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陆战之王鼻祖：中国古代战车
　　据记载，33年（即公元前1027年），“牧野洋洋，……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期清明”，周武王以遵奉文王之命，“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为号召，在吕望等人辅佐下率领大军“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与夏战于牧野”。“（武王）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兵皆崩叛”。 纣王仓皇逃回朝歌，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周军占领商都，商朝灭亡。这大概是我国史书里有关车战的最早的记载，史称“”。此战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殷商王朝的六百年统治，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秩序，为西周奴隶制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对后世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体现出的谋略和作战艺术，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祖先早在四五千年前就发明了车子。在中国，华夏的始祖黄帝最先使用了车。我国自夏、商、西周以至春秋，是战争史上的车战时代。古代战场总是优秀发明和先进科技的展示台，战车也不例外，时代，战车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攻击力，一直是这一时期军队的主要作战装备，以马拉木质战车的交战为主的作战方式，驾乘战车作战即成为这一时期战争的特征。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准不是综合国力，也不是疆域和人口，而是以军队的规模和兵力的多少为标准，也就是所谓的“”、“万乘之国”（一乘就是指一辆战车加上72名士兵）。战车和车战，兴起于我国商代，鼎盛于西周、春秋，没落于战国至汉初。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它曾经成为战场的主宰，它的结构战术也几经变革，但是它本身造价高昂，机动性低，地形要求高（基本只适于在开阔平原作战）等缺点也使它最终为更灵活多变的步骑兵所取代，最终成为一种辅助型防御兵器。以后出名的汉代卫青所用的武刚车，晋将马隆所造成的偏箱车，所起的作用就都是一种辎重的运载工具和机动防御工事。
我国古代战车的起源及发展　　从广义上说，中国古代战车是指专为作战使用的各种战斗车辆的总称。它由原始社会晚期木板圆轮式陆上运载工具演变而来，除了辎重车和特种攻城车外，主要有商周车战时代用来乘载士兵作战的木质战斗车辆，以及宋代以后装备各种兵器的战斗车辆。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发明了战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的需要，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据历史记载，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发明了战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的需要，战车使用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牧野之战中，周武王就动用了三百乘战车。到后来的春秋时期，战车发展到巅峰，甚至出现千乘之国。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双方各出动了七百乘战车。到春秋末期，晋国和楚国，拥有战车的数量已有4000乘以上。春秋战国之际，虽然由于步骑战兴起，车战地位逐渐下降，但各诸侯国拥有战车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比如秦国的军队就是“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直到汉代初年，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车战时代的战车，在形制构造上大同小异。古代战车的形制一般是、、（车轮中部与辐连接的部位）、后面辟门的横长方形车厢。车辕前端有衡，上缚轭，用以驾马。战车作战的基本战术原则是：舆侧接敌，左右旋转，战车在接敌过程中，主要是车左以弓矢在舆侧射击杀伤敌人，接敌后则须与敌车接舆近战。欲与敌车接舆，就必须先行错毂。两车错毂是一个互相闪避﹑寻找战机的复杂的运动过程，需要不间断地进行旋转。车为木质结构，其重要部位装有青铜饰件用来加固和装饰，目的在于增加坚牢度，便于纵横驰骋，在一般“错毂”交战中不致被损坏。
