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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导读】玩游戏可以缓解生活压力，也可以增添生活乐趣，但是如果过度沉迷，将会影响正常的健康生活。近日，一名叫做小智（化名）的25岁骚年，因沉迷网游无法自拔，竟选择绑架自己的堂弟来向自己的叔叔敲诈。
　　年仅25岁的小智在出事之前万万想不到，由于对法律的无知，对金钱的欲望，会让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牢笼中度过。日，湖南省株洲石峰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小智以涉嫌绑架罪依法提起公诉。
　　日上午，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接到做水果生意的汪某的报案，说收到了多条绑匪发来的匿名短信，称其儿子在上学的途中被绑架了，绑匪索要30万元的赎金，并要求其在6小时内准备好，要不然就等儿子被撕票。
　　经审讯，小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称由于学历低，一直未找到合适稳定的工作，又迷恋网络游戏，把身上仅有的钱都投到网游中去了，所以一时才想起自己的叔叔做生意挣了点钱，生活比较富裕，可以绑架自己的堂弟，向叔叔&敲诈&点钱。于是，小智带着绳索、口罩、胶带、以及折叠刀等作案工作，将黑手伸向了上小学的堂弟，将堂弟骗致网吧藏匿，并一直通过手机短信匿名威胁自己的叔叔汪某。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小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涉嫌绑架罪。
　　伴随游戏产业的不断发展，因游戏成瘾引起的犯罪案件随即增多，社会上指责游戏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游戏被不少人指责为青少年犯罪的元凶，但这一问题知道目前仍然没有快速有效的解决方法。在发生过的许多案例当中，最显著的相似点就是当事人没有稳定的工作或者没有工作，生活的全部几乎都被游戏占据，而这也正是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的一大原因。有一份工作，多一些其他的事情牵绊着，或者能够渐渐分散他们对游戏的注意力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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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游戏在线玩共青城官方：赛龙已停产四年 仅江西省内欠债7.36亿 - 互联网 - 明升
共青城官方：赛龙已停产四年 仅江西省内欠债7.36亿
网易讯10月31日消息，中共共青都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今日早间宣布微博，称共青赛龙已停产四年，截止到目前仅江西省内欠债7.36亿元。微博正文称，《首创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死之谜》一文对共青赛龙停产提出质疑，共青都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向民众见告事情的来龙去脉。该微博称，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于日，是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青赛龙）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注册资金3亿元，主营业务是为摩托罗拉公司代工，后由于谷歌收购摩托罗拉公司，导致赛龙失去市场，2013年初，赛龙生产经营急转直下，财政状况极端恶化，陷入经营困境，并于2013年10月全面停产。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共青赛龙尚欠江西省内各家银行等市场主体7.36亿元。微博中称，审计发现，共青赛龙2010年9月正式投产，201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201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0.19亿元；201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18亿元，净利润0.68亿元；2013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63亿元，净利润-4.01亿元，四年累计亏损3.07亿元。此外，共青赛龙还存在会计信息不真实，存在资金被关联公司通过其他应收款、预付帐款、应收帐款等科目占用或抽走资金，赛龙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资产欠债率凌驾200%。以下是微博正文：10月30日11：40分在搜狐网上宣布了李特殊撰写的《首创人离奇被捕，深圳赛龙突死之谜》，文章对共青赛龙停产提出质疑，共青都市委市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积极向民众见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赛龙公司的有关情况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于日，是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青赛龙）全资控股的子公司，注册资金3亿元，主营业务是为摩托罗拉公司代工。该公司是共青都市工业的龙头企业。厥后由于谷歌收购公司，导致赛龙失去市场，2013年初，赛龙生产经营急转直下，财政状况极端恶化，陷入经营困境，并于2013年10月全面停产。据统计，截止到目前，共青赛龙尚欠江西省内各家银行等市场主体7.36亿元。二、第三方审计情况为了支持企业重组，让重组方了解企业的真实情况，日委托江西省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对赛龙系公司（赛龙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共青城赛龙通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共青城凯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Cell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HK) Ltd）进行清产核资专项审计视察。会计师事务所于日完成清产核资事情，并出具《清产核资专项审计陈诉》。审计发现，共青赛龙2010年9月正式投产，2010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54亿元，净利润0.07亿元；2011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88亿元，净利润0.19亿元；2012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18亿元，净利润0.68亿元；2013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63亿元，净利润-4.01亿元，四年累计亏损3.07亿元。此外，共青赛龙还存在会计信息不真实，存在资金被关联公司通过其他应收款、预付帐款、应收帐款等科目占用或抽走资金，赛龙公司严重资不抵债、资产欠债率凌驾200%。三、江西省、九江市、共青都市三级积极帮扶赛龙情况对于共青城的生长，各级都很重视，省委省政府联合团中央专门建设支持共青城生长领导小组，三十多个厅局做为成员的单元，资助解决共青城生长历程中的困难和难题，赛龙也不例外。2013年初，赛龙经营泛起困难后，特别是摩托罗拉被谷歌收购后，摩托罗拉的订单消失，作为主要为其代工企业的赛龙也面临着倒闭的危险。订单缺失、银行到期资金不能定期送还，此事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关注，千方百计想措施资助企业渡过难关。日，省政府分管金融事情的领导主持召开关于共青赛龙公司融资有关问题协调会。省金融办、省信用担保公司、省融资担保公司、共青都市政府、九江市金融办、中行江西省分行以及企业卖力同志出席聚会会议，聚会会议要求有关方面搭建倒贷池，资助解决共青赛龙流动资金问题，保证共青赛龙在各金融单元良好的征信纪录。日，省政府聚会会议纪要的要求，九江市政府与共青都市政府建设了帮扶小组。九江市财政、共青都市财政各出资4,500万元，共筹集9,000万元资金用于共青赛龙倒贷事情。从倒贷资金池中代赛龙送还到期债务，银行必须批准贷款并回笼倒贷资金池。
2013年10月开始，以企业为主导的资产重组正式启动，先后与多家有意向的企业就重组进行商谈，均因企业自身的原因无果而终。2013年以来，共青赛龙因拖欠员工人为、拖欠修建工人人为，造成多次群访。因拖欠质料款、修建工程款造成讼事不停。另外，共青赛龙在经营历程中泛起的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司法机关已经依法进行介入。在以后的事情中，共青城认真贯彻十九大精神，引发和掩护企业家精神，勉励更多的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努力打造法治政府，认真依法行政，充实展示共青城的新形象、新活力、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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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升版权所有沉迷游戏变卡奴 还不起欠款男子报警假称被绑
沉迷游戏变卡奴 还不起欠款男子报警假称被绑
男子曾某辞职后沦为“卡奴”，因还不起银行欠款，竟编造谎言称自己被劫匪绑架来欺骗母亲。近日，渝中区两路口派出所的民警就接到这样一个离奇报警。民警经调查揭穿了这一自编自导这起“绑架案”，而报假警的小伙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我被人绑架了，他们抢走了我的手机和现金，还搜走了我的信用卡，趁他们不注意，我逃跑出来了。”4月10日早上，渝中区两路口派出所，24岁的曾某在母亲的陪同下前来报警。
在派出所，曾某很淡定地讲出了被绑架的经过。称4月9日凌晨，趁绑匪睡着，自己翻窗逃跑了。步行1个多小时后，他坐上了一辆到沙坪坝的公交车，然后回到家中。第二天，曾某将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拉着他来报警。
接到曾某的报警后，渝中警方迅速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立案调查。但是，随着调查的深入，办案民警却发现了诸多疑点。民警根据曾某叙述，调取了案发当沿线的监控视频，却没从视频中看到曾某的身影。让他回忆事发当天的细节，但曾某说话总是支支吾吾。在民警的再三询问下，曾某最终承认，自己根本没有被绑架，而是自编自演报的假警。
曾某向民警坦白，他平时爱打网游，为了充游戏币，他先后在自己信用卡里透支和取现了1万多。辞职后没了收入，他还不上钱，为了不被父母责骂，于是就编造了这个绑架的故事，骗自己的父母。他说，本以为骗了母亲，就可以帮他把钱还上，没想到母亲会拉着自己到派出所报案，偏偏民警又这么认真，拆穿了他的谎言。
目前，曾某因涉嫌报假警已被警方行政拘留。
【来源：】
类型：ARPG
特征：奇幻
类型：射击
特征：蒸汽朋克
类型：大型RPG
特征：魔幻
你不知道点进去会是什么
Wan网页游戏免费玩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欠债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现发出《选择》周刊传过来的几篇文章，其中潘岳先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十分重要，要循着这个思路去思考，才能意识到我国这笔负债是多么巨大。另外，本网每每收到一些社会来稿，这些人多半是忧国忧民者，有些的确有独特的研究和创造，譬如西里湾和杨青顺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尽管有的地方让人看了忍俊不止，但我们还是发出来供大家开拓思路。但在这里我们要告诉那些非专业研究者，写文章要短小精悍，要节省读者的时间，如果事无巨细统统罗列出来，让人不知所云，本网就不发表这样的文章了。至于那些连名字都不署更别提附作者简介的文章，我们更无法放到网上。]
Alan Hu：《贫困群体会反对改革吗？》
潘岳：《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欠债》
新京报：《中国楼市进入寡头时代》
韩志国：《房地产新政应作全面反思》
欧阳君山：《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
柏墉：《网通公司为什么能开出高工资？》
刘小平：《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退思：《学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制遗风》
