派上以朱熹为中心，学术上以朱子之学为宗旨，因而形成了以朱熹为核心的学派。
朱熹之后的朱子之学，被朝廷立为“显学”，成为士人思想和科举考试的指南，朝廷规定，“设科取士，非朱子之说不用”，宋理宗发布诏书，确立了理学作为官方哲学，这就出现了天下士人群起读朱熹之书的“盛况”，并且带来了新安理学的繁荣。
四、戴震及其皖派经学
明末清初，随着新安理学内容人才的凋零和学术界风气由“宋学”向“汉学”的转移，理学的发展已到了穷途末路，尽管新安理学家仍有不少人以弘扬朱子之学为己任，但无法改变新安理学走向终结的命运。清朝乾隆年间，戴震及其皖派经学的开创，彻底否定了在徽州历经宋元明三朝的朱子学，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经学，既兴起于新安理学之乡，又宣告了绵延600余年的新安理学的终结。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曾中乡举，但未考中进士。乾隆时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官，校订天算地理书籍，后被赐为同进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他对天文算学地理等自然科学都有研究，针对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的著作很多，后人编为《戴氏遗书》，其中主要的哲学著作是《原善》、《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等。
戴震提出了人性的社会道德属性，并认为欲、情、知三者皆性的思想，即人性包含了欲、情、知三个内容，三者都是血气心知之自然。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是皆成性然也。”将欲、情、知看作人性的基本内容，这是戴震在人性论方面的一大贡献。以这一理论为基础，戴震提出了具有新的内涵的“人性善”说。
在道德论和理欲观方面，戴震否定了朱子之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理欲相斥观。他认为，“欲，其物；理，其则也”，应该根据人之情欲而求理。人人得到各如其分的欲望的满足，就是“天理”。戴震的理欲观揭露了理学禁欲主义的虚伪本质，对当时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市民阶层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注，喊出了他们的呼声，具有浓重的启蒙主义的倾向。他把欲望看作推动人们行为的原初动力，认为“理”就在人们的“为”之中，理欲不可分、理存于欲，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人性自然和人情自然的存在。
除了对朱子之学进行抨击之外，戴震还强调治学方法的的差异，提倡从音韵训诂、字义名物、典章制度等方面阐明经典大义，这与新安理学家空谈义理的学风大相径庭。戴震对理学的批判，并非仅是一种否定方式或对对立面观点的批判和抨击，而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对其理论前提的批判，并把对于程朱理学的批判和当时的政治批判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这种批判精神也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批判传统的发展。
五、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指20世纪初（年），一批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针对内忧外患的时局发起的以反对封建文化为主要内容，旨在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指在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包括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两部分内容。它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家天下”的封建专制制度相对立，将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其用意在于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并通过科学和科学精神唤起民众思考的能力和改造社会的意识。民主和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为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指明了方向。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新文化运动的内容集中表现为提倡新文化，颠覆旧文化。具体内容则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其中，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愚昧正是新文化运动口号的再一次强调。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主要表现为追求指男女平等和个性解放。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即反对摹仿古人、言之无物，主张“我手写我心”，张扬文学的自由精神。“四个提倡、四个反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新文化运动的“新”意所在。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
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大张旗鼓地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鲁迅、吴虞、钱玄同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启发着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追求民主与科学思想，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条件。同时，新文化运动也存有局限性，表现为：忽视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对古典文学也存在着矫枉过正的偏颇倾向。
陈独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旨在启迪民众心智的思潮和运动。在这一推陈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安徽籍名人陈独秀和胡适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两人可谓是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双子星座。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新文化运动正是以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为发轫。
陈独秀将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希望寄托于“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因此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陈独秀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人物。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之一。
1917年，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并在同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日《新青年》第2卷5号）。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学革命公开发难的第一个信号。
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不仅主张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还主张推到陈腐、雕琢、迂晦的旧文学，建设新鲜、平易明了的新文学，把新文学建设的目标概括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从而使文学革命的旗帜更加鲜明。
