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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已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海外安保需要多少个“战狼”
日08:25&&来源：
8月22日晚，以中国海外撤侨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战狼2》，票房突破52亿元。在影片热映的同时，有关中资企业及员工的海外安全问题也成为关注的热点。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资企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步伐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经济活动，也带出去不少中国员工。
在收获“走出去”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中资企业也时刻面临着海外安全问题。虽然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像《战狼2》中男主角“冷锋”一样单打独斗、拯救所有人撤离的英雄，但随着中国海外安全管控市场逐步形成，从业的“冷锋”们逐渐增多。
1名员工外出6名安保人员护送
在境外投资经营要面对事故灾难（例如工伤事故和交通事故等）、公共卫生（例如疟疾、登革热、埃博拉等）、自然灾害（例如海啸、泥石流、洪水等）、社会安全（例如战争、冲突、绑架）等风险，数百项的风险因素中，社会安全风险是最难防范的危险因素。在应对这些风险的过程中，仅仅依靠安保人员，显然不够。
在业内，海外安全风险防范包括风险评估、管理体系建设、教育培训、安全投入、场地防护、差旅管理、人员管理、外事管理、应急管理和社会责任等一系列工作。
“中资企业在海外面临的安全问题很复杂，按照国家要求，我们要和‘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四个对接，即战略对接、规划对接、平台对接和项目对接，四个对接中的每一个层级，安全问题都是我们必谈的领域，这也是发改委工作的抓手和方向。”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二部负责人牟雄兵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据一名从事海外安全工作近10年的业内人士透露，部分海外地区政治情况复杂，例如在南亚的某中资企业项目，曾出现1名员工外出，身后跟着6名安保人员护送的情况，而这6名安保人员分别来自当地政府军、反政府军和民间组织。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安全联盟创始人金桂岭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目前从事海外安全管控的人员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国家相关部门和企业安全管理部门人员、安全咨询机构人员和安保公司安保人员。金桂岭说，近几年因客观需求增加，在国内催生了一系列安全管理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如安保公司、培训机构、海外智库、安防设备厂商、保险救援公司、管理顾问和信息咨询公司等。
中企海外安保投入数十亿美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国际部海外防恐安全和HSE（健康安全环境保护）负责人张军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近一段时间，全球安全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IS向全球加速渗透，国际恐怖主义呈现浪潮化态势，中东、北非、中亚、欧洲、亚太地区恐袭事件显著增加，海外中方人员和中资企业也无可避免地成为恐怖袭击目标。“东突”组织就曾多次发出威胁，欲绑架在东亚、中亚和中东的中资企业高管及其家属。
张军介绍，目前，中石油在全球37个国家经营95个油气项目，海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队伍在72个国家开展服务，海外项目现有中方员工17000多人，外籍雇员超过9万人。为应对上述情况，中石油明确提出，在高风险国家的项目安保投入比例应达到投资额或合同额的3%～5%。张军介绍，中石油在伊拉克项目的安保投入最高可达项目合同额的20%，远超国际一般水平。
据中石油公开数据显示，在“走出去”的24年里，集团累计海外投资近1100亿美元。按照上述关于安保投入的比例推算，中石油安保方面的需求累计达33亿美元以上。
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公司QHSE（质量、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部总经理万军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目前，该集团在113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境外员工超过10万人，其中中国员工3万人，当地员工7万人。为应对境外日益复杂的安全局势，保护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安保投入巨大。
安全防范“上天入地”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众多安全防范手段中，平时的物防方面投入占整体安全投入的大头。以某央企在海外高危地区的项目为例，为保证人员安全，基地周边设置3层警戒线，最外侧的警戒线距基地20公里，比从北京北三环到南三环的直线距离还远。除安保人员24小时巡逻放哨外，基地内还常年停放着一架供紧急撤离的飞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也和员工一样常驻在基地内。一旦最外侧警戒线发出警报，基地内就会组织全体人员有序撤离。
除了危机时刻“上天”的做法，还有企业想出了“入地”的办法。《战狼2》里中资企业员工在工厂受到破坏时，临时躲到了老库房里。现实中，一些企业在项目基地地下深挖并建立“安全屋”，里边配有食物、饮水和药物等必需品，一旦基地有危险，全体人员可集体转移至地下躲避。同时，“安全屋”还配有卫星定位系统，可及时与总部和救援人员联络。
