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 中国有4个时期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导读：近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言称美国要在未来100年继续做世界老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此回应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做过世界老大，而且还不止100年。秦刚的发言再次勾起了中国人对历史的集体回忆，是啊，我们也曾做过世界老大，但如今已经不做老大好多年。对此，我们无不心生感慨。一股淡淡的忧伤感从心底升起，大国的荣辱兴衰让国人无法释怀。
　　是不是老大，必须要横向对比，和世界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追溯到古代，各国对世界史的分歧很大，说白了，就是各国都认为对方有很大的吹 牛成分。但总体来讲，中国的
近日，奥巴马在西点军校演讲，言称美国要在未来100年继续做世界老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此回应说，中国在历史上也曾做过世界老大，而且还不止100年。秦刚的发言再次勾起了中国人对历史的集体回忆，是啊，我们也曾做过世界老大，但如今已经不做老大好多年。对此，我们无不心生感慨。一股淡淡的忧伤感从心底升起，大国的荣辱兴衰让国人无法释怀。是不是老大，必须要横向对比，和世界同一时代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追溯到古代，各国对世界史的分歧很大，说白了，就是各国都认为对方有很大的吹 牛成分。但总体来讲，中国的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四个帝国时期，应该是争议较少的。也就是说，中国在历史上，至少有四个时期做过世界老大。世界老大即 头号强国，是一个国家国力的综合体现。能做世界老大，往往此时正是国家的最鼎盛时代。当然，做世界老大的时间有长有短，不一定会贯穿整个朝代。汉朝时期做老大的时间最长，持续了约200年，而其他时期，能有100年就很不错了。两千年前，中国就是老大。此时正是西汉时期，从“汉武盛世”到“昭宣中兴”，是老大最鼎盛的时期。大汉帝国对外吞并朝鲜、南越，驯服匈奴、羌 人，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大汉帝国坐拥611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6000万人口。著名的丝绸之路就在此时开辟，成为促进欧亚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长安作为世界第一大都市，比同时期的罗马城大三倍。六百多年后，中国再次成为老大。大唐帝国再次一统中国，屹立东方。从李世民起，唐高宗、武则天，到唐玄宗早期，这段时间的大唐帝国称雄世界，四夷来朝、万邦来贺。尤其是大唐文化的输出对世界影响巨大，周边各国纷纷向大唐帝国派遣留学生，虚心学习大唐文化，尤以日本为最。如今，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似乎也在诉说着昔日大唐帝国的繁华。又过了三百多年，大宋帝国崛起，再一次让中国登上了老大的宝座。这次的老大有些遗憾，更多地表现在经济科技文化上。宋真宗时期，全国的GDP占 世界总值的五分之一还要多。人均GDP更是高居世界第一，在古代历朝中最高。周边各国甚至都使用宋钱代替本国货币。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即 诞生在此。可惜的是，如此富裕的大宋帝国重文轻武，军事外交较弱，仿佛一个内心文弱的壮汉。再后来，便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老大时期，即大明帝国。大明帝国的鼎盛时期，又以朱棣、明仁宗、明宣宗三朝为最。拥有雄韬大略的朱棣不仅敢于迁 都并营造紫禁城，并五次征战蒙古，打败强大的鞑靼与瓦刺，还为后世留下了著名的《永乐大典》。大明帝国时，郑和七下西洋，一边宣示德威，一边接受各国朝臣纳贡，最远甚至到达非洲的索马里。其实，类似这种世界老大的争议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更早的周朝时期的中国，也有人认为是世界老大，还有面积更为辽阔的元朝。与此相同的，还有隋 朝、秦朝等，虽然他们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样很好很强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无法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可。比如大隋帝国、大秦帝国都影响深远，但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也仅仅属于昙花一现。