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明确表示对陈独秀等人“高谈社会主义”的不满态度，主张采用温和的改良方法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以此为标志，以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大批学者继续坚持原先的思想文化改良道路，走向自由主义，被称为问题派；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人士则转化为信奉共产主义的革命派，在当时被称为主义派。
今天，在我们看来，问题派与主义派之争实质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应属思想意识领域的分歧。而后来陈独秀与胡适所走上的暴力革命之路和温和改良之路也只是两人世界观、价值观不同所导致的结果。两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对20世纪初的落后中国的何去何从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和判断，都展现了那一时代优秀知识分子挽大厦于将倾的弘毅精神与爱国情怀。
安徽的科技文化
一般了解：安徽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包括农田水利与农学成就、天文学与数学成就、矿冶制瓷与纺织技术成就、医学与物理学成就。
安徽地区科技发展大致有两个特点：其一，安徽的农田水利、矿冶、物理学中的光学和声学，从古至今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举足轻重地位；其二，每一历史时期安徽都有在全国影响较大的学科：汉魏时期的天文学和医学，唐宋时期的文房四宝，宋元明清时期的造纸、印刷、解剖学和农学，明清时期的数学、天文学与天文仪器制造、医学、畜牧兽医、生物学和徽州民建等。
一、农田水利及天文学与数学成就
芍陂:春秋战国时期，安徽的农业发展水平由一项水利灌溉工程得到见证，这就是芍陂（bei）的开凿与修建。芍陂，现名安丰塘，位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芍陂的设计非常合理，设计者利用大别山余脉延伸到淮南地区所形成的西、南、东三面高而北面低的地形特点，选择北部天然低洼湖沼地作为陂塘地址，把淮南丘陵流来的水汇集起来，并在其周围低处筑堤。这不仅大大节省了工程量，而且蓄水量大。据《水经·淝水注》载，当时陂塘“周一百二十许里”。陂塘的西、北、东三面，开闸门五处，各通渠道，供灌溉、泄洪之用。两千多年来，芍陂虽曾历经沧桑，几经兴衰，但至今仍在造福社会。同时，后来到过芍陂的文人墨客，兴叹吟咏，留下了不少诗篇、碑刻等，与陂塘本身一起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圩田:圩田的出现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安徽农田水利建设的突出成就，而到了唐宋时期，安徽的圩田有了重大发展并迅速走向高峰期。唐宋两代特别是宋代，安徽兴建的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形成了相当丰富的兴建圩田的理论，对扩大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安徽圩田不仅数量多，规模大，而且结构合理，修筑技术已相当完善。一般圩田均高筑圩埂，坚实牢固，堤上栽植桑柳，圩内大道相贯，河渠交错，车舟往来便利，同时兼顾排水和灌溉。尤其在宋代安徽境内，由于圩田多，往往圩圩相接，形成了辽阔的圩区，水系相通，连成一片。圩田的发展，带来了生产的大发展。由于圩田兼能防旱排涝，可以旱涝保收，加以引进早熟的占城稻种，使圩区稻米产量显著增加，“田地之入，倍于他郡，鱼、虾、竹、苇、柿、栗之货足以自给”，以至宋京十大粮仓皆受江淮所运。因此圩田的修筑被后人评为“实近古之上法，将来之永利”。
天文学和数学
天文学:东汉，安徽再现了两个堪与大天文学家张衡比肩的人物——桓谭和王蕃。桓谭以其反对迷信的唯物主义思想著称，在天文学上，他支持张衡倡导的“浑天学说”，是一位著名的浑天学家。王蕃也是我国天文学史上著名的浑天学家之一，但他对这一理论又有所增益、补充。他撰写的《浑天象说》，对前人关于浑天学说的观点进行了一次综合，比较完整地说明了浑天说的理论，增加了对日月星辰的位置及其运行的论说。
数学: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业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数学的重视，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徽商编了不少应用商业数学书籍，如《铜陵算法》、《算林拔萃》、《庸章算法》、《算法纂要》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程大位的《算法统宗》。
程大位，明休宁人,他出身小商人家庭，少年即留心数学，经商往来于鄂赣之间，遍访各地算学名师。年老回家乡休宁率口，潜心研究，撰述《算法统宗》17卷，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刊行。该书是以算盘为计算工具的数学书。程大位在书中将珠算的加、减、乘、除、开方运算的口诀系统化、完整化，使珠算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计算方法。《算法统宗》的问世，推动珠算大普及，使珠算在民间几乎完全代替了筹算。其后一些重要的数学著作，如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李之藻合编的《同文算指》，及清初方中通所编《数度洐》，都或参考或辑录《算法统宗》的内容。《算法统宗》在明代还传入专朝鲜、日本，带动中国珠算走向世界。
梅文鼎:在中国科学史上，安徽宣城的梅氏家庭可谓赫赫有名，该家族共有四代人曾致力于天文历算的研究，出了五位知名的天算学家，梅文鼎就是这个天算世家的最杰出人物。江永曾称其为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梁启超说他是清代天文算学的“开山之祖”。
梅文鼎一生活了89岁，著书88种之多，其中绝大多数是天文、历法和数学著作。梅文鼎的历算成就，在当时就著名于国内，包括大学士李光地在内的许多文人、学者，都向梅文鼎学习、请教历算知识。当时康熙帝正留心天算人才，康熙四十四年，梅文鼎以73岁高寿得到南巡中的康熙帝的召见，与之讨论历算达三日之久，临别又赐“绩学参微”四字，后又召梅文鼎之孙梅珏成入京为御前天算家。
梅文鼎数学著作据记载有26种，从种数来说不如其天文、历法著作多，但其卷数和篇幅却大有超过，其内容遍及遍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门类——算术、代数、几何、三角和球面三角等。
梅文鼎努力研究中国古算，使几成“绝学”的古代数学精华重现于世；同时，他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数学知识时，十分注意消化吸收，努力从中算中找出依据，用中算有关知识来加以论证和说明，并吸收西方数学中的逻辑推理方法用于数学研究，力求中西会通，使外来数学中国化。梅文鼎将他的26种数学著作总其名为《中西算学通》，充分表达了他会通中国数学的思想。
对于数学本身的认识上，梅文鼎的思想有两点值得今人注意：一是他认为数学来源于实践，即其所谓“数学者征之于实”；二是把数学分为形与数两大门类。无疑这些数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是进步的、正确的，和后来恩格斯的观点——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相暗合。今天，梅文鼎及其数学著作，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并引起包括日本、法国等国家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
二、矿冶制瓷与纺织技术成就
我国古代矿冶业中，以青铜冶炼的历史最为悠久。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是我国古代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渡过了漫长的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朝代，在历史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建国以来，安徽淮河南北的许多地区以及江南的铜陵、贵池、宣城、繁昌、南陵、青阳、郎溪、屯溪等地，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其中包括不少工艺精湛、图形优美、纹饰富丽的珍品，在灿烂辉煌的商周青铜文化中，闪射出夺目的光彩。
汉代是皖南铜矿开采、冶铸的一个高峰期。安徽的皖南地区铜矿蕴藏量丰富，先秦时就已开始采炼，产铜区主要集中在今南陵、繁昌、铜陵、泾县、贵池、当涂诸县，铜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为国内罕见。这些铜产地在汉代多属丹阳郡，所产铜以“丹阳铜”闻名全国。汉政府将全国唯一的管理冶铜的官方机构“铜官”设在丹阳郡。
