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核武器计划揭秘
作者：知远
　　来自美国忧思科学家联盟《世界核武库现状》的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保有的核武器超过2万枚，其中6000多枚处于警戒待命状态，可在在数分钟至数小时内投入使用。与冷战时一样，美国和俄罗斯保有绝大多数——超过全球总数95％——的核武器。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新美国基金会武器控制专家杰弗里•刘易斯；科学与国家安全研究所。所有数字皆为估计值。
　　1 美国保存有大量非现役弹头——这些弹头可以很快部署服役，是所谓的“防御性”战略核弹储备。2007年12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削减该储备的规模，将大约5100枚弹头交由位于德克萨斯州的能源部潘太克斯工厂拆解。然而，由于潘太克斯工厂库存积压造成其容量有限，这些退役的核弹头仍然保留在其原来的存储场地，这些场地由国防部管控。
根据能源部的现行计划，这些弹头要到2023年后才能拆解完。
　　2 英国，中国和法国可能都保有备用核弹头，但很难获知其准确的保有数量。
　　3 外界不清楚朝鲜的核态势。估计其拥有足够制造5到10枚核武器的裂变材料。2006年朝鲜进行了一次地下核武试验；根据国际监测数据，该试验中核武器爆炸产生的当量比原计划的小。目前不清楚朝鲜是否已经制造了别的核武器。
　　全球核武器的数量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约7万枚。今天部署的核武器大多数都比当年投在长崎和广岛的核弹头爆炸威力大8到100倍（投在长崎广岛的核弹头爆炸当量平均值相当于18000吨TNT炸药）。当今部署的核弹头主要部署在可以将弹头精确投射几千公里的远程陆基或海基潜射弹道导弹上。
　　至今只有美俄签署过限制核弹部署的条约，其中第一个条约就是两国于70年代签署的《战略武器限制条约》（SALT）。到2012年底，美国计划将其部署远程核武器削减到2200枚。俄罗斯计划削减到大约2000枚。这正好符合美俄签署的《战略进攻性武器削减条约》，又称SORT或《莫斯科条约》。该条约将于2012年到期，届时除非美俄签署新的条约，否则两国的核武部署将不再受条约限制。
　　保有这么多核武器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对在美国来，是总统和其他文职领导人决定其核力量的总体目标和每种核武器的不同使命和用途。核武器的实际数量和规格性能由国防部做出的具体瞄准决定而定。这最终决定了美国核力量必须瞄准和威胁的一系列目标：各种导弹发射井，空军基地，通信与指挥中心，以及其他军事和工业基地。
　　就美国来而言，它通常安排两个或更多弹头瞄准一个目标以确保更大可能将其摧毁。这些瞄准决定决定了美国核武库所需的弹头的数量和类型。《莫斯科条约》确定的2200枚的数量基数表明美国的核政策是要求其在2012年后能够摧毁大约1000个目标。而这些目标大多数可能都在俄罗斯和中国。
　　美国的核武器的运载工具由14艘装备远程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500枚各装备1－3枚核弹头的远程陆基导弹，72架远程轰炸机以及更多可以携带核武器的短程飞机组成。美国还在6个欧洲国家部署有几百枚核武器，使得它也成为惟一在国外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国家。
　　俄罗斯的核武器运载工具11艘装备远程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493枚各装备1－10枚核弹头的远程陆基导弹，78架远程轰炸机以及更多可以携带核武器的短程飞机组成。
　　法国的核武器运载工具由4艘装备远程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60架中程和10架短程多可以携带超音速导弹的飞机组成。
　　英国的核武器运载器4艘装备远程潜射弹道导弹的潜艇组成。英国官员曾说，这些潜艇每艘携带的弹头数不超过48枚。
　　外界对于印度核力量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这些问题包括它部署有多少（如果确实有的话）作战状态的核武器以及如果它真有部署的话，这些弹头是部署在什么运载工具上面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积极发展短程和中程导弹的计划。
　　印度核动机
　　印度一个古老神秘的民族，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一个不断崛起的民族。文化、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促使这个国家试图寻找一切手段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提升国际地位，维护大国身份。“核”也就必然而然地成为印度追求的一种重要战略工具和筹码。
　　印度的大国情节
　　一直以来，印度都在追求和自身领土面积和历史文明古国身份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最具权威机构的成员也就一直是印度一个强烈的愿求。由于历史的原因，1945年安理会组建之时印度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此后其成员没有改变）。印度将加入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丘吉尔政府上。不过后者强烈反对印度的加入。更让印度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与自己面积、人口和经济发展状况相似的中国却顺利地成为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安理会组建之时，世界上还没有核武器。不过随后这些成员国都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随着1970年《核不扩散条约》的签订以及不久有核的北京新中国政府取代了无核的台北政府之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核俱乐部成员的既成事实也就被牢牢确定下来。印度前任武器计划负责人拉贾.拉曼纳在评论中强调，印度强烈地希望被世界认知为一个强国。这在核计划中起到的作用甚至比军事和吓阻需求更重要。他说：“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是否应该制造核弹。如何制造才是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证明我们古老历史的声望问题。吓阻的问题来得太晚。同时，作为印度的科学家，我们很渴望向那些曾经忽视我们的西方对手展示我们也可以制造出核弹。” 当前，印度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和德国一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因此，印度认为基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所担负的义务也应该成为核俱乐部的成员的想法也就没有什么好惊讶的了。核计划似乎成了印度大国情节的一个宣泄点，重返大国集团的一个工具和手段。不过这只是一厢情愿。事实证明衡量大国的关键标准不在是否拥有核武器，而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水平。
　　核武是地区制衡工具
　　二战的结束标志世界事务发生了重大变革——国家和国家之间关系的重建以及彻底改变战争职能的新技术的出现。1945年到1947年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件可能在南亚地区引起核战争的危机事件几乎每天都能见诸于各地报纸的头版。这三个事件按年代顺序排列分别是：号联合国成立；1945年8月，即便很粗糙核武器也展示出了惊人的破坏能力；号到15号午夜，英属印度殖民地不幸地分割成了两个现代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有人都很清楚分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当今印巴核对峙局面的重要原因。分裂将一个过去统一的区域分离开来，并激起了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克什米尔是印度人为主的穆斯林地区，在种族屠杀中统一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各种小的冲突还在不断发生。1947年、1965年和1971年分别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这些冲突和战争让两个国家有充分的理由积极发展有效的武器力量来制衡对方以占得先机。
　　印度发展核武器下一个想定制衡目标就是中国。它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和地区对手。印度北部与中国有很长的一段边界。印中之间存在八万平方公里的边界争议区域。中国目前控制着克什米尔靠近拉达克的阿克赛钦高原。印度占领着中国宣称所有权的“东北部边境特区”。这个领土争端是英国殖民的遗留问题。号，中国发起了一次进攻，而当时印度无力还击。一直以来，印度都是依靠苏联来制衡中国。但当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向美国屈服后，印度突然发现苏联开始支持中国（目的是支持自己的地位）。这让印度感到十分震惊。尼赫鲁总理不得已转向美国需求支持。美国也做出了积极回应。海军航空兵立刻飞到印度洋上空。不过在美军部署到印度之前，中国于11月21号停止了进攻并部分撤军。苏联此时并没有出手对中国进行支援。这一事件让印度看出苏联并不是一个可靠的联盟，并决定在未来避免出现和中国一样不利的局面。不过印度将中国视为主要潜在威胁，作为其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原因显得十分牵强。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对印度国家安全构成过任何威胁。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更是一直贯彻在两国的外交进程当中。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印度决定发展核武器的时候，中国方面并没有真正拥有核武器。
　　印度的核之路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所谓最大民主国家的核计划决策竟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做出的。实际上，整个决策过程没有公众或立法部门的参与或监督。印度核计划从一开始就只对总理办公室开放。只有总理本人和一小部分他选出来或任命的人才在计划发展过程中有发言权。这就直接导致印度核计划的道路充满着“随意性”。不过印度有一群执着的科研人员。他们是印度核计划的中坚。在他们不懈努力下印度一步一步走到了“核国家”的位置。
　　计划启动