彭畅：《我国国家的管理失控和有效管理》
秦晖：《农民地权六论（中）》
韦家忠：《一个广西中学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杨青顺：《破解中国世纪之困：中国特色的现代制度架构之战略规划》
陈琰炜：《南阳油田公安局李雪林建言发行1．55万亿元国债
西里湾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
笑话：《某市十大杰出青年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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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alan&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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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51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letter&from&the&reader
贫困群体会反对改革吗？
----谁会反对改革？&
&&& 在《财经》杂志的一次年会上，
某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演讲的最后说道，“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 一向以理性著称的经济学家因何会生出如此感慨呢？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敬佩他们的学识和对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所做的贡献。但愚以为上述言论有失偏颇。90年代以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改革话语在知识学术界和公共讨论空间获得统治霸权，稍有对改革本身的反思就容易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有人说，在审视中国发展问题和困境时，切忌将个人境遇及导致的感情，误作为评价国事的依据；毕竟，我们不是圣贤，需要节制和反省以维持公允心。我深以为然。&
改革要以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并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标准&
&&& 首先，我们需要界定经济改革的概念。就一般语义而言，我们讨论的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方向，经济改革一词，特指那些为解脱传统计划体制下各种束缚国人的制度，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为普通民众和国家整体带来收益的制度变革。我们评价经济改革，就要以其是否改善全体公民的生活和并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为标准。&
&&& 经济改革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它是一个国家持续发展进步的动力。没有人会反对经济改革，因为大家都想过更好的日子。我们要把反思改革与反对改革区分开来，同时也要把经济改革和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分开，这样可以避免轻率的给别人扣帽子，也能使概念更加清晰，讨论更有针对性。&
没有人反对经济改革，但肯定有人对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提出不同的意见，甚或反对某些具体施行的经济改革措施。一般来说，反对具体改革措施的大多是在改革施行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是不是像吴先生所说反对改革的一是既得利益集团，一是贫困群体呢？答案是未必，如果他们能从具体的改革实践中获益的话，他们不仅不会反对改革，反而会推动改革。如改革前期，即使不是每一次具体改革措施都涉及所有阶层和地区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镇个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等) ，但其解放出来的生产力，确实直接或间接改善了绝大部分的阶层和地区，至少恶化的情形极少。所以它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引进竞争和市场不是只为了打造少数富裕群体
只所以改革近年来受到质疑，是因为改革已走向了为少数人致富和牟利的道路，这就是绝对的和不平等的竞争，特权扭曲的所谓市场化。如果认为这就是市场经济和市场化，那么这种改革完全是腐败的代名词。
&&& 如果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使得出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改革明显地只改善某些阶层和地区利益，并且以其他阶层和地区利益损失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改革措施有人反对也不足为奇。特别是如果这种损害逐渐扩大并且增加速度越来越快，那么这种具体改革措施就有检讨和重新定位的必要。当然，有些损害是改革的制度转型中的不可避免的代价，但也有相当的损害是改革措施的失当造成的，是本来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我们应该明白，经济体制改革措施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经济安排会有不同的机会和收益分配效果。某些制度设计和经济安排是帕累托改善，会导致公平的机会和收益分配，另一些改革措施和经济安排会导致利益和机会向特定集团倾斜，甚至被垄断。&
&&& 在现实的很多情况下，恰恰与吴敬琏先生所说相反，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困群体往往最不反对改革。贫困群体不反对改革，是因为他们想脱离贫困状态，分享改革的利益，改善自身的生活。他们有什么理由反对改革呢？而既得利益集团为什么不会反对改革呢？经验表明，经济人不仅试图在特定经济体制中追求利益，而且试图通过改变营利活动的游戏规则和经济体制安排，来获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们在现存的体制下拥有更大的资源，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就会在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实践中拥有更大的主导权，获取更多的改革收益。&
&&& 由此，我们不难明白问题的实质。我们支持的是惠及绝大部分公民的真改革，反对的是为一小撮人服务的假改革；我们支持的是还产于民、藏富于民的具体改革措施，反对的是让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改革利益的具体改革措施。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对具体改革措施的争论或反思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它不仅不会危害改革，相反还会促进我们改革措施的政策水平和执行水平的提升。我们要警惕那种借着改革的大旗来压制不同意见，胡乱给别人口帽子的行为。改革牵涉到不同地区和不同阶层人的切身利益，只有让相关利益主体获得充分的表达权力和机制，才能使改革获得合法性和群众基础，也才能使绝大部分人分享改革的利益并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中国存在着巨大的环境欠债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潘岳
　　过去十年来，全世界都在想知道中国的领导人何时能够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巨大的环境危机。今年，我们有了答案。新的五年计划把环境保护列为优先问题。随后开展了一鼓风的绿色宣传，政府现在谈论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但是，所有的这些高谈阔论能够带来实际的进展吗？&
　　尽管中央政府承认由于快速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某些环境破坏，但是，政府还是文过饰非。看一看“绿色GDP”就可以知道了。今年春天，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中国的第一个正式的由于环境损失造成的向下调整后的GDP估计。根据这些估算，清理在2004年所产生的污染就会需要84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的3%。但是，更为现实的估计认为，环境损失占中国每年GDP增长的8%到13%。这就意味着，由于污染，中国几乎失去了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所得到的一切成就。&
　　中国的环境问题根源复杂，最终可以归结于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最近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阶级斗争哲学。我们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在改革时期，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转变成对于物质利益无限制的、不计道德的追求。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被抛在一边。&
　　结果，耗费大量能源以及低效率的污染企业，例如煤炭和矿物开采、纺织厂、造纸厂、钢铁企业、化工厂以及建材企业统治了中国的经济。我们的城市规模在爆炸，耗尽了水资源并且造成可怕的交通堵塞。&
　　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饮用低于标准的水；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呼吸严重污染的空气。而且，中国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环境事件。实际上，中国平均每两天就会发生一起严重的水污染事件。&
　　尽管中国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以及大约50个其他国际环保协议，我们却基本上没有履行。如果我们对提升我们的产业结构不予以重视，我们就会无法实现我们的减少排放的承诺。尽管新的五年计划制定了精确的目标，许多省份却还没有实现上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环保目标。&
　　的确，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实现了西方国家需要100年才能够实现的经济发展。但是，中国在这30年中也承受了一个世纪的环境破坏。不幸的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无法等到我们的年人均GDP达到一万美元再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的专家估计，当中国的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时，环境危机将会加剧到一个危险的地步。&
　　更加糟糕的是，尽管我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却没有吸收现代文明中好的一面。建立在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社会契约”概念是构成有效的环境保护的最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的基本价值观点却被忽略。结果，在计算生产成本的时候，环保项目经常不能被列入。很少有人会费神为中国的贫困和没有权势的人考虑环境成本以及他们的权利。&
　　现在，环境因素急待在中国的宏观经济规划中切实予以重视。这就要求在重要产业项目和耗能大户企业的规划中制定出一个更为理性的战略。在项目开工前，应当认真研究，确定现有的能源、土地、矿产以及生物资源。必须改革土地规划，打破工业垄断，发展目标应当根据人口、资源数量以及吸收污染的能力来予以制定。&
