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红_6C社区
1傍晚，雨越下越大。从玻璃橱窗漆着的“订做画框，立等可取”几个大红英文字望出去，可以看见百老汇上已经车稀人少，冷冷清清。只有霓虹灯在雨中寂寞地闪烁。画店门槛下的低洼处积满了水。雨水还打在门上悬着的一只小铜铃铛上。铃铛发出一阵阵清脆的声响。铺在柜台上的厚纸板早已泛潮发软。靠外一角挣脱了固定着它的塑胶带，高高翘起，触目惊心地暴露出残破的柜面、汉堡渣、橡皮圈、几枚分币以及若干蟑螂尸体。厚纸板上用红蓝圆珠笔写满了古诗词，英文句子，算账时仓促记下的加减乘除数字。一本摊开在柜台上的黑皮账簿被刚才—个顾客的伞甩上一大摊雨水，好几页粘在了一起。那个顾客并没有买什么，看了一圈墙上的画又转身走了。送走顾客后，凯莉连忙趴到柜台上，小心翼翼地一页页撕揭。她是这个店的老板娘。我抡着一把粗铁锹，正在工作间用力砸碎满满半人高大铁桶里一根根细长锋利的玻璃条。玻璃条在铁锹下分崩离析，化为碎片。每天晚上，我必须将这些玻璃条砸碎，倒进从街上捡来的几只纸箱，用宽塑胶带封好，连推带踢地放到马路旁。今天下大雨，不能倒垃圾。因此，我把碎玻璃哗啦哗啦倒进纸箱，封好后，留在了那里。我瞅了一眼墙上的钟，七点整，便拍拍身上的灰尘，揉了揉上午裁玻璃时割伤的左胳膊，在厕所换了一身衣服，走出工作间，对凯莉说：“走吧。”凯莉是个台湾人。四十多岁，身材矮小，尖尖黄黄的脸上戴着一副又大又厚的眼镜。跟人说话时，总仰起孩子般的细脖子。她属于那种热心帮人，但在金钱上十分悭吝的女子。“到时间了吗?”凯莉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她先前一直低着头，这会儿猛—抬起，那副松大的眼镜便一下子落到了鼻尖上。她连忙用手扶好眼镜，神色认真地看着我，说：“好吧。”这时候，凯莉的二哥急匆匆进来。他一边甩着手上的雨伞，抖了抖身上的雨水，一边大声嚷嚷道：“你们今天生意怎么样?我那边连个鬼影子都见不到!”凯莉的二哥原是IBM的高级工程师，遇上美国经济不好，被裁员了。凯莉帮他在第二大道上开了一家小画框店。那里房租便宜，但位置较偏。凯莉的二哥很瘦，戴着眼镜，脾气非常急躁。“也不好，没接什么活儿。”凯莉淡淡地回答。二哥走进工作间，在工作台上找来找去，找到了一把长螺丝刀，对我说：“我拿这个用一下，明天就还过来。”说完话，他又撑开伞，匆忙离去了。“我二哥就是神经兮兮的，”凯莉说，“也难怪，他一直都是在大公司做。现在自己当老板，生意一清淡，紧张得不得了!”凯莉走到工作间角落，翻起一堆乱糟糟的中文报纸，用膝盖抵住一只破旧的大黑皮沙发，踮起脚尖，向电话机上方的信用卡机器瞄了一眼，说道：“哇，空的!”那只大破黑皮沙发是老板当年在这个店当工人时，从街上捡来的。当时，老板刚从北京到纽约，身无分文，无依无靠。老板的老板，一位老华侨，收留了他。老板为攒下每一分钱，不去租房子，天天睡在这张沙发上。但由于美国政府规定，商业用房禁止晚上住人，老板只好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地睡在店里。“再黑也不敢开灯啊!用电炉子煮一锅白米饭都战战兢兢!”老板经常对我说，“那时候，我没有身份，没有钱，没有亲戚朋友。好家伙!要是被警察发现了，就完蛋了!只好被遣送回我们亲爱的祖国了!”老板姓康，我叫他康先生。康先生中等身材，红光满面，说话嗓门洪亮。他曾是北京一所中学的古汉语教师。年轻时有些抱负，但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未能伸展。康先生对挣钱兴趣不太大，只要生意清淡，就哗啦啦掀开中文报纸，在臭气熏天，到处是死蟑螂的大破黑皮沙发上呼呼睡觉，发出雷鸣般的鼾声。今天中午，老板声称要去唐人街办事。老板走后，凯莉告诉我：“他哪里是去办事?他连英语都不会说，能办什么事?不就是看你我都在这里，趁机偷懒去了!”凯莉开始一盏一盏地拉灭灯。我捡起地上几根切剩的金属框角，“咣啷”一声抛进垃圾桶，将桌子上的钉子、锤子、铁丝、螺丝刀七手八脚理整齐，顺腿把快要倒塌的一摞硬纸板踢直，又朝地下室楼梯口望了一眼，确定那里的灯已经熄灭；背起包，拿出雨伞，走到门口等凯莉。凯莉趴在柜台上翻翻账簿，轻声地叹了口气：“今天没什么钱!”刚要出门，她绕进柜台，弯腰在一大堆旧塑料袋中摸了半天，摸出一把红伞，递给我，笑着说：“你拿这把红色的，正好配你的黑衣服!”我接过伞。凯莉盯住我的限睛看了看，问：“你今天脸色不好，怎么搞的?”我没有答腔，只扯一扯凯莉胳膊，让她站远一点；从门旁取出一根勾形长铁棍，开始拉房檐下的铁闸门。铁闸门锈得厉害，十分沉重，叽嘎叽嘎地响。我使出全身力气往下拉。拉到半中间，铁闸门突然变轻，速度越来越快，并在猛然撞上地面的一刹那，发出了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大片肮脏雨水登时进溅起来。“哎哟!”凯莉惊叫了一声，慌忙退后几步。我抬手擦擦溅在脸上的污水，拿过一把大锁，哐哐啷啷将门锁上。在纽约百老汇这家中国人开的画框店打工一年来，我每天都是以这声巨响结束工作。我把钥匙放进背包，撑开伞，对凯莉说：“走吧。”“小何，”凯莉却站着不动了，仰起脸，瘪一瘪嘴角，神情忧愁地看着我，“不然就不去了吧?”“为什么?”我不禁笑了起来，又摇摇凯莉的肩膀，像哄一个孩子那样，说，“快走了。我还要去参加一个派对呢!”2二十一年前，我踌躇满志地到了美国，很快发现是个错误。一天早上，我提前到店里，把当天要取的画框做好。等凯莉来了，走到她跟前，平静地对她说：“给我找一个人吧。我可以出些钱。只要两个条件：一是美国公民，二是到时候放我走。”凯莉被我的这番话吓坏了，仰起尖尖的小脸，在厚大、模糊的镜片后怔怔地瞧了我半晌，才声音轻轻地问：“小何，你最近心情不好吧?”“帮帮我，凯莉!”凯莉回去把这事跟康先生说了。第二天，康先生来到店里，脸色一直变化不定，目光也尽量避开我。我平平静静地干活儿。最后，康先生自己忍不住了，连声咳嗽几下，走近我，侧着身子，面色蜡黄、警惕戒备地低声说：“何小姐，你要非常小心。虽说是为绿卡，但假结婚……”没等他说完，我便用眼睛盯住他，声音平静地说：“我是真结婚。”康先生显然吃了一惊。呆呆瞅着我，顿了一顿后，脸色颓然一黯，沮丧、沉痛地说：“不要这样!何小姐，你条件很好。不是我夸你……”“不必说这些，”我又打断了他，“问题的关键是：我要尽快回中国去，但我必须有绿卡。我没有兴趣跟人过日子，可也不想骗别人。”“慢慢再找找吧。”“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可是，”康先生连连摇着头。“什么?”“我很理解你，何小姐。咱们中国人……唉，别说是你，我自己要是没有绿卡，也都不敢再回去。但再想一想吧。你是女孩子，到底终身大事呢!”“终身大事”四个字像尖刀一般划过我的心。为了掩饰那一股剧烈、尖锐的刺痛，我骤然放声笑了起来：“天啊，老板!哪那么严重!”“再想想吧，何小姐!”“不用!”来美国两年，只要在人前，我都一副高高兴兴、大大咧咧的样子。我知道，没有人再怜惜我，没有人再为我担忧。一场出国，我彻彻底底解放了，也彻彻底底沦为一无所有。那天下班，回到公寓，我将脸埋进枕头里，眼泪刷刷流。其实，在纽约，我有一些机会。那时候，大陆来的留学生很少。在派对上，那些在美国孤孤零零、备受歧视的华侨们看见我，仿佛蓦然呼吸到了伟大祖国的气息。我虽然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但每次拿眼睛向四周环扫一圈，心就冷透了。我最后交往的是一个在曼哈顿一家银行工作的台湾人。他是美国公民，在皇后区有一座小小的独立木屋。人非常老实，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对我小心翼翼、毕恭毕敬。有一天，我同意去见他母亲，他竞大张着嘴，高兴得身子直哆嗦。那天下午，见过他母亲后，他又带我去看自己的房子。我记得，坐在糊着浅色墙纸的客厅里，透过窗户往外看时，夕阳正照在后院一棵歪斜的樱桃树上。樱桃树叶发黄，蛀满虫眼。树后是一道锈迹斑驳的铁丝网。铁丝网下混凝土裂缝里长着一簇簇茂盛野草。这个人告诉我，除了这栋房子，他还攒有七万美元。当时，我没有听他说话，只静静注视着窗外。这是我的坟墓，我默默想，是最终结束我所有抱负、奋斗和追求的地方。我又转脸看了看这个人，忽然“扑哧”一下笑了，回到家，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3我和凯莉打伞穿过百老汇，略等了等红绿灯，过了十七街，走进街角一家麦当劳。店里人很少，地板上积着—摊摊雨水。一个细瘦的黑人正系着条白围裙弯腰打扫。我绕过黑人，看见店深处坐着两个男人，一个中国老头，一个中年美国人，便用胳膊肘触了触凯莉。凯莉急忙仰起脸，踮脚尖张望，随即笑了。这时候，中国老头也看见凯莉，站了起来。凯莉拎着水淋淋雨伞快步走过去，爽朗地笑着，说：“来，我介绍一下，这是郭先生，这是何小姐。”她又看了看坐在那里的中年美国人，“这位是……”“理查德，”郭先生用纯正、流利的英文说，又低头看着理查德，“康太太，何小姐。”郭先生一身灰色西装，一头梳理整齐的银发，举止庄重沉稳。一望而知是位久居美国，颇有身份的老华侨。“见到你很高兴!”理查德穿着浅蓝细格衬衣，一件深褐色旧外套；依然坐着，伸出一只手，平静地对凯莉说。说完又将手伸向我，重复了这句话。郭先生指了指桌对面的两张空椅，笑道：“请坐。二位女士要点什么?”凯莉正弯腰把雨伞放到椅子脚下，听见郭先生这样问，便笑嘻嘻地看看我，问：“怎么样，小何，我们来两杯咖啡?”我点点头。郭先生向柜台走去。凯莉与我坐下，两手扶一扶限流，斜歪起头，摆出一副亲切可爱、轻松愉快的神气，笑着问理查德：“你生在美国吗?”“我生在纽约。”“那你们家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父亲来自英国。我母亲是瑞典人，但有一半波兰血统。”“噢，好复杂!”对面耸一耸肩膀。“你现在跟父母住一起?”“我父亲已经去世。我母亲与妹妹一起过。我自己住在木边区。”“那离我家不太远。是南边吗?”“不，北边。”“哦，那还有一些距离。郭先生说你上过大学?”“是的。不过……”“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说，那算不了什么。换句话说，那说明不了什么。我今天仍旧……”我注意到，理查德有一头柔软的棕黄色头发，一双淡褐中略带灰绿的眼睛。额头宽阔，脸狭长苍白，神情抑郁而平静。