一个没有强盛生命力的国家，纵然无法称为世界头号强国。一路走来的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居于世界强国之列的。除了以上至少四次位居世界老大外，还多次做过老二、老三。如四百年的大汉帝国就一直是世界强国，不是老大，就是老二，与罗马帝国不相上下。大唐帝国、大明帝国也都是如此，基本都在世界强国前列。当然，还有一些不管怎么努力，始终也没能坐上老 大位置的，如大晋帝国、大清帝国。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中国做老大的时候，大多在疆域上都不是最大的，人口与GDP却往往高居第一。如大汉帝国的面积不如罗马帝国、大唐帝国不 如阿拉伯帝国、大宋帝国不如塞尔柱帝国，唯独只有大明帝国胜于奥斯曼帝国。如今的中国，依然不是疆域最大的，而人口却高居第一，GDP也即将超越美国，这 是否预示着，未来100年，中国将再次成为老大呢?中国不做老大好多年。自大明帝国15世纪到今天的21世纪，中国在六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无法登临世界之巅。虽然大清帝国也曾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至1820年，人口更是高达近4亿，占全球人口的36.6%，但一直无法与西方工业文明发达的法兰西、英国等国家抗衡。小农经济主导的大清帝国与同时期的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恍如隔世。从这个时间起，中国运势一路走低，甚至沦为二三流国家，还不如日本。此时的中国饱尝了前所未有的屈辱，那些康乾盛世的谎言也 无法掩盖国运急速衰落的命运。大清帝国GDP占据世界三分之一强的说法更是成为千古笑谈。相关阅读:杨念群：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但是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候，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是一个非常自由的时代，自由结社、自由讲会。...重建“斯文”：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大国崛起已成定论而不再成为“议题”。可是，中国真的“崛起”为一个“大国”了吗?我们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大国”之为“大”呢?...“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六百年的时间，中国不曾尝到世界老大的滋味，国人心里更不是滋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无法实现登顶呢?笔者以为，基本可以概括为三个原因。一是游牧民族的局限性。大明帝国晚期，虽然政治腐败，但海洋实力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是同步的。大明一朝的海军所向披靡，无论是英国、还是葡 萄牙，从鄱阳湖到明郑末期，大明水师的战绩斐然。然而，到满清时期，彻底闭关锁国，海洋大门长期封闭，隔绝了与世界海洋文明的对话，与世界潮流相背。无论 是蒙元，还是满清，游牧民族似乎只擅长骑射，而在其他方面却建树颇少。二是盲目自大并拒绝与世界接轨。大清帝国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是清朝最为励精图治的皇帝，甚至开创了康乾盛世，虽说未能登顶世界老大，但 也算是第一集团的世界强国。然而，也就在此时，大清帝国的领导者开始以“天朝上国”自居，拒绝了西方工业文明在中国的普及与发展。中国仍然以小农经济自得 其乐，熟不知，此时的大英帝国正在利用工业革命迅速崛起，直至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必须要说的是，慈禧的“五不议”影响尤为恶劣。三是封建专制扼杀创新。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有松有严。大明帝国末年，思想非常活跃，涌现出了黄宗羲、顾炎武等思想大家。不仅如此，此时，资本 主义萌芽已经开始出现。然而，这一切都被满清硬生生切断。满清皇帝不仅闭关锁国，还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言论自由，康熙如此、雍正、乾隆都是如此。同时， 还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彻底扼杀。到了晚清时期，纵然想洋务运动，但都为时已晚。六百年不尝老大滋味，该打谁的屁股?李世民你造吗，朱棣你造吗?
点击加载更多
更多精彩内容
24小时热文"高晓松说的世界老二"的糗事
你可能感兴趣:
糗事百科为大家收集了很多的高晓松说的世界老二的糗事，各种关于高晓松说的世界老二的爆笑经历、尴尬时刻和开心视频，想持续关注高晓松说的世界老二的糗事就收藏本页吧.