　　最后，中国需要一个新的能源战略。工业化国家发展并大量利用了核能、风力、沼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资源。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甚至落后于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其对煤炭的依赖是对全球气候最大的威胁之一。目前，根本就没有替代。但是，从长远来看，清洁能源是在不造成无可挽回的环境破坏的情况下带来经济增长的唯一的途径。&
　　政府无法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民在环保问题上最为利益悠关，因此就必须成为推动力量。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都必须做份内的事情。它们不能仅仅把自己局限在“监管”的范围之内并向上级呼吁。它们必须进入其他的领域，包括公开听证、福利诉讼、提高媒体报道以及其他自愿性的活动。&
　　但是，最后的权力还是在政府那里。中国的领导人需要采取几项切实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他们必须赋予环保干部以实权来实施现有的法律并堵塞巨大的法律漏洞。只有引入奖励保护环境者、惩罚污染者的法律机制以及帮助联合散落在不同地方的环境监督组织才能够做到。最为重要的是，需要建立一个监督干部经济以及环境政绩的体系。&
&&& 中国正在处在一个危险的危机点上。国家巨大无比的环境欠帐无论那种形式总归要还的。中国必须高瞻远瞩，趁还可以控制的时候现在就开始偿还债务，而不是让债台高筑，最终威胁到让大家都破产。
& （原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楼市进入寡头时代
&&& 据本报昨日报道，近期，房地产上市公司纷纷大量囤积土地，北辰实业、金地、保利地产等都有几百上千万平方米土地储备。去年以来，万科地产也改变策略开始囤积土地。建行最近的研究报告也显示：2001年初至今年5月份，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21.62亿平方米，实际仅开发完成12.96亿平方米，不足购置面积60%，这成为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
&&& 必须承认，地产上市公司、高收入的买房人和炒房者、一些地方政府，这三种力量已经成为当前调控房价的最大障碍。后两种力量过去论述较多，而地产上市公司的举动更值得我们重视。
&&& 从拿地层面来说，自"8#zhPoint#31"之后，中小开发商受到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上市公司。中小开发商几乎在所有的土地竞拍现场中消失，所谓的土地竞拍实际变成了少数上市公司的"独角戏"，垄断迹象越来越明显。譬如，去年底拍卖的北京广渠路36号地块，拼抢的13家地产商都是巨头，上市公司华润置地报出30.5亿元的最高价，是招标底价的1.78倍。
&而且地产上市公司为何拿地不含糊？一方面，对于地产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所观察的最重要指标就是土地储备量；另一方面，股市利好和房价持续高涨，为上市公司天价拿地储备了充沛的资金。还有一点是，土地紧缺的现实给了这些上市公司很好的市场预期。
&& 地产上市公司在天价拿地后，并没有立即投入开发，而是囤积起来等待增值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根据万科2006年年报显示的土地储备量，保守估计至少可以维持4年以上。其他上市公司手里的土地也多得惊人，如金地年报披露，公司未结算的土地储备建筑面积超过700万平方米，可以保证公司5年的开发需要。
&&& 再如，保利地产( 68.94,0.00,0.00%)的数据显示，其现有土地储备1000多万平方米左右，分布在全国10个城市，至少保证了未来3年房地产开发所需。同时，包括万科、富力等在内的京沪深穗知名开发商频频接到一些中小开发商抛来的"橄榄枝"，要求转让地块或者合作开发。这充分说明，中小开发商的"速亡"加快了这些上市地产公司的垄断步伐。而导致中小开发商提前退场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政策在决策不科学、急于求成的情况下发力，打破了市场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楼市(楼市博客|楼市新闻)进入寡头时代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政府需要保持清醒，充分利用调节职能让市场多元化，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切忌"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民众希望看到的是，未来的楼市，是重信誉、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发展商之间的竞争，而不是演绎成从占有资源发展到垄断资源的地产寡头间互相抬轿子、哄抬市场的局面。如果没有中小开发商的参与，在一个失衡的市场上，政府和买房人将更加被动与无奈。
房地产新政应作全面反思
&&& 2005年以来，国务院先后推出了两个“国八条”和一个“国六条”，由此开始了以控制房地产价格为中心的房地产新政。两年多来，房地产新政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指向与最核心内容，政府几乎动用了能够动用的一切手段，力图把上涨过快的房地产价格压下去。但房地产新政实施的结果，却是房地产价格的不可遏止的暴涨。尤其是今年以来，深圳、北京、上海、重庆等城市的房价更出现了过高和过快的上涨，而且这种暴涨趋势正向全国的所有大、中、小城市蔓延。在当今的房地产价格水平下，不仅是工薪阶层已经买不起房，而且白领阶层也开始在不断高企的房价面前胆战心惊。房价的暴涨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中一个最不和谐的因素与一个最重大的隐患。&
&&& 两年多来的房地产新政正面临着始料不及的失败结局，政府的执政力、行政力与公信力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空前压力与重大挑战。在我看来，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之所以会出现出手越重房价上涨越快的格局，最根本的原因是房地产新政的出台与实施不符合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际情况，正是这种与社会经济现实的本质背离才导致了房地产新政出现了南辕北辙与山穷水尽的尴尬结局。
&&&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一个重要原因是趋势误判。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后，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一些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客观因素。一方面，城市土地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了住宅价格的成本推进。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投入在土地价格上都明显地表现出来。前些年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不明显，是因为土地实行的是批租，而一旦由批租转为拍卖，土地价格就出现了暴涨的趋势进而导致了房价成本推进的加速上涨。2005年，北京城区每平方米土地为3000多元，而2006年则上升到13000多元。作为土地拍卖的最主要受益方的各级政府，如果不把相应的土地或土地收益作为经济实用房与廉租房的建设投入，那就很难为低收入者提供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这一点，也正是这些年来政府经营土地与宏观调控中的最大软肋。
&&& 另一方面，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以上之后，住宅需求逐渐成为居民生活的最基本与最主要需求，而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又会加剧城市的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就导致了城市的住宅需求呈显著的盘升趋势；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到了结婚年龄，这也会助推城市中对住宅需求的增长。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扩大城市住宅需求的一个潜在因素还没有充分释放，但这已成为导致房价上涨的另一个潜在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对住宅的需求呈现出急剧增长的趋势以后，要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住宅供给，这就要求政府把税收收入的相当部分拿出来作为经济实用房与廉租房的投入或补贴，通过大规模扩大住宅供给来缓解住宅供求关系，特别是要给低收入群体提供必要的住宅保证。而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恰恰是走了从供地到销售再到二手房买卖都全面抑制需求并大幅提高成本的歧路，并且把不断增加的房地产税收拿去填补行政费用黑洞而不是投在住宅建设上，这就无可避免地加剧了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供求矛盾，从而为房价的暴涨埋下了重大隐患。
&&&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策误用。税收本来就是商品成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抑制商品价格的上涨，最便捷的途径就是减税而不是加税。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在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大规模加税而导致商品价格下降的先例，而这一轮的宏观调控恰恰就是遵循着这样自欺欺人的近乎荒唐的逻辑进行。在两年多来的宏观调控中，加税成了各级政府的利器甚至王牌，名目繁多的税收与税种都在宏观调控的旗帜下纷纷出台。在这个过程中，“加税不增加住宅建设的开发成本”，“加税有利于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等观点与主张也纷纷出笼，其结果，就是一方面造成税收向消费者的大规模转嫁进而大幅提高了房价，另一方面又为各级政府中饱私囊创造了便捷的制度环境与体制条件。土地拍卖、税收增加与限制投资成了房价暴涨的三大主因，在这个层层加码的误区中，市场与消费者都成了政策失误的最主要受害者。这两年的房地产调控还大大恶化了整个房地产市场的竞争环境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垄断企业与垄断价格的形成，这又反过来对房价的上涨起了无形的助推作用。
&&& 房地产新政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格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误导。房地产新政一推出，社会与媒体就开始制造行政干预会造成房价大幅走低的舆论，诱导社会不相信市场的力量而去相信政府的力量。在房地产行业被妖魔化了的同时政府的行政干预也被大大神化，有的地方首脑公开号召市民不要买房，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宣布房价只许跌不许涨，统计部门还炮制了我国住宅空置率已达26%并大大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样的虚假数据，结果诱使相当多的居民从犹豫到观望，再从观望到恐慌，以至出现了最近一轮的抢房浪潮与房价的暴涨。购买住宅要排长队甚至要进行摇号，就是这种恐慌心理与对房地产新政失望的集中反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政府最重要和最主要职能，也是保证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与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宏观调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深刻理解与整体把握，是对市场经济原则的严格恪守与持续尊重。如果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不尊重经济规律与市场现实，在对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发展趋势还没有真正了解与切实把握的情况下就凭借自己的行政权力与行政权威去胁迫市场与改变市场，甚至与市场对赌并且不断地塞进各级政府的私货，那就会使宏观调控逐步演变成情绪性调控、功利性调控与逐利性调控，这样的调控结果就可想而知。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与发展信念不能仅仅体现在出发点上，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运行过程与发展结果上，否则，无论是执政还是行政就都会南辕北辙。由于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与深刻性的特点，因而这种公权力的运用就必须有强大的约束机制，并且要慎用和善用。房地产调控已是前车之鉴，政府在调控股市时切不可重蹈覆辙，也不可过分相信行政的权威与行政的力量而蔑视甚至否定市场的权威与市场的力量，否则，就不但会大大延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而且还会造成社会经济运行的重大扭曲，进而给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和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在事关千百万人利益与命运的重大决策面前，决策者必须慎之又慎。