　　（图1 中国战国时期战车模型。这是“古代战争馆”大厅里陈列一辆装备齐全的“四马三人”战车模型。它是以历史文献、文物资料为依据，精心设计复原制作的。）
我国古代战车结构 　　我国古代战车一般用两匹或四匹马，车体为独辕①，辕长近3米，或直或曲，辕前端有衡②，衡长约1米，上附有木轭③用于驾马；车一般为双轮，轮子用木制，直径约1.4米；长毂④；车轴一般长约3米在两端镶有铜軎⑤；车身为方舆⑥，车箱长约1米，宽约0.8米，四周设有栏杆，后方设有门以供人员上下。到西周春秋时期，对战车结构作了进一步改进：加大了车辕的曲度，抬高了辕端，从而减轻了服马压力，提高了车速；加宽了车箱，使车体宽度一般为1.5米左右，有利于作战人员更灵活的在车内自由挥动兵器作战；在軎、辕、轭、等关键部位上大量使用铜制铸件加固或装饰，使车体更牢固，更耐用。这类车被称为“金车”“攻车”或“戎车”。 　　注解： 　　①：车体的一部分，一部为直木或横木，自车箱伸出，压在轴上，独辕车辕在正中，双辕车则一左右。 　　②：指驾在车辕前的横木。 　　③：一种马具，为人字形，驾车时套在马的颈部。 　　④：车轮中心的圆木，四周连接车辐，中间有圆孔用于插车轴。 　　⑤：车的零件，青铜制，为圆筒状，套在车轴的两端。 　　⑥：指车箱或指车。
　　（图2 春秋战车。这是春秋战车中国古代的正式战车，成员包括一个使用长兵器的武士，一名射手和一名御手。） 　　车战时代的马车由两马或四马驾挽，以四马为主。中间的两匹辕马称“服”马，左右两侧的叫“骖”马。一车所驾的四匹马，称“驷”。按当时规定，每车编左中右三名甲士：左边甲士主要持弓，负责射箭，称车左，是车首；右方的甲士执戈或矛同敌击刺，称车右；中间的甲士称御，佩剑一把，主要负责驾驭战车。在通常情况下，车上装备五件兵器，称“车之五兵”（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和夷矛），分别插在舆侧的固定位置，供甲士临战使用。战车由畜力牵引，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甲士装备了精良的青铜兵器具有一定的杀伤力。有的车上配备了旗鼓铎铙，保证了通讯联络和作战指挥。 　　在古代，两军交战时，国君必须亲自乘战车指挥作战。国君居中拊鼓击金，指挥军队进退。国君所乘的战车叫，其形制与一般战车基本相同。春秋中期以后，，戎车演化为将帅的指挥车。到西周时期，为适应作战的不同需要，战车的分类已经越来越明显。除戎车之外，战车还分轻车、阙车、苹车和广车。轻车机动性好，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战车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图3 巢车古代的装甲侦察车，用于窥伺城中动静，带有可以升降的牛皮车厢） 　　春秋战国时期，铁兵器的得到广泛使用，弓弩也得到很好的改进，使得步兵可以有效地遏止密集整齐的车阵进攻。同时，战车车体笨重，驾驭困难，机动性差，尤其是大量的战车要投入战斗时，非常依赖战场地形及道路条件。此外，随著战争性质和结构的转变以及城邑地位的提高，对要塞的争夺日趋频繁，从而大大降低了战车在作战中的地位。于是，传统的车战逐渐被步所取代，形成以步兵为中心，车兵为﹐骑兵为机动的新的战争方式。
春秋时期的战车　　在春秋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连年的战争造成甲士的奇缺，而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各国遂增加了兵源充足，装备简单而又易于训练的徒兵，步兵由每乘战车隶属二十二人增加到七十二人，同时又取消了原来的七名车下甲士，连同三名车上甲士，共计七十五人，以五伍（二十五人）编为一两，共三两。方阵战术也由原来步车相脱离的两线配置，改变为三个步兵两以战车为中心的配置，把过去的密集队形改变为疏散队形，密切了步车协同，加大了方阵纵深，提高了方阵对复杂地形的适应能力和前进速度。公元前567年，在鄢陵之战中，晋国苗贲皇首创翼侧攻击战术原则，使方阵战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上因素制约下，车战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所扩展。一场战争往往由若干规模不等而又具有共同目的的战斗所构成；遭遇、迂回、翼侧攻击、长途追击等多种作战形式亦开始出现。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车战。作战双方排列成整齐的车阵，然后交战。这种车战在作战过程中很难改变队形，往往一个冲突就能决定胜负。春秋时代的战役，多数在一二日内即见分晓。后来，由于车战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军队的组织、训练和战术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车战的战术不断革新。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古代车站面面观　　我国战车的使用主要在商代至汉代初年，之后逐步被骑兵所替代，成为一种辅助型的兵种。在车战纵横天下的一千多年间，其作战方式根据本身的结构、战术特点有着其特殊之处。