随着互联网技术及手机APP的迅速发展，目前我国已有企业实现通过智能手机APP救援的案例。今年年初，在泰国曼谷某中资企业员工突发心脏病，通过APP报警后，10秒内国内客服人员接线，并通过GPS定位报警人的具体位置，医疗机构在10分钟内赶到现场，中企员工最终成功获救。
政府部门无专门常设固定机构，需审批汇报层级较多
海外安全行业目前还面临着诸多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称，目前政府部门还没有一个常设的固定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驻外企业出现紧急情况时，需要审批和汇报的层级较多，指令不清晰，容易错过最佳撤离时机。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公司QHSE部总经理万军说，针对政府相关部门、境外企业和人员、安全服务机构等，目前政府部门还没有对这些组织和个人的境外安全风险防范责任、义务、权利和责任追究进行立法，政府多个部门都有境外安全监管的责任，我国的“生产经营单位负责、职工参与、政府监督、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安全管理机制未在境外安全风险防范中完全落实，境外生产经营单位责任感缺失、个人安全风险防范意识不强，导致境外安全突发事件、劳务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二部负责人牟雄兵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目前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的相关司局已经开始着手对“走出去”的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和设计，今年很多司局都安排了相关方面的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中国海外安全研究所安全官委员会主席王劲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我国海外安全管控还未成熟，从业者的人员素质有待提高，有很多驻外的安保人员不会英语或者当地语言，导致无法在关键时刻和他国谈判。同时，从业者的安保业务水平也有待提高，对于降低冲突的思路可以更加多元化，例如通过和当地文化交流等方式，避免误会和冲突的发生，“花小钱办大事”。
王劲松认为，由于我国的海外安全管控行业发展于近5年，起步较晚，市场商业性不强，与世界成熟的公司相比，全产业链的能力不足，综合性价比不够。目前，国际上的境外安全防护、转运、救援用的基本都是外国企业，国内还没有企业可以做，中国安保公司人员出境也不能合法持枪，导致很多业务被抢走。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业风险意识不够，过于追求商业利益，压缩了安保和应急投入。
海外安全管控行业或现井喷式增长
牟雄兵表示，中资企业在海外的安全问题，并不只是中方一家的事情，应该和当地政府和机构共同承担责任、采取措施。例如，位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项目的合作，巴方政府安排了1万名中央军人和1万名地方武装力量对项目周边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安全保护，确保了瓜达尔港的有序建设。后续入驻港区的中资企业，也都得到了安全保障。
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安全联盟创始人金桂岭认为，目前国际上最大的安保公司、安全顾问公司、情报分析机构、保险公司、救援公司等，都是借助国家“走出去”的契机实现全球化。现在中资企业走出国门正当时，中资企业已经覆盖到全球160多个国家，它们更希望得到具备境外牌照、团队、资源的中资服务机构的帮助。国内的安保、咨询、保险、救援领域公司尚未真正走出国门，随着海外市场的拓展，国际化程度会相应提高。未来，我国海外安全管控行业或出现井喷式增长。
目前，中资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拓展过程中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各项风险管控工作缺少整齐划一的规划，出现信息不对称、技术和思路滞后、浪费成本等问题。
金桂岭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传统服务模式将出现改变，防护行业将从产品导向转向企业需求导向，预计两年内，防护行业将在海外风险管控技术上有新突破，并且将会诞生一个或者多个综合性的海外安全风险管控综合服务平台。
(责编：覃博雅、王欲然)
国际观察： 中日寻求符合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8月27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全体大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举行，中日双方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分别就“中日民间交往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从历史走向未来”、“中日经济发展与经贸合作”、“中日地方交流与企业合作”四个主题单元，进行深入探讨。中日专家学者理性务实，面向未来寻求符合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为全球经济再平衡创造条件(全球治理?中国担当)
“即将在中国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对于巩固和提高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巴西前驻华大使、巴西出口和投资促进局主席罗伯托?雅瓜里贝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走过第一个十年，其发展历程彰显了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舞台中日益提升的重要性。一切法从心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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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军：怎么才算真正的国家富强？