　　早在独立之前，印度一些有影响的科学家就开始酝酿核计划。他们深知核能的重要性，极力劝说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给核部门投资。1944年3月，霍米.贾汗吉.巴巴博士向塔塔集团（为纪念巴巴的亲叔叔多拉布.塔塔而成立的）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建议成立一个核研究所。此时距离印度独立还有三年多时间，距离第一次核武器试验还有1年的时间。这个建议直接导致号TIFR（印度塔塔基础研究院）的成立。巴巴担任了第一任负责人。1947年8月，印度独立。为了充分利用本国丰富的钍资源，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发起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两用三阶段的核计划。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生产出廉价的电。不过研发一整套电力生产系统也就不可避免地让印度获取到了核武器制造技术。号，新政府通过了原子能法案。通过该法案，IAEC（印度原子能委员会）成立。尼赫鲁总理宣布：“我们发展核能不是为了战争。该计划的目的是和平的。当然如果形势所逼，我们也决不会多愁善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尼赫鲁这段带有复杂情感的演讲预示出今后十年他的核政策。尼赫鲁在国际政策中有着十分卓越的成就，建立了不结盟运动并发起了核裁军。然而，他拒绝了在其他国家保有核武器的前提下销毁自己国家的核武器，并支持提升印度武器潜能的计划。
　　1954年，印度开始了核武器研制。1月3号，IAEC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AEET（特朗贝原子能军事机构）。尼赫鲁号正式授权组建AEET。为了纪念日死于空难的巴巴博士，日，英拉迪.甘地将其更名为BARC（巴巴原子研究中心）。后来这个机构成为了“印度的洛斯阿拉莫”。号，印度成立DAE（原子能部）。巴巴博士担任负责人。该部直接由总理负责，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自此，印度核武器计划开始迅猛发展。1954年到1956年，原子能的预算翻了12倍。截至1958年，DAE消耗了印度研究总预算的1/3。到1959年，DAE共雇佣了1000多科研和工程人员。
　　1955年，印度开始在英国的协助下建立第一个反应堆——1 MW 的Apsara（阿帕莎拉研究堆）。号，Apsara进入临界状态，成为亚洲地区第一个可操作的反应堆（仅仅先于日本第一个反应堆几天）。1955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加拿大同意向印度提供一个动力研究堆——40 MW 的CIR（加拿大-印度反应堆）。1956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和平核能”计划下，美国同意向CIR提供21吨重水。因此这个反应堆又被冠以CIRUS（加拿大-印度反应堆，美国）的名字（现在通常写成Cirus）。
　　Cirus的获取是印度核计划的一个分水岭。虽然一开始反应堆是以和平用途进行交易的（至少在重水的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但整个交易发生在任何国际政策对这种行为约束之前，并没有受到任何的监察。事实上，印度十分谨慎地让这个反应堆避开了所有有效规定。印度拒绝从加拿大进口核燃料，启动了一个为Cirus进行本土天然铀生产的计划，以确保对钚生产的绝对控制。冶金学家布拉姆.普加西哲负责整个计划。计划成功地研发出了精确制造反应堆所需高纯度原料的技术。Cirus是生产武器级钚的理想设计。如果是研究目的，这样的反应堆显然就太大了。它能够在一年内生产出制造1到2枚核弹所需要的钚。印度就是想利用Cirus来获取武器用材料。印度1974年第一次核试验中的核原料就是来自这个反应堆。Cirus还是功率更大的Dhruva研究堆的设计原型。据说，印度现有核材料储备中有近一半是Cirus生产的。Cirus交易还树了一个技术转让先例。以色列随后也顺利地从法国获取了自己钚生产堆。号，Cirus在BARC达到临界状态。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印度一直都鼓励自给政策，是世界上最自给的大经济体。印度核计划也是这样，没有进口任何核燃料。由于国内铀资源有限，但钍资源很丰富（增殖反应堆一种潜在的燃料），因此印度核计划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增殖反应堆燃料循环的研究。增殖反应堆需要高浓缩裂变材料来作为反应堆的燃料（要么是高浓缩铀或高浓缩钚）。这就为钚分离能力的研发提供了一个和平的解释。不过印度首个燃料再处理工厂建立的主要动因应该还是核武器获取。1958年7月，尼赫鲁总理授权“凤凰”计划建立一个20吨年产量能力的钚工厂。该工厂生产规模和Cirus相当，采用了美国开发的普勒克斯处理过程。美国维乔国际公司为工厂建设做了计划。号，工厂开始建设。1964年中交付使用。
　　这个期间，印度还同步建立起了民用核能计划。1960年到1961年，印度和美国公司展开了在塔拉普尔建设首个核电站的磋商。当时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透露出了尼赫鲁和巴巴的想法。一位在曼哈顿计划中担负重要任务的美国前任陆军工程人员肯尼思.尼考尔斯代表美国参加了该核电站建设谈判。尼考尔斯说，当时在与尼赫鲁和巴巴的会谈中，尼赫鲁转向巴巴问道：“你能制造出原子弹吗？” 巴巴十分肯定回答可以并给出了研制所需要的时间。他估计需要约1年的时间来研发。尼赫鲁最后对巴巴说：“太好了！可是不要等我和你说开始后你才开始。”可以看出印度民用核能计划其实也是为其核武器计划做掩护的。
　　年核武器研发
　　在Cirus和AEET生产核武器所需原料的同时，巴巴又将注意力转入了核武器信息获取以及武器物理的先期研究上。上世纪60年代早期，印度对中国的担忧开始加重。1959年开始，印中之间的边境局势开始日渐紧张。1962年初，双方在边境地区大量屯兵。到1961年，印度已经知道了中国的核计划。这极大地刺激了印度核计划的发展。1962年1月，巴巴在TIFR组建了一个正式的高压物理研究团队，专门负责研究兆巴范围内的状态平衡。这项研究对于内爆型核武器设计是必须的。阿苏蒂教授任负责人。整个工作是秘密展开的。工作进展报告直接由巴巴审阅。
　　大量信息都显示印度发展核武器的愿求越发强烈了。号，尼赫鲁说：“我们正向核武器制造阶段迈进”。几个星期后，巴巴2月2号在被问到研发制造过程需要多长时间时回答：“我预计需要约两年的时间。”1962年9月，在巴巴的力劝下，尼赫鲁通过了修订的原子能法案。该项法案规定中央政府严格控制所有核能相关决议并进一步加强了计划的保密性（和美国1954年的原子能法案很相似）。这个法案还很明确地将原子能及其控制和国家安全紧密联系起来，却几乎没有提到民用方面的问题。
　　1962年10月到11月的中印边境战争中印度败北。这让印度感到十分耻辱。1962年11月，人民同盟（印度人民党前身）正式向印度国会提交了核武器发展议案。巴巴清楚地知道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进行核试验（他估计12个月到18月之内）。于是他也秘密地展开了追赶中国核计划的计划，力荐尼赫鲁授权在中印边境的拉达克组织一次核试验。
　　号，尼赫鲁去世。6月2号，夏斯特里接任总理。不过，他是一位甘地主义者，强烈地反对核武器计划。印度认为中国很可能在那年夏天或秋天进行一次核试验。于是巴巴开始在公开场合进行演讲以获取公众支持，并对当时政府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压力。10月4号，巴巴公开重申了自己的预估：印度可以在做出决定18个月内制造出核弹。有趣的是，10月16号发布的美国情报评估认为印度可以在1到3年的时间内制造出核弹。不过印度当时主要的核设施还处于发展阶段，有很多困难。Cirus在进入临界状态后操作还不规律。印度还不能提供达到纯度要求的燃烧棒。直到号，Cirus才达到了全功率。同时，“凤凰”工厂在1964年中从Cirus获取泛燃料时的运转也很不可靠，远远达不到额定功率。号，“凤凰”工厂正式交付使用。但是几年时间它只生产出了很少量的钚。这让印度直到1969年才获取到了供应一枚核装置所需要的钚。
　　号，预期已久的中国核试验发生了。最初，夏斯特里还反复重申印度不要走同样的路。不过号，巴巴立刻在广播中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说，称：“拥有足够多核武器的国家就具备了吓阻更强大国家的能力。”他还进一步引用美国AEC对“犁头”核试验（和平核爆炸）中核装置的成本预算来说明这样的武器十分廉价——一个10千吨的设备造价35万美元，20 千吨的造价是60万美元。通过这些数据，他估计制造约50枚核弹的花费不会超过两千万美元，制造50枚两兆吨的氢弹大概只需要3.15千万美元。巴巴应该不会不知道这样的预算对于当时的印度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不过即使这样巴巴预计的成本也要远远低于研制生产所需要的实际成本。美国“犁头”的成本计算是基于设备制造的边际成本，不包括制造数万枚核弹的大规模工业体系建设所消耗的数百亿美元。即使如此，美国“犁头”计划的鼓吹者对计划的成本预算也存在有问题。这个预算可能没有包括所有这些工业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而且这还忽略了投送系统的研发制造成本还要远远大于核弹本身的制造成本。巴巴的言论激起了对印度发展核计划愿求的讨论，同时破坏了国大党内部对夏斯特里和他的“无核武器”政策的支持。随着巴巴前台和幕后的不断努力，夏斯特里最后发现自己再也抵挡不住了。巴巴高大的公众形象以及核信息的不公开让当时几乎没有科学有效的声音来制衡巴巴的核言论。
　　和23号两天的国会辩论显示国大党内支持核武器计划的人占到了绝大多数。11月27号，核武器计划最积极的支持力量人民同盟在国会里发起了一次号召核武器制造的运动。这个倡议在口头表决中就被否决了。不过戏剧性的事情在表决后发生了，夏斯特里的立场突然发生了重要转变。他称，刚刚和巴巴进行了会晤，巴巴只是想发展工程用和平核装置。他已经和巴巴在制造核装置上达成了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夏斯特里批准了核爆炸装置的研发。在核不扩散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和平核爆炸装置和核弹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尾翼。巴巴当然也知道（事实上他过去在公开场合也说过）本质上和平核爆炸装置和核弹是没有区别的。他成功地说服了夏斯特里支持他们的研发。而夏斯特里也成功说服巴巴要“含蓄”地发展核计划。当时，印度很容易因公开的核武器计划而遭到制裁，因此PNE（和平爆炸核装置）计划是唯一一条公开发展核武器的路径。不过直到号Shakti第二轮核试验开始时，印度才公开承认了计划获取核武器的目的。之前从第一次核试验开始一直都使用虚构的“PNE”进行掩饰。