在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层矛盾与发展趋势没有重新审视之前，不宜过快与过度地推出新的宏观调控措施，更不能把房地产调控演化为“政绩工程”，进而造成市场运行的更大扭曲与更深创伤。
发件人：&欧阳君山&&&&
收件人： &仲大军&&&& 抄送：发送时间：
11:40:39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仲老师好！近可忙？感谢您的启发，新写了一篇文章，特发过目指教！君山&
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
日，参加《经济观察报》所主办的第一届私募基金论坛。受邀的多是研究金融和资本市场的专家学者，赴会的都是全国各地的私募基金经理人。在当时股市虽遭受调整但依然“涨”声四起的情势下，更在国家构建并完善资本市场的大气候下，论坛开得热火朝天，可充分感受到眼下中国人民对于财富的激情。
在下午的大会提问时，而且是最后一个机会，我向台上的专家和经理嘉宾们抛出一个冷不丁的问题：经过N多年的发展，金融服务已经五花八门，资本市场更是体系复杂，但说到底，所谓资本市场，就是要把资本组织起来为资本搏取利益，可利益从哪里来呢？我们何曾见到劳动也被组织起来搏取利益？当今时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不是正在失去应该有的平衡？
一盆冷水泼下，全场突兀，主持人以我没有具体要求某一位嘉宾作答而结束了这最后的互动。坦率地讲，我的问题太不识时务，我也并没有希望在场的专家和经理嘉宾们回答这一问题，目的只是引起大家的思考。
劳动与资本的失衡，更准确地说，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这最典型地反映在美国的不事“劳动”上，并非玩笑，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实物经济就出现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人均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人均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人均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磺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
为什么实物经济如此萎缩，而美国依然欣欣向荣，生活更是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呢？毫无疑问，这里面有美国玩高科技上功劳和贡献，但美元是全球硬通货，美国是一个资本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善于把玩资本的大国，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如果不是美元的硬通货地位，更明确地说，如果没有资本对劳动的优势，怎么可能设想一个不事“劳动”并靠借债过着好日子的超级大国呢？据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卢比尼先生的数据，美国的经常帐户赤字不断上升，2005年是7550亿美元，2006年就增至8110亿美元，本年度还会进一步增加。这的确也对美国经济构成种种压力，但可能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美国可以印发美元，特别是通过美元在全球的运动来“剪羊毛”，“巧妙”地将他国创造的物质财富化为己有。这倒不一定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要有意这样干，但美元的硬通货地位的确会趋使美国的资本家们会有意这样运作。
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是一个非资本国家，一度连“资本主义的尾巴”也要割掉。按某些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资本是不创造价值的，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资本意味着剥削。但经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慢慢得到正名，党的十六大更是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就是说，资本与劳动一样，也能够创造价值。
正可谓名至实归，更重要的是，资本得到了实惠。前不久，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完成了一项关于中国储蓄结构的研究，由于资金流量表的数据要滞后两年，研究只覆盖年，主要有三个结论：
第一，居民储蓄率明显下降。年，居民储蓄率从22.6%下降到18.1%。到2003年，居民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仅为42.1%。
第二，企业储蓄率缓步上升。年，企业储蓄率从11.55%上升到15.47%，提高了3.92个百分点。2003年，企业储蓄占总储蓄的36%。
其三，政府储蓄率急剧上升。年，政府储蓄率从6.55%提高到9.39%，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的占比为21.7%。尤其是年，我国增加的国民储蓄中有近75%来自于政府部门。
应该说，居民的储蓄主要对应着劳动的收入，企业的储蓄和政府的储蓄主要对应着资本的收入。从储蓄结构的变化可以充分看出，劳动的收入急剧下降，资本的收入明显上升。另一个数据也支持这一点，尽管随着GDP的增长和企业的持续景气，自1993年以来，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名义增长率超过每年15%，但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从改革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5%，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10.8%。从西方发达国家看，工资收入一般占到GDP的50-60%――可见劳动在咱们中国之“不光荣”！
就是居民的收支情况，也能够看到资本对劳动的优势。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前三季度居民收支数据为例，农民现金收入中，比重最大的人均出售农产品收入仅增长了5.6%，而农民财产性收入实现了同比24.5%的高速增长。城镇的情况十分类似：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属于劳动性收入范畴的工薪收入比2005年同期增长12.4%；而属于资本性收入的经营净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分别增长了19.6%和27.7%。
在经济学说史上，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曾引发巨大的争议。即使是到今天，相关争议也没有停止，这就是资本是不是创造价值的问题。在18世纪，重农主义者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农民具有生产力。到19世纪，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也只承认劳动创造价值，只有工人和农民具有生产力。这明显是偏颇的，如果其他人和行业都不创造价值，社会还能够运转吗？就拿资本来说，要是资本不创造价值，各劳动要素怎么组合到一起呢？
但也的确有一些人从此走向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资本创造价值，某些食洋不化者甚至把资本神化，以为资本创造价值是资本脱离劳动而创造价值。实质上，资本创造价值是依附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创造价值是基础，在先；资本创造价值在后，是奠基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个关系千万不能颠倒！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劳动者应该首先得到尊重，这是一条真理。无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首先都必须劳动。在大萧条前后，面对纸上谈兵者胜过从事生产者、投机者胜过经理人、交易员赚得比企业家多、套利者赚得比稳扎稳打者多的现实，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发出号召：必须把“钱商”从“文明殿堂的宝座上”推下去，我们必须“重建古老的真理”，也就是种植、制造和发明的工作，应该比所做的享有更高的荣誉和更好的报酬。
当前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经济投机盛行，是不是到了我们重建古老的真理的时候？去年中，一位电厂的抄表工拿10万年薪的事曾引起各方争议，大部分人一片倒，齐声谴责背后的垄断。垄断的确应该大加谴责，但10万年薪高不高呢？著名经济学家仲大军先生可谓“众人皆醉我独醒”，算过一笔明细账，认为10万年薪实属应该！
劳动如果不能得到它本来的光荣和应该的实惠，毫无疑问，社会将走向畸形甚至人性都会扭曲――比如“笑贫不笑娼”，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讲，当务之急都必须让劳动重新光荣起来，实惠起来！
网通公司为什么能开出高工资？
时评作家 柏墉
&&& 近日出炉的山东2006年度审计报告显示，中国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人均缴存住房公积金6389元，而济南一家普通企业职工月人均缴存只有11元。新华社记者评论称，政府为帮助普通职工解决住房难题而制定的住房公积金政策，已经成了少数高收入单位为职工牟取福利的工具，而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在这里进一步扩大。（7月30日《东方早报》）&
&&& 住房公积金6389元，核算下来，网通山东省分公司职工月平均工资基数已经是2.13万元。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公司职工实际的收入比这个基数肯定要更高。那么2006年度济南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是多少呢？济南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日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2006年度济南市法人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031元。计算下来，其月平均工资是1586元。2.13万元比1586元，这已经是一组差距极大的数字，所以，在公积金上再把差距拉大些，于笔者看来也就实在平常的很，全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 当然，平常虽然平常，却未必合理。但是，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请把眼光从公积金问题上移开，从枝节性的问题上移开；看他们的基本工资问题，看基础性的问题。&
&&& 曾几何时，我记得人们在谈起高工资时首先想到的是外资企业。大致是在十几年前吧，外资企业的白领月工资就已达数千甚至过万了，记得当时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的我的工资才只有小几百元。但是，对于那样的差距，我从没有听说有谁愤愤不平。反之，人们认为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是私企嘛，老板舍得拿钱给雇员，你管得着吗？不过，近几年来，人们在谈起高工资时已很少提到外资企业，更多提到的已是一些带“国企”标记的垄断性行业，如电力、通讯、烟草、银行、石油，据说其工资之高已经超过外企，而人们的愤愤不平也正是因此而来。&
