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友书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大青山的罪恶活动 批判资料 可达9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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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夜，大雾弥天，寒意袭人，我辗转难眠，起身从书柜取出一本书，深红色的布面封皮上没有字，书脊上印着“马列主义五大名著汇编”。翻开封里，浅黄色的画面有两支点燃的蜡烛，在漫漫长夜发出温暖的光芒。再翻开首页，上端有两行工整的毛笔字：“赠李井泉同志毛泽东”。
　　这本书是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的，收存了《共产党宣言》、《论共产主义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父亲一直珍藏身边。1966年2月，不知父亲出于何种考虑，将这本书拿出来，让子女们传阅。随之而来的“文革”风暴中，书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抄走。1973年，父亲恢复组织生活，经一再追索，学校将书归还予他。1977年春我入党后，父亲十分高兴，郑重地将此书交给我，要我认真学习，好好保存。父亲已去世20年，随着岁月流逝，他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记忆。每当我看到这本书，就想起他，他一生追求理想，献身革命，历经坎坷艰辛，信念却终不泯灭，一如冬夜的红烛。
　　农民的儿子
　　日，父亲出生在江西省临川县唱凯镇仓下村，祖父是一位乡村知识分子，土改时李家被定为中农。家乡的老屋至今完在，青色的瓦，灰色的砖墙，屋檐下的横梁上用墨汁写着一个字，“春”。燕子年年飞来这里筑巢，至今不息。屋前有一个大水塘，水源丰足，水色清亮，父亲从小就在这口水塘冲凉沐浴。
　　村里许多人家都姓李，取名讲究辈份，父亲属泉字辈，除了他，村里还有金泉、思泉、涌泉、岩泉等，文革中我回乡务农时，称呼他们“叔叔”。他们说起我父亲，就像说起自家人，称道他从小爱念书，懂道理，敬长辈，做事勤快。
　　1960年，父亲回过一次家乡，看到农村的孩子们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就请求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村小，周边村子的孩童也可就近来读书。学校建成后，深得村民们赞许。
　　仓下村附近有条河，河对岸有粮站，一条路通往多个乡镇。百年前河上有座石桥，被洪水冲塌后，一直没有重建，行人过往靠船摆渡，汛期一来，渡船经常停渡，村民们出行和过河交售粮食甚难。1974年，父亲再度回乡，乡亲们反映修桥愿望，他深为牵挂，当即建议地方政府修桥。桥完工后，可通汽车，方便行人，有利商贸，甚得民心。当地百姓取名为“万年桥”，并在桥头立碑一座，凿文铭记。
　　父亲对家乡父老关怀有至，却从不厚待自己的亲属。他的弟弟被国民党抓捕，去世后留下子女二人，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把他们接到成都念书，读完中学后，侄子在成都一家工厂当工人，侄女回到唱凯镇当供销社售货员。父亲的弟媳妇一直是农民，住在仓下村，父亲的三个姐妹，也一直在乡下务农。文革中，我和妹妹大蓉、二蓉回乡插队，常到姑姑家“走亲戚”，见到她们养鸡种菜，纺棉织布，以勤劳为生，毫无抱怨，对我们则关怀备至。
　　1928年，父亲所在的红4军25师在广东大埔县展开游击战，被敌人追剿，父亲与部队失散，躲进深山老林，幸遇农民黄书声相救，把他藏起来，每天给他送饭送水。此后他在大埔、梅县一带领导地下斗争，直至重返部队。解放后，父亲一直挂念着黄书声，委托广东省委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黄氏一家人。1960年，我随父亲去广州，见到了这位朴实敦厚、笑容腼腆的恩人。握着他粗砺的双手，我深深感动，因为他没有向父亲提任何希求，只是同桌吃了一顿饭，就回乡下去了。经历了文革数次抄家，我保存的家庭照片被烧被毁，几乎荡然无存，可是父亲和这位广东农民的合影照，却奇迹般地保留下来，留给我珍贵的记忆。
　　三年自然灾害，让所有中国人都意识到“温饱”二字的深切含义。面对买棉布要凭布票的困境，身为四川省委书记的父亲，决定在四川农村推广种棉花。四川盆地气候潮湿，雨水多，日照少，适合种棉吗？许多人心中有疑虑。但是父亲一心一意要种棉花，首先就从他住的院子动土。几乎在一夜间，省委书记的大院里所有花草被拔除，种上了棉苗。父亲请来了简阳县农村的种棉高手张泗洲，让他指点如何施肥浇水，修剪枝叶。这位农民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客，大院里负责执勤的解放军战士则成了他的得力帮手。
　　父亲对种棉花到了痴迷的程度，天不亮他就起床，到棉田里转悠，看这看那，晚上他也不停息，拿着手电去看花蕾。一遇刮风下雨，花蕾或棉桃受损，他就脸色阴沉，我们只好躲远一点，否则他会朝我们发脾气。
　　那一年，我读书的中学也响应省委号召，开始种棉，足球场边的空地全都变成了棉田。父亲得知后，非要我抱两盆棉苗送到学校去，说是推广新品种，我不太情愿，他就发火了，说我不爱劳动、思想有问题，叫人通知学校，不许我参加五四青年节入团宣誓，我的宣誓只好延期到六月。
　　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带头种棉花，终于收获了成果。四川地区不能种棉的禁忌被打破。直至今日，四川还有一定规模的棉花生产，简阳县所在的资阳市是全省棉花主产地之一，每年棉花产量为3.5万吨。
　　1969年知青下农村，我去了父亲的家乡，那里是棉花产地，我才体会到种棉的乐趣，远胜过种水稻。采摘棉花的季节，天空总是湛蓝湛蓝的，阳光和煦，清风送爽，穿行在棉田里，真是大自然里的一种享受。我想到父亲少年时候也采摘过棉花，也一样快乐无边。
　　“文革”中，父亲身陷牢狱，却依然关心农村问题，挂念农民的生活。1972年，我们通过多次申请得到“上面批准”，从江西去北京看望他，当时他被“特护”，关押在北京政法干校的秘密监狱。见面的地点被安排在西郊八里庄一个军营，他每次坐车去，路上都要被蒙住眼睛。由于他被长期单独关押，没人说话，加之脑血管硬化，记忆力衰退，第一次见面时，他不认得我们几兄妹，完全忘记了我们的名字，讲话的能力也严重退化，半天讲不出一句话。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情况才有好转。
　　他听说我和妹妹在江西农村务农，就要我们作农村调查，并开了一张很详细的单子，想要了解解放前和建国后唱凯镇、仓下村各方面情况。我写了一份《江西农村考察报告》给他，报告中对农村受“左”的干扰、农民生活困苦不堪作了如实讲述。父亲看了后很不满意，给我回了一封长信，用铅笔写在活页纸上，足有7页纸。这是我一生中，父亲第一次给我写信，也是唯一一次。他在信中对我反映的许多问题表示不解，因为他被关押多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在信中，他批评我的思想方法不对，“很危险”。我理解，他是担心我“因言获罪”，遭到与我二哥明清同样的不幸。
　　1973年父亲被“解放”，重新担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到过不少地方的农村做调查。他曾就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给党中央写过一个报告。1978年，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认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要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
　　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卸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到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来源：《党史文苑》）
&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这个老狗杂种还在四川吗，建议论坛的四川人看见这个狗崽子，就是一顿爆打，给60年代死去上千万四川人出口恶气
无耻的谎言，的传播者可耻！&
说得好，爆打狗崽子，为死去的千万四川人出囗恶气。&
贱人、垃圾李井泉，真的是一头好警犬~！！！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明白了那一批批进局子的都是些啥鸟了吧！？
李井泉罪恶滔天，亏得他儿子把他写的如花一般。
这些红二代缺的就是人心，若是一朝得手，人民又会下地狱。
这个老杂种绝对应该鞭尸。青山还在，冤魂未散。
他们对人民的悲惨下场，没有丝毫怜惜 。。。
可悲的是：四川还有许多不是人的“毛人”！！！&
峨眉山下生 发表于
明白了那一批批进局子的都是些啥鸟了吧！？
:sleepy::o
明明是风调雨顺，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还在想把作的恶漂白呀！
id="copy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四川调粮动用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句话啥意思？）:dizzy::dizzy::dizzy:
早期毛左，恶贯满盈
　　太瓜了。不提还好，一提又惹川渝民众想起伤心事。狗杂种居然宣布四川粮票作废，原因有人作假，害死了好多人。
wls825 发表于
明明是风调雨顺，却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还在想把作的恶漂白呀！
:sleepy::o
东方风来 发表于
　　太瓜了。不提还好，一提又惹川渝民众想起伤心事。狗杂种居然宣布四川粮票作废，原因有人作假，害死了好 ...