　　尽管在核辩论中一再强调自立的国家主义，夏斯特里和巴巴在和解后的首轮行动还是寻求外界援助。12月，夏斯特里公开较为含糊地呼吁现有核国家对无核国家要给以某种程度上的核保护。夏斯特里从来没有清楚地定义或梳理过支持这个建议的理由。因此几个月后，该建议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其实早在1964年2月巴巴访问华盛顿时就曾向副国务卿鲍尔暗示想要美国协助印度制造核爆炸装置。鲍尔称：“巴巴博士表示如果印度全力以赴就可以在18个月内制造出一个核装置；如果有美国提供了设计图那么就可以在6个月内制造出来。”3月份美国报道显示，印度要求美国提供一个“犁头”装置。4月，美国AEC负责人格伦.西博格称，巴巴问到了美国是否能提供中等量用于研发的钚。有趣的是，在中国核试验后，美国许多官员和机构也愿意向印度提供“犁头”装置、技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提供核武器。1964年11月，美国AEC开始讨论和印度合作进行一个“犁头”计划。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麦克诺顿拟定了一份印度军队核武器使用培训以及危机时期向印度投送的核储备的计划书。此时正是美国政策的转折期。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尽管依然很关注核不扩散，但显然美国还是间接地提倡和平利用核能并加强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防力量。不过号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核扩散吉尔帕特里克委员会向约翰逊总统递交了一份报告，表现出了强硬的核不扩散立场，从而确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不扩散的主流趋势。
　　1965年4月，夏斯特里正式批准巴巴开始核爆炸装置的研发。4月5号，巴巴组建了核爆炸设计组SNEPP（和平核爆炸装置研究），开始了研究计划。巴巴任命拉贾.拉曼纳具体负责这个组的研究工作。那个春天，巴巴还会见了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莫西。莫西在法国萨克雷核实验室接受过培训。巴巴告诉莫西，夏斯特里已经批准了一个核试验计划，自己也正在选定试验地点。巴巴要求莫西收集法国方面的有用信息，特别是用于第一代中子点火器的钚技术。同时为了校准核试验监控中要使用的测震仪，截至1965年中研究小组使用大量高性能炸药进行了大量试验。
　　有证据显示，印度对核计划的兴趣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大关注。1964年秋到1965年中期的报告显示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及外交部长阿里.布托（后来担任总统）都十分关注印度核计划。3月份，两人在北京与周恩来进行了会晤，并感到这次会晤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成果，加强了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1965年中，布托对印度获取核武器发表了一份著名评论——“我们必须艰苦奋斗以制造或购买我们自己的核弹”。在布托后来的任期内，巴基斯坦核计划的基础构建起来了。1965年，印巴之间长达30年核对峙的种子就此埋了下来了。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不扩散项目的主管乔治. 帕克维奇暗示，印度核计划所导致的力量均衡态势的破坏是巴基斯坦发起了第二次印巴战争的主要原因。这场战争反过来又极大地增加了印度长期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印度认为，美式装备的巴基斯坦与有核武器中国之间的联盟是自己无法忽略的安全威胁。虽然面对中国压力得到了一些超级大国的支持，但是印度还是觉得当遭到无缘无故袭击时，国外就会终止对冲突双方的援助。这就表示印度不能指望未来受到威胁时候能得到外界太多的援助。印巴冲突后，巴巴对随后授权的计划似乎很满意，因此他感到自己有了研发甚至试验一个核装置的权力。后来IAEC负责人霍米.塞斯那称，夏斯特里要求巴巴在战争期间继续展开除核试验以外的全部研发工作，除非他退出内阁。夏斯特里和巴巴之间在启动PNE研发计划上有着很好的默契。
　　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号，印度和巴基斯坦签署了《塔什干宣言》，结束了战争。几个小时后，夏斯特里突发心脏病去世。两个星期后也就是1月24号，夏斯特里的继任者英迪拉.甘地宣誓继任印度总理。巴巴也在去往欧洲的途中坠机身亡。当时飞机撞到了布朗峰上。巴巴的死亡让印度整个核机构一下子失去了方向，没有了任何正式的发展计划和政策。不过巴巴遇难之前已经建立起了印度的核体制和政策建立环境。这些模式在他死后延续数十年。在巴巴的领导下，核科学家成了印度核爆炸装置研制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力以及发展核爆炸装置的拥护力量（而不是军方。实际上，军方在计划中没有决策权）。核计划的决策制定没有进行任何公开讨论或议会讨论过程。由于关键决策者之间迟迟不能达成广泛一致，武器研发人员持续推进计划的愿求逐渐减弱。计划的前景受IAEC负责人的个人喜好以及总理的情绪和注意力而左右。
　　巴巴担任的大量职务分配到了一些SNEPP顶级科学家身上，如拉曼纳和塞斯那。但是巴巴主要继承人维克拉姆.萨拉巴——IAEC负责人和原子能部部长还是由英迪拉.甘地亲自选定的。萨拉巴是莫罕达斯.甘地的追随者，是一个反对核武器计划的和平主义者。他可能是由于显贵的出生而当选。1966年6月初，萨拉巴终止了SNEPP的工作并查收了计划所有形成资料。这看起来并不是甘地当时政策的一个反应，而是萨拉巴的个人决定。萨拉巴甚至可能都没有和甘地商量就做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可能表示了这个计划在关键决策者中没有达成广泛一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印度核武器计划的结束。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在继续。巴巴亲自选拔的科研骨干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印度的战略形势也还继续将印度朝核武器方向推进。可以说当时只有那些核科研人员还在“孤军奋战”。
　　1966年，印度核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社会开始关注核不扩散，限制核武器扩散到任何其它国家。此时广义上反对核武器的尼赫鲁政策形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新重点。印度的谈判代表特里维迪提出了只要每个国家都遵守核不扩散并进行核裁军，那么印度也会。只要现有核国家拒绝进行核裁军，那么它们就会让其它国家在必要的时候别无选择地发展核武器。交换条件显而易见——印度只有在现有核国家进行核裁军后才会停止核计划。这样一个基本的逻辑使印度在号投票反对了《核不扩散条约》，并显示出了印度今后的核外交政策。
　　英迪拉.甘地这位新任没有太多经验总理的核决策左右摇摆，但总体还是趋向萨拉巴的观点，也认为核武器只是印度整个高昂的防务系统的一个部分，作用有限，而且远远超出印度的承受能力。随后几年，随着信心的增强和核科研团队的不断游说，她对PNE计划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不是出于印度政府政策上的改变，1967年底印度在BARC秘密展开了新的一轮核爆炸装置的研发。这个计划至少持续了7年，直到成功实施了核试验。
　　年第一枚核弹
　　1967年底，塞斯那和拉曼纳领导的BARC领导小组展开了新一轮核爆炸装置的研发。这次行动比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都要大且更加紧张。该计划将开发出一个成功的核装置设计。印度也将成功地对这个装置进行试验。
拉贾.拉曼纳
　　现在还不清楚，印度为什么要选择在那个时侯重新展开核计划，可能是很多因素汇集的结果，也可能仅仅是时机似乎已经成熟。1967年，中国试验了一个核装置，且派兵进入了两国争议地带；印度渐渐积累出来的分离钚（这些钚决不是用于纯理论研究的）；一些研究员（如佩尔科维奇）认为计划重启是一些科研人员主动要求的。不过《今日印度》的主编成加帕称，甘地是在她新任秘书帕梅什沃尔.那瑞.哈科萨的极力劝谏下才直接批准了这个计划并特别嘱咐IAEC负责人萨拉巴不要干预计划。无论如何，萨拉巴确实没有阻止这个计划且到1969春还开始慢慢接受了这个计划。
　　那个秋天，拉曼纳征召拉贾杰帕拉.切达姆巴拉姆（当时BARC的一个分子生物研究员）进行钚状态平衡研究（在不同温度和压强下的密度变化）。这项研究对内爆式核弹设计十分关键。切达姆巴拉姆后来成为IAEC的负责人，并到1998年系列核试验一直担任印度核武器计划的负责人。1967年到1968年，该计划主要的研究人员还包括拉曼纳的副手艾扬格和塞丁德.库玛.塞卡。塞卡负责了上世纪90年代印度氢弹的研发。整个研究团队最后发展壮大到50名到75名科研人员。
　　拉曼纳任内印度核武器计划发展到了高潮。号，拉曼纳在一次接受访问时承认，开发民用工程核爆炸装置的PNE计划（意味着开发用于民用工程的核爆炸装置）从一开始就是核武器研制计划的掩饰。一方面，整个计划没有一点要和平利用“犁头”装置的意图。而另一方面，计划没有任何军方人士的介入。这个核爆炸装置没有设计任何军事任务，也没有设置任何军事需求。萨巴拉和军方的态度都不是很积极。因此核武器研发的支持者们也就不太愿意寻求军方的合作。即使穿上了和平的外衣，印度发现还是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不承认获取了核技术和知识，从而避免其他国家的阻挠。
拉贾杰帕拉.切达姆巴拉姆
　　1968年12月到1969年1月期间，艾扬格和三名同事一起访问了苏联，参观了杜布纳的核研究设施。那里的钚燃料的快速脉冲反应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种未慢化快速中子反应堆，可以形成即时超临界状态，从而产生一个短促激烈的中子脉冲。它和核弹之间存在很多共性。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脉冲反应堆的超临界状态很微弱且核心通常的热膨胀足以让反应停止；而裂变炸弹中的反应很剧烈且核心不能迅速膨胀而停止反应过程，直到释放出大量能量。脉冲快速反应堆为核弹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试验模型。曼哈顿计划也因此用到了脉冲快速反应堆技术。
　　这次参观后，艾扬格就开始着手为印度建设脉冲快速反应堆。1969年1月，科研领导批准了这个计划。1969年3月，Purnima反应堆建设启动会议召开（Purnima是“用于倍增装置中子研究钚反应堆”每个英文单词头一个字母组成的）。艾扬格、拉曼纳、塞斯那和萨拉巴都参加了会议。萨拉巴的出席表示，无论计划是否被正式批准，他都支持BARC要进行武器设计工作。成加帕暗示，萨拉巴事实上已经为Purnima批准了一笔100万卢比的预算（约合12.5万美元。这些钱只是指从属设备的费用而不包括钚的费用）。
　　Purnima有一个六边形的中心。中心由177不锈钢铅笔形状的燃烧棒组成。燃烧棒内总共装有21.6 kg钚氧化物（含有18 kg钚，足够制造三枚“胖子”核弹）。名义上，Purnima的平均功率只有1瓦特。1970年，这个反应堆后来的首席物理学家马哈德瓦.斯瑞尼瓦山构建了一个用于计算临界状态的精密物理模型。同年，反应堆在获取了足够的分离钚后开始建设。号，Purnima达到临界状态。有了Purnima这个试验平台，印度科研人员就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快速裂变和快速中子的物理性质。斯瑞尼瓦山虽然不是后来核弹研究团队的正式成员，但他在快速临界系统上的专业知识为印度核弹设计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970年，印度核武器计划在很多方面进行了扩充。由于Purnima的存在，计划需要建立更多的设施以及掌握更多的经验来处理大量的钚。最后的核弹心钚合金制造工作也随即开始了。为了改进基本内爆系统，拉马莫斯还在一台老式的苏联Besm-6计算机上进行了大量内爆过程的模拟试验。1970年4月，内爆技术的研发开始。此时拉曼纳将BARC的电子专家普拉纳布.瑞巴提拉贾.达斯提达派往ERDL（爆炸研发实验室）和瓦门. 达塔切亚. 帕特沃德汉一起进行核弹引爆系统的研究。由于在成为SNEPP成员之前就协助进行了大量爆炸试验，因而帕特沃德汉在BARC科研人员中间有一定的知名度。7月，核物理学家巴萨提.杜拉.纳格.乔德哈瑞接任国防部长科学顾问并兼任国防研发机构负责人。上任后第二个月，他就和拉曼纳开始在昌迪加尔组建TBRL（末端弹道研发实验室）来完成内爆系统爆炸棱镜的研发。整个1971年，武器设计的工作一直在继续。斯瑞尼瓦山和萨巴.劳合作构建出了核弹裂变过程模型以及计算效率的公式。切达姆巴拉姆完成了钚状态平衡的工作。拉姆摩西开发出了内爆和核反应的计算机模型以及用于预测装置行为的分解过程。拉曼纳和艾扬格对计划的进展进行着全程评估。1971年4月，乔德哈瑞任命纳格帕提那.萨姆巴斯瓦.文凯特山出任TBRL负责人，特别指示他协助核武器的研发。
