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一）　　
《水浒传》是我国的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它的基本故事和人物原型起先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于民间艺人之手，后来经施耐庵采集整理编撰，又经过罗贯中的修饰，才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煌煌巨著。　　
《水浒传》的名字有过更改，内容也几经裁剪，形成了七十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几种不同的版本。我一开始读的就是一百二十回本，大概是读的时候年纪太小，读前半部分好汉们豪气干云，侵州夺县，屡败强敌，自己也觉得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读后半部分众英雄挽首低眉，连遭挫折，弟兄离散，自己也觉得灰塌塌的，伤心忐忑，惶惑不已。后来再读，就只读前面的部分。　　
最近新《水浒传》火热播映，又勾起了我的遐想，《水浒传》梁山众好汉的结局为什么那么凄惨？应该说是招安使然，那么，不招安行不行？我翻了好多资料，又仔细琢磨了许久，不招安恐怕是不行的。　　
一、《水浒传》这部书是非常严谨的。虽然它只是一部演义，但是它的体构走向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有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这一点，古往今来很多文人墨客做过述评，最近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周思源先生的《新解水浒传》中，又做了系统总结，我觉得说的很全面，内容大约有这些：　　
1、梁山好汉最后被招安是有一定的史学依据的。　　
据《宋史•本纪二十二》中记载：“二月庚午，赵霆坐弃杭州，贬吉阳军。罢方田。甲戌，降诏招抚方腊。乙酉，罢天下三舍及宗学、辟雍、诸路提举学事官。癸巳，赦天下。是月，方腊陷处州。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据《宋史•列传一百一十二》之《张叔夜传》中记载：“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　　
再据《宋史•列传一百一十》之《侯蒙传》记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文穆。”　　
这些正史记载，应是证明宋江义军不仅存在过，而且最后受到招安的明证。　　
也有人以1939年陕西府谷县出土的范圭《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的铭文（该铭文记载：“宣和初元，王师伐夏，公有斩获绩，升 閤门宣赞舍人。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人藉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作为孤证指出宋江并未投降。　　
更有人以《宋史》成书时间短，内容大多照搬两宋官史，甚至夹杂了大量野史杂说，中间谬误频出，前后矛盾为理由，指出宋江义军事迹不可信，进而提出宋江其人未必存在的假说。　　
但是，与宋江同时代的吏部侍郎李若水，曾经亲眼见过宋江等人接受招安的场面，并留下《捕盗偶成》一诗：“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如剪草，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惊愕。”　　
我以为这首诗比墓志铭要可信的多。　　
2、《水浒传》作为一部演义小说，不乏基本事实存在下的艺术加工，其中“招安”一节内容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历史的真实。　　
《水浒传》一书创作于元末明初，其时民族矛盾尖锐，所以《水浒》一书反映的绝不单单是北宋时期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作者在深刻体会北宋、南宋、元朝社会种种矛盾的基础之上，在书中不仅反映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的矛盾，也反映出极其尖锐的民族矛盾。这一点在《水浒》八十三回至八十九回大破辽军的故事中反映的非常明显。　　
因此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破辽故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北宋时期，外敌先有契丹、西夏，后来有女真（金）；南宋则一直苟安于一隅，先是困窘于金，最终灭于蒙古；元朝建立后，人分几等，南朝汉人地位最为低下，屡受压迫，由此可知，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民义军内则劫富济贫，惩治贪官污吏，替天行道，外则御敌于国门之外，保障民众安居乐业，都是抱了深切的期望的。　　
而抵御民族的敌人，非“招安”是无法完成这个战略转化的。　　
3、《水浒传》是一部奇书，这本书成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第一，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像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第二，《水浒传》这部书历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大加诋毁，多次被禁。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言辞在清朝俞万春的《荡寇志》上，在《结水浒全传》开篇即说：　　
“这一部书，名唤作《荡寇志》。看官，你道这书为何而作？缘施耐庵先生《水浒传》并不以宋江为忠义。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其所以称他忠义者，正为口里忠义，心里强盗，愈形出大奸大恶也。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忠于何在？义于何在？总而言之，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乃有罗贯中者，忽撰出一部《后水浒》来，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无不看了宋江的样：心里强盗，口里忠义。杀人放火也叫忠义，打家劫舍也叫忠义，戕官拒捕、攻城陷邑也叫忠义。看官你想，这唤做什么说话？真是邪说淫辞，坏人心术，贻害无穷。此等书，若容他存留人间，成何事体！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茶坊酒肆，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在下亦不能禁止他。因想当年宋江，并没有受招安、平方腊的话，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如今他既妄造伪言，抹煞真事。我亦何妨提明真事，破他伪言，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忠义之辨，丝毫不容假借。况梦中既受嘱于真灵，灯下更难已于笔墨。看官须知：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前水浒传》，与《后水浒》绝无交涉也。”　　
历代统治者对《水浒传》是十分仇视的。　　
崇祯十五年六月颁发了“严禁《水浒传》”的诏令，认为“李青山诸贼哨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无伤，而如何聚众竖旗，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策算矣。……《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道光等历朝，都认为《水浒传》蛊惑愚民，诱以为恶，应“一体严禁”。　　
第三，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要想刊行天下，又能为部分统治阶级成员接受，“招安”是非常重要的润滑剂，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天命观”和“天道观”。这种理论认为：　　
封建最高统治者是秉承“天”的旨意来统治天下的，他是天的儿子，所以称为“天子”、“真命天子”、“真龙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他的统治具有先天的合法性（道统）。　　
但是封建最高统治者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他需要不断的学习，纳谏，实行“仁政”、“德政”，因为“天道无亲，惟德是辅”。　　
“天”不仅可以随时考察封建统治者的德政，而且可以根据实行的好坏给予奖励或惩罚。在治乱兴衰的时候，上天会选择顺天应人的圣君，替天行道，讨伐不仁，澄清宇内，给他以一统天下，登基称帝的奖赏。国泰民安的时候，君王犯了错误上天会降下水旱灾黄的灾异，叫做“天谴”，做了好事则会呈现祥瑞。如果德政不举，还会出现妖由人兴，奸臣当道、贼寇纷起、外敌入侵、天下动荡的特殊现象，给封建最高统治者以警示，这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还不痛改前非，封建统治者的最后结局就是身死国灭。　　
因此，《水浒传》一开篇，写的楔子便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误走妖魔虽由洪太尉引起，但是起因却是“目今京师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伤损军民多矣。伏望陛下释罪宽恩，省刑薄税，以禳天灾，救济万民。”天子听奏，急敕翰林院随即草诏，一面降赦天下罪囚，应有民间税赋，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宫观寺院，修设好事禳灾。不料其年瘟疫转盛。”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瘟疫流行，进而转盛？矛头直指北宋最高统治者。可能是北宋与西夏的战事频仍，连连挫败；也可能是庆历新政得罪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或是新旧党人不断争权夺利，治国方略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　　
神仙下界，是拯救庶民百姓的，而妖魔下界，自然是荼毒生灵去的。所以，执着的坚持“李逵大斧排头砍去，滥杀无辜”，“梁山好汉打家劫舍，未必造福梁山泊周围的百姓”的论调，我觉得，首先就没有看懂《水浒传》的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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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二）　　
二、单就《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来说，招安也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下面我用博弈论的观点来解释一下，对于《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群体而言，招安依然是一种最优解。　　
博弈论又叫做“对策论”或“赛局理论”，它通过研究特定条件下，参与游戏的局中人可能会采取的实际行为，进而预测相关策略的一种理论。　　
