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中的游击队 电影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须怎么样

  这里我要报道一下我访问彭德怀,了解红军怎样成长和为什么成长的一次极为有兴趣的谈话。我记得我们是坐在预旺堡前县长的公馆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栏杆围着的阳台。坐在阳台上,你可以越过宁夏平原眺望蒙古。
  在预旺堡的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的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象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我们从一边望下去,可以看到一个清洁的院子,回族妇女在舂米做饭,另一边晾着衣服。远处一个空地里,红军战士在练爬墙,跳远,掷手榴弹。
  彭德怀和毛泽东虽是湖南同乡,在成立红军以前却没有见过面。彭德怀说话南方口音很重,快得象连珠炮。只有他慢条斯理地讲得很简单的时候我才能听懂,但他总是很不耐烦慢条斯理地说话。在这次谈话里,北京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做我的翻译,他的英语很好。我希望他仍活着,总有一天会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切的感谢。
  “中国采用游击战的主要原因,”彭德怀开始说。“是因为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混战加在一起,破坏了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灭它的主要敌人是不能恢复的。 苛捐杂税,加上日本侵略,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侵略,在地主的帮助下加速了农民破产的速度。农村中的豪绅的滥用权力使大多数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农村中失业现象普遍。穷人阶级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斗争。
  “其次,游击战得到了发展是因为内地的落后。缺乏交通、道路、铁路、桥梁,使得人民可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战略中心多少都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这种控制是不平衡的,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之间,有很多空隙,可以迅速发展游击战。
  “第四,大革命(一九二六――二七)年在许多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思想,甚至在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屈服,寻求反对的方法,由于大城市里帝国主义和买办联合控制的特殊制度,由于在开始的时候缺乏一支武装力量,不可能在城市地区找到一个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回到农村地区去领导农民起义。无法容忍的社会经济条件造成了革命的条件:所需要的只是为这一农村群众运动提供领导、方式和目标。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革命游击战的发展和成功。当然,这些道理说得很简单,没有谈到其中更深刻的问题。
  “除了这些理由以外,游击战所以能够成功,游击队所以能够战无不胜,还因为群众同作战部队打成一片。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员和组织者。他们到哪儿就把革命的思想带到哪儿,向农民群众耐心解释红军的真正使命。使他们了解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
  “但是至于游击战的具体任务,你问到为什么在有些地方发展很快,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而在别的地方却很容易遭到迅速的镇压。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首先,中国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下才能取胜,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有能力满足农民的要求,了解在农民中间进行深入、广泛、经常的政治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能够实现它宣传的诺言。