战车作战主要集中于平原地区，交战双方接近时先用弓弩对射，使用强大的火力试图造成对方的阵型混乱，如果双方的战车正面冲过来，两车间的距离在4米以上，3米左右长的、等兵器无法杀伤对方，只有在两车交错的时候才能使用长兵器格斗。战车是一种大型的兵器，一辆战车体积长宽各近3米，加上两侧部署的徒卒，要占用相当大的体积，这样的大型战斗单位的机动性很低，难以回转和迂回。加上武器使用的限制，双方都要争取在交错格斗的瞬间获得夹击的机会。要想发挥出部队的最大战斗力，就必须组成严密的阵型，要求部队有良好的纪律和统一的指挥。由于这种特点，就决定了西周、春秋时代的军队作战十分讲究阵势和队型（所谓阵型指的是各种战斗的队型，古代军队在作战，行进，训练时都有一定的阵型，以保障整个部队行动的统一协调，使“勇者不能独进，怯者不能独退”，部队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整体作战力量）。时，战车一般采用大型的横阵，在广阔的平原上布阵，战车一字排开不做纵深配置，把徒卒部署在战车
　　　　　　　　　　　　　　　　　　　　　（图4 架火战车） 的前方，这样的队型可以左右呼应，避免受敌军夹击，在接近战两车交错时，如果能维持严密的队形有利于形成夹击对手的机会。这一时期的车战，队型的整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斗的胜负，在交战时要不停的整顿队形。在这样的作战中统一的指挥是重要的，将领通过金鼓和旗帜来指挥军队进退、快慢和调整队列，来保证战斗过程中整个部队的队型始终严整有序。但是这样的作战十分的节奏十分的缓慢，交战过程中战车不能快速奔驰，步兵也不能快速奔跑，追击时也要保持队形，也不利于长途的追击。典型的战例就有在周灭商的决定性战役牧野之战中，周军指挥就命令士兵每前进六、七步就停下来重整队型，而商军虽然人数众多却因为士气不振和奴隶的叛乱而队型大乱，导致惨败。
架火战车　　架火战车我国发明的多管火箭炮，比各国正式使用火箭炮早了五百多年。这是明军野战时使用的防卫车辆，一般放在军队前方使用，提供火力支援。其原理是将火箭预先装在发射筒内，而所有火箭的引火线都联在一起，形成引火总线。发射时，点燃引火总线，火箭就犹如条条火龙，一齐从发射筒内喷出，直扑敌阵。架火战车虽然看起来简陋粗糙，但它体轻灵活，使用转移都很方便。打仗时，三个人即可操作。其中一人负责瞄准指挥，兼管推车，其他两个装填弹药和点火等，协同作战。在车的两侧还装有火铳和长矛各两支，以配合火箭炮来杀伤不同的目标；必要时，还能用来同敌人白刃格斗，进行自卫。架火战车既有类似现代火箭炮威慑敌人的齐射火力和快速转移的等特点。又具备现代战车在火力、机动性和防护方面的一些基本性能，因此它在兵器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我国在火箭炮方面的杰出创造之一。
　　　　　（图5 流马。古代的装甲运输车，源自诸葛亮发明的山地运输用车，根据推测绘制） 　　车战中阵势仍然是制胜的关键，如在晋楚的鄢陵之战中，就有人指出队形不整的楚军是不会战胜的。但是与西周及春秋初期相比，这时的车战有了较大的发展，阵型较以前更灵活多变，战斗中徒卒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到春秋时期车战中阵势仍然是制胜的关键，如在晋楚的之战中，就有人指出队形不整的楚军是不会战胜的。但是与西周及春秋初期相比，这时的车战有了较大的发展，阵型较以前更灵活多变，战斗中徒卒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徒卒不再单一部署在战车的前方，而是分散在战车的四周，加强了向各个方面的机动力量。并且这一时期战车不再是单一的列成密集的横阵，而是分散部署，并形成多排的纵深部署，使战车的运动更灵活，便于调动，能适应多变的战场，防备敌人的冲击并能快速的进攻和追击。春秋时随着军事学的发展，军队的指挥们根据不同的兵力，地形等条件，灵活的把军队布置成各种作战队形，能灵活运用阵型的军队往往能战胜那些阵型不整或墨守成规的军队。不同阵型有多种名称如：、、，等，但基本的就只有两种即圆阵和拒阵（方阵）其他阵形可以说都是这两种阵形的变种。圆阵是一般用于防守的阵形，组成圆阵时战车将首尾相连，结成环状，徒卒部署在战车的前方。拒阵主要用于进攻，拒阵中的战车一般双车配合作战，攻势时两车分散夹击敌车，守势时两车靠拢各自掩护友车的一个侧面，避免被夹击。因为战车的灵活部署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追击的队形，即在高速的追击中把方阵展开，从两冀包抄敌军，围而歼之。
车战的编制　　是一种大型兵器灵活性较低很难单独作战，在战车中一般除本车的甲士外还配备一定的“徒卒”（步兵）协同作战，并在作战中由一定数量战车组成编队。在西周一般每乘战车配有徒卒十人，五乘战车组成一队，每五队（二十五乘）组成一个“正偏”，每四个“正偏”（一百乘）组成一个师，每五个师（五百乘）组成一个军。另外在车兵和直接配署的徒卒外还有大约两倍的步兵单独编组用于协同作战。 　　到了春秋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随着各国兵源的增加（春秋前一般只征召平民贵族参加军队）军队中车载甲士和步卒的比例有了变化，每乘战车的徒卒增大到七十余人，（即当时许多文献中所谓的车千乘，带甲十万）作战时一般十五乘编为一个“偏”，每两个“偏”编为一卒，这成为车兵作战的基本单位。 　　