博弈论有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游戏参与的局中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自己会对对方可能采取的行动进行判断，进而做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样的话，朝廷和梁山好汉之间就开始了一场游戏博弈。　　
我们先来看看，梁山好汉在和朝廷的对决游戏中有哪些牌可打。　　
第一手牌，叫做，揭竿而起，澄清宇内，一统天下，登基称帝。　　
对于梁山好汉而言，这当然是一手最具诱惑力的好牌，连最粗豪的黑旋风李逵都发表过这等言论，在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中就有这样的场景：　　
“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摇言一事，说与众人：“叵耐黄文炳那厮，事又不干他己，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解说道：‘耗国因家木’，耗散国家钱粮的人，必是家头着个‘木’字，不是个‘宋’字？‘刀兵点水工’，兴动刀兵之人，必是三点水着个‘工’字，不是个‘江’字？这个正应宋江身上。那后两句道：‘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以此黄文炳那厮撺掇知府，只要先斩后奏。若非众好汉救了，焉得到此。”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在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谤徽宗》中，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皆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匹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　　
但是，连李逵都看得出的最好的牌自然别人也看得出，为什么没有打这个牌？因为没有这个条件。　　
1、北宋政权衔接于五代十国，这一漫长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巨大破坏是有目共睹的。很多人发出了“宁为太平鸡犬，不做乱世臣民”的感叹！老百姓只要有一碗饭吃，就不会起来杀官造反！何况北宋承平日久，经济发展成就惊人。　　
“宋辽间的和平已愈百年，国内工商业非常发达。虽说徽宗宠信蔡京，高俅等奸佞，但国家却非常富足。查宋史食货志会计下一，真宗天禧(1017年-1021年)末年，总岁入是“一亿五千八十五万一百”贯(石、匹、两等，总岁入除钱以外还有粮食、布匹、金银等实物。食货志赋税志有“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以两计”，这里粗略将其他单位以1：1转换为贯，实际上宋代后期通货膨胀，实物贵而铜钱便宜，1贯钱还换不了相等数量单位的实物)，如果我们以一贯等于一两银子粗略换算为300元人民币的话(见花絮：关于北宋货币购买力)，差不多就是450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总收入。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岁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贯，约合378亿元，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岁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五”贯，约合350亿元。到北宋末差不多1亿贯的收入还是有的，即300亿人民币，折合36亿多美金，可以说是当时天下第一富国。花石纲虽荼毒百姓，但也仅限于东南一隅。北方的公田虽然导致了大部分农民的破产，却为城市工商业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宋代的税基并不是完全依赖农业，这是和其他朝代所不同的。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宋代无论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上来看，都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整个中原地带，也就是梁山好汉的主要活动区域，可以说是人民安居乐业。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宣和年间东京开封的极度繁华。从水浒中的描述来看，虽然官员贪渎枉法是普遍的情形，但没有任何民不聊生的描写，倒有不少笔墨描写上元灯会的热闹和社会的安定。而此时距离金兵南侵的宣和七年(1125年)和靖康之耻的1127年，尚有年头，好似罗马帝国遭蛮族入侵的前夜。终北宋一朝，虽说历朝历代的毛病都有，且武功不胜对外屡战屡败，但虽有昏君，却无暴君，没有发生过历代皇朝末年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烽烟四起的惨象。”　　
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是北宋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　　
“北宋初年仅有户650万左右。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北宋大观三年（宋徽宗执政时期）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　　
这些都无可辩驳的指向一个结论，就是：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济繁荣。　　
2、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武人乱政，不仅战争频仍，而且短命政权频出，更迭频繁，给北宋统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北宋统治者执政之初，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二是如何使赵宋王朝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所以赵匡胤即位以后，深以兵权集中为忧，在与宰相赵普多次商议后，首先决定以“杯酒释兵权”。　　
《宋史•列传》第九《石守信列传》记载：“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　　
“杯酒释兵权”只是开端，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解除一些位高权重的将领职务权力的同时，任命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低、容易控制的将领做禁军将领。 　　
同时，在对历史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整个官吏制度做出改革。　　
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与宋代政治》中，对北宋官吏制度进行了梳理：　　
“宋朝皇帝仍然是至高无上的，“御前会议”其实就是皇帝视朝听政，与宰相执政官等高级官员一起讨论国家事务。这是北宋前期的体制，不再是三省六部制，而被称为“二府制”。“二府”也叫做“两府”：一是中书门下，这时也简称为中书，首脑是宰相，当时宰相叫同平章事，副宰相叫做参知政事；另外一府是枢密院，是最高的军政领导机构，首长是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两府有事任上的分工：所有的民政事务都归中书门下，所有的军政事务都归枢密院。两府周边还有一些重要的机构，比方三司掌财政，御史台负责监察。财政和监察事务直接向皇帝负责，三司使和御史中丞等都不是宰相的属官。这和三省六部体制不一样。”　　
大的中枢机构的改革中还包含着军事权力的分割。　　
“宋代军事权力的分割时多重的，军事指挥权包括调遣、人事任免都放在枢密院，而平常训练、管理的权力放在三衙，出征的时候，朝廷临时指定统军作战的将领。将领带兵作战回来以后，军队仍然回到三衙管理之下。下一次作战的时候再由枢密院下达命令。就是军队的调遣、指挥、管理、训练等权力被分割开。”　　
北宋军队分为禁军、厢军、乡兵和边境地区的蕃兵。　　
北宋统治者鉴于唐末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对禁军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一是加强选练，在各地选拔精兵充实禁军，淘汰老弱士兵，让他们回家生产。在饥荒之年，实行募兵制，精壮的游民、饥民、盗贼也被编入部队，减少了社会不安定因素。二是提高禁军待遇，严格禁军纪律。不仅禁军士兵的待遇得到提高，家属也有了妥善安置。同时制定了“阶级法”，各级军校，各司其职，掌握着对下级的生杀大权，使得将士不敢再轻易作乱。一方面禁止结社，防止各种小集团的产生，另外一方面特别注意提防军中的闹事分子，毫不留情的进行镇压。对于作战中犯法，烧杀抢掠的将士，都会进行处罚。三是在兵力的配置上，宋朝军制遵循“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原则。禁军中最精锐的殿前军驻守在京城，侍卫亲军驻扎在各地。京城的人马最为精强，各方镇知道兵力不敌，不敢造反。这就是“强干弱枝”。如果京城有变，在各地驻扎的禁军联合地方的兵力，也足够对付变乱。这样就“内外相制，无轻重之患”，这就是“内外相维”。禁军中还有“更戍法”，在京城驻扎的禁军，轮流到边防和各地驻扎，三年一更替，更出迭入，这样使禁军有机会参加实战，提高战斗力，不至于因为长时间的安逸生活而骄惰，也因为离家在异地驻扎，顾念家属，不敢轻易作乱。同时由于军队的轮流换防，将领不可能和士兵产生紧密的联系，减少了他们拥兵自重的可能。禁军出屯地方，一方面可以弹压地方，监视厢军，互相牵制，另外一方面增强了地方实力，与京师形成了“内外相维”的形势。” 　　
这些措施应该是卓有成效的，《朱子语类》中记载着朱熹的谈话，他说：“本朝祖宗积累之深，故无意外仓促之变。”　　
为了解决治理天下的人才问题，北宋大幅度提高了科举取士的人数。　　
“整个宋朝，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平均人数是361人，这个数字是唐的5倍，元的30倍，明的4倍，清朝的3.4倍。北宋政权不仅扩大了录取名额，而且通过科举制度的改革，使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优秀知识分子，通过学识考试脱颖而出。”　　
对选拔的优秀人才，给予了非常优厚的待遇和礼遇。　　
对于即使有贪污的官吏，北宋朝廷也是很宽容的，宋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　　
这些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从古至今当土匪都只有两条路：　　　　1、打倒朝廷，自己变寇为王　　2、从了朝廷，赌一把自己的命
　　为啥写招安又写他们不得好死？
　　《水浒传》为什么结局是招安？（三）　　
北宋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对梁山的影响几乎是致命的。　　
首先，对梁山好汉的人才结构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一个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饱读诗书，雄才大略，目光深远的知识分子加盟，二是好多饱受晋升无望之苦，深受文官压迫的中下级军官半是被迫，半是自愿的加入梁山，为梁山兴盛立下了汗马功劳。　　