  “其次,游击队的实际战地领导必需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领导品质,游击战不但不能发展,而且在反动派的进攻下一定会衰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因此只有立即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发展游击战。这意味着必须迅速解除剥削阶级的武装。
  “游击队决不能静止不动,这样就会招致毁灭。他们必须不断扩充,在周围不断建立新的外围团体。每个斗争阶段都要有政治训练的配合,从每一个新参加革命的队伍中必须培养当地的领导人,在一定程度内可以从外面吸收领导人,但是如果游击运动不能鼓舞、唤醒,不能经常地从本地群众中培养新的领导人,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成功。”
  这些话使人感到很有兴趣,而且无疑也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可能性的话,我想知道红军的军事指导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使得他们成为装备比他们强大好几倍的南京军队的劲敌。凡是读到过一些关于劳伦斯上校及其战役的人,无不把红军的战术同这个英国运动战伟大 天才的战术相比。象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少数几次的大规模阵地战中战绩平庸,但在运动战中却不可战胜。
  张学良少帅所以开始尊重红军(这是他被派来摧毁的敌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对他们这种作战方法的熟练掌握有很深刻的印象,他终于相信,这种方法是可以用来打日本的。他同红军达成休战协议后,就邀请红军教官到他在陕西为东北军办的军官训练班讲课,共产党在那里的影响迅速扩大。张学良和他的大部分军官坚决抗日,他们相信,在对日战争中,中国最后必须依靠优势的机动的运动能力。他们迫切地要想知道红军在十年内战的经验中学到的关于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所有知识。
  关于这几点,我原来问过彭德怀,是否可以归纳一下“红色游击战术的原则”?他答应过给我总结一下,并且写了一些笔记,现在他念给我听。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论述,他叫我去看毛泽东写的一本小册子,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无法弄到。
  彭德怀说,“如果新发展的游击队要成功的话,有些战术原则必须遵守。这是我们从长期经验中学习到的,虽然视具体情况而异。我认为背离这些原则一般都会造成灭亡。主要原则可以归纳为下列十点:
  “第一,游击队不能打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不同敌人交战。
  “第二,游击队如果领导得好,所采用的主要进攻战术就是奇袭。必须避免打阵地战。游击队没有辅助部队,没有后方,没有供应线和交通线,而敌人却有。因此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据有一切有利条件,总的来说,游击队获胜的可能性与作战时间长短成反比例。
  “第三,在交战之前,不论主动或是被动,必须制订出缜密的详细的进攻计划,特别是撤退计划。任何进攻,事先如不充分准备好预防措施,游击队就有遭到敌人出奇制胜的危险。游击队的极大有利条件就是优势运动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方面如有错误就意味着灭亡。
  “第四,在发展游击战中必须注意民团,这是地主豪绅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的最坚决的防线。从军事上来说,民团必须予以消灭。但从政治上来说,如有可能,就必须把它争取到群众一边来。一乡的民团不解除武装,群众是发动不起来的。
  “第五,在与敌军正常交战时,游击队的人数必须超过敌人。但是如果遇到敌人正规军在移动、休整、或防范不严的时候,可以用一支小得多的部队,对敌人战线上的要害进行侧翼奇袭,行动要迅速坚决。红军的许多‘短促突击’都是用几百个人的兵力对成千上万的敌军进行的。这种突然进攻要完全成功必须要突然、迅速、勇敢、果断、计划周密,挑选的是敌人最薄弱又是最重要的环节。只有高度有经验的游击队才能取胜。
  “第六,在实际战斗中,游击战线必须具有最大的弹性。一旦看出他们对敌人兵力或准备或火力的估计如有错误,游击队员应该能够象发动进攻那样迅速地脱离接触而后撤。每一单位必须有可靠的干部,充分能够代替在战斗中伤亡的指挥员。在游击战中必须大大依赖下级的随机应变。