汉代庐江郡的皖县（今潜山）是全国铁器生产基地之一。武帝在全国设置了40多处管理铁业的“铁官”机构，其中之一就设在皖县。
自东晋开始，梅根冶（在今贵池）已是江南两大冶铸中心之一。它依靠大规模开采的铜官山（在今铜陵市）供应其丰富的铜原料，冶铸各种铜器，最重要的产品是铜钱，所以，时人称它“钱溪”。梅根冶兼冶铁，其产品多为民间的生活用具与生产工具，大的如鼎锅，小的如镰刀、锄头。它还为政府生产兵器。
明清时期是我国煤炭开发利用明显发展的阶段，安徽此时煤炭开采更加普遍，除萧县白土镇继续采煤外，淮南洛河山、宿州符离集一带、含山县牛头山、池州馒头山等地均有煤炭开采。
芜湖炼钢业在明代初年迅速恢复和发展，异军突起，从明中叶到清中叶，前后兴盛200余年，直到鸦片战争洋钢进口，芜钢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安徽制瓷业于五代至北宋时步入鼎盛时期，表现为生产规模大、地理分布广的特点。最为著名的是萧县白土窑。白土镇瓷器生产规模较大，窑户很多，白、黄器各有总首。白土窑以烧制白瓷为主，有刻花和剔花，质量仅次于定州窑的产品；早期的黄瓷形质及制作工艺与寿州窑基本相同。宣州窑情况，《元丰九域志》宣城县下有镇名“符里窑”，史载，符里窑于宋熙宁十年上交商税文、盐税802贯527文，相当于江淮间小县上交之数，人稠业盛，其瓷器烧制场所似比白土镇规模还大。北宋晚期，安徽黑釉瓷器的生产迅速发展起来，皖西霍山地区下符桥窑、太湖刘羊窑及皖中地区庐江的果树窑专制黑釉器，专家考定为典型的北宋中晚期窑。在皖南地区绩溪县的霞间窑、瑶头窑及窑岭堆积中也发现了大量的黑釉瓷器。这些窑址的产品质量精湛，瓷釉莹润明亮，清澈淡雅，造型别致，纹饰优美，并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反映安徽古代陶瓷匠人精美娴熟的工艺技巧。
明代皖南已成为重要纺织基地之一。永乐年间，在歙县设立了织造局，万历末年又在徽州、宁国、广德和常州、扬州等地，增造万匹绢帛绸缎，以供岁需。芜湖浆染业与松江棉纺织业、苏杭丝织业、铅山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耶并称为全国“五大手工业区域”。
三、医学与物理学成就
安徽医学的历史是很悠久的。东汉时，安徽有名可考的医家有丹阳人沈建，汝南人费长房，沛国谯人华佗及其弟子李当之、吴普、樊阿等。成就最大者，当推华佗。
华佗，名旉，字元化，东汉末年沛国谯人（今安徽亳州）。其行医足迹遍及今江苏、山东、安徽、河南一带，深受人民爱戴。他所治疾病，以今天医学知识看来，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和眼科等。
华佗在医学上最突出的成就，还是他精湛的外科手术和麻沸散的发明，后者比西欧发明的麻醉剂“哥罗方”要早1000多年，是世界外科麻醉史上的创举，以后传到日本、朝鲜、摩洛哥等国，在医学上作出了具有世界意义的贡献。华佗还提倡体育锻炼的方法防治疾病，吸取先秦以来导引术的精华，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姿态，创“五禽之戏”，是我国医疗体育史上的创举。
明清两代是安徽古代医学史上的鼎盛时期，医学人才济济，医著宏富，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都有诸多发明，为丰富和发展祖国医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新安医学在全国独树一帜，令人瞩目。在医学理论上和实践中，新安医家们已形成系统的医药学知识，实践中重视调养脾胃、肝肾与气血，用药平正中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流派。
至明清两代，随着安徽科技的空前繁荣，物理学领域随之出现著名学者及重要成就，较突出的是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方以智撰述《物理小识》。
朱载堉和他的十二平均律：朱载堉，祖籍安徽凤阳，为明皇室子孙，其父朱厚烷是明仁宗朱高炽第五代孙。他自幼爱好音律、数学，专心攻读，一生著书立说，主要著作有《乐律全书》、《律吕正论》、《律吕质疑解惑》、《嘉量算经》等，这些著作涉及物理学、数学、天文学、以及音律、舞蹈等领域。
在物理学方面，朱载堉的最大贡献是他大胆而彻底地扬弃了千余年来的旧律制，创造了现今世界各国都在应用的十二平均律，这是我国声学史的一项杰出贡献。总其要，朱载堉实质上是在八度音之间分成12个音程相等的半音，顺序组成12个等程律，又叫十二平均律，如此，可以用任何一律作为主音组成各调的音阶，而且它们全音的音程都是一样的。这在乐律研究史上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比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塞恩于1636年发表的十二平均律要早52年。
方以智《物理小识》：方以智，桐城浮山人，生于明朝末年，明亡后，对清廷采取不合作态度，一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一度易服为僧，晚年定居江西青原山，从事著述和讲学。主要著作有：《通雅》、《物理小识》、《东西均》、《药地炮庄》、《医学会通》、《切韵源流》、《诸子燔痏》、《浮山文集》前后编等。
方以智在自然科学上的成就，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物理小识》中。这是一部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学知识，有光学、电学、磁学、声学、力学诸多方面。它不仅总结了我国古代许多科学成就，批判地吸收了当时西欧传入的科学知识，而且对其中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尤其是在光学方面的成就更是突出。
安徽教育文化
一般了解：皖地的教育活动，包括两汉皖地尊儒兴学活动、魏晋安徽私学的兴起、宋元明清安徽书院的兴起和发展、近代安徽教育的变革。&
掌握：皖籍教育家嵇康的教育思想、朱熹的教育思想、戴震的教育思想、胡适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重点掌握：皖籍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安徽教育历史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宋以前，安徽出现两次教育发达的高峰，即两汉时期官学兴起和魏晋时期的私学的兴办；宋代，为适应理学教育，书院兴起并形成书院教育制度，安徽产生全国最早的书院，至明清更是盛极一时，安徽成为书院教育最发达的省区；近代，安徽建立起各类新学堂，采用新式教育方法施教，在宣传科学文化知识、启迪民主自由、开通民智方面，近代安徽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造就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为安徽各项近代事业的展开和安徽革命进步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在安徽教育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皖籍教育思想家：老子、庄子、管子都有杰出的教育思想；魏晋嵇康在玄学发达的背景下也提出了教育新见；宋以后至近代，皖籍教育家更是出类拔萃，群星灿烂，相映生辉，前有戴震、程瑶田，近有陈独秀、胡适、陶行知，堪称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大家。
一、两汉皖地尊儒兴学活动
汉武帝时期，儒学思想被推为国学，定为一尊，成为新时期指导全国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根本方针。由此，皖地尊儒兴学活动亦随之兴起。
首先，一些重视学校教育的官员、经师在皖地出现。西汉有何武重教扬州，东汉有李忠兴学丹阳。他们或重视教育，兴办郡国学校，为地方培养治理人才；或重视社会教化，教民破除陋风劣谷，推广生产技术知识等等。这些在“独尊儒术”政策思想指导下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活动，为安徽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官学兴盛的背景下，汉代安徽地区的文化教育成果，以淮北最为显著。在《汉书·儒林传》中，有皖籍学者16人，其中淮北沛郡就有12人，江淮之间的九江郡3人，皖南的丹阳郡仅一人。值得一提的是，皖人文翁（庐江郡人），在蜀郡做太守期间，由于办学成绩突出，受到汉武帝嘉奖，其郡办官学的经验被令在全国推广，并由此，汉政府开始在全国各郡、各王国设立官办学校。
与官学相并行，汉代安徽民间私人教育亦得到开展，安徽淮北地区就出了两个著名的私人教育家，桓荣和张酺。沛郡人桓荣，以欧阳学派的《尚书》经传家，王莽代汉时他辞官来到九江郡，以教授为业，门徒常有数百人，至东汉初年他应召入仕，期间共历30余年，教授了数以千计的学生。他的儿子桓郁、孙子桓焉曾以教授为业，不但在安徽地区，还在长安及河南的颍川讲学，各有门徒数百人。张酺是汝南郡细阳（在今太和）人，亦以《尚书》经传家，早年曾投桓荣门下求学，后来自己设帐讲学，门下常有学生数百人，因而声名远播，最后也被东汉政府征召为官。