&&& 不久前，复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作为“过渡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人之一，以高票获得第七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下面我们来看看张军教授在《被误读的中国经济》中是如何诠释中国经济改革的。
&&& 拥有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有多重要？这是一个我从没想过的问题。但是前不久我在国家会计学院演讲时，一位听众向我提出了一个关于“经济安全”的问题。他在提问中说道，每个国家都会考虑经济的安全，美国就是一个特别注重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国家。我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美国的波音公司之所以不愿意与中国的飞机工业合作或者合资，就是处于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战略考虑。类似这样的判断似乎最能迎合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我不能肯定这样的判断是否属实。也许他的判断是对的。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要区分政府与企业的战略差异。波音公司并不是美国政府的“国有企业”，是否与中国合资以及合资生产哪些东西，是企业自己的决定，应该不需要美国政府同意，尽管政府可以间接地阻挠这个过程。但当年，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就积极地与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合作过。今天，美国政府对高端技术向中国的出口是有一定的限制，但这是政治上的问题。我一向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于是我把问题变成了“怎么才算国家富强？”毕竟，富裕了才有安全。
&&& 那么，怎么才算国家的富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遏制别的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变得富强吗？阻止向中国出售所谓高端技术产品就可以让自己继续保持技术领导的地位吗？在大洋彼岸，这是只有那些标准的政客才会有的思维方式。这是政治思维而不是经济思维。我相信，即使把经济学家放在一边，企业家也不会这么想问题，真正的伟人同样不会这么想和这么做。
&&& 在中国这边，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一直都有一个实现富强的梦。至少从“鸦片战争”以来，这个梦就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富国强兵”也是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经济的政治化取代了经济的自由化。虽然国家的富裕和强大这个目标的确令人激动，鼓舞人心，可是国家的富裕又是什么含义呢？在当时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下，国家的富裕就是国家要拥有强大的工业。而要拥有强大的工业，国家就要拥有完成工业化道路的全面的资源和动员这些资源的绝对的权力。但搞了几十年的国家工业化，打开了国门之后人们才发现国家并没有变得更富裕和强大，更重要的是，人民为国家却作出了太大的牺牲。
&&& 今天，我们还在做着“富国强兵”的梦。而且我们的人民的确变得比30年前富裕多了，国家也强大多了。但国家拥有的产业和资源确实不如从前了，国家拥有的国有企业的数量大大下降了，我们的国家也比过去更加对外开放，更加依赖了外国的企业和技术。几十年来经济学的研究让经济学家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但这个道理对于稍微变得富裕的今天的中国人来讲总是不容易被接受。在今天的公共话语里，“我们”这个词很快地又被放在了其他事情之前，成了一种习惯了的思维：我们要变成富强的国家，政府就应该做得更多，就应该拥有更多的重要产业。为了富强，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就必须自己控制着战略性的产业，而不是让那些在我们本土上的外资去控制。这是当下在中国流行起来的“经济爱国主义”的核心观点。这个观点虽然十分流行，深得人心。但是，似乎并不那么真实。我沿着这个思路再进一步追问下去，“我们”是谁？是指我们中国的政府机关（它代表国家和人民），还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如果是后者，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算是“我们”的而不是别人的？必须是中国人自己的企业吗？必须是中国人当老板的企业吗？或者必须是中国人控股的企业吗？
&&& 我们的确需要思考很多问题来明白一些并不复杂的道理。富强的国家到底拥有了什么才是富强的？是谁在拥有什么？是“我们”还是“他们”？是技术？是企业和企业家？是政府的财产？必须是在美国国土上的公司才是美国富强的标志吗？是更多的美国人自己拥有公司才是美国富强的标志吗？波音公司和硅谷撤离美国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会显著影响美国的富强和经济实力吗？在我看来，无论美国还是中国，富强的国家既难以用政府的财富或者规模来度量，也难以用政府拥有的产业和资源来标志，更难以用是否很多产业被外国人拥有或者搁在外国来判断。想来想去，在这个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界上，标尺应该只有一个，只有它的人民拥有了财富创造的自由，国家才真正会是富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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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的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因为不公平的机会，比国有企业支付了更高的代价去获得土地和融资等，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而且因为在一些上游基础产业(如电力、通讯、能源)仍为国有企业所垄断，其营运效率过低造成下游竞争性制造业承担着过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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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收入不高的人群来说，征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哪个对他们更有益呢？很多经济学家提出观点认为，能更好衡量纳税人福利的是他的消费，所以消费税更科学；但另一拨人觉得，穷人无力储蓄，因此如果缴纳消费税的话，穷人也无法因为消费税鼓励了储蓄而得益。