  “第七,必须掌握牵制佯攻、骚扰伏击等分散注意的战术。在中文中,这种战术 叫做‘声东击西的原则’。
  “第八,游击队要避免同敌军主力交战,要集中在最薄弱的或最致命的环节。
  “第九,必须提防敌人找到游击队主力。为此,游击队员在敌人前进时应集中在一个地方,应该在进攻之前经常变位置――一天或一晚上两三次。游击队行动神出鬼没是要取得成功所绝对必备的条件。进攻后迅速分散的周密计划同实际集中力量应付敌人进攻的计划一样重要。
  “第十,除了优势机动以外,游击队由于同地方群众不可分离,在优势情报方面具有有利条件,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条件。理想的情况是,每个农民都是游击队的情报员,这样敌人每走一步,游击队就无不事先知道。应努力保护敌情渠道,并建立好几道辅助情报网。”
  据彭德怀司令员说,这就是红军力量所系的主要原则,每次扩大红区都要运用这些原则。他最后说:
  “因此你可以看到游击战要成功,需要这些基本条件:无畏、迅速、计划周密、机动、保密、行动神出鬼没和坚决果断。缺一项,游击队就不能取胜。如果在战斗开始时,他们没有决断,战斗就要拖延时日。他们必须迅速,否则敌人就能得到增援。他们必须机动灵活,否则就会失掉运动的有利条件。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需得到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事实上就没有游击队根据地,军队就不可能存在。只有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心中,只有实现群众的要求,只有巩固农村苏维埃中的根据地,只有掩护在群众之中,游击战才能带来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每次走到我伏案疾书的桌子边上时就提出一个论点。现在他突然停下来,沉思地回想。
  “但没有任何东西,绝对没有任何东西,”他说,“比这一点更重要――那就是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它所以壮大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我的部队在湖南只剩下二千多人,还受到包围。国民党军队把方圆三百里内的所有房子都烧掉了,抢去了所有粮食,然后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布,就用树皮做短衫,把裤腿剪下来做鞋子。头发长了没法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灯,没有盐。我们病的病,饿的饿。农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剩下的也不多,我们不愿碰他们的一点点东西。
  “但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他们藏起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吃芋头和野菜。他们痛恨白军烧了他们的房子,抢了他们的粮食。甚至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就在同地主老财作斗争了,因此他们欢迎我们。许多人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几乎所有的人都用某种方式帮助我们。他们希望我们取胜!因此我们继续战斗,冲破了封锁。”
  他向我转过身来,简单地结束道。“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者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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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照片告诉你真实越共游击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怎样搞的美国大兵们苦不堪言!越战中,越共游击队将中国传授过去的游击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利用复杂的地形神出鬼没,搞的人生地不熟的美国大兵们苦不堪言。而下面这一组老照片将向你展示真实越共游击队员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越南的游击队中有很多是女性,他们常常蒙着脸,不让别人认出来。因为她们平日里就是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做掩饰。