郭先生捧着一个托盘回来，把咖啡分别递给我和凯莉，又取过一些餐巾纸放到桌上，一边坐下，—边说：“今天这雨下得可真大!不得了，十几年都没有这样下过!”“郭先生可是老前辈了，”凯莉一面啜咖啡，一面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他从前在唐人街的衣厂开得有多大!是大老板呢!”郭先生也笑了，优雅而含蓄地挥—挥手，说：“都过去了!老头子啦!”“哪里!你不老!”我没有参加谈话，端直而坐，喝着咖啡，听他们一来一往说笑。偶尔瞥一眼理查德，他听不懂中文，只十分平静地坐着。“来，小何，这是理查德的电话号码!”一会儿，凯莉快快活活地笑着，将一片纸递给我。“理查德可是个大好人哪，何小姐!”郭先生眼睛望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就是美国这糟糕的经济，他又特别好面子，不肯去领救济。他原先计算机搞得蛮好的。”我一笑，没有按茬。“我们小何过去还是大学教师呢!”凯莉将手搭在我肩上笑道，“要不是来美国……”“行了。”我轻轻推她了一下。“当然。那当然。”郭先生看着我，笑着点头。郭先生和理查德准备离开。大家握手道别，祝新年快乐。“很高兴认识你!”理查德对凯莉说，也又对我说了一遍。当理查德和郭先生向外走时，理查德走在后面。我发现他身材十分高大，但十分削薄。“怎么样?”看着两个男人出了麦当劳玻璃门，凯莉慌忙将脸转向我，神色紧张地小声问。“不知道啊!”我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神经质地笑了。“人好像倒是很老实，”凯莉说，说完看看我，又陡然语气冷淡地道，“你再想想吧。我反正认为不值得。”“嗨!”我朝她扬了一扬手。“你要想好!”我从地上拿起雨伞，问凯莉：“走不走?我们一起去地铁站。”4凯莉乘车回家。我搭了一段地铁，来到曼哈顿中城。雨仍下着。在一家灯光明亮的花店玻璃门前，我看见那个约我参加今晚派对的诗人朋友。他正手里捧着一束廉价鲜花，冻得哆哆嗦嗦地站在那里等我。我急忙跑过去。“我是不是来晚了?”我笑着问，举伞遮住了他。“噢，没有!”我和诗人刚认识不久。在国内时，读过他的一些诗，印象还不错。他才到美国。由于没有钱，一直住在一位朋友家。条件是每天帮忙遛两次主人的大狗。诗人不讨厌狗，但对狗毛过敏，因而总是不住地打喷嚏。我们俩一起越过马路，朝一条黑黢黢偏街走去。在一幢楼房前，诗人摁了门铃。随着门铃“吱”地一响，我们推门进去。这是一个画家的家。屋里已经有很多人，大都是中国各地来的画家，正围在一张桌旁高谈阔论。诗人带我与几个人打了招呼后，便拿起酒杯，与朋友去阳台上抽烟聊天。我端起一杯可口可乐，离开人堆，观赏客厅墙上挂的一些摄影作品。人们在桌边嚼土豆片，谈论中国、美国画坛的一些事情。有人说了句什么俏皮话，满屋人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晚饭时，我被让到桌边正对男主人的一把椅子上。大家又正议论一个画家最近的展览。“这样的东西现在搞不出什么名堂。”一个男子说。“不一定。”一个画家用纸巾托着一个炸春卷，—边嚼，—边回答。“这家伙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的赞助?这个展览花费可不小呢!”另一个年轻人问。“他是有些想法，”男主人若有所思地说，“他还是有些想法的。”聊了一会儿，一个画家起身去柜子边倒酒，忽然停住手，在男主人身后问：“方皓今天怎么没来?”“他应该马上就到，”男主人仰起脸回答，“他昨天有事去宾州了。”“方皓后来到底拿到毕业证书没有?”倒好酒，将酒杯放在嘴边抿了一口，画家继续问，“我们那一届里，他其实是最有才气的!素描画得连老师都嫉妒得两眼喷火!”“没有，”男主人回答，“校方说，不能改变前任的决定。但又公开承认，方皓是七七、七八两届学生中最优秀的。”“太荒唐了!我们当时还集体签名请愿，说因为艺术理念不同开除学生是错误的。”“嗨，中国的事情!”正说着，门铃突然响了。男主人连忙站了起来，笑着道：“方皓来了!”一位清秀瘦削，个子不高的青年男子推门进来。人们都笑着与他打招呼。男主人请他坐在自己刚才的椅子上。不久前，我在这里的中文报纸上读到方皓这个名字，知道他来自上海，是J省美院七七级油画系学生。到美国后就读纽约视觉艺术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因一幅现代派作品获奖，轰动一时。方皓坐下后，立刻成为谈话中心。他显然知道这一点。十分轻松地笑着，大口咬着比萨饼，嘻嘻哈哈地给大家讲在海边抓螃蟹的有趣经历。我看着方皓，发觉他额头明亮饱满，鼻梁高耸，眼睛漆黑深邃，目光专注而温柔。一会儿，大家又谈起最近现代艺术馆的新展览，提到《村声》上刚发表的一篇艺术评论文章。方皓的英文非常好，字正腔圆，略带一丝上海口音。渐渐地，有人退场了。带我来的诗人又去阳台上吸了一会儿烟，再回来时，脸喝得酡红，两眼水汪汪，满嘴酒气。他弯下腰，越过人堆，用手指触了一下我的肩膀，悄声说：“咱们也走吧。”走到门口，诗人却又被另一位朋友叫住。两人靠到墙角悄悄耳语。我只好站在放着白郁金香的圆桌旁等他。这当儿，方皓握着一只酒杯，向我走来。“要走了?”他笑着问。我点了点头。“做什么专业?”我猛然被这个问题窘住，迟疑片刻，才尴尬地说：“我……现在没有什么专业。”“国内哪个大学毕业?”“北师大。”“什么系?”“中文系。”“现在住哪儿?”“在二十三街和莱克辛顿上。”“哦，好地方!”“还可以。”方皓呷了一口酒，眼睛注视着我，又问：“方便给我一下电话吗?”“当然。”我说，连忙从背包里取出一支笔，却找不到纸。方皓从门旁一叠《纽约时报》上撕下一小片白边，递给我。我伏在圆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又将小电话簿递给方皓，请他写上名字和电话。诗人朝我们走过来，笑着问：“你们不认识?”一面说，一面醉醺醺地拍了拍方皓肩膀，笑道：“下星期一起去喝酒!”随后，不等方皓回答，径直向门外走了。我对方皓笑了，说：“再见!”“再见!”他微微一笑，举了举酒杯。5我回到家已经是十一点。信箱里有一封姐姐的信。看见那厚厚的红蓝边缘的航空信封，我顿时感到紧张。不久前，姐姐来信问我情况，我回信说一切都好，但又情不自禁流露了一些对美国生活的感受。结果，这封信里，姐姐措辞严厉地批评了我。姐姐先提到父母一生坎坷，满怀热情从海外回国，却屡遭打击。不仅不能再出去，还牵累我们姊妹从小受尽歧视。接着，姐姐提到我曾有机会嫁给一个人。如今这人何等风光，妻子何等年轻貌美。家里天天高朋满座。而我，却不知珍惜，莫名其妙挑剔不满，追求一些虚无缥缈、毫不现实的东西，以至落到今日困境。现在，姐姐警告我，必须尽快悬崖勒马；理性、务实地找一位有绿卡、有经济实力的人结婚。“千万不要随便回国，不要重蹈父母覆辙。也不要再幻想什么爱情，你已经不是那个年龄!”我拿着信，坐在床沿上，一动不动。电话饥E红灯闪着，我打开一听，是松涛的留言。松涛是国内一所大学的中文系教师，是我以前一位男朋友的朋友。几个月前来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松涛很早结婚，妻子温柔贤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这次他一人赴美，准备日后将妻女接出。但到美国后，松涛一直不能适应。他是一个非常细腻、敏感的人，这里的现实与他的预想相差太大。初来纽约，他天天给我打电话，犹豫着是否应当立即打道回府。“这不是我们中文系人来的地方，”他一再说，“我们不可能在这儿有所作为!”松涛的话我当然同意。但我觉得他初来乍到，立刻回国恐怕太仓促。几个月后，松涛稍稍平静了一些，但学校功课很紧，英文也一下子跟不上，因此非常狼狈。昨天，我约松涛去画店附近一家中国快餐店吃饭，算是过新年。席间，说出自己的计划。松涛听了，登时惊叫起来：“要是张明睿知道了该多么难受!”松涛说起第一次看见我时的惊讶，说起我们三人过去一次次彻夜长谈，说起我与张明睿分手后，他所感到的惋惜及遗憾。松涛越说越伤心：“早知道这样!……”他哽咽得说不出话了。“我拿我的心没有办法，”昏暗的灯光下，我望着松涛说，“我不能忍受一点点勉强。我也太敏感，太挑剔。其实，若不是想着未来还可以写点东西，我也许都不想再活下去。”“就是来了美国!……”松涛痛苦地低声嗫嚅。听了这话，我不禁苦涩地笑了：“不，不是。在国内还不是一样?况且，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国家。只是我们跟他们不同，并且不想改变。这怨不得人家。”松涛沉默着，似乎在琢磨我的话。一会儿，为了换个话题，我问松涛：“最近感觉怎么样?”“就那样儿，很忙。”松涛垂下头，声音沮丧而疲乏。“慢慢就会好一点。”“我要回去!”松涛突然抬起脸说，眼睛里放射出一道果断森冷的光，“就是将来硬挺着拿到学位，我也要立刻回去!”我没有做声。松涛又语气冲动地说：“不仅我要回去，你也要尽快回去!你千万不要再这样滞留下去，那就太对不起你自己!你不知道，……”他犹豫地瞟了我一眼，停顿住了，低垂下头。我明白他要说什么了，便在桌对面静静等候。果然，几秒钟后，松涛猛地抬起头，眼睛避不看我，喉咙哽咽、嗓音颤抖地大声说：“你都不知道，你憔降成什么样子了!”我的心如被千万根针扎一般疼痛。我强忍住悲伤，咬了咬嘴唇，对松涛微微地笑了，说：“是啊，我知道。”话音刚落，眼泪却山洪爆发般滚落下来。“所以，”我拿餐巾纸擦了擦泪水，继续平静地说，“我才这样决定。”因此，今天晚上，松涛急忙打电话来询问情况。我看时间还不算太晚，便给他打了过去。“怎么样?”松涛在那边焦急地问。“挺好啊!”我笑着说。电话那边突然沉默了。隔了一段时间，才又传来松涛十分忧郁的声音：“何薏，你太要强了!”我的心不觉微微一震；想了一想，声音温和地告诉他：“真的，比想象的好。”“是吗?”我们又闲聊了一些别的事情。最后，松涛叮嘱说：“你要小心。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放下电话，我在床沿上坐了片刻，走进厕所，在镜子前默默凝视了自己一会儿，将姐姐的信一页页撕碎，扔进马桶，冲了下去。熄灯上床，电话铃又响了。我拿起电话，是凯莉。凯莉问我想好了没有。我说想好了，就那么办了。凯莉在电话那边叹着气，说真劝不动你了；随后又问我，要不要跟国内家人商量一下：“怎么说也是一件这样大的事。”“不用!”我立刻在黑暗中高声说。凯莉跟我争论了起来。我心一烦，说道：“凯莉，你听着，就是我现在病死在这儿了，你也就把我送去火化就行了。