&&& 我当然很理解这样的愤愤不平，理由其实也并不复杂。你国企本身就是国家权力机构的一种延伸，尤其垄断性行业的国企获得的收入在相当比例上完全可以说就是国民向国家缴纳的税金。而也正是因此，我一直以为，国企、尤其是垄断性行业的国企，其员工工资只能比照公务员标准而来。你可以不低于公务员工资，然而，又怎么可以开支高于公务员的工资呢？（当然，公务员的工资在目前看就已经很高了。而且，国务院在公务员工资调整上的自说自话、不走人大批准的程序，这些也早已受到公众的诟病！）更不能不说地是，如果仅仅是盈利的国企开支高额工资也就算了，即使是那些亏损的国企，它同样能开出高工资，比如银行。如此，垄断行业国企的高工资就更没有道理了！&
&&& 国企开支高额工资固然没有道理，但这一现象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道理。那么它存在的道理是什么呢？不久前在与一些朋友谈到这一问题时我这样说，你就不要把那些企业看成“国企”，它们纯粹就是“官企”！这些企业的官员是经过民主的程序任命的吗？不是；这些企业的经营能够得到民主的监督吗？不能；这些企业的员工都是什么人呢？大部分是官员的兄、弟、姐、妹、子、女、甥、侄。所以，哪里来什么“国企”啊，它们都是“官企”！&
&&& 而当我们看到“国企”的实质就是“官企”，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其实它就是对“官员及其亲属不能经商”这一政策的颠覆。但是，这一问题我们暂时不去管它，我们只看到这么一点就行了：由此，这些所谓“国企”的高工资现象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
&&& 那么我们先还要看这么一个问题，就我们目前的社会现实看，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有效率的吗？没有！而既然如此，问题就好说了。即：既然目前我们的社会对官员的监督和约束是没有效率的，你又怎么可能对名为“国企”、实为“官企”的企业进行有效率的监督和约束呢？于是，令人咋舌的高工资、离谱的住房公积金……你还想看到什么不合理的现象呢？由你想就是了！&
发件人：&>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06:36:10 +0800 优先级：紧急 标题：FWD: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论人口问题的重要方面
――少生即优生及提高天才出生率的办法
湖南邵阳自由择业者 刘小平
根据我对近代名人家世的调查发现，长大后排行老大和独生子的名人总数多于非老大的总和。可从近代出生人数来看，非老大的人数至少是老大的三倍，因为绝大多数的父母至少养育了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而那些不是老大的名人其父母至少有一方是老大。还有绝大多数大名人的父母辈，同辈亲弟妹分别不超过三个，上述现象显然用统计学的概率不能解释其因，而是必须用保持人口数量相对偏少的状态有利于维持生态平衡，并且生态平衡又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外部力量及人类进化的重要原因来解释，还有一个更能说明少生即优生的婚育现象；那就是现在提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如一代伟人邓小平的出生就很接近这样一个家庭，他父亲这边三代单传，母亲也属于老大，其本人也是长子，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宋子文等绝大多数大名人也接近“四，二，一”家庭出生，第二，还有个与人口和优生密切相关的因素，那就是优生年龄段的问题，同样是根据我的调查分析得出结论：绝大多数新婚夫妇要想孩子长大后成为大名人与活过一百岁集于一身，必须在丈夫30-35岁，妻子25-30岁生育。如陈立夫、马寅初、巴金等，其次有个公认的最好受孕季节那就是秋季。第三，多数专家还提出人的体力、情绪、智力存在高低潮周期变化，因此，只有当夫妻双方生物钟都处于高潮时，才有利于优生。上述三大方面都能说明只有少优才能优生。
同时还补充以下几点：其实每个人的优生年龄段又有所不同，对于妇女来说，有少数是在21-25岁，绝大多数是在26-30岁，其余的少数人自然在31-35岁，正好每个年龄段都是5岁的，并且在优生年龄段中又存在着段首即是最优年龄，然后这种优势又逐年递减。我还了解到，英国有位遗传学家能通过某种科学技术预测出妇女的最佳生育年龄，我是在今年大概四五月份时从深圳特区报世界新闻版中看到的，同样我们可以根据名人出生排行榜和仔细分析他们的亲弟妹综合素质推断：人类头胎的遗传基因，要优于二胎的遗传基因，而二胎的遗传基因要优于三胎的遗传基因，依此类推呈逐胎递减的变化，至于其中极少数连老二也不是的大名人，就应该从最佳育龄，最好生物钟状态和出生前后的成长环境去分析。比如，这些名人和排行老大的名人比较起来他们的健康就要差很多，寿命短十岁以上。这些结论还可以和适度少吃及低温有利于健康长寿联系起来从能量和质量守恒定律、分子运动论等生物物理学和生命化学中得到启发：人类中个体的生命内能，生育内能总量在一生中是否保持不变？而生育内能总量是否也随着最佳生育年龄及胎次逐渐变少呢？关于此文第一段所说的人体生物三节律是否也由类似褪黑素的某种物质控制呢？
最后想谈的是：为了提高全民族在自然生育状况下天才的出生概率还得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所找的对象双方本人不能同姓。这是由于就连王、李、张、刘、赵五大姓之间配对而诞生的大名人，一个也没有发现；第二，要破除门当户对的错误婚姻观念，因为连续两代都出大名人，天才的家庭数量太少啦，更何况现在的名人不仅是跨地区，而且是跨时差的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显然也是不利于优生的，这可以从长寿老人终生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本县区，甚至本乡镇得到佐证。同时也可以根据北大人口研究所所长张教授提出的地理微环境假说得到验证。那么究竟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婚姻观念呢？那就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联姻，就青年男女双方本人而言：应该是找智商存在一定差别，主要指学历和学位不能同等层次，情商、健商和人品三方面要优势互补，这不但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而且也是在不增加人口出生数量的前提下，又能够增加天才出生人数的重要途径之一，另据了解，现在有关杰出人物出生的家庭背景统计调研报告中所例举的样本数量虽然过千达万但都只是分析了上一代暨他们的父母亲的大部分情况，而我在此文中所做出的结论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选取了上百位近代大名人对其上两代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后才得出。至于近代一些大政治家和企业家更是分析了其家族上下五六代情况。特别是象李鸿章家族、梁启超家族、宋庆龄家族等。总之，为了共建和谐、互助、友爱的社会主义国家，近亲是不能通婚的，同样道理，综合素质彼此非常接近的最好也不要结婚。
学历教育中的封建等级制度遗风
　　自从隋代实施开科取仕以来，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逐步发展完善，为推动当时的封建王朝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国家倡导的人才观念，就是以一级一级的考试来确定儒生们的等级。封建王权贵权宗法制度森严，再加上滥用《周易》所阐述的尊卑概念，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了一种以考试确定的名，和随之来取用人才的利，共同构成的学问价值观。儒学士们为了一登金榜，扬名显万，进而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光宗耀祖，演绎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间悲喜剧。这种封建王朝的学历教育模式，足足主宰了我们国家一千三百年。
　　当然，这种学历教育模式，在唐朝时，就在表面形式上被西方所效仿，促成了西方现代学历教育模式。本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面对国家缺乏有效地选拔人才的现状，以开科取仕也是万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并且国家在当政者非常重视民生，重视人民道德精神的情形下，应用具有精神食粮作用的《老子》《易经》这些经作为教育内容来培养人才，也就为国家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逐步的丢失民族精神文化的瑰宝在教育中的应用，尽管形式上是非常完善的科举学历制度，但是内容上却是极度缺乏精神营养，因此就很难在这种学历制度下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有用的人才，以至于国家渐渐沦落。到十九世纪，民族在一千多年的文化教育产生的痼疾中挣扎，本因上自身先天缺损，加上当政者的错误导向这个内因，苍蝇不叮无缝之蛋，在列强入侵这个外因作用下，一乱就是百年。封建王朝的终结，使一千多年的科举在形式上不存。
　　在民族长期失落道德精神教育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的诸多有识之士虽然痛心于民族国家的惨痛教训，但是自身的局限性始终没有能够突破。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精英们盲目的以西方的准绳来衡量本民族的发展趋势，被西方科技发展的表象所迷惑，机械的用西方发展的一些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和形式，对治国家缺少人才这个落后挨打的病根，以抛弃民族文化之中优秀精华的教育方法为代价，再一次的在中华大地上倡导学历教育模式。尽管在国家的发展之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有益的推动作用。但是那是与当时的社会特点分不开的：国家处于战乱状态，科技发展极度落后，民众受科技教育程度普遍极度低下，民众富有救亡图存意识，富有奉献精神。可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革，尤其是在唯智为用而精神衰微崇尚物质追求享受的近几十年，学历教育已经成了底层人们试图摆脱生活困境而不得不遵循的生存规则，中产阶层用来争取社会地位稳定经济收入实现利益分享不得不墨守的陈规，而贵族阶层用以粘花贴金乐此不彼希望长久维持的优势法则。在目前的形势下，学历教育可以说是已经沦落为被经济所困在金钱奴役下的一种惨烈的社会分层工具和手段，成为扼杀出生在民间的大量天才的酷刑，成为严重阻碍生活在社会各领域底层，但是具有复兴中华的大智慧人才，顺利被国家有效取用的绊脚石，是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极不和谐的人才选拔制度。
　　西方社会实施学历教育，能够推动他们国家的科技发展，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是与他们的社会氛围是有深刻关联的，西方社会更多的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西方的人文观念中没有过多的“学而优则仕”“官贵民轻”这些官本位意识。平等自由的学术氛围造就了许许多多以追求科学精神为人生目标的科技巨匠，不以学历教育作为取仕惟一标准的人才教育导向，促进了国家各行业各领域平衡发展，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步前进。而东方的人文文化历史，由于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封建等级制度，已经深入骨髓的影响了我们的民族，以至于终结了封建王朝近一百年后，我们的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很多文人学者精英们，还难以走出汉代犬儒们尊皇贵权意识下设置的障碍，始终在片面的致仕图荣私我意识中进行人生的追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难以实现尊道贵德而以贤德圣真为人生追求目标的真正确立。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必然难以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以及全人类的和谐发展紧密联系，得势阶层在既得利益驱使下要维持学历教育带来的优越性，中产阶层固囿于学历教育的带来的利益诱惑性，底层大多数百姓又难以突破个人意识小农意识。大多数人都受困于封建意识的余毒，在个人的私我利益追求中维持国家的运转，国家稳定显得极为勉强和艰难，而在和谐的呼声中到处出现不和谐的乱象，也就是一种人才教育和取用机制错误导向下的必然趋势了。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学历教育在当今的中国，的确是一种封建王权意识等级制度的再现，尽管是效仿西方设立，但是从来源上看的确有点封建等级制度遗腹子的味道。学历教育体现的是等级尊卑意识，体现的是得势阶层的利益而绝非国家选拔贤才的大利益，体现的是众多受过教育而国家寄予希望的人为了个人利益弄虚作假践踏国法和道德良心的麻木不仁。社会要发展，文明要进步，和谐要实现，就必然要求我们推陈出新，将一些不符合精神需要的形式进行改进。用符合国家整体利益的人才教育内容和方式，重视道德精神的树立，用民族精神文化瑰宝中的道德营养滋养人们干渴已久的精神，从民众内心之中真正树立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人生观，促进真正具有道德心灵的大智慧人才为国家所取用。这样，我们的民族精神才会振奋，我们的国家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发件人："投稿---田忠国" &>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19:58:46 +0800 优先级：普通标题：来自投稿---田忠国的邮件&