在湄公河三角洲巡逻的越南女游击队员。她的前两任丈夫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游击队员训练打移动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甚至还在使用二战时期的枪。他们的装备方面跟美国确实相差太大。越南海防市,新兵体检。很多士兵后来就成为了身经百战的游击队员。越南游击队员常年隐秘在金瓯半岛的红树林里,甚至他们的战地医院也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越南游击队护送运粮队伍。运输线都被美军控制,整天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他们不得不走丛林小路。很多女游击队员一边从事必要的生活劳作,一边从事游击工作。越南游击队正走在著名的胡志明小道上。埋伏在湄公河三角洲越共游击队。越南游击队员们在清理美军飞机残骸。越南游击队员正在巡逻越南和柬埔寨的边境。边境上插满了竹签子。湄公河两岸几乎寸草不生,这是因为美军使用了万恶的“橙剂”。这种有毒化学物质现在仍然影响着越南,导致很多胎儿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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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0月嘉定沦陷。日军占领了县城和重要乡镇,控制了公路和铁路交通,积极培植汉奸,推行&伪化&。土匪流氓、散兵游勇乘机纷纷纠集起来,组织所谓游击队;青洪帮亦大肆活动,广收门徒,扩充势力。沦陷区一片混乱,民不聊生。到1938年春,嘉定地区的土匪武装有数百股,总数万人以上。日伪和国民党都很注意这种势力,双方都积极拉拢他们,结果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小部分被日军收买,投敌&伪化&。到下半年,原挂国民党抗日招牌的又有很多逐渐投敌&伪化&,或暗中与日伪勾结,打击真正抗日的爱国武装力量。嘉定靠近上海,情况更复杂。
  一、民众自卫队
  1938年初,我们杨甸地区的群众也收集了不少枪支(国民党败退时散留很多武器弹药),自发地组织起自卫武装。
  我是医生,送我学医时祖父曾嘱咐过,出外学医,不为发财,乡里没有郎中,学成回来,也好方便地方。我回家开业后,由于行医,交往较广,各方面人物都有,特别是在外冈、望仙、方泰等重镇,上层如望仙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叶秋升、外冈流氓头目谈思源。这些家伙常向我借钱,敲我竹杠。下层的贫苦百姓请我看病,我一般不收钱,或多少不计。有买不起药的,我开张条子让他们到指定的药铺取药,记在我的账上。所以,我与各方面关系较好。平时我也主持正义,对那些仗势欺人、以权压人的行为常打抱不平,因此,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原本只想做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出于民族的自尊,实际上从1937年起已涉足政治了。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切齿痛恨。日军侵入嘉定,最终使我走上组织抗日武装的道路。
  1937年底,社会秩序极度混乱,那帮地痞流氓都变成什么&司令&、&队长&了。方泰方面最复杂,土匪人数也最多,对我们杨甸威胁最大。我此时仍照常行医。这些家伙对我还算客气,甚至动员我买枪防身,其实我这时已买了10来支枪,所以顺势又高价买了支驳壳枪和几支步枪,之后还买了挺轻机枪。我的枪算&合法&了。有一次,土匪来杨甸强行缴群众的枪。由于我事先关照过,所以群众就说,有枪,是吕先生交待保管的,土匪也就走了。这样一来,群众的胆也大了,又买了些枪,就自动地组织起来,叫&民众自卫队&,有4个分队。庄凤来是第1分队长。我没挂什么名义,实际在统一领导,这是自然形成的。此时,谈思源、金谷、卫昌明等在卫家角、麻陆泾地区也组织了&七村联防&。
  1938年清明前的一天,方泰方面来了四五个土匪,敲诈我杨甸一家普通农民。自卫队的群众立即带枪赶到,一下把他们打跑了。从此,我们与方泰土匪翻了脸,杨甸地区民众自卫队的名气也出去了。群众情绪很高,枪支越买越多,土匪更不敢来了。我们组织武装,除防匪患,出发点是打日寇,但我对怎么搞抗日游击队并不懂。这时,国民党县党部正通过叶秋升积极地与谈思源、金谷等勾结,阴谋控制杨甸的武装。一天,叶秋升对我说:要抗日必须要国府承认,现在山里(指第3战区)来了个司令,已到上海,要到沦陷区来指挥抗日游击队。我一听说有人来领导抗日,心里非常高兴,答应一同到上海去看看。我同叶秋升、谈思源到上海后,见到了名叫邓敬烈的司令。他说了一套&抗日的道理&和&计划&,还给我们看了关防。我看他不像第3战区派来的,当时就将信将疑。当晚谈思源传话说邓司令要我筹集10万元饷银,更使我怀疑,就说我不干了。叶秋升忙劝我不要生气,不办就不办。实际上,邓敬烈是曾在嘉定当过警察巡长的一个流氓。国民党把他捧出来冒充第3战区派来的人,目的是扩充实力。这些当然对我保密,我年轻没经验也不能识破他们的阴谋。