　　赋税对经济效率有很大的影响。只要政府对某一活动征了税，就会提高从事那个活动的成本，当然就会有更少的人从事这个活动。
　　例如，有了消费税，消费者就增加了消费的成本，这导致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一旦一个产品被征了税，它的生产就会减少。尽管卖方似乎得到了更高的产品价格，但扣除税之后的价格却可能下降。因为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上升了，消费者剩余减少了。因为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也可能下降了，生产者的剩余也减少了。减少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一部分变成了政府的税收，其余的等于由征税造成的无谓的损失。税收造成的无谓的损失被称为税收的额外负担。额外负担衡量了经济的效率损失，因为征税减少了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
政府工作报告：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今年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3%左右。
发挥有效投资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关键作用。今年要启动一批“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完成铁路投资8000亿元以上、公路投资1.65万亿元，再开工2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油气管网、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增加到5000亿元。
8月11日，央行出其不意推动十年来力度最大“新汇改”，三天调低人民币中间价逾3000点，令人民币累积贬值4.6%。做了十多年全球汇市优秀生、一直表现坚挺的人民币，突然之间由央行主动下调中间价，此举令世界震惊。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看起来有些疲倦的他喝了一口热拿铁，将自己对中国股市的最新理解娓娓道来。虽然语调一如既往的平缓，但用词却很激烈。
谈股灾：管理层应该反省
上海观察：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从6月底开始的股市狂泻？&
张军：最初，媒体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认为这次的股灾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境外的资本恶意做空导致的。后来恶意做空的资本又被认为不仅仅是外资，也包括了中国本土的资本。但是现在这个看法又悄悄发生转变。高杠杆配资被认为这次股市出现剧烈动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一个看法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被当作这次股灾的源头。
但是，以上的这些原因都不足以让我信服。最近市场主要讨论的是场外配资的问题，但事实上，场外配资也不是股市逆转的原因。两融、杠杆这个事情两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在其他股市也有两融。只是两融、场外配资有放大效应，所以跌的时候跌得更厉害，当然涨的时候也会涨得更厉害。所以，你不能说跌是因为杠杆。
那到底谁是这股灾的始作俑者呢？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市场是怎么牛起来的。多年熊市后，大概从去年底开始，从管理层到股民都希望股市能好起来，所以，管理层释放了很多股市要好起来的信号。在股市被媒体的言论唤起高涨热情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牛市。
但是，在A股一路高歌直逼5000点的时候，监管当局又有些担心了，毕竟现在的经济基本面还没改善，所以又开始改变态度和言论的方向，反复提醒股市已有泡沫，提醒进入股市的最大风险，并声称要严查场外配资。于是市场情绪发生逆转，这就是市场开始转变的开始。
但是我想，管理层也没有想到，这次会转变得这么厉害，狂飙和狂跌都是出乎意料。市场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市场的情绪什么时候刹那间发生逆转。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你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而且这是一个投资者90%都是散户股民的市场，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比较脆弱，难以预料。第二是对很多消息过度解读，整体理性不足。所以这个市场的动荡来得比较剧烈。
上海观察：一直以来中国股市似乎难以走出“政策市”的影响？
张军：根据我的观察，证监会似乎一直把股市保持牛市看成了自己的职责，也是工作的主要目标。如果是熊市，证监会就觉得工作没做好，如果是牛市，证监会就功不可没。因此，在维持牛市的努力当中，证监会的注意力仅仅放在了如何刺激股市以及如何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各种政策和言论之上，对股市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监管的漏洞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比如在开放的两融和场外配资的渠道之后，到底有多少资金会流入股市？是哪些人参与场外配资以及用什么方式？在之后的救市过程中，监管部门对于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其实证监会的主要职责是要监管、要做制度的建设，比如出现了两融和场外配资，监管要跟上，要掌握数据，制定有关政策。我没有看到证监会很好地做了这些工作。相反，它关注的是如何用政策刺激市场的兴奋和维持投资者的信心，而没有特别把目标放在如何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上。长期来看，这样做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是有害的。