我国国家管理失控：
用权力结构和制度制约权力、使用权力是有效管理的唯一出路
&&& 张千帆先生在“走向执政模式的法治化”一文中，开宗明义的说：“改革开放近３０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出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它们似乎只是经济、道德或别的什么问题：社会两极分化在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农民生病不敢去医院是因为他们太贫困，环境污染至少部分是某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造成的，山西黑砖窑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因为窑主太黑心，政府官员的贪腐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力量不足以抵制权、钱、色的诱惑，等等。但是在本质上，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症结：我们的执政模式有待法治化。”他所探讨的问题，与我在“中国的权力制约结构是制造危机的主要根源”一文所表达的意思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是，我的重点偏重于对具体操作模式的理论思考，张先生的文章则偏重于理论与历史的对比。张先生把他列出的问题，归结为“我们的执政模式有待法治化”，而我的结论则是：权力结构无制约和没有制度化行使权力。
&&&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政治道德的危险性
&&& 在我国执政历史上，人们大多寄希望有个清官，这一愿望令人感动的同时，也令人困惑：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少清官呢？和我们的历史相比，清官确实少得可怜，可怜得令人面对未来只能无望的长叹。人们之所以期望“清官”，其主要根源是人们出自于对政治道德的渴盼，而对政治道德渴盼的主要原因，不是民众没有对其它国家管理方法的诉求，而是没有诉求的权力和诉求的渠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中国一直实行帝制，一国之天下实为一家之天下，一家之天下又为一人之天下，不论是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是皇帝的奴仆，或者用现在的话说叫“打工仔”，某个地方的百姓又是这个地方的奴仆，也就是说，对全国来说，皇帝是老板，对某个地方来说，官员是老板。老板制定的制度全是一边倒的：维护老板权力和利益最大化。所以，制度的基础自然建立在权力与利益一体化的基础上，并加以制度化。时至今日，很多部门法规还带有明显的权力与利益一体化的倾向，瓜分中央权力的同时，扼阻中央意志的落实与实现。
&&& 因此，我们说没有制约的权力，政治道德是最不可信的防火墙。
二、可怕的权力漫游
&&& 正因为权力没有结构性和制度性制约，一种可怕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漫延：权力漫游。如果说手机漫游是一种零成本高利润的话，在这种利益的诱惑下，权力欲望随之四处漫展，无孔不入，浸透到所有有利益的地方，于是陈良宇之流到处滋生，民怨四起，群体反抗事件不时发生。需要明确指出的是，群体事件的大多数普通百姓之所以参与反抗事件，他们并不是反对党或政府，而是反对党内、政府内陈良宇之流，对于这个问题，搞司法的同志一定要分清，不要无端的激化矛盾，最终导致大部分群众的良好愿望向相反的愿望发展。
&&& 权力漫游祸国殃民，因此，有效的制约权力就成了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权力结构和制度制约的安全性
&&& 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的产生，是通过权力结构和权力制度制约的结果，在国家管理上，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独立对称结构，是一种平等的制衡关系，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相互制约，才能达到权力的永恒平衡。三权独立结构，虽然是一种最佳结构，但若没有民主制度、程序的制约，其结果也可能导致三权的联合，形成权力利益联合体，因此，为了有效制约这种可能的发生，权力制度和民主制度、程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在西方，美国式民主制度和法国式民主制度都不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所以，我们只能另劈溪迳，寻找到最佳的民主方法和最佳的民主制度。为此，中共中央党校曾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以为那个方案还是不完美的，因为，他并不能实现全民民主，也无法永远确保党的领导地位。我以为，全民入党，以党为一个价值体系和利益平衡体系的维护力量，形成一种全民的民主体系，一经民主选举成为国家领导人，就和党完全脱离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独立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如果该领导人在执政期间偏离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不是通过党的干预加以纠正，而是通过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加以纠正。
四、规范的欲望
&&& 人类的欲望是永远存在，但欲望既可以成为人类发展的不竭动力，也可以成为破坏社会和谐发展的巨大力量。如何规范人类的欲望，特别是权力欲望就成了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大事。从社会上看，制度或者说法律制约人类欲望，从权力运行上看，权力制约结构、制约权力的制度程序，是所有国家的普遍选择。从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上看，权力制约结构、制约制度、制约程序越是完善的国家，其权力欲望越是形成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反之，这个国家就会陷入贪污腐败、精神颓废的泥淖。
&&&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国家的制度或者叫法律体系，都应该体现出本国的文化倾向、情感倾向、核心价值倾向。如果情况相反，这个制度体系就是失败的。
五、我们的国家管理为什么会失控？
&&& 有关数据和有关报道显示，我们这个国家的官员，一是贪污的多，二是腐败的多，真正为国为民的官员少之又少。但我们的宗旨是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是只有为国为民的权利，没有其它权利的。美国的官员似乎没有这些宗旨，但贪污腐败案也有，只是少得可怜。这两个对比显示出，美国在国家管理上有效的，而我国则显示出管理的失控。
&&& 我国的国家管理为什么失控呢？
&&& 其一，制定法律部门化。在我国，制定法律法规部门化的历史由来已久，并已形成“传统”，当然，这种传统由来已久。在古代，或者说清以前，政、议虽然合一，但制定法律的最高长官是皇帝，法律的目标性、统一性，在最高长官的带领下，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尚可以维持国家管理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虽然也有管理失控的时候，但也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当代的中国，每一个部门，省市，都是制定法律法规的最高领导者，在政议合一的中国，法律法规体现的不是民众意志，也不是国家意志，而是部门或省市最高领导者的意志，这样的结果，必然导致法律法规维护利益意志的矛盾，法律法规的相互矛盾、相互消解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合理性、科学性、有效制约性就根本无从谈起。
&&& 其二，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第一个问题的产生呢？天下人都知道，是政议合一的恶果。导致政议合一的直接原因，就是个权力结构的问题，也就是说，导致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原因是政议合一，导致产生政议合一的原因是权力结构，导致权力结构，也就是政议合一的原因是权力制度。要破解部门利益法律化的顽疾，就必须从权力结构上下功夫，舍权力结构而破解部门利益法律化是根本不可能、不现实的。在我国，一提到科学而有效的国家管理问题，马上就有人提出意识形态的问题，并以捍卫意识形纯洁性的面目示人，其实，这类人并不是捍卫他信仰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没有信仰，他们唯一信仰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而意识形态不过是他维护自己利益的一个招牌，一个幌子。
&&& 国家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超越意识形态，科学而有效的管理行为，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国的国家管理就会永远处在失控的状态。
&&& 其三，贪污腐败也好，权力寻租也罢，如此等等，中国一切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权力制度和权力结构。因此，解决中国危机不能是危机本身，如果解决危机本身，原有的危机没有解决，反而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制造新的、更多的危机。
六、有效管理，权力结构制约化、法治化、民主化是其必由之路
&&& 国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维护公平公正、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离开这个目标，政府存在合理性就会在人们怀疑的目光下逐渐失去其权威性，最后最大的可能只有一个，失去权力。但要确保最终目标的实现，最基本的目标就是有效管理，如果你的管理是无效的，或者说是失控的，所谓国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使国家有效管理的唯一途径，就是权力结构制约化、法治化、民主化，离开此而妄谈有效管理是不可能的。
&&& 以上所谈，仅供高层参考。
农民地权六论（中）
之三：“使用着”不等于“使用权”&
什么是“使用权”？&
尽管如此，我也不认为提倡“土地私有制”是当务之急。因为在地权问题上，农民的许多更基本的、并无意识形态禁忌的权利，也还有待争取呢。&
现在在中国，提倡“土地私有制”还是个禁忌。于是一些为农民呼吁地权的人便提出：应当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承诺再进一步，实行所谓“永佃制”，给予农民无限期的使用权。&
这个提议的良好动机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怀疑其能否实现。尽管“永佃制”顾及了土地所有权仍属“公有”这一意识形态规定，但问题是，它的前提――农民如今已经有了30年的使用权，现在只是要继续延长――存在吗？&