　　1970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再次爆发战争。战争直接导致巴基斯坦分裂成西巴基斯坦和东巴基斯坦（现孟加拉国）。这次战争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次完败。整个1970年，危机一直在恶化。此时，中国和巴基斯坦向美国靠近，而印度则和苏联走得很近。当时尼克松政府的外交宗旨是和中国改善关系，从而将苏联置于两个反对国家形成的“钳子”之中。巴基斯坦在推动巴中两国的秘密谈话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此时印度也不断加强和苏联的关系。8月9号，印度和苏联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友好条约，两国的关系达到了顶峰。不过，中国并没有在中印边界给印度施加太多的压力。这就让巴基斯坦不仅在军事上失败于印度，还永远地失去了东巴基斯坦这个重要的战略阵地。不容置疑，巴基斯坦的分裂让印度感到了安全。但是这并没有消除印度追逐核武器的动力。印巴战争影响了印度试验核装置的决心，但并没有阻止印度进行试验，只是试验方式另辟蹊径了。
　　这次印巴冲突中美国的敌意一直影响着印度的态度。尼克松和基辛格一直认为印度的行为是对美国一个同盟同样也是对美国的敌对行为。他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正在遭受军事独裁残酷迫害人民的一种保护进而让他们享有民主权力的西方式民主行为。美国甚至基于一个非常站不住脚的理由派遣了一个航母作战舰队进入到印度洋，来向印度方面施压。美国的这些行为在印度核武器计划的支持者们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更加激发起了他们发展核武器的热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超级大国正在试图强迫印度做出触动印度关键利益的事情。（虽然这些人从来都不能清楚地解释有限的核能力如何能和美国对抗）。巴哈比哈尼.森.古普塔巧妙地形容了1971年战争后印度核观点的转变：印度不再认为中国核弹是自己核计划的主要动机。这一转变可能是因为在1971年的战争中中国没有能帮助巴基斯坦，也可能因为印度希望改善中印关系。现在发展核武器计划的主要动机是：其一，印度认为如果没有核武器，印度就不能进入世界权力走廊，也不能成为区域主要大国；其二，核武器可能会加速和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进程；其三，核武器可以显示印度已经摆脱了对苏联的依赖，并迫使美国改变对印度敌对或者忽视的态度。
　　1971年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进一步扫清了印度核武器计划前进的道路。12月30号，萨拉巴去世。这样印度政府中最反对核计划的声音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最热情的支持者BARC负责人塞斯纳。他成为了IAEC负责人。塞斯纳在上任后不久就做出决定，将印度空间计划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单独机构（随后成为DAE的一部分）。DAE同时担负了核爆炸装置和导弹技术两项研发工作。这就是一个很危险的核扩散信号，无论印度如何宣称这两个计划的和平用途。
　　截至1972年初，印度首枚核装置的基础设计完成。这个计划中另一部分——实现这个设计所需专业技术研究也同步完成。同年5月，从Purnima出来的操作数据开始用到核装置核设计的确认和改进过程当中。钚提炼也达到了核装置生产的要求。1972年底，印度决定开始制造核装置并准备进行一次试验。此时甘地仍保持着战后的高支持率。年初，甘地似乎还对是否进行核试验而举棋不定。但是国内核计划的发展动力、印度社会精英层对计划的支持、没有什么有力劝阻以及甘地本人强烈的愿望似乎都让这个决策问题不在于“是否进行”而是“什么时候进行”。号，甘地做出了继续进行核计划的决定。当天他参加了印度理工学院10周年同学会，并视察了BARC。视察中，BARC给她看了一个木制核装置模型。看到这个模型后，她当场口头授权科研人员将它制造出来并准备在她明确授权后进行试验。
　　“笑佛”
　　试验 “笑佛”
　　时间 号， 8:05 (IST)
　　地点 印度拉贾斯坦邦博兰克, 塔尔沙漠27.095 deg N, 71.752 E
　　深度和类型 地下107米
　　当量 8 千吨 (宣称12-13 千吨)
　　号，拉曼纳在接受印度报业托拉斯采访时说：“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博兰克试验的是一枚核弹。爆炸就是爆炸，枪就是枪，不管你是朝人或是朝地开火。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次试验不是那么和平的。” 博兰克试验打着“和平目的”的旗号。虽然这样的旗号根本就是幌子，但这个核弹的确只是一个试验装置，而不是一个可以进行部署的武器。
　　早在1972年，BARC研究人员就得到了甘地授权，开始了将设计图转化成真实装置的实质性工程工作。试验地的选址和勘测工作也随即展开。这个装置的官方名称是“和平核爆炸装置”（通常称为“笑佛”）。为了保密，整个过程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与研发试验决策和研发过程相关的记录。不过这也导致若干年后关于这个计划的所有记述都是通过一些口头报告整理出来的。
　　试验装置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是拉曼纳。拉曼纳和国防部高级顾问DRDO负责人巴萨提.杜拉.纳格.乔德哈瑞密切协同研发爆炸系统；拉曼纳的副手艾扬格直接负责研发的具体工作；切达姆巴拉姆负责核系统设计工作；文凯特山负责DRDO的终端弹道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主要进行研发制造高性能内爆系统；核系统设计小组负责人是切达姆巴拉姆和塞丁德.库玛.塞卡；电子引爆系统小组负责人是普拉纳布.瑞巴提拉贾.达斯提达和塞克哈瑞普拉姆.纳拉亚那.艾亚.塞萨奇；中子点火器小组负责人是瓦苏戴维.艾亚，莫西和山大拉姆；钚弹心制造小组负责人是罗伊；系统整合负责人是基特拉.纳什.索尼和艾尼尔.卡库德卡。DRDO协调员是纳格.乔德哈瑞；高爆系统小组负责人是纳格帕提那.萨姆巴斯瓦.文凯特山和马萨斯维米.巴拉克瑞什那；雷管研发小组负责人是瓦门. 达塔切亚. 帕特沃德汉和乔什。为了严格保密，整个计划从1967年到1974年间只雇佣了75名科研和工程人员（其中不包括大量建设和操作基础设施以及生产钚所需要的人员）。除了这些直接参与计划的人员，只有甘地总理、她的前任第一秘书亲信顾问哈科萨以及时任第一秘书德哈德哈三个人知道这个计划。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包括国防部长知道这个计划。
　　1972年中，研究人员开始中子点火器的研发。这个部分成为了整个计划的关键点。也就是这个关键点导致整个计划的准备工作没能在1974年5月之前完成。中子点火器研究小组组长艾亚在其旅居萨克雷期间就知道了研发的难度。因此在1965年他就建议马上开始研发工作。计划开始时，莫西估计在一切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也需要18个月的研发时间（这样的估计显然太过乐观）。主要难点在于大量钚制造和处理技术的掌握（曼哈顿计划同样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弹心的设计和制造也是重点和难点。索尼和卡库德卡没有采用曼哈顿计划中使用的两半球弹心制造方法，而是将弹心设计成六段组成的一个球体。为了确保牢固贴合，各段的交合面采用了扭合渐小的方式。索尼和卡库德卡用铜做出了设计模型，发现这种设计能使用更小的钚块。现行的钚核心是BARC辐射冶金部罗伊领导钚弹心制造小组研发的（这个小组还为Purnima制造了钚燃烧棒）。印度这个内爆试验设计将弹心的密度压缩称正常的两倍。爆炸透镜采用了快慢爆炸设计。1945年，美国二战中“小玩意”就首先使用了这种设计。和“小玩意”一样，研究人员使用RDX-TNT混合炸药做为快速爆炸物，硝酸钡和TNT做为慢速爆炸物。成加帕形容中间的慢速爆炸物的形状就像印度宗教艺术中男性生殖器。这个装置使用了12个透镜。成加帕说，钚球心周围码放着爆炸透镜，整个就如同一朵莲花，这样就可以保证有更大的表面积。整个球心放置在铂金网上。从他的话中可以推测内爆系统的每半边都有6个纵向的爆炸透镜（不规则的菱形透镜）。这6个透镜在极处连在一起形成三角牙状，这样就可以和另一半圆互锁。这个装置比美国在二战时候设计的32透镜“英式足球”系统还是要简单且落后。成加帕说放置钚的丝网封装于一个钽质球体内。这个球体有一个铀金属外壳。外壳与胆质球体之间空隙装有铍颗粒。这样内爆震荡波就可以让铍颗粒穿过钽质球体与钚混合。帕克维奇称，铍可产生锥形装药。这就意味是一个有着楔形凹槽或圆锥或多边凹坑的铍外壳在坍塌时能产生一个穿透性的铍喷气。对于这个“花”直径两个人的说法不一致。帕克维奇说“花”的直径是1.5 厘米，而成加帕则称是约2厘米。号左右，这个“花”才制成。为了及时将“花”送到博兰克，艾杨格和莫西将它装入一个热水瓶并搭上了普通航班。钚获取也遇到了一个问题。1970年，“凤凰”工厂发生了严重的泄露，不得不停止生产。刚开始开始工厂预计可以在1年内恢复生产。但直到1972年底，工厂仍没有恢复生产（可能还需要一年或更多时间）。Purnima建成后，用于制造弹心的钚就没有多少了。因此1973年1月在开始运转8个月后，拉曼纳立刻下令关闭Purnima。这样它的部分燃料就可以用来制造核装置。固体核心装置需要约6公斤的钚（“小玩意”和“胖男孩”各使用了6.2公斤的钚，不过印度设计的当量较小）。Purnima有18公斤钚。因此1974年印度储备的钚仅仅够制造3枚核弹。
　　试验装置的起爆器使用了叠氮化铅火花电雷管。这种引爆器可以满足内爆系统的高速要求。但其精密度比不上曼哈顿计划中阿尔瓦雷兹研发的起爆桥丝雷管。火花电雷管是一种很不安全的起爆器。静态放电或雷击时的功率高峰都会使它们引爆。这些引爆器只在1974年系列试验中使用过，随后就被一种更安全的起爆器取代（可能是EBW）。据成加帕说，这些起爆器有7微秒的误差幅度。这个数值太大，远远超出了误差的范畴（小于1微秒才是合理的）。
　　1974年2月，核设计鉴定的最后一步开始，进行了“挠龙尾巴”试验。试验装置的核心组装好并安装在一个轨道上。为了便于观察，核心周围用两大块固体石蜡来模拟周围的高爆炸药，从而减慢核心释放出来的中子速度。24小时后，试验成功完成。试验结果显示这个设计可以安全组装且临界状态公式也是正确的。当月印度还成功完成了内爆棱镜半球装置的点火试验。拉曼纳在自传中说，1974年，研究团队在试验前进行了一轮决策会议。会议成员只有拉曼纳、塞斯纳、乔德哈瑞、哈科萨和德哈。第一次会议可能在1月份召开。此时试验显示这个装置快要研制成功。最后一次会议在5月18号试验前几个星期召开。德哈和哈科萨都反对进行分级试验。拉曼纳、塞斯纳和乔德哈瑞三位PNE计划负责人则强烈支持。这当然也是甘地的决定。她命令试验继续。