不必告诉任何人!”凯莉急了，在电话那边发出强烈抗议：“小何，你怎么这样讲话!”我泪流满面，一边不住地抬手拭泪，一边尽量声音平静地对凯莉说：“快睡觉吧，再见!”6现在回想，那个时期，我正经历着人生的一个猛然断裂。从少年时起，我热血沸腾，壮志雄心，固执大胆地坚信生命应该光芒四射、充满意义。我的固执大胆令我刚踏进社会便惨遭磨难，坠入漆黑深渊。终于挣扎出来后，仗着年轻气盛，我依然信心满满。当时，我独自住在郊外父亲的一间小书房里。楼梯狭窄，走廊拥挤，隔壁邻居炒菜发出滋啦滋啦声。女人们站在楼道上，向楼下玩球的孩子大呼小叫。我天天刻苦读书，严格自律。有一天，黄昏开始下雨。雨越下越大，竟至瓢泼。纱窗上灰尘被打落，扬起一缕轻轻烟尘，飘散出淡淡的土腥味。我关上玻璃窗。窗外浓密的梧桐树枝在狂风中飞舞，乒乒乓乓敲打窗玻璃。天黑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望着黑漆漆窗外，心中突然充满恐惧。仿佛这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仿佛我被抛弃，被留在大雨如注、杏无人烟的荒野中。我听见自己心里发出尖利恐怖的呼喊，慌忙翻身爬起，不顾一切地冲出去，骑上自行车，在狂风大作、雨声如雷中，敲开张明睿的门。张明睿那时已是大学最年轻的教授。他打开门，惊讶无比地望着我浑身湿透的样子，温和、羞涩地笑了，让我进去。我站在屋子中间，惶恐紧张。那骤然而至的宁静，与风雨隔离，屋里一盏台灯射出橘黄色柔光，洁白的墙壁，干净的床单，静谧温馨的人的呼吸，书架上满满的书，地板上鞋发出微微的汗臭，他明亮柔和的眸子，轻声安慰，灰色高领羊毛衫散发出的清新芳香。我忽然上前抱住他，失声哭了起来。然而，第二天，雨过天睛，风和日丽。那暗夜里逼人的恐惧，软弱，怀疑，放弃，都又倏尔退去了。后来，我经历了一次次陷入，一次次挣脱。在人生的狂涛怒浪中颠簸起伏，执拗地寻找自己心中的东西。但岁月流逝，得到的只是越来越深的困惑。美国是我给自己的最后一个机会。要么成功，要么毁灭}拿到签证时，我告诉自己。但我未曾料到，世界并非如此构造。在纽约，在曼哈顿，在世界的珠穆朗玛峰顶，我急遽成熟，急遽幻灭。人生终于如云开雾散，豁然明朗。不是要么成功，要么毁灭，而是要么接受，要么淹沉。我心灰意冷、万念俱灰；踟蹰再三，仍决定背水一战。7麦当劳见面三个星期后，我与理查德去市政厅登记结婚，拿到“A”字开头的绿卡号码，可以自由旅行工作。两年后将获得正式绿卡。那天，我穿了一件白色长袖连衣裙，系了条鲜菊红毛围巾，戴了一对孔雀绿方型耳环，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我们在下城一家意大利餐馆吃了饭，理查德便搬进我在曼哈顿的公寓。很多人乍一听我住在曼哈顿都感到吃惊，因为初到纽约的中国人大都住在皇后区。其实，刚到纽约时，我也住在皇后区。但在那里，我经历了几次可怕的抢劫。最后一次发生在周末中午。我外出回来。地铁到站后，许多人下车，拥挤着走向出口。我因租住的屋子就在地铁站前方出口的下面，便离开人群，独自朝站台前方走去。这时候，前方出口上来了一对青年黑人，牵着一个小女孩。三个人刚走上来，又一齐退了下去。我未深想，思忖他们是发现走错方向，退回去了。站台很长，等我终于走到尽头，正要步下台阶，却见黑人青年从台阶下迎面跑上来。我有些晾讶，不明白那个女的和小孩去哪里了，但仍未多想，继续下台阶。然而，就在我与黑人青年在台阶上擦肩而过之际，他猛一转身，从怀里抽出了一把尖利长刀，对我高声吼道：“把你的提包给我!”我大吃一惊，心中一慌，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并咕隆隆从高高的台阶上滚了下去，一直滚到地铁圆转门脚下。我趴在地上，望了一眼圆转门下面。街道上车来车往，行人很多，一派安宁和谐。没有人知道这里正发生抢劫，我也决不敢叫喊。我正踟蹰是否有时间从地上奋力站起，推开圆转门逃走，黑人青年已经从台阶上跑下来，弯下腰，用刀尖逼住我的喉咙，要我把提包交给他。我坐在地上，哧哧喘气，一边双手紧紧抓住提包带子，—边嘴上连声叫喊：“拿去!拿去!”黑人青年上前用尖刀迅速割下提包，夹在胳膊下，推开圆转门，向街上跑了。看见他跑出去了，我才又来了胆量，也推开圆转门，紧紧迫了下去。我一边摇晃着一根光秃秃的提包带子大步跑，一边高声呼喊：“抢劫!请帮忙!”后来，我常想，一定是我惊慌中发音不清楚。当时，满街人都安安静静，没有人理睬我。一对年轻白人夫妇正手拉手走路，看见黑人青年迎面跑来，连忙松开手，让他跑了过去。当我气喘吁吁地跑过这对夫妇时，他们吃惊地望望我，待我过去了，又重新拉起手，继续向前走。我一直紧追黑人青年跑，跑到一个拐弯处，他突然消失了。我满头大汗、焦急生气，站在街口左右张望，不见他的踪影。一群黑人少年正靠在墙边玩耍，笑嘻嘻地瞧着我。我过去问他们，他们一致笑着摇头。我知道问不出什么，擦了擦汗，把提包带子扔进路边垃圾桶，掉头回去了。我的钥匙在提包里，还有几十块钱，现在不能进门，只好去找房东。房东是个矮瘦的香港女人，在街角开了一家杂货店。她脸色平静地为我开了门，告诉我，由于我被黑人抢去钥匙，很危险，她需要重新换锁，并给其他房客都另配钥匙。这些钱，都必须由我出。为了避免嫌疑，房东表示，换好锁和钥匙后，她会给我看一下账单。我进到屋里，满头热汗，浑身冰冷。这已是我在纽约第四次被抢。等房东换了锁和钥匙，把钱如数赔给她后，我搬到了曼哈顿。凯莉帮我在莱克辛顿和二十三街交口一幢楼里找了一间非常狭小的公寓。楼里住的都是美国单身青年。我的公寓在十七层，里面有厕所，没有厨房。我很喜欢这间公寓。房租较贵，但离康先生画店很近，只需走路二十分钟就到了。而且，一路上景致优美，很干净，也很安全。理查德搬进之后，公寓拥挤不堪。我把原先的单人床扔了，买了一只折叠沙发床，白天当沙发，晚上打开是张大床。又把屋子整理一下，凑合能住了。多年来，我始终觉得，当时遇到理查德真是太幸运了。他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尽管平庸、无用，甚至窝囊，却温和安静、彬彬有礼、循规蹈矩。理查德生活刻板规律。每天洗澡，吃早点，去图书馆；晚上回来打两杯浓浓的草莓香蕉奶昔，一杯给我，一杯给他自己；再用微波炉弄点晚餐，便像一只大猫似地静静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十点洗漱睡觉。天天如此，绝无变化。结婚前，我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向理查德讲了我的处境。我想理查德并没有真的听清楚，但基本明白了我的意思。当我问他离婚时，希望给他多少钱，他微微红了脸，尴尬地摇了摇头。“我们是朋友。”他说。我不想欠任何人，更惧怕失去自由，一再问他。他见我如此坚持，只好说随我了，无所谓的。我告诉他，到时候给他一万美金。理查德从不干涉我的生活，将我的来信整整齐齐摆在桌上。星期天，我们一起步行到联合广场，欣赏街头艺术和农贸市场的蔬果鲜花。我坐在花园长椅上闭目遐想时，他就兴致勃勃地用核桃喂松鼠。每一次，看见他穿着洁净的浅蓝格子衬衣，身上散发出一缕清淡的男性香水味走过来，我总是由衷地感到欣喜。但我知道，我要离开他。夜间，除非我有兴致，理查德决不主动碰我，总是安静地裹起自己的被子，蜷缩身体，轻轻说一声“Good night”，便背身睡觉了。有时候，我悄悄爬到他脖子背后，在黑暗中突然对着他的耳朵大喊一声：“Bad night!”说完哈哈大笑。理查德就微笑着，闭住眼睛，说一句：“Nightmare!”继续睡觉。理查德看电视看到感人处，常常热泪盈眶，在电视机前频频擦拭泪水。若被我看见了，他便羞涩、难堪地挥一挥手，对我嚷嚷道：“嘿!做你自己的事去!”经常，夜半醒来，听着楼下莱克辛顿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声，我感到仿佛置身波涛汹涌的大海上。这间公寓如一艘小船，正载着我，在漆黑深夜，向前疾驰而去。8结婚两星期后，一天下班回家，理查德告诉我，一个叫方皓的人来过电话，请我回电话。那是二月初，画店非常忙。我从早到晚不停地裁玻璃、喷油漆、做画框。下班后腰酸膝软，唇干舌涩，一口饭都不想吃。我歇了一会儿，感觉精神好一些，拿起电话，给方皓打了过去。电话里，方皓的嗓音非常悦耳，优美圆润，带着一种迷人的磁性。他兴高采烈地问我这些天都在做什么，看了什么展览，读了什么新书。我觉得简直是在听天方夜谭，便有气无力地告诉他，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碰过书了。“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每星期工作六天。没有时间看书!”方皓听了，热烈地笑了，大声说：“要读书!给我画店的地址，我给你带两本书来!”我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但还是给了他画店地址。第二天，我正在工作间挥汗如雨地做画框。画框做好，喷上玻璃水，扯过一团油乎乎的抹布，将玻璃擦干净；又拎起画框，一路小跑出来，将画框放到柜台上，让等候在那里的顾客检查；却一眼瞥见方皓正站在门口。方皓手里拿着两本书，穿了一件蒿绿色羽绒服。头发剃得短短的，额头明亮饱满，棱角分明。人显得清秀聪慧，神采奕奕。“啊，是你!”我不禁惊讶得叫了起来。方皓望着我，微微笑了。两只眼睛漆黑深邃，目光专注、温柔。“真棒!”客人看着做好了的画框，衷心赞赏说。“谢谢!”我回答顾客。那天，我表面上一心忙着招呼客人，没有时间留意方皓，但心里却为自己的肮脏和狼狈感到极其难堪。我从来没有像在美国这样贫穷、肮脏、狼狈，更不愿意被方皓看见自己贫穷、肮脏和狼狈。去派对时，我还收拾了一下，今天却原形毕露。蓬乱的头发，皲裂的嘴唇，沾满木屑粉的脸上淌着一绺绺汗渍，乌黑的双手，破旧松垮的廉价大毛衣，上面粘着铁屑、木粉、纸片和透明胶带，油腻不堪的裤子，肮脏得已经辨认不出白色的运动鞋。趁低头撕牛皮纸替客人包画框的空档，我迅速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一面包画框，一面悄悄偷觑了一眼方皓。他正双手抱在胸前，高高兴兴地靠柜台站着，用一口流利、漂亮的英文与顾客聊天。顾客离开后，我不好意思地看看方皓，说：“进里面坐吧。”方皓笑了，随我穿过墙上挂着的一幅幅画，进到工作间。