如果农民现在“使用着”他们耕作的土地，这就表明他们拥有“使用权”吗？我们应该知道：某人正在做某事和他“有权利”做某事并不是一回事。古代的奴隶可以奉主之命与异性结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婚姻权”，而自由人可能是独身，但他们无疑是有“婚姻权”的。一般而言，某人有“某某权”意味着他有做某某事的自由，亦即他可以自主地做或不做某某事――如果想做则别人不应阻止，如果不想做别人也不能强制他做。例如：某人有“选举权”意味着他可以投票也可以不投票。但如果他被指定必须投谁谁的票，即投票对于他已非权利，而是成了必须履行的义务，那么他虽然投了票，却不能说是拥有“选举权”了。同样道理，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生存权”也不等于生存着。例如猪生存着，但不能说它有“生存权”，因为猪只是依饲养者的意志而“生存”，如果饲养者要屠宰它，它就不能生存了。类似地，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专制下，臣民虽然生存着，而且有的（如宠臣宠妃宠奴之类）还生存得很滋润，但仍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生存权”。&
佃而无权，何言“永佃”？&
就地权而言，自从有了农业，也就有了土地的“使用”者，但远不是所有“使用者”都拥有“使用权”的。例如奴隶与农奴都可能使用着土地，但他们不但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且也不能说拥有土地使用权――他们只是在主人的意志之下使用土地：主人让他们种地，他们不能不种。而主人不叫种了，也可以随时把地收回，奴隶或农奴是没有权利（就是所谓使用权）拒绝的。&
那么谁有土地使用权？自耕农和经营地主无疑对其土地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而出租地主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则被有偿转让给他人了。转让给谁？就是转让给佃农。&
换言之，同样是在没有所有权的情况下“使用”土地，佃农与农奴―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有土地使用权的。这个权利受到租佃契约的保护：这种契约通常规定了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以及佃农为取得此种权利所应承担的义务（交纳地租）。一般地讲，在典型的租佃制（亦即排除了农奴制因素的、纯粹在契约基础上成立的自由租佃制）下，佃户的土地使用权是有保障的，即在契约规定的佃期内，只要佃户履行了契约规定的义务，地主就不能违约收回土地、赶走佃户。如果要收回，只能在租契期满之后。当然契约期限有长有短。一般认为在人多地少存在租地竞争的情况下佃农会争取长租期，而在人少地多存在招佃竞争的情况下地主会争取长租期。主要由于佃农的争取，中国明清以来租契逐渐长期化，乃至出现永佃制，佃户取得无限期土地使用权，只要履行了一定的交租义务，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可以把此种佃权再投入流通，即今所谓“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这种永佃权号称“田面”“田皮”，而原初的所有权为“田底”“田骨”，形成所谓“一田二主”的现象。无疑，这对于维护佃农利益有着很大意义。&
事实上根据如今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清代地权流通中佃权或曰“田面权”的流通已经渐成主流。尤其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田面权的流通量远远大于田底权流通量。这一方面表明农民比官府更懂得珍惜土地，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轻易出卖“田底”的，另一方面表明当时佃权已有相当保障。如果地主可以无视佃权，任意抽回土地，谁敢购买这样的“田面”，谁又能出售这样的“田面”呢？而今天我们的政策不仅允许“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许多文件还要求促进这种转让，但是这种转让在许多地方仍然兴不起来，这除了因为农民改业机会有限无法轻易转让“田面”外，恐怕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今农民的“佃权”实际上是无保障的、极不可靠的。&
显然，永佃制的前提，是一般契约规定的佃权或使用权得到尊重。亦即无论租期长短，只要在期限内田主就不能“夺佃”。而佃户在此期限内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例如他可以转交他人耕作，而自己去打工经商）。应当说，能否做到这一点是区分有无“使用权”的标准，也是区分自由佃农和农奴的标准。只有承认使用权的存在，亦即把“使用者”当作佃户、当作租佃契约的承租方而尊重其权利，而不是当作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农奴，才有可能把这种“土地使用权”逐渐延长，以至达到“永佃”。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反过来，地主可以随时收回土地而佃户却没有迁徙自由、非经主人特许不得离开，那么即便他事实上长期“使用着”土地，也不是什么永佃制。相反，如果他永远被束缚在土地上，那倒近似于农奴制了。&
地权问题的症结何在&
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农民对土地的使用能叫做“使用权”吗？如果说能，那么这种使用权的期限为何？许多人认为就是文件常说的“30年”。然而这种看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十分可疑。首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4条的说法是“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但并未明确说农户对其所承包的土地拥有30年使用权，而且其后还有“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的说法。于是在许多地方，土地管理法的说法被解释为“土地承包制”这个制度30年不变，亦即30年不搞集体化，至于具体让不让你承包某块土地则是可变的。还有人解释说，所谓30年不变是指30年不进行全面的土地重分，但不排除进行“适当调整”。总之，有权者要拿走你的土地，在现行法规中他完全可以“解释”得通。&
还有些学者甚至从理论上证明：所有权是上位权，使用权是下位权，“使用权服从所有权”，所有者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使用者使用着的土地收回。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根本否认了农民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但它在学理上的荒谬一望可知：所谓“上位权”“下位权”的说法不仅并无法理依据，而且从常识讲，使用权固然是来源于所有权（不是所有者也未经所有者同意，使用者是无法取得使用权的），但它既经所有者同意转让，就成为独立的权利，而在契约的意义上与相关权利取得了平等地位。如前所述，即使在一般认为存在着地主强势和佃户弱势的传统契约租佃制下，地主也必须依约行事，租期未满是不能收地夺佃的。“永佃”与否只是租期是否无限之别，在租期内使用权受契约保护这一点上是一样的。因此，那种地主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佃户”其实不能算是佃户，而只是农奴。确实，如果有权者可以不受租期限制、任意撕毁契约、以“所有者”的名义随时收回土地，那实际上就不仅否认了农民的土地产权（所有权），而且否认了农民的佃权（使用权）；不仅不把农民当成独立所有者，甚至没把农民当成佃户，而是把农民当成农奴了！&
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也确实不像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样子。不仅农地常常在承包期内被“调整”，农地转为非农业用途，无论是公益性建设还是开发商的赢利项目，基本都是按“征地”（“土地征收征用”）的模式进行。既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所有权，也无需向农民购取土地使用权。如此看来，今天农民在维护其“佃农”权利方面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佃权”没有保障，“永佃”又从何谈起，更不用说争当“自耕农”了。&
换言之，在地权问题上如今的根本症结在于我们的许多机构权力不受制约，因而农民的权利，无论是意识形态禁忌的还是不禁忌的，纸面上许诺了的还是没许诺的，都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之四：官府自律能够遏制“圈地运动”吗？&
“圈地运动”与地权归农&
我曾经指出，如今一些理论家和一些涉地部门官员都反对地权归农，但理由却截然相反：理论家说地权一归农，农民就容易失去土地；而官员则说地权一归农，就很难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也就是搞不成“圈地运动”了。有趣的是，那位鼓吹“无地则反”的朋友既号称三农实践家又热衷于理论，于是两种说法兼收而不管其矛盾。他一方面以印度为例宣称地权归农导致土地买卖、“无地则反”，另一方面又说由于印度的承包商和官员无法赶走贫民，导致它难以大修高速公路。我很高兴他还能看到这后面一点。&
的确，要说绝对的土地私有权有弊病的话，那绝不是什么农民自由卖地造成“土地兼并”和“无地则反”，而是相反，由于土地私有条件下农民难以被赶走，一些特殊区位的地权私有如果绝对化，确实可能影响公共设施建设与国土整治。正因为如此，如今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所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还是比对其他财产私有权的限制为多，而公共干预的保留也比对其他私有财产的干预大。原则上只要通过民主法治程序真正证明是基于重大公益目的，西方政府也是可以“征地”的，亦即在以合理价格达不成购地协议时，国家为公益可以行使最终定价权，以免区位垄断者无限要价。只是在民主法治条件下，他们行使这种权力的制约条件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很“苛刻”。因此滥用这种权力大搞“圈地运动”是不可能的。而我们这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所以我曾说：限制农民地权如果说有理由，也必须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在缺少此种前提的情况下，地权归农就应该比西方的条件下更有必要，或者说强调农民地权在中国当今条件下比之在西方，肯定是利更多、弊更少。&
“大限”能遏制圈地吗？&
应该说，随着税费改革后土地问题的尖锐化，如今国家，也就是中央领导的确为遏制“圈地运动”做了许多努力。尤其是2004年的征地改革，号称“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31大限”，在限制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方面应当说是作用不小。这场改革改变了开发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从协议“批租”制改为公开“拍卖”制，使开发商通过贿赂批地官员而拿到低价土地、给国家财政造成地价损失的可能性得以降低。然而，由于这种改革对于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分配模式没有什么改变，尤其是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只许官府“征地”不许农民（甚至包括“集体”）“卖地”、更不许农民讨价还价的规则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缓解而且有可能加剧“圈地运动”的弊病。为什么这样说？&
在过去批租制下的征地，的确容易发生明显的“征地腐败”：商人贿赂或有权势的官商唆使批地官员低价批地，固然是一坑国家二坑农民，只有开发商与经手官员个人大发横财。但是这种做法由于只是个人发财，而“公家”财政得到的好处相对而言还不算多。这不仅容易招致“反腐”打击，而且容易在政府机构内部引起制约――那些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会有监督他们的激励。同时这种征地虽有商人和征地官员个人利益的刺激，“卖地财政激励”相对而言还不算大。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讲，虽然如今官员腐败问题十分严重，但还不能说完全失控，除了某些政府完全“黑社会化”的地方，腐败官员还不能说是为所欲为。因此推动圈地的官员个人积极性与政府积极性相比，能量还是相对有限的。&
“征地改革”后就不同了：从低价征地、低价“批租”变成低价征地、高价“拍卖”后，从农民那里得到的征地收益并未减少，但这种改革如果确实实现，征地收益将更多地收归政府财政，而不是归入官商私囊。“卖地财政”对政府财政的意义会更为重要。于是虽然腐败官员个人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可能会收敛，但政府推动圈地的积极性却会大大提高！并且这种收益归官府而不归个人的征地却很难责其“腐败”，由于政府内部财政利益均沾，来自“没沾到好处的政府同事”的监督和制约也会大大减少。于是，以“卖地财政”为激励而不是以批地官员个人利益为激励的圈地、由政府整体推动而不是由个别官员推动的圈地、形式合法的而不是“腐败”的圈地，会比以前更肆无忌惮。这绝非难以设想：“土地新政”后一年半，因征地引发的官民冲突不是减少，而是增加了，定州、南海、汕尾等过去少见的严重事件也接连发生！&
