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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和蛮族串起来的世界历史(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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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历史就必须先说地理，因为这是历史不可改变的预设条件。现在闭上眼睛，回想一下世界地图的样式，然后拿张白纸拿支笔，自己画一下世界地图，看看自己能不能把世界地图的基本特征画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不能，那说明你还不适合谈历史，不如翻翻三国演义、荷马史诗或是和七侠五义都好，反正再严肃的历史书配不上正确的地理概念也是扯谈。赶快找张世界地图看看！地球仪更好，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个球么。一个球面铺在平面上，怎么铺也铺不平，硬要铺平肯定要让图案变形。
从地球仪上看，这个世界70%的面积都是水，30%的陆地在地球上零散地分布着，与其说是大陆，还不如说是岛屿。其中亚欧大陆和非洲大陆连在一起，是最大的岛屿。南北美洲和大洋洲是分布在外围的两个群岛，比欧亚非大陆要小得多。南极洲根本不能住人，不在讨论之列。从整个地球来看，陆地的中心在西欧，完全可能在海上。海洋的中心在大洋洲，倒是可能在澳大利亚的陆地上。
人类来自非洲。在公元前1万年之前，人类或趁着冰期过海，占据了除了南极洲之外的全部“岛屿”。然后冰期结束，原始人被分隔在各个大陆上，独立进化。对于原始人来说，一切进步都来自各部落的偶然创造，然后向整个大陆传播。那时候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所有创意大家共享，大陆上部落越多，进步就越快。欧亚非这块大陆最大，进步也最快，公元前8000年，也就是1万年前就开始了农业和最初的文明。美洲人要晚了了好几千年，澳大利亚的岛民到底也没发展出农业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说，几千年是短短一瞬，半个物种也来不及形成。但文明是指数化发展的，几千年的差距可了不得。到了后面要说到的大航海时代，中美洲的文明还处于城邦混战，怪力乱神的阶段，也就是个苏美尔文明或商朝早期的水平。南美洲稍微好一些，在西班牙人来之前刚刚完成了第一个松散的帝国，水平比牧野之战或许强一些，但技术和组织能力绝对到不了秦汉帝国的水平。西班牙几百人带上火枪就把上千万人的文明区域搅的天翻地覆。文明相遇的时候，除了比武力，比经济比文化，还要比传染病。人口多的一方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各种疾病，在漫长的岁月里死掉更多的病人，让剩下的人口获得对更多疾病的免疫力。亚欧非大陆本来就大，先进入农业时代人也多，在传染病对战中，优势比武器还大。一个照面下来，美洲和大洋洲的人就死得差不多了，剩下的人不足原来的1/5，文明彻底崩溃。从此那里的历史以欧亚非大陆过来的移民为主导。
扯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欧亚非大陆的人主导了现在的世界。其他大陆的文明史只对自己有意义，不是历史的主流。我们要讨论大历史的走势，暂时忽略掉那些支线文明也不要紧。欧亚非大陆还有个明显特征——在非洲北部有个横贯大陆，难以通行的大沙漠，是严重的交通障碍。相对大沙漠而言，北面潮汐微弱。风力较小，海流简单的地中海倒不是天堑，而是一条大道。结果就是大沙漠南部的人和其他的主流世界相对隔绝，相对落后，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历史的被动因素。大沙漠北面，地中海沿岸的人被结合进亚欧大陆社会，和欧洲非洲的文明完全一体。这么简化下来，历史的主要问题就被简化到亚欧大陆了，到1500年前后再考虑其他大陆不迟，当然这个广义的亚欧大陆要包上北非地区。问题简化到一个大陆之后，就可以把地球仪暂时拿开，用一张长方形地图来做参照。不过要注意到，由于投影习惯，许多地图对高纬度地区的横向举例放大太多，把前苏联地区的面积放大了50%左右，其实北方地区没有那么大。
说是亚欧大陆，这只是欧洲人自高自大起的名字，欧洲只是亚洲的一个半岛而已，最多算是和印度并列的次大陆。从总体上来看，亚欧大陆东西长，南北短，是一个长边在北的梯形。在梯形南侧和两个斜边上。这个梯形向大海中伸出一系列半岛，或者说大海向亚欧大陆伸出了一系列海湾。其中地中海是最大，最复杂的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前，亚欧大陆上不是处处都适合文明社会。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每个地区都必须解决自己的大部分吃饭问题，结果就是不适合种地的地方就没有发达的文明。亚欧大陆北面沿海由于纬度太高，和封冻的北冰洋相连，既不能种地放羊，在有破冰船之前也不能沿海航行。南面温度合适，主要的问题是湿度。而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水汽来自海洋，越靠海的地方就越湿润，到了大陆中心就干旱一些。因此，大体上说亚欧大陆的温暖湿润地区就分布在亚欧大陆南侧和两个斜边上，寒冷地区分布在北面的长边上，干旱地区分布在湿润地区和冰原之间，连成一片。
这个简单的模型还需要进行一些修正。首先是亚欧大陆处于西风带，总体上气流自西向东，所以西部海洋气流可以深入大陆；西部还有最深入大陆的内海。综合影响之下大陆中部干旱地区并非完全一致，西边比较湿，东边比较干燥，中间逐步过渡。另外阿拉伯半岛从地理上看是撒哈拉沙漠的延续，中间只有窄窄的一条红海，虽然沿海却是干燥地区，只在最南端的也门地区有稳定的农业条件。其次，亚欧大陆通过窄窄的西奈半岛地峡和非洲相连，因此亚欧大陆南端不能连续通航，除非越过地峡或绕行非洲。亚欧大陆南端的沿海航运因此被分成两段。第三，在西奈半岛——小亚细亚附近，海陆交错，黑海、地中海、红海、波斯湾等四个海湾深入陆地，和半岛、地峡交错分布，加上流入各海湾的大河，造就了一个水陆交通枢纽。最后，中国西部有一个青藏高原，导致中国和其他湿润地区之间的陆路交通艰难。
从以上的地理分析来看，亚欧大陆的农业文明就应该分布在这沿海的各个温暖湿润地区，欧洲一块，中东一块、印度一块，东南亚一块、中国一块，基本上都在以哈萨克斯坦为中心的一个大椭圆弧上。圆弧里面包着适合牧业的干旱地区。不过，适合搞农业和牧业不等于一开始就有农民和牧民。在1万年之前，亚欧大陆和其他大陆一样，只有采集兼打猎的小部落。小部落不断迁移，和邻居交换信息，交通枢纽附近的一些部落在这种交流中最占优势，最先学会了定居农业和冶金术，进入文明时代。这就是先后出现的两河文明和埃及文明。有了最早的文明做样板，以定居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就沿着陆路海路往东西方向扩散，最终扩张到整个亚欧大陆的沿海地区。有了农业，牧民也有了存在的基础，他们养牛养羊养马，通过贸易和抢掠从农民那里获得粮食、食盐和手工业品。大部分牧民生活在大陆核心的干旱地区，少部分牧民生活在阿拉伯北非等南方干旱地区。
早期的文明社会在亚欧大陆上是个稀罕物，好像一片野蛮人中的孤岛。到处都有可开垦的土地，但只有城市掩护下的土地才能稳定的为农民提供产出，才有价值。所以文明以农业城邦形式为主，只有被沙漠和大海保护起来的尼罗河流域才有超越城邦的稳定政权。随着文明人越来越多，这样的城邦开始遍布亚欧大陆，互相打仗、争夺霸权，也互相传播技术和文化。到了公元前几百年。文明“孤岛”已经遍布亚欧大陆的湿润地区（太湿润的雨林还没进去），再扩张势必要在互相接触和竞争的情况下发展。于是前所未有的战争和动荡来到整个世界，引得各种新奇的思想开始萌芽。这些新思想要么是老子那种消极方案，希望历史往回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要么是以孔子、韩非、耶稣为代表（当然更大程度上是他们传承者的发挥）的积极方案，希望给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替代每个城邦独立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能在大范围内建立新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轴心时代”。很明显，积极方案赢了，一批稳定的大帝国建立起来，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孔雀帝国、秦汉帝国。中亚的文明底子比较好，因此走在前面，其他地区略晚上几百年。前后几百年的帝国年代又叫“古典帝国时代”。这些帝国不像此前亚历山大帝国或亚述帝国那样只依赖一小片核心地区的军队和资源，而是从广大的地区获得物质支持。同时也尽可能同化自己占领的地区，把文明推广出去。发达文明地区从上千个城邦“孤岛”，变成了一条带子，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只在东南亚的雨林、阿拉伯半岛地区有一定的间断。
连续的文明地区给人类带来了新问题。首先就是疾病，原来文明是分散的孤岛，因此传染病很难大规模流行。对于特定地区的传染病，其他地区的人类既难以传染上，也没有这些疾病的抗体。当文明的孤岛变成连续的文明带时，疾病自然随之大规模流行。人口密度先涨后跌，正好和古典帝国的向下波动赶到一起，农业文明因此不容易在衰落中迅速恢复秩序。另一个问题是蛮族。农业文明富，农业文明穷。在文明早期，穷富的主要区别就是能不能用上金属。现在铁器取代了青铜器，武器相对廉价了，穷困的蛮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得到了廉价兵器，和农业文明的军事技术水平开始拉近。武器进步的同时，由野驴培育而来的马匹越长越大。原来的马匹只能拉着游牧民的战车到农业地区骚扰，慢慢地马就能驼上一个轻骑兵做战术机动。到了古典帝国的末期，马已经能够让一个武士坐在背上长途奔袭，还能直接冲击敌人，游牧民因此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机动性优势。游牧民族还可以得到农业地区溢出的人力补充，补充了人力和组织能力。在古典帝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空前强大的蛮族乘虚而入，把已经一团糟的局面搅和的更不可收拾。古典帝国就此完蛋。
古典帝国完蛋不等于文明完蛋。亚欧大陆的平民慢慢适应了传染病，农业人口开始恢复性增长；蛮族则渐渐地变得文明起来，最终学会了组织新的农业文明帝国。在古典帝国的残骸上出现了更强大的农业文明——只有西欧除外。世界进入了中古时代。