我把大破黑皮沙发上铺天盖地堆着的中文报纸挪开，把康先生几件臭哄哄的脏衣服，凯莉小儿子玩坏了的玩具，旧咖啡杯子，茶几上几颗巨大、乌黑的老鼠屎一一弄走，腾出了一片空地，请方皓坐下。自己靠工作台站着。方皓环视了一圈画店，笑着说：“这店挺大。”“是的。”“生意怎么样?”“还可以。”方皓又看看我，拍了一拍身旁的沙发，笑道：“过来坐吧!”我坐了过去。我们聊起在美国的生活，对美国的感受。我发现方皓读书很多，有许多想法，也十分自信，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希望。他告诉我，他坚持不画商品画，一直认真搞创作。实在需要钱时，就夜间去时报广场酒店前为游客画肖像。“我相信，我的作品有一天会被人们记住!”他笑着说。我微微一笑，没有说什么。“讲一讲你自己吧。”一会儿，方皓突然看着我说。我顿时又非常尴尬，觉得很难向他说清楚自己的处境。绘画与文学不同。文化沟壑不深，更无语言这道难以攀越的藩篱。同时，我也无法向一个初识的人倾吐苦衷。“我……没什么可讲的。你可以看见，我现在……现在……”我吞吞吐吐，勉强艰难地说。心中忽然十分悲伤，喉咙里也一阵呛堵。“我没有什么打算，”一边说话，我一边把目光凄迷地望向店外，感到自己的声音疲惫倦怠、意气消沉，仿佛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打工……也许，将来回国去，写一点东西。”我情绪的压抑显然影响了方皓。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笑了起来，说：“我给你带了两本书。”说着，将两本英文书递给我。“我没有时间看书。”“要读书!”他愉快地笑着，语气热烈而坚定。诧地问：“噢!那怎么维生呢?”我正担心凯莉的话令方皓生气，方皓却十分快乐地笑了，说：“是啊，我很穷的!”说完了，高高兴兴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正在看他。我们三人聊了一会儿，凯莉去柜台看账簿。方皓看看我，笑着说：“出去喝杯咖啡吧!”嘴上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看店里当时不太忙，要取的画框都已经做好，便向凯莉打了声招呼，与方皓一道走出来。我们进了那家麦当劳。方皓指着门边一张桌子对我说：“你坐下，我去买咖啡。”我坐到桌边面朝大街的椅子上。须臾，方皓端着两杯咖啡过来，将一杯递我无可奈何地接过书，没有再碳括。店玻璃门突然“哐啷”一响，门上悬着的小铃铛发出了一串叮叮当当的声音。我探头一看，是凯莉来了，连忙站了起来。方皓也跟着站起来。凯莉提着大包小包塑料袋走进工作间，看见方皓，吃了一惊：“哟!有朋友在这里!”我介绍说，这是新认识的朋友，并告诉方皓这是老板娘。“你好。”方皓笑着对凯莉说。“坐下，快坐下!你们说你们的!”凯莉向我们挥了挥手，将塑料袋放到了桌上。那是些手纸、鸡蛋、果汁、饼干之类的东西。凯莉把一些东西放进储藏室，又把其余的一些重新包在一起，放到地板上，准备带回家。一时间，屋内只听到塑料袋的沙沙声。“小何，你要不要带一些回去?”凯莉回头问我；看见了我的表情，忙解释说，“是处理的。不过我看了，还算新鲜。”凯莉整理完塑料袋，发觉我和方皓一直沉默无声，便拉过一把椅子坐下，用手扶了扶眼镜，笑着问：“这位先生贵姓?”“我姓方。”方皓说。“方先生是做什么的?”“他是画家。”我替方皓回答。凯莉听了，马上瞪大了一双眼睛，满脸惊给我。我说了声“谢谢”，撕起纸杯盖上的小孔，喝了起来。方皓悠闲地打开纸杯盖子，将一小包糖撕开，倒进咖啡，又用一根澡褐色塑料细棍慢慢地搅了搅，将塑料细棍拿出来，放在一片餐巾纸上；然后，端起咖啡，轻轻地啜了一口，望着我，问：“昨天接电话的那个人是谁?”“是我先生。”“哦，你结婚了，”他神色平静地说；随后又继续道，“我也结婚了。”我点了点头，仍旧沉默地喝咖啡。隔了一会儿，方皓把身子往后一靠，眼睛注视着我，突然说：“做我的情人吧!”我猛然一下子愣住了，两只眼睛直瞪瞪盯住他。这算是哪一种风格的谈话?一个上海来的穷画家，也太狂妄、无礼了!我正踌躇是否应当断然起身离去，或是只淡淡一笑了之，方皓又开口了：“看见你的第一眼，我就非常喜欢你。”他的神情坦率，严肃，认真。那双正静静凝视我的眸子里，流露出专注，温柔，一往情深。没有丝毫的愚蠢，亵渎，猥琐，庸俗。你真是疯了。我几乎要说了，但话到嘴边又改变了主意。我瞟了一眼方皓，坐直起身子，长长地透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又淡淡笑了笑，把眼睛望向窗外，不再理睬他了。“我知道，你听男人说这句话太多次了。”沉默片刻后，方皓又说。我虽仍凝望着窗外，却忍不住地笑了起来。我只好转过脸，眼睛看着方皓，镇定、平静地告诉他：“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话的时候，方皓的眼睛一直紧紧注视着我。“我不需要了解什么。”“……”“我非常喜欢你，真的。不瞒你说，这些天我一直都在想你。忘也忘不掉。”我感到心中“轰”地一下，身上也一阵发热，似乎要坐不住了。连忙闭紧嘴唇，眼睛继续望着窗外，没有做声。我们就这样安静了几分钟。后来，我觉得出来时间太长了，担心凯莉不高兴，便转过脸，对方皓说：“我得回店里去了。”方皓继续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微微地笑了，说：“好吧。下星期我再来看你。”出麦当劳的时候，一个美国女人推着婴儿车匆匆走过来。方皓急忙上前一步，为她拉开了玻璃门。女人道了谢，进去了。站在阳光明媚、熙熙攘攘的联合广场大街上，我们两人忽然同时朝对方瞥了一眼。“下星期见。”方皓笑望着我说。我避开眼睛，没有点头，但脸却突然一下红了。9一个星期过去，方皓没有来店里，也没有给我打电话。那个带我参加派对的诗人来了一次画店，向我道别。康先生和凯莉都不在。我让诗人坐在沙发上，一边干活儿，一边与他聊天。诗人裹着—件薄黑呢大衣，不住地拿纸巾捂住嘴打喷嚏，告诉我，朋友家住不成了，他在纽约已无立足之地，准备搭车去外州。我觉得有些惋惜，说你其实可以找份工打一下。纽约毕竟还算好，外州恐怕更加孤单。诗人无奈地笑了，说：“你想一想，我是个作家。如果就为了一口饭，把宝贵的时间都用去打工了，那我又为什么还要活着?人活着，不能就是为了吃饭啊!”我被他的话深深触动，更想尽快回国去。我们又聊到方皓。诗人说，方皓在J省美院名气很大，画得非常好，他们很早就认识。诗人并详细讲述方皓搞毕业创作时，因为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拒绝让步，竟在毕业前二十七天，遭校方公开开除的经过。当时，学校禁止方皓在教室画画，他就将画搬到光线黯淡的楼道里画。学校不让他白天画，他就趁夜间同学们都睡了后，悄悄地在宿舍画。J省美院开除他那天，他搬了一只小板凳，坐在礼堂中央，静静聆听校方宣布。由于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不能寻找工作，方皓回上海后，过了一段十分困窘艰难的日子。那些没有文化的街道办事处老太太们，还动辄在深夜闯进他家搜查，抄走他的画，说是黄色淫秽物品。现在，诗人不胜感慨地说，方皓仍然很穷，住在治安极坏的地区。“方皓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画家，也是一个勇敢献身理想的人。”诗人最后说。下一个星期天，凯莉在家请客，为小儿子过生日。我和理查德—起去了。康先生和凯莉住在皇后区一幢独立砖房里。房后是停车场，房前临街有一片不大的花园。花园荒芜破败，光光秃秃。弯弯扭扭长着几棵瘦小的冬青树。房子很大，有三层。但凯莉为了钱，也为了不违背美国禁止出租地下室的规定，将楼上所有房间都租出去，自己一家长年住在地下室。地下室房顶低矮，灯光昏黄，散发出扑鼻的潮湿发霉气味。墙壁高处一扇小窗乌黑肮脏，落满尘絮。靠墙堆着从前房客丢弃的各种旧桌椅、旧床垫、旧柜子，显得非常凌乱。来客不多。凯莉的老母亲，一个肥胖的、脸上长满了雀斑的华裔玻璃商麦克，他刚从大陆娶来的年轻妻子一一个瘦削白皙、面目清秀的女子，还有一个眉毛画得僵硬粗黑，在一家台湾人家当保姆的五十多岁女人。麦克给我们店供应玻璃。前不久发了点小财，声称美国的华人女子太难对付，经人介绍，去大陆娶妻去了。康先生曾斩钉截铁地断言：“有一本蓝皮护照在手，还怕在大陆讨不到老婆?!”果然。“我们麦克就是能干，娶了这么漂亮的一个太太!”康先生竖起大拇指笑着说。“这是吴大姐。”凯莉拉着那位五十多岁的女子向我介绍。吴大姐曾是国内一个小有名气的话剧演员。“文革”中，丈夫自杀了，自己也备受折磨；几年前只身来到美国。为了绿卡，凯莉给她介绍了不少人，但好事多磨，一直未见佳音。“跟老外在一起好不好相处?”吴大姐穿着—件鲜艳翠绿的紧身毛衣，亲昵地伏在我耳边悄悄问。“还可以吧。”我浅浅一笑回答。凯莉做的菜很不好吃。她将剩菜与新鲜菜一起放到锅里炒，以致一盘炒肉丝里的菠菜，颜色分明地分为黄色和绿色两种。红烧豆腐吃起来也酸酸的，有股怪味儿。凯莉一边穿着一只前头破着大洞，用一块深灰塑胶带贴住的拖鞋忙来忙去，一边端着盘子大口大口吃饭，并笑着问：“有一点剩菜，我怕浪费了，也放了进去，吃着还行吗?”“我们家有两栋房子，一个店，可就是要天天住地下室，吃剩饭剩菜!”康先生大声笑着说，一副愤愤不平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房子是凯莉结婚前自己拿钱买的，康先生曾多次要求搬到楼上住，均遭到拒绝。“我们哪有那么多钱?”凯莉有时会小声告诉我，“他那个画店根本就不赚钱。我还经常得拿房租去贴呢!”康先生拒绝吃凯莉做的菜，自己动手下了一碗虾仁面。一边香喷喷呼噜呼噜地吃，一边笑着道：“她就爱吃剩饭!前天和昨天的掺在一起，昨天又掺上今天新做的，我都坚决不吃!”见众人都正默不作声地吃凯莉做的菜，康先生脸上讪讪的，又语气沉痛地解释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大半辈子都在受苦!现在再不好好享受享受，就太对不起自己了!”理查德听不懂中文，只静静地坐在桌边吃饭。凯莉的母亲看见他这个样子，怕冷落了他，便绕到桌旁，笑眯眯地将一盘菜往他面前—推，用中文说：“吃，吃!”理查德明白她的意思，微微笑了笑，用英文说：“谢谢!”我注意到，麦克的新娘非常沉默，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吃得很少。偶尔抬手夹菜，手指显得苍白而纤细。