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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蒋介石退居台湾以后的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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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作荣无论蒋介石的出身如何，亦无论各方面对他的评价如何，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许多缺点，但老总统在我的心目中，是民族英雄，始终受到我最高的崇敬。不是我这一代的大陆中国人，不会知道我们国家与人民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侮辱与屠杀之惨，也不会知道其他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侵略与屠杀，使我们过的日子比亡国还不如。老总统一如我们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强烈的爱国心与救国志愿。他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有能力实现他的志愿。在老总统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奋发图强与日本人血战八年，终于打败了日本，得到最后胜利，虽然胜得很惨，胜得日本人不服气，心中仍然看不起中国人；但无论如何，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人所给与我们的屈辱，外国人所强行加诸我们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人所侵夺的我们的土地，全部得以洗清、取消与恢复。也使得中国得以在国际上列名大国，成联合国的发起国家及五常任理事国之一，使我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尊严得以恢复，真正地实现了民族主义。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罗斯福总统广播：「我们要记得中国是第一个起来抵抗侵略的民族。这个打不倒的中国，在将来，不但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繁荣，并且对于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都要担负相当的责任。」（摘自《傅安明先生纪念文集》）这是对久被帝国主义者，尤其是日本长久欺侮的中国，何等的扬与钦佩，而这个打不倒的中国正是老总统所领导的中国。这将使他在历史上永垂不朽。那些个人与政党的私怨而贬抑他的人，绝对无法剥去他的历史地位；这些贬抑他的个人与政党，实在无知到不足以了解老总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当然，我也知道老总统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中国文化与传统，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脱离不了旧式军人的专权作风，缺少对民主政治的了解，深受宗族家庭观念的束缚，以及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与国家；以致专制独裁，喜用同乡、亲戚及学生干部，不能广开贤路，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廉洁的行政及军事系统，造成军政两方面的贪污腐化。再加以一念之私，蓄意u造派系互斗，以便于控制；来台以后，更培养自己的儿子继位。在大陆时期，终于因此种种而失去人心，共产党所乘，失去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自己得之，自己失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无论对国家，对他个人，都是一个悲剧。但另一方面，他不爱钱，自奉俭朴，折节读书，努力吸收新知，尊重专家意见。来台以后，更汲汲于行政革新及国家现代化，在历史上也不失一贤明之主，可惜残照馀晖，时己晚。但无论如何，他对台湾的贡献是巨大而永久的。他应是自郑成功开疆V土以来，第二位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郑成功当时率领大陆一批不愿做亡国奴的军民，来到台湾，开疆V土，建造此一遗民世界，子孙繁衍，移民不断，遂使台湾收入中国版图。老总统也率领两百万不愿接受中共统治的大陆军民，播迁来台，一方面捍卫台湾，免受中共侵占统治；另一方面积极建设台湾，使台湾从一战后破败不堪、人民啼饥号寒的困境中，一变而富裕及逐渐现代化，成举世称的经济奇。一个开疆，一个再造，其贡献同垂不朽。老总统对台湾的具体贡献有如下述：一、管少数本省籍人士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与中国没有关S，这是他们的自由，无人敢说他们对或不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老总统领导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使得本省人由日本的三等国民、亡国奴的地位，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等国民，能自己当家作主，站在日本人面前可以抬头挺胸，不再有自卑感。这点作一个人的尊严来说，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场合是很重要的。我所谓三等国民，S指日本人一等国民。日本政府特准皇民化的本省人二等国民，人数并不是很多，直到二次大战后期，日本人利用本省人力及资源从事作战，皇民化的人数才大量增加。其馀绝大多数本省人则三等国民。在日本统治台湾期间，三等国民不准与日本人同住一个地区，同上一所学校，同乘一节火车厢，上大学也有学系的限制，据说还不准吃蓬莱米与鲳鱼，日本公司可以任意徵收土地经营糖业，日本警察更是任意打人耳光，开口就清国奴、支那人。我就有个已故的同事王孝，因个性倔强，做点小生意，常挨日本警察的耳光，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这些都是典型的亡国奴待遇。所有这些行都是对本省人在人格上的羞辱，对稍有志节的人来说，比杀头还难过，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因此有志气的本省世家子弟当然受不了，纷纷回归大陆，如谢东闵、连震东诸位先生就是如此。也许有人会说，光复初期来台的外省人对待本省人也好不到哪e去，诚然。但那是不同性质的对待，与日本人歧视羞辱本省人，不以平等地位对待完全不同。政府在大陆时代，党、政、军、情四种公务人员品质参差不齐，尤以党工与情治人员最，军队亦复如此，视一般无知百姓如土芥，尤其在较偏僻地区，对善良百姓更是生杀予夺，所谓下民易虐，所欲，百姓只有逆来顺受。但这是普遍性的，不分省区，没有等级。这些人来到台湾固然如此，在大陆各地区更是如此，其虐待百姓的程度远远超过对本省人的若干倍。换句话说，他们是普遍地欺压老百姓，不像日本人专门欺压台湾的三等国民，羞辱本省人的人格；当然还有韩国，是以韩国人迄今对日本人仍恨意未消，毫不假以颜色。而有一部分本省人却对日本人怀念不己，真不知道什麽民族性有如此大的差别。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当年老总统不在开罗会议上索回台湾，则台湾就会像琉球一样，仍在日本人手中，日本人也一定会像对琉球人一样，给与一等国民待遇，既可过着进步国家人民的生活，也不怕中共来统一。是耶？非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假如台湾现仍由日本人统治，本省人必受到一等国民待遇，是日本国民，但不会变成日本人。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人是优秀的大和民族，而本省人是低劣的支那种，在种族的优越感之下，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写到这e，正巧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五日《中央日报》副刊载了一则小消息，谈在日朝鲜人作家柳美里受到种族歧视一事，作者辜振台说：「在日本社会中，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具有夸大妄想的心理，他们相信只有『纯日本人』，才会有成就，至于境内的少数民族则不值一顾。」依此类推，本省人归化日本人或仍受日本人统治，最多只是在日支那人而已，说不定还是在日清国奴哩。英国人对香港中国人及对整个中国人也是同一心态，看不起中国人。 总之，没有老总统率领中国人与日本血战八年，就没有资格出席开罗会议。没有出席开罗会议，台湾就不一定会归还中国，本省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当家作主，不受任何人或任何种族的轻视与歧视了。二、一九四九年大陆撤守，老总统率领两百万军民播迁来台，这两百万军民都是恐依献芡常湃卫献芡常栽缸匪娴摹Ｋ窃诶献芡车牧斓贾拢甑呐Γ蕴ㄍ遄髁巳缦轮卮蟮墓毕祝㈠ 确保台湾的安全。两百万军民中，有六十万军人，成当时保卫台湾的长城。一九四九年十月金门古宁头之战，将来犯共军全部歼灭，以及数十万大军布防全台湾岛，日夜防守，阻止了共军进一步攻击台湾的计画，延迟到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防台湾海峡，台湾始转危安。以后即以来台的军队基础，在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及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之下，训练成防卫台湾的国防劲旅。一直到今天，中共不能像对香港一样地取得台湾，这支劲旅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而追源溯始，不能不归功于老总统。要附带说明的，古宁头之战，我军伤亡亦重，几乎全部外省籍，他们有些未曾踏上台湾本土一步，即保卫台湾而战死，埋骨他乡。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及几十万外省籍军人逊捞ㄍ澹ㄍ逶缭谝痪潘木呕蛞痪盼濉鹉瓿蹙中共所占领了，但是现在谁还记得他们的牺牲与贡献呢？