前面说了，亚洲大陆中间的干旱地区不是一块毫无变化的地区。由于北半球西风带和地中海的存在，这片干旱地区总体上西湿东干，西面的草场更好，水源更多，最后在欧洲东部和适宜农耕的地带完全混合。在东部，大西洋水汽在伊犁河谷已经基本耗光，往东草原和荒漠渐渐混合，和太平洋季风水汽主导下的农耕地区有明显分界。正是因为这个现实条件，中国历代都有修筑长城防线的需求和可能性，其他文明地区的类似防御体系就要差得多了。一边是长城和荒漠，一边是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更肥美的牧场，何去何从很容易选择。除非偶尔被强大的领袖组织起来，越过荒漠去正面攻击长城防线；否则一盘散沙的游牧民族只会自发地向西方涌去，最后堆积在东欧草原上，对最西端的农业文明——欧洲文明产生了最大的入侵压力。于是，在其他文明地区慢慢地恢复统一帝国秩序的时候，西欧被一波波的进攻搅的混乱不堪，古典帝国的残余——拜占庭帝国步步收缩，半蛮族军事组织始终没有机会转化为稳定的文明秩序。直到10世纪乃至蒙古入侵结束，东欧平原上出现了稳定的农业文明国家，欧洲才开始慢慢恢复秩序。但还是远远落后于其他文明地区，被临近的文明视为穷乡僻壤，只有和其他文明相邻的地区才相对繁荣一些。和大部分准蛮族地区一样，欧洲的穷乡僻壤出产过量的军事贵族和野心家，他们不仅在本国作威作福，还总是向往着去发达的文明地区烧杀抢掠。比如畜生一样的十字军，漂洋过海到中东去祸害人。
说起海洋，这里要再复习一下地理。前面说了亚欧大陆南段的航运被西奈半岛分成两半。西段绕着欧洲从埃及到波罗的海，比较短，沿岸的农业文明人口较少；东段从红海直到太平洋，要明显长得多，沿岸串起除欧洲之外的几乎所有农业文明。除非船队绕过非洲或者在红海和地中海之间修运河，否则这两段不能联通。传说在埃及法老的支持下，腓尼基人曾用划桨船环绕非洲。事实已不可考，但无论如何，靠人力划桨把货物或军队运过整个非洲后，都不会对另一边的社会产生实质影响。因此直到1500年前后，没有军舰或商船去尝试这一航线，水手们甚至不确定非洲大陆南侧是否存在可以绕过的海角。法老时代也有利用天然河道修建跨海运河的尝试，但在当时的工程能力下，运河迂绕不说，宽度和深度都不足以满足海运需求，受季节影响较大，维持运行的成本也超出了农业文明的需求。这一运河很快就淤塞消失了，直到19世纪，没有新的跨海运河被开凿。欧洲因此长期被排斥在亚欧大陆的主要航运体系之外。
航运对于任何一个文明都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古代世界唯一的廉价运输方式。有了廉价运输，军队能够被运到遥远的前线，物资能从富庶地区运到帝国中心和偏僻的边疆。几十吨乃至几百吨的船装满货物，靠十几个水手，沿着水路走上千里是很轻松的事情。但同样的运输能力换到陆路就要动用几千民夫或是近千骡马，走上一个月——骡马和人来回都要吃东西，走的远了，运的粮食或许还不够自己吃。换马车的话，运载能力好一些，但是对路的要求要上来了。在修一条长城都要全国动员的农业时代，修贯穿全国的道路网并维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路面是泥土的，路基也是泥土的，在农业文明生长的湿润地区，几场雨就能把千万民夫的劳动成果变成一滩烂泥。在现代铁路出现之前，大部分地区之间的陆路沟通只能靠几米宽的泥土驿路，前几年读布罗代尔的书，说起古代道路来，说那是在平原上窄窄的一条泥土带。泥土路的中央交通量最大，被车马轧出了车辙，下雨就容易积水，更松软，更容易被轧坏。几场雨下来，道路中央就成了肮脏的泥坑，车马只能到路肩上行走，走出新的道路中心线来。新的道路中心线又重复前面的循环，变成泥坑，车马再到新的路肩上糟蹋。道路中心线就这么在原野上摆来摆去，通行能力就可想而知了。回忆80年代的时候，只要离开硬化路面的等级公路，遍布中国乡村的就是这种路，到现在我也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马车夫竭力让一个轮子保持在路肩上行走，对面的马车只能等着路肩空出来才能绕过水坑，必要时车夫要下车用力推，行人的雨鞋陷在泥巴里拔不出来，通行能力几千年来没什么大长进。在没有汽车和火车的年头，这种场面只要看一次，就足以让你记得坐船的好处了。恰好湿润地区还有密集的河道可以行船，这些河道和沟通水系的运河就成了各个文明的血管。中国有了灵渠，南岭以南才能纳入中华文明地区，吴国把运河从长江水系挖到淮河水系，才能到中原争霸。整个东部地区最后都被大运河串起来，长江一直通进四川盆地。大伙不要用现在的中国内河航运来想象古代的情况。那年头滥用地下水不像现在这么厉害，连黄河流域也有足够的水可以通航。西安作为首都的大部分年头，关东粮船从黄河进渭河养活了帝国的中枢。汉武帝的船可以从渭河进黄河再进汾河，开到太原附近。（现在的汾河经常窄到可以一步跨过去）。刘裕北伐，从江南打到西安，辎重补给都放在船上，时不时还能来个两栖登陆敲打一下北魏。一直到50年代，内河船队还能从天津开到安阳；地处燕山深处的热河省可以用船队外运山货，从承德经滦河直到大海。密集的水脉把中国文明地区连成一个整体，其他的文明地区也差不多。
世界上最大的水体当然是大海，再大的河流也没法和海洋比。不过，在河上航行很简单，往下游去可以顺流随便飘，往上游去用帆用桨用橹都成，视情况而定。实在不行，还可以用人拉纤，水浅的话，用竿子撑都能往前走，驱动方式很灵活。在海上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拉纤，撑船都不可能，只能用帆或用桨。除了“怎么走”的问题，行船还有“往哪走”、“往哪停”的问题。在内河里这都根本不是问题，沿岸走起来不是往上游就是下游，有支流的地方记得顺水还是逆水转弯就是了；要停船，有港口最好，否则靠边停下来过夜也凑合。在海上，这些简单事情就是大问题，茫茫大海，没有地面景物可导航，也没有明确的水流方向供你判断，导航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海船停靠不能随便下锚必须要到岸边和港口，就算找到了岸和港口，大海潮汐变幻无常，不熟悉潮汐也不敢贸然停靠。最重要的是海上没有食物和淡水供应，一旦找不到陆地就必死无疑。再加上台风、海流等不确定因素，人类航海业的发展要大大晚于内河航运。即使到了古典帝国时期，海船也只敢做沿岸的短途航行，同时使用帆和桨做动力。阿拉伯沙漠或是几百公里没有补给点的雨林足以把沿岸航路打断，从大陆到台湾都有生命危险，只有最大胆的航海家才敢于横越海湾，海峡（不是大洋）或沿着没有补给的海岸航行，经常性的贸易和军事巡逻只能局限在很短的海岸距离内。所以，欧洲海岸被西奈半岛隔断在亚欧大陆其他海岸线之外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其他海岸线也同样被地理障碍和不测的海况所分隔。相反，欧洲因为拥有内海而具有极大的优势。
直布罗陀海峡太窄了，日月引力在大洋上吸起的海水只有一小部分能够拥进地中海，地中海的潮汐主要是自身的海水震荡，相对大洋而言这样微弱的潮汐几乎可以忽略，这给航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环绕的陆地也大大减少了风暴和暴风雨，众多的半岛和岛屿使任何一点到陆地的距离都不超过几百公里。所以在地中海（包括黑海）上航行，无论是沿岸还是跨海都很方便，甚至比其他文明沿岸航行更安全，更方便补给。至于导航问题，实在走错了，也不过是走到另一侧的陆地，沿岸开回来就是了。波罗的海虽然有潮汐，天气也不太好，但又细又长，在里面开船也和沿河开差不多。欧洲就夹在这样两个内海之间，两个内海之间虽然也有向大洋开放的海岸，但大洋里还有农业发达的英伦三岛可以掩护一下。另外，地中海和波罗的海里布满了半岛、海湾、峡湾，说是陆地深入海洋也成，说是海洋深入陆地也成，反正是犬牙交错的海陆分布，非常有利于海运。再看亚欧大陆其他地区，阿拉伯半岛两边都有内海，可惜本身不是发达农业地区，东南亚的海岸也有点狗啃的意思，但在雨林得到充分开发之前，也没有足够的农业人口。只有欧洲既有方便航运的内海，又有深入内地的海湾，本身农业基础也不错。在世界进入大洋航运时代之前，海运和海军对于欧洲文明要比其他文明重要得多。古典帝国灭亡之前的海洋史也说明了这一点。
早在中国人还没学会冶金术和烧王八盖子算命的年头，夹在埃及和两河、小亚细亚之间的克里特岛上就出现了第一个繁荣的海洋霸权，靠贸易过活。那是一个蛮族像蝗虫一样包围文明地区的年头，克里特上的岛民却不设城墙和常备陆军，可见他们对海上力量的自信。当然最后他们也死在这个自信上，后面还会从另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接下来还有腓尼基人的海洋帝国，少数几个大胆的腓尼基人据说还绕了非洲一圈，这个冒险缺乏商业和军事意义，你就把他理解为腓尼基人为法老表演的杂耍就行了，但腓尼基的贸易网可确实是走出过地中海，甚至在英国建立矿场。后来希腊人也学会了航海，把殖民地和商业点建的满地中海（黑海）都是，自相残杀的时候颇打了几场大海战。希腊人还靠海军打退了波斯人的几次围剿。围剿期间腓尼基人帮着波斯推希腊，最后被亚历山大准备推波斯的陆军灭了——亚历山大这个粗人不和你细细的玩海战，直接填海填到你的岛上，真是不懂风情。此前腓尼基人有个跑出去的支系迦太基人到地中海西部立足，也是经商兼抢掠，繁荣无比，着实和后来的霸权——罗马人打了几次大海战，最后灭国，把地中海留给罗马。罗马得到海权后，靠海权打内战，屋大维因为赢了安东尼而正式建立了罗马帝国，终于把地中海收为自己的内湖，上千年的海上大混战暂时告一段落。在这一阶段，其他地区难得找到类似的海上贸易体系，更没有类似的决定性海战。欧洲在海上占有优势——可惜无法离开内海体系。
在16世纪之前，亚欧大陆上的主要农业文明之间没有显著的技术水平差异。欧洲占有海洋优势只是因为欧洲有独特的地理条件而已。这时的海船还是帆桨并用，以人力驱动为主；靠岸或内海航行也用不着复杂的导航技术；没有水密隔舱也无所谓，大不了游泳上岸。在这种简陋的技术水平下，东南亚雨林、阿拉伯沙漠同时是陆地交通和海洋交通的障碍，直到古典帝国完蛋，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一 新世界的黎明
慢慢地，造船技术、天文学知识、气象知识和地理知识都在进步。世界进入中古时代后，船越造越大，帆越来越复杂，不顺风也可以张帆了；水手们学会了观星判断方向和纬度，偶尔离开海岸也能找回来，后来的指南针更让他们如虎添翼；对季风的掌握让船长敢于穿越阿拉伯海这样大的海湾，或是沿着缺乏补给的海岸航行上千里。各文明间断的贸易航线开始互相接触。同时，中古帝国继续发展，把亚欧大陆南侧的文明带子越展越宽，越扯越长，东南亚和恒河的密集森林不再是农业文明的障碍，热带的水热条件反而滋养了繁荣的稻米农业。亚欧大陆南端的野蛮地区也被大大压缩。如果愿意的话，一艘船可以从日本或朝鲜一直开到非洲海岸上，沿岸都是可以贸易的对象。亚欧大陆南端航线终于畅通了。