二、魏晋安徽私学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私学第二次大发展的时期，私人教育一度出现相对繁荣的局面，产生许多民间教育家。东晋庐江潜人杜夷与南朝宋庐江灊人何尚之、南齐沛郡相人刘王王献就是其中著名的几位。
杜夷，西晋名儒、经师、学官。少性恬泊，操尚贞素，家境贫窘，曾寓居汝、颍之间，潜心攻读习研，十载足不出户。年四十余，始还居乡里，设学聚徒，生徒千人。杜夷一生，虽备受皇家尊崇与礼遇，朝廷屡欲拔擢，然夷始终安贫乐道、绝意仕途，只有很短时间任国子祭酒，之外20余年均在乡梓教授私学，献身私学教育事业，对皖地乃至全国私学教育的发展，以及社会教化、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何尚之，南朝宋官员、教育家。官历丹阳郡尹、吏部尚书、国子祭酒等。何尚之任丹阳尹时，曾于南郭外立宅舍，置玄学，聚生徒，讲授和研究玄学。何尚之对玄学的研究和宣传并立馆讲学，有助于打破儒家经学一统学校的地位，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刘王献,,南朝宋、齐名儒、教育家。其家贫，少笃学，博通《五经》。刘王献早年即设学乡里，聚徒教授，终生从事私学教育工作，循循善诱，教导有方。他曾与名儒吴苞同于褚彦回宅讲授，诸生朝听王献,讲《礼》，晚听苞讲《论语》、《孝经》，培育了不少人才。
三、宋元明清安徽书院的兴起和发展&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独立于官学制度之外，的学校制度，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它发轫于唐，至宋形成制度，南宋时大盛，迄明、清发达完备，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教育制度。书院制度对于传递我国古代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学术人才，丰富教育理论与经验。
安徽在全国是书院产生最早，也是最发达的一个省区。据近人吴景贤《安徽书院志》记载，从宋至清安徽共有265所书院；民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书院》记载有254所。实际上，从现今掌握的材料来看，安徽书院总数要大大超过这两个数字。
宋代安徽书院约有34所，在全国所占位次，仅低于江西、浙江和湖南三省，居第四位。综观两宋时安徽书院的创建，其中官办的书院仅有4所（阜阳西湖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当涂天门、丹阳书院），且有3所由皇帝赐额题名；其余绝大多数与全国一样，为私人创建，而且不少先是私人读书治学之地，而后才发展为书院。
元代安徽新建35所，保留、修复或重建前代书院9所，共计44所。绝大多数书院由名儒名师主持和主讲，如胡炳文主讲明经书院，郑玉、鲍元康主讲师山书院，曹泾主讲西畴、初山书院，汪一龙主讲晦庵书院，胡一桂主讲湖山书院，等等，其中很多人是南宋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儒学者，入元不仕，退而讲学的，这是当时安徽书院发达的重要原因。
明代安徽书院至少在138所以上，此时，书院的分布仍以皖南为主，但呈向皖中、皖东、皖西发展的态势，后三个地区的书院达40余所，约占安徽书院总数的三分之一。相对于官学，明代私办或由私人主讲的书院，不仅保持了自由讲学习业的特点，而且还发展为讲会制度，自由讲学更盛，推动了书院教育质量的提高。当时安徽影响较大的讲会有：歙县紫阳讲会、泾县水西讲会、宁国同善会、太平九龙会、广告复初会、贵池光岳会、休宁还古讲会等。
清代安徽书院总数在203所，其中有时间可考的新建书院116所，修复重建46所，另有41所建置不详。此时，政府官员开始掌管书院诸如择山长、选教育、收学生到课业、课考、廪养、俸禄，以及参加科考、取任等方面事务，官办书院成为清朝安徽书院的最重要特色，书院实际蜕变为官学的附庸，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
四、近代安徽教育的变革&
清末，废科举，行新学，安徽的文化教育位于全国前列。早在清同治十一年（1872），安庆就曾办有尚文小学堂；安徽第一所高等学堂——安徽省求是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85），比清政府正式颁布学堂章程还早4年。1901年，清政府重申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之后安徽各地先后建起了一大批中小学堂，据统计，年，全省共设21所中学堂，其中省属3所，分别是皖江中学、第一中学和安徽公学。与此同时，各种专门学堂也应运而兴。除省立师范外，又增设了徽州紫阳师范学堂、凤阳师范学堂等14所中等师范学堂。此外还设立了中等工业学堂、寿州初等工业学堂、太和中等蚕桑学堂和阜阳蚕桑学所实业学堂。&
除上述学校外，外国教会所办的学校在近代安徽教育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知名者如芜湖广益中学（后更名为圣雅各中学）、萃文中学、培德女学堂，安庆二郎圣保罗中学，合肥三育学堂，怀远淮西学堂等。这些学校，除传授宗教知识外，也设有语文、史地、自然等课程。其设立的本意是进行宗教宣传，企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但客观上却对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发展教育事业起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开始向外派遣留学生，以造就洋务人才。1872年中国第一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30名，其中有安徽婺源人詹天佑。1874年所派第三批留美学生中有两名安徽人，即休宁的吴敬荣、黟县的程大业。1875年第四批留美学生中有安徽怀远的黄祖莲。这是安徽最早的留学生。
民国元年（1912），中华民国成立，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并制定了新的学制，对清末教育进行改革，学堂改称学校，承认男女受教育权利平等，废止读经和奖励出身制度。从民国16年到26年的10年间，安徽各类教育事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步建立。民国17年以后，先后建立了安徽大学、安徽学院和安徽工业专科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徽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除皖南山区少数学校尚能继续维持外，，其余学校大多关闭，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省立安徽大学停办。至全国解放前夕，安徽教育事业不仅明显落后于华东各省，而且落后于全国教育的平均发展水平。
五、皖籍教育思想家
嵇康的教育思想&
作为魏晋时期的名士和著名的玄学家，嵇康曾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人生观，并有“内和外见”的音乐见解，其中包涵了丰富而杰出的教育思想。
“名教”，它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理论支柱，具体表现为儒家所极力倡行的仁义礼乐、名分等级之教，嵇康认为，这种教育是箝制人的思想，戕害人的个性，违反人的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天性丧真”的教育。嵇康从其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出发，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儒家“名教”思想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嵇康对于名教的批判，虽然其中有些偏激、片面之语，有全盘否定古代文化之嫌；但是，自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文教政策以后的400年间，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受到全面批判与否定还是第一次，这表明嵇康反对“名教”的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和要求思想解放的大无畏的勇气。
朱熹的教育思想：&
南宋时期最著名的教育家。朱熹毕生致力于兴学校，明教化，传经著述，教授生徒，先后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并建构起恢宏的理学教育思想体系。其教育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教育目的上，朱熹继承发展了先秦的教育目的论，提出“明人伦”、“为圣贤”的教育目标。
教育过程上，朱熹提出“五学之序”，即“博学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