  我回家后没几天,谈思源带来了邓给我的委任状,委我为第1中队长,&七村联防&的卫昌明为第2中队长,唐生为第4中队长(第3中队长忘了)。谈说他被委为第1大队长,金谷为副大队长。就这样,1938年5月我们被编进了邓敬烈的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支队。几天后,邓派人从我处搞走了20多支步枪、1挺机枪和1支驳壳枪。他用这些武器作资本拉起了队伍,兵员多是国民党散兵。秋天,就成立了300多人的特务营,营长张龙云。
  月间,方泰土匪毛林生部借故要来洗劫杨甸。我动员各村日夜防守。土匪终未敢来。为保卫杨甸消除匪患,群众一致要求干脆把这股土匪干掉。我也同意打,但考虑虽人多武器多,毕竟没有打过仗,不能单独去打,就要求邓敬烈出兵。我们是在一个夜晚共同行动的。邓敬烈的特务营停在方泰东南一两公里处,作为后备队。我们这支群众武装担任主攻.由于事前已作了侦察,地形和敌情都很熟悉,拂晓时我们突袭毛林生的老巢,一下就把毛林生等11个匪首一起抓到了。他的匪部驻前村,听到枪响,全吓跑了。这次战斗中,首先冲进毛宅的钱阿大、朱友生等人大部分是庄风来第1分队的人。生平第一仗就打了个漂亮的胜仗,大家非常高兴。我们押着俘虏回来,半道上遇到邓敬烈。他令我把11个匪首全部交给他处理。我以为邓会将毛处决。结果,邓敬烈勾结谈思源同毛林生谈判,得到十几挺机枪、80余支步枪、几千元钞票后,就把他们放了。
  几天后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我们的处境从此将更加困难。这次事件使我彻底认识了这帮家伙,对国民党也完全失去了信心。听说共产党新四军是坚决抗日真正爱国的,我决心找到共产党,找到新四军。群众也纷纷要求组织脱产的抗日武装队伍。我觉得只有这条路才有前途,但经费无着是大问题,以前搞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就没有这个困难。于是,我表面上不露声色,以杨甸群众与方泰匪部已完全对立、今后再动员群众参战非常困难为由,向邓敬烈提出了组织部队的要求。邓为了拉住我这股力量,同意由他供给经费,我们自己组织武装部队。
  二、党领导的外冈游击队
  当时我唯一能与之交谈的是外冈区公所的陆铁华。他是一位进步人士。我俩是挚友,曾多次密谈设法寻找共产党新四军的事。毛林生事件后,我的心情更加迫切,又一次与他深谈,记得是在外冈北边钱大昕的墓边。陆铁华答应了我的要求,后来,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了关系。1938年8月我开始组织脱产武装,开始只有一个班,都是当地青年农民。部队是在杨甸角庙里成立的。不久,大约是8月底,上海地下党组织派来了邱生凡。我在外冈陆铁华家里见到他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记得他穿一件蓝士林布的长衫,在那儿简单谈了一会,中午就到了我家里,以后他就住在我家。当时我把群众组织和骨干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让他们一一见了面,又将嘉定地区国民党方面的情况,特别是把邓敬烈、谈思源、金谷、叶秋升一伙人向他作了介绍和分析。我说,对这些家伙只有打倒,别无他望,表面上我与他们关系很好,那是因为无力对付他们,我对这些人已看透了,只有扩大我们自己的力量,才能把他们打倒。他已从陆铁华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因此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生活在一起,谈话机会很多。他向我讲了许多抗日救国、民族统一战线的道理。以前我从没听到过,许多名词都不知道,听他一讲,茅塞顿开,觉得这些道理很对,共产党确实了不起。我找共产党这条路对了,更坚定了搞抗日武装、跟共产党走的决心。邱生凡来后,以第1中队文书的公开身分开展党的工作。从此,外冈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过了一个多月,邱生凡带我到上海,把工作情况向上海党组织作了详细汇报,并接受党的指示,决定扩大部队,于是动员上海一批失业工人及杨祖彤、苏白等一些知识分子,陆续来到杨甸。年底以前部队已扩大为80余人。杨祖彤、苏白等人在部队里开展宣传教育。部队的情绪很高,与其他部队比,我们就有些突出了,引起了邓敬烈、谈思源的注意和怀疑。此时我们确实正在积极进行反邓反谈的准备。双方表面上关系还好,实际上已趋于紧张。
  这年年底,我部队驻在钱门塘附近,突然见一架日寇的通讯飞机,大约因机件故障,正向离我驻地一两公里路的地方降落。我部江祖培带队迅速前往,把敌机烧毁了。估计敌人会来报复,部队迅速转移到蓬阆地区(昆山东部)。次日天刚亮,我部还是被昆山、太仓、嘉定3路敌人包围了。我处于被动地位,又是第一次同日寇作战,毫无经验,部队遭受很大损失。这次损失后,我们的警惕性提高了,经向上海党组织汇报,又继续从上海动员失业工人扩充部队。由于积极地开展工作,部队逐渐巩固。