中古时代还有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事实出现，就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的兴起。前面说了，亚欧大陆上的干旱地区分为2大块，一块在中亚大陆中心；另一块在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沙漠边缘的干旱地区都算撒哈拉大沙漠的延伸。两片干旱地区都出产强悍而无纪律的游牧民，经常外出袭击文明地区。如果有了强有力的领袖和组织，他们也能征服文明地区。大陆中心那块干旱地区要比阿拉伯地区大得多，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中亚游牧民是文明地区外主要征服者的来源。到了中古时代，世界贸易总额上升，亚欧大陆南端航线占据的相对贸易比例也越来越大，阿拉伯地区开始有密集的商路通过，南方游牧民也有了进入历史的机会。公元600年之后，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开始征服世界。在穆罕默德之后，只用了几代人时间，阿拉伯人裹挟着其他生活环境相近的游牧民征服了西至西班牙，东至中国边界的广大地区，地中海里面的岛屿，如西西里岛也基本被阿拉伯人所控制。这一征服的速度和范围几乎能够和蒙古人相比。不过，蒙古人的帝国几百年后基本消失，只剩下蒙古本土一个蒙古人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却依旧从大西洋延伸到太平洋。这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同于一般的蛮族，不仅是征服者、破坏者，文明的接受者，还是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自古以来中东就是各种宗教的创始地，尤其是一神教几乎全部源于中东，这对阿拉伯人有了深刻的影响。穆罕默德是个优秀的抄袭者和改编者，借鉴源于附近的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为阿拉伯人创造了一个体系完整的一神论宗教，顺便还把自己放到了人世第一人的位置上。拥有一个体系完整的高级宗教，这一点让阿拉伯人区别于此前和此后的所有游牧民。因此他们的征服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东面的扩张接近地理极限；在北面，东罗马人交出了除小亚细亚之外的全部亚洲领土，靠运气保住了君士坦丁堡；在西面只是欧洲的半蛮族因为太贫穷，而且拥有另一个一神教做凝聚力，才勉强挡住了阿拉伯人的进攻，但依然丢光了地中海岛屿和西班牙，在更偏僻的西北方向苟延残喘。在阿拉伯人最兴盛的年头，意大利有阿拉伯人的军事据点，一些阿拉伯冒险家甚至占领了阿尔卑斯山的隘口，向来往的基督教徒收费还贷。在初期阿拉伯人的蛮族军事力量耗尽后，伊斯兰教继续扩张。阿拉伯军事传统、一神教的凝聚力和被征服地区的农业文明结合，造就了一批有活力的伊斯兰教文明国家，扩张趋缓但不停顿。在征服了北印度之后，伊斯兰教士和商人、武士一起，随着印度人此前开发的航线漂洋过海，又把半个东南亚纳入自己的文明体系。阿拉伯军事力量和伊斯兰教甚至越过此前从没有文明穿越的撒哈拉沙漠，把非洲腹地带入文明社会，在西非建立了桑海帝国等一系列文明国家。几百年后，包括突厥人、土库曼在内的北方中亚游牧民因为缺乏文明基础，也带着军事能力被融入伊斯兰教文明体系，形成了数个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的第二代伊斯兰教文明帝国，继续着安拉和穆罕默德的扩张，屹立千年的东罗马帝国不得不在他们面前交出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和半个东欧。这一波扩张直到大航海时代和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的运转规则才结束。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扩张前后历时1000多年，而且在工业社会的浪潮中保住了自己的大部分征服成果。这是此前和此后的其他游牧民都做不到的事情。
如果说文明在亚欧大陆南侧构成了一条连续的文明带，公元1000年之后，带子因伊斯兰教变得更宽，同时带子南半边几乎全在伊斯兰文明手中，。我们已经知道亚欧大陆的沿岸海运线分布在大陆南侧，伊斯兰文明的存在正好为这种航运提供了便利，共同的文明背景促进了长距离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马可波罗从意大利去中国再回来，看似了不得，但如果和同时代的伊本-巴图塔相比，又不算什么了。伊本出生在摩洛哥，第一次旅行就是麦加朝圣，然后继续东行，深入过中亚，又去了印度，然后从印度走海路去中国，最后回家。回家的伊本还不安分，他向北去过西班牙，向南越过沙漠去过西非的廷巴克图。旅行线路长度和覆盖的面积都大大超过了马可波罗。马可波罗一路上经过的都是陌生的异国，见过的都是难以理解的风俗和社会。伊本几次旅行，一路上都是熟悉的伊斯兰教社会，他甚至一路打工赚路费，能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国度当法官和大使。这充分表明了伊斯兰教对亚欧大陆南侧文明交流带来的便利。
伊斯兰教控制了欧亚南侧商路。不考虑非洲对海路的阻隔，只有东面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和西面的欧洲人不在这个体系内。但伊斯兰教在繁盛的年头是很宽容的，不强迫自己控制的人口改宗伊斯兰教，也不强求自己的贸易对手信伊斯兰教，生意和买卖是两回事。这样一个文明控制了亚欧大陆的交通，在当时对文明也算幸事，可欧洲的半蛮族不这么想。人穷志短，被压制在世界一个破烂角落的欧洲人眼巴巴地看着东方和南方的繁盛文明眼馋，心理在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之间不断切换，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不宽容。既缺乏可以拿出来交换的物资，也不愿意和异教徒做生意，干脆组织十字军去中东抢东西。连教皇都赤裸裸地用东方的富饶来挑逗教徒的欲望，指望着在这种团伙犯罪中分成。这样的人肯定难得让贸易伙伴喜欢，欧洲人因此不能分享南方的繁荣，窄窄的西奈沙漠变的越来越宽，阻绝了大部分贸易。中国人就不一样，宽容程度和当时的伊斯兰教不相上下，也认为生意归生意，信仰归信仰，于是中国人很愉快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伊斯兰教起家在沙漠，很熟悉沙漠交通的方式，能够用驼队在亚欧大陆的西南侧进行相对低成本的陆路贸易，他们也不忌惮在地中海里行船，北非、西班牙也被结合进这个贸易体系。航海技术的又导致东非文明化，也加入这个贸易体系。因此，中古时代的局面是所有亚欧大陆农业文明都被亚欧大陆南侧海路串起来，进行不间断的贸易、文化交流——欧洲人除外。相对陆路，海路交通成本低的多，航海技术的进步又使这个成本优势变得更大，因此亚欧大陆农业文明的工商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工商业发展反过来促进农业、带动科技和文化，世界一片欣欣向荣。这一时期的历史可以用“南方化”来概括。即使是小冰期屡屡到来，即使蒙古人和突厥人等蛮族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入侵，以南线海路为基础的“南方化”也没有停顿。南宋丢了华北，繁荣依旧，就是因为南线的贸易文化交流不断。就连北方的蒙古人也得利用这种趋势。比如说马可波罗回国是为了护送蒙古公主去中东联姻，走的就是绕过东南亚和印度的海路。蒙古人自己因为分裂而不能充分利用内陆商路，只能通过海路送公主过去。
再翻开地图，很显然，南方贸易路线的中心在印度，交通枢纽在马六甲海峡。因此这一时期领导历史的人是我们现在看不起的印度。（顺便说一下，不要随便看不起人，王力雄先生说：“向富有的邻居卖淫，同时嘲笑贫穷的邻居，这不是个正常人的心态”。印度也有繁荣的时候，几十年前我们中国也沦落过，来日方长，莫笑少年穷啊）。当时印度、尤其是南印度的商业纺织品生产、冶金学、天文学、医学、数学和航海技能都远远领先世界，向大半个世界输出商品、知识和人才。我们现在熟悉的阿拉伯数字是这一时期的印度人发明的。从这个时代开始，西藏在文化上依附于印度。东南亚先被印度原创的佛教和印度教所占据，然后伊斯兰教接手了印度人的海洋体系，继续传入东南亚。辛巴达航海的故事大多都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印度洋。到了德里苏丹国时期，印度有4000人同时工作的纺织厂，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印度棉布质量世界第一，到了18世纪还把英国纺织品打的落花流水。14世纪卡利库特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堪比后来的伦敦或纽约，欧洲人大批地从这里进口亚洲商品，印花布的英文“Calico”即源于这个城市名称。又过了100多年，欧洲人开始扎根印度，被城市之间6公里的商业街吓得目瞪口呆，好比现在的非洲土著到了纽约东京的商业街。跨海而来的欧洲人还发现印度人造的商船也比他们自己的更好，于是在东方都尽量用印度船运货。
印度之外，东南亚、波斯、奥斯曼帝国和中国也在这一时期迅速繁荣起来。中国宋朝的繁盛不必多说，后来虽然有蒙古入侵和明清不完全的禁海，从长期来看，海外贸易却一直在增长。东南亚后来被欧洲征服者称为蛮荒之地，居民被欧洲人视为愚昧的土著。在中古时代，东南亚却是一片繁荣，城市化比率远远超过欧洲，甚至超过欧洲最发达的地中海地区。郑和之所以下西洋而不是东洋，之所以走的那么方便，正是因为郑和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文明世界和人类已知世界。郑和之所以没有绕过非洲去欧洲的打算，那是因为欧洲的半蛮族世界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顺便说一下，郑和也是个伊斯兰教徒。
除了西欧的蛮子，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南线的海洋贸易连了起来，而且都从贸易中得到了繁荣。海运和海军的重要性都提高了。日本曾跨海到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军事据点，然后被唐朝在白江口水战中打的落花流水，从此近千年年没有跨海进攻的能力。与伊斯兰势力并存的朱罗人（又名注辇，泰米尔猛虎组织的祖先）曾建立庞大的海上帝国，除了印度本土，朱罗海军吞并了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安达曼群岛、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和东南亚的室利佛逝、爪哇等海洋帝国争夺南方航线的控制权。此前经常爆发海上大战的地中海，中古时期却平静了许多，直到南部的城市复兴之前，少数几次决定性海战都和阿拉伯有关。