　　试验轴的安装任务是驻焦特布尔的61工兵团完成的。1973年5月，拉曼纳就开始和这个团团长萨布赫沃接洽商议轴安装事宜，但却遭到了拒绝。直到6月，甘地总理直接向贝沃将军下令开工。61工兵团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工作进展很不顺利。轴建设计划的代号是“干旱行动”。当时，工程人员和战士被告知行动目的是为博兰克试验区域挖一口井。1974年1月，行动遇到了障碍。挖掘过程遇到了含水层。这个看似意外的结果证明了事先的勘测准备工作很不到位（稍微进行试验性的探测就能发现这里有含水层）。随后，部队进行了抽水和阻断水流的尝试，但都以失败告终。不得已，试验团队放弃了这个轴。新的轴建立地点很快被确定——一个废弃的小镇马勒克（很多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打过很多井，但都没有打出水来）。1974年1月，新轴开始安装。5月18号，试验的前几天轴成功安装。两个轴建设的事实可以说明在1974年印度确实进行了两次试验。但是第一次失败了。
　　试验核心（可能被包装成分离的块）是在切达姆巴拉姆和罗伊的监管下从特朗贝运往博克兰的。他们在一个陆军护卫队的帮助下历时3天才将钚核心护送到900公里以远的目的地。钚核心装在一个特殊的容器里。爆炸棱镜和其它内爆系统的组件以及用于记录爆炸过程的高速相机也用卡车从TBRL运到试验点。
　　试验轴40米附近搭建了一个小棚。整个试验装置就在那里面组装。5月13号，索尼、卡库德卡、艾杨格、文凯特山和巴拉克瑞什那组成的组装小组开始了组装。组装过程中，核心要安装一个用于吸收衰变热铜制的底盘。不过由于沙漠地区的高温，第一次安装过程并没成功。第二天，小组早早开始了工作并取得了成功。随后就要安装爆炸棱镜。12个爆炸棱镜每个重100公斤，需要4个人才能抬起。当两个棱镜组组装好了（每个有六个棱镜），起重机就要把安装在上面的棱镜组调到正确的位置。在进行这个工作时出现了一个小小意外，一个棱镜从上面的底座滑落到地上摔碎了（此时只剩下一个备用的棱镜了）。整个安装过程直到黄昏后才结束。整个试验装置是一个黄色的六棱体，直径约1.25 米，重约1400 公斤。它安装在了一个六边形的金属架内并用火车运往试验轴处。5月15号清晨，试验装置被放下轴内，搁置在L形轴底部的一个侧穴内。工作人员担心从轴侧面渗出的露珠可能会影响启动电路。巴拉克瑞什那主动要求下去进行了查看。最后，这个轴用沙子和水泥进行了密封。5月18号，试验团队撤至5公里以远的一个观察掩体内。这个PNE计划所有高级领导以及对计划有过贡献的人好像都到了试验现场。除了组装团队成员，参加试验的人还有拉曼纳、塞斯纳、乔德哈瑞、切达姆巴拉姆、塞卡、斯瑞尼瓦山和达斯提达，可能还有帮助运送核组件的莫西和罗伊以及贝沃将军和萨布赫沃团长。
　　试验计划在上午8点正式开始。一个小的插曲让试验推迟了五分钟。TBRL一位工程师塞萨在检查高速相机时吉普车发生了故障。为了让试验按时开始，无奈他只能徒步返回指挥部。不过部队对吉普车的修理还是让试验推迟了。最后在8：05，达斯提达按下了点火按钮。除了博兰克现场的PNE研究团队成员外，只有总理甘地、她的亲密顾问哈科萨以及德哈事先知道这次试验。至于国防部长贾戈吉万.拉姆接到通知的时间有不同说法。据珀科维奇称，拉姆在5月8号就知道了这次试验计划，但是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成加帕则表示，拉姆是在事后才知道这个试验的。珀科维奇还说，外事部长西瓦兰.辛格是在试验前48小时才接到通知的。向总理通报试验成功的过程遇到了一些麻烦。塞斯纳试图通过掩体内的一部野战电话与德哈取得联系。但当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后，线路又突然出现了问题，因此没能及时地通报结果。萨布赫沃又用汽车将塞斯纳送到博兰克城里。可是此时塞斯纳又忘记了德哈的电话号码。萨布赫沃最后通过一个话务员接通了电话（这个过程遇到了很大的阻碍）。不过此时德哈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贝沃十分钟之前也是在博兰克通过电话告知了德哈。
　　据报道，这个钚爆炸装置引爆形成的弹坑直径47米，深10米。最近一张高分辨率商用卫星图像显示弹坑直径有60米。不过这个数据与已知的弹坑现象学相矛盾，暗示弹坑被人为变动了。试验具体地点位于马卡西南1.5公里处，博兰克西北24.8公里处（通常博兰克就被认做试验点）。整个弹坑形状是不对称的心形。这可能是由于试验地是个坡地造成的。弹坑周边以及往外约20米的黑色区域可能是地面裂缝，这让弹坑的确切边缘很难分辨出来。
试验瞬间形成隆起的土堆
“笑佛”试验弹坑
甘地视察试验地
　　试验是以“笑佛”的名称公布于众的。显然名字是德哈起的，但是取这个名字的原因不得而知。事实上，试验之前并没有命名（24年后的试验系列也是这样的模式）。试验这一天正巧是在佛诞节这一天。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将名称和佛联系在一起。成加帕的说法是塞斯纳用“佛笑了”这样的密码将消息传送给德哈，这可能是虚构的。哈科萨在去世之前接受的一次访问中否定了这一说法。塞斯纳和德哈也都否认曾使用过这样的密码。德哈称名字不是他起的。拉曼纳表示，塞斯纳曾告诉他使用了这个名字并称这是德哈的意思。塞斯纳认为是德哈在试验后取的这个名字。
　　试验当量也存在争议。各种新闻报道说法不一，大到20千吨，小到2千吨。不过早期印度的官方正式数据是12千吨（Shakti行动之后将当量定为13千吨）。外部的地震数据结合弹坑特点分析显示实际当量低于印度官方的说法。塞斯纳和艾杨格近年也都承认当年官方的数据有夸大。他在不同场合称当量是8-10 千吨，设计当量是10千吨，实际当量和预报一样当量是8千吨。经过硬岩石的开口细致分析，试验当量被精确定格在8 千吨左右。
　　试验后，研发这个装置的科研人员成了印度的民族英雄。1975年，塞斯纳、拉曼纳和乔德哈瑞获得了印度第二高的地方奖项——公民成就奖章。艾杨格、切达姆巴拉姆、文凯特山、达斯提达和塞萨奇获得了第三高奖项——帕德马施利奖。1971年的战争后，甘地的支持率曾一度下降。这次试验立刻让她的支持率得到了回升。
　　年长期“停滞”
　　1974年试验后，印度公开的核武器计划脚步“停止”了。PNE研发背后的动力来自BARC科研人员们自己，而不是军方、总理或者任何印度政府其他部门。试验之前，这些科研人员毫无名利之求，只是义无反顾地准备试验。共同的使命给了BABC领导层一个统一的目标，从而消除内部一切矛盾，并证明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印度和作为科学家的他们能够胜任这样一个任务。不过试验后，这种团结却消失了。研发PNE的协同一致也随之瓦解。最初，试验结果让印度人们欢欣鼓舞，就连反对派人民联盟也很振奋。甘地的支持率也节节高升，从低谷上升到平均值以上。但到9月份，甘地的支持率却又下降到过去的低点。1974年底，研究团队解体。
　　国际社会对这次试验的反应是负面的，不过反对形式各种各样。基辛格（在尼克松辞职后的权力真空期行使着领导权）不再对印度摆出一个批评的姿态，而是主动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以此来弥补1971年对印度政策上所犯下的错误。不过另一方面，美国也加大了对日益遭到包围的巴基斯坦的援助，包括重启军事援助。印度这次试验还一下子加大了国际社会对核扩散的担忧。国际社会对印度核计划的支持也随之消失。试验后第4天，加拿大立刻中断了对印度的核援助，终止了Rajasthan II（拉贾斯坦II反应堆）和哥达重水工厂的援建计划。事实上，今天的核不扩散制度就是因这次试验而直接形成的。印度的核试验还让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增加了核计划（开始于1972年）的经费。但是随后他就发现印度试验使核技术援助受到严格控制，计划进展严重受挫。
　　这次试验对印度民用核能计划的打击无疑也是巨大的。由于国内缺少资源，整个计划举步维艰，几乎全部需要依赖国外的技术援助。经过很多年努力，民用核能计划好不容易获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事前印度并没有去分析国际社会对PNE可能的反应，也没有为核计划如果遭到禁运做任何准备。由于反应堆设计都是依靠援助，因此重水工厂的重水和建设技术援助的突然中断对印度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更糟糕的是，造成这些麻烦的人在获得了荣誉，而因这些困难而困扰的工程人员却在默默地挣扎。
　　由于试验之前并没有请国际政策专家们对试验效应进行评估，因此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以及因此而带来的技术引进和援助障碍让印度有些不知所措。试验成功的光芒在其它方面也被销弱——试验和平用途的科学价值很快消失，甚至开始变成非和平目的；整个试验仅仅变成了一次这个装置能实际工作的简单展示，仅此而已。试验的人气也很快消弱。甘地开始意识到自己背离尼赫鲁政策的决定是不会有结果的。她这个计划慢慢失去了兴趣。12月22号，甘地草草地结束了对博兰克的视察。虽然表示印度并不需要核武器，不过甘地还是批准了一个聚变推进式裂变设计计划。BARC展开了聚变推进、增加内爆物压强的凹坑设计以及中子点火器改良方面的研发。
　　方式方法的争议再加上多年来在各个方面分歧积累下来的相互憎恨以及随后荣誉带来的压力和诱惑让塞斯纳和拉曼纳之间开始出现不和。12月甘地对博兰克的视察是事情的转折点。那以后塞斯纳和拉曼纳甚至连话都不说了。印度核计划出现了领导真空期，甚至没有了基本的管理。不和的气氛在整个机构蔓延。那些与拉曼纳亲近的人觉得遭到了迫害。1975年初，斯瑞尼瓦山开始领导一个团队进行聚变推进设计，但进展十分缓慢。1975年6月，甘地被控违背了选举法。6月25号，她立刻宣布了戒严令。这是印度独立后唯一一次暂缓民主的事件。26个政治组织被取缔，超过100,000名印度公民被逮捕。在她接下来两年的独裁统治中，印度核计划开始衰退。1977年初，甘地选举失败。1977年3月，莫拉吉.德塞当选总理，在此之前他是一名核计划的反对者。塞斯纳和拉曼纳之间的矛盾也继续恶化。整个BARC陷入瘫痪。1978年6月，为了缓和矛盾，德塞解除了拉曼纳的负责人职务。做为补偿，拉曼纳被任命为国防研究大臣和国防部的科学顾问，随后又兼任DRDO的负责人（这些职务让拉曼纳的影响力大增）。不过拉曼纳的调离并没有让BARC的气氛缓解。塞斯纳继续迁怒于拉曼纳的亲信，从而让整个计划士气严重受挫。更糟糕的是，拉曼纳的支持者成功地阻止了塞斯纳取代拉曼纳，这就让BARC没有了负责人。
　　尽管德塞的不支持再加上BARC的内部混乱，印度核武器计划在德塞时代也并非完全停滞。德塞上任后不久就口头授权继续改进1974年的设计，让设计更加紧凑以便投送工具携带。1977年，印度开始在特罗贝建立一个新的更大的100 MW钚生产堆——R-5（通常称北极星，还有记录称北极星早在1973年就开始建设，可能是指计划的先期准备阶段）。重水的获取也取得了成功，严重短缺的局面出现了转机。1976年和1977年，印度从苏联获取了200吨的重水（不过印度被迫接受的监督条件）。1977年底，巴罗达重水工厂投入使用（但是在12月份，它发生了一次爆炸并被迫关闭）。
　　1977年和1978年，巴基斯坦发生骚动。军方发动了政变并夺取了政权。从此军队控制了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今天（从有核武器那天开始其控制权就一直在军方手中）。事情很快变得清楚起来，和很多其它国家夭折的核计划不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计划十分庞大、资金充足、组织严密并很可能已经取得了成功。不过在这样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就连巴基斯坦核计划的蠢蠢欲动好像也没有对印度核计划产生什么促动。直到1979年一些事情的发生才终于让印度对巴基斯坦这个近邻加强了些戒备。3月份，美国情报称，巴基斯坦的卡夫他铀浓缩工厂交付使用。4月4号，前总理贝布托被绞死。齐亚.哈克政权的强硬政策进一步被强化。12月25号苏联入侵阿富汗。这种形势就让巴基斯坦成为了美国在这个地区一个制衡苏联的筹码。巴基斯坦也就因此能从美国大量获取武器以及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持。美国也就不太可能对巴基斯坦和其核计划进行任何的制裁。当更反苏的里根政府到来时，制裁的可能性也就完全消失了。这种情况下印度感到自己这个“近敌”有了强大的靠山，有了和自己抗衡的筹码，自己在这个区域的战略优势需要得到巩固。