梁山好汉中与科举有关的，大约有这些人：　　
梁山老大宋江，他在浔阳楼上写过自己的出身，“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雠，血染浔阳江口”，他出场时，作者描绘的是，“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奉，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　　
梁山最有心计的两个，智多星吴用只是乡村私塾教师，书中说，“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曾有一首临江仙，赞吴用的好处：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神机军师朱武出场是，书中只说了一句，“为头的神机军师朱武，虽无本事，广有谋略。”　　
这三位应该是梁山命运的掌舵人，却基本上与科举无缘。　　
与科举有关的梁山好汉书中只提过三位，第一位是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后，路过黄门山时，遇见的第四条好汉，神算子蒋敬，书中说：“原是落科举子出身。科举不弟，弃文就武。颇有谋略，精通书算，积万累千，纤毫不差。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第二位是青面兽杨志，他一出场就和林冲激斗，完了表白说，“洒家是三代将门之后，五侯杨令公之孙，姓杨名志。流落在此关西。年纪小时，曾应过武举，做到殿司制使官。”后来发配到大名府，见了梁中书再次表白,“小人应过武举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职役。”第三位是百胜将韩韬，在呼延灼攻打梁山泊前保举先锋时，说过“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姓韩名滔，原是东京人氏，曾应过武举出身，使一条枣木槊，人呼为百胜将军。此人可为正先锋。”　　
多少有点文化的，还有几位，如圣手书生萧让，在吴用设计救题反诗后的宋江时，讲到“小生曾和济州城里一个秀才做相识。那人姓萧名让。因他会写诸家字体，人都唤他做圣手书生。也会使枪弄棒，舞剑轮刀”。如玉臂匠金大坚，同一节吴用说到，“吴用再有个相识，小生亦思量在肚里了。这人也是中原一绝，见在济州城居住。本身姓金，双名大坚，开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图书玉石印记，亦会枪棒厮打。因为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称他做玉臂匠。”再如铁面孔目裴宣，戴宗杨林寻找公孙胜，路过饮马川时，邓飞介绍，“只近半载之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直哥哥，姓裴名宣，祖贯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及好刀笔。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亦会拈枪使棒，舞剑轮刀，智勇足备。”　　
有人这么评价梁山英雄，“一个攻城略地，与朝廷对抗的大武装集团，没有或不重用若干深通经史的人岂能成事？大西、大夏及太平天国等起义政权还都曾自己施行科举制呢！在科举盛行的宋代，真正深通经史能够经天纬地的人又主要来自科场，但是，水浒的实际描写中却很难闻到科举气息，绝大多数的人无论文、武都跟科举无缘，所展现的社会生活里也几乎没有科举这回事。这是有背历史真实的，同时也显得局量较小，站的高度不够，人才的档次甚低。”　　
梁山好汉中，曾经在正规军中任过职的竟然达到23位，占到了108位好汉总数的五分之一还多，可见北宋“崇文抑武”政策对军官的压制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而且国家承平日久，中下级军官们升迁无望，又被同级文官鄙视、羞辱，这些人被逼无奈之下，转而生出“要升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心，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　　
我们按照人物出场顺序，将曾经有过军职的梁山好汉罗列如下：　　
花和尚鲁智深，渭州小种（种师道）经略府提辖；　　
豹子头林冲，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军吏，不算军官）；　　
青面兽杨志，先任殿司制使，后做管军提辖使；　　
急先锋索超，正牌军，兵马提辖使；　　
小李广花荣，清风寨副知寨；　　
镇三山黄信，青州兵马都监；　　
霹雳火秦明，青州指挥司总管，兵马统制；　　
摩云金翅欧鹏，守把大江军户（军人，品级更低）；　　
病尉迟孙立，登州兵马提辖；　　
双鞭呼延灼，汝宁郡都统制；　　
百胜将韩韬，陈州团练使；　　
天目将彭玘，颍州团练使；　　
轰天雷凌振，甲仗库副使；　　
金枪手徐宁，御林军金枪班教师（军吏吧？）；　　
丑郡马宣赞，衙门防御保义使；　　
大刀关胜，浦东巡检；　　
井木犴郝思文，关胜副将；　　
神火将军魏定国，凌州团练使；　　
圣水将军单廷圭，凌州团练使；　　
双枪将董平，东平府兵马都监；　　
没羽将张清，东昌府兵马都监；　　
花项虎龚旺，张清副将；　　
中箭虎丁得孙，张清副将。　　
对于武将进行压制羞辱的事情，记载所在多有，西北大学文博学院陈锋写过一篇《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里面有这样一些论据：　　
“宋真宗、仁宗两朝，在“抑武”方针之下，武将群体受到更大的压制和排挤。在浓烈的“崇文抑武”气氛之下，武臣在相当大程度上不过扮演着统治集团中陪位的角色而已。如颇有见地的良将马知节在任职枢密院期间，长期遭到主政集团的冷遇，无法作为。据当时的宰相王旦之子王素以后追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府。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至则见冀公（即王钦若）喧哗不已，马则涕泣”。由此可窥见其所受到王钦若等文臣压制情况之一斑。”　　
“北宋统治者长期对武将实行愚昧政策，录用和提拔武官时，侧重弓矢等武功，而轻视文化水平。甚至公开下诏，严禁民间流传兵书，并明确将《阴符》等兵书列为禁书。据范仲淹在天圣时说：“今孙武之书禁而废学，苟有英杰，受亦何疑？且秦之焚书也，将以愚其生人，长保天下，及其败也，陈胜、吴广岂读书之人哉？”可知《孙子兵法》也长期遭到查禁，这便不能不对武将素质的提高造成限制。”　　
“随着科举制度的迅猛发展及其地位的日益显赫，从“文”成为宋代世人追求的目标。如宋人所言：“今也举天下之人縂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这就难怪田况引用时人的话，抒发了如此惊人的看法：“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下，“军功”的感召力就不能不受到严重地腐蚀，优秀人才也不再愿踏入军营，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从军为耻的观念。”　　
由此看来，好多身为朝廷命官的武将被“逼上梁山”之说，绝不仅仅是一句虚言，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林冲这位不够级别的军吏，因为身为一品大员的殿帅府太尉高俅的干儿子看上了他老婆，多方陷害最终被逼上梁山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对于位高权重的文官集团而言，他就是一只小蚂蚁。　　
《水浒传》在选派关胜征剿梁山，解救大名府之围时有这么一段：　　
“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不移时，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都到节堂参见太师，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如今将何计策，用何良将，可退贼兵，以保城郭？」说罢，众官互相厮觑，各有惧色。只见那步军太尉背後。转出一人，乃衙门防御保义使，姓宣，名赞，掌管兵马。此人生得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艺出众；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人呼为「丑郡马」；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邵王爱他武艺，招做女婿；谁想郡主嫌他丑陋，怀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个兵马保护使。童贯是阿谀谄妄之徒，与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当时却忍不住，出班来禀太师道：『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此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姓关，名胜；生得规模与上云长相似，使一口青龙偃月刀，人称为「大刀关胜」；见做蒲东巡检，屈在下撩。此人幼读兵书，深通武艺，有万夫不当之勇；若以礼币请他，拜为上将，可以扫清水寨，殄灭狂徒，保国安民。乞取钧旨。』蔡京听罢大喜，就差宣赞为使，了文书鞍马，连夜星火前往蒲东礼请关胜赴京计议。众官皆退。”　　
认真解读的话，这段话最少反映出三条信息，一是镇压声势浩大，已经围困大名府的梁山义军是件大事，参与的官员众多，包括太师蔡京、枢密使童贯，三衙太尉（估计有高俅）在内的众多文官，皆面面相觑，无法可想；二是丑郡马宣赞，有背景（郡马），有战功（连珠箭赢了番将），有职位（衙门防御保义使），照样被童贯欺压（不能相下，常有嫌弃之心），没有发言权（此次忍不住，可见常忍）；三是大刀关胜，有背景（汉末三分义勇武安王嫡派子孙，这一出身非常牛叉的，须知宋徽宗连续三次封关公：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追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1108年），复封‘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年），再封为‘义勇武安王’）、有本领（生的规模相似，深通武艺，万夫不当之勇），照样沉在下僚（浦东巡检），无人理睬。　　
还有，《水浒传》在宋江避难清风寨时，也有这么一段：　　
“当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刘知寨恭人的事，备细对花荣说了一遍。花荣听罢，皱了双眉，说道：“兄长，没来由救那妇人做甚么？正好教灭这厮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听得说是清风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贤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顾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说？”花荣道：“兄长不知：不是小弟说口，这清风寨是青州紧要去处，若还是小弟独自在这里守把时，远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扰得粉碎。近日除将这个穷酸饿醋来做个正知寨：这厮又是文官，又不识字；自从到任，只把乡间些少上户诈骗；朝庭法度，无所不坏。小弟是个武官副知寨，每每被这厮呕气，。兄长却如何救了这厮的妇人？打紧这婆娘极不贤，只是调拨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残害良民，贪图贿赂。正好叫那贱人受些玷辱。兄长错救了这等不才的人。”宋江听，便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雠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花荣道：“兄长见得极明。来日公廨内见刘知寨时，与他说过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贤弟若如此，也显你的好处。””　　