扫码下载糗事百科app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我的图书馆
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
肖河 11:42 来自&字号前言： 如何与守成大国相处中国与美国肯定不是第一对现代意义上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即使仅将目光局限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存在着英美、美苏、美日、美德这四对某种层面上的“霸主与挑战者”之关系。尽管单独看来其中每一对都与中美关系大相径庭，但是这些案例中却也蕴含着某些普遍的相通之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型大国关系中所谓的“新”，更多的是针对中国自身而言。在现实中，其实早已出现、甚至仍然存在多对“新时代”的大国关系，而在太平洋彼岸可能还有一整套关于如何处理它们的教科书。因此，要想处理好当前的中美关系的话，首先就应当认真地回顾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历史，而如果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育，那么想必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也应能保证中美这对引人注目的“大国关系”保持起码的稳定。更进一步地说，回顾自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只实现过一次完整的霸权转移。虽然成功的样本数量极少，但是那些失败的案例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历史性的规律。单从现有的经验来看，霸权国家的“固有优势”相对于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似乎往往更为明显：新兴大国要想直接挑战霸权国家，其往往汲取和投入不成比例的“额外资源”来实现赶超，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又常常会损害挑战者的长期发展、最终只能收获适得其反的苦果。仅就某一对大国关系而言，挑战守成大国本身往往不会对挑战者带来任何收益，甚至会招致颠覆性的结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霸权的转移不仅“应当”是和平的，而且“必须”是和平的，因为只有跳出在这种对抗模式的新兴大国，才能避开这一崛起途中的最大“陷阱”。在过往的历史中，美国之所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英国必须面对作为“第三方”的德国，这使得美国无需针对老霸主发起军备竞赛、组建同盟集团、进行经济对抗，就得以取得新的领导地位。当前的美国远较彼时的英国拥有更为强大和全面的实力，而从战后的历史看来，“挑战者陷阱”也再一次地对苏联发挥了作用。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和霸权国还将长期保持其地位，而且如果这一霸权的“保质期”能够超过昔日的英国，也丝毫不足为怪。因此，就中国的现实政策而言，研究“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也就近乎于讨论“应当如何与守成大国相处”，而非从相反处教导美国。实际上，对于华盛顿而言，虽然旧日的经验未必适用于眼前，但是美国倒确实颇有些与老霸主和后来者相处的心得。正因如此，中国也更应当认真地考察二战后英美、美苏、美日、美德这四对大国关系，以期获得一些宝贵的启发与警示。缔结“特殊关系”的努力：二战后的英美关系1946年，丘吉尔访美期间在杜鲁门的陪同下，发表了“铁幕演说”。如果把建立起横跨全球的联盟体系和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而非简单地将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的排名作为判断权力转移之标准的话， 那么，在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的霸权还没有完全建立，而英国的权势也还未完全褪色。早在二战后期，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国际格局，而其政策着力点就是影响美国的对苏态度和整体外交政策。在卸任后赴美国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时，丘吉尔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说法，而这也代表了此后英国与美国相处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在坚持英国大国地位的同时，通过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来在世界范围内塑造议程、以获得超出其自身实力的影响力。&年间，是美英特殊关系缔结、美国霸权正式成形、英国原有的势力范围开始消解、同时确定冷战新秩序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在塑造美国的对苏政策上发挥了“导师”般的重要作用。&其一方面在欧洲经济复兴和防务问题上将美国“锚定”在欧洲，另一方面则鼓励并支持美国的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例如在柏林危机中主动邀请美国在英国部署以B-29轰炸机为代表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当然，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事件就是英国突然将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和外交义务“转交”给了美国，使得后者必须承担起在希腊和土耳其与苏联进行竞争的主要负担、承担起对阿拉伯地区的保护义务以及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国往往是“快美国一步”，在后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推动事态发展。