家父提到过这件事，说听到粮票作废，一些女职工嚎啕大哭。
草根一族 发表于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 ...
这个杂种小子竟然用美国人来替他父亲消罪。
诸位有空，查一查哈佛大学有没有叫 Ezra Vogel 的教授。如有此人，把这段话发给他，看他有个什么说法。
此人既然是中国问题专家，肯定是熟悉中文的。
有如此恶魔为父，子女应当羞愧难当，终身赎罪！
当然，狗父有犬子，也可同臭万年。
杨柳河畔 发表于
这个杂种小子竟然用美国人来替他父亲消罪。
诸位有空，查一查哈佛大学有没有叫 Ezra Vogel 的教授。如有 ...
:sleepy::P
右拐打左灯 发表于
有如此恶魔为父，子女应当羞愧难当，终身赎罪！
当然，狗父有犬子，也可同臭万年。
这些喝狼奶长大的红二代，在今日社会仍然占有主导地位。
其中某些人，做梦都想恢复老爹为所欲为的时代。他们一旦得手，对人民就是灾难。
一个极左路线的领军人物，好大喜功，虚报浮夸，执政残暴，千万饿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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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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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美国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新旧中国作过这样的对比：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层层压榨之下暗无天日的社会。是一
个农村整个破产，工业被帝国主义全盘控制的社会。用鲁迅的话说，是一个吃人的社会。”
“受了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产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叁世界产生了新的世界观，在
发达国家里产生了对人的价值观念的重新估定。”[i]芝加哥大学历史系何炳棣教授说：
“毛主席将一盘散沙、各自为谋、忍辱待毙、任人宰割的旧中国变成为艰苦卓绝、急公好
义、勤仆俭武、自力更生，受到全世界尊敬的新中国。”“从客观历史观点看，毛主席无疑
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对人类影响最大的人物。”[ii]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埃斯科瓦尔&#183;萨洛姆
甚至这样认为：“没有毛主席的形象，就写不出二十世纪的历史。”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
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发生在欧洲的历史事件，毛泽东所发动的中国革命则更深刻地改变
了这个世界的结构。彭德怀元帅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后说， 帝国主义只要在海岸上架起几尊
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有力地扭转了人类的历史，扭转
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告诉人们：帝国主
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然而，当今天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面前土崩瓦解和
全面溃败，当资本主义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了的时候，再来谈论社会主义，谈论毛泽东，已经
成为了一种冒险。今天即使是在中国，毛泽东的影响也正在日渐消失。在知识分子所掌握的
各种媒体上，毛泽东被涂描成为一个封建暴君，毛泽东的时代被涂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
的时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被视为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是饥饿和迫害的象征，甚至被他们称
为“国耻”。当然在中国，也有人在怀念毛泽东，而且这些人比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数量要大
得多，但是他们与任何话语权力无缘， 因此这种怀念在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上几乎没有
公开表达的可能性。他们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这也因此使我一直对“言论自由”的可
能性和有效性充满了怀疑。言论自由真正能够使所有的观点都能够得到正常的表达吗？尤其
是能够使资源和权力匮乏的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意志能够获得表达的机会吗？）中国的沉默的
工人和农民以他们的方式怀念着毛泽东□□这位人民共和国的缔结者。当中国的官僚和知识
分子极力丑诋毛泽东的时候，他们却把毛泽东神化了，他们把毛泽东当成他们的保护神。在
城市，司机们在他们的驾驶室里挂毛泽东像；在农村，农民为毛泽东修建清官祠。尽管工人
和农民的这些表达在意义上是含混的，但是却与官僚、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
的对照。毛泽东在今天中国被分裂成为完全不同的两幅肖像，正像今天的中国被分裂成为官
僚、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两个不同的中国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表征着今天中国官
僚、知识分子与工人和农民之间政治、经济利益之间的严重的分裂和思想的巨大的鸿沟。在
今天，毛泽东（如果不是诅咒毛泽东的话）已经成为了权力话语和知识话语的 一种共同的
禁忌。在１９９９年国庆５０周年的时候，即使是官方也很不情愿把 １９７９年以后“改
革开放”的２０年与毛泽东的时代联系起来，人们感觉不是 国庆５０周年而是国庆２０周
年。倒是一位外国记者把５０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理 解，并且把它和另一个同样是大国的实
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邻国印度进行了比较。 １９９９年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
驻北京记者罗恩&#183;特姆佩斯特的 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五十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
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 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
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
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五十年的时候， 却不得不承认
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 善其人民──包括最穷
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 、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
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好在哪里
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 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
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
方面，差别更大。 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
识字率， 而印度为52%。从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
3 .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
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 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
挝和孟加拉国。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
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
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年三年自然
灾害和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
19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
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
教、迷信、秘密会社、叁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
经济学家阿马提亚&#183;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 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
（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这样一种历史的思
考方式启发了中国的一位名叫韩德强的年轻学者，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周年国庆前夕
写下了《五十年、叁十年和二十年》一文。韩德强的文章遭到了来自知识分子合作撰写的慝
名文章的攻击和诽谤，对毛泽东的否定代表了今天的政治正确。因为这种不容置喙的困境，
所以借用他人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话语就成为了这篇短文的一个特点。
实际上毛泽东思想是一笔含糊不清的遗产，有人认为毛泽东所推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至少
不能把它称为社会主义，因为它距离马克思所描述的社会主义非常遥 远，８０年代的改革
派就认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笔封建主义的遗产；然而，它无论如何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
明确反对私有制，９０年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就是要使历史转向毛泽东时代的反面。毛泽东