花荣武艺高强，却是副知寨，一个不识字的文官倒做了正知寨，而且“每每被这厮怄气”，要到“恨不得杀了这滥污贼禽兽”的地步。宋江是花荣的朋友，既是同僚那就应该想“抬头不见低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正知寨刘高却丝毫不把花荣放在眼里，先是派人夺，再派人后山去守，甚至琢磨“就和花荣一发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时我独自霸着这清风寨，省得受那们的气”。花荣不上梁山还有活路吗？　　
由此可知，只要和文官们在一起，武将就会受其欺压。所以一旦被擒，选择投降梁山还有一条活路，回到朝廷的话，地位本来就不高，屋漏偏逢连夜雨，损兵折将，纵然不死也要揭一层皮，后半生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这一场景在双鞭呼延灼被生擒之后，写得很明白。　　“宋江回到寨里，那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宋江见了，连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绳索，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宋江拜见。呼延灼道：「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动将军，致劳神力。实慕将军虎威，今者误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被擒之人，万死尚轻，义士何故重礼陪话？」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恳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长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将军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心地偏窄之徒，忘人大恩，记人小过。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他如何不见你罪责？如今韩滔、彭巳、凌振，已多在敝山入夥。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宋情愿让位与将军；等朝廷见用，受了招安，那时尽忠报国，未为晚矣。呼延灼沈吟了半晌，一者是宋江礼数甚恭，二者见宋江语言有理，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国，实感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决无还理。」”
　　《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四）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一书中，曾在官府中任职的吏和公人加入梁山的就有13人，其中缘由值得细细推敲。　　
现将曾在官府中有职位的梁山好汉按照出场顺序罗列如下：　　
及时雨宋江，郓城县押司；　　
美鬤公朱仝，济州郓城县都头；　　
插翅虎雷横，济州郓城县都头；　　
行者武松，阳谷县步兵都头；　　
金眼彪施恩，孟州牢城营小官营（估计是依仗他父亲，自己没有官职）；　　
神行太保戴宗，江州两院押牢节级；　　
黑旋风李逵，江州牢城营小牢子；　　
青眼虎李云，沂水县都头；　　
病关索杨雄，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　　
铁叫子乐和，登州牢城营小牢子；　　
铁面孔目裴宣，六案孔目；　　
铁臂膊蔡福，大名府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剑子；　　
一枝花蔡庆，大名府两院小牢子；　　
在宋江出场时，有这样的一段介绍，“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奉，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救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很多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宋江扶危济困，挥金如土，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不外乎这些:一是宋家本身是大地主家庭，收入自然不少，二是宋江本人的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三是宋江帮助别人以后的好处费和江湖朋友的馈赠。　　
我以为，以田园收入帮助别人的可能性不太大，就是有，比例也是很小的，最多是他一开始出道时帮助别人的第一个来源。在宋江杀了阎婆惜，躲在自家田庄地窨子里时，有这么一段话，“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窨子？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紥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兀里，宋时多有这般算的。”　　重点就是“宋时多有这般算的”这几个字，宋江也有地窨子，可见宋江也是如此的，自然难免“做家私在兀里”。　　
再一个，以宋江小吏的身份而言，又如此会做人，恐怕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都不会太多。剩下的只有一项可能，就是权钱交易，“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通过徇私枉法，让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家属自愿掏腰包买命，然后上下左右一起分赃，这才是宋江挥金如土的最大来源。　　
这种事《水浒传》记载的只有一件，“宋江听罢，吃了一惊，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却自槽上取马，牵出后门外去。宋江拿了鞭子，跳上马，慢慢地离了县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不刺刺的望东溪村撺将去。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晁盖问道：“押司如何来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冈事发了。白胜已自拿在济州大牢里了。供出你等六人。济州府差一个何缉捕，带领若干人，奉着太师府钧帖，并本州文字，来捉你等七人。道你为首。天幸撞在我手里。我只推说知县睡着，且教何观察在县对门茶坊里等我。以此飞马而来报你。哥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我回去引他当厅下了公文，知县不移时便差人连夜下来。你们不可担阁。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来救你。”晁盖听罢，吃了一惊，道：“贤弟大恩难报！”宋江道：“哥哥，你休要多说。只顾安排走路，不要缠障。我便回去也。”晁盖道：“七个人，三个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财，自回石碣村去了。后面有三个在这里。贤弟且见他一面。”宋江来到后园。晁盖指着道：“这三位，一个吴学究，一个公孙胜，蓟州来的，一个刘唐，东潞州人。”宋江略讲一礼，回身便走。嘱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庄前，上了马，打上两鞭，飞也似望县里来了。”　　
这一桩买卖真是稳赚不赔，救了晁盖等七个人的性命，结识了一帮子好汉，江湖上声名远播，还获得了一大笔财富。　　
按晁盖的本意是送100两蒜条金给宋江，顺便安慰一下朱仝、雷横。　　
按照黄仁宇、吴思等人的算计，北宋时，1两黄金==10两白银==10贯≈3000块。以水泊梁山那么大的世务，晁盖等人又抢了十万贯的生辰纲（约值3000万人民币），馈赠给救命恩人宋江30万，让他先零花着还有一说。但是，刘唐转晁盖的话却说，“晁头领哥哥，再三拜上大恩人。得蒙救了性命，如何不报！见今做了梁山泊主都头领，吴学究做了军师，公孙胜同掌兵权。林冲一力维持，火并了王伦。山寨里原有杜迁、宋万、朱贵，和俺弟兄七个，共是十一个头领。见今山寨里聚集得七八百人，粮食不计其数。只想兄长大恩，无可报答。特使刘唐赍书一封，并黄金一百两相谢押司，并朱、雷二都头。”一共30万，还要分给朱仝、雷横，晁盖就显得非常的小家子气了。所以宋江只收了10两蒜条金（3万块），并说了这些话，“你们七个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银使用。宋江家中颇有些过活。且放在你山寨里，等宋江缺少盘缠时，却教兄弟宋清来取。今日非是宋江见外，于内受了一条。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与他。我自与他说知人情便了。雷横这人，又不知我报与保正。况兼这人贪赌，倘或将些出去赌时，他便惹出事来，不当稳便。金子切不可与他。贤弟，我不敢留你，相请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认得时，不是耍处。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置阁。宋江再三申意众头领，不能前来庆贺，切乞恕罪。”　　
这个话说得非常巧妙，一是你们正用钱的时候，送的少我可以理解；二是我也不缺钱（你给的太少了），如果要用我让弟弟宋清去取（取多取少由我）；三是我不是见外，我的兄弟们朱仝、雷横的情况我知道，我压得住。　　所以只取了10两金子，30000块人民币，意思了一下。　　
宋江财源滚滚，所以可以扶危济困，挥金如土，只有他不是个特别爱钱的特例，其他的官府中人，一样的财源滚滚，只不过舍不得周济别人而已。　　
《水浒传》中阎婆惜拿了宋江的招文袋时，讲过这样一段话，“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见钱，如蚊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你待瞒谁？便把这一百两金子与我，直得甚么？”　　
这里讲的就是公门中的通例。上面的这些曾在公门中修行的梁山好汉上山之前无不收钱有理，大收而特收。　　
雷横在巡查东溪村时，有这么一段,“雷横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回去。”晁盖道：“都头且住，请入小庄，再有话说。”雷横放了那汉，一齐再入草堂里来。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雷横道：“不当如此。”晁盖道：“若是不肯收受时，便是怪小人。”雷横道：“既是保正厚意，权且收受，改日却得报答。”晁盖叫那汉拜谢了雷横。晁盖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土兵，再送出庄门外。”　　