㈡ 带领一批技术官僚与技术人员全力从事台湾经济建设，打开台湾经济繁荣之路，创造了台湾经济奇。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湾正式光复，回归中国。当时的台湾经济，受到日本人战时的压榨，物资供应战争之用，人员抽调前线作战。再加上美军夜以继日地毯式的轰炸，所有稍具规模的工厂与生产设备、铁路、电力及大建筑物均被炸毁，而赖以维持农业生产的灌溉系统，亦因无人维护而荒圮，肥料极端缺乏，是以农工生产及电力交通几乎全部瘫痪，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大部分居民赖番薯充饥，美援I粉袋则抢着拿回家做衣料。物资奇缺，物价飞涨，事实上经济已等于崩溃。一九四六年，即光复后的次年，米产量仅约九十万公吨，棉纱四百一十吨，肥料五千吨，发电量四亿七千万度。即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老总统带来一批操守廉洁、现代知识丰富、忠爱国家人民、生活简朴的高级技术官僚及中、高级技术人员，建立有效率而廉洁的行政系统，及在公民营企业中从事实际经济建设，不仅使政治社会安定下来，并进一步从事有计画的建设。一部分运用政府及民间带来的黄金、美钞，一部分运用美援，先修复被美军炸毁的工厂及公共设施，如铁路、电力等，迅速恢复生产，再在此一基础上从事农工建设，很快就控制了通货膨胀，大幅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当时追随老总统来台的高级技术官僚，如叶公超、俞大维、尹仲容、蒋梦麟、严家淦、杨继曾、徐柏园等人及其大部分部属，无一不是具备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知识，中外文俱佳，雍容大度，而又爱国守分，操守廉洁，现在的官员与他们相比差得太远了。那时我追随他们之后，只听到他们如何忧国忧民，如何尽忠职守，开V新出路，从未听说有卡位之争，更未听说官员一夕之宴，等于寻常百姓家一年之费的豪华生活。大战残破之后，日本人的物质建设全被摧毁，而且大军初败，能在短短几年之内，造成中兴之局，台湾建造经济奇，居住在台湾的全体国人创造了富裕生活，永远脱离了贫穷，就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之下完成的，而这些人都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至于老总统本人，在经济状况紧急时，经常召开财经会议，亲自主持，听取财经首长的报告，详细讨论问题，然后作决定。宵旰勤忧，令人感动，我们背后常戏称此种会议「御前会议」。&&&&当时主持这些建设的，几乎全老总统带来的外省菁英，甚少本省人士参加，这当然不是排斥本省人，而是本省人当时缺乏这样的人才。即使是现在，要找这样品格、知识与气度的人才，仍有才难之U。这是因日本人长期压制本省人，不培养奉省籍人才。据说台湾光复时，本省籍官员达到简任级的只有三位，又说只有一位，而做到一个乡镇长，或法院法官，已经是光耀祖宗几代了。连大学教授、企业中级主管及技术人员都绝大部分是日本人，日本人被遣送回国后，遗下真空，只好由外省人暂时填补。而国家领导人物之培养历练，需很长一段时间，故想要起用本省人士，亦一时无从着手。而由大陆返台的本省籍人士如黄国书、谢东闵、连震东、黄朝琴、吴三连、游弥坚等人，及原在台湾稍有地位的本省籍人士如蒋渭川、杨肇嘉、陈尚文等人，都曾得到政府重用。㈢ 带来了一批民间企业家与大量资金，成发展台湾经济的主力。有人说外省人是光着屁股来台湾的，这句话距离事实太远了。除了人尽皆知，政府曾将在大陆汇集的大量黄金、白银与外汇运来台湾外，追随老总统来台的两百万军民中，只有部分士兵们也许没带什麽钱来，其馀或多或少都会带着一些储蓄来台，全家来台者，很可能带着全部的储蓄。以我家例，全家来台，便带有约一千五百美元的储蓄，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可惜不会运用，每月在衡阳街黑市卖一、二十美元补贴九口之家用，就这样贴光了。这些外省人带来的储蓄，很多都变成了建设台湾经济的大小投资。大陆撤守时，大资本家分成几股应变。大部分留在大陆，结果都很惨。很少到国外。一部分到香港，成日后发展香港经济最主要的资金与企业人才来源，香港经济之有今日，这批人才与资金应居首功。美国《新闻L刊》曾有如下一段话：「当联合国于一九五一年宣布对中国大陆禁运时，作大陆通往外界大门的香港立即面临死亡，而香港的反应则是在无数由大陆逃往香港的上海工业家的领导之下，转变成一个u造业的中心，在以后的四十年中，这个殖民地开了将近十五万个工厂……。」（Special Commemorative Edition, Newsweek, May～July,1997）同样情形也适用于台湾，撤退当时，也有相当部分企业人才与资金随老总统来到台湾，而成当时台湾发展经济最主要民间资金与企业人才的来源。任何研究台湾经济或那一段时期台湾史的人士，都应该知道当时最主要的产业是棉纺织业。这些纺织业在一九五○年代供应台湾最缺乏的民生物资之一――布，也提供了大量的劳工就业机会。在一九六○年至一九七○年代，又变成台湾最主要的出口工业，直到一九八○年代由电子业取代第一位出口业止，但迄今仍是最重要的出口工业之一。当时几家大纺织厂或公司，据我的记忆所及，有大秦、中国、雍兴、远东、台元、申一、六和、台北、工矿公司台北厂、台南等家。其中仅工矿公司台北厂接收日人之产业，设备小而陈旧，可能是本省企业经营的仅台南纺织厂，不过五千不到的破纱锭而已。其馀除中国S政府在大陆经营之厂迁来台湾外，全部大陆民间或银行在大陆投资迁来台湾之纺织厂。这些厂除大秦、中国、雍兴、台北等厂以后因经营不善而次第关闭外，其他如远东、台元（裕隆集团）、六和（六和汽车集团）、申一等公司都以其盈馀转投资于其他产业，而成大财团，亦有由其内部分出之股东自行经营企业，而成大小财团者。当然，外省人当初来台之企业不仅限于棉纺织业，还有其他大小企业，只是纺织工业太重要，太凸显而已。所有这些大小企业，无论以后经营是成功或失败，都对当时及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贡献，正如外省人在香港所作之贡献一样，殆属毫无疑问。读者也许要问，那麽本省的企业呢？我要坦白地指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几乎所有稍具规模的大企业都在日本人手中，中上层企业经理人才也都是日本人，本省所谓大财主，大都是大地主而已。日人所留下的工厂设备都被美军炸毁，日人离去也带走了技术与管理，留下一堆废铁，主要S由外省籍的技术与管理人员来修复生产。那时属于本省籍有规模的企业，北有大同，南有唐荣，再加上几家煤矿与金矿公司而己。政府求平衡，对本省稍有规模的企业都刻意予以扶植。大同与唐荣都是受扶植最多的本省籍企业，当时对他们的融资以千万计，唐荣甚至以亿计，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唐荣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后倒闭，欠台湾银行巨额资金无法清偿，乃改组成省营唐荣公司，苟延残喘至今日。在老总统领导之下的政府，平衡外省与本省籍企业的发展，在当时既少本省籍企业人才，又缺少资金的情形下，乃将有利的新投资计画，配以银行资金及美援，规定由本省籍人士经营。【待续】[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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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有两个着名的例子：㈠ 台湾塑胶公司。这一生产PVC投资计画，S由工业委员会委员严演存所推动主持的，生产方法、部分资金来源、设备规模等等都设计妥当，要找一本省籍企业家出面经营。先找到南部何家被拒绝，改由王永庆先生经营，王先生以其经营天才，在经历一段艰苦日子后，终于成国际性的大企业，而王先生也成了台湾的经营之神。㈡ 新竹玻璃厂。约在一九五一年前后，时任中央信局局长的尹仲容先生美援物资到达基隆港口，仓库容纳不了，乃至基隆海关仓库亲自查看，发现仓库一隅堆满装箱机器，问管理人是何物，答以S大陆耀华玻璃厂向美所订购之u玻璃机器全套，装船运至中途，上海失守，乃在基隆卸货，堆放迄今，无人过问。时台湾因战争影响，公私房屋门窗均破损，而又无外汇进口玻璃，乃用纸煳，破布补，U风来时则钉木板，故需玻璃十分迫切。尹仲容先生立即查询台湾有无u玻璃原料，经查新竹有，又查有无人知道u玻璃技术，经查温步颐原u玻璃之工程师。于是设备、技术、原料、市场齐备，乃由中信局拨款两百万元筹设新竹玻璃厂，一切就绪。至于由何人经营，尹仲容先生坚持二点：一是民营，一是a于外省人经营的大企业太多，玻璃厂必须交由本省人经营。但因S新工业，遍觅不到本省企业界愿意投资，最后乃看中刚卸任建设厅长职务的陈尚文出任董事长。不料陈尚文坚拒。据传陈尚文躲在卧室上不接见来请他出任董事长的代表，最后S从上捉出来始应允的。结果新竹玻璃厂在当时是利润最高、待遇最好的企业，曾送巨额酬劳金给尹仲容先生，被拒收；尹先生逝世，又送巨额奠仪，亦被拒收。我举出这两例，足以说明当时本省资金及企业人才两者皆缺乏的情形，新式大型企业绝大部分在外省人之手，哪e是光着屁股来到台湾的？在政府刻意运用台银资金及美援之下，本省籍大企业乃逐渐发展起来。今日有名的本省籍财团如台塑、大同、和信、新光等等，无一不是在政府强力扶植保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而政府的这种决策在当时都是在御前会议下决定的。我这样叙述当然不是轻视本省企业界的才能与努力，更不是轻视本省一般人民的勤俭与敬业所作的贡献。相反的，我是在默默旁观中，最能欣赏与佩服奉省籍同胞的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的人。我常思索本省籍同胞如何会有这种企业精神，我的答桉是一半由于血统；一半由于台湾的自然环境。所谓血统，是指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大陆移民过来的。这t移民如果没有冒险犯难与创新去旧的企业精神，就不会远渡重洋到一座荒岛上求新生路，就会留在老家穷苦一辈子。所以他们及他们的子孙都有企业家所特有的天赋，以及勤苦耐劳的工作态度。换句话说，他们及其子孙有这种血统。所谓自然环境，S指台湾的天然资源并不丰富，专就环境而言，台湾是美丽而贫乏。走出大门，所见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要谋生，就得靠智力、靠努力、靠冒险、靠吃苦。总之，靠爱拚才会赢，也因此而养成了好斗的特性。我因致力于台湾经济发展的工作，对本省籍同胞这一方面性格的观察，少有人比我更深入。但是所有了解一点西方进步国家经济发展史及经济发展理论的人士，都会同意一个残破不堪的落后经济体，如果没有政府领导，如果没有外来的企业人才、技术与资金的输入，管有勤劳的劳工与富有企业精神的本上企业人才，也很难在短时间内突破困境，创造新局。我希望在这一方面有学养而又态度公正持平的学者，对当年的经济发展作一深入研究。