一开始定义他们的事业就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现代中国的
基本特征是所有社会阶级都是软弱的，因此在现代中国所建立的是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
级等组成的联合专政。毛泽东说：“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
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
政。”[iii]莫里斯&#183;梅斯纳指出：“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２年新政权主持的土地改革运动
中，在农村地区废除了传统的社会经济关系，消灭了绅士地主阶级，并且重新把土地分配给
农民。……不过，土地改革运动虽然具有激进的社会意义，它决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用马列
主义的术语来说，废除资本主义前的土地关系仅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要进程的一部分，
它是创造真正的全国性市场和政府所需要的基本措施。用毛泽东主义的术语来说，土地改革
也是‘资产阶级’革命阶段的一幕。”[iv]但是，当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毛泽东决心
将它迅速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与刘少奇等
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刘少奇等人认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时期，
也就是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发育成长。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的报告中仍然肯定
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在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很快就宣布进行农
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文革结束以后，尤其是９０年代以来，对
毛泽东这种急剧的转变提出了批评，认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封建主义，并且因此提出中国
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 一课”。然而，如果在今天简单地提出“补资本主义这一课”的
话，那么它却包含了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的简单化理解。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间的中
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被称为大革命）以国共分裂而告结束，这场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
的失败，而且也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１９２７年国民党的“清党”使它丧失了对于社会
底层的有效动员，它没有能够完成土地革命，使得国民党成为了一个脱离了社会基础的孤立
的军事利益集团。确实不论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事业的贡献是多么有限；然而，毛泽东
却有力地扫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完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没法完成的历史任务，他完成
了土地革命，建立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
必要的前提。毛泽东高度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是实际上这个国家一直并
没有放弃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 一直是
国家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在文革后期１９７５年１月的四届人大会议上提出来所
以是并不意外的。莫里斯&#183;梅斯纳说：“毛泽东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设想：使
现代工业化手段同社会主义目标相调和的独特尝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毛泽东时期所
独具的特色之一。无疑，这就是毛泽东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泽东派的主张。但是，毛泽
东作为一位推进经济现代化的人物终于比他作为一位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功得多。当然，这
种情况并不与一些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通常认识相一致。这些人说毛泽东为了‘意识形态’而
牺牲了‘现代化’，并且宣称，当这位已故的主席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乌托邦而着
手进行一种无效的追求时，经济的发展被忽略了。实际的历史记录表明了一个相当不同的进
程，而且这一进程实质上是一个迅速工业化的过程。……在毛泽东时期，工业总产值增长３
８倍，重工业总产值增长９０倍。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７７年，工业产量以年平均13.5％的
速度增长；如果从１９５２年算起，那就是11.3％。这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和主要发达
国家在同一时期取得的最高增长率；而且，中国工业产量在这个期间增长的步伐，比现代世
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所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v]更重要
的是，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这种经济建设的成果不是为一部分所垄断，而是相对公平地为全
社会所分享。也正是这样，毛泽东接管政权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３５岁，而当他的
统治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达到了６５岁。也就是说，在他统治中国的２５年里，中
国的人均寿命翻了不止一番。与此同时，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降低到了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
平。中国的基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已经基本普及了廉价的中学教育，保证所有的人都
能够进入学校；“赤脚医生”尽管在后来的岁月里遭到了嘲笑，但是对于从来就是缺医少
药，得不到现代医疗保护的广大农民来说，确实减少了他们的疾病，延长了他们的寿命；不
仅城市职工实现了免费医疗，在广大农村也建立了合作医疗，不仅在城市建立了职工退休保
障制度，在农村也建立了严格的“五保户”制度，使需要救济的农村社员获得基本的生活保
障。正是在这些方面体现了这个政权的一些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所进行的又确
实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资产阶级革命，正如美国学者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
发展》所说的那样：“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推进现代化的人
物’，既不能公正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不能让我们有一个足够高而强有力的判断标准
去评估他们的成败。”[vi]
我们通常低估了毛泽东时代的成就，或者仅仅把它理解为一场灾难。这是与我们 通常的观
察角度有关的。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农村医 疗条件得到前所未
有的改善，“上山下乡”改变了城市对于农村的单纯汲取的政 策，毛泽东时代杂交水稻的
试验为８０年代粮食产量的突然提高奠定了技术基础 ，２０年来农村的发展仍然受惠于毛
泽东时代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人们都道文革时期高等教育遭到了严重破坏，但是基础教育
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现在被谴责的‘文革十年’里，农村中、小学的注册人数引人注
目地增加了，十年里 小学的注册人数从大约1.16亿增加到1.5亿人，中学的注册人数从1500
上升到580 0万人。”[vii]在文革后期，已经开始普及了中学义务制教育。然而，今天九年
义务制教育却依赖于“希望程”。毛泽东时代为国家的长远利益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邓小平时代的物质繁荣正是毛主席时代所积累的巨大潜力突然释放的结果。相反，二十年来
对于毛泽东时代资源的单纯的掠夺性利用，不仅使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下降，使得
９０年代以来水旱灾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灾难性影响成为了经常性的；而且也毁坏了我
们这个民族无形的道德基础。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人们不能也不应该遗忘：那些事件是大
失败，而且使许多人丧生。然而，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一定在不忽略那些污点和罪过的情况
下，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作为
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利益和人类利益的时代载入史册。”[x iv] 毛泽东在赤脚医生、农村合
作医疗、控制和消灭流行疾病、农村水利基本建设、 消除贫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扫
盲、夜校等许多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这些方案正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地铺展开
的，这些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特殊贡献。这些当然都还做得不够，但哪一个政府会去做这样一