宋江初到江州牢城营见到戴宗时，却是这样，“宋江慌忙到房里，取了吴用的书，自带了银两出来。锁上房门，分付牌头看管。便和那人离了牢城营内，奔入江州城里来。去一个临街酒肆中楼上坐下。那人问道：“兄长何处见吴学究来？”宋江怀中取出书来，递与那人。那人拆开看了封皮，从头读了，藏在袖内。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礼道：“适间言语冲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听得说有个姓宋的发下牢城营里来。往常时，但是发来的配军，常例送银五两。今番已经十数日不见送来。今日是个闲暇日头，因此下来取讨。不想却是仁兄。恰才在营内，甚是言语冒犯了哥哥，万望恕罪。””　　
顺手牵羊，捉个小贼，可以卖3000块的人情。稳坐钓鱼台，来个囚犯，就送1500块的常例。这还是小的，再看看卢俊义被管家和老婆出首后，蔡福蔡庆的经历，那才叫做“人在家中坐，财从天上来”。　　
“蔡福转过州桥来。只见一个茶博士，叫住唱喏道：“节级，有个客人在小人茶房内楼上，专等节级说话。”蔡福来到楼上看时，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礼罢，蔡福道：“主管有何见教？”李固道：“奸不厮瞒，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节级肚里。今夜晚间，只要光前绝后。无甚孝顺，五十两蒜条金在此，送与节级。厅上官吏，小人自去打点”蔡福笑道：“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下民易眶，上苍难欺’。你的那瞒心昧己勾当，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谋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马，我吃不的这等官事！”李固道：“只是节级嫌少，小人再添五十两。”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儿尾，抖猫儿饭。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只直得这一百两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许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这里，便都送与节级。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在身边，起身道：“明日上来找尸。”李固拜谢，欢喜去了。蔡福回到家里，却才进门，却见一人揭起芦帘，随即入来，那人叫声：“蔡节级相见。”蔡福看见，但见那一个人生得十分标致。有诗为证：　　
身穿鸦翅青团领，腰系羊脂玉闹装。头戴■■冠一具，足蹑珍珠履一双。规行矩步端详士，目秀眉清年少郎。礼贤好客为柴进，四海驰名小孟尝。　　
那人进得门，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礼。便问道：“官人高姓，有何见说话？”那人道：“可借里面说话。”蔡福便请人来一个商议合里，分宾坐下。那人开话道：“节级休要吃惊，在下例是沧州横海郡人氏，姓柴名进，大周皇帝嫡派子孙，绰号小旋风的便是。只因好义■财，结识天下好汉。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打听卢员外消息。谁知被贼官污吏，滔妇奸夫，通情陷害，监在死囚牢时。三命县丝，尽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来到宅告知：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儿差错，兵临城下，将至濠边，无贤无愚，无老无幼，打破城池，尽皆斩首。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无物相送，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倘若要捉柴进，就此便请绳索，誓不皱眉。”蔡福听罢，吓的一身冷汗，半晌答应不的。柴进起身道：“好汉做事，休要踌躇，便请一决。”蔡福道：“且请壮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进拜谢道：“既蒙语诺，当报大恩。”出门唤过从人，取出黄金一包，遁在蔡福手里，唱个喏便走。”　　
一头儿是李固要用150万块买卢俊义的尸首，一头儿是梁山好汉用300万买卢俊义的性命，蔡福蔡庆想要不发财都难。所以抛弃了这样的位置，甘愿去梁山做贼，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决断的事情。　　
武松是因为被逼无奈身背好几条人命而占山为王；雷横是因为杀了县太爷的相好被迫跑路投奔了梁山；戴宗是因为私通梁山即将被斩首而为寇；杨雄是因为杀了老婆又被人发现无路可走才落草；但凡有点转机的，没有人愿意抛弃这样的职位，因此，宋江宁愿被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朱仝已经发配到沧州还巴结知府的公子，也就格外容易理解了。
　　不是招安就不会是“名著”啦，党让宋江招安！
　　别犯傻了，关“党”什么事？俺是党员，到别处放你的气去！
　　《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五）　　
北宋统治者采取的这些措施对梁山好汉的第二个影响是，农民义军始终处于守势，这一点在靠近北宋统治者经济、政治的核心的北方表现得非常明显。无论是山东宋江，河北田虎，淮南王庆，都无法形成燎原之势，田虎、王庆的起义被扑灭，雄辩地证明了揭竿而起，一统天下这条道路是无法走通的。即使在统治相当腐败，因为花石纲已经民怨沸腾，既有宗教统领民心，又是文臣武将云集的江南，已经称帝的方腊依然无法走通这条道路，更反衬出宋江招安的明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历朝历代的农民军在起义之后，都面临着往哪里发展的问题，选准了这条道路，义军就可以生存下来，在属于自己的泥土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而选不准这条道路，星星之火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面。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讲得很明白，一是单纯的流寇似的道路必然走向灭亡（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历史上的真实的宋江起义、之前的黄巢起义、之后的李自成起义，无一不是由于没有固定的根据地，而最终走向失败的；二是在力量弱小时的坚持对敌斗争中，正确的战略战术尤其重要（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我们来看看《水浒传》各支农民义军的根据地以及兵力基本情况：　　
⑴、山东宋江，在林冲雪夜上梁山时写道，“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有诗道梁山水泊的险要，“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乱芦攒万万队刀枪，怪树列千千层剑戟。濠边鹿角，俱将骸骨攒成。寨内碗瓢，尽使骷髅做就。剥下人皮蒙战鼓，截来头发做缰绳。阻当官军，有无限断头港陌。遮拦盗贼，是许多绝迳林峦。鹅卵石叠叠如山，苦竹枪森森似雨。战船来往，一周围埋伏有芦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窝盘多草木。断金亭上愁云起，聚义厅前杀气生。”　　
如此险要的地势，108条好汉，再加上十万之众（包含家属吧？也有些夸大），因此才能三败高俅，两败童贯。　　
⑵、河北田虎，关于田虎义军的情况，九十一回是这么说的，“且说河北田虎这厮，是威胜州沁源县一个猎户，有膂力，熟武艺，专一交结恶少。本处万山环列，易于哨聚。又值水旱频仍，民穷财尽，人心思乱。田虎乘机，纠集亡命，捏造妖言，煽惑愚民。初时掳掠些财物，后来侵州夺县。官兵不敢当其锋。说话的，田虎不过一个猎户，为何就这般猖獗？看官听着：却因那时文官要钱，武将怕死。各州县虽有官兵防御，都是老弱虚冒。或一名吃两三名的兵饷，或势要人家闲着的伴当，出了十数两顶首，也买一名充当，落得关支些粮饷使用。到得点名操练，却去雇人答应。上下相蒙，牢不可破。国家费尽金钱，竟无一毫实用。到那临阵时节，却不知厮杀，横的竖的，一见前面尘起炮响，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当时也有几个军官，引了些兵马，前去追■田虎，那里敢上前；只是尾其后，东奔西逐，虚张声势。甚至杀良冒功。百姓愈加怨恨，反去从贼，以避官兵。所以被他占去了五州五十六县。那五州？一是威胜，即今时沁州。二是汾阳，即今时汾州。三是昭德，即今时潞安。四是晋宁，即今时平阳。五是盖州，即今时泽州。那五十六县，都是这五州管下的属县。田虎就汾阳起造宫殿，伪设文武官僚，内相外将，独霸一方，称为晋王。兵精将猛，山川险峻。目今分兵两路，前来侵犯。”　　
这里的河北，指的是黄河以北，上面的五州都在现在的山西，不单地形表里山河，而且异常险峻。之所以敢于侵州夺县，是因为田虎手下也有100多条好汉（108？），而且有军队30万左右。　　
⑶、淮南王庆，大致情况先是武学谕罗戬说的（一百零一回），“王庆作乱淮西，五年于兹。官军不敢抵敌。童贯、蔡攸，奉旨往淮西征讨，全军覆没，惧罪隐匿，欺诳陛下，说军士水土不服，权且罢兵。以致养成大患。王庆势愈猖獗。前月又将臣乡云安军攻破，掳掠淫杀，惨毒不忍言说。通共占据八座军州，八十六个州县。”八座军州是“南丰　荆南　山南　云安　安德　东川　宛州　西京”。王庆的起军也是受到贪官污吏们陷害的结果，和梁山英雄不同的是，王庆其人贪恋美色，不十分的英雄。之所以能够大张势力，书中写的明白，一是北宋军队内部的腐败，克扣军饷导致哗变（胡有为整点营中军兵，择日起兵，前去剿捕。两营军忽然鼓噪起来。却是为两个月无钱米关给。今日■着肚皮，如何去杀贼？张顾行闻变，只得先将一个月钱米给散。只因这番给散，越激怒了军士。却是为何？当事的平日，不将军士抚恤节制。直到鼓噪，方才给发请受，已是骄纵了军心。更有一椿可笑处。今日有事，那扣头常例，又与平日一般克剥。他每平日受的克剥气多了，今日一总发泄出来。军情汹汹，一时发作。把那胡有为杀死。）；二是敢于招兵买马，积聚力量（王庆劫掳房州仓库钱粮，遣李助、段二、段五，分头于房山寨及各处竖立招军旗号，买马招军，积草屯粮。远近村镇，都被劫掠。那些游手无赖，及恶逆犯罪的人，纷纷归附。那时龚端、龚正，向被黄达讦告，家产荡尽。闻王庆招军，也来入了夥。邻近州县，只好保守城池，谁人敢将军马剿捕。被强人两月之内，便集聚了二万余人）；三是官府官兵处置无方（宋朝官兵，多因粮饷不足，兵失操练，兵不畏将，将不知兵。一闻贼警，先是声张得十分凶猛，使士卒寒心，百姓丧胆。及到临阵对敌，将军怯懦，军士馁弱。怎禁得王庆等贼众，都是拼着性命杀来。官军无不披靡。因此被王庆越弄得大了。又打破了南丰府。到后东京调来将士，非贿蔡京、童贯，即赂杨戩、高俅。他每得了贿赂，那管什么庸懦。那将士费了本钱，弄得权柄上手、恣意克剥军粮，杀良冒功，纵兵掳掠，骚扰地方。反将赤子迫逼从贼。），造成了革命势力的大发展。　　
王庆也拥有将佐60余名，军队也有30万吧？　　
⑷、江南方腊，方腊义军不同于王庆、田虎的虚构，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书中的介绍是在一百一十回，“却说这江南方腊，起义已久，即渐而成，不想弄到许大事业。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边净手，水中照见自己头戴平天冠，身穿衮龙袍。以此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县内，帮源洞中，起造宝殿，内苑宫阙。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宫。仍设文武职台，省院官僚，内相外将，一应大臣。睦州即今时建德，宋改为严州。歙州即今时婺源，宋改为徽州。这方腊直从这里，占到润州，今镇江是也。共该八州二十五县。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苏州、常州、湖州、宣州、润州。那二十五县？都是这八州管下。此时嘉兴、松江、崇德、海宁，皆是县治。方腊自为国主。仍设三省六部台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啸聚山林之辈。原来方腊上应天书，《推背图》上道：“自是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那十千乃万也，头加一点，乃方字也。冬尽乃腊也。称尊者，乃南面为君也。正应方腊二字，占据江南八郡。”　　