但这个时期，世界的南方并没有出现后来荷兰、英国那种海洋帝国，也没有一个12世纪的马汉写一本《海权论》来论证海权的必要性。郑和下西洋，庞大的船队通行无阻，但除非人家主动攻击，郑和并没有吞并沿途国家，垄断海洋贸易的打算。这些在后来欧洲主导的大航海时代司空见惯的事情并没有提前几百年出现。原因在于支持这个繁荣体系的经济基础是拥有广阔内地的发达农业文明，航海技术也没有达到支持海权的程度。
从古至今的所有文明，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一切非农业活动的规模都受限于农业剩余，即粮食产量减去农民自身的消耗。在人均土地比较多的时候，农业剩余也比较多，工商业的相对比例就高一些。但亚欧大陆南侧的一系列文明已经繁荣了上千年，人口繁衍充满了可开垦的农业区域，因此尽管农业总产量很高，剩余比例却相当低，20%的非农业人口基本上就是极限了。所以工商业比例过高是不可能的。假如宋朝这样一个一亿人口的大国要通过外贸用手工业品解决10%的粮食，那么每人每年起码要消费60公斤进口粮食，即需要进口600万吨粮食。每天到港一艘运粮的万吨轮也只能满足60%的需求。这在工业革命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何况古代转移支付的能力差，海运很不稳定，工商业又分配不像农业那么均匀，万一有工商业波动导致大量工商业从业者吃不上饭，那麻烦可就大了。中国一直不愿意用海运代替漕运，原因就在于漕运更稳定，也在于怕解雇漕工会导致社会动荡。后来直到19世纪，英国替中国政府下了一个决定，把中国的海贸中心从广东换到上海，结果两广—两湖这条贸易线路上大批商业机构倒闭，工人水手失业，太平天国就从这条线打上来，一路补充人力、发展壮大。可见农业国家对工商业风险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农业大国的国运不能押在海外贸易上，军事建设也不能以海军为基础。
近代以前的海战形式也决定了海权服从于陆权。从动力来说，蒸汽机之前，战船要么靠帆，要么靠桨橹。帆船要看风向，风向不合适的时候只有在宽阔水面上才能靠大范围机动利用风力，这显然不适合以沿岸航行为主的古代航运，更不适合以沿岸和内河交战为主的古代海战。要想及时机动，人力还是最重要的驱动力。从战术来说，当时的火炮笨重，精度和威力都很可怜，所以作战也是靠人力。典型的海战是双方对面列好阵型，先用火炮重弩象征性的发几炮，然后往上冲，近一点了就射箭、投矛，有火枪也凑合放几枪，再近了就抄起刀剑格斗，搅合到一起混战。当然，由于人必须站在船上，所以还有冲撞和纵火两个战术。大船利于冲撞，小船便于放火，基本上互相抵消。最终的决胜还是靠人力。罗马人一开始不擅长海战，干脆在船头装了个带钩子的木桥，离近了就勾住对方的船，步兵冲上去纯肉搏。迦太基可能觉得这样有点无赖，但就算没这个桥，海战也不过是互相扔东西，冲撞之后再跳帮肉搏。后来罗马人也发现这个桥太影响自己船的稳定，因此白沉了不少船，还是拆了打传统海战，也就是投掷、冲撞+肉搏赢了迦太基。地中海里的罗马人这么打仗，此前的希腊人、腓尼基也这么打仗，后来的维京人一样是先投矛，再肉搏，一直到1571年的雷班佗海战，打法也没什么本质变化。欧洲人这么打，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从赤壁之战到白江口水战，再到朱元璋陈友谅争元朝遗产，从阿拉伯人攻击君士坦丁堡到朱罗国称霸海上，都是一个以冲撞肉搏为主力，火攻投掷为奇兵的路数。这样的打法意味着还是用陆战的方法打海战，人力是最重要的因素。
移动和作战都要靠人力的简单堆积，而人力来自农业帝国的陆权，这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海军必须依附于陆地，靠数量决胜。这个时期海上对战，往往要动员数十万人操帆、划桨，在甲板上肉搏，后世的日德兰海战或莱特湾大海战的海军人数也就这么多。靠设备抵消人力的高科技路线走不通——科技发展几步就到顶了，别人从头追上来也不费力。土包子罗马人从零开始建立海军，还是打的海上霸主迦太基溃不成军；日后蛮族人从头建立海军，也能从海上攻占罗马；阿拉伯人打到地中海几十年就能建立舰队和东罗马帝国正面打海战，围攻君士坦丁堡。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在半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内陆小部落成为大半个中国的统治者，不仅在陆地上所向无敌，还能乘战船，到大海里追杀宋朝皇族。这说明近代以前没必要刻意的保持海权，只要握有足够的陆权，随时都可以找个合适地方造船，转化出强大的海上力量。这个时候的战船没法离开内河和海岸，所以陆军还可以用多种方式支援海军，比如说攻占港口，比如说沿岸用投掷火力支援，甚至用土木工程能力抵消对方的海军。金朝野战军被韩世忠堵在黄天荡，一夜之间挖了几十里新河道来转移部队。亚历山大填海干掉了腓尼基人。东罗马帝国在最后一战中自以为封住了金角湾，不会遭到海上围攻，结果土耳其人把船从陆地上拖过地峡，掌握了制海权。这些胜利和“典型”海战一样，决定胜利的主要因素都是人力。
就算占有了全面的制海权，掌握海权一方也没法阻止对手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甚至没法阻止对手的陆权。因为海战还是接触型作战，人家到港口里造船练兵，你只有冲上去肉搏才能压制对方的海军。这就意味着要和对方的陆军交战乃至攻坚，根本发挥不出后来火炮时代优势海军的力量。而且那年头没有无线电，海上信息交流还是靠快船送信，和大舰队的速度差不多，所以封锁和控制海岸也很难行得通。分散封锁，人家就集中突破一点，集中封锁，人家干脆就绕路过来，等你大舰队赶到，什么都晚了。克里特岛上的早期文明就这么被希腊蛮子给平了。又过了上千年，罗马和迦太基各有海军无敌的年头，但对方的陆军屡屡在自己的海岸上来去自如，甚至不带护航裸奔。总而言之，这个时期的海权是很松散的，只能用来干扰对方的贸易线路和物资供应，还远远做不到把陆权隔在海的另一边。就算影响了对方的贸易，人家也同样能用私掠船来对付你，杀人一千自损八百，这种消耗战对谁都没好处。何况大陆北面还有强大的游牧蛮族威胁，亚欧大陆南侧的大国因此没有那一个倾力发展海军，争夺这个时代还不存在的绝对海权。前面说的那个朱罗帝国煊赫一时，最后还是在陆地上被人灭了，海洋霸业归于泡影。东南亚虽然有一些腹地较小，不面临游牧民族威胁的国家，但总人口在这时候只有3千万人，考虑到那些大国的潜在海上实力，也不会主动挑衅大国，满足于转手利润和收点过路费。所以整个亚欧大陆的南侧海贸体系总体上是一种自由通航的状态，只有一些不稳定的“流氓国家”和海盗才会主动对整个贸易体系施加暴力，郑和下西洋，就是这种势力才会被明朝海军下手。
二 欧洲的变革
慢慢地，东欧大平原上，农业文明的根基稳固下来，不再有蛮族骑兵从中亚打穿东欧来蹂躏西欧。虽然奥斯曼帝国咄咄逼人，但那是一个发达的农业文明步步为营的推进，不是蛮族骑兵毁灭一切，横行千里的掠夺。因此14世纪的相对衰落之后，欧洲终于开始摆脱半蛮族的状态，虽然发展还远远比不上东面那些阔邻居。在欧洲的南部，一些商业城邦已经开始重建地中海的商业网络。这和两三千年之前的现象几乎完全一致。公元前一两千年，整个欧洲到处都是处在文明和野蛮边缘的部落，东方是已经成型的文明，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希腊、腓尼基人这种商业城邦。这些商业城邦建立了遍布地中海和欧洲的商站，从东方的文明地区贩来高级货色，卖给那些落后人口和自己的殖民地，换来原料、奴隶和贵金属。现在欧洲虽然有了城市和国家，但东面的文明更发达了，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一个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于整个欧洲的城市人口。在原来希腊人和腓尼基的商站附近，出现了一批职能差不多的城市，比如威尼斯和热那亚。他们从东方买进丝绸、香料和高级手工业品，榨取欧洲内地的白银、羊毛、木材、皮毛等初级产品。还通过陆上商路把物资送到波罗的海商业区域。经过长期的争斗，威尼斯压制了其他商业城邦，几乎垄断了这种不平等贸易，还把北方那些貌似强大的半蛮族国家操控于股掌之中。压制大部分欧洲人的天主教信仰对于这些精明的商人来说只是个工具。和犹太人联合是家常便饭，和伊斯兰教结盟也没什么不可以。狂热和愚昧的基督徒的正是可以利用的土鳖。本来十字军要去打伊斯兰人，到圣地抢黄金的，结果反而被威尼斯人引到同为基督教国家的东罗马帝国，攻下君士坦丁堡烧杀抢掠。主谋威尼斯人一面窃喜转口贸易的竞争者被衰弱了，一面低价向十字军收赃发财。用几百年后的语言来说，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是欧洲的“买办”，通过帮东方剥削欧洲发了大财。同时，威尼斯利用当买办建立的商业网络销售一些自制商品，手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欧洲国家造不出东方的那些高级商品，只好接受当东方经济殖民地的事实，同时看着威尼斯商人的豪宅眼红耳热，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当上买办，分享一点转手利润。
农业时代的技术发展上限很低，也就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可言。基于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会很快传遍整个亚欧大陆。一个技术进步能在哪里得到发扬光大，主要取决于哪里有适合它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哪里发明了它。欧洲被隔在世界主要航运体系外，所以航海业衰落了很久，并不意味着欧洲人绝对没有造那些大船的能力。只要有合适的环境给航海技术的进步带来回报，欧洲会在几代人之内开发出航海能力。在军事技术方面，一向是战争促进技术分布，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如果战乱频繁，也会有超越其他地区的军事技术表现。铁器就是农业民族发明的，结果反而为游牧民族所用，让穷困的游牧民族取得了军事优势。欧洲的半蛮族国家在中古时代后期开始长期战乱不止，因此在军事技术上相对领先世界，并给许多欧洲国家带来了军事传统。尤其是欧洲有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海战技术（不是海洋贸易）进步比其他文明要方便的多。