些事情，甚至想到去做这样一些事情呢？毛泽东时代犯了许多错误，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比如发生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如果毛泽东
时代存在着“红色恐怖”的话，在海峡和大洋的另一面存在着同样的“白色恐怖”：国民党
政权在台湾实行军事统治，台湾省的戒严直到毛泽东逝世多年以后才解除；美国歇斯底里的
麦卡锡主义。）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利用计划经济和国家有 效动员的优势发展了生产和国家
建设，在国家工业化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它也造成物质资源尤其是人民的劳动、热情
和理想的极大浪费。以胡风案为代表的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迫害，大跃进，反右和文化大革
命是巨大的历史灾难。灾难的重要根源在于思想、学术和新闻、言论自由没有得到制度性的
保障。毛泽东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人们忘我热情以及他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相比
较起来是黯然失色的。８０年代初，农民和知识分子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充满了
感激之情。然而，邓小平时代不应该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单否定， 反过来，毛泽东思
想也不能看作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简单批评。毛泽东的遗产的某些方面仍然在困扰着今天的中
国，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解决民主的问题。民主是一种制度，同时，民主也是一种传统。
毛泽东曾经为中国人提供了“大民主”，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大民主”遭到了否定。不
论怎样，如果今天我们对于民主仍然怀抱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态度，那么带给中国的就可能
并不是进步，而是灾难。《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说：“研究中国社会的任何方
面，如果不从中国共产党努力改造中国社会这一背景出发，那简直是毫无意义的。”[xv]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
义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尤其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加充满活力和开放性。毛泽东相对于正统马
克思主义来说，它更重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重视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毛泽东的
“群众路线”的思想补充和修正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是，毛泽东却似乎对制
度建设缺乏真正的兴趣和足够的耐心。 社会主义实践所遭受的挫折和失败一方面因为它受
制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也因为第叁世界革命内在地包含的历史矛盾。毛泽东思想
是中国传统的，还是西方现代的，我们应当抛弃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看法。我们今天不应该再
简单地用“进步”这样一个时间观念来评价一种思想，用单纯的“赶超”思维来对待今天中
国与西方在经济和社会上的距离。在今天我们不应该是简单地适应西方的模式，而是要以提
升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作为目标，我们不能通过毁灭人的尊严而获得“发展”，而
是应该使人类的生活更加人性化。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否定过
发展，而是相反，“只争朝夕”。毛泽东一方面遵循现代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又试图克服现
代化的后果。毛泽东在现代性的悖论与困境中的挣扎奋斗使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充满
了误解。比如很多人责难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批判“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亿人”；然而，事实
上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所观察到的，中国一面批判马寅初的理论，一面实行计划生育：文化大
革命的混乱秩序使计划生育政策受到挫折，１９７０年以后，这项政策逐步走向严格，每对
夫妇只能生两个小孩，并为实施政策而建立了严格的奖励和处罚制度，采取避 孕措施有时
甚至连妇女的月经期都受到了单位和邻居的监视。”[xvi]实际上相反，中国５０年来的根
本思维并没有脱离现代化和“发展主义”的轨道。今天中国的思维却仍然缺乏对“发展主
义”的必要反思。今天我们继续在“自由”、“解放”、“发展”这些宏伟的叙述下漠视人
们具体的利益和牺牲，“效率优先”和“减员增效”等理论的泛滥正在摧毁我们生存的道德
基础和生存本身，片面的“发展主义”已经导致了“只要发展，不要生存”的灾难性后
果。 今天中国的某些“改革”理论家在历史目的论和“代价”论高高的旗帜下蔑视人民的
利益，然而，毛泽东时代我们正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那些用“市场”来反对“国
家”的理论家也恰恰忘记了不论中国的“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都是由于国家的
推动。弱肉强食是资本主义的规律，然而，中国经济学家房宁却提出“社会主义是一种和
谐”。面对今天日益扩大的社会阶级差距和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社会主义是一种和谐”
的理论犹如空谷足音。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思想对于现代性的丰富，它的丰富的批判现代性
的内容。批判现代性既是现代性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又具有反思的特点。毛泽东思想是中国
现代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现代性和批判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中国自近代西方资产
阶级现代性的思想由严复、梁启超等人传入中国的时候开始，就遭遇到章太炎等人的批判。
辛亥革命以后所引进的比如议会民主所引起的曹锟贿选（用金钱收买议员促成自己当选总
统，那些被收买的议员则被称为猪仔议员）以及政治腐烂，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
上最黑暗的时期，它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带来了明显的耻辱，使中国人对于这一制度充满了
怀疑。今天中国的理论家正鼓吹和设计中国的私有化，和俄罗斯公开的全面的私有化不同，
今天在中国理论界和实际上正在发生一场悄悄的私有化。 一位中国的理论家这样解释私有
化：私有化必须首先搞垮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像一个饭碗，谁要取得这个饭碗，唯一的办
法就是往里面吐一口痰。今天中国的所谓“自由派”迫不及待地要推广的就是这样一种肮脏
的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的合流是中国９０年代思想的秘密，也是理解中国的一
把钥匙。“自由派”鼓吹往饭碗里吐痰，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力往碗里吐痰的，只有
那些拥有“化公为私”的特权的“大佬”才可以往饭碗里吐痰，才有权力“私有化”。有人
把俄罗斯称为强盗资本主义，而有人把中国资本主义的前途描述为：坦克＋私有化。中国资
本主义的设计师把私有化的策略描述为往公共的饭碗里吐，他们对待毛泽东的遗产也是同样
一种态度。然而，我们却不是这样，不想把孩 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与今天许多流行的观
念相比，毛泽东思想可能会被认为不过是异想天开的奇思妙想，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汽车轮
子与人的两条腿之间的区别一样，就像飞机与汽车之间的区别。韩德强在另一篇文章里说：
“不错，文革是一场灾难，但它是在 寻求理想征途上的灾难。正如第一架飞机掉下来一
样，有人会站在旁边冷嘲热讽 ，甚至激烈抨击，飞机掉下了死了多少人，毁了多少物，我
早就说过，铁疙瘩怎么能上天呢？人性怎么能不自私呢？也有人会仔细分析飞机掉下来的原
因，重新考虑飞机的结构、强度、气动原理，再造一架新飞机。人类社会的真正进步恐怕也
需要像研制飞机一样。如果只是简单地否定文革，而不是仔细地解剖其残片， 分析其黑匣
子，那么人类社会仍然会在以暴易暴的循环中难以自拔，甚至有可能会毁于一旦。”在半个
世纪以前，在韩国的领土上发生过一场中国和美国的战争。一方面，中国在不情愿和没有任
何准备的情况下和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相遇，这是包括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和他的敌人在
内都没有预料到的一场战争，因为中国的内战还没有结束，中国国内的统一还没有完成，更
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遭受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欺侮的国家；其结果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之
外，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没有赢得胜利的战争。然而，另一方面当战争结束以后，中国迅
速撤走了自己的军队，而美国军队的占领却成为长期的事实。这不仅是两种不同的战争，而
且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今天由于过分重视眼前的利益而远离了毛泽东的遗产，我们越来越
迷信实力、竞争力、效率，人类的远景正在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毛泽东思想也许不合时
宜， 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是过时的，或者不必要的。曾经担任西德总理的勃兰特说：“ 对于
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久的挑 战。”[xvii]
完稿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８日