小说家言，方腊共有部将100多人，义军人数达到100万。　　
真实的方腊起义也是相当的凶猛，一是其一是典型的官逼民反，而且从者云集（宋徽宗搜集奇珍异宝，奇山怪石，朱勔借花石纲大发横财，东南地区民不聊生），二是方腊起事的地点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三是方腊以摩尼教进行宣传，统领民心，收效显著，四是由于错判形势，而且强弱悬殊，方腊被擒，起义最后失败了，但是给北宋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据《宋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七之童贯传方腊传记载: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堨村，托左道以惑众。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陈硕真反，自称文佳皇帝，故其地相传有天子基、万年楼，腊益得凭籍以自信。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 　　　　时吴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訹，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至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十一月陷青溪，十二月陷睦、歙二州。南陷衢，杀郡守彭汝方；北掠新城、桐庐、富阳诸县，进逼杭州。郡守弃城走，州即陷，杀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纵火六日，死者不可计。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警奏至京师，王黼匿不以闻，于是凶焰日炽。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 　　
发运使陈亨伯请调京畿兵及鼎、澧枪牌手兼程以来，使不至滋蔓。徽宗始大惊，亟遣童贯、谭稹为宣抚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晋蕃汉兵十五万以东，且谕贯使作诏罢应奉局。三年正月，腊将方七佛引众六万攻秀州，统军王子武乘城固守，已而大军至，合击贼，斩首九千，筑京观五，贼还据杭。二月，贯、稹前锋至清河堰，水陆并进，腊复焚官舍、府库、民居，乃宵遁。诸将刘延庆、王禀、王涣、杨惟忠、辛兴宗相继至，尽复所失城。四月，生擒腊及妻邵、子毫二太子、伪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杀贼七万。四年三月，余党悉平。”　　　　
当时北宋都城是东京汴梁，即现在的河南开封，距离现在的水泊梁山仅仅200公里。河北田虎的地盘经网友推证，大约在今天的晋中、晋城、临汾、运城一代，开封离其老巢汾阳仅仅360公里，阳城则不到180公里。淮南王庆的地盘大致在今天的河南南、湖北西北、重庆四川交界的地方，南丰离开封也就是100多公里。民心不附，又如此的靠近北宋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再加上北宋独有的强干弱枝，虚外实内的兵力分布，处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不被官兵剿灭是不可能的。　　
《水浒传》中农民起义的三种不同道路导向了同一个结果：以水泊梁山为根据地，扩大影响保存实力，只图自保不思进取的宋江义军接受了招安；以险要的五州五十六县为根据地的河北田虎，以四省交界之地八州八十六县为根据地的淮南王庆，不约而同的采取了称王建国招兵买马，侵州夺县积极进取的策略，但是都被剿灭；以割据江南为目标，称帝建元从者云集，既有政治目标又有宗教统领高于前三支农民义军不只一个层次的江南方腊依然走向失败，身死国灭，只能说明推翻北宋封建统治的革命高潮尚未到来，北宋统治阶级依然有自我调节内部矛盾的实力。　　
正是看到了这一切，所以明智的选择“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的宋江农民义军，最后无奈的走向了接受招安的道路。　　
河北田虎、淮南王庆并不一定在历史上真的存在过。田虎王庆以及他们手下的很多将领，几乎和梁山好汉如出一辙，成分基本一样，遭际基本相同，说句大白话，梁山好汉和他们作战，基本上是在和自己开战。所以，取得胜利很容易，招降纳叛也格外的简单。　　
而面对江南水乡泽国的陌生环境，面对宗教组织起来的有明确政治纲领的方腊义军，面对前进一步就是生存退后一步就是死亡的武装起来的江南民众，接受招安以后，只图升官发财的失去了灵魂和动力的好汉们变成了行尸走肉，不大量死亡才是一件咄咄怪事。　　
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死亡面前所谓的“好汉义气”早就烟消云散了，“飕的一箭，正中史进，颠下马去。五将一齐急急向前，救得上马便回。又见山顶上一声锣响，左右两边松树林里，一齐放箭。五员将顾不得史进，各自逃命而走。”征方腊越看到后来越叫人叹气，“义气，义气，义气算个鸟！”
　　问题是董平、张清还要为周通这样的小人物报仇，你不能完全说他们没有一点义气
　　太平天国当年被招安怎么样
　　《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六）　　
梁山好汉可以打的第二手牌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待机而动。　　如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一样，力量弱小的农民起义军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开始的时候，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积极进取，扩大宣传，造成政治影响的同时，想方设法保存实力，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合适的时候顺应民心，一举夺得全国胜利的高潮。　　
古往今来，选择这个办法的相当多，比如三国时的诸葛亮就向刘备做过这样的建议，“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说白了，就是“内强素质，外树形象，静观时变，伺机而动”，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曹操起兵之时，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占天时，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划江而治，占地利，刘备为人谦恭下士，又有皇叔的血统，地盘最小力量最弱，然而得人和，最终三国形成鼎立之势。然后都在等待时机，一统天下。可惜诸葛亮后来背离了自己起初的战略计划，六出祁山兴兵伐魏，后继者姜维又连年用兵，终于民穷财尽，士心离散，首先走向灭亡。　　
据正史记载，宋江义军接受招安是在宣和三年，即1121年，而北宋被金国所灭是在靖康二年，即1127年。假如宋江农民义军再熬上六年，天下大乱之时，竖起民族战争的大旗，趁机争城夺地，鹿死谁手未尽可知。连张邦昌、刘豫都能建立政权，农民义军未必不能夺得自己的一块国土，很可惜没有熬到哪一步。而这一切除了农民义军缺乏必要的人才之外，不能建立有效的统一战线，固步自封，在自身壮大以后无法解决生存问题，是被迫走向招安的根本原因。　　
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地主阶级，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封建社会形成的自然经济是以土地为基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具有自我封闭性、独立性，以满足自身需要为主的经济结构。　　
水浒梁山的好汉囿于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提出革命性的措施来改变封建社会根本的生产关系，他们只能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地主阶级及其代理人利用来做改朝换代的工具。　　
宋江起义队伍的壮大带来的生存发展的困难是无法想象的，由于保守的策略，他们没有敢于侵州夺县，分封土地，任命官吏，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目光瞄准地主阶级，以暴力解决经费、粮食、兵源问题，最终和统治阶级越行越远，无法得到他们的支持，最后走向失败。　　
梁山好汉们很多本身就是地主，或者与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托塔天王晁盖，东溪村保正，地主。　　
及时雨宋江，父亲宋太公是地主。　　
铁扇子宋清，本身就是小地主。　　
玉麒麟卢俊义，河北大名府财主，大地主。　　
小旋风柴进，沧州大地主，贵族世家。　　
扑天雕李应，李家庄庄主。　　
九纹龙史进，史家村小地主。　　
没遮拦穆弘，揭阳镇穆家庄小地主。　　
小遮拦穆春，揭阳镇穆家庄小地主。　　
一丈青扈三娘，扈家庄小地主。　　
毛头星孔明，孔家庄小地主。　　
独火星孔亮，孔家庄小地主。　　
《水浒传》一开始就揭示出了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时，不得不放弃家业，毁家纡难，捐献出自己的财产来入伙，以便解决山寨经费的可悲。　　
水浒第一个舍弃财产的是九纹龙史进，“史进下梯子，来到厅前，先叫王四，带进后园，把来一刀杀了。喝教许多庄客，把庄里有的没的细软等物，即便收拾，尽教打叠起了，一壁点起三四十个火把。庄里史进和三个头领，全身披挂，枪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拽紥起，把庄后草屋点着。庄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见里面火起，都奔来后面看。且说史进就中堂又放起火来，大开了庄门，纳声喊，杀将出来。……一连过了几日，史进寻思：“一时间要救三人，放火烧了庄院。虽是有些细软家财，粗重什物，尽皆没了。”心内踌躇：“在此不了。”……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过几时，又作商议。如是哥哥不愿落草时，待平净了，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院，再作良民。”史进道：“虽是你们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难留。我想家私什物尽已没了。再要去重整庄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寻师父，也要那里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　　
其后凡是有家业的要入梁山，无一不如此。梁山前老大晁盖如此，“吴用、刘唐把这生辰纲打劫得金珠宝贝，作五六担装了， 叫五六个庄客，一发吃了酒食。吴用袖了铜链，刘唐提了朴刀，监押着五七担，一行十数人，投石碣村来。晁盖和公孙胜在庄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庄客，赍发他些钱物，从他去投别主。有愿去的，都在庄上并叠财物，打拴行李。……到得庄前，也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见晁盖庄里一缕火起，从中堂烧将起来，涌得黑烟遍地，红焰飞空。”　　