相反，她的丈夫红光满面，胖得气喘嘘嘘。他已经吃完饭，正腆着肚子，大大撇开两条粗腿，仰靠在沙发上与康先生海阔天空聊天，嘲笑着另一个华人朋友。“他哪里能够发财?他把钱全都送到大西洋城去了!”“是啊!有一天，他来向我借钱。我说借倒是可以，不过你得先拿你的房子来给我做抵押!”两人说完都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各自仰起头，拿一根竹牙签在嘴里戳来戳去，并不时大声地猛烈咳嗽一下。凯莉的小儿子不好好吃饭，吃一口便钻到桌子底下躲起来。凯莉只好到处追他，千哄万哄，才再吃一口。最后，凯莉手上碗里的饭还剩一大半，但已经冰凉。儿子便蹙紧眉头，坚决不肯再吃一口。凯莉只好三下两下将儿子的剩饭自己吃了，走到水池边扔下碗。这时候，看见我正站在那里，凯莉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问：“上次那位姓方的朋友来店里找你，你刚好出去买塑料玻璃了。他说让你给他打电话，我告诉你了没有?”我心中陡然一阵惊喜，连忙说没有。“大概就是上星期吧。你看，我忘记了。真对不起。”“没关系。”“这个姓方的好像很有意思。”凯莉笑着说。“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人也很正直。”我说。凯莉听了，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望了望我，说：“那天我已经告诉他，你结婚了。”我不禁怔了一下，随后又笑了，问道：“怎么会聊到这个?”“没有啦!”凯莉回答说，一双眼睛在又厚又黄的镜片后游移闪烁，“我觉得他好像有些喜欢你。可是我问过他了，他既没有钱，也没有绿卡!”“哎哟!凯莉，你可真是!”听到这里，我骤然脸红了，笑着推了凯莉—把。“得小心哦，”凯莉也笑了，“你不知道的!”晚上回到家，我立刻给方皓打了一个电话。方皓接到电话很高兴，笑嘻嘻地问：“要不要去看现代艺术馆?现在正有一个新展览。”电话里，他的嗓音圆润、优美，非常温柔。lO纽约现代艺术馆举世闻名，坐落在全市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和五十三街交口。每逢傍晚和周末，门前笑语喧阗，人潮汹涌。艺术馆的收藏价值连城。它在国际艺术界有权威地位，每推出的新展览，都引领着世界艺术的潮流。艺术馆平时收费七块五，但周四晚上五点后，参观者可以自由付款。那一天，我特意向康先生请了两小时假，带了一身干净衣服到店里。下班后，洗一把脸，换上衣服，背起背包，冲进了地铁。在中国时，美术馆、音乐会、剧院、书店，曾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自从来了美国，我便与文化绝缘了。想到美术馆、音乐会，总感到十分遥远。不光是票价昂贵，更重要是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打工、攒钱、交房租、拿绿卡，成了压倒一切的目标。有时候，想到自己的生活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禁从内心深处感到一种恐怖。然而，可悲的是，往往还没有再多思考一下，我又一头扎进了生存的旋涡中。我到达时，天已经暗了。方皓正站在门口灯下等我。我陕步走过去。他高兴地笑了，说：“我们进去吧。”一楼非常拥挤，正在举行一位刚去世画家的回顾展。我和方皓一幅一幅作品地观赏。二楼展出的主要是欧洲现代绘画，有许多毕加素、达利、马蒂斯、塞尚的作品。方皓显然经常来这里，十分安静地陪我看。三楼展览的是美国当代艺术。方皓兴致勃勃地带我拐来拐去，看波洛克、纽曼、罗斯科的画作。看了一会儿，又带我走进一间宽阔明亮的展厅。展厅里空空荡荡。一面巨大、洁白的墙壁上，高高悬挂着贾斯帕尔-约翰那幅著名的美国国旗油画。展厅里只有我和方皓两个人。我感到非常震撼，远远站着，惊讶地注视着这幅庄严肃穆、冷静克制的作品。展厅中央放了一只木凳，供人们坐下欣赏。方皓坐在木凳上，双手托住腮，身体微微前倾，全神贯注地久久凝望油画。灯光照着他浓密的黑发，轮廓分明的面庞显得英俊清秀。那一会儿，他似乎已经忘掉了我，忘掉了整个世界。“这画画得多好。这样朴素、大气，充满了感情!很多人坐在这儿都会落泪的。”一阵澡深、持久的沉默之后，方皓眼睛望着油画，轻声地自言自语。我将脊背靠到雪白墙壁上，默默站着，静静看着他。正是在那一瞬间，一种在国内时曾经十分熟悉的、久违了的感觉，突然悄悄地袭了上来。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动。我让自己定了定神，轻轻地走到方皓身后，正面欣赏油画。方皓继续看画，却猛然握住了我的手。我的心激烈震动一下，也握紧了他的手。我们两人就这样默不做声地握着手，眼睛凝视着油画。整个晚上，我们俩一直手拉手，一边看作品，一边感受着彼此手指所传达的感情。方皓又带我看了四楼、五楼，并在艺术馆一层的商店里翻看书籍画册。出了艺术馆大门，我们在街道黑暗处拥抱在一起。不久，方皓拽起我，说：“我们去一个地方。”至今，我仍然不清楚那天深夜，我们究竟去的是什么地方。我只记得，从地铁站出来，四周空旷寂静、阒无人声。除了马路上昏黄黯淡的路灯，一幢幢楼房都黑、静悄悄。没有住家，没有商店，没有行人。街道上只听见我们两人的脚步和说话声。我非常紧张，心想这一定是一个极不安全的工厂区。如果这会儿黑暗里跳出几个人，我们只能束手待毙。我紧紧攥住方皓的手，呼吸急促，眼睛惊慌地四下张望。拐了几个弯，穿过几条街口，我们来到一座楼房前。上了台阶，方皓掏出一串钥匙，凑着路灯光找到房门钥匙，打开门，等我进去后，又轻轻地关上门。这时候，我才放下心。满屋漆黑。方皓拉着我的手在黑暗里走。透过一扇扇灰尘厚积的窗户渗进的薄薄月光，我模模糊糊地看清这是一间巨大的仓库式房屋，房梁很高，阴森森，里面堆放着很多东西。方皓带我一直走到屋深处，停住脚，打开了一间狭隘的木板隔间，拉亮里面的灯。我看见隔间里有一张小桌，上边是些颜料工具，靠墙堆放着纸板、画架、油画。那张著名的装置艺术作品也在这里。我以前在报纸上看见过它。现在目睹原作，觉得非常精彩。生机蓬勃，充满力量。“真好看!”我惊讶地赞叹道。方皓又拿出他的一些油画让我欣赏。这些作品大都结构坚实，造型抽象，同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我一幅幅地欣赏，觉得它们上面都闪耀着一种独立不羁、卓而不群的光芒。“你的画真好。”我轻声说。看完作品，方皓拉灭了灯，锁上隔间的门。黑暗中，我们又拥抱在一起。方皓将一只沙发上的东西整理了一下，铺上—块布，拉过我，让我躺下了。11很长一段时间，方皓没有再来找我，我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我想，这是纽约，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也许他已经厌倦，那就厌倦好了。我对陷入爱情没有兴趣。再说，店里那些天很忙，我每天做画框做得昏天黑地。晚上下班回家，只想靠在沙发上休息，喝理查德准备的草莓香蕉奶昔，看电视，洗澡，睡觉。我是到纽约后，在一份《世界日报》的招聘广告上，看到康先生画店的广告的。广告上清楚写着要男性。我当时已决定回国，正寻机会拿绿卡。因为喜欢绘画，便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来到店里。那天，康先生在店里。我见他是北京人，又曾教授古文，顿时备感亲切，向他保证能像男人一样把工作做好。康先生心肠一软，就雇用了我。我学得很快，活儿做得很好。画框拿出来，总是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深得顾客夸奖。对此，凯莉总是笑着说：“小何到底是画家的女儿，有艺术眼光!”康先生则从男性角度另有一番解释：“嗨!像何小姐这样儿的往这里一站，那，有谁还不赶紧把画拿来?!”然而，画店的工作相当繁重。有时候，生意一忙，我一天要做三十个画框。那意味着站在地下室轰鸣飞转的大机器旁，切下一百多根条子，呼吸着弥漫整个地下室的铁屑和木粉。上到工作间后，将一百多根条子装成画框，裁三十块各种尺寸的玻璃和硬纸板；裱好画，装进画框；用钉枪封紧，敲上钉子，拉上铁丝。再把做好的画框拿到柜台前，一一展示给顾客。等顾客满意了，撕下牛皮纸，将画框包好，用绳子捆紧，放上挂钩；满脸微笑、满头大汗地递给顾客。在美国人开的画店，一个画框需要两星期才能做好交货。但在康先生这家具中国特色的店里，正像橱窗玻璃上红漆字写的：“订做画框，立等可取”。同时，在美国人画店，如果顾客需要加急取活儿，就得多付几倍的工钱。但在我们这里，价钱照旧。因此，很多人路过我们画店，看见橱窗上的红漆字都大吃一惊，进来问过价格后更惊喜不已。几天后，便开着车，载着各种活计来到店里。每次见到这种情景，康先生就满面春风地站在柜台前，威风凛凛地攥紧拳头，用中文高声宣告道：“这就是我做生意的绝招!怎么样?财源滚滚哪!”但是，这样的速度是不可能做出好活儿的。何况我们店还有另一个中国特色，那就是在材料、机器、制作以及所有程序上，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粗心一些的顾客还好打发，糊糊涂涂就取走了。但遇到画家，摄影家，或是比较讲究的客人，往往就会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因为使用太廉价的胶纸，把顾客珍藏多年的宝贵照片裱坏了，人脸上鼓起了一个个小泡泡；因为机器长期使用，从不保养打磨，刀片太钝，导致切出的框角不能严丝合缝，看上去龇牙咧嘴，十分不雅；因为太匆忙，来不及擦干净手，而在一张昂贵精美的名画有限印刷品上，留下了一个醒目、黢黑的大拇指纹等等。顾客往往一反来时的高兴心情，痛声谴责我们店的拙劣技术，并以上法庭控告相威胁，要求康先生赔偿损失。对此，康先生自有应对的办法，那就是：一概不睬。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柜台前，埋头专心阅读着一份中文报纸，任由顾客在那儿捶胸跺足、大喊大叫。实在被逼急了，康先生便霍然站起，推开报纸，阴沉着脸，躬起两只胳膊，坚定、蛮横地晃一晃身体，对客人大吼一声“NO!”作为回答。顾客这才大梦初醒，明白了贪图便宜的坏处，但为时已晚，不得不拿起被做坏了的活计，踢柜摔门、诅咒发誓地离去。这样的战争几乎隔几天就发生一次。