  1939年初,我向邱生凡提出要求入党。他同我谈了几次话。此时,青浦县工委书记顾德欢曾来外冈与邱谈工作。春节前,为我的入党问题他来外冈,没直接找我。他走后,邱生凡即找我谈话。我热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入党愿望,邱就要我填表。春节后,我将填好的入党志愿书交给了邱生凡。他告诉我,我入党要经过上海党组织审查批准。
  4月初,我们部队转移到方泰东南、黄渡西北的八字桥附近,下午就伏击了曰寇的一艘汽艇,打了一次胜仗。当晚,谈思源、金谷突然对我说,鬼子要来大&扫荡&了,嘉定到外冈已架上了军用电话,情况很严重,要我立即把部队化整为零,应付&扫荡&,并要我同去上海避一避。我没同意。他们走后数天,不见敌人来。我和邱生凡研究,估计此中定有情况。于是部队交邱负责。4月10日晚我到了上海,先找到国泰无线电公司的赵尧君。我们很熟悉。他是外冈人,在上海消息很灵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邓敬烈、谈思源等人这几天正同日军司令部谈判投降的问题,邓将当&和平军第3师师长&。这一下我心中全明白了。第二天我佯装不知,与谈思源、金谷见面后,他们说正要找我商量大事,然后对我讲:&邓敬烈去做汉奸了,你怎么办?&我说:&你们知道我吕炳奎是不会做汉奸的。我也不回去了。只要邓司令给我一些钱,我在上海开业行医。部队也不管了,你们去管吧。&见我是这个态度,他们似乎放心了。徐继辉拿出了投敌的决议案。我一看,上面签名的有邓敬烈、谈思源、陆麟勋、徐继辉,还有两个我不认识。我还了解到他们同日军谈判的经过和具体部署。他们准备将部队的大部分人员交日军点编。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当晚作好准备,次日晨坐轮船绕道赶回外冈,找到部队,立即向邱生凡等人详细汇报了情况。于是我们一面对部队作动员,一面对群众进行宣传,揭露邓敬烈、谈思源的投敌活动,发动群众展开反邓反谈运动。一时间,外冈、望仙等镇上贴了许多大标语。我们还派苏白到上海向《大美晚报》发了新闻。
  4月12日上午,邓、谈等人不见我去碰头,就有些怀疑,打电话到旅社找,才知我已&逃跑&。很快,外冈等处贴出揭露他们投敌的标语一事也传到上海。就这样,邓敬烈等人阴谋投敌的勾当彻底破了产。
  同邓敬烈、谈思源公开分裂后,部队情绪十分高涨,把周围的小股土匪、伪自卫队等等基本扫清,把卫家角的&七村联防&也统编为外冈游击队。我们枪决了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秦汾的叔叔、大汉奸秦慰才和望仙桥的汉奸等。群众拍手称快。此后,我们集中力量做邓敬烈特务营(即张龙云部)的工作,主要采取直接谈判的方式。邱生凡、杨祖彤和我参加了谈判,希望张龙云同我们合作共同抗日。我们指出邓敬烈已成汉奸,你应该反对,可他一直态度暧昧,所以,谈判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搞了邓敬烈的警卫队和指挥部。邓敬烈对张龙云并不完全信任,警卫队则被看作是他真正的资本。他藏了一批好武器,没给张部使用。警卫队主要保护指挥部。指挥部只有军需主任(邓的小舅子)和副官主任等人。这两人负责埋藏并保管着那批武器、弹药。我们利用警卫队长张志文对邓敬烈的不满,了解到警卫队的秘密驻地。我亲自带领1个班和侦察员,缴了警卫队的枪,抓住了军需主任和副官主任,将邓敬烈的武器弹药全部起了出来,共装了3大船。获得了这么大的战果,部队战士非常兴奋,使张龙云极端恼火。这时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估计他不会同我们合作了,决定通过内线里应外合来解决张部。
  张部特务营早有我们一批同志打人,共产党员胡省三还担任了班长。张部与我驻地只隔两三公里。他常来我部,战士亦不阻拦。一天,我们找胡省三来,一同研究如何解决特务营,邱生凡、杨祖彤、苏白都参加了,约定了进攻时间、胡负责布置步哨等事。议定后正在对表时,突然张龙云闯入房间。他一见胡在,马上退出。我跟出接待,想应付过去。邱、苏判定计划已暴露,只好将张扣了起来,并指示胡省三速回部队,我部即来进攻。不料忙乱之中,张的卫士溜脱。我们赶到时,张部早已转移。追到蓬阆南的大通桥西时,张部来了两个副营长,与张等人同我们谈判。张表示同意一起抗日,同意我部派杨祖彤去其部做政治工作。但是,没过几天,张去上海治病。张部趁杨不在时,最终还是把部队拉走了,胡省三等同志也被杀害。张部到昆山与青浦交界处吴淞江以南地区,与项国荣匪部会合了。
  张部走后,嘉定西部、昆山东部、太仓南部这一地区主要在我们控制下,形势很好。4月间,中共江苏省委又派李森、沈进先后来我部。5月,建立了中共嘉定支部,李森为书记、邱生凡与沈进为支委。我们又派人到上海动员失业工人扩大部队。群众皆称我游击队为&外冈部队&。
  三、与&江抗&会师前后的抗日斗争