“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　　
宋江在九天玄女庙接受三部天书后，见到了父亲宋太公，“到三更时候，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将我搭扶上轿抬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放火烧了庄院。”　　
后来玉麒麟卢俊义入伙时同样如此，“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都搬来装在车子上，往梁山泊给散。”　　
当水泊梁山队伍不断的壮大以后，单靠头领们无私的奉献和间或的拦路抢劫已经无法解决钱粮经费之时，攻破城池，打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就成为破解山寨钱粮难题的必然选择，而这一切必然激起整个统治阶级的愤怒，带来疯狂的报复，这也是后来各位好汉结局悲惨的主要原因之一。　　
梁山好汉头一个打破的是无为军，一方面惩处了宋江的仇人黄文炳，一方面抢劫了大量的财物，“众好汉把他从前酷害良民，积攒下许多家私金银，收拾俱尽。”　　
第二次，则出动了近万人三打祝家庄，最后劫掠了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的偌大家私。其中原因还是宋江说得好，“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那个鼓上■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日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们生事害他，其实那厮无礼。哥哥权且息怒，小可不才，亲领一支军马，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誓不还山。一是与山寨报仇，不折了锐气。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三则得许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夥。”　　
结局当然是梁山好汉皆大欢喜，但首先是祝家庄遭殃，“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石秀禀说起：“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济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宋江听罢，叫石秀去寻那老人来。石秀去不多时，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拜见宋江、吴学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永为乡民。“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尽数装载上车，金银财赋，犒赏三军众将。其余牛羊骡马等物，将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庄，得粮五千万石。”既打击了有心与梁山作对的土豪劣绅，又解决了经费。　　
其次是扈家庄受害，“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我始终怀疑李逵是受宋江指示，顺便劫掠了扈家庄，断了扈三娘的后路。　　
三是李家庄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家财不保，“李应连忙来问时，妻子说道：“你被知府捉了来，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带领二百来士兵，到来抄札家私。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将家里一应箱笼、牛羊、马疋、驴骡等项，都拿了去。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李应听罢，只叫得苦。”　　
如果说打击小的土豪劣绅还不至于激起统治阶级的愤怒，那么袭破大的州府就足以让梁山好汉无法回头，明着看，梁山每一役都收获颇丰，细细分析，和统治阶级结的冤仇越来越深，直到无法调和。　　
高唐州之役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共有二十馀辆车子，叫李逵、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处斩于市。再把应有家私并府库财帛，仓■粮米，尽数装载上山。”因为斩了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高廉，得罪了掌握军权的殿帅府太尉高俅，立刻招致他的报复，派来了呼延灼、韩韬、彭屺携带铁甲骑兵，汤隆携带重炮队的围攻。　　
又因呼延灼败战之后畏罪潜逃到了青州，因缘际会，梁山好汉又袭破了青州，“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一齐拥将入来。宋江急急传令，休教残害百姓。且收仓库钱粮。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便教救灭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抄紥家私，分■众军。天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把府库金帛，仓库米粮，装载五主百车，又得了二百馀疋好马，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放火烧毁寨栅。鲁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龙山，与张青、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也烧了宝珠寺寨栅。”但是因为“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连皇帝身边能吹枕头风的人也得罪了。　　
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先后行刺蔡京的门生贺太守不着，引得梁山军队长驱几百里打破了华州，“解珍、解宝弟兄两个，身边早制出短刀来，一脚把贺太守踢翻，便割了头。……杀死军兵人马，劫了府库钱粮，城中杀死军校一百馀人，马疋尽皆虏去，”又得罪了文官集团的首领蔡京。　　
这些战役梁山好汉们设计取巧的居多，硬碰硬靠实力的战役就是曾头市。　　
实际上曾头市的实力并不很强，戴宗经过侦察回来报告说，“曾头市上，共有三千馀家。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这老子原是大金国人，名为曾长者。生下五个孩儿，号为曾家五虎：大的儿子唤做曾涂，第二个唤做曾参，第三个唤做曾索，第四个唤做曾魁，第五个唤做曾各。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一个副教师苏定。去那曾头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马，紥下寨栅，造下五十馀辆陷车。发原说他与我们势不两立，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做个对头。”　　
但是，晁盖带领着五虎将中的林冲、呼延灼，八骠骑中的徐宁、穆弘，马军小骠将中的孙立、黄信、燕顺、欧鹏、邓飞、杨林，步兵头领中的刘唐、杨雄、石秀，步军将校杜迁、宋万、白胜，水军头领张横、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一共是二十一位好汉，五千兵马攻打的结果，是损失喽啰1200人，自己一命呜呼。　　
这场战役让宋江认识到，梁山好汉的整体实力还差得很远，要想扬威宇内，还得招来一些更有本事的真正的一流高手。为此，梁山瞄上了卢俊义。　　
大名府之役梁山最大的收获是武功超一流的武林高手玉麒麟卢俊义，其次是大刀关胜，还有以下的6-7位好汉，钱粮倒是其次，顺手牵羊而已。“便把大名府库藏打开，应有金银宝物、段匹绫锦，都装载上车子。又开仓■，将粮米■济满城百姓了。馀者亦装载上车，将回梁山泊仓用。”　　
我始终怀疑宋江一开始就明白自己要走招安的道路，所以故意让梁中书逃出生天，“当下梁中书、李成、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投南便走。正行之间，又撞着两队伏兵，前后掩杀。李成当先，闻达在后，护着梁中书，并力死战。撞透重围，脱得大难。头盔不整，衣甲飘零。虽是折了人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了。……梁中书、李成、闻达、王太守各家老小，杀的杀了，走的走了，也不来追究。”否则明知道梁中书当年赏识杨志，为何把杨志放在能够快速追击的马军第四队做策应？明明是让他演一场“捉放曹”去了。　　
报了曾头市一箭之仇，又得“抄掳到金银财宝，米麦粮食，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给散各部头领，犒赏三军。”但是，由于家大业大，钱粮始终不敷使用，所以才有了借名正言顺立梁山泊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之事，且看，“宋江又道：“如此众志不定，于心不安。目今山寨钱粮缺少。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却有钱粮。一处是东平府，一处是东昌府。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今去问他借粮，公然不肯。今写下两个阄儿，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
　　《水浒传》的结局为什么是招安？（七）　　打破东平府效果很寡淡，得了一员大将双枪将董平，“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装载粮米上车。先使人护送去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东昌府的效果稍好一点，得了一员大将没羽箭张清，两员副将龚旺、丁得孙，“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　　但是水泊梁山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英雄排座次这样一个异常灿烂的场景只能说明梁山已经不堪重负，排座次的结果实际上就是向外面宣布，梁山已经不需要别的好汉了，压倒它的最后一根稻草，依然是钱粮。　　　　有人问过这样一个问题，鲸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为什么上了岸无法生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它们的体重常常变得过重，由于在水里是体重由整个身体受到的浮力抵消所以问题不大，但来到陆地后全部体重都压到与地面接触的腹部，导致压强过高，血液循环受阻，心脏负担过重，最后心里衰竭而死。”　　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是梁山最后的辉煌。古语说的好，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最为重要的是，不能从战争中缴获到东西，不能以战养战，解决梁山的钱粮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这时的梁山，大约有近十万人，这话是燕青说的，“太尉在华州降香时，多曾伏侍太尉来。恩想缘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课内，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济。宋江等满眼只望太尉来招安。