「日据时代与光复后重要农工产品产量比较表」（本帖从略）说明了几个关键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进步的情形，也最足以代表老总统领导台湾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一九四六年，是台湾光复的次年，仅凭农工生产与电力运输等统计数字，与日据时代最高产量相比，便可知道日本人交给我们的是一个如何破烂，实际上已经破产的经济。那时所有重要硬体设施可说全被美军炸毁，日人撤退后，管理与技术均呈真空，生产资金更是匮乏，甚至连果腹都难。即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台湾经济重建的。一九四九年，距离光复已有四年，由于台湾本身既缺乏重建资金与管理技术人才，而中央政府又因内战自顾不暇，致台湾经济复d进程缓慢，人民生活仍在穷困不堪中，恶性通货膨胀更日形恶化。这些也可从表列统计数字中看出来。一九五二年，即中央政府迁台三年后，在政府携来的政府人才与资金、外省籍民间所移来的企业人才与资金、本省籍的人才与资金，以及美援的协助之下，三年之内，就将农工生产与电力运输等恢复到日据时代的最高产量，有些且远远超过，通货膨胀也获得控制。至此，台湾经济才算从战争破坏中站起来，才能够从事正常的经济发展。一九七六年，即是老总统逝世的次年，从表列数字中，可以很清楚地对比出来，台湾经济已经起飞了，台湾经济奇已经形成了。这张表所涵盖的期间，正好是老总统在台湾主政的期间。而且充分说明了台湾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复兴，得力于外来人才与资金至大。要不然，何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四年，仅凭本省力量，经济重建如此之慢呢？当然，美援也有重大帮助，但必须注意，美援的恢复虽是一九五○年，大量到达则是一九五一年开始的事，至一九五二年，仅有二年。而美援中止是一九六五年，此处的统计数字要到一九七六年。关于台湾经济因战时日本人的压榨与战争破坏而陷于绝望境地，老总统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如何艰苦奋斗，如何作正确的决策，如何发挥高度的廉能政府效率，终于打开一条生路，创造了台湾经济奇，以有今日的富裕社会，兹再引述两位与台湾经济发展有密切关S的美国高级官员的言论作佐证。&&&&美国国务院助理援外执行官兼美国海外开发会议主席葛兰持氏，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在众院的亚洲暨太平洋事务外交小组委员会作证的言论，即可证明。葛氏徙距今二十五年前台湾在险恶环境中开始重建成绩说起，极佩台湾的经建政策，及其由此导致的高速度生产成长率、国际贸易年增率、人民就业率、国民所得额、储蓄增加数与都市农村财富分配佳况、教育卫生普及情形、生育节制成绩、空气污染预防措施，以及运用美援特别有效的事实，认为其中若干的成就，远不是一般开发中国家所能及，都是开发中国家的一面镜子，并且是如何消弭社会革命的镜子。最后指出在今后的年月中，开发中国家面临的问题极大，在它们寻求有效辨法之际，无论其理论的根源为何，世界上的农业研究者，为了解决出现中的粮食危机，于六○年代初颇借重台湾的经验。世界上的经济学家，于六○年代中期，为了寻求成功的成长与输出的类型，亦借重台湾的经验。对于仍然试图解决无法控制的失业、贫穷与人口问题的其他国家，台湾的经验可能有更大的贡献。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马康卫祝我建国六十一年说及的，由于「弹性决心企业心，到一九七六年时，将可达成一数一百亿美元的国民生产和一百亿美元的对外贸易的新双十」，「已使台湾人民深受其利的许多改进，都是一种富于想像的社会计画，可以被用做其他国家的楷模，为其他人民提供彷效的实例」。这些都是铁的数字与事实证据，无人能加以否认。本省籍极少数人士动辄说日本人对台湾贡献如何大，而感恩怀德不已，却故意抹煞当时外省籍人士对台湾经济的复兴与起飞的重大贡献，岂是持平之论。前面曾提到香港之有今日的发展繁荣，一九四九年大陆撤至香港的企业家、资金与劳力，有很大的贡献。台湾也是同样的情形，却无人提及，什麽偏见至于此极。而且对老总统动辄漫骂污辱，以怨报德，令人遗憾不已。对于这种情形，无论本省人或外省人，尤其政治领导人物，也无人置一辞，更是令人遗憾。在这e，我还要特别指出两点：㈠日本人占据台湾五十年，确实对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这些贡献虽然在战时及撤退时大部分被摧毁与带走，但有一部分无形的、软体的珍贵贡献却留下来了，这对台湾日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帮助至大。包括普及教育制度、全省交通运输与电力网、治安制度、司法制度、农业组织与实验推广制度、金融制度，包括农会信用、中小企业信用、消费信用等，全省自然资源调查、全省水利灌溉制度等。我应是极少数注意日本人的这些贡献，并公开写文章予以承认的人士之一。㈡自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共十五年间，美国给与台湾经济援助约十五亿美元，对台湾经济稳定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贡献，当然很大，而处理这些美援的全部外省籍官员，本省籍仅有比较基层的、纯技术性的官员。当时站在第一线与美国驻华经援官员打交道的，包括尹仲容、严家淦、杨继曾、王蓬、蒋梦麟、叶公超等人，都是精明能干，操守廉洁，中英文俱佳，得到美方官员的信任与尊重。而我们运用美援的效率在全世界所有落后国家中，位居第一位。在亚洲，与进步国家日本并列最不贪污、效率最高者。因此常成美国向国际宣传美援成功的橱窗，也成美国国会争取拨款的举证范例。亚洲国家如印度、东南亚诸国、韩国等等，都不能与我们相比。而我们因运用美援成绩好，也是落后国家中最早结束美援的国家。所有这些第一线甚至第二线官员都是追随老总统来台湾的。眼看今日情形，对照当年，真是感慨万千。三、在一九五○年代，周至柔任台湾省主席时之z书长郭澄，曾亲口向我说，彼赴任时，老总统召见，命其在任上拔擢及培养本省籍菁英份子两百人，备国用。而当时政府也确实一方面延揽擢升本省籍中生代，一方面注意培训年轻一代，以致民间传说当时是「崔苔菁」（谐音吹、台、青，即会吹牛的台籍青年）当红的时代。可惜本省籍部分菁英份子沉潜能力不够，急着冒出头，不时演出走样的剧本，我想老总统一定感到失望。但也有极少数偏激的政治人物、思想狭窄的学者，与少不更事的知识青年，他们根本不知道在日人统治之下所受的亡国奴待遇，或是知道而不在乎。他们更不知道在大战结束后，那一段艰苦岁月是怎麽过来的。也不知道老总统所领导的政府了台湾的安全、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及了求取省籍的平衡，付出了多少代价与心血。他们从不回溯过去那一段历史，而竟然视老总统如寇雠，开口就，动手就侮辱他的铜像，以快个人恩仇。他们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老总统实施白色恐怖的统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实施白色恐怖的背景与对象。在大陆撤守前一、二年，国民政府濒临崩溃前夕，中共渗透政府、军队、学校、工厂，乃致于国营事业，倒戈起义，游行示威，此起彼落，人民一夕数惊，终至人心涣散，全面瓦解。迁台之后的二、三年，台湾与中共隔岸对峙，金马前线h声不绝，沿海小岛海陆战斗未断，而一九五八年八二三h战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更是震动全世界，台湾实际上处在战争前线。台湾内部则人心浮动，共谍桉层出不穷，大陆撤守前的内应与倒戈现象，隐隐然有再度出现的可能。求确保台湾的安全与安定，乃不得不袢⊙侠鞯墓苤拼胧罄床⑿冀溲狭睢Ｊ导噬希讼罱溲狭钣胛鞣焦以诮徽角嫉木陆溲狭钕嗳ド踉叮⒚挥惺凳┚峦持危挥芯饺嗽苯庸苊裾Ｖ敝烈痪盼逅哪晔拢忻狼┒腹餐烙踉肌梗缶质忌晕⑽榷ǎ杂幸痪盼灏四臧嗽轮h战，此即所谓白色恐怖之背景。至于白色恐怖的对象，则绝大多数外省人。在一九五○年前后数年，可说每年均有几件牵连甚多的共谍桉发生，被执行死刑者都外省人。本省人即使有之，亦百不得一、二。以后对于台独人士，则多袢《唐谕叫袒蚍胖鸸獾陌旆ǎ驹蚴前哺е赜诖Ψ！Ｋ运桨咨植溃畲笳呤峭馐∪恕毋庸讳言，在执行这种政策时，执行人员不免有所偏差，而其中若干不肖之徒，亦常挟怨寻仇，致使许多无辜者蒙冤受屈，冤杀冤囚者颇多。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则得到相当的安定，得以集中力量于经济建设及对抗中共，亦不争之事实。在两代蒋总统治理期中，台湾很少民主，但人民却享有政治以外的充分自由。而政治只要不涉及中共、台独、组党、污辱两代蒋总统，其他则并无严苛限制，与中共毛泽东时代、苏俄史达林时代及德国希特勒时代，甚至老总统在大陆时代，节要温和很多，谈不上是什麽白色恐怖。而比之日据时代，动辄杀人盈城，全村遭屠，则更是天壤之别。翻遍中外历史，一个活在所谓「恐怖」中的人民，哪来如此的经济繁荣？又哪来培养如此多的各类人才？什麽叫做知识份子？就是衡情论理，有其客观标准，不私心所蔽。但是，现在有些人在安定与富裕生活环境中，坐在舒适的办公室或研究室中，口沫横飞地指责当年的白色恐怖，并将其归罪于老总统，完全蔑视了老总统对台湾的巨大贡献，岂得谓之公平。何况没有当年的安全措施，不幸中共所乘，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在侮辱老总统的事例中，有两件事我要在此一提：一、有极少数的人想尽办法要将老总统罗织到二二八事件中，翻箱倒柜地找证据，是否当年S老总统下令派兵来台镇压，要藉此进一步加上老总统的罪名，还要镌刻在二二八纪念碑上，迄未得逞。我要在此指出几点：㈠无论当年是否是老总统下令派兵来台，都不会构成老总统的罪行。二二八是一个偶发事件逐渐演变成武装对抗，许多无辜外省人被屠杀，更多的外省人被武装囚禁，任何当政者处在这种情形之下，都要派兵镇压，不然，如何解决问题。陈仪并非没有试图以谈判安抚解决，无奈起事者节节进逼，走上绝路，当时纪录俱在，岂是任何人可以湮灭栽诬的。㈡当时国民政府所统辖的地区是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六亿的人口，而台湾不过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人口不过六百万，在整个中国的比重上不是很大。老总统一定是很重视台湾，不然他不会亲自来台湾视察。但在整个国家施政的优先次序上，不会很前面，所以派兵一事，可能有人签报核准，不一定是他下命令。㈢当时台湾属于边疆地区，而中央政府对于边疆地区，历史上都是癜哺д撸量优容宽厚，不会严苛。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但中央决策机关一再谴责台湾当局者平日治理不善，而且闽浙浙监察使杨亮功立即冒险来台调查真相，老总统并派当时之国防部长白崇禧宣抚使，代表他来台安抚台湾人民。可见在老总统心目中，毫无滥杀无辜之意。