车战的最高目的，是消灭旧的王朝，建立新的王朝，如周之战。但是在车战最盛的春秋时期，主要是在各诸侯国之间进行的。那时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开始时强大的诸侯多打着尊周王的大旗，以成霸主地位，并不以灭国夺地为目的，胜者常以缔盟成为霸主为目的。随着诸侯争霸的发展，大国国力日强，遂渐拋弃尊王的旗帜，终于从缔盟称霸走向灭国夺地，兼并弱小。动员的兵力日多，一次战斗使用的战车从几百乘发展到几千乘，战场纵深加大，时间延长，由过去单一战场的一次交战决定胜负，发展到在几个作战阶段中进行反复较量，经过不同地点的多次战斗，才能达到目的。 　　在一场车战中，由于当时诸侯思想观念深受约束，还有宗法迷信等的深刻影响，所以在战前首先要进行祭祀占卜，然后召集全军及加盟的友军举行誓师礼，由国君或最高统帅历数自己承天命，如何正确，对方逆天命，如何残暴无道。再约束部队，严明纪律。流传至今的著名誓辞，有周武王灭商前在牧野所作的（牧誓），收录于之中。
　　　　　　　　　　　　（图6 云梯车。带有防盾，绞车，抓钩等多种专用攀城工具） 　　两军到达战场后，先要派遣使者到对方请战，例如晋、齐之战前，齐侯派使者请战，说：“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意思是：您带领国君的军队光临敝邑，敝国的士兵人数很少，请在明天早晨相见。)晋军主将阕郄克作答，先讲晋与鲁、卫是兄弟之国，故来援助，最后说：“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意思是：我们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您的命令不会不照办的。)双方用这样客气的外交词令，最后决定第二天早晨决战。 　　在正式开战之前，还要派勇士去对方营地挑战，以鼓舞自己军中士气，挫对方士气。也如晋、齐之战前，齐使请战后，齐国的勇士高国乘战车冲入晋军，用大石投掷晋军，并擒获晋军，夺其战车，将车系在齐国营垒前的桑根上，并大呼“欲勇者贾余余勇！”（意思是：要勇气的人可以来买我剩下的勇气！）以激励齐军。正式开战前，两军先要摆好阵式，所谓“不鼓不成列”，然后才堂堂正正地展开战斗。战胜以后，又要祭祀，迫败者盟誓，回国献俘，在春秋初还有时将战利品和俘虏献给。就是在战斗中，敌对双方的将士有时也互讲礼貌，例如泌之战前，楚将许伯去向晋军挑战，他的战车上以乐伯为御，摄叔为右。单车去晋营，杀死敌人割取左耳并抓了。当往回走时，晋军追赶，由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晋人两角都不得进。这时他们只剩下一支箭了，晋国的鲍癸又从后追来。正好有一只麋鹿出现在面前，乐伯一箭正射中麋背，然后由摄叔下车捧着麋鹿献给鲍癸，并说：“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意思是：由于今年还不到时令，应当奉献的禽兽还没有来，谨把牠奉献给您的随从作为膳食。）鲍癸说：“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就阻止自己的部下再追击，于是乐伯三人安然回归。
牧野之战　　武王三十三年二月四日清晨，商都三十里外南郊尘土冲天。姬发会同各路人马，慷慨痛斥商纣暴行，随后挥兵直奔商都。纣王皱了眉头，看城中号称70万由贵族平民奴隶拼凑而来的临时军队，却并不如何慌张：南郊那一片平坦牧野，既不可能有埋伏也不具有斡旋的余地，唯一能做的只是硬碰硬的正面交锋。思罢，披甲出宫正面迎敌。 　　的兵士看着对面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夷狄，心中却不禁泛起奇怪的感觉。肃杀的对峙，随后是号角骤起，大军开始冲杀。突然殷商的士兵发现敌人阵中尘土飞扬，密密麻麻的2轮战车在烈马的牵引下如天神般冲开己方战阵，那车上的长矛硬戟瞬间刺穿身体劈裂肌肤，车轮过后血雾混合扬起的沙土仿佛把天空染成暗红。他们惊恐的发现，当头冲来的车上高高站着一人，战神般不可阻挡。“是姬发！”。姬发在车上纵横驰骋，身后三百战车踩踏着地上的尸身和尚温的血疯狂向已近崩溃的殷商部队猛冲。而更后面，是四万早迫不及待的勇士用尽全身气力的冲刺。战车到处。剩下残存的也早吓得双膝筛糠，他们的选择只有死，或者反戈。 　　纣王帝辛引以为地利的平原，也正是西歧三百戎车的发挥最大威力的场所。帝辛看着不远处神威凛凛四处奔驰的姬发，回头走向，结束商汤500年基业。 　　牧野之站是历史中有名的以寡击众以少胜多的战斗。这也是一次军车对步兵的突破战役，是一次因武器装备优先而奠定胜局的战役。从史籍记载中似乎并没有发生剧烈的战斗，“罔有殷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可见纣军未作激烈抵抗便纷纷败降了，由此也显现出战车的巨大威力。 　　为了保护战车兵的安全，他们都装备有厚重的皮甲冑，也有的装备了青铜的冑和铠甲。由于站在车上作战，不必考虑行走奔跑的方便，因此战车兵的皮甲的甲裙较长，可以遮护到膝盖以下。有时还有高竖的甲领，以保护脖颈。除甲冑外，还有较大的盾牌，通常是木胎外蒙皮革，或由多层皮革制成，外表髹漆绘彩，有的镶嵌青铜甲以增强防护能力。驾车的辕马也披有厚重的皮马甲，头套皮马冑，有的还蒙以虎皮，更显威猛。木制的车箱(舆)表面有的也钉镶青铜护甲，或在轴头装有长刺。 　　