蒙古人的军事传统曾经让蒙古人在数百年间所向无敌，直到13世纪末，帖木儿还利用这个军事传统打遍半个世界，14世纪末，帖木儿的后人又结合了伊斯兰势力占领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现在欧洲蛮族因为大规模的内斗拥有了军事传统和暂时的军事技术领先，也像当年蒙古人一样穷困潦倒，如果他们再得到足够的机动性。他们没准也可以像当年蒙古人一样去掠夺整个世界几百年。可惜，在陆地上他们面对着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有强大的陆军，又不像欧洲那样四分五裂。直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还能围攻维也纳，如果不能从别处获得资源，欧洲能自保就很不容易了。海上扩张是另一种可能性，当年的维京人就在较小的范围内干过类似的事情，现在东方诸国虽然富饶，却没有与海洋贸易相应的海军护航能力。欧洲这些喜欢内斗的半蛮族国家夹在两个内海之间，等于拥有了一个海战训练场，如果能进入世界主要的航运系统。这些穷光蛋光脚不怕穿鞋的，随便抢掠一番都能发家。可惜当年蒙古人不仅有战斗力，还有机动力，可以从蒙古草原向东欧发起远征。现在有非洲挡在海路中间，空有战斗力的欧洲蛮子真正是望洋兴叹。
14世纪末，夹在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开始试探着进入大洋，希望能找出一条去东方的航道。来自意大利的内海航海经验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497年，达伽马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1498年，惊奇的阿拉伯人发现了达伽马的船队。阿拉伯人欢迎这些新来的贸易者，教给他们季风的知识，帮助他们渡过印度洋去印度。5月份，达伽马到达了卡利库特港，进入了南方航运的中心。这些欧洲的土包子拿出一些衣物、珊瑚珠、油和蜂蜜作为礼物和货物，很自然的，印度居民和各地的商人对此均不屑一顾。但达伽马还是努力抛售这些物资，因为他发现这里的香料比欧洲便宜的多。他尽可能的购买香料后返程，回到葡萄牙之后获利数十倍，所以他毫无疑问的会再来，更多的葡萄牙人也动了去东方捞一把的心思。亚欧大陆南方航向至此全部贯通，欧洲的穷乡僻壤终于直接地和亚欧大陆主要贸易体系连接起来。在达伽马进入印度洋之后7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发现了美洲。中古时代结束了。
来自草原的蛮族促成了古典时代向中古时代转变，现在轮到来自海上的蛮族来开启近代的大门。和1000多年前一样，新时代在血腥中开场。来到印度洋的葡萄牙人没打算乖乖地当商人，达伽马再到印度洋的时候，立刻露出了蛮族的本性。他抢掠了所有途中遇到的无武装商船，把货物搬到自己的船上，然后把船员连同商船一起烧掉，以免走漏消息。甚至途中遇到的客船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其他葡萄牙人的凶残程度也不比他差。利用南方航线的无政府状态，葡萄牙人还和当地一些势力结盟，攻占了果阿、马六甲当据点，不断地从东方买（抢）物资回欧洲。西班牙人随后跟进，在菲律宾设立据点。不过，虽然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蛮族因为凶残和军事技术略胜而占据了几个东方据点，但他们的经济总量和人数都太少了，改变不了南方航线的运行惯性。直到下一个世纪，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航海技术和海战技术在继续进步，中国人发明了水密隔舱和指南针，印度人探索了天文学和季风，阿拉伯人把这一切融合起来，学会了如何利用各个方面的风力，穿越印度洋。近千吨的大船在南方海上频繁往来。离开海岸，深入大洋航行不再是难事。新型的帆船可以在大洋上自由机动，利用各个方向的风力，也可以选择合适的航向尽量利用顺风、海流航行。火药技术也在世界上扩散，火器渐渐地改变了战争。欧洲人通过威尼斯人慢慢的学习，还在战争中锤炼了自己的铸炮技术。新时代眼看就要到来。1571年，威尼斯联合西班牙人发动雷班佗海战，和奥斯曼帝国争夺塞浦路斯。虽然作战还是以冲撞和肉搏为主，但欧洲联军的险胜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前卫战中成功使用了火器。又过了几年，在世界的另一边，朝鲜人在中国人撑腰下打败了日本海军，胜利的关键要素之一就是以火器作为主要攻击方式的装甲舰。1588年，西班牙集结了“无敌舰队”试图入侵英国。西班牙根据以往的经验，组织了一支以登陆战和接舷战为主要作战模式的舰队，英国则组织了一支纯粹以火炮射击为武器的海军来抵挡，在船上没有放一个专门的肉搏战士兵。在漫长的交战中，西班牙在风暴、失误和敌人纵火下损失了大部分兵力，因为指挥官的无能和补给不足而没有达到目的；英国人使用机动性好的战舰在远处开炮，始终未给西班牙人近距离作战的机会。这场战役的直接意义不大，西班牙人仍然是世界第一的强国，英国人也没有得到制海权。整场战役中，英国人的炮威力太差，西班牙的炮射程太短，双方几乎没有一艘船是真正被炮击毁的，最后英国人因为多保持几个小时的炮火而勉强赢得了炮战。但从战史上来看，这是第一场没有进行近距离战斗就结束战斗的大规模海战。此后，接舷战和冲撞虽然一直沿用到19世纪后期，但高机动性的风帆战舰之间的炮战已经是欧洲海战的主要方式。
新的作战方式完全改变了海权的意义。高机动性的炮战将兰切斯特方程引入了海战。所谓兰切斯特方程，是适用于远程火力战的一个理想化计算方式。比如说，如果敌我比例是1:2，军队素质相同，在肉搏战中，只有直接接触敌人的军队才能作战，双方同时能发挥的杀伤力差不多。数量优势一方只有通过慢慢消耗掉对方的军队才能赢得胜利。所以有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之说。一旦海战进入火力战时代，军队不必直接接触就能和敌人交战，同时发挥战斗力。拥有数量（火力数量）优势的一方不仅在承受损失的能力上高于对方，在杀伤敌人的能力上也高于对方，而且随着作战进行，这一优势会越来越大。通过简单的模拟计算可以知道，肉搏战时，双方作战能力之比和数量之比相当，火力战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之比就是数量之比的平方。如果敌我比例是1:2，那么实际作战能力之比就是1:4。强大一方的优势被明显放大了，所以保持一支比敌人强大的舰队，意义远强于肉搏战时代。同时，由于海战采取远程火力战的方式，那么进入对手的海岸、港口甚至内河，击毁对手的弱势舰队也不一定要和对手的陆地力量交战。由于强大的舰队可以阻止对方建设海上力量，海权开始表现自己的独立性。
自从达伽马之后，欧洲人都想去东方发财，对于这些穷棒子来说。和东方的贸易都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利益，甚至超出了本国的农业收益。不过，欧洲除了金银，拿不出什么东方国家需要的东西。所以无论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是荷兰人，干的还是买办的活计。同行是冤家，威尼斯人就曾经支持埃及人在红海建立舰队，去赶走那些进入印度洋的葡萄牙人。各个欧洲国家本来在欧洲时就互相看不顺眼，如今有这么大利益摆在面前，没理由不互相残杀。实在不打算当买办，剥削整个欧洲的流动资金，那就只有下手抢，当海盗了，还是靠武力吃饭。所以欧洲的海军得到了空前的重视。现代意义上的海权开始萌芽。
欧洲本来是个穷地方，金银产量和储蓄都相当有限，所以买办的活计干不长久。海盗虽然无本万利，但毕竟欧洲的优势还不是绝对的。你有帆船，人家的也不是舢板；你有火炮，人家也不是见到火器就投降的原始人，抢起来也很不顺手。欧洲如果不解决单方面进口的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耗光硬通货，无生意可作。幸运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美洲。
哥伦布不是冲着新大陆去大西洋里玩命的，他被山寨版的地理学家忽悠了，以为地球周长也就一两万公里，从西班牙向西，开个几千公里就该到亚洲了。所以他见块陆地就以为是印度，到死也不敢面对这是另一块大陆的现实。西班牙人一开始对哥伦布的发现也很不屑，觉得白白浪费了大笔经费，却还得跟着葡萄牙人的屁股走才能发财。慢慢地，他们发现新大陆上居然有文明！有了文明，就有了可征服的对象。再一试探，原来几千年的发展差距还真不是盖的，别看阿兹特克称霸中美洲，印加文明有上千万的人口。先被病菌无差别地弄死一半，然后火炮、火枪、重步兵方阵、骑兵轮番突击，整个国家一触即溃。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数百人的探险队横扫美洲大陆，为西班牙赢得了半个世界，葡萄牙也赶过来占了一片雨林。然后西班牙就开始大肆掠夺美洲的金银资源。其实美洲当时并不是盛产金银的地方，但那么大的地方，那么多的人口，那么多年的积累都被西班牙抢了，数量还是不少的。美洲文明远不如亚欧大陆发达，还有不少浅层的金银矿脉没有被发掘光，剩下的人就都被西班牙赶到矿场里玩命采矿，慢慢地还有适应亚欧大陆传染病的黑奴被填进来，欧洲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贵金属补充，能够应付巨大的贸易逆差。
那时欧洲还不是现在的欧洲，贵族世系和家族恩怨要比国家概念重要的多。西班牙有了这么大的红利，第一反应是拿去支持整个哈布斯堡家族，在全欧洲搓一盘很大的麻将。话说赌如漏卮（漏斗），江海不满。西班牙的金银全拿来填这个无底洞也不够。不够怎么办？只有在美洲继续压榨，争取每年多开几趟运宝船回来。看着西班牙运金银，其他国家也不会闲着，可以造东西赚西班牙人的钱，也可以当海盗抢西班牙人的钱。西班牙人一心地搞家族霸权，搞纯净的天主教欧洲，还要守住美洲那些殖民地，还要护航，一时间也不知道这些横财是搞陆军好还是海军好。开始还好，海军陆军可以兼顾，在地中海里搞宗教战争和大西洋海战可以兼顾。可是打仗用的是粮食、是人力、是大宗物资。这些东西绕过非洲运回来还是太不合算了，只能在本土采购。西班牙本来生产能力不算太差，但长期以来国内工商业都是靠穆斯林摩尔人在经营，再就是新教徒异端。靠宗教战争起家的西班牙王室，清洗了异教徒和新教徒，就只剩下贫瘠的土地了，绝大部分物资都得从外国买。结果就是欧洲通货膨胀，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西班牙只好继续加大运金银的力度，也就是继续肥了那些趁机发财的潜在对手，也给让通货膨胀越来越厉害，西班牙开始陷入恶性循环。几个循环下来，西班牙已经无力维持海陆双霸权，但贵族的基础是领地，西班牙只好偏重陆权，轻海权，对海洋的要求仅限于护航。可这样一来，海洋国家就翻了天，尤其是英国海盗，神出鬼没，在政府支持下公开行劫，女王都要在其中分成。于是就有了无敌舰队的出击与失败。西班牙从此只能靠漫长的陆路来维系对荷兰地区的镇压，陆路运输成本又把西班牙的金银消耗了不少。又过了几十年，西班牙又组织了一次讨伐舰队，试图夺回荷兰，结果被荷兰人吃掉了，西班牙彻底一蹶不振。不过，流入欧洲的金银倒是没有断，继续用来保证和东方的贸易平衡。同时其他欧洲人也开始在外面开殖民地。有的种经济作物卖回欧洲，有的开矿，有的砍木头，有的只是因为在欧洲过的不爽，要换个地方过过。这些殖民地大大丰富了欧洲的物资，减轻了生态压力。更重要的是，从头建立的殖民地比较落后，只有初等的种植业和采矿业，其他物资都要靠进口。欧洲的劣等经济斗不过东面那些大国，倾销一下殖民地还凑合。在殖民地市场支援下，欧洲本土的工商业也开始追赶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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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荷兰的兴衰