&美英间的特殊关系随着英国参与朝鲜战争达到顶峰，但是随后则随着美国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以及70年代的缓和政策而遭到了严重侵蚀，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对抗苏联时，双方的特殊关系才可谓是名副其实。在第三世界问题上，美国认为英国总是将殖民地利益凌驾于对抗苏联之上，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起到了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推向苏联阵营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地表示反对或者持保留意见；而英国则对美国将资源从西欧转移到第三世界深表不安，因此也并不支持越南战争之类这样的“边缘地区冒险”。此外，在美苏进行裁军谈判时，也常常将英国排除在外，并数度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可以说，从1956年至1990年间的历史表明，英国利用“特殊关系”在苏联以外的事务上发挥影响力时往往并不成功，为此希斯政府一度在70年代将英美关系降格为“自然关系”。在苏联解体后，虽然失去了共同威胁并且双方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却因为“制度化”、“习惯化”的国防与情报合作而得到维持，并在冷战后的多次“人道主义干预”或者“反恐战争”中得到增强。&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还认为，其实早在美国内战后，英美之间就已经开始构建安全上的信任与合作，进入了“康德式互动”阶段， 而这正是英美关系始终能保持高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他国相较，英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往往处于与美国大体相同甚至更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位置上，双方的分歧往往是出现在外交领域、尤其是英国的帝国遗产以及美对英的忽视上。总而观之，从失败的一面来看，战后的英国没能通过“特殊关系”的概念为其成功争取到国际政治中的一块“自留地”，而美国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会因为英国而改变整体原则；从成功的一面来看，美英关系又可谓是有史以来最稳固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关系，其在霸权转移之后仍然能维持相当高层次的盟友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从最初就一直保持着“战略克制”的态势，在实力下降后又往往能放低身段、首先做出让步，并且经常性地给予美国最急需的军事和安全支持。可以说，虽然在英国国内存在着对“特殊关系”的异议，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这样一种稳定关系还将长期存续下去。二战期间会晤的英美苏三国领导人：丘吉尔(左)，罗斯福（中），斯大林（右）与敌人“合作”：二战后的美苏关系在二战中，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秩序是由美苏英中“四大警察”共同维护的集体安全体系，每个国家都将拥有一种类似于“势力范围”但是又要与之划清界限、与之有所区别的主导区域。杜鲁门在继任之初同样表示过要遵循罗斯福的设计、而苏联也将是构建战后秩序的重要一环，不过在他看来，在这种秩序中美国应当拥有85%的话语权，“老二”苏联则将拥有剩下的15%。然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仍然是用看待势力范围的方式来理解战后的新秩序，这导致了美苏这对盟友在波兰的“自由选举”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冲突，杜鲁门甚至为此当面指责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并表示“不遵守条约，就会受到这种对待”，而这也拉开了冷战的序幕。可以说，美国不认可苏联势力范围概念的合法性、坚持建立起全球性的安全机制是美苏化友为敌、合作破裂的深层原因。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之后的40年中，美苏都将对方视为明确的敌人，两国关系的演变也基本等同于冷战史阶段的划分。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避免无谓的危机与国家利益的损失，美苏双方也逐渐就某些基本原则和做法达成了共识，其大致可以分为限制竞争范围、危机管控、确保核不扩散和军备控制四类 ：（1）冷战伊始，美方就宣示了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己方的核心区域，其中包括西欧、东欧的希腊、土耳其及日本，同时相应地将东欧视为苏联的核心地区。在冷战中，双方都大体遵循了不直接干预对方核心区域的原则，例如苏联就拒绝支援希腊共产党并因此与南斯拉夫翻脸，而美国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也同样拒绝采取行动援助改革派。但是在核心区域以外的第三世界，却并不存在双方公认的“现状”，两者都会采取包括直接军事入侵在内的各种行动，而唯一需要遵循的原则就是不与对方发生直接军事冲突。（2）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认识到了进行危机管控的重要性，其目的既是要控制一般冲突的不断升级，又要预防意外事故所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其措施包括建立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签订双边的《事故处理协定》（1971）及《海上意外应对协定》（1972）等，其中后者强调双方在公海和国际领空不应当采取挑衅性举动、以及在产生误解时要互相联络。