战车兵的是弓矢，格斗兵器都是长柄的，都插放在车上，可以多件成一组，使用时随具体情况选取，通常称为车战五兵，有戈、殳、车戟、酋矛、夷矛，它们的长度一件比一件长，由六尺六寸到二十四尺。此外，为了防备非常情况，在马伤车毁时用来卫体护身，也装备短柄的兵器如剑，乃至更短小的匕首。至于战车后随的徒兵，则一般没有护体的甲冑，只有戈和盾牌，或远射的弓矢。 　　战车作战，相距较远时以对射。两车逼近，必须错车格斗。因为当时木制战车十分笨重，一乘车至少宽三公尺，前面驾上四匹马，全长也约有三公尺。两车如迎头驶来，相间隔有两匹马长度的距离，两车箱前沿至少在四公尺以上，最长的格斗兵器也无法触及对方，何况双方的八匹马如缠结在一起，就两败俱伤了。所以双方只有两车相错才能格斗，当时错车有共同遵守的规矩，也就是都以己车右侧去错迎对方来车的右侧，这也是车右司以长柄兵器格斗的原因。 　　由于战车笨重，驾御困难，因此当排列好战斗队形后，临阵变换是非常困难的。同时由于车体长、面积大，加以殷周时弓矢射程有限，所以较难作大纵深配置，也无法采用纵队的队形，通常是采用一线横列作战。如果配置第二线兵力，则把后列战车排在相当于前列两车的缝隙处，以发挥弓矢威力，而不会误伤己方前列战车的乘员。除横排列阵外，常用的队形还有斜列的队形，同样是后列的车在前列车的缝隙处。一般情况下，两军列好阵形，击鼓进军，远处以弓矢对射，近而错毂搏斗，一方败退，一方追击，战斗即结束。所以《左传》中所记的大部分车战，战前准备时间较长，真正接战后多仅一日即分胜负。正是极生动地叙述了一场车战的全部过程：从远距离弓矢对射开始，经错毂战斗，到车毁马伤，系马埋轮死拚，最终英勇为国捐躯。
城濮之战　　鲁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临濮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史称“城濮之战”。 　　春秋时期，各国中最先崛起的是的齐国。但自齐桓公死后，齐国政局动荡，逐渐衰落下去。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各个弱小国家，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中原除了晋、齐、秦三大国外，实际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晋国也强盛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执政期间，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整军经武，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霸权的强大实力。
　　　　　　　　　　　　　　(图7 城濮之战的排兵布阵及军事行动示意图） 　　晋国的崛起引起了的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正在楚国分派重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之时，宋国却背叛了楚国，倒向晋国，沉重打击了欲图霸业的楚国，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抱负。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霸主地位，便出兵攻打宋国，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攻占了，一直打到睢阳，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援。晋国认为这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想出兵救援宋国。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但若晋文公置之不救，不但不能报答宋襄公过去对自己的恩惠，而且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不利。晋文公犹豫不决。后来有大臣提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于是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
　　(图8 城濮之战。城濮战时，晋军投入的兵力有战车七百乘，兵器装备齐全，分为三军：中军统帅是原轸(先轸)，以为副，所统领的以晋的公族为主，为全军主力；上军以狐 毛为将，狐偃佐之；下军以栾枝为将，胥臣佐之。晋侯在中军，他乘的战车由荀林父御车，以魏为车右。） 　　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俘虏曹国国君。这使楚成王大惊失色，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国失去救援的战机，再继续下去，势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本来不想和晋军直接交战，没有作准备，又得到晋、齐、秦三大国结盟的消息，形势明显不利于己，于是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楚军撤退，把侵占齐国的土地交还给齐国，和齐议和，命各路诸侯取消围攻宋国，各自回国。 　　