极少数奉省籍政客及部分受难者家属，这几年可说年年都在二二八前后炒热一阵子，唯恐族t之间不分裂，唯恐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于此政府政策实有鼓励作用。另一方面，对日据时代，日本人屠杀本省同胞则根本无人提及，甚至在所有的《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中亦少提及，不知是何心态。根据日本官方统计，仅一八九八至一九○二年的五年之间，本省同胞被杀者即已达一万一千九百五十人（本帖从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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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据同一资料来源第十二页载：「又据台湾革命同盟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发表『马关条约』五十L年纪念宣言中估计，『五十年间，牺牲六十五万人』（转引自陈芝笙，《台湾地方史》，页二三二，一九八二年八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日本人屠杀「支那种人」是整村整乡屠杀的，老弱妇孺一律杀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人对旅顺；中日战争期间，对南京，更是整城的杀，这都是有纪录可查的。在中国大陆是如此，在据台期间，对台胞亦复如此。管有些本省同胞自认不是支那种，但日本人并不作如是想，当年杀起来照杀。我提这些往事，毫无意思要煽动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尤其我是基督徒，而且本性就不记仇，希望忘记过去，人类都能和平相处。我好奇的是什麽现今的政府与极少数民间人士每年却炒热二二八，而丝毫无亡国之恨。顺带一提的是，一九九七年《认识台湾》的国中教科书内容之争。我对此事无兴趣，也未读该教科书，但从报上得知书内曾使用「终战」一字。我必须要指出，太平洋战争是以日本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结束的。所谓无条件投降，就是日本直截了当投降，不能讨价还价或有什麽条件。投降对象包括中国在内，老总统时任同盟国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日本人对其国内人民不承认是投降，说是终战。终战者，终止战争也，有两种含意：一是并未投降，只是战争暂时终止；一是暂时终止，日后还会再战。所以终战是彻底隐瞒日本无条件投降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的日本皇民用语。这些编教科书的人士有权将其子女皇民化，但绝无权编在教科书中，让其他支那种人（日本人用语）的子女皇民化。我们可以原谅日本人屠杀支那人的暴行，但不会忘记被屠杀的耻辱，而认贼作父。二、前台北市长陈水扁对老总统的侮辱。陈水扁就任市长伊始，便下令将介寿路改名凯达格兰大道，其意谓老总统不如最早登陆宜兰、最先进入台北盆地的凯达格兰原始民族，藉以羞辱老总统。我在前面说过，我们外省人那是追随老总统而来的，老总统永远是我们外省人的精神领袖，羞辱老总统，对三百万的外省人而言，是非常严重的事。好在外省人承平生活过得太久了，上层忙于争权卡位，下层忙于攘利谋生，早已麻木不仁，醉生梦死，可能根本不知道老总统是在被羞辱，或者知道也懒得去过问，故都沉默以对，哀莫大于心死，诚然。&&&&国人中有两个人应该站出来这件事说话的，但都没有：一位是李登辉总统，应以元首之尊故元首的受辱说几句话，更何况身受经国先生栽培提携之恩，方有今日；另一位是郝柏村，更受两代蒋总统的栽培提携之恩，跻于高位，既有兴趣去选副总统，理该老长官受辱说几句话。我希望以后无论哪一任的市长，能将凯达格兰大道路名改回来，须知介寿路是一个很典雅的名称，有两种含意：其一，当然是纪念老总统，因他字介石，介寿正好祝其长寿；其二，介寿典出《诗经》：「此春酒，以介眉寿」，用现代话来说，就是敬你一杯春酒，祝你活到眉毛长出白长毛来。眉毛长出白长毛大约年龄要到七十岁左右。古人平均寿命短，人生七十已是古来稀了。所以介寿路者，是祝全国人都长寿的意思，并不限于老总统介公。当然也可改成总统路、府前路等等。我是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的。一个无论多麽伟大的人物，一旦逝世，便应让他平静地走入历史，一生功过是非，百年之后，公正的历史家也许会给他一个定论，留名青史。华盛顿美国开国国父，邱吉尔拯救英国于危亡的功臣，还不都是平静地走入历史，留下一坏黄土，几页青史，供人凭t而已。所以我一向主张，除非是出自广大人民的自动自发，千万不要用公权力与公帑搞什麽铜像、中山路、中正路、中正大学、中山大学、国父纪念馆、中正纪念堂。尤其不必在公共场所就要挂四幅像，国父、老总统、经国先生的遗像都应该取下，只挂现任元首的像，表示对国家的尊敬。我也不赞成放纪念假，搞什麽谒陵，以前皇帝都并未如此。坦白地说，民主国家政权可以随时转手，一夕之间，可以全面更换，有什麽意义。我们既然号称民主国家，就应该有一个民主国家的模样。我也主张国民党或政府经由海基会透过海协会与中共高层密商，或派遣国民党中常委去北京协调，将两代蒋总统的灵柩运回其故乡奉化安葬。两代蒋总统灵柩之所以浮厝。就是要归葬大陆的意思。狐死正首丘，此人情之常，应该帮他们完成这个心愿，但必须低调处理，仪式简单隆重，千万不要搞什麽国葬，以致使中共不同意。现在我要谈一下我与老总统的个人关S。我第一次见到老总统，是一九三三年的夏季，我以汉口市立第一中学初中一年级学生代表身分，聆听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中正，在汉口明星电影院召集武汉教育界人士的训话。他长得什麽样子，说了一些什麽话，当场就没弄清楚，只见到勤务兵提一个热水瓶倒水给他喝。一九四三年，他兼任我的母校中央大学的校长，远远地见过几次，我的毕业文凭署名的校长就是他。一九四四年，我进中央设计局任职，他是我的长官，了青年从军被集体召见训了一顿。一九六五年，我以绩优公务员再被集体召见一次，我与他的关S如此而已，但我可以称他一声老师或校长。一九六七年六月，老总统在国家安全会议上曾向出席的党政大员提到我。大意是说：「有一个叫王作荣的，写了一奉书叫作《台湾经济发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们下去找一本读一读。」散会后，这些大员纷纷向我原来服务的机关经合会索取，报上说一时洛阳纸贵。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他又在约八百人的党政军人员前介绍这本书，并宣读，要大家下去读，于是他们又向经合会索取了一次，经合会此印了好多版本，还有大字版。那时我远在曼谷。后来，他告诉左右，说王作荣是个什麽样的人，他要见见。这是他的z书孙义宣告诉我的。不久，经建会便打电报给我及联合国亚远经会，要我回来一趟，但并末告知我是老总统要见我，只是要我研究台湾经济问题，提供意见给政府参考。我于一九六七年八月返国，便老老实实地坐在经合会给我的一间办公室e，埋头做研究写报告，除了被请吃饭外，没有主动要求晋见任何人。我于九月十二日离台前夕，经合会才通知我要去见老总统。我晋见时，老总统连声说好，并说《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他都看过，内容也很同意，只有两点他有点意见：一、战时中央银行的运作，我不了解实际情形，有些误会；二、交通建设很重要。但语气十分温和客气，接见约十馀分钟后我即辞出。当时接待的z书是王正谊。自始至终，我都未被告知这次回来是因老总统要见我，特别电召我回来的，而且一直拖延到我必须返任的前一日才安排晋见，这就是官场的险恶。这次回来写的报告，我当面呈上一份摘要，以后又补送了一份全文，也送了经国先生全文，相信老总统都仔细看过了。这篇报告连同前面提到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中所提出的建议，大部分都被衲桑倨湟呷缦拢一、培养人才。本来设有国防研究院做几个月短期训练，来培养干部，以后便延长一年，并派往国外考察。二、立即推行九年国民教育，并设立国科会等机构，发展高级科技。三、发展资本密集重工业，如大炼钢厂、造船厂，以后都纳入经国先生的十大建设计书中。四、整顿司法，提高待遇，建立优遇制度，淘汰年老不能办桉之法官。五、整顿税收。设立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历时二年，以求赋税之改革。六、改革金融。设立银行改革小组，派专人出国考察，亦历时数年，提出改革报告。七、在行政院设立决策小组。以上仅就记忆所及，简单提出几项，因年代久远，并不齐全。请读者参阅附录四、五，当可有进一步的了解。这e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者：一、所有衲芍饧⒏吨钍凳游从姓霾呓撞闳耸扛嬷遥晕叶裕伤岛廖藁赜Γ比桓抟谎园胗锛谓被蛞虼硕沂实敝拔弧；谎灾ㄒ榭梢衲桑ㄒ槿嗽蚨谝槐撸ㄖ簧济挥校娌恢勒饩烤故鞘谗嵝奶二、据说赋税改革，财经当局怕老总统要我回来主持，抢先签请老总统要海外学人刘大中回来主持，我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银行改革则由张兹G主持，我则被聘小组委员。正如一九六○年我提出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被排除在改革小组之外，不能参与一样。官场排挤打压人，可说不择手段，然而却误了国家大事。这些改革，包括司法改革在内，我都有一套如何推动的构想，可以使其落实，得到成果。现在连参与发言的机会都被剥夺，我也只有看着这些改革失败而己。三、早在一九六七年，我提出的三大优先改革工作中，就有司法改革一项，所见不不早，对司法之重要性所知不不深。现在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司法情况每下愈况，如果不从根拔起改革，很难有成功希望。一拖三十年，实在令人气馁。四、早在一九**年及一九六七年，二度建议行政改革，培训优秀文官，使政府行政现代比，迄今三十馀年，仍在喊提高行政效率，文官制度及文官品质仍是落后状态。即使从现在开始全力改革，收效也将在十年以后，换句话说，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五、除九年国教S老总统亲自主导，卓有成效外，其馀各项建议虽都付诸实施，可说全都失败。包括重工业的建立在内。唯一的理由是决策阶层官员本身知识落后，又不愿意屈尊下问，敷衍塞责，做些「纸面工夫」，骗过老总统仍可升官或占稳位置；以及可能已老总统所察觉，因此几次在数百人的大会中痛骂「文书政治」误国。然而老总统那时已是八十馀岁高龄，兼且国势日下，有心无力，徒呼奈何而己，悲夫。以上就是我与老总统的全部关S，但这是非比寻常的关S。以老总统当时威望之隆，阅历之深，识人之多，而其一生所见到的提桉、建议、文书何止千万件，我那时的地位不过区区一处长而已，实在算不了什麽，但他一读我的《台湾经济发展之路》，便十分称，要召见我。