最初我还很紧张。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一天中午，生意很好。几个客人都要求立等可取。康先生没有来店里，我忙得前后上下团团转，一口水都顾不上喝，午饭拖到四点多钟才吃。好容易送走顾客，看看墙上的钟，已经快七点了。我觉得非常疲乏。脊背像是一块生铁，僵硬疼痛得难以呼吸。然而，等我又从地下室切了框子上来，却看见凯莉正与一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客人大声讨价还价。“四十块一个。”凯莉语气肯定地说。这的确已是很低的铁框价格。“可是，这是十七个框子，一大桩生意啊!请你再想一想吧。我反正知道麦迪逊大道那里还有一家巴基斯坦人的店。”“那你要怎么样?三十八块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再少了!”“三十七块，好吗?”“哇，你看你!好吧。”“谢谢。你真是个好女人。”凯莉开始低头写账单。写完了账单，凯莉正要伸手拿画，顾客又迟疑了，问：“我可以今天就取吗?”起初，我没有认真听他们谈话，但听着听着就觉得这个美国人十分可恶。后来听他竟提出要今天晚上取活儿，不禁顿时怒火满腔。这些老美也太欺负人了!生活中，他们优雅、敏感、讲究，一点苦都不能吃，但却对别人这般压榨!画店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七点钟关门，现在只差十分就七点，他怎么能指望我在十分钟内做出十七个框子!我咬牙切齿地盯着这个客人，衷心地希望凯莉能够拒绝他。我今天已经实在太累，绝对不能再干了。“今天?!今天恐怕有些太晚了。”凯莉声音非常犹豫地说。“哦，那太遗憾了!”这男子说，哗啦哗啦地卷起那些画，准备离去了，“我还以为你们橱窗上的话是真的呢。原来如此!请原谅我收回这些东西。”凯莉登日寸慌了，双手按住那些画，仰起尖脸，眼睛望着客人，说：“别……为什么?这样吧，我们来赶一赶好了。”“太好了!我要的就是这个!”客人话音刚落，凯莉已经高高捧着一大卷画，向工作间走来。我做完那十七个画框已经累得不能说话。那位衣着笔挺的顾客大约在哪家餐馆吃了东西，回来时脸色红润，笑容满面。看着包得整整齐齐的几大捆框子，禁不住高抬起右手，响亮地打了—个榧子。“非常感谢!”他笑眯眯地对我说。我狠狠地回瞪了他一眼。“小何，谢谢了。”凯莉—边鼻尖上挂着大眼镜，低头一张张地数顾客递过的钞票，一边对我说。我理都不理她，拍了拍浑身上下的铁屑，从大破黑皮沙发上拎起羽绒服，一声不响地走了。我理解百老汇上房租贵，开店很不容易。康先生和凯莉整天为画店的事隋吵架。凯莉抱怨康先生不顾家，不用心赚钱，不好好看店。康先生厌烦凯莉唠唠叨叨，斤斤计较。两人几次各带文件，怒气冲冲地前往唐人街律师事务所办理离婚。“走!谁怕谁呢!”“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这个画店不赚钱，家里开销那么大，拿什么维持?”“什么维持不维持?不用维持!车到山前自有路!千金散尽还复来!”凯莉也经常指责康先生整天出去闲晃，过分依赖。康先生则振振有词地予以驳斥：“用人就得相信人，所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况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过呢：‘你办事，我放心’!”吵到最后，凯莉往往被说得哑口无言，只好埋下头，一边翻看账簿，一边向我低声诉苦：“小何，怎么你们大陆来的人都那么能说会道?什么没道理的事情都能被说得头头是道!”但这类话最容易激起康先生的反感。一听见凯莉这样说，他就勃然大怒，满脸赤红地向凯莉吼叫咆哮起来：“你不要整天大陆人长、大陆人短!你们台湾人不就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遇到这种时候，我总是一言不发，埋头干活儿。康先生自己却感到很不好意思。经常一发完火，尴尬地向我瞟一眼，悻悻地走到我身旁，拧紧了眉毛，发牢骚道：“我最恨他们台湾人瞧不起我们大陆人!他们仗着有几个臭钱，处处贬低我们!你都不知道跟她家人在一起多么讨厌。他们动不动就会说你们大陆人这不好，那不好。而且，他们什么都要干涉你。不可以高声说话，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吃饭发出声音，不可以打嗝，有时连放屁他们都要说你不对!我有一天跟凯莉说了，不准再这样干涉我!我千辛万苦跑到美国来，为的就是寻找自由!现在倒好，连放屁的自由都没有了!太不像话了!”12康先生从前的老板张先生，一个七十多岁的华人老头，时常来店里。康先生说，张先生当年在时报广场附近开了两家大画店，赚了很多钱，但全在女孩子身上花光了。如今变成一个无家可归，在联合广场马路边摆地摊卖画片的人。张先生说一口流利的英文，自称是个诗人，牙齿掉了好几颗，笑起来呵呵的。经常满脸乌黑，一小撮白发僵直地竖在脑袋顶上，手里提着松大的、油腻腻的裤子弯腰匆匆跑进来，借几块钱，或是用一下厕所。康先生见了张先生总是立刻喜笑颜开，凑到张先生跟前打趣他：“老板，怎么样，今天又大赚了吧?”康先生这样继续尊称张先生是有一番道理的：“人都喜欢当老板，你这样称呼别人总没有错。再说，他当年待我很好。如果不是他，我也没有今天。人要记着别人的好处!”张先生则笑呵呵地看看我，对康先生说：“小康现在发了，请了这么漂亮的一位小姐!”“哪里，老板您才是真棒呢!喂，老板，真的，最近又交了什么新女朋友?”往往不等张先生回答，康先生就讲起张先生从前那些波多黎哥女友多么年轻、多么性感，并且每次都用同样一句话作为结尾：“我们老板是只要十七岁以下的。过了十七岁看都不看!”张先生每次也都高高兴兴、瞳孔闪闪发光地听着，耐心等康先生讲完了，才羞涩地微笑着，说：“这一回，我又有了一个十四岁的女朋友。秘鲁人。有机会带给你们看看，看漂亮不漂亮。”“不得了，老板真是越活越年轻了!”康先生大声笑嚷道。但张先生却谦虚地摇摇头，说：“可是，我是个诗人，不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张先生开始叙述他是如何在街上遇到那女孩，又如何去拜见女孩的父母。他全然忘记了街上摆着的那些画片，把事情述说得曲折有致，风波迭起，时空不拘。“他们最初很不高兴，”张先生用黢黑的手掌擦一擦嘴角，津津有味地说，“但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古代中国神话。从前，有一位年老的教士。听说一户人家后花园里开满了美丽的玫瑰，想去观赏一下。这户人家十分犹豫。教士便告诉他们说：我已经衰老，摘不动玫瑰了。我只想嗅一嗅它们芬芳的花香。”“哇，太棒了!”康先生登时高声欢呼了起来，“老板这些本事怎么早不教教我?!”张先生听了，骄傲地回头看看我，神秘地抿嘴一笑，说：“这，我要自己留着。”“啊，老板还这么吝啬!”这出戏总是这样一来一去，情节一丝不变地上演。我起先听着还笑一笑，时间一长，心里就觉得十分压抑悲伤。那时候，与松涛交谈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事情。但松涛非常忙，每天需要工作到凌晨。我们没有时间交谈，更极少碰面。有一次，松涛利用中午时间来画店，忧心忡忡地想跟我商讨他的去留问题，却正遇上康先生和张先生你来我往地调侃说笑。我被一个急活儿赶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法与他说话。凯莉试图与松涛搭讪，松涛垂着头，无精打采地应付。一会儿，康先生与张先生一同出去。不久，康先生一个人风风火火地回来，从背包里掏出一厚沓麦当劳拿来的雪白餐巾纸。康先生一边把一些餐巾纸放到厕所里当手纸，把另一些留在工作台上擦玻璃，一边眉飞色舞、壮志豪情地笑着说：“这都是美帝国主义剥削我们劳动人民的血汗。我们要从他们那里再夺回来!”听见这话，松涛蹙紧双眉，低头告辞了。松涛离开后，凯莉向我抱怨说：“你的这个朋友怪怪的，不爱讲话!”当天夜晚，松涛来了一个电话，声音愤怒地告诉我：“你要尽快离开这些人!”13春天来了，我的心情好了很多。早晨上班，绕进格兰莫西花园，越过长长的黑铁栅栏，观赏花园里新叶繁茂的花木，幽静的小径，喷泉，青铜雕像和坐椅。街边—幢幢暗红楼房式样别致，镶着精美的白色窗棂。玻璃窗内垂着厚重的丝绒帷幕，古老的水晶灯隐约闪光。中午出去买午餐，望一眼联合广场。那里草色青青，绿树葱茏，鲜花初放。我贪婪地嗅着春天的气息，在寒冷的阳光下深深吸一口气，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某种希望。然而，一件刚发生的事情，又令我大受打击。这一天，康先生和凯莉有事早早回家了，留下我一人在店里干活。活儿很多，我忙得跑上跑下。有时正在工作间做活儿，店门上铜铃铛“叮啷”一响，进来一位顾客，我便急忙放下手中的活儿，拍拍身上的铁屑木渣，上前迎接客人。去地下室切框子时，我不想错过顾客，又担心丢东西，就从里面锁上店门，给门玻璃上贴一张纸条：“请稍候，即归。”等切好框子上来，再拿掉纸条，打开门。那天黑得很早。五点过后，淅淅沥沥地下起细雨。街上行人寥寥。我有些害怕。想想不会有顾客了，便将店门锁上，自己在工作间做框子；只不时抬头望望门玻璃，如果有顾客，就上前开门。正当我做画框、裁玻璃、裱画时，一位矮小的白人老头在外面敲门玻璃。经验告诉我，他不是一位顾客。我略作迟疑，上前打开门，问老头有什么事。老头指了指雨，声音沙哑地说，雨下得太大了，他没有伞，想在店里躲一会儿雨。老头穿戴整齐，脸色苍白，目光凄凉，似乎很孤单。我抬头看看黑漆漆夜空中闪烁的一道道雨丝，心中觉得不忍，让老头进来；并告诉他，我很忙，请他自己看画。老头答应了，说谢谢，便沿墙看画。我进到工作间，继续叮叮当当地干活儿。折腾了好一会儿，我终于将明天要取的几个大木框做好。那是几幅古典静物油画印刷品，配上雅致的双层边缘和雕花金木框，显得庄重而漂亮。我擦干净玻璃，把画框放到地上，细细欣赏，感到十分满意。这时候，才又想起了老头，并惊讶地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我觉得蹊跷，仔细一看，放在大破黑皮沙发上的提包竟大大敞开着。我倒抽了一口冷气，慌忙奔过去，提包里的钱包已经不翼而飞，里面装着今天收到的五百多块钱!我本能地冲向门口，“哐啷”一声拉开门。外面仍在下雨。天黑云密，寒风凛冽，四顾无人。