教学原则和方法上，朱熹强调“教有成法”、“学有成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这些教育思想，是朱熹全面继承发展儒家教学思想，并在自己长期的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富有价值的教学经验，使我国古代的教学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朱熹关于教育、学习过程理论，关于为学、修业、进德之道，关于教学与读书之法，从学到思到行都提出了很多精辟见解，总结出许多宝贵经验，应当说诸多是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的。尤其是他重视教育，悉心教导，献身教业的精神，以及循循善诱，谆谆诲人，羝掖后生的师德与教学态度，为后世人师树立了典范。朱熹的教育思想和精神大大丰富发展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宝库，于今天亦有借鉴意义。
戴震的教育思想&
戴震在教育内容上，提出以经学为主，同时注重实用科学。戴震本人在天文、数学、地理、水利、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方面都有很深研究，并有很多编纂和著作，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实用科学的教育，并试图构想建立一个包括经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语言学、哲学等庞大的学科体系。这一教育思想意在反对宋明理学，同时也矫正了汉唐以来儒学教育之偏失，并已具有近代教育因素。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教育革命的先驱。因为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由“知行”改名“行知”，以彰其志，他的一生都在以积极的行动和实践追求着其“教育救国”的理想，“爱国主义”和“平民教育”一以贯之地贯穿于他所有的教育活动和教育理念中，曾被毛泽东称赞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总结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生活教育”理论，普及教育的思想，儿童教育的思想及师范教育的思想。影响最著的是其“生活教育”理论。
“生活教育”的理论直接来源于陶行知积极而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也是对其师杜威先生反传统教育思想中积极因素的吸收和改造。“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讲的是教育同生活的关系问题。陶行知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其所包涵的特质有：第一是生活的，第二是行动的，第三是大众的，第四是前进的，第五是世界的，第六是有历史联系。同时还要满足五个条件：第一教育必须是战斗的，是民族人类解放的武器；第二教育必须是生活的；第三教育必须是科学的；第四教育必须是大众的；第五教育计划的。
“社会即学校”与“生活即教育”是密切联系的。社会即学校，则“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的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因为在这样办法下，否认校内校外，都可以做师生的”。这种“生活教育”让学生亲近人民大众，接触自然和社会，改变了传统市场、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状态。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的教学论，也可以说是教育方法论。陶行知认为，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事臬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主张以实际生活为中心，从教育与生活的关系，强调教与学都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达到“学用一致”。
“安徽地域文化”(三)
安徽的文学、艺术
安徽的文学
一般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安徽文学概况、唐五代时期安徽文学概况、两宋时期安徽文学概况、元明清时期安徽文学概况、现代安徽文学概况。
掌握：“三曹”的诗文创作、梅尧臣的文学成就、胡适与他的《尝试集》、“现代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
重点掌握：清代桐城文派的辉煌与成就、吴敬梓和他的《儒林外史》。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安徽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安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也从此时拉开了序幕。曹操父子与嵇康是这一时期安徽文坛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文学史上贡献卓越，影响深远。
（一）“三曹”的诗文创作
中国文学史上的“三曹”指汉魏时期的曹操、曹丕与曹植父子。他们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均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
曹操（155～220），字孟德，汉魏间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他的诗歌今存约20篇，全部是乐府诗体，他尤擅写四言诗。这一诗体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佳作。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带有明显政治家的气魄。如《步出夏门行》中《观沧海》一诗：“东临碣石, 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 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气势磅礴，格调雄放，寥寥数笔，不加润饰,即能状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了诗人包容宇宙、吞吐日月的阔大胸怀。
《步出夏门行》中还有一名篇《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世说新语》曾载：东晋时代的大将军王敦，每酒后辄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击打唾壶为节，壶口尽缺。可见曹操诗对后世的影响。
曹操的另一首《短歌行》也十分有名，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开篇，中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又化用《诗经》自然妥贴，后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收束，抒发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以成其大业的心情。
曹操还有一些诗歌把汉末动乱的现实和人民的苦难深刻地反映出来，因而被称为“汉末实录”。例如他的《薤露行》、《蒿里行》等。他的诗作朴实无华，不尚藻饰，以感情深挚、气韵沉雄取胜。这一时期诗歌慷慨悲凉的特色，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最为典型。
曹丕（187～226），魏文帝，也是位著名的文学家。曹操之妻卞氏所生长子。他少有逸才，广泛阅读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他的诗歌今存约40首，绝大多数是乐府。如《芙蓉池作》、《于玄武陂作》、《夏日诗》、《黎阳作》《燕歌行》、《杂诗》等。曹丕的诗歌多模仿民歌来叙事抒情，善于取材闾间小事。他的诗歌笔致细腻，语言流畅，偏重抒情，格调清新。特别是一些以游子、思妇为题材的作品，一般都写得凄婉动人，例如他的《燕歌行》：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摇踵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这是今存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诗，叙述了一位女子对丈夫的思念。笔致委婉，语言清丽，感情缠绵，写景与抒情巧妙交融。