我想主要理由不外求治心切，认我的论点颇合于他求治的需要。据他的亲信告诉我，他很少公开同意别人的意见。据他的z书钱复告诉我，他曾吩咐左右人员，所有我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片纸b字都要剪呈给他看，可见他对人才的重视。而他之所以对我这样地位的人如此重视，一定是他已厌烦他眼前所用的那些人不堪用，不足以执行他的任务，满足他的需要，急于另觅人才。我返国后，曾有几次在国民党如全会之类的集会上听他讲话，他都是严峻地指责大官们不认真做事，也不认真读书，搞文书政治。有一次他还说：「你们都不读书，只好我这八十几岁的老总裁去读书了。」这该是多麽沉痛、多麽失望的话。我说他求治心切，是因他一生都在求中国富强，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现在既不可能，又值衰老残年，来日无多，于是便想在台湾实现他的理想。英雄暮年，倨处台湾一隅之地，有志难展，令人无限同情。 一九七一年，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及所有与其相关的机构，老总统犹能支援，并公开露面。一九七二年，日本与中共建交，以怨报德，对他打击太大，从此健康恶化，即未再露面。一九七五年四月逝世，万民震悼。灵柩暂厝大溪，犹冀有返回大陆之一日，令人悲恸不已。最后，我要特别在这e指出的，便是老总统愈是看重我的文章，愈是提到我这个人，我便会愈被隔离中伤，愈不能接近他，不能他所用。事实上，他那时已年迈，也无精力去用新人、行新政了。我之不被用，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过失并不完全在我。――以上《蒋中正总统》，摘录自1999年第一版《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台北： 天下远见）――附注：王作荣，生于1919年，湖北汉川人，南京中央大学经济学系毕业，美国范登堡大学经济学硕士。国民党党员、经济学家；中华民国前考选部长、监察院长。早年服务于行政院美援会，曾任台湾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中国时报》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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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李宗仁日代理总统之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军事、政治形势稳定了3个月，但随后急剧恶化。4月20日，解放军启动渡江作战，5月27日，上海失守；10月1日北京人民政府成立，12月8日，行政院长阎锡山决定将中央政府迁离大陆，从此，台北成为中国继广州、重庆后的第3个临时首都。12月10日，蒋介石于凤凰山机场注视着满山敌军的逼近而黯然飞离成都、驻节台北。日，西康省西昌失守，标志着国军在大陆成建制的军事抵抗就此崩溃，自此开启了国民党孤守金马台澎地区的历史新页。当时台湾的处境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考察：首先，是国内政治人心的总体崩溃。日代总统李宗仁因其根据地广西失守，便声称“胃病宿疾突发，便血不止”而经香港“赴美就医”。其时滇黔川康渝尚算完整，但基于宪法第36条“总统统率全国陆海空军”的规定，李的擅离职守导致国家军事指挥系统被从根破坏，而下野总统蒋介石竟矜于名节拒绝复职，因为军队国家化的原则，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又无法指挥军队，导致国军高层无政府状态加速恶化。这不仅使得大西南防线因高官陆续“起义”而迅速瓦解，台湾也是危疑震撼、人心思变，中下层知识分子和部分军政官员基本失去了对于国府的信心和期望。根据时人回忆，“民国36年228事件发生，台湾民间开始产生一种台独思想。因为既然日本人不好，中国人也不好，那么最好的出路便是台湾独立，不受日本人管，也不受中国人管。但至民国38年，国民党在大陆上节节败退，……此时台湾同胞有了第二次觉悟，……对于台湾的未来重新燃起希望，将希望寄托于大陆共产党，期待共产党来解放台湾。”更有甚者，“当时有些海边地方，台湾人民的心理都已准备好，把村庄里的牛车都暗中编好列队，一待共军攻台登陆时，即列队驰往海边，帮助共军接应运输。有的工厂工人也暗藏武器，准备国军败退，要来焚烧破坏工厂时，可以保护工厂。还有的军官信心动摇，便私下准备了便服，以便共产党攻台时换下军服乔装老百姓。”其次，是战略军事压力的日渐强大。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他说中共“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以及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用以进攻台湾。同时，刘少奇向苏联报告，中共准备1950年攻占台湾，斯大林为此同意提供200架歼击机和8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金门和登步岛的战败，畏战的北京当局调整了战略布局，希望苏联直接介入和国军的战争。12月16日，在莫斯科谈判的毛当面请示斯大林，“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协助迅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在“不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口实”的前提下批准了这一请求。北京此时还得到1.5亿美元的苏联海军设备援助，并通过莫斯科向伦敦定制了2艘巡洋舰（7000吨级）、5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第三，是国际地缘坏境的持续恶化。日，杜鲁门政府发布了外交问题白皮书《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特别着重年之一时期》，虽然其代表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惨遭一个以外国帝国主义利益为前提之政党所压制”，但仍是坚持于2月24日宣示的“森林初崩，尘埃未定，对华政策，尚宜稍待”的基本方针，对中国现状不闻不问。为了殖民地香港的利益，英国同样厌弃国民党，12月8日，该国大使弗兰克斯向美国政府抱怨，认为他们不应该重新援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打消了他的疑虑，不仅否认了可能的援华计划，还对英国解释道：“福摩萨在战略上并不十分重要，美国不想动用军事力量阻止其落入共产党手中”。正在此风雨飘摇、内外失控的危急存亡之秋，蒋介石迫于国大代表的要求和立法院的决议复行视事（日），虽然还是美援不来，却也逐渐人心安定，意志凝聚。及至6月27日因为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移防台湾海峡，国府和国民党的军政危机才真正解除，得有余力进行党内大规模改造和国内民主、经济建设。当然，由于第七舰队的任务之一是“禁止国民党军队以台湾、澎湖为基地进攻中国大陆”，这完全阻止了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想象，但至少中美关系开始复苏，台北重新成为了华盛顿的战略盟友，这对国民党维系共和国统、坚持宪政法统和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不无益处。蒋介石复职前后，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课题是岛内情治机关的涣散。自从1949年初蒋下野以后，南京的国防情报机关遭到整肃，“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75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3000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他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自然，经济待遇方面这些情报员也遭到了很大的困窘，根据当时保密局特勤组上校组长谷正文的回忆，“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2月至8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3000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Z黄豆过下来了”。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这支秘密情报部队的战斗力之低落就可想而知了。第二个严重问题，就是舆论宣传。蒋介石本人非常淡漠于历史辩诬、理论研究和社会宣传，现在有些文章引用唐纵的看法，说国民党不了解延安整风的实况，这是不正确的。解密日记标明，蒋非常明了延安正在发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和政治内争，也很惊讶于“整风”清洗在文化宣传和体制整合层面的效能，但是对于其政治伦理内核，蒋明确地嗤之以鼻，觉得真正的革命政党不可采用此种方式对待同志和部属。令人诧异的是，退居到了台澎金马以后，蒋介石似乎并没有总结教训，这种对于正本清源和历史宣传的淡漠竟然未有改变。先看党史和国史方面。台北一共有3个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官方近代史（现代史）研究中心：1、 国民党党史会，成立于1930年，因为蒋介石的及时转移，资料（尤其是党史档案）保存最为完整；2、 总统府国史馆，成立于1947年，大部分政府资料遗落在南京，后蒋除日记外的总统档案存放于此；3、 中研院近史所，成立于1955年，图书资料主要为外交和经济部门旧档归类；其胜在人才储备充分；党史会在罗家伦、秦孝仪等人的领导下，基本上就是进行“革命文献”、“史料初编”之类的文件整理，而不重视事实考辨和成果探索，当然，研究也是有的，但无非是编纂一些革命先贤的传记和选集；国史馆的学究们同样埋头搞一些资料整理性质的大事年表，诸如“史事纪要”，纯粹为档案馆的性质；只有近史所屡屡有新论文面世，但问题在于别说近史所，整个南港中研院本就是脱离党和政府所控制的，其历任所长（如郭廷以）多是费正清等粉红色学者的私淑弟子，在“价值中立”的外衣下亲美、亲共，继续着那套立场偏颇的“研究”。因此国民党和台北政府根本没有李敖所说的什么“御用学者”来为其辩护。