　　当A股逼近5000点时，监管部门终于意识到大幅回调的风险正在上升。然而，监管部门没有拿出一套渐进式的、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措施；而是突然180度大转弯，一方面警告投资者股市存在极高的泡沫风险，一方面向融资融券交易宣战。
监管失灵是造成股灾的首要原因
　　动荡的中国股市似乎终于尘埃落定。但造成沪深股市暴跌的原因，以及这段插曲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都尚未有定论。
　　中国股市的暴跌被归因于多种因素。最初，中国官方媒体将股灾怪罪在“恶意”做空中国股票的外资银行和交易商头上。后来，部分国内投资者也被列入了嫌疑人名单，中国政府宣布将对做空势力展开严格调查。
　　最近，一个更加可信的原因在讨论中浮出水面：2010年以来，融资融券交易激增，随着大量散户投资者通过这种渠道融资购买股票，股民比例大幅上涨，导致健康的牛市变成了一头“疯牛”。
　　不过，搭乘网络平台的融资融券虽然放大了股市的波动性风险，但单凭它还不足以引发股灾。坦率地说，政府应该对此次股灾承担首要责任，它先是误导民众进行过度投资，然后突然间又试图釜底抽薪。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会)和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保监会)组成的监管体系本就支离破碎，在危机面前应对不力，结果反而是火上浇油。
　　经历了两年的“慢牛”行情后，党报《人民日报》于去年12月宣布“改革牛”行情到来，此轮牛市将推动上证综合指数远超4000点。这几乎使得每个人都坚信，“大牛市”已经到来，并且可能将持续十年，投资者在刺激下购入业已处于高位的股票。也就是说，在很多人眼里，这个泡沫是中国政府自己吹出来的。
　　有了错误的目标函数，中国证监会只专注于推动牛市，出台政策和发表讲话都是为了坚定投资者信心、刺激股市参与度。此时回头去看这场危机，我们应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刺激不但有害，更殃及社会稳定。但作为资本市场的监管机构，证监会及其他监管部门都忽视了制度框架的建设。只有建立健全了制度框架，才能维持大力度投资――这才是监管机构应该肩负的使命。
　　随着中国股市全线飚红，股民沉浸在欣喜之中。当股指攀升幅度远远超出合理范围时，监管机构未能预测到行情上涨的速度和规模。因此，当疯牛行情出现后，他们拿不出任何计划来稳定市场，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明年会是希拉里与小小布什的对决吗？
　　访谈嘉宾：张军，法学博士，美国联邦法院出庭律师，著有《美国看法》。
　　美国第58届总统选举将于明年11月举行。此次大选，前总统克林顿之妻希拉里与前总统小布什之弟“小小布什”双双参选，引发关注。那么，美国总统究竟是怎么选的？2016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哪些看点？今年9月习近平在美国大选年之前访美，又将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日，新浪观察家独家专访了著名华裔律师、中美关系专家张军。
　　新浪观察家：2016美国总统大选和之前的历届大选，受到了中国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对中国人如此关心“别人家的事”，你怎么看？
　　张军：其实，美国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的事情。这些年，中国人关注美国总统大选，是因为中美两国都是在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一个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一个是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两国政治交往密切，人员来往频繁，年双边贸易接近6000亿美元。不但两国关系十分重要，在东亚、中东甚至非洲等很多国际事务上，都需要两国的积极配合。
　　中美两国利益有一致之处，也有相矛盾冲突的地方。美国明年选出一位新总统，他(她)会怎样引导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影响世界？对这，不仅中国人高度关注，其他国家也高度关注。
　　新浪观察家：最新的消息是，7月4日，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宣布参选。那么，这次会有多少人角逐美国总统宝座？希拉里好像风头很盛？
　　张军：目前已经宣布参选的大约有12位，预测最终可能会有20位左右。
　　希拉里在民主党内的候选人中，可以说是一枝独秀。6年前她第一次与奥巴马党内竞争时，声望就曾一度超过奥巴马，最后也没决定性地输给对方，是她自己退出的。她的参议员、国务卿资历，先生当过总统的背景，让别人很难与其挑战。党内有实力的也不愿与她“火拼”，输了的话不好看，赢了她，接下来能否赢得了共和党？
　　新浪观察家：普通中国人可能会对美国总统选举的流程很感兴趣。美国是怎么选出总统呢，谁都可以报名竞选吗？
　　张军：理论上说，符合法律规定的出生地、年龄等条件的公民，都可以报名参选。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看法日益分歧。乐观者强调中国学习和快速积累人力资本的能力。悲观者关注中国人口红利的快速减少、高企的债务-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出口市场的萎缩及工业产能过剩。但这两派都忽略了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更基本因素：世界秩序。
　　问题很简单：中国可以在当前全球秩序的约束下（包括其贸易规则），维持高速GDP增长吗？还是当前由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有重大改变，以便中国经济可以持续增长？这问题的答案仍不明确。