----------------------------------------------------------------------
[i] 杨振宁《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巨人》，《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１
９７８年。
[ii] 何炳棣《毛主席功绩永存于世》，《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北京：人民出版社，１
９７８年。
[iii]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６１４页，１９６９ 年。
[iv]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９页。[v]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
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８２－４８３页。[v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
展》，５页，张瑛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vi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２４页。
[vii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４页。[ix]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６６页。
[x] 《儒家文化与工业化》，《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１２５页，王
少如、沈晓虹译，上海：上海叁联书店，１９９７年。
[x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３４页。
[xi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３６页。
[xiii]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２１４页。
[xiv] 莫里斯&#183;梅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４８９页。
[xv] R&#183;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１４卷
序，３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xvi] R&#183;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７６
５页，谢亮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xvii] 《西德政界人士的声明和谈话》，《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１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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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土是毛学专家吗？还是业余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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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对老毛很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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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搞人身攻击。
小泉纯一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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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毛-邓-江-胡这一新中国时期，所走之路虽然曲折，但大方向一直不错。
以毛时代的社会状况，去希望产生西方式的民主和制度是极不现实的。
邓的时代应该成为划时代，很多人批评6.4时期的邓，本人一直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非
常手段！如果任少数所谓自由化人物（他们是藏有私心的）去搞，而国人盲从的话，那将比
苏联悲惨，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基础远比苏联差，又没一人具有当初毛的威望，其结果可能
会导致再次的分崩离析，而西方国家到时只能借机发财！
江的时代应看成是邓时代的延续，没有创新，这一时期应该努力建立合理制度，也许是
忙于巩固地位了，而没有精力所致吧（权且往好的方面想）。
至于现今社会腐败等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有效的建立制度，通过建立完善有效的制度，
并实现政治民主化，则一系列社会问题将得到较好的解决，这一切尽快的实现当然好，不过
欲速则不达。最好也能“软着陆”，那真正是中华民族之幸！
☆系统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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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历史是左棍们的惯用伎俩
本人最早知道1959——1962饿死人是听自己的父母说的，听外公、外婆说的，他们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向我讲述那段恐怖的历史，我当时太小，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他们不会
向我撒谎吧。后来，我接触了一些资料，特别是1989年我看了当时一本著名杂志《海南纪
实》，提到了“信阳事件”，据称饿死100万人，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场什么样规模的灾
难，于是开始关注起这件事。正好，我的大姑父当时任《解放军报》第四版编辑，“信阳事
件”后随红太阳参加郑州会议，他的回忆肯定了《海南纪实》的说法。信阳只不过是一个地
区，却有100万人饿死，全国饿死3000万人不算惊天的数字。一个小小的息县，居然饿死10
万，全国可有2000个县呀，如果简单累乘，是2个亿，不是3000万。当然，不能这样相乘，
因为“灾情”有轻有重。后来上大学时，看了一个英国学者写的《中国大饥荒》
一书，他给了一个数字：3000万。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数字。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对那
段历史至今闪烁其辞，我们只能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有的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
现象”的模糊中去猜测。
但是，含糊其辞不等于没有发生。举个例子，1949年我国人口4.75亿，1958年6亿，这就是
说，在建国初期9年中，我国人口净增1.25亿，平均每年净增1000多万，三年应是3000多
万。看看中国人口变化曲线，你会看到1949——1958人口增长直线上扬，到1959持平，到
1960——1962剧烈下挫1000万。本来应该再增长3000万，却下挫1000万，4000万人口哪里去
了？考虑到因饥饿引起的出生率下降因素，我们扣除1000万，还有3000万人不知去向。因
此，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是非常公正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可是，现在却有左棍跳出来大声嚷嚷“饿死3000万是不存在的”，真让我诧异。再看他们拿
着一些“统计资料”来否认这个常识，而且说得头头是道。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不懂常识，而
是因为出于某种目的而竭力淡化甚至抹杀这段历史。且不说我国的统计工作自大跃进浮夸风
之后变成了“统计统计，胡编乱计”，失去了真实性和权威性，即便是相信他们的所谓“统
计资料”，仍有1000万人难以自圆其说，于是，某些左派抛出了“非正常死亡”论，在《世
界政经论坛》中，一位左棍居然宣称，“非正常死亡”包括被汽车撞死、淹死、自杀而死—
—真是荒谬绝伦。1959年中国汽车相当少，一个县城来了汽车都觉得稀罕，怎么会有1000万
人在3年内“被汽车撞死”？这个数字连号称“汽车王国”的美国都不敢想象；至于说“淹
死”，不是打了红太阳的脸吗？他刚“大修水利”，而且他自称的“自然灾害”恰恰是旱
灾，以至于旱得“河床见地”，在这样的见地的河床中淹死了1000万人？与其说他们淹死在
河里，还不如说淹死在水缸里让人信服；至于自杀而死，红太阳更不会饶恕你们的诽谤，试
想，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农民已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生活得无比幸福，怎么会有
1000万人突然想不开，要自杀呢？
左棍们知识水平不高，在论坛上大都是干嚎两句文革口号，或把别人的文章转来转去，但是
他们无中生有、有中生无的本领却十分高强。但是，比起他们崇拜得五体投地的红太阳来，
他们的本事简直就是小儿科。红太阳一生读的历史书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给左棍们解释解
释，这是指书非常多的意思，怕你们受知识水平局限看不懂，发出“流汗的牛装满了房子和
读书有什么关系”之类的疑问，呵呵），据说他熟读《资治通鉴》，通读二十四史，其本人
可算半个历史学家了，和他半个知识分的身份十分相称。他老人家读了那么多书，明白了一
个道理——残暴的统治必须建立在谎言之上。他老人家的老师，苏联**斯大林现身说法，教
导他“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于是他学会了这一招数，开始系统地、大规模地伪造历
史，运用的得心应手。他是如此感激他的老师，以至于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后，不惜与苏联
决裂，这一点可真是讲义气。
红太阳如何伪造历史？先从他的出身伪造，他家本有13间半瓦房，明明雇着长工，其父亲经
常贩牲口。要在一般人那里，绝对是地主加商贩成分，属于地富反坏之类，为了便于“革
命”，他老人家授意别人给他划成“中农”，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又改成“富农”，真是伟
大的谦虚。伪造了出身，又开始伪造革命史，自称是“一大”的正式代表，把自己描绘成党
的创始人之一，可现在查明，他老人家只不过顶替别人开会罢了。“一大”代表建国后健在
的只有李达和红太阳二人，李达是见证人，于是红太阳把他迫害致死，来了个杀人灭口，死