当然，党史会的专家也会为国民党说点好话，但一般都是基于真实史料的立论（而并非驳论），且学术性远大于宣传性，因此这些论文即使在30-50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还是站得住脚的。报纸方面，蒋介石也很不重视《中央日报》的编辑和发行，至少从不像毛某一样为其写什么“社论”并要求全党学习，因此该报的发行量一直少得可怜；当然，蒋很信任《中央日报》的记者，并要求他们立场平允，不得受到党内外政治势力的干扰，必须清晰准确地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他本人据说更喜欢阅读《中国时报》，对中央宣传部那些才子的流失也不以为意，而这个“宣传部”其实叫“理论部”才更为恰当。从某种程度来讲，蒋真是很古怪的一个人，既不重视“枪杆子”，更不重视“笔杆子”，怪不得较量不过斯大林。记得蒋真正地注意宣传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对国内，即1943年《中国之命运》的发表，明确地规定了战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权主义战略和民生主义结局。于是陈伯达并不做正面的意识形态反驳，而是以毫无依据的《评》作为回应，此书和其后的《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样，注重从道德层面抹黑（《中国四大家族》在1998年被台湾绿媒再版，又一次发挥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毛泽东敏锐地发觉蒋文浓厚而稍带偏狭的文化保守主义特征，因此延安所控制的报刊开始大篇幅地宣传普世价值，以此向华盛顿表明，延安比重庆更加西化，更加信奉自由主义，更加忠于美式民主价值观，因而更有资格得到罗斯福的青睐。第二次是对国外。韩战结束的同时斯大林也死了，欧美自由国家对于苏俄的扩张开始从“遏制”退步到了“绥靖”，蒋和苏俄斗争了一辈子，也是世界上罕有的一个在毫无外国支援的前提下敲掉过斯大林牙齿的民族领袖（），因此他想将自己和中国的经历和经验写下来，给那些头脑单纯、盲目乐观的自由国家领袖和外交部门做参考，这就是1957年《苏俄在中国》的由来。但是很可惜，美国认为此时和已经改弦更张的苏俄应该可以和平共处，因此并没有听取其忠告，以致1970年代于越南（和印度支那）泥足深陷，在莫斯科、北京和全世界面前彻底丢掉了面子、价值观和年轻士兵的生命。还有第三个严重问题，就是国府法统的延续。怎么说呢，年的台湾政体是训政和宪政的混合体，可称之为“准宪政时代”，因为当时地方自治（和地方选举）是持续有效进行的，而且民意机关错落有致，国民党中执会不复像1930年代一样取代立法机关的地位，中常会和政府之间也没有了什么中政会等联席机构，当然，国民党中央也从未像以前训政时期一样对政府发布过什么训令。训政时期（年）的确是“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但准宪政时期（年）不是。孙文在其“建国大纲”中倡议设立“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有创制（宪法）、复决（法律）、选举（总统）、罢免（官吏）的“四大民权”，孙将其看成最高民意机关。所谓训政，在中央而言，就是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行国大所有权力，等训政结束再还政于民。当然，党代会不会时时召开，因此国大的权力平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施行。中常会和国民政府之间有常设联席会议，称为“中央政治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指导者，是国家真正的最高权力机关。中政会成员并非全部是国民党员，也有政府之非党员高官和社会贤达。该会议审查中常会的决议，然后损益之，最后为政府制订政策。当时所谓“党国”的意思不是党的成员治国，也不是党的组织治国，而是党的信仰治国，其实就是三民主义治国，因为蒋介石认为，唯独三民主义才能达成四大民权和五权宪法，才能使中国走上自由、平等、安乐的康庄宪政大路。的确如此，当时国民党的党员和组织，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有可能对于中央政府的方略提出决策，地方省市县党部的主委、书记长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既不能任免同级政府的官员，也不能享用同级政府的财政。所谓“以党治国”，那是孙中山的思想，因此才有了革命军这支“党军”。但是党军的政治任务于军政完毕就宣告终结，必须在训政时期逐渐转型为“国军”，事实上，国民政府在1934年就完成了革命军国家化的工作，直到抗战爆发才启动党政军合一。但期间蒋的思路不是以党领军，而是以军领党。这听上去很怪异，但事实就是如此，蒋介石想用革命军中那种忠勇负责，刚毅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带动、熏陶和激励国民党员，再让这些党员去带动、熏陶和激励普通国民，这样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一切到了1947年行宪以后全部取消。1950年之后台北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必须听取立法院和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如果要推行什么政见，请先通过立法院和国大的审核、三读、投票再说，以前1930年代的中政会制度再也没有复生过。而且，当时内阁（行政院）非常尊重宪法，因此按照内阁制的规定，更加倾向立法院而不是总统府，即使陈诚这种蒋介石的亲信心腹，也会为了议会的意见而基于宪法赋予的权力，抵制总统府蒋介石的任命。按照我们的政治伦理，先有真相，后有和解，没有真相就没有宽容，宽容的前提是1、揭露事实，2、当事人忏悔。60年世事悠悠，我们不应主张报复，不过所理解的真相和宽容之间的关系，至少南非和东欧都是这么做的。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对于基督徒而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世人自然都是有罪的，这是基本教义，毋庸置疑。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凯撒”场域的政治罪错，就说蒋介石吧，斯人已去，但是他的后继者，也就是继任国民党领袖的那几位政治家不是一直为蒋的“228”和所谓的“白色恐怖”在不断地公布真相、公开道歉和做出赔偿么？他们甚至请来了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来交流心得，因为据说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工作是全世界最有成效的。要不是必须维持动员戡乱体制和坚持光复大陆的理想，中国在1947年就已经是宪政时代了，何必苦苦坚持什么“临时条款”？即使在退居金马台澎以后的戒严时代，虽说部分民权受到抑制，但毕竟地方自治依然存在、民主教育依然存在、五权分立依然存在――在一个战争坏境中，笔者并不认为蒋介石犯了多大的错误，他这样做可能有亏于台湾地区的国民，但毕竟也是又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就是“将我们的民主宪法原原本本地带回大陆去”。雷震等人算不上“无理取闹”，事实上退居台湾的蒋介石一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政治局面，那就是国大的“四大民权”之一“创制”（其实也就是修宪权，因为只有修改宪法才能对台湾地区国民开放国家政权，否则台湾人只能省县乡地方自治而不能参与全国选举）无法执行，这当然遭致国大代表的强烈不满，并且在党义上违背了孙文遗教，在法理上违背了宪法规定。于是，每次国大举行会议蒋介石总要公开或私下地劝说国代们要理解当前的反攻困境，重申光复目标，强调了坚持法统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每次演讲或谈话结束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全中国国民选举的总统，我一定要将这部民主宪法原原本本地带回大陆，还给大陆国民”。 没有1947年宪法就没有今天的台湾，蒋介石是这部宪法的生身父亲。当然，经过国大合法程序，该宪法加了“临时条例”以应付战乱局面，败退到金马台澎之后，蒋介石为了复国宏愿，因此坚持威权政体，保留了戡乱局面，当然，事实上今天此岸尚未对彼岸放弃武力威胁（“觉不承诺放弃武力”云云），因此蒋介石的行为也不能说就是错的。所谓的“民主之父”李登辉上台以后，屡屡修宪，硬生生将1947年宪法从准内阁制（内阁对议会负责）修成了准总统制（内阁对总统负责），最后在陈水扁手里成了真正的总统制，于是才有如此贪腐大案，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台北政权某一时段的腐败，正是局部背离1947年宪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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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宏涛 口述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六日星期一清晨，我照常从家中信箱e拿出当天的《台湾新生报》，还没把报纸翻开，一版头条就立刻让我完全清醒――北韩部队在星期日入侵南韩，蒋公已透过外交部向南韩总统李承晚表达关切。这是件大事，我看了报才知道，马上赶到办公室。上午九点，蒋公按既定行程赴革命实践研究院主持第六期学员毕业典礼后，立即召集陈诚等官员开会，商讨韩战因应措施。蒋公在会议中分析指出，这是苏联试图取得南韩的战略地带，以确保其在亚洲大陆的安全；而这也可能是日后一连串侵略行动的开始。晚上，蒋公在官邸召集军政重要官员们开会，柯克建讲派一师志愿军参战，但因与会其他人的意见很多而无结果。南韩一向与中华民国维持密切的关S。早在抗战时期，韩国流亡的临时政府就在重庆运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韩隔着三十八度线分治，南韩依然期待中国的支援，即使在一九四九年我政府颓势已现之际，也是如此。李承晚总统数度派遣密使与已经下野的蒋公联M，希望能够获得武器方面的支援，但蒋公已是自顾不暇。驻韩大使邵毓麟于二十六日下午拍发的电报，二十七日清晨收到了。他在电文e说，美国准备供给南韩十架P-5l战斗机，但是韩国军方无人能够驾驶，而期待我政府派空军飞行员前往支援。虽然这通电报的内容只是根据情报而非韩国政府的正式请求，蒋公看过这通电报后，就决定支援。他指示我把韩政府缺乏空军飞行员问题转达给周至柔总长，并且要我立即把他的意思覆信给邵大使。