曹丕的文章以书札见长,如《与吴质书》、《与繁钦书》、《答曹洪书》等,清丽卓约,富于情韵意趣，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体现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是一篇情文并茂的杰作。
曹丕还著有《典论》一书。但全书已佚，唯《自叙》和《典论·论文》完整保存下来。其中《典论·论文》是中国第一篇文学批评的专门论文，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先河的作用。曹丕在《典论·论文》中首先高度界定了文学的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接着总结了建安七子创作上的得失，提出了文学的观念、准则和尺度，开创了文气论，&即“文以气为主”的论断，还解释了文学批评上的许多重要问题。这篇论文足以奠定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曹植（192～232），字子建，为曹操第四子，曹丕同母弟，世称陈思王。天资聪颖，才华过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谢灵运语）。现存诗80多首，辞赋、散文等40余篇。曹植以他的《七步诗》为我们所熟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他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登基）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作品主要有三类，一类感时伤乱，如《送应氏》二首写洛阳荒芜残破景象，《泰山梁甫吟》写边海人民极端贫苦的生活，都流露出对百姓的深切同情；另一类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如《白马篇》借英姿飒爽、急赴国难的游侠儿的形象，表达了自己“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迈感情。再者就是表现贵公子的优游生活，如《斗鸡》、《公宴》等。后期主要抒写自己遭遣被弃的悲愤。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中有三分之二是五言诗。他善于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往往在诗歌开篇就能传达出某种浓郁的情绪，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曹植文赋的代表作《洛神赋》是黄初三年（公元222年）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说，有感而作。全篇笔触细腻，文辞艳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神女美好、灵动而又虚无缥缈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人神相遇的玄妙却可望而不可及的怅惘。
（二）嵇康的诗歌与散文
嵇康(223～263)，字叔夜，沛国 (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魏晋正始时期的文学家和音乐家，于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嵇康的文学创作，主要是诗歌和散文。他的诗今存50余首，以四言体为多。有《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代秋胡歌》、《幽愤诗》、《述志诗》、《思亲诗》、《琴歌》、《游仙诗》等。
嵇康的文章也非常出色。他的散文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长于析理，注重理性的感悟和阐发；二是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敢于真实地抒写个体情性，勇于表现肯定自我的要求和愿望。他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宅无吉凶摄生论难》、《管蔡论》等都长于析辩，而他的《家诫》、《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则完全是其个性的体现，其中《与山巨源绝交书》可以看作他的代表作之一。全文文笔自由奔放，率性畅达。他的诗歌文章，既继承了建安文学的通脱之风，同时又具有正始文人任性而为，与自然亲和的特点。
二、唐五代时期的安徽文学
（一）诗歌创作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此时安徽诗坛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出现了池州诗人群和宣州诗人群。这两个诗人群体及其创作的诗歌非常具有安徽地域文化特色，另外，安徽的巢湖地区还诞生了中唐著名诗人张籍。李白、白居易、杜牧等著名诗人在安徽的游历与生活也促进了安徽诗歌的繁荣。
1、池州诗人群
安史之乱后，中原经济文化受到严重破坏，而江南一带则相对安定，文化也趋于繁荣，在皖南的池州地区涌现出众多诗人，代表人物有杜荀鹤、费冠卿、张乔、殷文圭等。
杜荀鹤(846～904)，唐代著名诗人，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台人，是晚唐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语言通俗、风格清新，自成一家，后人称“杜荀鹤体”。著有《唐风集》10卷，现存诗300余首。他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反映唐末军阀混战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悲惨遭遇，例如他的《山中寡妇》、《自江西归九华有感》、《题所居村舍》、《乱后逢村叟》、《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等，都相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写实精神和社会意义。
杜荀鹤长期生活在池州，置身于九华山怀抱，对家乡风物十分热爱，因此吟咏九华山的诗篇甚多，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这类诗歌有《山居寄同志》、《寄李隐居》、《醉书僧壁》、《溪岸秋思》、《秋日怀九华旧居》、《闲居书事》等多篇。诗人用大量的作品展现九华山的风光，例如“家山白云里，卧在最高峰。”（《寄舍弟》），“琴临秋水弹明月，酒就东山酌白云。” （《山中寄诗友》），“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瓯篷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到前溪也不知。”（《溪兴》）。这些诗歌都堪称质朴明畅、清新秀逸的佳作。
费冠卿，字子军，池州人。生卒年不详，屡试不第，久留京师，与当时名诗人姚合交游，后长年隐居九华山。曾被下诏拜为右拾遗，却谢绝不赴。《全唐诗》录其诗1卷。
费冠卿品性高洁，擅长诗文，隐居九华山期间，写了不少咏吟九华山诗篇。
张乔，池州人，懿宗咸通年进士，生卒年不详，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子称“咸通十哲”。因避黄巢之乱，归隐九华山。诗清雅巧思，风格颇似贾岛。
殷文圭，字表儒，池州青阳人，生卒年不详。初居九华，刻苦于学，与同乡诗人杜荀鹤、顾云等交游唱和，殷文圭作诗很多，《全唐诗》仅录其诗1卷。
2、宣州诗人群
宣州的诗人代表人物有刘太真、许棠、汪遵等。
刘太真，宣州人，生卒年不祥，玄宗天宝末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刘太真著有诗文集30卷，他在德宗贞元年间就以诗名震京师，与名诗人顾况是朋友。《全唐诗》仅存诗3首，其中《宣州东峰亭各赋一物得古壁苔》，就是写他故乡宣州东峰亭的。
许棠，字文化，宣州泾县人，生卒年不详。早年四处漫游，唐懿宗年间白发及第，曾为江宁丞。后辞官，潦倒以终。在当时诗坛享有盛誉，因作洞庭诗著名，时号许洞庭。又与诗人郑谷和池州诗人张乔等合称“咸通十哲”。《全唐诗》存其诗2卷，计150余首，全为五、七言律诗。
汪遵，宣州泾县人，生卒年不详，初为小吏，家贫，昼夜苦读。《全唐诗》存其诗1卷。
此外宣州诗人还有罗立言、刘太冲等。
3、著名诗人张籍
张籍（约767～830），字文昌。中唐著名诗人。祖籍苏州，先世迁居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张籍家贫苦学，进士及第后历任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世称“张水部”、“张司业”。他与孟郊、白居易、韩愈等诗人交谊深厚，其乐府诗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乐府”。《全唐诗》存其诗5卷，中华书局曾编《张籍诗集》8卷，共计480多首。
张籍是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推动者。其乐府诗多数是反映当时社会现实之作，表现对人民的同情。张籍乐府诗艺术成就很高，他善用素描手法，细致真实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语言通俗平易而又凝练雅致，常以口语入诗，很有民歌的风味。总体上说他的诗歌题材广泛，风格清雅通俗，对晚唐诗坛影响很大。