　　此时国内的形势也似乎让核计划有了“复燃”的希望。国内的分歧让德塞政府没有持续多久。1979年上半年这个联合政府垮台。查兰.辛格取代了德塞成为人民党政府总理。随后，甘地又在选举中重新获得下议院65%的席位，接着又重新掌握了政权，并重新燃起了对核计划的兴趣。这样身处新德里的拉曼纳就有更多的机会来影响这位总理。1981年1月，甘地重新任命拉曼纳为BARC负责人，并保留他的其它职务。上任后，拉曼纳立刻建议甘地对计划6年中断时间里研制的两个设计进行构建和试验，一个是聚变推进装置，一个是压缩纯裂变装置。其中纯裂变装置的重量从1400公斤减至了170-200公斤，其它一些地方也进行了改进。2月，甘地还批准在博兰克安装两个新的试验轴。1982年5月，建设完成。不过这个两个试验轴安装完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直到1998年博兰克- II （Shakti行动）系列试验才有了用武之地。试验中两个试验轴的代号分别是“白宫”和“泰姬陵”。试验轴的建设很快就被美国卫星侦测到了。4月份，艾伦.格兰斯顿将这次行动公布于众（他还揭露巴基斯坦也正在俾路支斯坦建设一个试验轴）。1981年8月，孟买记者乔吉.阿加瓦尔报道，从1980年底 BARC就开始加速核弹部件的制造工作，包括准备了12公斤钚。他还披露，从CIRUS反应堆获得的钚正在塔拉普尔处理车间进行分离（该车间1977年开始运转）。他特别指出，1981年3月和4月印度已从塔拉普尔转移出了钚进行武器制造。
　　据成加帕说，1982年5月，印度开始决策是否要进行新一轮核试验。第一个站出来的人是印度武装部队总司令克里什纳.拉奥。他极力主张发展核武器。而另一方面，甘地政府和里根政府正在努力改善两国关系。此时，甘地深知印度对国际反响的弱点。甘地还在核决策的过程中引入了另一种新的元素。在此之前，甘地还一直都兼任国防部长。随后她将这个职务交给了一位经验丰富、德高望重且很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官员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不幸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万事俱备。虽然后来核决策制定基础比“笑佛”以及随后的试验更趋于广泛，但至少到1998 年的Shakti试验印度核计划一直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决策机构，决策过程也较为随意。
　　甘地与拉曼纳、文卡塔拉曼、她的新科学顾问阿兰纳卡拉姆、第一秘书首席顾问亚历山大以及内阁秘书拉奥.萨西布进行了一次会晤，讨论是否进行核试验。成加帕和帕克维奇对这次会议的描述有不同。成加帕认为这次会议是1982年5月份召开的，会议上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不过甘地还是在会后批准了试验。帕克维奇则称会议是在1982年底召开的，甚至可能是在1983年早召开的。甘地是在会议中就批准了试验。不过两人都认同在做出决定后几个小时，甘地就变卦了。加吉尔重审委员会的报告称：“文卡塔拉曼以及随后科学顾问阿兰纳卡拉姆都称1983年甘地同意了核试验，但在美国的压力下又放弃了。” 成加帕给出了一个有趣且有些可疑的记述。在甘地计划访问美国之前，印度外交部长马哈拉贾.克力须那.拉斯国切先行了一步。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塔拉普尔反应堆核燃料供应问题。最后双方达成一致，由法国提供燃料。成加帕称，后来拉斯国切还和美国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戈伯格进行了会晤。有趣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伊戈伯格向拉斯国切展示了博兰克的卫星图像，并要求他对这个试验轴的建设进行解释。拉斯国切对此确一无所知，被这突如其来甚至是莫名其妙的图像弄懵了。拉斯国切带着满肚子的火回到了印度。他向甘地进行了汇报并警告试验将会带来严重后果。不过就在汇报前几个小时，甘地刚刚才批准了核试验。几分钟后，她撤销了试验决定。成加帕补充，甘地在随后与拉奥将军以及其他人的谈话中指出撤销试验的真正原因是担心试验会对印度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不过成加帕的记述也存在疑点。博兰克试验地准备工作在1982年5月之前几乎就不是什么秘密了。印度和国际媒体对此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讨论。虽然拉斯国切可能极力劝谏过甘地不要试验，不过对国际社会报复的担心可能也是终止试验的真正原因，但是成加帕的拉斯国切对美国揭露感到惊讶的说法还是很难站住脚。不过拉斯国切似乎是甘地排解美国压力的一个管道。在遭到国际制裁的威胁后，甘地再也没有重新讨论核决定。即使在随后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恶化的三年时间，即使军方开始对核计划产生兴趣，她也拒绝批准甚至复议核决定。1983年6月，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了一份给国防部长的长达30页的信。信中表达了发展核武器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军方首次公开表态支持核武器计划。
　　尽管甘地最终没有批准核试验，但是印度并没有停止核基础结构的建设，大力发展了投送力量。新领导层最显著的成果之一就是文卡塔拉曼和阿兰纳卡拉姆在1983年建立的弹道导弹计划。该计划成功地研发了短程Prithvi导弹（大地导弹）以及Agni系列远程导弹（烈火系列导弹）。Agni成为了今天印度核军火库的重要力量。印度导弹技术发展有了重大的突破，研发出了固体燃料SLV-3（人造卫星运载火箭）。SLV-3是1973年开始研发的，1980年7月首次试验成功。印度海德拉巴DRDL实验室还成功地完成了“魔鬼计划”。该计划主要是将苏联的SA-2液体空地导弹引擎进行转向改造。随后，DRDL顺势展开了导弹研发计划。阿卜杜拉.卡拉姆任负责人。卡拉姆是一位很有才华的工程人员，在SLV-3计划中也起到了很大作用。1982年，他在拉曼纳的鼓动下来到了DRDL。1983年，他参与了一个基于同一相关技术家族的5种导弹的研发计划。文卡塔拉曼不仅批准了该计划，还极力鼓动卡拉姆更激进地推进计划，同时对5种导弹进行研发（而不是一次研发一种）。1983年8月，IGMDP（综合导弹研发计划）启动，研制经费为3.7亿美元。该计划会如此激进进行是因为印度正确地预期到国际社会将会对导弹技术引进进行限制（1987年，导弹技术控制协议签订），想在限制之前尽快研制成功。Prithvi和Agni都计划携带核弹头。Prithvi是一种从“魔鬼计划”衍生过来的射程150公里的液体导弹。Agni是一种两级（一级固体燃料，二级液体燃料）远程导弹，从“魔鬼计划”和SLV-3衍生过来。
　　甘地没有批准轻型裂变核弹的试验，但批准了首个武器化计划。这个计划实质就是对核弹进行封装以便部队在战场上使用，并发展配套系统使其能融入到战场操作中。核装置还不能安装到导弹上，甚至不能和引信和安全系统一起安装进炸弹内。1982年底，阿兰纳卡拉姆开始了一个改造计划，对飞机运输、日常维护以及安全等方方面面技术进行改造以便携带核弹。纳加帕蒂南.萨巴斯瓦.温卡特散被调到浦那的武器研发机构（ARDE）负责炸弹弹道壳的研发。他过去曾担任过炸弹高性能炸药内爆系统实验室负责人。阿兰纳卡拉姆还和空军副参谋长长加肯特.高尔中将进行了接触，安排“美洲虎”飞机携带核炸弹的改造和试验计划。不过印度空军并不十分清楚这个计划（并为透露装备“美洲虎”的目的），虽然猜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困难。改造的“美洲虎”在外表上仍保持着常规军事系统的样子。不过首个核武器计划还是流产了。
　　回到BARC后，拉曼纳还推进了计划其它方面的工作。Dhruva（德鲁瓦）建设进展缓慢。1981年，拉曼纳将它的建设放在了首要位置，任命安尼尔.卡康达卡为首席工程师（安尼尔.卡康达卡 1998年系列试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是受到巴基斯坦铀浓缩成功的刺激，上世纪80年代初拉曼纳启动了铀浓缩计划。甘地批准了这一计划。BARC具体负责。整个计划高度保密，位于卡纳塔克邦的迈索。联想到曼哈顿计划中铀浓缩计划使用了“管道合金”的代号，该计划就被命名为 “稀有矿物工厂”。不过外界合法重水的供应中断以及国内铀生产的失败让印度反应堆计划严重受挫，不仅影响到了Dhruva，还影响让大量民用反应堆的运转遇到阻碍。印度通过隐秘手段解决了问题。截至1983年底，印度通过德国一个中介人阿尔佛雷德.汉派尔从几个国家进口了180吨以上的重水（其中中国60吨，挪威15吨，苏联至少4.7吨，不过这些国家并不知道这些核原料是运往印度）。不过后来印度从亨佩尔获得核材料事实暴露了，这可能就导致从中国和挪威进口核原料的渠道中断了。号，Dhruva反应堆进入临界状态。但是没有工作多久就因为各种故障而停止运转。冷却系统中的放射性污染表示有严重的燃料泄露。这样冷却系统就会产生振动，从而引起反应堆心形成共振。强烈的振动会给堆芯组件带来很大的压力，从而导致铝覆层的脱落。最后，这个问题通过给这192个组件每个安装一个弹簧夹解决了（这样就减少了振幅）。1986年12月，Dhruva重新开始运转。开始功率为全功率的1/4，一直到1987年春。号，Dhruva进入全功率，成为印度核武器制造计划的重负荷机器。
　　上世纪80年代初，核武器并没有对印度如经济发展和国内稳定等主要问题解决有任何帮助。这样的事实也让印度开始对核武器试验或部署的兴趣减弱。国内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是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分裂运动。号，英迪尔.甘地被她的锡克族保镖暗杀。在英迪尔.甘地死后不到9个小时，她的长子拉吉夫.甘地接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曾是一名职业飞行员。12月底，下议院542个席位有415个通过他的总理任命。拉吉夫.甘地的政策重心是发展技术和现代科技文化。因此他将精力集中在了问题的技术方面并积极推动技术进步。对于核计划，他十分反感，不支持试验或部署、武器改进以及核军备发展的实验研究。他的核政策基本上就是他母亲第二任期内核政策的延续。和母亲一样，拉吉夫.甘地和BARC负责人之间的关系也很微妙。一方面他支持BARC的研究；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对这些人保有戒心（比他母亲更加不信任BARC的研究人员）。拉吉夫反对核计划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科技政策。他担心核计划会让美国的先进技术大门关闭，进而印度就无法获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另外，拉吉夫似乎对核计划总负责人拉曼纳本人也十分反感。而此时巴基斯坦核能力发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巴基斯坦铀浓缩计划的负责人可汗会定期举行记者招待会并自夸是巴基斯坦的核精英。1984年2月，在这样的一次招待会上，可汗首次宣称巴基斯坦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周期性宣布巴基斯坦的核成果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律性。1984年《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情报部门得知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一个试验过的核试验装置设计。1985年3月，西德一个法院判处一名向巴基斯坦走私了一部六氟化铀制造设备的德国商人有罪。同月，美国确定巴基斯坦在铀浓缩技术上有了很大发展。里根政府要求齐哈总统保证不进行5%以上浓缩铀的生产。1985年7月，ABC报道巴基斯坦已经成功进行了一次“冷”内爆试验（引爆一个完整的惰性铀核心的内爆系统）。种种信息可以得出巴基斯坦能在一年的时间内组织一次真正核试验的结论。然而印度似乎对巴基斯坦核计划发展并不是十分在乎。这可能是因为即使在明显证据面前印度仍对巴基斯坦所取得的成果不屑一顾。