西班牙是烂泥扶不上墙，葡萄牙的本钱太少，隔几天就要被西班牙占领一下，也没有当世界霸主的资格。但在它们兴起衰落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发展可能性出现了——争夺海权——垄断贸易利润和殖民地市场——得到利润——进一步扩大海军——扩大制海权——更多的垄断利润。对于中国、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波斯帝国等大国来说，这个循环走不了半圈就得停下来，因为世界就那么大，购买力就那么多，你把自己上亿人口栓到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这根绳上，找不出那么多购买力岂非自寻死路。何况内陆还有和蛮族地区的漫长边境线，海陆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只有那些不用担心陆地安全的中小型国家才有可能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具体而言，就是欧洲西北角的几个国家。荷兰国家小，立国晚，从来就没有深入欧洲大陆争霸的野心和能力。英国是个岛国。一旦西班牙和葡萄牙打开了通向世界的海路，这两个国家就专心地向海洋发展。法国历来是欧洲大国，农业、工商业都不错，陆地争霸之余也有一些资源拿出来投到海上。这三个国家因此都走上了海军争霸之路。
从战争技术进展上来说，英国打退无敌舰队是个标志性事件，但从政治和军事角度来说，这场战役的结果只是让英国免于入侵。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重建这样一支舰队也并非难事，真正标志着霸权交替的战争是西班牙和荷兰之间的数十年战争。荷兰是西北欧一块低洼的土地，西欧水系多在这里入海，堪称欧洲下水道。，这种地理形势造就了大片的沼泽和盐碱地，稍有风雨就是洪水灭顶。在农业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发展，最可靠的方式就是拓展土地，繁衍人口。当时的旧大陆的宜农地区的确已经遍布村落，但在大部分地区，开荒种地，把原本没有开垦和受到保护的土地纳入农业文明体系还是大有前途。人口稠密如几百年后的中国，从1952年到1978年，一代人的时间里，还能新开出耕地2亿多亩。只是这条路在荷兰走不通。荷兰总共只有不到3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还有1/4在海平面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围海造田来搞农业扩张虽然可行，但成本实在太高，只能靠出海打渔贴补一下，再就是搞搞手工业。当航海技术已经能满足跨洲贸易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打通了世界航路却只一心运金银，不到100万的荷兰人就全心全意扑到工商业上了。荷兰人从海运而不是矿山中得到了黄金。这让黄金越来越少的西班牙帝国动起了加税的心思，正好荷兰人多信新教，西班牙人就以灭异端的方式对这块土地横征暴敛，稍有不服就烧杀抢掠。用政府信用卖的国债最后宣布作废。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荷兰只不过是另一个金矿而已。被开采了几十年的荷兰人忍无可忍，在强大的海运能力支持下起来造反，一次不成就两次，终于拖垮了西班牙帝国。在1609年获得了独立。然后在1639年歼灭了西班牙最后能凑出来的海军舰队，没了稳定的美洲金银，西班牙帝国再也玩不起争霸，沦为边缘国家。荷兰抢班夺权，走上了称霸之路。
对于还在农业时代的其他国家而言，工商业是个锦上添花的贴补，对于地理环境坏到不能再坏的荷兰而言，这是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唯一方式。趁着其他国家还没有海洋立国的打算，荷兰人占尽先机。在1600年时，荷兰已经拥有欧洲3/4的海船吨位，合计1.5万艘，近60万吨。与之相比，1949年的中国，全部能下水的商船吨位也不过37万吨。17世纪没有电报，传递商业信息的最好载体也是船，并不比货物本身的运输快多少，所以商品都要集中到少数地点进行交换。在荷兰商船纵横七海的年代，这个物流中心兼商业金融中心自然就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强大的商业网络甚至使荷兰这个缺乏工业所需一切必备条件的国家成为工业中心，造船业和纺织业都为整个欧洲服务，价格低到竞争对手要跑运输也不得不来买荷兰的船。在接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最赚钱的东印度公司以18%的年回报率派发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贸易转手。除了从外面倒腾东西到欧洲卖给穷兄弟发财，穷困的西欧开始从海权中得到了真正的红利。
所谓红利，就是让人眼红的利润。荷兰这样一个小国垄断了半个世界的工商业利润，自然让周围那些穷兄弟嫉妒的死去活来。尤其是英法这两个离得近，个头也大得多的邻居。可惜从力量对比上来看，这种嫉妒也只能是嫉妒而已。在荷兰极盛的17世纪，它的海军吨位等于英国、法国之和的2倍，军事基地和商业网络遍布世界。在亚洲有台湾和日本的据点和整个印度尼西亚；在非洲占有南非；在大洋洲占有新西兰；在南美洲替代葡萄牙人管理巴西，在北美洲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纽约。这种经济和海军上的全面优势前无古人，甚至超出了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只有二战后的美国可以比拟。但令人惊奇的是，仅仅几十年时间，看上去完全不可侵犯的荷兰就丧失了世界霸权，并在一个多世纪后变成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荷兰的衰落，不仅因为其他国家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荷兰，荷兰的实际经济规模也在大幅收缩。以荷兰起家的行当厄勒海峡航运为例，17世纪经常每年有4000艘荷兰商船通过，1781年仅有11艘。这种衰落比二战后的英国还要惨烈。衰落的原因不仅仅是荷兰国小力弱，而是因为荷兰从本质上不是一个适合海上争霸的国家。
往前看，西班牙和葡萄牙虽然都号称世界性海上霸权，但那种霸权仅仅是传统农业霸权的延伸。葡萄牙借助新的东方航路，当了几天海上蛮族，靠几百人的军队就想控制马六甲海峡，独霸东方航运，完全是个山大王的想法。西班牙靠美洲贵金属来维护欧陆霸权，帝国的根源还在于矿山而不是海运，如果那金矿就在伊比利亚半岛上，也一样能给西班牙帝国打鸡血，也一样能让西班牙先兴旺再萧条。直到荷兰，才真正在半个地球建立了商业据点和海运网络，从物流业和转口贸易中大赚垄断利润，还利用这个网络发展自己的制造业，利用便利的海运在全球投放兵力，控制关键资源。这是一个完全依赖于全球海上利益的霸权。此前只有威尼斯这种的城邦在地中海这种局部地区做过类似的事情。换句话说，荷兰在航海技术发展到一个门槛的时候，被地理环境迫使，率先全力进入了一个空白的市场，自然而然的垄断了此前因技术因素没人能垄断的那部分贸易。好比90年代在中国横行的三株口服液，能垄断保健品市场不是因为吴炳新的营销手段有多高明，只是其他企业尚未撕破斯文的面具，不好意思用铺天盖地的恶性广告和金字塔式的营销网络来推销假货而已。等到各路神仙一齐下海，人民群众也对广告有了免疫力，再要忽悠，哪怕是史玉柱这种心理学高手兼骗子高手，也要大费周折才能把垃圾货色卖出去了。16世纪的荷兰，就好比94年的三株口服液，被恶劣的地理环境逼向海洋，又恰逢航海技术和地理科学发展到了合适的门槛，所以一举拿下了半个世界。等到其他国家也恶狠狠的扑向海运这块大蛋糕的时候，坐拥天上掉下来的垄断利润的荷兰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充分利用先发优势来维护利益，只是在一片茫然中坐视一个个更成熟的对手建立更有效的竞争体制，最终把荷兰排挤到二流国家的位置上。顺便说一下，荷兰最兴盛的年头只能说在以西欧为中心的这个新体系中占据垄断地位，而不是垄断整个世界。荷兰有15000艘货船，同时中国沿海和跑日本、南洋的船都算上，也有一万多艘了。明朝地方政府一旦兵临城下，荷兰人就得自行拆毁澎湖的要塞，投降撤走。郑成功不过是中国一个地方军阀兼海盗，对荷兰人也是想打就打，打完了还要收你的通行费。只是中国这么一个大国，人口以亿计算，万把艘木船实在不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人口几百万的西欧小国才可能以海贸立国。
不管怎么说，荷兰是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丢掉霸权的。对比荷兰和对手的社会结构，可以发现荷兰尽管在资源上有巨大优势，将这巨大资源转化为竞争能力的效率却极低。比如说，荷兰以航运立国，在17世纪前期却根本没有专业海军，打仗全靠临时拉一队武装商船凑数，听起来就像现在的北约用几百艘集装箱货轮当海军一样骇人听闻。也就是荷兰的商船基数实在太大，才勉强维持了海上安全。这个招数对付把海战当陆战打的西班牙人还凑合，1639年，杂乱的武装商船配合放火战术，彻底毁灭了西班牙人最后一支像样的战略海军，为自己赢得了真正的独立。但随着大洋海战越来越专业化，商船适合的混战跳帮战术退出历史，严格的战列线炮击战术成为主流，这种民船凑数的打法就不好用了。而且临时拉来的民船船长不是严格训练的军官，指望他们不折不扣的服从命令是不可能的。1653年，第一次英荷海战，本来是海上国家的生死之战，可统帅不仅不能如臂使指地控制军队，甚至无法阻止部队自行脱离主力行动。结果被迫向英国让步。到了17世纪中后期，荷兰好歹有了专业舰队，却分属五个省的海军部，造船、训练、补给甚至指挥都是由五省独立进行的。只有大战前才会集中到一起，这种荒谬的海军体制居然存在于世界霸主身上，没法不让邻居生出觊觎之心。