  1939年6月,因为谈思源在上海表示愿意抗日,反对邓敬烈,上海党组织作出争取谈思源抗日的决定。谈回嘉定后为淞沪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支队长,金谷为副支队长,季我为第1大队长。对于上海地下党的决定,我向李森、邱生凡等同志谈了个人意见。我说谈思源这些坏蛋我早摸透了,他是地道的流氓,这样搞非常危险。
  我们公开反邓以后,邓敬烈就积极地扩充嘉定东北乡的第2支队朱维仁部和昆山、青浦之间的项国荣、张龙云部,谈思源回嘉定正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的一个阴谋。我对谈是很警惕的。
  6月20日前后,我们杨甸的群众武装把方泰的伪镇长、伪自卫队长、罪大恶极的喇叭小根抓到了。次日下午,谈令我立即释放。我接受了毛林生事件的教训,决心不违背群众的意志。这天下大雨。傍晚金谷突然来部队。我担心会出问题。午夜时,等金睡熟,我叫醒江祖培和几个战士,将喇叭小根拉出去枪毙了。事后,谈思源非常恼火,但也无法,同我的仇恨更加深一层。
  6月30日,我部驻在外冈与望仙之间的长泾村。次日凌晨3点来钟,谈思源与其警卫员李阿锡、杨启明突然从外冈赶来,说邓敬烈率部已奔外冈要来进攻了。我立即下令准备战斗,刚将部队集合拉出,望仙、外冈方面已开火了。这次袭击,邓敬烈亲自指挥顽军千余人,分两路进攻,西路由张龙云率部从望仙攻来,东路由朱维仁部从外冈攻来。我部300多人处于敌众我寡的劣势,只好组织分散突围,被迫撤退。干部战士牺牲20多人,伤20多人,被俘、失散数十人,损失惨重,到南丘家宅集中时只剩百余人。这次,邓敬烈来得如此之快,而且其部到外冈时,唐生被打死,谈思源等3人却平安无事,我心中一直怀疑。撤退时谈等人与我一道。但7月2日下午,他跑到上海去了。
  6月下旬,何克希、吴焜率领&江抗&3路进到太仓,30日已到嘉定。我们到外冈朱家桥没有联系上。7月1日我部遭突袭,如果联络工作做得好,先与&江抗&会师,决不会在长泾之战中吃亏。当晚,&江抗&3路正由南插过嘉定到了青浦,我部即派李森赶往联络。7月3日,李回队说,何克希、吴焜要我部到青浦会合。我部80余人从方泰北面出发,7月6日转移到青浦观音堂地区与&江抗&主力会合,在此整训约半月。外冈游击队缺少军事干部。&江抗&3路派连长黄兴国担任中队长。青浦派来蒋敏担任指导员。
  7月20曰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早晨8点多钟,得知叶飞同志从常熟打电报给我,大意是叶部当晚从东唐市出发,明晨到达嘉定钱门、望仙一带,要我指定宿营地点。我估计邓敬烈活动在外冈朱家桥一带,就复电要他到钱门塘北面某村宿营。之后,我赶到顾德欢办公处。他代表党组织同我谈了话,正式宣布上级批准我入党。我内心说不出的喜悦,表示一定要为党的事业工作到底。午饭后,我和李森带了5个战士从青浦出发,连夜渡吴淞江,过安亭,次日清晨回到了杨甸庄凤来家,由李森先去与叶飞联系。再说叶飞、乔信民分别化名叶琛、汪明,上午10点左右率领&江抗&一部到达钱门塘某村,打的是国民党第62师旗号。此时邓敬烈部恰驻该村,一看来了国军,即大献殷勤,让出河西,将部队移到河东,下午又带了他的支队长、参谋长、秘书和国民党县党部的秘书等十六七人来拜访叶司令。午后三四点钟,我去叶飞司令部.李森在门外等我,说:&不要进去,邓敬烈正与叶司令谈话。&我先是一怔,听李森一说前情,我高兴地说:&这是送上门来了!&于是先到特务连。等了一会,我恐丢失良机,就写了一张条让人转交叶司令。叶知我已到,马上来看望,顾不得招呼,一进门就问我怎么办。我说:&立即下手。&他应了声好,即下令特务连行动。连长吴立夏带侦察员随即冲进会客室,把邓等一伙抓了起来。邓大喊:&别误会……&等我一走进门,方知道上当,已自投罗网。我们一面要邓交出当晚口令,一面将部队分成两路。我和李森等分头给南北部队带路,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即将邓敬烈千余人的部队解决了,缴获步枪700余支、机枪40多挺,装了满满两大船。只有张龙云因刚从上海回来,看情况不妙,带着十几个人,仗着地形熟悉,突围逃脱。后来邓敬烈企图逃跑,被抓回枪毙了。
  邓部被我消灭后,叶飞率&江抗&一部到达青浦。我外冈游击队仍回嘉定活动。7月底奉&江抗&指挥部命令我部改编为&江抗&3路第3支队,我任支队长。8月初,叶、何、吴率主力到达嘉定娄塘。然后叶飞与吴焜率部经太仓回苏常太。我把保存的重机枪、高射机枪和大量步枪、弹药都上交给&江抗&。何克希和&江抗&3路徐绪奎参谋长率一部留在嘉定。9月底前我们一直跟随何、徐部并肩战斗。
  邓部被我歼灭后,日伪大受震惊,时刻窥我动向。8月某日晚,我们从杨甸出发,经娄塘,再由嘉定城北插过,到达南双庙八字桥西驻营,已是次日上午。午后1点多钟突然听到枪声,发现敌人已到村口,我部队未及进人阵地,敌人机枪已响。第3支队驻地李家宅正处敌火力圈内。在副连长任增、指导员蒋敏、政训主任邱生凡指挥下,战士们沉着应战,把已经冲到村口的日军一步步压退村外。部队立即发起追击,直到望见嘉定城墙,战斗情绪高涨极了。不出两小时,日增援部队从罗店赶来,我部即向娄塘转移。此次战斗敌死伤20多人,我部牺牲第3排排长黄锡恩等6名战士。八字桥战斗大捷的消息迅速在嘉定、上海传开,影响很大。