无对证。上井冈山时，明明是和朱德会师，可他老人家就能改成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会
师，林彪出事后又改回来。等到巩固了领导地位，迎来抗日战争，红太阳又想把自己描绘成
民族英雄，到处写文章宣传抗日，骂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说蒋“丧师失地，一溃千
里”，我初中历史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上大学以前，我一直认为蒋介石有恋日情节，只想
着一头扎入龟田们的怀抱呢，可上了大学，才知道还有台儿庄、淞沪抗战、昆仑关、出师入
缅，日军绝大部分伤亡，都是老蒋造成的。
又看到彭德怀因组织百团大战，被红太阳整了两年，直到文革时都算老彭的一大罪状。我心
想如果不上大学，兴许一辈子就给他蒙了。中苏决裂，红太阳说什么因为“联合舰队”和
“长波电台”，可看看书才知道，他老人家在斯大林死后想坐社会主义阵营第一把交椅，坐
不成就想分家单干，加上对赫鲁晓夫否定他的启蒙老师斯大林不满，还有赫鲁晓夫嘲笑他的
大跃进、因为他好战不肯再帮助他发展核武器，恼羞成怒罢了。红太阳还把他一手造成的大
饥荒描绘成“自然灾害”和“苏联卡脖子”，可经历过的人都说，是两个大丰收
年，庄稼收成好，但是由于壮劳力大炼钢铁，很多粮食烂在地里了，浮夸风带来高指标征
收，公共食堂造成粮食浪费；至于说“苏联卡脖子”，周总理在196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的
明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还清了苏联全部外债，而且用比这多得多的钱支援
了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看看，在全国人民饿死3000万人的情况下，红太阳还梦想把他
的光辉照耀全世界呢。因为大跃进和“三年灾害”，红太阳被晾在一边，刘少奇说了算。看
着大权旁落，心如刀绞。好在他老人家搞了一辈子阴谋，阴谋诡计随手拈来，于是搞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的浩劫。直到临死，还要镇压清明节运动。
红太阳是伪造历史的高手，所以他对历史学家特别不放心。于是吴晗被整死了。翦伯赞也挨
了整，可是他名气太大，红太阳想用他的名声为自己的虚假历史做注脚，于是发出最高指
示：“像翦伯赞这样的历史学家，我们也可以养几个”。本以为翦伯赞会感恩戴德，会激动
得热泪盈眶，可是，这翦伯赞却有骨气，听到这个“特大喜讯”反而和夫人双双自杀，用红
太阳的话，就是“自绝于人民”。吴晗死了，翦伯赞死了，自己亲自出马编造历史显然不
好，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没有一点骨头的才子——郭沫若做自己的御用文人。郭老感激的诚惶
诚恐，急忙宣布文革以前写的东西都是**的。郭老确实有才，他可以不顾事实，任凭老人家
的指示随意改写历史。他老人家喜欢曹操，于是有了《蔡文姬》，里面的曹操穿打补丁的衣
服，吃糠咽菜，一心为人民服务，活脱脱一个古代劳模，古代焦玉禄。他老人家喜欢李白，
讨厌杜甫，于是郭老赶紧写了《李白与杜甫》，里面的杜甫成了一个一心做官、仇视人民的
地主阶级份子，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为对面为盗贼，公然
抱茅入竹去”也被说成“恶毒污蔑劳动人民为盗贼”。当然，老人家对郭沫若所效犬马之劳
还是有回报的，于是丢给他一根骨头，称他“才华横溢”、“文史学界的泰斗”，把郭老兴
奋得直摇尾巴。
翻开文革后期的《人民日报》，你会发现这样的新闻：“贫下中农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
后，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且不说《红灯记》大家听得耳朵起茧，单是钢琴，在那
个年代，一个县城会有几架？我相信，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绝大多数一辈子没见过钢琴
是何方神圣，何来“热泪盈眶”？我不敢想象，贫下中农是怎么“奔走相告”的，因为《红
灯记》不是啥新鲜玩意儿，不用奔走相告也可以，钢琴又没见过，也不可能“奔走相告”。
可是它白纸黑字印在那里，虚假又真实。
1988年，我在T县新华书店处理的旧书中发现了一本《明末农民战争史》，觉得好奇，便买
回家研究。作者叫顾诚，不是那个自杀的诗人，是另一个御用“历史学家”顾诚。厚厚的一
本，洋洋几十万字，给我的感觉是“满纸荒唐言”。在谈到李自成决黄河大堤淹开封城时，
他不顾史籍记载，竟然认为是开封城里的明军决了开封黄河大堤，使得这一宋代故都埋于土
下20余米，可在前面的章节里说李自成军把开封城“围得铁桶一般”，这就奇了，既然如
此，成了瓮中之鳖的明军会长了翅膀飞到黄河大堤上？或是坐了飞机？如果真是这样，那我
们祖宗可有五大发明了。可作者就是不交代明军怎么跑到大堤上的。而且就是杀出一条血路
也没时间挖开大堤，要知道1938年老蒋炸开花园口大堤，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忙了大半夜才
完事，纯粹靠锄头铁锹的明军如何完成的？只有一种解释，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可由于开
封城垣坚固，久攻不下，又被明军射瞎一只眼睛，恼羞成怒才下令决堤的。可在毛的御用
“历史学家”手中，却恰恰相反。
这还不算，更精彩的是在写到明末清初四川人口死亡98%的原因时，他竟然列出了一条——
虎害。这真是千古奇闻，一个地方虎害竟然如此严重，以至于吃掉了600万人口中的98%！看
来明代的老虎一定进化成了猎人，人类却退化成了野兽，由老虎任意捕杀。当然，这位“历
史学家”也觉得说老虎一口气吃掉了将近600万人未免牵强附会，又把这污水往清政府头上
泼，并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依据说明清政府完全有能力消灭四川人民。事实上，
凡熟悉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因为这一带处于南明统治下，没受李
自成、张献忠骚扰，百姓对清军反抗剧烈才导致清军的报复的，在受李自成、张献忠骚扰的
地区，往往是望风披靡，所以清军很快控制了全国，杀人并不多。在四川，幸存的百姓更是
“箪食壶浆，跪迎王师于路旁”，清政府几个月便控制了局面，何必杀人？事实上，造成四
川人口“百不存二”的真正元凶是张献忠。张献忠好杀人是出名的，其中他在撤出成都时杀
光了全城百姓。
因为有西方传教士比较客观的记载，这位“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件事，还要补充说明
原因是：张献忠的几个谋士“出身于地主阶级”。张献忠进驻四川后还搞了一次著名的“太
慈寺屠仕事件”，假装开科取仕，诱骗各地生员到成都太慈寺考试，一并杀害。这是典型的
“引蛇出洞”，红太阳1957年搞反右，看来是受了张献忠的启发。可是，在这位“历史学
家”眼里，张献忠的屠杀是有充分理由的——雅安县令对张献忠的命令“抗旨不遵”导致张
勃然大怒，于是考场变成屠场，只有雅安生员幸免。这位“历史学家”为什么这样不遗余力
地为张献忠辩护？以至于漏洞百出、强词夺理？因为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领袖，既然是地主阶
级的敌人，他必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一切暴行都必须由地主阶级承担。——这就
是“无产阶级”历史观？！
在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曾经见过一本“文革”中出的小人书，书名叫《一代女杰——吕
稚》，书中讲吕稚如何如何尽心尽力，在刘邦死后把刘家的江山稳固；可过了一段时间，又
出了一本小人书，名叫《吕后篡权覆灭记》，又说吕后如何阴险残暴（戚夫人被做成“人
彘”就是那时知道的），最后被消灭。当时我太小，不解其中的奥妙，现在想起来，前者是
江青想当“吕后”，后者是她的灭亡罢了。历史在这些人眼里，不过是万金油，想抹到哪里
左棍们为什么总是大规模地、接连不断地伪造历史？因为他们的动机很黑暗。根据网上的表
现，左棍们大都很无知，层次比较低，即便是有些“理论家”，他们的立论往往很荒谬，比
如一位“理论家”常常论证文革、上山下乡、大跃进的“好处”，比如“锻炼了人”“激情
很高”“提高觉悟”等等，害处一笔带过或根本不提，把大饥荒归罪于“没有石油”——真
是荒唐可笑，在没有运用石油之前“开元盛世”怎么形成的？靠40年连续不断的风调雨顺
么？实际上，文革是一个罪恶的人为一个罪恶的目的而发动的一场罪恶的运动，没有任何好
处，不但害了当时那一批人，连子孙都要累及，真是贻害无穷。文革是不折不扣的人间地
狱，是一个容纳一切罪恶的垃圾堆，左棍“理论家”却在这垃圾堆里耐心搜寻，想找出一两
块变质的面包屑来证明这堆垃圾的价值，进而让你吃下去。可是，这是白费心思，即便你找
到面包屑，你也改变不了垃圾的本质，人民不是瞎子，不是傻子，任由你们愚弄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
林肯说得好：“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欺骗全
体人民于永远”。在日益民主的今天，当年的刽子手又纷纷象冻僵的毒蛇复苏了，它们向人
民吐着芯子，居然问道“你说我饿死3000万，证据呢？”还为文革唱赞歌，就象日本军国主
义分子说“南京大屠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大东亚圣战是反殖民战争”，新纳粹说“奥斯
维辛是不存在的”“希特勒的就业政策是明智的”如出一辙。这也难怪，他们本来就是一丘
之貉，都是法西斯，都是全人类的公敌。对待他们，我们不能讲丝毫的“费厄泼赖”，他们
人数虽少，但个个深怀巨毒，总是窥视着权力宝座，想再实现他们的天堂，人民的地狱，我
们消灭他们时，一定不能心慈手软，深刻揭露并消灭这种思想——把他们已经和最想对人民
做的还给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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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平时吃什么抽什么坐什么　　 　　 　 　　 　　 　　
毛泽东的一份菜谱
毛泽东一生喜欢吃中国菜，尤其以爱吃红烧肉名闻遐迩。只是到了60年代才对西餐发生了一
点兴趣。毛泽东吃西菜，特别喜欢吃鱼虾。汪东兴担任顾问的《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
1961年4月（呵呵，注意这个日期）厨师为毛泽东制订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
有十七种：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
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
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摘自日《中华读书报》，作者：顾钧） 　　
再看看他老人家的烟 　
在很多关于毛泽东主席的录像或照片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他手中夹着一支烟身棕黑、烟灰雪
白、形状粗实的雪茄。这雪茄曾是主席的爱好之一，陪伴了主席5年之久。这里所说的正是
在北京卷制这种雪茄烟的“132小组”。 　　
初识什邡雪茄 　　
1965年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贺龙向主席夸赞起自己手中的那种雪茄烟味道如何好，主席好
奇地点燃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立即对其清凉香醇的味道产生了兴趣，从此也便认准了这种