　　不过拉吉夫.甘地任期内，印度建立起了制造精干轻型裂变武器的基础设施。1984年，印度从西德进口了100公斤高纯度的铍。这些铍足够用来制造12枚或更多核弹所需的中子反射器。如今印度在孟买已经有了自己的铍生产工厂，矿物从喀喀拉邦获取。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印度还获得了一台真空热压机。这台机器可以用来生产高质量的铍锻件。BARC同时展开了热核武器研发和推进式裂变武器制造的基础研究工作。DAE宣布将制造一个惰性密闭设施来进行热核武器内部物理条件的模拟。另外，BARC还开始通过辐射锂来制造用于裂变武器的中子点火器和助推燃料的氚并展开了为制造聚变武器燃料氚的锂同位素浓缩技术研发。拉吉夫.甘地整个任期内，BARC和DRDO一直在发展和改进实验室的核设计及相关技术以及试验场地（这些设计和技术从60年代早期以来就没过什么变化）。核研究机构的惯例是：在进行正式生产开始之前，他们不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特殊指示，而是按照自己感觉的权限来进行武器研发。这样也就充分发挥了核科研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1985年11月，印度成立了一个非正式但很权威的研究团队。拉吉夫.甘地对这个团队进行了国防计划质询，从而开启了印度核政策和执行方法的制定工作。该团队成员有三位陆海空高级将领（海军参谋长泰哈连尼、陆军副参谋长桑达吉和空军代理参谋长约翰.格林）、BARC负责人拉曼纳、DRDO卡拉姆、AEC的切达姆巴拉姆以及印度最著名的战略分析专家萨布拉哈曼亚姆。研究团队讨论结果是：建立一个最小化的核吓阻力量，严格遵守不首先使用的原则。整个核军力包括70到100枚核弹。十年内，国防开支增加9%约合56亿美元。讨论报告中没有涉及具体的实施步骤，但似乎是要让拉吉夫.甘地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继第一个武器化计划失败后，印度又开始了新一轮武器化计划。这次空军进行了全程参与，显示出从计划开始到研制出一个可行性武器整个过程空军意见的重要性。1986 年甘地指示阿兰纳卡拉姆研发一个合适的有很好控制和安全手段的飞机投送系统来取代两年前研发的一个过渡系统。阿兰纳卡拉姆征召萨山那姆为计划的技术顾问。昌迪加终端弹道研究实验室（TBRL）（巴拉克瑞什那是负责人）负责研发改进的炸弹系统“新型破甲弹药和射弹”或NABAP。ARDE负责人文凯特山分配到的任务是为武器研发一个高级空气动力学容器以及连接支架和释放系统。另外他要制造出一些原件。代理参谋长萨伊德.库玛.梅拉负责研究团队中的空军组。炸弹设计和融合计划很快就暴露出了问题。DRDO和ARDE研发的炸弹对于“美洲虎”来说太重，离地距离也太近（只有两英尺）。1986年底，空军拒绝了使用“美洲虎”，而试图改用最新引进的“幻影2000”。不过，整合问题仍然存在。直到1994年5月，可部署投送系统的验证工作才完成。《哈米吉多顿因素》的作者马哈拉称，1986年到1988年，印度研制出了一个基本的投递系统。这大概指的就是“幻影2000”。该计划让印度真正拥有了核武器能力。上世纪80年代末，印度空军（现在也装备了可以携带核弹的Mig-27）开始了投送核弹需要的上仰投弹常规训练。
　　1985年底到1987年初这段时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关系出现了几次大的起伏。巴基斯坦核能力的迅猛发展让两国之间形成了暂时妥协的局面。1985年12月，齐亚和甘地在新德里会晤。双方同意签署一份协议——两国都不得对方的核设施进行攻击（这个形式对印度不利，因为它的反应堆靠近城市地区）。号，协议正式签订。1993年，双方交换了各自核设施的数据，协议才真正执行。1986年，印度展开了一次雄心勃勃但组织很差的军事演习——黄铜针演习（这次演习是印度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演习）。这次演习又让印巴关系陷入危机。在危机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两国突然建立起了热线，及时进行了沟通调解，制止了危机的进一步发展，达成了暂停危机的系统计划。危机虽然过去，但是核威胁以及黄铜针演习事件的阴影仍挥之不去。不幸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印度的警醒，并没有意识到没有敌意的行动同样也会导致危机。和1999年又发生了类似的危机。
　　1974年核试验遭到制裁后，印度的民用核能计划在整个80年代发展也严重滞后。现在可能支持计划的唯一方法就是寻求国外援助，从国外（如俄罗斯）引进反应堆。印度可以在IAEA的监管下对这些反应堆进行操作。不过武器研发机构依然执迷不悟，认为核技术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坚决反对引进国外反应堆。反对者的意见让拉吉夫.甘地很不高兴。拉曼纳AEC主任任期后，政府内展开了一次大的辩论。拉曼纳和他的同盟坚持让艾扬格接任这个职务。艾扬格威胁如果得不到重视将离开BARC。和拉曼纳一样，艾扬格是一位物理学家，在1974年的试验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拉吉夫.甘地则更倾向于选用核能计划负责人斯瑞尼瓦山。斯瑞尼瓦山更倾向于将核能计划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最后各方达成妥协由斯瑞尼瓦山接任这一职务。不过艾扬格被许诺将成为斯瑞尼瓦山的接班人。
　　自从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后，印度就将中国视为威胁。不过这种威胁感逐渐减弱了，而对巴基斯坦的威胁感开始逐渐加大。和中国的边境冲突发生在黄铜针危机结束之后。不过这次是印度占得了优势。1986年底，印度对宪法进行了补充，将东北边境的阿鲁纳恰尔正式纳入印度成为一个邦。中国对印度的划分提出了抗议。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两国在这一区域大规模屯兵数月。截至1987年5月，双方的兵力都达到了20万。与此同时，桑达吉将军在中国喜马拉雅区域东北边界组织了棋盘演习。似乎从刚刚结束的黄铜针演习中汲取了教训，桑达吉极力打消中国的担忧，称演习绝对不会进入到双方争议地区。印度军队斗志高昂组织有序的行动似乎给中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愿意在部署稳定下来后进行双边边境谈判。中国这一这和平调解的反应与黄铜针危机中可汗极富挑逗性的言论形成的巨大反差。这也就让印度担忧的重点从中国转向了巴基斯坦。
　　1988年，两次巨大的变动改变了印度的战略环境。第一个就是苏联在1988年1月决定从阿富汗撤军（这次撤军否定了美国支持军事政权的地缘政治理由）。美国还表示要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施压。第二个变化是在号，巴基斯坦核军事化的构建人齐亚总统和其他30人在一次疑似暗杀事件的飞机事故中丧生。齐亚死后3个月，巴基斯坦军方做出让步，允许巴基斯坦恢复民主。1988年11月，前总理阿里.布托（他被齐亚推翻并被处死）的女儿贝纳齐尔.布托成为总理。不过核武器系统仍保留在军方手中。军方形成了一个不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权力中心。事实上，贝纳齐尔.布托并不知道巴基斯坦核计划的现状。当巴基斯坦制造出第一枚裂变弹心时，她才从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那得知这个计划。不过巴基斯坦的这两个变动还是让印度方面暂时感到了一些“安全”。核计划的脚步也似乎因此有些放缓。
　　年迅猛发展
　　1989年是南亚地区战略形势的一个转折年。为了对抗印度的核计划，巴基斯坦在这一年开始储备完整可即时组装的核武器。整个80年代，考虑到巴基斯坦重要的战略地位，美国一直都不愿意对其核计划施压。为了避免对巴基斯坦的制裁，共和党甚至通过了普雷勒斯修正案。该修正案称，只要政府能够证明巴基斯坦没有获取核武器，那么就不能对其实施任何制裁。为了尽量避免触及普雷勒斯修正案，该修正法设置了许多“红线”，如武器级铀生产、将武器级铀转化成金属以及弹心制造。不过当巴基斯坦一次又一次触碰这些红线时，本意是避免制裁的普雷勒斯修正案必然就变成了导致制裁的法案。1989年最后一次确认过程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贝布托被迫批准一个她过去根本没有推进也没有控制过的计划。事实上，贝布托是通过1989年1月和6月美国官方给她的简报才看到这个核计划相关情况的。巴基斯坦不断成熟的核计划让印度感到了威胁。最终，甘地在号做出核武器生产决定。生产计划由国防部长纳热西.钱德拉秘密负责实施。计划实施的每一步都要经过甘地的直接授权。TBRL和ARDE负责核武器组装。据萨布拉哈曼亚姆称，截至1990年，印度已经储备了至少24枚没有组装的核弹。
　　印度导弹计划也同步展开。号，有效载荷1000公斤射程150公里的Prithvi战术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1989年4月，印度预算5.8亿卢比生产Prithvi。号，Agni中程弹道导弹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导弹携带1000公斤的有效载荷飞行了800公里。印度形容Agni是眼下一个“技术示范型”。它精确地完成了一切指标。不过当时印度没有计划将Agni作为核投送工具进行部署。
　　1989年11月，印度政府发生了变动。辛格和辛格所在BJP（人民党）领导的一个联合政党取代了甘地和他的国大党。联合政府主要政党是BJP。BJP1980年4月成立，随后不断壮大。它是从人民同盟发展过来的。人民同盟宣扬印度民族主义并支持公开发展核武器。1984年，BJP首次参加印度下议院选举只获得了2个席位。瓦杰帕伊是BJP的负责人。他是人民同盟的一颗政治新星，在1978-79年的人民党政府中担任过外长。BJP煽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宗派激进主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BJP的联盟印度民族主义团体制造了一个满城风雨的事件，称阿尤德亚一个废弃的16世纪的清真寺是神化国王拉姆的诞生地（这里还曾建立过一个罗姆寺）。拉姆寺运动激起的宗派交战形势将BJP推上了印度政府内的主要位置。不过BJP虽然占据了辛格政府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但是它并没有获得任何部门的职位，也就没有什么机会来推动自己的核立场。