更何况，自19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后，除沿海发达带外的我国多数地区地方财政，尤其是县及县以下的“财政饥渴”一直在加剧，税费改革目前缓解了农民负担，却在很多地方加剧了基层财政困难，而为解决困难应当进行的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又难以有实质性推进，在此背景下“征地改革”又进一步突出了“卖地财政”的巨大诱惑，这几种因素叠加后，“圈地运动”会如何发展，应当可想而知。&
两年“冻结”启示录&
根本问题在于：我国现行体制主要的弊病是“官民”之间缺少委托代理机制，权责不对应、权大责小的状态难以改变。这种机制下官员个人牟利当然是问题，但政府聚敛的问题更大。为升官邀宠而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以及追求“增长”“引资”、政府圈钱“经营城市”――这些做法的严重危害，远甚于官员个人贪污，而这些做法导致的“圈地运动”，更不是制止了（如果能制止的话）受贿批地就能够遏制得了的。&
中央领导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征地改革”中也对从农民那里拿地做了不少规定，但在地权不归农、农民只能作为被“征”者、没有卖方权利亦无谈判资格的条件下，这些规定都只是强调官府自律，强调要严格审批等等。&
但事实上过去并不是没有要求官府自律，而且要求的力度有远甚于今日者。但效果如何呢？自1992年后中国出现了失控的圈地大潮，中央从1993年就开始力图“刹车”，在几次强调严格控制不见效的情况下，朱g基政府痛下决心搞“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圈地。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文件），宣布全面冻结非农建设占地一年。1998年4月又发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中办发电〔1998〕2号文件），再接着冻结一年。然而就这样连续两年的严厉禁令也未能遏止圈地潮。一些地区恰恰在这两年形成“过热”圈地，甚至圈而不用导致这两年“烂尾地”猛增，直到2005年还在消化这些地块⑦。“两年冻结”前的“八五”期间（），中国平均每年净减耕地440万亩，而包括“两年冻结”及其后数年的1996年到2003年7年间，耕地年均净减却骤增为1428万亩⑧。时人惊呼：“采取‘世界上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国家却成为世界上农地最易被‘征用’的国家”⑨。老实说，今天的“严格控制”不太可能比那时的“两年冻结”更严厉。当年效果不过如此，今后又能怎么样？&
显然，只要“地权归官不归农，政府圈地即圈钱”的状况不变，要求它自己监督自己、自己“严格控制”自己，怎么可能？&
关于“补偿”问题&
“8.31大限”以后，土地政策调整重心似乎从“控制规模”转向了调整“补偿费”。这既是两年来几次低价征地引起重大事件的刺激，也体现了新近三农政策强调对农民“多予少取”的精神。&
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费”明显是不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它不仅规定不按市场价、而按耕地被征前若干年庄稼的价值来“补偿”农民，而且不规定下限、只规定补偿“最高不得超过”若干，明显带有“不怕民吃亏，只怕官不赚”的味道。如今的新精神则开始强调对商业性开发征地补偿标准要考虑市场因素，这当然是个进步。&
然而圈地的性质到底属于商业性开发还是“公益建设”，其判断权仍是征地者说了算，农民并无发言权。即便承认是商业性开发，要考虑市场因素，这种考虑仍然由征地者单方决定，没有地权的农民依然不能讨价还价。然而既无讨价还价，何来“市场”标准？&
其实在如今的体制下，只要是官员单方定价，没有双方合意，就容易生弊。价贱固然伤农；价贵一般农民也未必得利。如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低价征地当然是主要的问题。但笔者也的确听说过这样的事：某些城郊地区有上层“关系”的村官找门路要求“被征地”，前提当然是特殊的“高价”，这就不是权钱勾结来强征地，而是权钱勾结谋求“被征地”了。但这样的“高价征地”，普通农民是碰不到的，高价征地款更不会给他们。总之，只要无地权的农民不是交易的一方而是被“征”的对象，那“圈地坑农”的事仍然难以避免。&
“垂直管理”成效分析&
面对地方政府“村改居”“租代征”“整化零”等变相圈地策略，中央又连续出手，2006年推出地政部门“垂直管理”，2007年出台“土地督察”制。继“8.31大限”被称为“土地新政”后，这些新动向又被称为“土地改革”。&
我是赞成地政垂直化的，因为它有助于国土整治，笔者十年前就著文主张过⑩，今天仍以为早该如此。可是地政“中央集权”有利于国土整治，但是否有利于维护农民权益？至少在如今宏观体制的约束下很值得怀疑。过去靠朝廷御史出巡来为民做主，结果御史反比地方官更腐败，识者讥为“察弊适以滋弊”{11}，可谓明鉴。1994年财政中央集权，众所周知的结果是恶化而不是改善了农民处境。如今乡镇上的“七所八站”当初都是“垂直化改革”的结果，现在却被认为是比“四套班子”更难对付的“汲取”机器。“块块”可能坑农，“条条”就不会坑农或者坑农更甚？&
仅就土地问题而言，过去“村官”私卖村地侵吞地款引起村民抗议的事屡有所闻，后来批地权上收省、县，“圈地运动”却有增无减，反而村官为维护村社利益带领村民抗议“省圈村地”“县圈村地”的事成为近年来土地事件的突出现象。因为如今官民间委托代理关系虽远不完善，毕竟基层与百姓的委托链条较短、而利益关联更大。兔子虽吃窝边草，强龙方能刮地皮，犹如历史上乡绅、土官虽然欺民，所谓绅权制衡皇权、土官制衡流官的机制也不是一点没有。那么，今天在地政方面进一步中央集权的结果，先不说千头万绪的涉地事务是否管得过来，即便能管，会不会又出现“朝廷圈省地、圈县地”？要知道不仅地方政府有“经济人”的一面，中直机构同样如此。“部门利益”一定会比“地方利益”更亲农民吗？&
其实，工业化、城市化要用地是无可避免的事，土地政策的目的不是不占地，从根本上讲也不是为了少占地，而是为了（1）从全局利益着[尽量提高用地效率，改善国土整治；（2）在这一过程中维护涉地各方的权益，消除或缓解社会矛盾。前一点可以寄望于“垂直化”改革，后一点只能寄望于农民权利的保障。如果说“地方利益”不能代表农民利益，那么“部门利益”同样不能代表。马克思当年曾说传统小农“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但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如今在先进国家，农会常常比工会更活跃，我国农民也应当可以自己代表自己，去参加利益的博弈。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评论》。注释略。本刊下期将续完本文剩余部分。
发件人："gzwjzshb" &> 收件人： &> 抄送：发送时间： 13:23:30 +0800 优先级：普通 标题：若能在贵论坛发表，荣幸！&
仲大军先生：您好！如下文章，是发表于新华、人民网过，但那是零碎的，斑竹审核嘛，不得不零碎嘛，后来深入的讨论，即关于民主政治的就发不了了，我也就不上那网的。
一个广西中学教师对教育问题的思考
广西河池市退休教师& 韦家忠
&& （作者简介：韦家忠，男，出生于1947年4月 2日，系中国广西河池市人，中共党员，中师学历，退休教师。韦家忠在名利富贵与科学真理的探索选择中，选择了后者。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连续订阅《光明日报》主编的《文摘报》，并从中深深体会到一党执政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拯救党、国。于是，从教育管理改革研究入手以达成整个社会的管理改革，韦家忠进行了艰苦的教育教学管理等科学研究，其所构思的《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评价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将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为一党执政如何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打开了个切入口方面给予了积极的答复！《量化评价管理新模式》等已发表于人民网《强国论坛》，新华网《教育论坛》等。只是眼下这个构思未被大家所熟知，未被社会所采纳。我已被当地政府搞得死去活来，现在又在网上发文，可能要挨坐什么了！）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路在何方？》几个关键问题的思考
&&& 1、高考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吗？如果不是，哪到底什么是？
&&& 答：高考不见得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归根到底是滞后的社会管理体制所使然！教育管理体制滞后是整个社会管理体制滞后的一个缩影。现行管理考核体制，看上去条理清楚公正，照章办事，认真履行职责，既是称职优秀的了，但与考核有关的各个“量”之间缺乏竞争与制约的辨证统一，在此基础上所确定的什么权重也就意义不大了，这就很容易诱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是有权者的话有理，民主管理与监督自然就弱化了，为了强化管理，免于一盘散沙，必走一长负责制，民主管理监督的弱化与一长负责制并行，是容易诱致权钱交易，行政、司法等腐败现象的。行政有的收钱了才有作为，否则让你走司法途径，行政不作为了，法官如何公正相当的自有其的“分寸”；“门难进，脸难看，踢足球，吃了被告，吃原告，”是多的了。体制创新了，民主管理监督自然得以强化，还应该高薪激励一长负责制呢！
请想一想：一所学校从事教育的同事其劳动性质是一样的，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可以比较的。目前理论上不同年级同一学科所反映出的有关数据是不同性质不可比较的。但为了管理，师生教与学的成绩是捆绑了，相关数据处理不科学，结果都给硬性比较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长期偏离，经权力假借制度给固化后，这个权力相当的自然就是绝对的了！教育不出问题才怪！同理，这个理论反映在整个社会即不同行业所反映出的劳动效益是不同质的数据是不可比较的。行业垄断、分配不公、调控乏力等也就存在了，腐败也就滋生了。
&&& “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科学发展观”很正确！只是同一单位里关于软的活的东西只有创建了具有横、纵统一即竞争与制约相统一的量化评价考核管理新体制，才能从根本上体现这一科学命题，解决社会管理体制滞后问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才能得以有效遏制，教育体制问题自然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一个制度是存在于大家的生活、工作中，不执行也得执行！这个体制是完全可以创立的！
新模式让平时检测成绩属实了，可以比较了，那么，关于中、高考，重点中学（小学一律取消重点校，重点中学发现其生员全面素质跟不上的（主要是家长造成），退回原址中学）的新生录取，其统考分就不能定终身了，平时成绩对于录取与否的参考意义就突显出来了。新模式的实施，中、小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即可下放，因为其能最大限度地激励了学校、教师、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及能力，一种宽松、上进、和谐共同发展、进步的没有压力同样也有动力的马不扬鞭自奋蹄的办学氛围就会形成，现实里那高压的不得不急功近利的办学思想及行为就得到了遏制。
不同地区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是有所区别的，其求学的强烈程度和就学方式也是有所区别的。那么，中、高考、重点中学及职业学校（现在的职业学校相当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这不妥）关于新生的录取即可按毕业生源及志愿方向的一定比例予以录取，即高一级学校即可根据自己的办学需要在中、高考成绩及平时成绩（突出了学科特长，品质表现）中择优录取，于是，高学历给整个社会的就业压力也会减轻，因为新模式能理好不同层次的人才应就业于社会的不同层面这一问题。那么，关于一所重点中学的设立，应打破地区界限，初中的重点校覆盖范围应有一万上下的小学毕业生；高中的重点校覆盖范围应有二万上下的初中学毕业生；余下的统统是正规的普通中学。
高考体制需要改革，但高考体制不是孤立存在的，高考不见得是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应试教育的指挥棒归根到底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所使然！！！
2、应试教育离不开分数评价，素质教育也离不开分数评价，同样是“量”的评价管理，如何理解？
答：应试教育是急功近利地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