光是海军搞分权承包制还不是最要命的，毕竟荷兰家大业大，拿个分舰队出来，也不是寻常国家顶得住的。荷兰那些短视的商人们，甚至不认为海军应该有日常开支，需要打仗的时候拨些预算，要是靠这些钱内打赢了了战争则万事皆休，要是没打赢………….抱歉，战争成本超出了商人们的心理预期，海军部还是自己去借钱打赢这场战争吧。有的时候海军部能借到钱，有的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欠饷的海军人员直接投到能发饷的军队里去——往往就是荷兰的敌人。最恶劣的1713年到1770年，除荷兰省以外的６个省没有为舰队投入一分钱。结果就是荷兰海军小心地控制开支，尽量减少日常巡逻和护航行动。这违反了制海权的重要原则：长期的力量存在胜于短暂的突击。结果，商船数世界第一的荷兰拱手向海盗和敌国海军（这两者往往就是一回事）送上大礼，挂荷兰旗的商船在世界各地都成了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航运第一大国的基础就这么被掏空了。
荷兰人在风光的年头赚了大钱，接下来就自由地投资。政府就是商人的议事机构，自然管不了有钱人怎么花钱怎么投资。哪怕是把钱拿给竞争对手。那些不老老实实做生意，把海战，抢劫和贸易都视为正常生意的敌人，发展速度显然要比老老实实做生意的荷兰实业公司要快得多。因此他们肯为投资者承诺更高的回报率。结果就是荷兰的资金要不变成别人的国债，要不买了外国的股票。支持了对手的发展不说，一打起仗来，在敌国的投资统统打水漂，和当年西班牙皇帝宣布国债作废是一个路数。但是，分散的商人如果不组织起来，短视的眼睛就只能看到眼前的现金流，政治军事风险一概不认。在敌国投资——因战争丧失投资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荷兰投资者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坑里跳，荷兰政府也管不了。客观的说，荷兰政府也没权利管。荷兰的企业是完全自由的，哪怕荷兰军队正和敌人打的热火朝天，只要有利润，荷兰企业也会毫不犹豫地向敌人出售战争物资。
归根结底，荷兰海军的荒谬源于荷兰的经济基础，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结构。前面说了，荷兰的发家史，就是一个转向最灵活的小公司率先进入一个潜在利润近乎无限的大市场的历程。在这种情况下，让公司的各个分支自由地发展，以跑马圈地式的方式进行扩张是最佳的选择。反正怎么搞都会赚钱，管多了反而影响利润。赚到第一桶金之后，荷兰产业链已经形成，平均成本比别人低，接下来只需要简单复制之前的发展模式就行了。欧洲体系3/4的商船就是这么来的。结果就是各个荷兰企业各自为政，之间只有经济联系，没有超出商业联系的义务。同时，各个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只顾压缩眼前的成本，谁也不去考虑长远问题——跑马圈地的时候，顾虑太多，思前想后就要落在后头了。在政治上，荷兰是一个7省的联合体，一群各省的大商人代表顶着一个威廉家族的亲王执政，在国务会议里扯皮。代表的席位本身就是各省纳税额决定的，在省以下，还是同样的分权制。代表们每天为日常税收和开支争执不休，却没有任何长远打算。《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但在荷兰商人看来，军队就是看门户的家丁，就是临时雇用的保安，完全是自己的私有财产。海军分属五个海军部的荒谬事情在荷兰这群商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总而言之，荷兰人的国家制度只适合在理想化的市场里进行自由的发展。在这种假设下，战争是偶然的，对手是和平竞争的，商业行为和军事行为是截然分开的。可惜荷兰的对手不认同这种假设。在海洋上少有越洋船队的年头，荷兰人第一个全心全意扑到海洋贸易上，靠这种发展模式发了财，也被自己的成功固化在这种体制上。等到其他国家以全面竞争的架势扑上来，荷兰的辉煌事业也就烟消云散了。
荷兰的问题也不止体制因素这么简单。恶劣的地理条件曾是荷兰走向海洋的催化剂。但等到荷兰证明了大洋中间有金子之后，即使地理条件不错的英法等国家也争先恐后地扑向大海，发展工商业和海运。荷兰国土狭小、资源不足的劣势此事就显现出来了。甚至工商业发达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劣势。1652年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使用了准备已久的专业海军，确立了战列线炮击战术，海军纪律好。但荷兰本钱雄厚，航海技术强。
一时间两国打的互有输赢。主战场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易手数次，次要战场地中海荷兰人占了上风，总得看来荷兰人还略有优势。但是，英国暂时失去制海权（整整一个冬天）不至于给英国带来动荡，因为直到1780年，英国出口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例还在10%以下。大部分英国人口还是农民，不至于因为海岸被封锁就大部分人口无以为生，饿到要造反。另外，英国本土有木材，有矿石，有铸造能力，冬天被堵在港里正好修船练兵。轮到荷兰被封锁的时候，一方面全国人口几乎都是从事工商业的，现在货物运不出去，回款和原料进不来，连粮食都不够吃，立刻就要社会崩溃；另一方面荷兰本土既不产木头也没有矿石可铸炮，回港之后连恢复战斗力都做不到。结果，虽然荷兰的经济实力依然远胜于英国，最后也勉强逼走了封锁舰队，但还是不得不向英国低头求和，承认了英国制定的《航海条例》，和英国平分东印度群岛贸易权。荷兰的贸易帝国开始失去了第一块基础，资源的限制让荷兰付出了比战场上更大的代价。
当然，以荷兰之富，在本土储备数年物资也不会占用多少社会财富。但荷兰商人们对常备海军的费用尚且要心疼，这笔费用肯定是没着落的。在被封锁的时候，为失业贫民稳定发放基本生活物资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在荷兰这种超级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完全由富人和贵族专政的社会，让富人拿钱搞福利，可能比外敌入侵还不可接受。荷兰的资源问题固然是先天不足，但制度因素还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荷兰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口不足。要维系一个世界级的帝国，一百万人口明显是太少了。当荷兰人接管葡萄牙人的海外帝国时，曾一再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像葡萄牙那样在占领领土上浪费太多的实力。因为以小国垄断庞大的海外航运网，水手、商站和海军、工人已经需要相当多的人力，要是再用宝贵的人力开疆拓土，镇守要塞，肯定会影响贸易利润。然而，这种想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全球角逐，地球已经迅速变成一个越来越危险的地方。指望自己的船队在整个世界都能和平的贸易，公平地购买补给，安全的穿越海洋只能是荷兰商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事实是，四大洋已经遍布政府支持的海盗船，竞争对手随时可能占据重要港口。在世界各地建立要塞、商站和补给站，并为这些要点占据腹地，保证粮食供应和防御纵深，不是炫耀帝国声威的奢侈品，而是维持贸易利润的必需品。荷兰人本来也是兼营贸易业务的海盗，但一个世纪的顺利发展，让他们忘记了世界的凶险。再加上也确实没有足够的人力占据那么多据点。荷兰的海外经营逐渐的被英法这样的中等国家排挤出去。制度因素和先天不足共同限制了荷兰的海外商业发展。
最后，荷兰并不像英国那样，是一个纯粹的岛国。虽然低洼的地形不利于陆军通行，但荷兰还是一个大陆国家。而且紧靠欧洲第一陆军强国。如果战略目标限于自保，那么法国只需要强大的陆军，英国只需要强大的海军。但荷兰本土资源贫乏，即使只求自保，也必须有强大的陆军和保证资源供应线的强大海军。这意味着荷兰不得不花更多的钱在军事上，否则会比竞争对手更早地面临亡国的威胁。第三次英荷战争，已经被敲打的略微开窍的荷兰人花了不少钱在海军上，作战积极主动，连战连捷，完全打破了海上封锁，还破坏了英法联军的登陆企图。结果，正风光的时候，法国人从陆上杀过来了，普鲁士人也雪上加霜的向荷兰宣战，荷兰被迫开闸放水淹自己，暂时地变成一个准岛国，这才免于亡国。代价是辛辛苦苦围海造地的成果毁于一旦。受不了两线作战的荷兰只能求和——向英国。荷兰向英国赔了巨款，还割让了大片海外领土，才换来一个英国将在荷法之间中立的承诺，荷兰才能够集中精力顶住法国。在陆地上和欧洲第一大国对抗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在1688年和和1748年之间，荷兰和法国屡次开战，被迫把3/4的军费用于陆军，完全丧失了海上争霸的能力，荷兰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半个世纪后的1795年，法国人趁冬天进攻，在冰面上如履平地，终于彻底占领了荷兰。但这并没有对世界局势造成太大的影响，此时的荷兰只是个二流小国而已。
公元前295年，罗马人开始围攻身边的希腊殖民地。此时距离亚历山大带着几万人打平半个世界不过一代人时间，希腊人对自己的文明程度和军事水平相当自豪，根本就不认为非希腊人能组织像样的国家和军队。希腊本土有个打仗牛人皮洛士，应希腊殖民地的要求，到西地中海地区对抗罗马人。他本以为地中海西部只有野蛮人的械斗，没有军队，这次意大利之行不过是一次到穷乡僻壤的打猎活动。结果双方一交手，皮洛士发现罗马人一不缺勇气、二不缺纪律、三不缺作战决心，最要命的是罗马还不缺人。在挟亚历山大余威打了两场胜仗之后，点点自己的损失，皮洛士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打这样的胜仗了，而罗马人却不介意再打几场这样的败仗。没办法，皮洛士灰溜溜带兵回家，临走感慨说：“我为罗马和迦太基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差不多2000年后，赢得第三次英荷战争的海战，并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中封锁泰晤士河，炮击伦敦的荷兰人看着广袤的海洋，恐怕也要感慨万千地说一句“我为英国和法国留下一个多好的战场!”