四川什邡烟厂的雪。 　　
40年代末，四川省什邡县民间开始出现并流行用手工卷制雪茄，几乎家家ЩФ颊莆照?技
术。手工雪茄出现在什邡的大街小巷。人们将这些雪茄叫做“传统雪茄”。60年代初，四川
什邡卷烟厂开始招纳技术员，研制雪茄配方，首次正式、集中地生产手工雪茄。他们将产品
供给当时任西南局书记的李井泉及成都军区的领导品尝，得到李井泉等的一致好评。李井泉
的夫人当时任国家轻工业局局长，主要负责手工业及烟酒等行业的工作。她将什邡雪茄的事
情告诉给中央的几位朋友，中国人可以手工卷制雪茄，并且卷得这么好，确实可喜可贺。一
些领导人尝试起了这种雪茄，贺龙便是其中之一。
起初，中央没有惊动什邡烟厂，而是每月派专人从北京前往成都军区取烟。对什邡烟厂来
讲，只是每次供给成都军区的雪茄烟数量加大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有些烟是要被送至毛主
席等领导人手中。每批烟的“必经之路”是：什邡烟厂--成都军区--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工
处（服务处），然后被送至主席手中。
　　“请四川师傅来北京” 　　
日，林彪事件给中央笼罩上一层紧张气氛。其间，主席身边的各项事务尤其被
严加防范，而从什邡来的烟经手之多、运转时间之长都是不安全的因素。于是，在“9.13事
件”过后不久，什邡向中央的供烟工作暂告一段落。主席重新拿起了上海的“中华”。 　
在主席停吸什邡雪茄烟期间，为解决他的抽烟问题，北京市委的领导同志多次讨论，最后决
定从北京派烟草技工到什邡“取经”。1971年末，中央办公厅的孟景云、北京烟厂的孙正兴
两名干部以及从烟厂抽来的两名老工人一同前往四川。在什邡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屋中，
北京的两位“老学生”潜心学习着四川师傅的每一点手艺。可是20天过去了，他们终究不得
不说：“实在学不会。” 　　北京市委再次召开讨论会，会上有人提议：“请四川师傅来
北京做烟。” 　　于是，孟景云等再次“南下”，在什邡烟厂经过严格政审，并征得本人
同意，选中黄炳福、姜跃秀、刘宗贵、范国荣等几位厂里的技术骨干。1972年3月，这几位
四川师傅举家迁至首都北京。 　　
首先是选择生产场地。基于场地既要方便，又要安全，生产小组放弃了在人员众多的北京烟
厂“落户”的打算，而选择了僻静的南长街80号。在举世闻名的南长街81号中南海对面的这
座内外套双层四合院，原是匈牙利大使居住的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也曾被日本军官
视为安静保密。
其次是生产小组的管理。1971年11月，北京市委召集北京市房管局、公安局、计委以及烟厂
的有关领导同志开会，宣布由中央警卫团的危德纯同志负责小组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京市公
安局的柏宝英同志负责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小组还有从北京烟厂选来的两位辅导工，一名
1939年入党的炊事员、两名锅炉工。会议向小组提出了“三保”要求，即保安全、保质量、
保数量。 　　“132”雪茄烟的特别之处 　　
简言之，“132”雪茄烟有两处特别：其一是烟叶的特别，其二是手工卷制技术的特别与精
在天府之国新都县的独桥河两岸共有200亩油沙地，传说这块地生产的烟叶在古时候是给朝
廷的贡品。其种植所需肥料都是些猪粪、麻酱、香油等极其营养的东西。为能尽量多地吸收
营养，烟叶不能长得太快，因此土地不得多浇水。危德纯等每年都要亲自前往新都几次，认
真检查烟叶的种植情况。这里生产的烟叶有柳烟和毛烟两种，柳烟味淡而纯，毛烟味浓而
重。两种烟叶在燃尽后均不落灰，烟灰呈白色，抽吸时喉咙处可感到丝丝凉意。烟支长时间
搁置不会熄
灭，只要再抽一口便会继续燃烧。其每年产量最多不过20担（2000）。“132小组”所用的
正是这种烟叶。 　
　在我们对其卷烟技术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后，也许便不再会奇怪当初两位北京老师傅去什邡
“取经”时的失败，因为它的各道工序都是如此考究。 　　
首先是烟叶的挑选。独桥河的烟叶从地里摘下时还不能马上采用，必须存放3
年方被送至北京。在一捆50斤的柳烟叶或毛烟叶中经过精挑细选，最后被用的只有10斤左
其次是烟丝和外用烟皮的制作。烟叶前后要喷洒两次香料，香料用甘草、桂皮等多种中草药
加上从四川远道而来的特曲酒、缅甸的香精等材料按严格比例制成。不得不说，除了烟叶的
优良外，这种香精的配方是其味道香醇的第二个奥秘所在。
　　再次卷制工作也十分讲究，单是这个步骤就让人望而却步。这也恰是当初两位北京“学
生”遇到的最大的拦路虎。 　　
工序全部用手工完成。劳动工具很简单，只有木箱子、切刀、筛子等。通常一
天最多生产七八包雪茄烟。小组只向中央领导供应，价格为9元/条，这些钱从几位领导每月
的工资中扣取。生产的全过程都在中央办公厅和北京市委委派人员危德纯、柏宝英等同志的
管理监督下进行。 　
　为保证烟支质量，小组成员对生产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费一番琢磨。如在成立初时，
有一次工作人员看到主席手中的雪茄烟总是抽了三分之一便放下不抽了，而以前从什邡来的
雪茄烟主席最多只剩五分之一。为此，小组成员和北京卷烟厂的领导、业务人员当晚即召开
讨论会，将主席放下的烟头捻碎仔细观察。危德纯拿起一个烟头重新点燃，吸了几口后，他
突然意识到烟支的温度很高，夹烟的的两指明显感觉灼热。经过几天的研究，烟支发烧的答
案终于找到了。原来，在什邡烟厂卷烟时烟叶中水分含量为13%，当烟支被送至中央，正好
11%的含水量。现在北京的生产小组在处理烟叶时仍采用13%的水分比
例，但省却了路途上所费的时间。次日，生产小组将烟叶中水分直接处理至1%，果然发现主
席几乎把手中的雪茄烟全部抽完了。小组人员经常研究烟的制作方法。考虑到主席高龄，生
产小组在把烟叶搓成碎片前将上面的叶茎全部抽掉。这样，雪茄烟在抽吸的时候变得更加柔
“132”名称的由来
基于不搞对外牌号、便于内部称呼联络等因素，生产小组对外叫“360信箱”（小组的通讯
地址），对内则称“132”。直观地说，这个名字只是两种烟的型号，即13号和2号。 　　
最初，主席等领导人抽用的全部是13号雪茄，2号烟是发生下面这件事后小组对烟支外形改
良的产物。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主席习惯性地点燃一点雪茄。这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惊讶地
发现主席把雪茄烟拿倒了。原来，生产小组沿袭了什邡烟厂的做法，卷制出来的雪茄烟一头
粗一头细，细的一端用来吸，粗的一端用来点火，这种卷烟的型号为13号。 　　
主席忙于谈话不小心把火点在细的那头，把粗的一头放在嘴里，这样既不好看也不易抽吸。
生产小组随即将雪茄烟卷成两头一样粗的圆柱形，任意一头都适合抽吸和点火。这种烟的型
号为2号。该小组在近6年的生产中只卷过这两种型
号的雪茄烟。2号烟特供毛主席，13号烟供给李先念等其它领导人。
更确切地讲，“132”应被写作13.2”。 　　
挑选小组接班人及其解散
为使手工卷制雪茄烟的技术后继有人，危德纯于1972年向市委写报告申请吸收培养新人。
1973年，危德纯同志肩负使命，心情激动地奔走于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知青办和北京卷烟
厂之间。经过对北京下乡知青一座小山般的档案资料的仔细审核，终于挑出4人，他们是吴
建华、金贵敏、孙少文、方秀芬。其中，吴建华和金贵敏在姜跃秀等老师傅的指导下为主席
特制2号卷烟。 　　选择接班人之所以如此严格谨慎，是因为既要严把其技术关，更要严把
其政治关（为安全起见，当时小组的工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被选中的年轻人在家庭出
身、本人品德、社会交际等方面都是个个过关。在工作的3年中，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始
终保持沉默。他们的婚嫁对象也经过小组负责人的严格考核；他们的子女从未进过这扇南长
街80号的大门；他们既从不向外打一个电话，也从不直接接外来电话……但是，能亲手给敬
爱的毛主席、李先念、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卷烟，他们感到无比荣光，心甘情愿地默默奉
毛主席于日逝世后，华国锋、李先念、姚依林以及几位民主党派的主席、副主席
仍然抽着13号雪茄烟，但这时对雪茄烟的需求量已明显减少，大部分国家领导都改抽纸烟。
1976年底，“132”停止生产。在小组负责人危德纯等同志的奔忙下，1983年底，每个成员
日后的生活都有了大致的安排。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132小组”正式宣布解散。 　
为毛泽东特制的车深藏26载终于露面 　　 　　
日，河北省承德市开发区舜达汽修厂内停放着一辆三开门“红旗”加长型轿
车，吸引了许多人前来观赏。“没想到，原来我们国家也有这么长的轿车”，观众中不时有
人发出这样的感叹。
购买收藏这辆号称“亚洲第一车”（迄今为止亚洲还没有生产10米长的轿车）的“大红旗”
的人，是国内颇有名气的老爷车爱好者、承德市的雒文有。 　　 　　雒文有是中国第一个
获得“国际老爷车委员会”资格证书的人，是第一个参
加国际老爷车大赛的人，也是第一个在我国成立了“老爷车协会”民间组织、并被收入“吉
尼斯”世界纪录的人。他热衷老爷车运动，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尽管费尽了周折，付出了
很多，但至今无怨无悔。目前，他收藏的老爷车已达20辆，其中有3辆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曾
经乘坐过的。 　　 　　
前些时，他听说长春“一汽”曾生产过唯一的一辆三开门、长度达10米的“大红旗”轿车，
并被吉林省国贸集团总裁黎志华收藏。于是，他多次亲赴吉林洽谈，终于感动了对他早有耳
闻的黎志华，以比他人出价低出数十倍的价格，将此车出让给了雒文有。此前，香港一富翁
曾以5辆“奔驰600”高级轿车要换此车，南方一老板也想以260万元的价格购买此车，但都
被黎先生拒绝了。 　
　 这辆加长型“大红旗”轿车堪称“国宝”。据长春一汽研究所介绍，此车是70年代初毛
泽东亲自指示研究制造的。当时国外汽车业看不起中国，毛主席当即指示“要造我们自己最
长的车”。一汽欣然受命，终于在1976年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加长轿车。但这一年，毛主席
逝世了，于是这辆唯一的加长红旗车也就一直未能面世和使用。26年后，它终于露出了庐山
真面目。 　　 　
3月26日，我们亲眼目睹了这辆非凡的“大红旗”轿车，不仅外观奇特，内部设施也非常讲
究，装有空调、冰柜、电视、卧室，显示了中国70年代汽车工业的制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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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自然灾害」──上世纪最大的谎言 zt
作者：周湘灵
50年代中期及此前出生的中国人，回忆1959年至1961年这段非常时期，一般称之为“三年苦
日子”，而官方则用“三年自然灾害”。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
3000多万人，是8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
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
“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
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在中~共反复宣传下，“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渐