我回到工作间，坐在椅子上便双手蒙脸哭起来。哭了会儿，我拿起电话，告诉凯莉：“我把钱都丢了!”说着又哭了。凯莉听完事情原委，在电话那边一直沉默不响。我忽然明白她不相信我。她凭什么要相信我?再说，就是相信，她也不会愿意说那就算了，不必交给我那些钱了。她平时那么节省，铢积锱累，—下子丢了这么多钱，怎么能行?最后，我擦了一把眼泪，平静地对凯莉说：“你不用管了，就从我的工资里把钱扣掉好了。”凯莉叹了一口气，没有说话。我默默坐了一会儿，又继续干活儿。我不恨老头，也不生凯莉的气。自来美国后，我已经学会不生任何人的气。只要有错，就是自己的错。我只能自己认，自己改。14我生日那天，理查德买来两朵淡粉色玫瑰花插在玻璃瓶里，在瓶下放了一张小小的贺卡。我非常感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还记着我的生日，还会在这一天送我两枝玫瑰。当天晚上，我邀请他去中国快餐店吃饭。我们靠墙坐在一张小桌旁，一人要了一盘菜。菜端上来后，理查德举起一只盛满了冰水的透明塑料杯，向我祝贺说：“生日快乐!”“谢谢。”我笑着回答。眼睛注视着杯中漂浮晃动的冰块，咬紧嘴唇，强忍着没有哭出来。15与方皓一起参观现代艺术馆一个多月后，我正在店里汗流浃背地做画框。电话铃响了，我一接，那边传来了方皓的声音：“何薏吗?我是方皓。”我感到一颗心遽然悬了起来：“嗨，你好!”方皓的声音瓮里瓮气，似乎鼻子塞得很厉害，说：“我感冒了，发高烧，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星期。”“现在好了吗?”我有些焦急。“好多了。”接着，方皓开始抱怨我，说我是一个很奇怪的女子，至少非常无情。因为我居然能在两个人那样了之后，一个多月里不给他挂一个电话。仿佛那个晚上根本不曾存在过!“是不是现在你们女的都这样?”他疑惑地问道。我忍不住在电话这边放声哈哈大笑了。我骤然觉得非常快乐，并意识到自己其实一直暗暗期盼着他的电话。我笑着对方皓说，我只是最近非常忙，没有时间而已。方皓告诉我，他十分想念我，以为我一定会主动打一个电话给他。这几天，病好了一些后，他更加思念我，决定不管我怎么想都打一个电话。听着他的话，我的心刹那间安静了。从前在国内时曾经有过的温柔，腼腆，羞涩，都缓缓地泛了起来。“我也想你。”我忽然轻轻说。电话那边蓦然陷入沉默。一会儿，方皓说：“我现在就过来!”方皓在麦当劳里等我。我们又坐到了那张桌旁。隔着桌子，方皓紧紧攥住我的一只手，两只眼睛温柔、专注，含情脉脉地凝视我很长一段时间后，轻声说道：“看见你，我心中充满了爱情。”我很快乐，心里也柔情似水、百感交集，却又不好意思说什么，只是望着他笑。那天晚上，我们俩已经如漆似胶、难分难舍。风很大，也很冷，我们没有地方去，便靠在联合广场地铁站口的报亭墙后，脚下踩着一堆乌黑黏湿的残雪和废报纸，在黑暗中拥抱在一起。16我开始思念方皓，经常焦灼地等侯他的电话，但不打电话给他。方皓也不再往我家打电话，只在快下班时打电话到画店。他来电话，总是嗓音热烈地说：“何薏吗?我是方皓。”“我想你!”我立刻高兴地喊道。“我想今天过来一下。”“快来吧!”方皓来过电话，就在麦当劳里等我。我们隔着桌子，把手紧紧攥在一起。他总是静静坐着，微微而笑，用漆黑深邃的眼睛长时间凝视我。我喜欢被他凝视；喜欢与他专注、温柔的目光默默隔桌相遇。我们不买咖啡了。我们俩都很穷，能不花钱，便不花钱。我们只对面而坐，紧紧攥着对方的手，高高兴兴地说笑。方皓给我讲最近新看的展览，新读的文章书籍。“你要尽快开始读书!”他一再笑着提醒我。“我会的。”“再忙也要拿出时间!”“我知道。”有一次，方皓说，星期天带我去植物园。“花都开了。”他含笑说。我们约好星期天早上，在通往植物园的四号地铁站见面。17植物园在曼哈顿北端布朗士区。天空湛蓝，十分寒冷。我穿了一件暗猩红色斗篷式大衣。在地铁站台上见到方皓时，他惊喜地望着我，一把拉住我的手，赞叹道：“你真美!”我笑了，觉得很高兴。我们又乘上四号车，到了植物园。植物园非常大。山峦起伏，林木浓深，游人很少。我们先去暖房里看了各种热带花卉、沙漠植物，然后便手拉着手，手指紧紧扣在—起，在阳光下，沿着开满了杜鹃花的山间小路，—边眺望着远处隐隐露出绿意的淡褐色山峦，山谷里一条蜿蜒闪亮的河水，—边亲密地说笑走路。方皓眼睛里闪烁着光彩，凝视前方，清秀聪慧的脸上充满了朝气，兴致盎然地给我讲他最近的创作思路，他对自己未来的展望。“我一定会获得成功。你的孩子将来也要继承我的遗产。”他笑着说。“我要是不生孩子呢?”方皓微微愣一愣，不禁生气了，用力顿了一下我的手，红着脸，尴尬地笑道：“那就你继承!”我快乐地搂住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把头伏在他的肩上，热烈、深隋地吻着他。我们就这样一会儿停下来亲吻，一会儿高高兴兴、漫无目的地手拉手，甩着胳膊，肩膀碰碰撞撞地往前走。翻过了一座山坡，走进一片昏暗树林，看见迎面树桠中间悬着一张巨大闪亮的蜘蛛网。一只深红色蜻蜓正两翼大大分开，直挺挺地粘在上面。我站住脚，惊慌地看着蜻蜓：“它死了吗?”方皓用手轻轻一触蛛网，蜻蜒立刻奋力扑腾。还活着，方皓说。他跨前一步，贴近蛛网，捏紧手指，小心翼翼地将粘着蜻蜒翅膀右边的几根蛛丝撕开。怕伤着蜻蜒翅膀，又怕它翻动，缠绕上更多蛛丝。又再把左边的蛛丝仔细一一掐断。蜻蜓突然扑楞几下，“噌”地一声，笔直飞走了。“你真好。”目送蜻蜒消失在了远处树林里，我将头偎在方皓肩上说。“这算什么好?”方皓笑了，温柔地吻了吻我，又拉起我的手，一边笑着继续朝前走，一边却用他那优美、圆润、深情的嗓音，缓缓地唱了起来：“She fits my heart，she　fitsmy heart，……”那一刻，我的心静极了。我呼吸着树林中的新鲜空气，眺望着远方隐约露出绿意的淡褐色山峦和山谷里的河水，紧紧攥着方皓的手，深深地陶醉在他的歌声中，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女人。当然，我很清楚，我们的爱情没有未来。甚至，我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在爱情都令人怀疑。很可能只是两个流落异乡的中国人萍水相逢，邂逅相遇，相互慰藉。但当时，我心中却充满了欢乐。我不让自己多想什么。我只知道，我爱他，非常爱他。只要他要我，喜欢我，我愿意跟他就这样手牵着手，漫无目的地走遍天涯海角；做他的情人，朋友，什么都行。十九年过去，我的眼前总是一遍遍浮现出那一天的情景。那远远的透着隐隐绿意的淡褐色山峦；山谷里蜿蜒闪亮的河水；山间路旁大片大片盛开的杜鹃花；我们手拉着手，感受着对方的爱情；他那温柔、优美、圆润的嗓音；我心中所体验到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欢乐。每一次，这样回忆时，我都禁不住骤然心如刀割、潸然泪下。离开植物园已经很晚。周末车少，方皓与我一道乘了一段地铁；在一个露天车站，我们分别换车。刚进车坐下，我便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这是最后一节车厢。干净明亮的车厢内，只坐着我，一个韩国男子，还有两名黑人青年。韩国男子身穿米色风衣，垂头昏睡。一颗大脑袋随着列车一下下摇晃。两名黑人青年歪戴帽子，躬弯着腰，正眼睛灼灼发亮地盯住我，显得极为兴奋。我惊恐万分，全身绷紧，极力让自己看起来面不改色，毫无畏惧。心里却暗暗懊悔不迭，并紧张地盘算，如果他们冲上来，应当怎样做。我拿眼睛不住地瞟向那个韩国男子，期盼他能赶快醒来。两名黑人青年开始低头凑在一起小声嘀咕，不时抬脸望望我，又瞅瞅那个韩国男子。正当我心绪慌乱、恐惧焦急时，车厢突然猛烈地震荡摇晃了几下，窗玻璃外迅速闪过了几盏路灯。地铁即将进站了。这时候，那个韩国男子竞奇迹般醒了。他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看看窗外，略带惊诧地看了看我，又扫了一眼两名黑人青年，站起身，走到车厢门口，准备下车了。我慌忙也站起来，抓紧提包，挨他站着，眼角还紧张地留神两名黑人青年。他们正仰靠座椅，伸长了腿，静静地注视我。等地铁终于停稳，车门刚—打开，我一个箭步冲了出去，在夜色深浓的站台上大步向前跑。跑过几节列车，跳进了一个人多的车厢。地铁继续往前开。我紧闭双目，将汗涔涔额头贴着冰凉的车壁，心嗵嗵狂跳。18隔一两个星期，方皓给我打一次电话。我们一起去美术馆，坐在大破黑皮沙发上聊书籍，画展，电影，音乐会。我很喜欢方皓身上那股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精神。他似乎总是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你打算长期呆在这儿吗?”有一次，我问方皓。“只要能画画，我在哪儿都行。”“为什么你就那样不愿意让步?”我想起J省美院不许他画画以及开除他的事情，笑着问他，“只剩下二十七天了!”方皓笑了，说：“人总要坚持一点自己的东西吧!”“付出那样大的代价?”“我从来不喜欢算计，”方皓拍拍我的手，扬起头，十分坦荡地笑了，“我希望心灵敞开地活着!”“你在艺术中追求什么呢?”“Absoluteness!”“人生也这样?”“对。”我闭嘴沉默了—小片刻，忽然用胳膊绕住方皓脖子，热烈地在他耳畔说：“我真喜欢你!”夜晚，我们手拉着手，甩着胳膊，肩膀磕磕碰碰，说说笑笑走在夜深人静的曼哈顿街头。我们停在黑黢黢的公园墙外，商店拐角，地铁站口，脚下踩着空罐头盒、空酒瓶、废纸箱、旧报纸、枯树枝，将身体紧紧贴在—起。我们看不清楚彼此的脸，只能呼吸到对方的气息。“我爱你!”“我更爱你!”19我想要读书了。但图书馆星期天关门，我只好请理查德帮忙。一天，理查德果真带了几本中文书回家，还都是些文学书籍。原来他找到了一个图书馆，能够借中文书。理查德不识中文，我很惊奇他是怎样选书的。他告诉我，是请那里的一个中国管理员帮着选的。我高兴极了，连声向他道谢。自此之后，理查德每星期去图书馆为我换一次书。有一次，我在店里做完画框，正坐在柜台前看书。方皓突然走进来，看见我手中的书，非常惊喜，笑道：“你读书了?!”我只望着他笑，没有说话。20这天，顾客不多。凯莉和我趁下班前空隙，站上椅子，将画店墙壁上的画做些调整，又用湿布把框子和玻璃擦干净。凯莉接到一个电话，脸色顷刻大变。原来凯莉在皇后区另一栋房子的地下室被一名西班牙房客砸得稀烂。别的房客下班回家看见，通知凯莉。“小何，跟我一起去看看吧。”放下电话，凯莉对我说，语气近乎哀求。康先生不在，我责无旁贷，便随凯莉去了。