四 英法争霸
新航路的开辟和全球海运的兴旺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生活有了彻底的改变。人类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耕种土地、制造商品。和此前近一万年一样，绝大多数人类还是要在田地或作坊里付出自己的汗水。大部分劳动用来养活劳动者自己和家人，一小部分剩余被集中到比例更低的少数人手里，用来维持少数人的奢侈生活和稳定统治。既然这个基本结构没有变，那么世界就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是军事争霸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新航路的开辟使得长距离帆船运输变得经济，人类开始在运输中更多的使用风力；火药和铸造技术的进步以及海战的需求促使人类在战斗中更多的使用火药的爆炸力。因此，新时代的主战兵器从战马、盔甲、长矛转为装备火炮的大型帆船。只是从新航路的开辟到荷兰霸权达到鼎盛，海上争霸一直处于一种低烈度竞争状态，因此火炮帆船一直未能发展充分。等到荷兰盛极而衰，更多的国家开始有意识的加入海上竞争，火炮和帆船技术才发展到了手工业能支持的极致。1650年前后，在第一个主动而不是被迫走向全球海洋的国家——英国，缓慢进步的造船业和火器技术结合在一起，造就了手工业时代最后一次重要军事技术进步——三桅横帆战舰。三桅横帆战舰依然是纯粹的木船，一般有2-3层火炮甲板，装备50-120门射程约两公里的前装火炮。帆船必须靠风力进行机动，很难有复杂的战术动作，主要作战方式是横队齐射，间或以纵队冲击来分割敌人，增加火力。以战舰的大部分火炮在各层甲板上沿两侧船舷布置，尽可能的增加侧射火力。“战列舰”的名字即自此而起。作为主力的战列舰一般有40-60米长，吨的排水量，偶尔也有3500吨甚至4000吨的超级战列舰出现，但性价比不好，主流的风帆战列舰依然保持在3000吨左右的水平。荷载中很重要的是火炮自重。每门火炮的金属重量都超过1.5吨，布置在最下一层甲板的重炮甚至可能有接近3吨重。由于大量火炮被分布在上部，所以战列舰要在下层放置大量的压舱物，代价就是航速降低。另有一些吨位较小，火炮较少，但速度较快的巡洋舰、双桅炮舰、单桅快艇充当辅助舰船，负责巡逻侦察、通信和袭击，但无法在正面对战中和最差的战列舰对抗。
作为海战主力的风帆战列舰是工业革命前造船业的奇迹，几乎达到了工业革命前技术水平的极限。数千吨的木制船体由近半米厚的硬橡木船壳包裹，里面再用更结实的肋板加强，既抗风浪，也可以抵挡炮火。每次齐射可以将数十枚直径10多厘米的金属球打出2公里远，或在100米的距离上打穿1米多厚的硬木。此前所有军舰在它面前都不堪一击，只有另一队战列舰能够毁坏或是赶走它。虽然战列舰追不上许多商船和轻型船只，但可以截断航道、封锁港口，打散编队，掩护登陆，彻底毁灭对手的海上航运，并把对方海岸的每一点都暴露在可能的登陆攻击之下。即使没有补给，依靠庞大船体内的储存，它也能在海上连续作战几个月。在工业革命造出蒸汽机和现代榴弹之前，风帆战列舰是绝对的海上霸主。
英国人率先发展出了风帆战列舰，但并没有因此垄断制海权。因为制造风帆战列舰所需的技术并非英国人垄断的先进技术，而是在旧大陆已经普及的一般手工业造船、铸炮技术。大部分国家只要有争夺海上霸权的强烈意愿，也可以在短时间内造出类似的战列舰。1652年英荷海战的大部分参战船只还是商船，1672年再战已经是专业军舰之间的战斗。18世纪初，距离第一艘风帆战列舰下水只有两代人时间，风帆战列舰已经遍布地球，作为所有大舰队的核心。
生在工业社会的人很难想象一个技术上近乎停滞的农业-手工业社会。我们已经习惯于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看到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看到动车组取代慢车，短信取代电报，su27取代j-5。50年前的大部分先进军事装备，放到今天不进博物馆的话，只能给对手当靶子。但在农业和手工业时代，一代代的工匠只能用手工重复前辈的劳动，继续用肌肉的力量和自然的材料来制造产品，因此军事装备的进步非常缓慢。战车、马蹬、方阵、火绳枪、联合兵种等军事技术进步都是偶然的突破，短暂的进步之后是长期的相对停滞和一系列微小的改进。公元前几百年的亚历山大军团，放到1000年后也是罕有敌手，12世纪的蒙古骑兵晚上300年出现也会是农耕帝国的噩梦。类似地，从17世纪末荷兰衰落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全面展开的二三百年间，战列舰的主流配置从50多门火炮缓慢地上升到80门左右；许多战列舰在木船壳外面包上了铜皮，空心铸造的火炮被整体铸造然后钻孔的火炮取代，火炮的点火方式从引燃转为燧发。但战列舰的船体和装甲依然是木料，动力依然是风帆，武器依然是实心弹为主的前装火炮，这一切都要用工匠的双手造出来。17世纪晚期的战列舰，放到18世纪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加入战线，正面迎敌；就算放到18世纪中期，也可以在鸦片战争中执行大部分任务。事实上，由于舰队规模的扩大，战列舰的火炮反而从青铜炮变成了廉价但效果要差一些的铸铁炮。风帆战列舰如果没有大的损坏，用上半个多世纪是很常见的情况。子孙三代完全可能在一艘船上服役，使用同样的武器进行类似的战斗。读者可以想象一下，一个21世纪的坦克兵入伍，发现自己使用的坦克是祖父驾驶过的t34或四号坦克，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场面。这种荒谬表明了我们这个工业时代和农业时代的根本差异。
技术停滞阻止了荷兰、英国等暂时领先的国家通过不断创新来保持自己已经获得的优势。只要有资源，其他国家也可以通过简单的仿效来分享优势。至少西欧那些刚刚尝到远洋贸易甜头的军事蛮族们不会坐视其他国家因为如此简单的一个技术优势就独享垄断利润。尤其是传统上欧洲第一强国——法国，以及过气的两个海上霸主，西班牙和荷兰。
18世纪的法国在欧洲体系中的地位远不是今天这种一般强国的地位。农业和手工业时代的一切资源最终都要归结为人的肌肉力量，归结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养家糊口之外的剩余物资，因此人口是最重要的国力指标。在1700年的时候，已经开始开疆拓土的俄国只有1750万人口，同期的英国900万，日后占领巴黎的普鲁士200万人，荷兰只有100多万。而法国有1900万人口，富庶程度在欧洲也占中上水平，农业产值和手工业产值都超过英国一倍，陆军几乎等于除俄国之外所有欧洲国家之和。1689年，荷兰只有66艘战列舰维护着摇摇欲坠的贸易霸权，英国有100艘战列舰准备接管这个霸权，法国却有120艘战列舰可以用来争夺霸权。17世纪，三次英荷战争互有胜负，最后英国以人口、资源和国力拖垮了荷兰。现在，毫无争议地欧洲第一大国——法国以2倍的资源要和英国进行海上竞争，结局似乎已经很清楚了。
不过，这个时代和以往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全球海洋竞争时代，海军不再是陆军的从属，不再是陆军的运输队。17世纪从武装商船到风帆战列舰的转变说明了海军日趋专业化。从这以后，海战不再是陆战式的接舷混战，强大的陆军不能促进海上的胜利；反过来说，投放于海洋的人力和物力也不能转化回陆军，在大陆上攻城略地。当一个国家决心向军事部门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的时候，决策者必须想清楚有多少资源要投给陆军，有多少资源要投给海军。因为一旦投入，后悔的余地很小。英国是一个岛国，这使得选择相对简单。因为只要海军足够强大，英国就不必担心陆地入侵。所以英国可以资源优先供给海军上，只保持一支海军陆战队式的精干陆军即可。但对于法国这个兼有海陆利益的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就复杂的多。
法国陆军在最强的时候等于除俄国外其他欧洲国家之和。这既意味着法国的霸权，也表明了霸权带来的负担。因为法国人口显然没有占到俄国以西人口的一半。不到2000万人口要养40万军队，兵民比达到了1/50以上。如果现在的中国有同样的比例，那就是2600万军队，将超过二战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军队之和。对于传统的的帝国来说，解决方案就是用这陆军攻占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人口，或是强迫别国赔款进贡，从而分担养兵的压力。这种企图经常成功。但除非能彻底将整个欧洲融入法国体系——这一点在欧洲近乎不可能，否则镇压和掠夺会需要更多的军队。所以法国人从来不敢在陆军上有半点放松。直到19世纪，法国即使不能保持自己的陆地霸权，也绝对要避免法国陆军变成欧洲第二。因为那样可能意味着彻底丧失大国地位。在这种局面下，海军获得的资源几乎总是排在陆军后面。18世纪中期年代，英法之间爆发了著名的“七年战争”，在印度、近东、美洲、和欧洲本土全面开战，争夺霸权。这种全球争霸，海军的作用毫无疑问要大于陆军，但法国海军只得到了陆军四分之一的拨款，英国海军则花掉了本国大部分军费。虽然法国有英国两倍的资源，但在海上，反而往往是英国海军手头更宽裕。所以法国很快就失去了战列舰第一的地位。在英国全力争夺海权的18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英国的战列舰数量多于法国，也强于其他国家。比如说1739年，英国有124艘战列舰，法国只有50艘。到了18世纪后期，英国舰队的战列舰保持在200艘左右的水平上，法国却连100艘也拿不出。这就是英国专注于海军，法国必须海陆兼顾的后果。
前面提到过，在工业时代之前，水运的成本远远低于陆地运输，运输能力则远远高于陆地运输。许多美洲殖民地的沿海地区从几千公里外的英国进口煤炭，因为从几十公里外的煤矿把煤从陆路运过来成本更高。在全球航运线开通之后，这种差异更加明显。海战和陆战因此拥有截然不同的后勤网和采用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从后勤上说，战列舰可以自带大部分补给，越过半个地球和敌人长期对峙。陆军却必须依托河流、重要道路建立补给线和兵站后缓慢前进。如果深入敌境作战，补给会大大限制陆军的数量，军队规模会随着补给线的变长而迅速减小，最终在补给人员消耗掉全部补给品后变成0。即使在本土作战，兵力也不能无限增长，因为陆地运输成本太高，相当一部分补给品必须就地筹集。一旦集结兵力的规模超出了本地所能供应的限度，军队规模就不能继续增长了。事实上，在军队规模达到这个极限之前，本地的农民已经因为被征发粮食而饿死了，所以大部分军事行动在雨天和冬天都必须停止。因为雨天道路泥泞难行，无法运送军队补给，而冬天无法在乡村搜集到足够的补给。17世纪的三十年年战争主战场在德国，结果德国的人口损失过半，许多地区用了200年才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这个时期的陆军大国既不能通过无限制的动员来彻底压倒对手，也不可能在距离本土太远的地方保持自己的陆军优势，海军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