若得恩想早晚于天子前题奏此事，则梁山泊十万人之众，皆感大恩！”这十万人既包括能征惯战的小喽啰，也包含后勤杂役人员，还包括很多家属。　　北宋时期，中原地带马匹甚缺，骑兵按照十分之一计算，也有将近一万匹马，另外可能还有后勤部队的骡子、毛驴、 耕地的牛。　　北宋时期的沈括曾经记载了北宋士兵的口粮标准，每天人的口粮标准是两升米或者一升麦，马匹一天两升生谷。按照这个标准计算，十万人一天得吃麦1000石，马匹一天得吃生谷200石。一年下来，维持全盛时期的水泊梁山粮食一项就需要365000石麦，73000石生谷。　　按照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由于连年战争土地无人照料，比较贫瘠。其次，天气异常干冷，粮食的亩产量是比较低的（当时一亩等于现在的0.9亩）。“兴定三年（1219）正月侯挚说：“河南军民田，见耕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金史•食货志》）麦粟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还是亩产2石。”我们这里按照一亩地产麦一石算比较靠谱一些，水泊梁山毕竟在北方，好汉们纵横的州县也在北方。　　在这里我们依据一些数字做一个推导：　　1、北宋初年，天下苦于五代十国时战乱频仍，抛荒之田很多，经统治者历年鼓励垦荒，收效卓著，据《宋史•食货志》农田卷记载，“天下垦田：景德中，丁谓著《会计录》云，总得一百八十六万余顷。以是岁七百二十二万余户计之，是四户耕田一顷，繇是而知天下隐田多矣。又川峡、广南之田，顷亩不备，第以五赋约之。至天圣中，国史则云：开宝末，垦田二百九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顷六十亩；至道二年，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二百五十一顷二十五亩；天禧五年，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三十二亩。”　　2、北宋时的人口，“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元丰（1078年—1085年）年间，全国有户1，600万。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有户2，000万（实际各路相加为1，730万）。北宋大观三年户数达2，088万，人口约11，275万。”　　3、关于土地分配政策，大多数新王朝建立伊始，因为战乱造成百姓流离失所，土地抛荒严重，“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景象很普遍，一般都会进行土地的再分配。这个时候，一个是在缴纳租税上给与优惠政策，轻徭薄赋，保证农民垦荒，发展农业的积极性，二是在社会经济有所发展以后，注意土地兼并问题，防止土地过分集中，影响农民生机。　　北宋王朝承接于北周，由于没有经过大规模战争，没有进行土地的再分配。　　宋太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书言事，建议积谷务农，恳田增收，获得了太宗皇帝的赏识，下令条奏。陈靖提出了土地再分配的办法，“以膏沃而无水旱之患者为上品；虽沃壤而有水旱之患、埆瘠而无水旱之虑者为中品；既埆瘠复患于水旱者为下品。上田人授百亩，中田百五十亩，下田二百亩，并五年后收其租，亦只计百亩，十收其三。一家有三丁者，请加受田，如丁数五丁者从三丁之制，七丁者给五丁，十丁给七丁；至二十、三十丁者，以十丁为限。若宽乡田多，即委农官裁度以赋之。其室庐、蔬韭及桑枣、榆柳种艺之地，每户十丁者给百五十亩，七丁者百亩，五丁者七十亩，三丁者五十亩，不及三丁者三十亩。除桑功五年后计其租，余悉蠲其课。”结果因为成本太高，虽然太宗皇帝多次下诏实行，大臣们始终不肯认真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4、北宋时期，耕地是按照成年人（丁）拥有的（不一定都有土地所有权），大致是每丁40亩，一年的租税大致是一斗，“（宋初）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两等。中田一亩，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亩，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又言此数“自熙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增益，始不一矣”，“ 王方贽受命均其杂税时言：“亩税一斗，天下之通法”。”　　按照全国人口最繁盛时计算：　　1.1275亿（人口）÷2088万（户）＝6（人），每户有六个人。　　宋朝的时候，北方基本上用家业钱(又名家业贯陌、物力等)分户等，南方大部分地区则用税钱。家业钱是将各户的田亩和浮财，统统折算成钱。“自第一至第二等兼并之家，占田常广……自第三至第四等中下之家，占田常狭。”吕陶在《蜀州新堰记》中说：“西南虽号沃壤，然赋敛百出于农，耕夫日夜劬劳，而三时有馁色。百亩之家占名上籍，而歉岁或不免饥。”乡村下户从“有常产”的角度讲，应为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北宋仁宗时有记载说：“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　　关于上下农户的比例，孔文仲说：“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这是低比例的估计，还不足10％。孙谔说：“假一县有万户焉，为三分而率之，则民占四等、五等者常居其二。”这是高比例的估计，约占33％。　　按照中等人家考虑，每户农民有两丁计算，每户拥有土地80亩。　　作为农民家庭，自给自足的经济要求农民们最大限度的生产出自己需求的所有东西来，没有办法的才去交换，所以80亩土地都去种粮食是不现实的。做衣服需要种棉，种桑；一年四季的蔬菜、瓜果也得自己出产；80亩地没有一头牛耕种运输是不可能的，而牛不光吃草，还要吃饲料。（政府要求农民养活国家的马匹不算在内）所以可以耕种粮食的土地最多占到一半。　　那么40亩地可以出产粮食（麦子）40石，我们再来看看农民的粮食开支。　　宋代军人的伙食标准不算很高，身高一米七二以上的后生，一天吃一升麦，也就是1.2市斤，（1石=10斗=100升，约等于120市斤）估计没有猪羊牛肉这些高脂肪高蛋白作为支撑，是无法满足高强度的训练和作战需求的。《水浒传》中多次描写作战当中杀猪宰羊的情形，比如，好汉们在江州劫了法场，跑到穆弘家里时，“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杀了十数个猪羊，鸡鹅鱼鸭，珍肴异馔，排下筵席，管待众头领。”农民一年到头吃肉的机会不是太多，所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才格外具有吸引力。　　古时候农民一日多为两餐的，以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生活习惯。早餐在7点——9点左右，吃的多些，因为要应付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称为“大食”；下午三四点再吃一顿，因为就要天黑了，不能再去劳动，所以吃得少些，称为“小食”。　　另外，农民吃饭是要看季节的，所谓“忙时吃干，闲时吃稀”，放开肚子吃饭是不许可的。一是土地的单产量很低，供给不足，二是全靠天吃饭，只有平常尽量节约，才能保证水旱灾荒的年馑不饿死。因此《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讲了明君贤臣的政治理想就是，“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农民不可能象士兵那样高的标准吃饭，我们假定每户人家有两个大人，大人的伙食标准是一天一升半；大大小小一共有四个孩子，未成年人标准是成年人的一半，恐怕还要勉强一些，因为有句古话，“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么，六口之家一天的粮食消耗是六升，一年是2190升，约等于22石。　　山西河北的中南部，山东河南一带，一年除了种麦子，还可以回茬一季其他作物，比如谷子，糜子，大豆等等。40亩地一年也可以收获粟40石。　　耕牛的饲料消耗按照战马饲养标准打八折，也就是一升半生谷，那么一年下来耕牛的饲料（生谷，粟）也有6石。　　这个粮食消费标准不算高，剩下不足的部分，人嘛，瓜菜半年粮，牛，可以自己到地里吃草。　　剩下的粮食（麦子）还有18石，皇粮国税要缴纳4石，常平仓每二斗缴纳一升，也就是二十分之一，要缴纳2石。只剩下12石麦子可以供自己支配，还有34石的粟。　　实际上官府收取的正供不算多，十分之一而已，老百姓可以接受。问题是还有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常言说的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政府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名目繁多，大的项目有：加耗（粮食运输储藏有损失，每石加五斗，南宋时比例高达1:1）、支移（指定地点交税，国家不负担运输费用，宋神宗时，每石贴脚钱三斗四升）、折色（不收实物折换银两或指定的实物）等等，还有其他我记不住的的种种苛捐杂税。总之，这些苛捐杂税的总数与正税相当，甚至高于正税。我们按照比较低的六石来计算。　　据此看来，一户自耕农的农民家庭，辛辛苦苦一年，而且必须是丰收年馑，一年可以富裕6石麦子，34石粟供自己支配。中农不同于贫农，在时头八节要改善生活。居家过日子，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不可能样样自己生产。提高生产效率要用农具，过日子要用瓷器铁器。这些都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去交换。　　试举两例，一是“宣和四年(1122年)，榷货务报告道：“古有斗米斤盐之说，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时盐价斤为钱六七十；今米价石两千五百至三千，而盐仍旧六十。””二是“绍兴六年(1136)朝廷在江淮州县组织流民建庄屯田，并给钱建造草房，“每间破钱三贯”。每户一般是2．5间到3间，且以3间草房计，造价为9贯。那么其余的就是购买农具的价钱了，也即一户农家全套必须的农具价钱，大约是30余贯。这全套的农具，包括什么呢?朝廷同时给在淮南屯田的农户配置的是：“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各一副，锄、锹、镢、镰刀各一件。每牛三头，用开荒列裂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车一部，石辘轴二条，木勒泽一具。”30贯当能购买其中的大部分，至少包括犁、杷、锹、镢、镰刀。”　　北宋由于冗官、冗兵、冗费，钱法大坏，再加连年战争对敌国实行的经济战，铜钱、铁钱并出，老百姓深受其害。　　由此可见，宋代农民是很苦的。一遇到连续的水旱灾荒，全家人都活下去，是相当的不容易。而且不光宋代，在旧社会，世世代代的农民始终挣扎在温饱线上，无法摆脱水旱灾荒之下全家饿死的阴影。　　直到2000年河北监利乡镇书记仍向朱镕基总理进言，慷慨直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所以，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如果是租种别人的土地的下户（比例是整个农户的三分之二），那么支付的地租比例还要占到收成的40%，当然这只限于一年生产的第一季作物。所以和现代农民一样，农忙之余，很多大宋朝的老百姓一样出去打工挣钱补贴家用。　　北宋时的疆域是280万平方公里，按照可耕地亩（约等于35万平方公里）计算，可耕地大约占12.5%。北方可耕地比南方的少，我们按照10%计算好了。　　绕了这么一个大的圈子，我们再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