&同时，从冷战中期开始，由于美苏间的争夺主要转移到了第三世界，战火遍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片地区，而在这些国家中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美苏双方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属于被动卷入，并且也无法很好地控制所谓的“代理国”，这也促使双方更加重视对盟国的约束和两大阵营间的冲突控制。&（3）美苏双方都认可横向的核扩散不符合双方的利益，也各自采取了大量的双边措施来阻止本阵营内的成员发展和持有核武器， 这也是双方分歧较少、合作相对顺利的领域。（4）双方从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进行限制军备竞赛的双边谈判，但是在1989年苏联答应签署中导条约前，均不涉及实质性裁减、也没有对核武器的质量进行限制。对于苏联来说，它也没有从原则上接受所谓的“核禁忌”，更多是把军控谈判当作“争取喘息”的手段。在冷战结束后，苏联档案的解密也使得美国社会产生了“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导致美国国会和政策界都反对再次签署此类性质的军备控制条约，而其中就包括中国积极推进的《禁止太空武器条约》。比如的奥巴马政府就表示，在缺少“公平、有效、可验证”的核查程序之前，此类条约都“不值得开启谈判”。&在研究国际机制的学者看来，虽然美苏之间存在着一些单凭各自意愿来执行的模糊规范，但是这些行为都是直接出于避免核战争之类的短期自我利益，因此根本不需要机制保障。不过，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苏联在包括军控谈判在内的各方面都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比如说提出单方面裁军，接受“不对等”的军备控制以及签署《中导条约》等，这也使得美国改变了对苏的敌视态度，双方也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边合作。 但是伴随着苏联的迅速解体，这一短暂的“蜜月期”也迅速落下了帷幕。美苏在二战后的合作在范围和深度上都是相当有限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负面互动的消极控制，而非对共同利益的积极拓展。尽管从结果上看，冷战避免了“全面核战争”的最坏结局，实现了美苏间的“长和平”，但是这种停留在“危机管控”的关系显然无助于缓解苏联所面临的持续性压力，并使其最终在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中积重难返、逐步崩溃。盟友的结构失衡治理：二战后的美日关系作为曾经的挑战国，日本在二战后与美国达成了一项明确的契约，那就是日本愿意以牺牲部分自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的军事保护以及日本可以在双边和多边机制中“较少承受共同负担”，并且这一契约至今也还没有完全失效。&但是在这一基本框架中，美国对日本在其构建的贸易和投资体系中搭便车的容忍度，却是存在较大时空变化的。总体上看，美日间的冲突和矛盾主要集中在经贸关系领域，双方大致经历了1971年前的“善意忽视”、年间的“贸易控制”、年的“体制改革”、1997年后的“经济议题多边化”等四个阶段。为了解决双边经贸摩擦，美国和日本创造和利用了多种政策工具，而其试图解决的也是与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种种麻烦高度相似的问题。随着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60年代的复兴以及美国对盟友的刻意市场开放，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贸易迅速扩大，其中纺织品率先引起了贸易摩擦，最后在1957年，美国和日本首先就纺织品领域签订了自愿限制出口协定。不过在这一阶段，美国总体上仍然是要鼓励日本的“贸易立国”政策，希望其尽快实现经济腾飞，以助力美国的政治和战略目标。随着这一趋势的继续发展，1965年美国开始成为日美贸易中的逆差国，包括电视机、钢铁和汽车在内的行业也纷纷到遭受到日本出口的严重影响，其中从年间美国的电视机制造业几乎面临了毁灭性的的打击。此后，美国开始了与日本政府的集中贸易谈判，不仅与后者达成了一系列关于自愿出口限制和有序销售的协定，还提出了自主进口增加措施这一新工具。尽管如此，除了1985年后缔结的半导体和汽车协定之外，大部分日美双边经贸协定在解决日美贸易失衡问题上都效果不彰。在贸易控制手段不灵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将谈判的重点转移到日本的金融和经济的全盘体制上来，其基本点是要求日本不能再搭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免费便车，起码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开放市场，打破由贸易壁垒和国内名目繁多的管制措施所构成的结构性障碍。在这一阶段，美国一方面敦促日本开放金融市场，并获得了日元在和1995年三次急速升值的巨大成果 ；另一方面，则与日本展开了“市场重视型个别协议方式”的单一行业市场开放谈判以及首脑级别的宏观体制谈判。美国甚至在谈判中为日本的经济结构改革提出了多个定量目标，包括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例、工业制品的进口比率、外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等、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的份额等。&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发展模式还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异类”，需要得到全盘革新， 美国也先后和海部俊树、宫泽喜一、桥本龙太郎等日本多届政府达成以国际开放、减少管制和遵循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双边综合协议。