4、唐代安徽诗坛中的外地名诗人
在唐代安徽诗坛中，还有不少外地著名诗人，例如李白、白居易、韦应物、李绅、刘禹锡等。他们在安徽的游历和生活，为唐时安徽文坛增添了异彩。他们用大量诗歌作品向世人展现了安徽的地域文化和秀美山川。
其中与安徽联系最深、最有盛名的当属大诗人李白。在《李太白全集》的900多首诗歌中，创作于安徽和歌咏安徽风土人情、地域风光的就有近300首，约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他的足迹几乎遍布了安徽各地，而且处处留下诗篇。他的不少杰作都诞生在安徽。例如在宣城写下千古名诗如《独坐敬亭山》、《秋登宣城谢朓北楼》及《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其中的名句像“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等至今仍脍炙人口。
以宣城为中心，李白还游历了南陵、泾县诸地，写了《南陵别儿童入京》、《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泾川送族弟錞》、《与谢良辅游泾川陵岩寺》、《赠汪伦》等诗。
在安徽贵池秋浦县，李白居住了数年之久，写下了大量作品，其中有著名组诗《秋浦歌》十七首。其中的第十四、十五首知名度最高：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
至于安徽最负盛名的九华山和黄山，李白更是纵情泼墨：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望九华山赠青阳韦仲堪》））。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伊昔升绝顶,俯窥天目松。（《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
安徽的有些地方，李白一生曾来过数次。像马鞍山的采石矶（牛渚矶）。诗人早年曾作《横江词》六首，集中地展现了这里的风光，在他中年后，历经岁月蹉跎，又来到此处，在江上写下了著名的《夜泊牛渚怀古》一诗，发出“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之感慨。李白晚年生活困窘，后来他的族叔李阳冰接他到当涂定居，李白也终老于此。
除了李白外，唐代还有多位名诗人在安徽进行过文学创作，例如韦应物，曾任滁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滁州西涧》、《游西山》等；白居易，曾在宣州写下《窗中列远岫》、《送侯权秀才序》等作品；刘禹锡，曾任和州刺史，在此地的著名作品有《陋室铭》、《和州刺史厅壁记》等。此外，李绅、杜牧、许浑、罗隐等诗人也都曾在安徽为官，其间也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
（二）散文、小说的成就
唐代安徽作家的散文和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例如散文的“吴富体”，以及著名传奇小说集《剧谈录》的诞生。
1、散文家吴少微和“吴富体”
吴少微（约663～ 750），唐代散文家、诗人，字仲材，号遂谷，新安（今安徽黄山）人。《新唐书·艺文志》著有《吴少微集》10卷，已佚。《全唐文》存其文6篇,《全唐诗》存诗6首。唐中宗时他与富嘉谟同朝为官且交谊深厚，两人文风相近，力矫徐庾余风，名重一时，号“吴富体”（也作“富吴体”）。 “吴富体”的特点是：以经典为本，典雅雄厚，气势豪迈。“吴富体”作为唐代古文运动中最早出现的新的散文文体，对古文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近人岑仲勉认为，吴、富二人之文，“诚继陈拾遗而起之一派，韩、柳不得专美于后也”（《金石论丛》）。2、康骈和他的《剧谈录》
康軿，一作康骈，字驾言，池州人。他是晚唐文坛的重量级人物，写有唐代著名传奇小说集《剧谈录》，共2卷，42则。
《剧谈录》是作者康軿自述“新见异闻”，大多讲神鬼灵应，也有一些武侠故事和当时奇事。这些生动的文言短篇小说，上承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下对宋代的《太平广记》甚至清代的《聊斋志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连现代武侠大师金庸也曾经专门解读过《剧谈录》中的作品。该书除了对后世的神魔小说和武侠小说产生重大影响外，还提供了对唐代世情生活的珍贵研究史料，&&& 三、两宋时期安徽文学概况
（一）诗词创作
1、姚铉和他的《唐文粹》
姚铉(968～1020)，北宋庐州（今安徽合肥）人，字宝之。历京西、河东、两浙转运使，终舒州（今安徽潜山）团练副使。姚铉文学修养深厚，文章敏丽。尚韩、柳古文，与柳开等共同开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先声，著有诗文集20卷，可惜大多散佚。《全宋诗》中仅录其诗6首。他在文学上最突出的贡献是编写了著名的《唐文粹》。
《唐文粹》是一部唐代文学总集，唐代诗文精华，大多荟萃其中，故为人所推重。该书在宋代就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子诵习的范本。姚铉选录作品的风格和编写体例对后世选家也有一定影响。《唐文粹》是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唐文选本，入选作品多是各家代表之作，不少作品因此书才得以保存，这也是安徽文人姚铉的功绩。2、梅尧臣的文学成就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文学家，宣城人，世称宛陵先生（宣城古名宛陵）。他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的重要作家，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官至尚书都官员外郎。梅尧臣的著作，今存《宛陵先生集》60卷。
梅尧臣早年诗作受西昆体影响，后诗风转变，提出与西昆派针锋相对的主张：在诗歌创作思想上他充分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力主儒家诗论的“美刺兴寄”。“美刺”即歌颂与讽刺,“兴寄”就是比兴寄托，要“因事有所激”，感于现实，托物言志，摒弃浮艳空洞的诗风。因此他写了大量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深刻揭示社会生活，表达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例如他的《田家语》：“谁道田家乐? 春税秋未足! 里胥扣我门,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于屋……”这首诗用农民的口气，申诉了农民遭受的苦难。再如《陶者》一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住大厦。”对比强烈，鲜明地道出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类作品还有《汝坟贫女》、《田家四时》、《伤桑》、《新茧》、《村豪》、《织妇》等。
梅尧臣在诗歌艺术上，注重诗歌的形象性与意境含蓄等特点，提倡“平淡”的艺术境界，提出了“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一著名的艺术要求，如《鲁山山行》中写：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
总体来说，梅尧臣诗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风格平淡朴素，而又能含蓄深刻。其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也影响了宋诗的发展方向。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称其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3、著名爱国词人张孝祥和他的词
张孝祥(约)，南宋著名词人。张籍后裔，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人（今安徽和县）人，后居芜湖。绍兴年间状元，历官秘书郎、中书舍人等。他的诗词书法俱佳，尤以词著称，为南宋豪放派代表词人，有《于湖居士文集》、《于湖词》传世。
张孝祥词在思想上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内容多要求国家统一，反对苟且偷安，在艺术上也取得了较高成就。例如其著名长调《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
雪洗虏尘静，风约楚云留。何人为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烛看吴钩。剩喜然犀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富春秋。小乔初嫁，香囊未解，勋业故优游。赤壁矶头落照，淝水桥边衰草，渺渺唤人愁。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