我们搭地铁，来到一条音乐声嘈杂，房檐灯光暗处零零星星站了不少西班牙青年的街上。凯莉一边走，一边告诉我，这名房客住在地下室，已经三年未交房租。凯莉每月还得为他支付水电煤费。凯莉曾拿出五百元，希望他搬走，被拒绝了。由于凯莉是非法出租，没有律师接这个案子。凯莉无可奈何，只好长期拖着。一个月前，凯莉一怒之下，将地下室房门换了锁。西班牙人夜间回来，发现进不去，立刻叫来警察。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来到凯莉家，命令凯莉开车去为西班牙人开门。凯莉一肚子委屈，想辩解几句。警察根本不听，要她去法庭解决问题，并警告在法官做出裁决前，不得驱逐西班牙人。凯莉思前想后，忍无可忍，情愿被法官罚款，将西班牙人告上了法庭，要求法官下驱逐令。西班牙人知道了，竟来了这一手。拐进后院，就看见地下室门已被拆掉，扔在草地上。窗玻璃被砸碎，满地碎玻璃碴。窗框被撬坏，电线被剪断，无法亮灯。凯莉上楼去，向一名房客借来手电筒。我们摸黑进屋，手电光照射处，桌椅掀翻，腿脚断裂；柜子倒地，抽屉乱扔。墙壁被斧头砍得伤痕累累。水池里水龙头被拆卸，水在黑暗中声音响亮地汩汩流淌。“没办法，”凯莉弯下腰，拿电筒照着，将水闸关了，在黑暗中声音平静地说，“只好明天请人来修了。”“你应该去告他!”我生气地说。“告什么?一个流氓无赖，能告他什么?连地址都没有!好在他总算滚蛋了，折腾我整整三年!”康先生后来也来了，进屋看了看，差点不小心被一只椅子腿绊倒。他一脚踢开椅子，站在黑洞洞屋里，跟凯莉高声吵了起来。“我早就说过不要把地下室租给西班牙人。你就是贪图小便宜，引狼入室!这下好了!”说完话，他气呼呼拂袖而去。“他就只会对我发脾气。”凯莉满脸疲惫，可怜兮兮地说。星期天，松涛邀我去他那里看看。松涛住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与一位金发美国青年分租一套公寓。三个多月未见，松涛瘦了，颧骨突出、脸色青白，头发显得又厚又长。他难为情地道歉一直不曾邀请我过来，说他非常忙，一天到晚都在忙，而且忙得很没有意思。我默默听着，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他。我们坐在厨房桌旁喝了会儿茶，聊中美文化的差异，国内存在的问题，客居他乡的艰辛，文学的困境。两人唏嘘再三，叹息不已。喝完茶，松涛陪我去哥大校园里转了一圈。校园十分美丽，树木葱翠，石头建筑典雅庄严。正是周末，许多学生身穿内衣，裸露四肢，铺着一条毛巾被，旁边放几本书，一面听音乐，一面闭目躺在绿茵茵草地上晒太阳。“时间过得多快啊!”我从心底发出感慨。“你拿到绿卡就赶快回去。”松涛皱紧了眉头说。我笑了：“还不知道是不是答案呢。”“略好一些吧!”他说。姐姐又来了一封信。那天下班回家，看见理查德恭恭敬敬地摆在桌上的航空信，我拿起来就想丢进垃圾桶。犹豫了一下，又打开了。姐姐在这封信里向我道歉，表示因为着急，上封信有些话说过了。我知道你生气了，她说。其实，我能理解你。我也曾经年轻，有过理想。只是—碰到墙壁，就放弃了。我不像你。可是你应当知道，没有人愿意放弃。人生艰难苦涩，越走越陡峭险峻。你要有准备。我满脸是泪，把信反复读了几遍。拿过信纸，给姐姐回了一封长信。告诉她，我爱她，谢谢她。21但是，随着夏季来临，我的身体却越来越支撑不住了。白天，我在画店干重体力活儿，夜间却不断失眠。只要醒了，就再睡不着。心中越急，越不能入睡。理查德稍稍一动，我便惊醒，在黑暗中痛苦不堪地向他呼叫：“Don’t move，please!”腰也剧烈疼痛。双腿火烫，颈背酷寒。由于没有医疗保险，不能看西医，凯莉介绍我去看一位中医。中医广州人，住在法拉盛。为我把脉后，看看舌苔，说亏损太过，须补，给了几服中药。但我吃过药后更加睡不着。早晨起来，身子沉甸甸，头晕眼花，浑身乏力。在厕所里照镜子，脸色枯黄，惨不忍睹。身体一坏，我的心情就坏透了，对自己也骤然失去了信心。一次，方皓来店里。我们并肩坐在大破黑皮沙发上。我情绪低沉，不想说话。方皓问怎么了。我说工作太累，累得喘不过气，腰酸背疼，也不知道前途究竟在何方。方皓用手为我按摩后背，温柔地安慰我：“你会好的l相信我。你一定会很陕就走出这—切!”“凭什么相信你呢?”我问他。“我有直觉。”“尽瞎说!”“是真的。”一边按摩，方皓还又一边笑嘻嘻地把脸凑近我，说：“不过，那时候你就会忘掉我了。要那个只会画画的小子做什么?!是不是啊?”听了这话，我禁不住又快乐地笑了起来。—头扑到他怀里，温柔，热烈地吻他。“我不会不要你的!”我大声笑着说，感到心情霎时明亮了。22美国经济仍然很糟糕。商店纷纷关门，画店生意越来越清淡。顾客总是沿墙看一圈，翻一翻画片，问一问价格，又走掉了。我们店生意差，凯莉二哥的店就更艰难。他变得更加神经紧张，脾气火爆。有时来店里一下，显得气咻咻、心惶惶。张先生不再上门。康先生说，他因为欠债不还，被人告到法庭。他年纪太大，心一急，当场昏倒在地，被救护车拉走了。人在哪里都不知道。康先生和凯莉天天为钱吵架，一次次闹离婚。康先生有时来店里，翻翻账簿，脸色铁青，一言不发。我抓紧时间读书，告诉自己：只要再坚持一年半，就自由了，可以飞了!我跟方皓开始在画店相聚。七点过后，我们从里面拉下铁闸门，关了灯，在燠闷漆黑的工作间里，打开一架康先生从街上捡来的旧风扇，扔开堆积如山的中文报纸，躺在大破黑皮沙发上。旧风扇很小，但发出巨大的轰隆声。随后，我们又拉起铁闸门，弯腰爬出去，手牵着手，走在街上。有时候，方皓从联合广场地铁站回去，有时陪我走到二十三街，从那里的地铁站下去。我们从不提彼此家庭，也不谈未来。深夜分手，走在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我有些失落、惆怅、孤单，但不悲哀。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无论我们的这场爱情怎样终结，它已经宛若—颗明亮璀璨的星火，将我那湮灭已久、游丝一线的梦，朦艨胧胧地重新燃起。在漆黑、寒冷中陪伴我，令我感到温暖，并怀着希望。23我和方皓最后一次会面是个星期六傍晚。我们已经两星期没有见面。方皓来电话，说在麦当劳等我。康先生不在，我和凯莉收拾完毕，锄上店门，分手道别。我穿过十七街，过联合广场大街时，被红绿灯挡住。正是高峰时刻，街上车水马龙，喇叭声一片。我站在马路这边，越过一辆辆疾驰而过的汽车，看见方皓穿件白色圆领衬衣，一条干净蓝牛仔裤，站在麦当劳玻璃门内，含笑凝眸，满怀热情地注视着我。我快乐地朝他挥手。等红绿灯—变，车骤然停下，我大步越过马路，—把拉开麦当劳玻璃门。方皓正要匕前迎接我，我们立刻拥抱在—起。“我想你!”我笑着喊道。“我也是。”他温柔地笑着回答。我们又坐到那张桌旁，手攥着手，隔着桌子，相视而笑。坐了一会儿，我们拉起手，跑过马路，打开铁闸门，钻了进去。为了不使店里空气太闷，我们没有将铁闸门完全拉下，留了一道缝。天气酷热。电风扇轰隆隆响。方皓说太热了，建议躺到工作间外地板上。我从墙边抽出一块大硬纸板，放到地板上。方皓先躺下，但马上又爬了起来，说下面有碎玻璃片。方皓让我拿着硬纸板，自己摸黑在地板上寻找。我听见碎玻璃片在他手中发出清脆响声。找完碎玻璃片，方皓将它们整整齐齐摞成一沓，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墙角。这时候，店外传来说话声，有人用力叩敲铁闸门。几只大脚在铁闸门缝外转来转去。我非常紧张，在黑暗中蹑手蹑脚走过去，趴到地上，探头往外看。原来是三名美国警察巡逻经过画店，发现店门低低地开着，心生怀疑。我急忙钻了出去，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警察看见我，放心地离开了。后来，我和方皓又锁上铁闸门，手拉着手，高高兴兴地走在了街上。方皓说，下星期带我去听一场歌剧。“我太想去听歌剧了!”我听了，不禁兴奋地嚷嚷起来。方皓送我到二十三街。夜已很深。在地铁站口，我紧紧搂住方皓，迟迟不肯放他走。最后，他深情地吻了我，转身下台阶。我目送他的背影，心中十分眷恋。又伏到台阶旁铁栅栏上，弯下腰，大声笑着向他呼喊：“再见!我爱你!”方皓已经下到台阶中间。听见我的话，停住脚，回过头来，高兴地对我笑了。似乎想说什么。但几个美国青年正往下走，方皓担心挡住他们，忙朝我摆了摆手，扭头下去了。24第二天，我家电话不通了。理查德下到街上，用公用电话通知了电话公司。电话公司答应明天来修。我和理查德如往常一样去联合广场。在农贸市场转了转，看了看花草、果酱、蔬菜、地摊艺术。我坐在花园长椅上读书，理查德去喂松鼠。下午回家。晚饭后，理查德靠在沙发上看新闻。我洗了澡，换上睡衣，胳膊下夹了—本书，准备坐到沙发上读—会儿。经过电视机的时候，我—边往脸上涂乳液，一边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电视屏幕，却赫然看见方皓的黑白照片正出现在上面。我心中—惊，慌忙问理查德：‘什么事情?”理查德不愧是一个地道的纽约人。眼睛看着电视，平静地回答：“这个人被杀了。”我大吃一惊，回头再看电视，已经转为报道别的消息了，急忙又问理查德：“你说什么?”“这个人凌晨在时报广场酒店前画肖像，被黑人枪杀了。”理查德依然十分平静地说。“什么?!”我尖声狂叫着，发疯般地去抓电话，这才想起电话已经坏了。只好迅速换上衣服，趿上鞋，冲了出去。“外面下大雨!”理查德在我身后说。这么多年，我一闭眼睛，就会想起那天夜晚那场令人恐怖的狂风暴雨。雨下得非常大，滂沱恣肆，遮天蔽地，淹没了整个曼哈顿。我冒雨横穿二十三街，向对面一个公用电话跑去。电话一再占线。我心焦似焚，连连再拨，终于拨通了。当电话那边响起一个女声“哈哕”后，我焦急地问：“是方皓家吗?”对方回答是的。“方皓在吗?”那边沉默了，隐隐约约传来了几声啜泣。“方皓在吗?!”我浑身颤抖，毛骨悚然地问。“他出事了。”“他怎么了?”“……”“他怎么了?!”“他死了!”那边“啪”地挂断了电话。我感到眼前蓦然一黑，双膝跪在地上。雨横风狂，雷声隆隆。一道道闪电惊心怵目地刺破夜空。马路上，雨水犹如宽阔湍急的河流。一辆辆出租车急驰而过，猛然溅起一片片巨大水花。我紧紧攥住电话，拼命揪扯着电话线；浑身被大雨浇透，双腿浸泡在水里；哭得肝肠寸断，气噎喉堵，死去活来。25第二年冬天，我拿到绿卡，离了婚，离开了康先生的画店，回国了。责任编辑　谢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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