&由于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走向停滞，在结构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日美经贸议题的“政治性”就随着日本“经济竞争者”形象的淡化而得到消解，美国也放松了对日本的施压。不过，这并不代表美国不再关注日本的“结构失衡”问题。事实上，日美间的经贸争端和进一步谈判大部分被转移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地区性贸易协议等多边框架中来，这也有利于日美经贸关系的紧张程度的降低。例如在当前的TPP中，就涉及到大量的行业开放和统一各国管理标准等议题。一言以蔽之，在经贸全球化的时代，即使是如美、日这样建立在牢固的政治和安全考量之上的一段“收益和成本”极度不平衡双边经济关系，仍然是不可持续的，最终还是会引发从经济到政治领域的一系列的冲突。可谓是拖延的时间越长、所要面对的困难也就越多。融入式复兴：二战后的美德关系同样是战败国，由于冷战时期位于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前线，联邦德国虽然也和日本一样拥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但是从建国伊始，其就不得不将维护国家的生存作为制定外交政策和处理美德关系的重点。从1949年至1961年，德国确定了以“实现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和“建立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来赢得“最终统一”的战略。在这一阶段中，无论是1955年恢复主权之前还是之后，德国都是美国“忠诚的小伙伴”，双方的摩擦主要来源于联邦德国对美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不满，包括1955年美苏日内瓦会议、1956年雷德福裁军计划、1958年杜勒斯考虑承认民主德国、1961年肯尼迪政府使用“西柏林”一词并默许柏林墙的修建等。不过，在这些风波中，联邦德国采取了以美德关系为重、避免猜忌、接受美国政策调整的态度。&伴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初步稳定和美苏在欧洲对峙的相对缓和，1960年代的德国也产生出了日后被称为“新东方主义”的思潮，其内核就在于提出了“只有实现了东西方关系的改善，德国才可能统一”的新命题。在1969年勃兰特上台后，这成为了正式的国家政策，它的内容包括了以国际法以外的方式承认民主德国、认可现有的民主德国与波兰的边界、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 换而言之即为“承认二战后的政治现实”。随后两德于1972年达成协议，联邦德国也于1975年成为宣示“欧洲边界不得改变”的《赫尔辛基宣言》的签字国并加入了欧安会，这标志着联邦德国转变为了接受现状的“正常国家”。对于新东方主义，美国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总体上仍然支持联邦德国的“缓和政策”，也一直希望德国能在欧洲防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1970年代后，虽然德国仍然将美德联盟和巩固美国在北约中的领导地位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点、强调联邦德国的安全应当扎根于美国的保护和北约防务之中， 但是在如何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等具体问题上不再对美国亦步亦趋，双方的地位日趋平等。勃兰特之后，不论是施密特还是科尔都积极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以至于到了老布什政府时期，德国已经被被称为“领导层的伙伴”，而在克林顿政府时，德国更是被唤作“决定性的盟国”，被视为能够起到连接东欧与西欧各国作用，美德关系则更是“独一无二的友好伙伴关系”。 这使得国际社会一度产生了英美特殊关系已经被德美特殊关系所取代的观感。冷战后至今，美国与德国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北约和美德联盟的发展方向上。德国认为北约东扩的对象应当是与德国毗邻的中东欧国家、不应延伸过远，同时北约的活动也应当从军事扩展到政治、经济和外交领域，并将俄罗斯纳入其中；此外，尽管德国政府在2001年排除国内反对、加入了美国对南斯拉夫的打击行动，也参与了阿富汗重建，但是德国依然强调通过多边机制来进行“域外军事活动”，并且不愿意在这些行动中像英国那样承担实质性的军事负担。为此，美国既为德国在对俄态度的立场表示疑虑，又对其“机会主义”、“继续搭安全便车”的做法颇具微词。&然而总体看来，即使是在苏联威胁消失后，德美关系仍然是一对高度稳定的盟友关系。与日本相比，德国自冷战起承担的义务要更多，但是又没有像前者那样对美国存在结构性的经济依赖。尽管德国在一开始也接受了美国的经济庇护，但是在经济起飞后，德国的主要贸易目标就转为了其他欧共体国家，双方在经贸关系上的相互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这反而使得德美之间没有发生日美式的经贸摩擦。目前美国国内虽然也有人批评德国2500亿美元的贸易盈余影响了其他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恢复， 但是由于美国对德国贸易逆差仅仅是日本的一半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多，因此这更多的是一个多边而非双边经济议题。可以说，德国在二战后选择了融入现有国际秩序、接受已有的政治现实的基本道路，同时在“搭安全和经济便车”时又更有限度，而这造就了复兴的德国与稳定的德美合作关系。（未完待续。下一篇是终章：对中国的启示，敬请期待。）
馆藏&13846
TA的推荐TA的最新馆藏[转]&[转]&[转]&[转]&[转]&[转]&
喜欢该文的人也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