　　中国试图寻找答案的一个方法，是争取人民币加入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储备资产价值的货币篮子――特别提款权（SDR）。目前，这一货币篮子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组成。
　　IMF总裁拉加德6月4月在上海发表演讲时，SDR课题成为听众关心的重点。拉加德表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只是时间问题，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遗憾的是，媒体对她的话解读过度了。
　　上个月，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上海也面对同样问题。他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人民币纳入SDR是一个积极步骤，但在此之前，中国必须在改革金融业和转变增长模式上取得更大进展。
　　IMF预计将在今年10月，五年一次评估SDR货币篮子时，投票表决是否让人民币加入。但即便情况与2010年不同，大多数表示赞成，美国也有可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结果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美国（尽管是国会而非奥巴马政府）曾阻止在2010年达成的改革，即增加中国在IMF的投票权。
　　SDR用途有限，这意味着纳入人民币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举动。然而，这将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等同认可人民币的全球用途。
　　这一结果不但将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将让人们对中国在现行全球经济秩序中还有多少发展空间有所了解。
　　到目前为止，空间显然不足。经济学家阿尔文&#8226;苏巴玛廉（ArvindSubramanian）在其2011年的著作中，预测人民币将在这个十年之末或下个十年之初，成为全球储备货币。根据他的观察，经济和货币主导地位的时滞比传统的看法更短。
　　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政府也以放松外汇管制等方式，积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但是，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情况，仍远低于苏巴玛廉的预测。
　　中国仍然处于美国货币政策的阴影之下。一旦美联储提高利率，中国就必须加息以防范资本外流，然而高利率必将对中国国内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冲击。
　　中国经济前景如何，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乐观者强调中国的学习能力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悲观者则专注于中国人口红利的快速消退、负债占GDP的比例较高、出口市场萎缩和工业产能过剩等方面。
　　然而，这两种人都没能看清，真正决定中国经济前景的根本性因素是世界秩序。
　　在现有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的框架以内，中国就能保持GDP增长；抑或美国主导的秩序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中国经济的继续崛起？这个问题本身很简单，但答案尚不明朗。
　　中国也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途径之一是争取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把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目前，这个决定IMF储备资产价值的货币篮子里有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
　　今年三月，IMF主席拉加德在上海发表演讲时，听众最关心的话题便是特别提款权。媒体对拉加德的立场给予了极大关注，她认为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只是时间早晚问题。（不幸的是，媒体对她的表态做了过度解读。）
　　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上个月访问上海时，有人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伯南克故意回答的比较隐晦：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将是积极的一步，但只要中国金融改革尚未取得长足进展，经济增长模式尚未转型，这一步就迈不出去。
　　今年10月，IMF将对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构成进行五年期常规评审，预计届时将就是否接纳人民币进行投票表决。但与五年前不同的是，即使多数票同意将人民币纳入货币篮子，美国仍然可能行使一票否决权。　　考虑到美国国会反对IMF2010年改革方案，对提高中国投票权持否定态度，今年10月人民币无法加入货币篮子也不会让人觉得意外。
　　实际上，特别提款权只能有限行使，这意味着人民币进入货币篮子更多是一种象征性意义，但它意味着IMF对人民币的全球使用进行强有力的背书。
　　这不仅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更可以帮中国认识清楚现有全球经济秩序给它留出了多少空间。
　　目前看来，中国的空间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阿文德&#8226;萨博拉马尼安在2011年的著作《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中写道，一个经济体从取得经济主导地位到取得货币主导地位，其中的时间差比人们普遍认识的要短，在此基础上他预测人民币将在2020年左右成为全球储备货币。
&一季度GDP增长只有7％，这个数字并不惊讶。但需要反思的是，不刺激需求的政策还要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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