不过，这时才早上九点多，我们要和韩国方面联M，因必须透过美国电讯系统，至少得等到十一点才行，而依据外国通讯社的报导，韩国首都汉城于清晨五点钟被北韩部队攻入，李承晚总统已经撤离汉城，不知是否还连络得上。十点五十分，汉城与旧金山之间的连络中断，蒋公的电报也就无法发出了。驻东京军事代表团团长那时已更换何世礼。中午，叶公超向蒋公报告，何世礼来电说，麦帅总部的空军部门非正式地向我代表团表达，希望调用我空军驱逐机前往韩国助战，蒋公马上同意。韩国的战况一直很槽，大家心e都很焦急，直到晚上七点才有些好消息出现。副总长王叔铭来报，美国空军已经参战，并在汉城上空击落敌机四架。韩战的爆发，终于点醒美国――共产势力的扩张及侵略性，可不是「狄托」幻梦就能粉饰的，中国赤化其实是个难以吞驳目喙衷谒且鲅虿估巍０说阒樱ぬù焓κ喟菜屠疵拦陆竿迹怕趁抛芡掣谋淠瓿醯亩曰龋龆ㄅ汕驳谄呓⒍友策ㄍ搴Ｏ苛恕Ｕ馐潜匦肓⒓椿赜Φ氖拢敫鲂∈焙螅卟闵烫侄圆撸还鞘蔽乙丫丶伊恕二十八日清晨，我才起床就急着拿报纸。一眼就看到《台湾新生报》一版头条是：「美国开始行动了！杜鲁门昨断然下令第七舰队保卫台湾！海空军支持韩国作战，世界大局急转直下」我叫醒光润，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她睡意全消。我们非常兴奋，因这意谓今后我国就不再孤立。我急切地往下，杜鲁门提出的备忘录全文如下：美国政府对于北韩军队进攻大韩共和国所引起之太平洋区域安全问题，其本身在日本之责任及其对于该区和平之一般注意不能予以漠视，因此美国第七舰队已奉令阻止来自中国大陆以台湾目标之攻击，并已完成必要之部署。阁下当能了解，倘阁下所指挥之海空军事行动，无论其对象中国大陆或中国领水中或公海上之航运，仍复继续进行，则对于第七舰队所承担之上项任务自不相容。美国政府因此相信阁下必能颁布中止上项军事行动之必要命令，藉予美国以充分之合作，美国海军已奉令执行上项任务一如中国政府业已颁布命令者然。美国政府之动机，不但出于其于太平洋区域之和平及安全之深切关怀，并基于其对于中国及台湾人民之未来自由与幸福之深切关怀，此点当在阁下洞察之中。杜鲁门的声明中，要求我政府海空军停止对大陆作战。我不禁感到迷惑，这不就意谓我们要真的失去大陆了？还有，台湾的地位又该怎麽办？不论如何，今天可要忙了，我急忙到总统府。上午，蒋公召集陈诚、张群、王世杰，继续商议如何回应美国的声明及备忘录，大家都认必须在答覆中申述，我们对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表达愿意合作的态度，但不希望此举限制我政府一贯的反共政策，同时台湾地位问题仍盼望美国不因前述声明而有所改变。蒋公当即指示由外交部起草覆函，表达决定接受美方请求暂停军事行动，但美方对沿海各离岛的防守问题态度如何，仍应澄清。备忘录由叶部长具名，于二十九日晚面交师枢安。那时除了澎湖、金门、马祖之外，广州附近的伶仃及担杆岛、浙江省附近的大陈，都有国军驻守。二十九日清晨八点半，突然有大约二十架不明战斗机编队飞临台湾上空，防空警报之大作，我空军战机纷纷升空拦载准备应战，后来才知道那是从第七舰队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美国海军战斗机，解除警报随后响起。蒋公抵达总统府，听取有关部门的报告后，指示向美国提出抗议，以维护我领空权的完整。不过这也告诉台湾上下，第七舰队已在海峡就位了。韩战爆发，美国声明派第七舰队赴台海巡弋后，共军就大量向闽厦地区集中，当时研判可能会进攻金门。金门、马祖这些大陆沿岸的离岛，对台湾而言实在是易攻难防，是否要耗费大量军力守岛，也就成难题。美国方面，不论国务院或来访的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Struble, Arthur），都已明确表示第七舰队协防范围只在台澎，金马等离岛不在其范围内。金门要守还是撤？如今金门还在中华民国的手中，外界始终以这是一九五○年七月，政府面对此一决策问题时，蒋公坚持把金马当做反攻大陆跳板，因而几十年来派驻重军守住这两个小群岛。事实上，恰好相反。七月中旬，由于美国明确宣称第七舰队不会协防金门，而共军又在金门对岸加强军备而有进攻的态势，这个问题就成参谋本部研究的焦点。金门究竟应该挺下去，还是如同舟山群岛般立即撤出驻守的精锐部队？参谋本部十八日召开的会议e，陈诚、王世杰以及柯克都主张暂缓把部队撤离，但蒋公坚持应该撤回驻军，以保全实力。蒋公以在大陆失败的经验，认在当前我方攻势不能执行时，金门孤悬在外，不论增援或运补都很困难；而厦门及福州中共空军的威胁日增，如果现在不把部队撤出，以后想撤都来不及了。周至柔也支持蒋公这个见解，所持理由是台湾全岛的总预备队兵力弹药算起来只有七个师，必须调回金门的精锐部队，才能对今后战事有把握。蒋公最后裁示应把部队撤离，不过要先知会麦帅，听听他的意见。这项指示，随后在以参谋总长名义致麦帅的备忘录e带入，何世礼把备忘录递交麦帅。很奇怪的是，国军准备自金门撤退这个极机密的消息，美国代办师枢安没多久就知道了。师枢安二十二日与我外交部北美司长陈岱础谈话时，就说他已经获得消息指出，我方将于十天之内自金门撤退。陈岱础的回应是，不知道有此决策。二十三日，师枢安奉国务院的指示向叶公超部长做口头声明，如果中共向「台、澎以外的岛屿」进攻，美国将不参加其防卫，但美国政府绝不妨碍中国在各岛上或由各该岛出发的防卫作战行动；至于轰炸大陆方面，则是另一回事，美国不支持。他说，第七舰队受命执行协防台湾的条件之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必须停止向大陆攻击的海空军事行动，且中国也已接受这个条件，如果再有轰炸大陆情事，就是不履行对美国的诺言。叶公超回答，目前共军在金门对岸沿海大量集结中小型登陆艇及武装机帆船总数约在一千三百艘以上，第七舰队既不参与金门防卫，则中国政府自当袢∮行У淖晕来胧坏绻蠢词鼐槐瞥烦龈玫菏保蚝？站难诨こ吩耸潜匦氲摹２还鹈诺拿耍匆蚵笏У囊饧谋洹七月三十一日，麦克阿瑟元帅来台访问。对退守台湾的国民政府而言，他的来访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联合国z书长赖伊（Lie, Trygve）当时依安理会决议吁请会员国援助南韩，我国起而响应，韩方很是欢迎，但因美国国务院的反对，麦帅也因而未能表示赞同。何世礼于七月四日在东京与麦帅晤谈后转述，麦帅认这次杜鲁门总统的宣言，是蒋公及他自己的一次大胜利，因麦帅一向主张应确保台湾不致落入共党之手；至于中国主权问题他绝不会干犯，请蒋公放心。麦帅并首次提及有意访台，但行程可能会延后。蒋公回应很积极，他亲笔拟王世杰致何世礼电，对麦帅有意来台至表欢迎，然而担心现时军事形势严重，麦帅不宜离日来台，在考虑原先就有意访问韩国之下，是否于途经日本东京时与麦帅晤面，或者另择会面地点。这是麦帅不克离日下所做的考虑，但此一意愿透过我驻日代表团传达后，何世礼五日来电说，麦帅的参谋魏劳柏表示，目前麦帅军务繁忙，未便与蒋公晤面，即使蒋公赴韩访李承晚，美方也有「无法保护之感」。蒋公看了电文之后颇感不悦。但隔了一天何世礼又致电王世杰，这通要求王世杰亲译的电文写得非常神秘：某君赴台事极度机密，其意不止于晤谈。礼前日谒，深表其一切计画及决心与现在所处环境b电未能详尽，以事关最机密，不便以函达奉报，尤其华府某方问题仍极严重，似暂不宜加重彼之困难。礼定明日飞台面陈一切，如有必要当可即时返日再度商洽。何世礼这个「某君」，就是麦帅。何世礼七日回到台北，和蒋公密商麦帅访台之事，我是后来询问王世杰，才知道麦帅准备来台，但尚未确定是哪一天。王世杰嘱咐，此事要保持z密。麦帅要来台湾，绝对是机密的事，因他的到访，杜鲁门恐怕不会赞同，所以这事连美国国务院都应该瞒住。何世礼麦帅来台的联M及安排忙了好一阵子。到了二十八日清晨，我在睡梦中被电话惊醒，没多久机要室同仁就送来何世礼拍发的两通极机密电报，电文中指出，麦帅将于三十一日率领高级参谋来台访问二十四小时。电文明白表示，麦帅要求不举行任何仪式及宴会招待，一下机就与蒋公开会讨论台湾防务问题。何世礼解释，麦帅个性率直豪爽且性子最急，所以我方宜尊重他的意思，简化招待，不要浪费时间。亚洲两大反共领袖终于要会晤了，我感到振奋。早上八点，蒋公在草山官邸看到这两份电报，十点钟他抵达总统府与王世杰商量后，指示我草拟行程。下午我找黄仁霖商量及做必要的安排，在忙碌中过了一天。次日是星期天，一大早蒋公与王世杰晤面，我在旁记录．经讨论后，决定致电麦帅表示欢迎。这是麦帅访台的前一天。我到现在还记得，上午十点多钟我离开官邸回到家，随即在宏藩弟的帮忙下在屋后盖了间厨房，全家一起忙到下午四点才完工。我再赴草山继续筹办次日麦帅到访事宜。那段紧张的日子，国事与家事就交织在生活e，这一刻专心地把几枚钉子钉进木板e，下一刻就回到总统府办理国家大事，处理来自东京的密电。（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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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日一大早，天空乌云密布，接着就下起滂沱大雨。我开始焦虑，担心这种恶劣天气会不会影响麦帅的行程。中午，蒋公夫妇前往机场迎接，大多数政府高级首长都是在麦帅座机抵达台北上空时，才接到电话通知得知此事，纷纷赶到机场。其实我的担心差点成真的！和麦帅同机来台的何世礼后来告诉我，由于天气极恶劣，座机抵达上空后一时无法下降，驾驶员开始考虑是否返航，而麦帅在机上也是徘徊踌躇非常焦虑。然而，座机还是平安落地了。下午四点，麦帅与蒋公在国防部兵棋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第二天上午九点在第一宾馆举行第二次会议，确实充分利用时间。这两次会议，我方出席会议者蒋公、行政院长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副总长郭寄峤、次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桂永清、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空军总司令黄镇球、厅长侯腾，以及王世杰、沉昌焕、何世礼、顾问柯克；盟军总部出席的幕僚包括参谋长亚尔门将军（Almond, Edward M．）、美远东空军总司令史崔特梅尔将军（Stratemeyer, George E．）、远东舰队总司令裘爱将军（Joy．Charles Turner）、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将军等十六人。我把第二次会议的纪录，整个记在日记e:会议一开始，蒋公没有致词，直接宣布开会，请麦帅开始讨论。麦帅说，自昨天与蒋总统及中国参谋总部讨论之后，已经获得下列结论:――东京将派遣一个小型的连络组来台。该连络组将包括各专业技术人员，给予台湾一切可能及必须之协助。――该组组员与政治完全无关，将协助军火及防御事项，连络组将向东京总部与台湾蒋总统的总部负责。增强东京与台湾的合作及联M起见，东京将派遣美国人员来台设立军事通讯站，该站同时将协助增强台湾本地之通讯网。――迅速执行台湾防务起见，史枢波将军与桂总司令将拟订海军之防卫计画，东京总部赋予史枢波将军与中国当局做任何决定之全权。史特拉将军将与中国空军拟订计画，并研究中国空军之潜力，必要时美国飞机将派遣来此。