　　1990年春天，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又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爆发新一轮危机。这次危机的种子是1987年4月种下的。当时甘地的国大党计划在克什米尔国会的协助下去赢得选举。整个选举过程充满了威胁、骚扰和贿赂。国大党和克什米尔国会联盟虽然只以稍低于50%的选票胜出，但还是获得了80%的议会席位。接下来几年，这个区域暴乱连连。当地政府进行了残酷的镇压。1989年11月，甘地败选后，一次武装起义开始升级。1990年1月，新政府派出150,000的部队实施了军事管制。此时就连政府的克什米尔国会联盟也投奔了反对派。巴基斯坦还为克什米尔起义军建立了训练基地。现在巴基斯坦对起义军的支持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巴基斯坦政府也开始对这种局势表示出了强烈的抗议。3月和4月，印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贝布托视察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并立下“千年之战”的誓言。4月10号，印度总理辛格回应：“印度已经在心理上做好了与巴基斯坦交战的准备。”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的地方政府似乎都没有能力从这样的对峙局面中全身而退出来。巴基斯坦方面，局势实际上是掌握在军方手中。克什米尔的训练营是由巴基斯坦秘密情报机构负责。阿斯拉姆.贝格将军和他的亲密同盟吴拉姆.伊沙克.可汗总统没有给贝布托太多的机动空间。甘地利用这次危机刺激辛格，称自己知道“准备了什么，能力是什么”，含沙射影地指出核武器已经制造出来了，但是仍不能使用。
　　1990年春末，美国获取的情报显示巴基斯坦核兵工的管理机构——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已经组装出了至少一枚核武器。同时美国还发现了其他可疑行动的证据，如有运输队伍从可疑核弹存储地出来，F-16打开了跑道警报（表示它们已经携带了武器）。种种迹象表明巴基斯坦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这就促使美国派遣国家安全代理顾问罗伯特.盖茨带领的一个高级访问团去与两国进行斡旋。5月20号，该团队与贝格和可汗进行了会晤（总理贝布托此时不在国内）。5月21号，又与印度的首席秘书德斯木克哈进行了会晤。美国团队发现两国都很关注是否会爆发战争，但并不担心会爆发核战争。他们向巴基斯坦透露美国已经掌握了巴基斯坦的核计划。这让可汗感到很吃惊，也成了双方讨论的主题。而另一方面，印度却对巴基斯坦的准备全然不知。不过美国并没有告诉印度。最后，美国提出了一套信任建立措施来在6个星期内解除危机。6月份，危机慢慢解除。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南亚事务专家彼得.加布瑞斯与贝布托进行了会晤，向她简要说明了巴基斯坦在这次危机中的核行动。贝布托十分吃惊，对这些情况全然不知。此时，美国已经确认巴基斯坦已经将125公斤武器级浓缩铀制成金属块并制作了7个弹心。7月的会晤，美国大使罗伯特.奥克莉通知贝布托美国再不能在普雷勒斯修正案下对巴基斯坦的行为进行担保了。这种情况就迫使贝布托不得不向自己的政府讨要核计划的简报。8月，贝布托与可汗进行了三次接洽，要求他召集核研究团队，但每次都遭到了拒绝。号，可汗总统宣布贝布托辞职。事后贝布托称这是一次因自己为获取核说明而引发的“核政变”。虽然很多人认为1990年这次危机是南亚事务中首个核吓阻的例子。乔治.珀科维奇却坚称，核武器在两国危机产生和解除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很有限或零作用。巴基斯坦核准备的唯一作用就是让美国介入。美国的介入也确实对危机的解除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次事件确定了一个事实——即使在假设的民主统治时期巴基斯坦军方也独立控制着国家的核力量。1990年10月，老布什通知国会他再也不能确定巴基斯坦没有核武器，进而也就不能确定它是否触犯了普雷勒斯修正案。
　　巴基斯坦有核武器对于印度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多数印度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迟到很久的证实。不过美国立场的正式转变还是让支持公开核印度的人们找到了制衡点。巴基斯坦要生产核弹的决定以及印度自己过去也做过同样的决定促使辛格在1990年9月组建了一个秘密研究团队，来研究如何建立起一个国家指挥机构和一套指挥机制以在遭遇突然“斩首行动”（核袭击杀死了所有政府高层领导成员）后还能对国家核力量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领导。这个团队包括国防部的科学顾问阿兰纳卡拉姆（他提议并组织了这个团队）、AEC的切达姆巴拉姆、甘地的顾问退休将军桑达吉、萨布拉哈曼亚姆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团队在11月7号辛格政府垮台之前并没有做出报告。1991年，纳拉辛哈.拉奥成为总理后报告才出炉。报告虽然阐述了核南亚将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核政策——印度如何对这种新能力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方针和战略。
　　1990年底到1991年中，印度政坛出现了动荡。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煽动激起了穆斯林和印度教之间的敌对气氛，动摇了许多政治联盟和协议。号，甘地在参加泰米尔纳德邦的活动时遭到炸弹袭击（一名自杀式爆炸分子在自己身上捆上炸弹靠近了甘地并引爆，这次袭击还造成其他十几个人死亡）。事后不久，拉奥就被选为甘地的继承人。选举推迟在6月份举行。国大党获得了226个席位。BJP获得了199个席位。这次选举有对于BJP有很重要的意义。它的席位数加倍了，获得20%的选票（1989年才获得11%）。不过令所有人惊讶的是，在这种局面下拉奥还是顺利地完成了5年的总理任期。
　　BJP发展核武器愿求对其政治利益是有好处的。不过印度事实上已经开始了核武器计划。早在1986年印度就开始核军工的建设。那时候印度首次开始了核弹头和投送工具的结合研究。不过直到1994年5月印度才真正生产出了第一套可操作的核武器和投送系统。印度临时采用了一个和以色列一样的“核不透明”政策——通过先进的核能力来获取吓阻效应；获取一个秘密但真正的且在必要时候可以使用的核力量；拒绝公开承认已经完全武器化了以避免政治和经济上的消耗。
　　拉奥很重视经济发展，且在苏联解体后不断拉近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还实施了引人注目的自由经济计划。不过，他反对公开宣布可能导致极限制裁的核能力。美国方面接纳了拉奥的政策，减轻了对印度的压力，加大了合作和协调的力度。同时与巴基斯坦的关系疏远让这一努力变得更加容易。显然限制印度核和导弹计划的努力效果甚微。无论怎样，印度现在已经具备了核武器使用的能力。印度也不可能自动放弃核武器。1992年5月，美国和印度的首次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也可以看出美国立场的变化。5月29号在这次演习中，印度进行了第二次Agni试验（试验失败）。不过这次试验之前，印度向美国通报了这次试验。美国仅仅对此进行了比较温柔批评。Prithvi计划在不断发展。号，Prithvi系统进行了第九次飞行试验。这次飞行试验是250 km增程型号的第二次试验，也是这一型号第一次全设备飞行试验。为了避免受到技术进口的限制，拉奥放慢了计划的进程。
　　号，促成BJP进入国家权力中心的印度教军事行动失控了。VHP煽动的一群印度教暴徒以及其他的一些BJP同盟发起了一次针对阿尤德亚巴布里清真寺的袭击，将清真寺彻底破坏。暴乱共造成全国3000人死亡。
　　号，印度AEC 负责人艾杨格任期结束。他的BARC同事核武器专家切达姆巴拉姆接任。切达姆巴拉姆参与了1974年的核试验，但在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现在作为印度核机构的负责人，他将任务都建立在上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所有热核武器的准备工作之上，推进氢弹的发展和试验。切达姆巴拉姆和DRDO的卡拉姆（战略系统发展中心的主要负责人）成为了战略系统发展的权力中心。他们组建起了一支快速发展核力量并让印度成为公认核国家的团队。
　　克里顿政府的头两年，美国与南亚的关系在解除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僵局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使印巴双方在核军备竞争减缓上达成了一些一致。不过阻止双方核部署的计划显然是失败的。于是美国将重点转移到了某些形式上的军控，如终止核原料的生产和承诺放弃核试验。10月，贝布托的当选似乎再次通过民主政府的重建给核裁军注入了一剂强心剂。不幸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被证明就是一个零和游戏——一方获取的就是另一方认为失去的；一方想要得到的超出了另一方准备（政治上所能）给予的。贝布托当选后，美国开始和巴基斯坦靠近。这让印度难以接受，也绝不会妥协。贝布托在国内势力还太弱以至于不能进行这样的限制和监察。由于巴基斯坦自己感觉不如印度，因此这种限制和监察十分必要。因此最后外交手段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号，Agni在巴拉索尔导弹试验区进行了第三次飞行试验。这次试验成功地达到了1200公里的射程，标志着Agni第一阶段研发计划完成。随即计划进入休眠状态。此时，Agni II开始研发。这种导弹是将液体燃料的第二级替换称固体燃料，从而成为一种全固体燃料导弹。印度成为一个真正的核武器国家。虽然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印度早几年前就有核武器了。印度成功地进行了验收试验，完成了核武器投送的战斗准备系统的开发。ARDE研发的炸弹容器以及TBRL研发的内爆系统与改装的“幻影2000”十分匹配，并在巴拉索尔成功完成了投掷试验。除了没有携带铀心，炸弹其它部分都已组装上去。试验在海面上引爆。如果是出于国家危机而列装这个系统，那么它就早应该服役以填补终断差距。可是这个早就成熟可靠安全的系统在5月份才服役。印度现在已经有至少24枚可用的核弹。
　　1995年和1996年是南亚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也是世界核扩散的一个分水岭。1995年NPT进行了修订和扩充。从1968年制定以来，NPT每年都要进行扩充修订。截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它的成员国几乎涵盖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到2000年世界上只有4个国家没有加入，其中就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由于不同意“合法”核武器国家只有5个的限定，印度原则上认可但是拒绝签署NPT。最初NPT很好地约束了各“核”国进行核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