该词既歌颂了抗金将领的功业，又写到了对中原失地的怀念，可谓喜中含愁，慷慨而又悲壮。全词笔墨酣畅，豪健奔放，表现出词人深厚的爱国之情。
再如他的《浣溪沙·荆州约马举先登城楼观》写“万里中原烽火北”，表达了对故土中原的怀念，又《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中写“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对南宋王朝实行屈辱求和的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张孝祥还有些写景抒情的词作，同样具有豪迈磊落的风格。例如他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上阕描写洞庭湖美丽景色，下阕抒发“肝肺皆冰雪”的高洁胸怀，全词境界清疏空阔，情调慷慨坦荡，是一首情景相融的佳作。
除豪放之作外，张孝祥也有些清丽飘逸的小令。不过其词的主旋律还是激扬豪迈的爱国情怀。他的词因为是凭激情进行创作，“未尝著稿，笔酣兴健，顷刻即成” （汤衡《张紫微雅词序》），所以情感连贯，热情澎湃，语言流畅自然，又能融前人诗句而不见雕琢痕迹。总之张孝祥词继承和发扬了苏轼的豪放一派，又下启辛弃疾爱国词派的先河，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诗话创作
“诗话”是古代评论诗歌、诗人、诗派，记录诗人言论、事迹的著作。该文体始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盛行于宋代。两宋安徽作家的诗话创作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前后出现了《诗总》、《苕溪渔隐丛话》、《紫微诗话》、《童蒙诗训》和《竹坡诗话》等较有影响的诗话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推《苕溪渔隐丛话》。
《苕溪渔隐丛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诗话集。作者胡仔，字元任，安徽绩溪人（约），晚年隐居浙江湖州苕溪，遂自号苕溪渔隐。
此书是胡仔穷一生之力的杰作，分前后两集，共100卷，50余万字。涉及上百位古代诗人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技巧、格律、掌故等。胡仔在自序中认为“开元之李杜，元佑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因此他论诗格外推崇李白、杜甫、苏轼和黄庭坚。在重视前人创作成果的同时，他还强调诗歌必须不断创新，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对后人学诗很有裨益。
《苕溪渔隐丛话》的编纂体例是以人为纲，连类而及，即写到某位大家，跟他有联系的诗人也连带介绍，均以年代为序，将作家、作品与生平事迹有机结合。有不少散佚的材料，靠此书才得以保存下来，因此意义非常重大。
（三）外地文学名家在安徽的创作
与唐代一样，两宋时期也有不少文学名家来到安徽为官和生活，他们在当地的创作也为安徽文坛增色不少。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文学家欧阳修。他多次来到安徽，在安徽的滁州和阜阳生活多年，留下了许多著名作品。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被降职外放到滁州任太守。期间修建了著名的丰乐亭和醉翁亭，创作了《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后者更是广为传诵。全文生动地描写了安徽滁州的优美景色，使得在中国古典文坛上，滁州与欧阳修的名字永远连在了一起。庆历八年（1048年），欧阳修从滁州调知扬州，一年后又调知颍州（今安徽阜阳）。他有很多诗词作品也与此地有关，例如他著名的组词《采桑子》十三首描写的多是颍州西湖的秀美风光。欧阳修与安徽感情很深，在他晚年还请求退居颍州，有诗道：“欲知颍水新居士，即是滁山旧醉翁。”最后葬于颍州。
四、元明清时期安徽文学概况
（一）元代安徽文学
1、诗词创作
元代安徽文坛与当时的中国文坛一样，突出的是戏剧，诗文成就不高。不过也有几位较知名的诗人，如宋末元初的诗人方回、贡奎与贡师泰父子诗人等。
方回()，元代文学家，字万里，号虚谷，歙县人。为人谄媚多变，人品较差，仕元后，得任建德路总管，不久罢官。今存《桐江集》4卷,《桐江续集》36卷，诗话《瀛奎律髓》49卷等。
方回有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诗宗江西诗派，学习黄庭坚、陈师道，而失之粗劲，缺少灵动活泼。不过他还是被后世认为是江西诗派中最后一位重要诗人，其诗可以看作是对盛行了二百余年的江西诗派的艺术总结。
贡奎（），字仲章，安徽宣城人，著有《云林集》。他的一些写景抒情诗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贡师泰（），字泰甫，贡奎之子。他为官清正，又以文学闻名当时，为元朝“名高一代，文明千古”的人物。著有《诗经补注》、《玩斋集》、《东轩集》等。和其父一样，他在写景抒情的小诗上较有成就。
此时安徽的词坛也是作者众而成就微，词家有陈栎、束从周、舒頔、舒逊、罗志仁、赵汸、曹伯启等人。其中较知名的是安徽绩溪人舒頔。舒頔（1304 ～1377），字道原，有《贞素斋集》、《北庄遗稿》等。其词较多反映了元末动荡时代中的社会生活，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2、孟汉卿和他的杂剧《魔合罗》
孟汉卿，元代戏曲作家，安徽亳州人，所著杂剧仅《魔合罗》一种。《太和正音谱》将之列入杰作之中，认为“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贾仲明亦赞其曰：“己斋老叟播声名，表字相同亦汉卿。”将他与关汉卿相提并论。
《魔合罗》又名《张鼎智勘魔合罗》，是一部优秀的公案剧。“魔合罗”为梵语的音译，是一种泥塑娃娃，民间用来乞巧。剧本写李德昌经商归家，中途病倒在古庙中，便求卖魔合罗的小贩高山给妻子刘玉娘送信。李德昌的弟弟李文道闻讯,到庙内毒死了哥哥，反诬玉娘谋杀亲夫,逼嫂为妻。玉娘不从，事涉官府，竟被昏庸的知县判为死罪。六案都孔目张鼎要求复审,并利用重要线索魔合罗剥茧抽丝，终使案情真相大白。
作品情节紧张曲折，戏剧性强，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和娴熟的戏剧技巧。“魔合罗”为贯穿全剧的线索和推动剧情的关键。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张鼎这一正直干练的人物形象。另外送信老人高山善良、诙谐的性格，描写得也很成功。《魔合罗》的曲词本色，艺术性较高，在音律上也有所创新。
（二）明代安徽文学
1、诗文创作
（1）程嘉燧、吴应箕的文学成就
程嘉燧（），明代著名诗人、画家。字孟阳，号松园、偈庵，休宁（一说歙县）人，寓居嘉定（今上海市），为“嘉定四先生”之一。诗在当时与陈子龙齐名。程嘉燧论诗主张先立人格，然后有诗格，其诗情感真挚，清丽委婉。他的文章也很出色，所著有《偈庵集》、《松园浪淘集》、《破山兴福寺志》等。
吴应箕 ()，字次尾，号楼山，安徽贵池人。明代文学家。吴应箕出身贫寒，嗜诗赋，喜游历，所到之处，均留诗文。他还是复社的组织领导者之一。&明亡后，他在家乡进行反清起义，兵败被俘后慷慨就义。&他一生著述甚多，在文学、政治、经济、哲学、军事、艺术等方面均有研究，有《熹朝忠节传》、《两朝剥复录》、《读书止观录》、《楼山堂集》等。&&& 吴应箕在诗文方面造诣最深。他强调诗歌应具有现实精神，悯时伤事。在风格上他比较欣赏质朴平淡的民歌风格，提出真诗在民间的观点。吴应箕的诗歌也实践了他的诗论主张，大多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民间的疾苦，像《耕田苦》、《大旱歌》、《食土行》等，而且诗如其人，质朴激昂，具有较强的人民性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他还有一些小诗写得是自然无雕琢，像《题镇国寺壁》中写“杉山山寺万山开，梦里曾经几度来。”相当清雅。
吴应箕的赋也与其诗歌一样，多是针对现实有感而发。例如他的《悯乱赋》写清兵入侵，《吊忠赋》写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还有些状物抒情的赋，像《雪竹赋》歌颂雪竹的美与高洁，由竹格写到人格，辞意挺拔，不同凡响。他编撰的史论、策论性文章，如力主明王朝改革政治的《拟进策》等，当时士大夫也争而颂习。&&&& 总之，贵池吴应箕以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高尚的人格当之无愧成为这一时期安徽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2）桐城名家方以智与钱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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