楚成王派人告诫成得臣及尹子玉等人，命令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然而尹子玉拒绝执行撤军命令，此时各路诸侯均已回国，楚军势单力孤，但他仍想攻下宋国，并请派兵给他，必要时和晋军决一死战。楚成王对尹子玉不执行命令深为不满，但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同意了尹子玉的决战请求，但是又不肯给他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出近千人的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贵族兵给他。 　　尹子玉得到增派的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晋文公识破了尹子玉的阴谋，他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又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尹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投晋，恼羞成怒，率领楚军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在楚军全力进攻下，晋军退避三舍，以实践晋文公当年对楚订下的诺言：若楚晋两国交战，晋军先退让三舍。晋军以此达到了取信于诸侯的目的，而且避开了楚军锋芒，有利于以后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
　　　　　　　　　　　　　　　　　　　　　　（图9 古代战车）
退避三舍　　时候，晋献公听信谗言，杀了太子申生，又派人捉拿申生的弟弟重耳。重耳闻讯，逃出了晋国，在外流忘十几年。经过千幸万苦,重耳来到楚国。楚成王认为重耳日后必有大作为，就以国群之礼相迎，待他如上宾。 　　一天，楚王设宴招待重耳，两人饮洒叙话，气氛十分融洽。忽然楚王问重耳：“你若有一天回晋国当上国君，该怎么报答我呢？”重耳略一思索说：“美女待从、珍宝丝绸，大王您有的是，珍禽羽毛，象牙兽皮，更是楚地的盛产，晋国哪有什么珍奇物品献给大王呢？”楚王说：“公子过谦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总该对我有所表示吧？”重耳笑笑回答道：“要是托您的福。果真能回国当政的话，我愿与贵国友好。假如有一天，晋楚国之间发生战争，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如果还不能得到您的原谅，我再与您交战。” 　　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很多人都感到，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尹子玉却坚持认为这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带领楚军一路追杀至城濮。战争一触即发，晋方有晋、齐、秦三大国和宋兵，楚方有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双方在城濮摆开阵势。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一切准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也积极备战，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尹子玉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较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晨，楚军左右两军率先向晋军进攻。晋下军将领栾枝利用战场上沙尘扑面的条件，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针对楚军两翼薄弱中军强大的特点，晋军采取先击楚军翼侧，再攻中军的作战方针，他们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冲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猛攻，吓得陈、蔡军队战车的马惊慌回窜，阵容混乱，反而冲乱了楚军。晋、秦两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溃了陈、蔡军队，楚军右翼死伤很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 　　这时，又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晋军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尹子玉不知是计，以为晋军真败，下令左翼军追击。