东京总部与台湾总部相关的联M工作，将由何世礼将军处理。关于指挥机构，两国完整之指挥机构仍将予以保持，中国之各种军力仍由中国指挥，美国之各种军力仍由美国指挥。双方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向美国获得必要之配备，以供应台湾国军之需。麦帅最后指出：「以上各点，已经经过我与蒋总统互相讨论，而且双方也已同意，此后美方人员将陆续来台，我们计画使美国飞机及船舰来台做友好的飞行及航行，在实施时将会有充分的联M及如同同盟国家一般办理相关手续。」蒋公回应：「麦帅所提各点，我政府完全同意。对于自东京派遣连络组这点，更是满意。至于详细办法，可俟连络组到达后，根据协议原则办理。麦帅及幕僚对我国的友情，与对我国目标的热忱，我极感谢。」周至柔接着在会议中提到金门要守或撤的问题。依据纪录，周至柔问：「金门防务可称坚强，士气亦高；我们已准备作战，惟最近**的行动如沿海集中船b、飞机场之修理与扩充及军队与h兵之集中，均表示其全力攻打金门之企图与决心。在目前情形下，我不知是否应不顾一切坚持到底，抑或作其他的考虑？」我方先前经由何世礼在东京递送一份备忘录给麦帅时，已因金门防守不易而暗示撤退之意。韩战发生以来，美国国务院方面对金门等离岛始终消极地声言不在协防范围之列，麦帅的观点却是从军人本色出发：「金门的部署情形我知之不详，故不能表示任何建议；然而照军人之本能而言，则是『丝毫也不放弃』。我相信周将军早就下了决心，决策就是战斗到底！如果将军有撤退之意，则早已之了。「我以周将军所问的，乃在于美国是否将协助金门的防卫及美国是否将干预国军之行动，倘若如此，则我会表示我的意见，否则就实在没有讨论此事的必要。」周至柔追问：「我们当然希望永远保持金门，因金门是我来日反攻大陆的跳板，欲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轰炸福州与厦门的**机场、攻击敌人在厦门及其他h兵集中地点与军队的调动等，如果我们不能这麽做而等待敌人来攻，则我方会蒙受极大的牺牲。」麦帅回答：「周将军之言甚明显，且充分之真理。此一问题目前华盛顿正在讨论，而且也非z密之事，东京态度对你们甚同情，我相信美国在短期内将对六月二十七日的声明予以澄清，其结果或将如阁下所愿。」麦帅结束访台行程返回东京之后，坚守金马等外岛就成政策，没有人再提要放弃金马。麦帅此行具体安排了盟军总部与台湾之间的军事联M，同时稳定了动U不安的台湾人心。会中所提的「连络组」，随后扩大成派遣「远东盟军总部军事调查团」来台，主要任务在于了解台湾防卫情况及军备供应等。麦帅跳过美国国务院展现对台湾的直接善意及实质帮助，很显然地令国务院不悦，甚至引起共产集团在联合国的攻击。师枢安更是不满，透过杭立武向外交部反应说，这次麦帅访台，事先并未获得华府同意，希望我政府不要轻慢国务院。不过，由于师枢安担任这个职务以来，一直以高傲的态度对待我政府，其至晋见蒋公时也是如此，不久他就被调走了，改由蓝钦（Rankin, Karl) 接任。然而，麦帅的访台举措，却也使得杜鲁门设法加强对东京盟总的控制，那就是任命马歇尔国防部长。韩战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包括在崩溃边缘挣扎的中华民国政府。英国哲学家罗素（Russell Bertrand ）接受《雪梨太阳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访问时预言，苏联将会加入这场战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实际已经发动，而且至少持续十年。蒋公的确曾希望能藉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开打的契机，一举收复大陆失土，但罗素的预言并未成真，以美国首的国际社会却也认清了赤色势力的危机，使退守台湾的政府终因韩战而重获生机。我可以感受得到，蒋公历经大陆沦陷、困守最后一片国土的煎熬后，紧绷的心绪终于舒缓。十月二十四日上午，蒋公在官邸台湾光复节演讲辞录音后，到中央党部召开一般会谈，他告诉与会首长，准备到郊外休息几天，下月初回台北。大家都知道他的生日快到了，于是祝他生日快乐。下午一点半，我随侍蒋公动身前往桃园角板山，那时角板山的交通可真不怎麽便利，我们先乘汽车到大溪，接着步行到角板乡，最后乘台车循小铁轨上山，全程总共花了四个小时，傍晚五点半才抵达。那是一栋年久失修的日式房子，在大溪之南二十五公里，日皇曾在此小住，环境清幽，蒋公决定在此住上几天。我就随着蒋公夫妇过了几天不看公文、不看报，白天与蒋夫人打桥牌、晚上看电影的日子，直到十一月一日下山，重新回到忙碌紧张的公务中。一九五○年九月二日，是个紧张e的寻常日子。然而在这天e，我的心绪起伏特别大。因那天除了从早忙到晚之外，我还从董显光那e了解一些特别的讯息，国际局势、台湾未来走向、国内政局的发展，具体而微地在心e交织着。我在日记上详细地记下了这一天。二日上午十点，我随同蒋公前往总统府。在车上，我把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报告中共控告美国「侵略」台湾的议桉一份关于美国在联合国态度的电报念给蒋公听，美国方面主张派遣调查代表团赴台调查，以证明美国的行动是维护和平而非侵略。蒋公听了，极愤慨。先前一天，杜鲁门又发表谈话了。我深深觉得美国政策的举棋不定，实在难以捉摸。 第七舰队驻防后的几个月来，固然台湾能够喘口气，但也让中共在沿海完成厦门、福州等几个重要机场，并且在沿海一带屯备了大量武器粮食及其他攻台的人力物力，现在中美关S又面临新的情势，台湾的前途实在难以逆料。到了总统府之后，z书长王世杰针对我国是否要使用否决权，以中止安理会准备派调查团来台调查美国「侵略台湾」这项无理的议桉，做了详尽分析。如果使用否决权的话，比较值得忧虑的是苏联会不会再度提出中共代表权议桉，以此拒绝我国合法地位，其中得失实值考虑。十一点多，杜鲁门的炉边谈话稿到达中央社，几分钟后蒋公就看到了。杜鲁门这次谈话要比前一次对记者发言的内容要稳重得多，他宣称只要其他共党国家不派军参加韩战，那麽韩战就不会扩大成世界大战。杜鲁门明白表示，希望中共不要强迫中国人民参加韩战，协助北韩对抗联合国部队及美国人民；第七舰队的任务是使台湾站在世界冲突的范围之外，美国的目的是和平而非征服。下午五点半，蒋公约集陈诚、叶公超、张群、周至柔、王世杰及沉昌焕，开了两个小时的会，最后决定要使用否决权以阻止调查团到台湾来。蒋公说，我们不能把共产党的匪谍放进来窥探虚实，叶公超奉命于会后把这个决定告诉蒋代表，要他先知会美国。我和沉昌焕离开总统府时，心情异常沉重。我到沉昌焕的家e吃晚饭，继续讨论今后局势的可能变化。晚上九点多钟，董显光也来了，他打算和沉昌焕商量整顿中央社的问题。这两年来，董显光成蒋公私人外交代表，经常奉命出国往来欧美及日本之间，沉昌焕则受蒋公指派成他的助手，我们三人就在饭桌上又谈了一个多钟头。董显光说，他判断美国不愿看到台湾落入共产党的手e，但又不愿介入我们的漩涡，因此希望能使台湾脱离大陆而成由联合国保证的独立国家，这在政治上是近乎托管方式，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Dulles, John Foster）、艾森豪等都有如此明白的表示，而杜鲁门宣布由第七舰队维护台湾的中立, 正是此一计昼的演出。这个时候电话响了，沉昌焕去接听。董显光显然有些事不想讲给他听，趁着沉昌焕不在时才说：「在这个构想之下，我们从大陆迁台的政府当然就要取消，但正如艾帅所言，总裁必然不赞成。不过，如果情势照着美国人的安排发展下去，依美国人的看法，K.C. 最得他们的信任，会出来组织政府！」K.C.是吴国桢的缩写，董显光这麽说的时候，表情是非常痛苦的，因复国的希望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吴国桢不论治国经验或资历都不够，不可能领导国家。我说：「美国人可以信任K.C.，我们不能信任K.C.！他没这个能力，是无法领导国家的。」我想起美国如有这样打算的话，另外一个问题马上浮现：「不过，美国人如果真的这麽做，最困难的恐怕是GM的地位，要怎麽安排呢?」GM是委员长（Generalissimo）的简称。谈到如此敏感的问题，不论董显光还是我，都不愿直接提及蒋公。董显光回答：「夫人告诉我，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候到美国去！」他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黯然地静默好一阵子。董显光接着又讲：「我听说夫人已经把麦帅访台的详情用二十页的信纸告诉了马歇尔，她等于替总裁的最大政敌做情报。我们内在的矛盾与弱点，实在是今后最可怕的敌人!」谈到这e，我才知道何董显光不愿让沉昌焕听到这些内容，因沉昌焕和夫人之间联M很好。沉昌焕再回来时，我们都不愿再谈下去了，向沉昌焕告辞后，我就送董显光回去。董显光的话未免重了些，但我深深感受，像他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才，在国内已不多见了。这位在蒋公身边二十多年的老干部，看到现在这个局面，实在太伤心。我也是一样，回到家e竟然一夜无眠，让黑暗与失望笼罩一切。不过如今回想当年这段对话，我却是觉得，蒋夫人把麦帅来台的情况透露给马歇尔，应该有她的考虑。至于她告诉董显光，马歇尔答应她在「最危险的时刻」可以让蒋公到美国去一事，我想应是指连台湾皆已不守的时刻。蒋夫人在西安事变奋不顾身地冒险赴难，此刻是整个中华民国可能覆灭之时，她却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当是与她受美国教育的背景有关，至于蒋公会不会依照她的想法去做，因台湾的局势逐渐稳定，这样的考验也就没有发生。以蒋公的持守及我对他的了解，我认他是把自己与中国的命脉连结在一起的。美国人试图以吴国桢取代蒋公来领导国家的传言，我分别跟经国先生及张群说了，我认内在的矛盾不能小觑，高层必须设法以坦诚态度来防杜，使之消弭于无形。经国先生认吴国桢无此能耐，但他没有多说；而张群则认，如果他是吴国桢，就会做明确表态。不过，这个话题之后，蒋公在吴国桢主持省政三年之间，依然秉持信任并且重用他。韩战发生之后的这一天，一如许多交替的晨昏般，国家从风雨飘摇到曙光乍现，也将随时面临未来的挑战。身处台湾的中华民国，依然是漫漫长夜，还有一段很艰辛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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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派兵参加韩战，不论对世界局势、对中华民国、对中共本身，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十月初，我方得到情报显示，东南沿海的中共部队大量北调。十月五日，董显光偕同何世礼在东京拜会麦克阿瑟时，麦帅并不相信中共会参战。他认中共会因担心遭轰炸，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真的参战，盟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