  8月下旬,盘踞在宝山、嘉定交界地区的顽军邓仪认为我部欲去常熟,就迫不及待地率部向望仙进犯。天黑之后,邓部正在望仙镇里喝酒唱戏,一片乱哄哄。我部犹如神兵天降。我带第3支队自西转南从南边包抄,占领镇上两座桥。徐绪奎、包厚昌率部分东西两路插进街道,霎时,枪声大作,打得邓仪部落花流水,抱头鼠窜。我们俘虏了200余人,缴枪200多支。天色微明,邓仪率残部向沙冈桥逃去,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扩大了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影响,使嘉定人民受到很大鼓舞.两个多月中,我外冈抗日武装部队成为战斗力较强的一支部队,已有三四百人,还有大量精良武器。地方民运工作也很有生气,群众抗日热情高涨,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利发展的形势。9月下旬,何克希召集李森、邱牛凡和我在我家天井里开会,宣布成立中共嘉定县工作委员会,书记是李森,我和邱生凡是工委委员。
  四、&江抗&西撤后嘉定的武装斗争
  1939年9月底,叶飞从江阴来急电,说日军调集第3个师团兵力,将对京(宁)沪线进行大&扫荡&,要&江抗&3路和我们3支队几天之内全部西撤。我们县工委研究,认为嘉定的抗日斗争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决定沈进、史雨生等暂留下坚持,并照料一批伤病员,李森、邱生凡等随部队一起走。原定我也走,由于为部队筹款而没有随行。部队一走,群众情绪受到影响。顽军邓仪部也偷偷侵入我边区的方泰东南面,因上次吃了亏,故未敢长驱直人,改为步步为营。我派人将钱送往常熟&江抗&指挥部,决定自己留下,并与朱友生同朱正高、庄凤来等骨干开会,商量对策,会后分头动员了三四百人,把埋藏的枪支弹药挖出,全部武装起来,乘天黑插到邓部驻地西边的几个村庄,大模大样地做饭吃。邓部被惊动了,以为第3支队和&江抗&主力又回来了,吓得未敢妄动。拂晓前,我率领这支部队从方泰镇上开过去,直到丘家宅,然后撤回。当地群众纷纷传说过了千把人的&江抗&部队。天一亮,邓部急忙转移到宝山县,再也不敢来了。我们地区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局面也稳定下来。这次行动,我受到了表扬。
  这时我连续两次派人到&江抗&指挥部向叶飞、何克希报告情况,要求邱生凡、李森带第3支队迅速回嘉定,结果李森、邱生凡等一些同志回来了,部队没有回来。县工委仍照常工作。我们决定重新建立武装。10月底,一批伤病员恢复健康,其中有黄兴国、杨巩等,上海党又派来一些干部,我们还到上海扩军招兵,新的第3支队又建立起来。但人员很不稳定,新兵来了又走了,问题出在黄兴国身上。此人是混进&江抗&的兵痞。他拉进一些坏蛋。我们开除了黄的党籍。以后他逃跑了。后来,上海派来一位姓陆的原红军营级干部。部队由他负责,从此逐渐巩固,200多人,但大部分是新兵,战斗力差,只有几个班排长是老兵。11月间,重建部队的同时,我们又建立了区公所,我担任了区长。
  1939年12月,日伪军与张龙云、谈思源等部联合&围剿&我外冈新建的抗日武装。日军占领外冈,张龙云占领钱门塘一带,谈思源在望仙桥附近,企图将我外冈部队一网打尽。12月14日,他们分几路围攻我部。张龙云袭击钱门、娄塘、望仙。李森等被俘。12月15日拂晓,谈思源部与日伪军联合进攻。我部在嘉定与太仓交界处被敌人打散。12月16日拂晓,张龙云部与日寇在外冈西北发生误会。双方开火。我们误以为日军对张部进攻,准备组织群众集中武装,待日军撤走后就去袭击张龙云部。12月16日晚,我们在鸡鸣塘陈银银家开了数十人的干部会,决定作战计划,准备第二天行动。但是,12月17日拂晓,敌伪顽&三位一体&,已分成好几路把我们地区重重包围,分进合击,全面侵入我中心区。我们突围跑出。我和朱友生等化了装,9点多钟从安亭车站上车,当天到上海后,邱生凡、杨祖彤等突围的同志也陆续到沪。
  我们向上海党领导作了汇报,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上海党领导组织我们学习党的文件。1940年1月,上海党决定我们到青浦顾德欢处,整休恢复再回嘉定工作。但嘉定已被伪顽部队占据,群众的枪也被缴光,部队也所剩无几。我们没有力量再回嘉定,又回到上海。2月,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找我谈活,要我到常熟新&江抗&司令部。3月,顾复生部队突围转移到常熟。5月。&江抗&部队进行整编,将青浦、昆山、嘉定撤到苏常太的武装整编为&江抗&东路第3支队。
   吕炳奎
 (原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1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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