晋军见楚军中计，立即停止退却，反身参战。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尹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在晋军尚未形成合围前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途中受到楚王训责，尹子玉羞愤自杀。 　　捉到许多俘虏，仅战后晋侯向周王献楚俘的数量，就有战车一百乘，以及随从步兵一千多人。自此战后，中原各国则纷纷离楚归晋，，晋国也成为春秋一霸。 　　经过一天激战，晋军击溃楚的左、右两翼，使楚军损失惨重，同盟军的陈、蔡等的军队也损失殆尽，晋军捉到许多俘虏，仅战后晋侯向周王献楚俘的数量，就有战车一百乘，以及随从步兵一千多人。自此战后，中原各国则纷纷离楚归晋，，晋国也成为春秋一霸。
碧蹄馆之战　　明朝的时候，战车开始被沿用于运输。五年（公元1372年），山西首先造独辕车800 辆，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北征时又造武钢车3万辆，“以运粮响”自英宗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大同总兵朱冕等疏陈战阵之法请选小火车850辆开始，山东、河南开始相继制造，“以备战车”，从此“言战车者相继”。 　　明朝研制战车的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对付来去迅猛的北方的骑兵，二是适应大规模使用火器的需要。“土木堡之变”后明军惨败，游牧民族骑兵的彪悍凶猛，使得北方的边境受到严重的威胁，很多文官武将认为胡骑劲捷，不用战车难以抵御。如朱冕上书说：“战车行则载衣，止则结营阵”。谭学也建议：“奉命以来，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矿，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门庭寇至，车战为便”，他认为车战的好处是“行则纵为阵，止则横为营。…彼用弓箭，止有百步技能，利用枪炮，动有三四百步威势。”李贤更明确的指出：“中国长策唯有战车，卫青之武刚车，可以御之，而又有取胜之道，则火炮是也。论中国之长技，无出于此”由于战车可以组成很长的阵营，“欲行则行欲止则止”，堪称有足之城，内藏军马粮草用来抵御敌人，使敌人的骑兵不能冲破车营组成的营阵，放箭也不能伤人，“彼若近前，火炮齐发，其正继出；彼若远遁，我势益张，我威益振，备边长策，莫善于此”后来胡松也说：“广设火器于车厢之上，则彼不能近以即我，此实兵家之利器，今日所宜最先者也。”可见，明人不仅企图用战车抵御北方的蒙古人，而且最重要是发挥火器的效用，这是明朝重视战车的主要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战车在又重新的焕发了活力，各式各样的战车被大量的建造出来。据《续文献考·兵策》记载，明正统至万历年间，先后制造了小火车，独伦车，偏箱车，全胜车，轻车，雷火车，先锋霹雳车，独辕车，武刚车，战车，军队小车等。仅仅在天顺六年就建造兵车1220辆，并备有，供京师使用。这些战车多用火器装备，并经历了由大到小，由笨拙到精巧，由畜力到人利的发展历程。
明代中后期军队的编制和火器装备　　(一)步兵营的编制和火器装备： 　　营辖3部，每部2司，每司4局，每局3旗，每旗3队，每队编步兵12名。每旗编旗总1名，队兵36名；每局编百总1名，官兵111名；每司编把总1名，官兵448名；每部编干总1名，官兵898名；每营编将官1名，中军1名，火器把总1名，总计官兵2697，全营官兵2700人。其中作战士兵2160人，军官和役夫、工匠等随军人员540人。 　　作战士兵有鸟铳手1080人，执冷兵器的“杀手”1080人(装备火箭6480支)。火绳枪手占作战人员的50%，占全营编制的40%，如果加上火箭，火器的使用比例超过50%。 　　(二)骑兵营的编制和火器装备： 　　等级及数额同步兵营，人员共2700名。其中鸟铳手432名，快枪手432名，炮手180名，携虎蹲炮60门，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38.7%。其虎蹲炮较轻便可以驮运，也可装备“马上佛朗机”作为骑兵炮。 　　(三)车营的编制和火器装备： 　　战斗人员2604人，加上随军杂役等共3109人，装备炮车128辆，军车17辆，配佛朗机炮256门，炮手768名，鸟铳手512名，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41%。 　　(四)辎重营的编制和火器装备： 　　营按将官、千总、把总、百总、车正(车长)等级体制分管战车。每营将统2名千总，千总统2名把总，把总统4名百总，百总统5名车正，车正管车1辆，载佛郎机2门，编士兵20名。全营共编官兵1908名，总计有炮车80辆，佛郎机手480人(佛朗机炮160门)，鸟铳手640人，火器手占全营编制的58%。 　　据称，创辎重营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运粮，支援部队作远距离追歼敌军。为了保证运粮的安全，全营装备160门佛朗机，640只鸟铳。同车营相比，佛朗机只少了96门，而鸟铳则多了128支。