渐成为一个俗成约定的历史名词。近几年偶而因海外媒体揭露，中国人虽然知道在这三年当
中确有几千万人饿死，个别老人也还记得当时吃人肉的残酷情形，但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接受
这一看法：特大经济困难纯粹是因为自然灾害。
但事实是：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如此惨祸，纯粹是毛~泽~东好大喜功，欲
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霸主之位，幻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1958年推出所谓“总
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经济政~治运动，将中国折腾得民穷财
尽，罔顾国内人民处于极度饥饿状态，继续支援“社~会~主~义小兄弟”国家，因而导致中
国饿死那麽多人。
那麽三年自然灾害这一谎言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
“三年自然灾害”这一特大谎言的逐步完善
如果有心人仔细阅读60年代最初几年的《人民日报》，并仔细排列有关这次灾害的官方说
法，就会很清楚地这一谎话的编造与逐步完善的过程。
从中~共官方媒体看，尽管1959年已出现因饥饿而大规模死人的严重饥馑，但官方却一直严
厉封堵有关消息，一直努力渲染“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歌舞升平景象。直到1960
年5月之后，官方文件和新闻媒体才开始偶而用“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一词汇来描绘当时的
特大灾难，为这场由政~府一手制造的国家罪错开脱。经过几个月吹风，中~共宣传机构将此
谎言逐步定格为“三年自然灾害”，将一场人祸硬给解释成“天灾”。1960年《人民日报》
的国庆社论一改以往歌颂大好形势升平景象的调子，为世界描绘出一幅子虚乌有的图画：过
去两年来，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
会公报在纸面上制造了规模更大的“自然灾害”：“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著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持续不断的宣传“自
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成了中~共政~府清洗这场巨大
国家罪错的污水桶，毛~泽~东与共~产~党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至于老百姓的记忆，
从来就不重要，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只要毛~泽~东还继续担任中国人
民的伟大领~袖，就无人敢提出与官方不同的说法。彭德怀只是就这件事谈了点真实情况，
毛~泽~东就将他整得在余生中只有“向毛主席低头认罪”一途，哪里还有人敢再捋虎须？
毛~泽~东自知国难深重，将抓经济工作的担子撂给了刘少奇。经济形势稍有好转后，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央做报告时，总结过
去几年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虽然比《人民日报》
的欺骗宣传要真实，但所谓“三分天灾”的说法还是嫁祸于天，因为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
景，根本不应该出现饥馑。而刘少奇这一说法却大大得罪了毛~泽~东，身为罪魁祸首的毛~
泽~东从此开始谋划倒刘，尽管刘少奇曾经是第一个将毛~泽~东奉上神坛的始作俑者。
1978年部分清算毛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时，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里中~共如此解释这一历史事件：“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
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
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一说法虽然开始涉及政策错误，但关于自然灾害和
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依旧是嫁祸之辞。因为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造成经济崩溃之
后。苏联之所以毁约，是因为对毛~泽~东一心一意图谋成为共产主义世界霸主的野心有所警
惕。1957年秋毛~泽~东曾在莫斯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
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随后中国开始的疯狂的
大跃进，原因是毛以为通过“大跃进”可以使中国拥有强大国力。必须提醒注意的是：苏联
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若当时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中国至少可以少饿死上
年中国到底发生过特大自然灾害没有？
由于中国的学术研究受到相当严厉的控制，很少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敢于触及这样的问题：
在那三年当中，中国到底在哪些地方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至于造成如此惨绝人寰
的特大灾祸？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过一段昙花一现的相对宽松时期，一些经历过那
段困难时期的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进行研究，澄清了这一
历史真相。
分析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先是气象灾害（洪涝、乾旱、台
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石流等）。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
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中~共建政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
亩，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灾面积的一半，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害每年平均少收粮食
400亿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常每
年会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
有灾，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
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乾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
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
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具体分析年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学者们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
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例如，1959年5月中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
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
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涝灾害；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
台风使厦门损失严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
浙、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洪灾。1961
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较大洪水。
此外还在一些地区出现局部性旱灾。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
7至9月间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
东旱情严重，接著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
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乾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
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
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
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
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1961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
1959年全国各省市乾燥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乾燥度略大于平均
值，乾旱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乾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此，从
乾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
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
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
据此，学者们认为，“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
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
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