因此，辎重营的这些装备，既保证了运粮途中的安全，又能在到达战地后，迅速投入战斗，以火力支援其他部队作战，可以发挥其相当于三分之二个车营的战斗力。 　　——资料出自戚继光著《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文字参考(王兆春著) 　　(五)明末孙承宗编练的车营： 　　全营编有步兵3200人，骑兵2400人，军官、车夫、杂役等1027人，共6627人。装备佛朗机256门，红夷、灭虏等火炮88门，鸟铳256支，三眼铳1728支。装备战车128辆，辎重车256辆。 　　日，经过攻防战后，明军收复平壤。明军大部队南下进逼日军重兵防守的王京(汉城，今韩国首都首尔)。而此时败退的小西行长已与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羽柴秀胜等部会合，总兵力超过了五万人。 　　副总兵查大受和朝鲜防御使高彦伯率3000骑兵南下侦查。24日，这支部队与日军加藤光泰部相遇。一场激战，斩日军600余人，盲目乐观的查大受率部追击，打算长驱直入拿下王京。自后，轻敌情绪普遍弥漫于明朝军队中。而此时坐镇王京的宇喜多秀家已调集重兵准备围歼这支深入的孤军。
　　（图10 炮车。明代的佛朗机炮车是最早的后膛武器之一，其炮弹使用弹仓，可以迅速更换，射速超过清代大炮。）
明军编制　　编制：官兵3100余名，鸟铳512枝，佛朗机炮256门，大将军8门（火器手共计1320人，占战斗兵的65％），战车128辆，每辆战车配有佛郎机2门、鸟铳4杆、火箭手4人； 　　步营编制：官兵2700余名，鸟铳1080枝（火器手共1080人，占战斗兵的50％），火箭共6480支（216名党耙手）； 　　到了后期明军一个标准的车营兵力在6600多人（步兵3200人，骑兵2400人），装备有：大将军炮16门，虎蹲炮80门，佛朗机256门，鸟铳256枝，3眼枪1728枝，弓箭1273副，大弩256张，火箭7680枝，腰刀5888口，藤牌256面，长枪、长刀、长斧1280件等。 　　明军车步骑合编，形成多兵种的作战车营。步兵每队编车1辆，佛朗机炮2门及鸟枪、三眼枪。每4队组成一乘，成为车营的基本作战单位，居于车营最外侧；全营32乘，分置车营四个方位，每方向8乘，分为两组，置左右两侧，名为前乘，步右乘，步后乘。骑兵两队为乘，组成基本作战单位，居于步兵内侧为第二层；全营32乘，依同步兵方式分置车营四个方向。再往中心是预备队权勇，分为正权勇、奇权勇两部分，奇权勇居外，正权勇居内各领16队。正权勇分为正前权、正左权、正右权、正后权。奇权勇分为奇前权、奇左权、奇右权、奇后权，分置车营四方，紧靠预备队。以上布置形成方队，为车营为车营的基本队形，每一方向为1冲，皆听命中全指挥，副将2人骑左统率骑兵，步左统率步兵。骑步居前，逾敌不得退缩，退缩时有四骑制约；正兵居内，可内为主将，并听命主将指挥，随时应援骑、步兵。 　　查大受退至碧蹄馆固守待援，数万日军将此团团包围。祖承训和查大受被围后，立即令明军骑兵依托佛郎机火炮战车做为工事死战，以战车结阵，阵外设置，训练有素的明军依赖火炮优势，向逼近的日军不断开炮及施射火箭，使得日军大队轻骑兵、步兵被挡在车外难以靠近，始终无法冲破防线。这是明军典型的打法，对日军来说却相当陌生。日军的火绳枪子弹打在覆有铁皮的偏厢车上叮当作响，而明军则通过车上的射击孔向车外的日军射击。但火绳枪手也依靠密集的火力打得明军抬不起头，无法组织突围。激战一天，明军弹药所剩无几兵士死伤过半，虽然之后李如松率部分骑兵及私人卫队2000人前来支援并与查大受军会合，但数千军士仍难以解开小早川景隆以十倍重兵设下的重重包围。危急关头，明将也率领1000精骑连夜前来救援，缺乏铁质盔甲保护日军在骑兵的冲杀下七零八落。日军无力攻破明军防线，又误以为明军主力赶到，立刻撤军退回王京。解围之后查大受部已不满千人。这场战役历时一天一夜，明军精骑死伤过半，日军在明军火炮的打击下，也付出了超过7000人伤亡的代价。
　　　　　　　　　　　　　　　　　（图11 使用三眼铳的明军士兵）
　　　　　　　　　　　　　　　　　　　（图12 迅雷铳的使用）
　　　　　　　　　　　　　　　　　　（图13 明代虎蹲炮）
　　　　　　　　　　　　　　　　　　（图14 明代红夷炮）
　　　　　　　　　　　　　　　　　　　（图15 平壤大捷） 　　明军胜利最大的原因主要是发挥了辽东铁骑巨大的冲击威力和佛郎机火炮战车和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的杀伤力。 　　此战双方都打得相当艰难，一方面明军孤身被围，弹药不足，骑兵无法冲杀，但能依靠战车防御；一方面日军虽人数众多，但缺乏攻坚的火炮和冲击力强的、们只能在铁炮手的掩护下以血肉之躯冲击车阵，战场一片惨烈。明军游击李有异阵亡，官兵伤亡2500余人，主帅李如松也差点死于日本忍者之手；日军阵亡将领有：久野重胜、池边永晟、小川成重、小野成幸、十时连久、安东常久、安东幸贞，他们大多是在乱军中寻求与明军将领单挑时分别被查大受、祖成训及李如柏、李如梅等人的。明军胜利最大的原因主要是发挥了辽东铁骑巨大的冲击威力和佛郎机火炮战车和连发多管型近战火枪的杀伤力。
　　　　　　（图16-17 中所绘辽阳之战，从中可以看到明军使用战车和火器迎战清军） 参考资料 作者：贺波 http://hebo824./blog/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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