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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星工厂 游戏心得及新手常见问题汇总
17:16:24 来源：游民星空[整理] 作者：天浩君 编辑：天浩君　
如何规划一条完美的生产线
　　游戏中后期出现了智能机器人，让生产线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了，楼主因为傻，直到大后期都是用的传送带。不过这游戏的精髓就在于生产线的铺设，楼主设计的以“总供应线”，简称总线，为基础的生产线系统，可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简单易懂
　　2、可无限扩展，可满足所有生产需要
　　3、具有运输、储存、生产三合一的功能
　　下面以这张图为例来说明
　　“总线”的总体设计思路是让所有的中间产物及原料都在一条巨大的横线上循环，然后工厂像一个个寄生虫，从纵向将吸取原料的爪子插入这条总线，然后将产品又吐回去
　　但是游戏中的所有中间产物有上百种，如此一来，就算每两种产物跑一条线，也要几十条循环线，工程量巨大，而且占地也很大。不过我们可以选择大约十几种最常用的原料和中间产物，如铁、铜、齿轮、铜丝、电路片等，大约一共需要5、6条循环线。
　　其他的产物可以在特定生产区内部生产内部供应，如炸药，在火箭弹的生产区内部生产，等等，不必加入大的循环体系内。
模块化设计
　　设计一个黑箱子，输入各种原料，给出产品。如果需要更多的这种产品，我们只需要建立更多的模块
易插式设计
　　方便多个模块之间的对接
太阳能板节约空间的摆放方法
铁路站台的设计方法
　　无论从左边还是右边都可以进站和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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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民星空联运游戏走近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平时在玩哪些游戏？（下）
今天推荐的文章是《走近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平时在玩哪些游戏？》，作者钻咖@木难 ，发表于新浪游戏频道日。今天推送本文的下半部分。
前段时间，我曾在微信朋友圈发过这样一句感想：95%感觉没写好的稿子都是因为采访不行。一位前辈回复道：我认为你说的不对。我问他不对在哪里，他回复：应该100%是因为采访不行。
这番对话带有玩笑性质，但确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采访在故事创作过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试想一下：一位建筑大师想兴建一座传世巨筑却没有足够的原材料，一位顶级名厨想烹饪一桌饕餮盛宴却苦于缺乏足够的食材，他们空有一身超人技艺，又如何得以施展呢？
很多的写作者会将相当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微观文本的精雕细琢上，这不能说是白费力气，但至少也是用力失衡。实际上，很多出色的故事在文本层面可谓朴实无华，胜在扎实细密的采访，超出多数文章的故事细节。
今天要推荐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并非来自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特稿生产机构，文本结构也无甚讲究，但我看了几个自然段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因为细节实在太充实了，可谓句句有料。有这样的信息密度和质量，结构如何，文笔如何，真的不是很重要了。
还要提一句的是，本文的切入角度也可谓十分巧妙。表面上它写的是富士康青年如何玩游戏，但真正展现的内容却远比这个主题更加辽阔。几位朋友评价说：「这是以游戏写现实的二次元写法」 、「写出了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其中有悖论、讽刺、挣扎、迷茫。人们在游戏中生活，又在生活中游戏。失望与希望的个体在迷茫中难以找寻出口，在混沌中又身心自洽，犹如在梦中疲于奔跑又难以逃离。」
《走近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平时在玩哪些游戏？》
作者 | 钻咖
公众号「新浪游戏频道」授权转载
这是一家正在庆祝OPPO十周年的苹果授权中国移动三星专卖店，它还在搞华为手机感恩大回馈呢
小梦是湖北人，九零后。作为大专生，小梦入职之后就是师三级，工作内容主要是坐在办公室里画图纸。他的游戏经历跟一般二三线城市的九零后年轻人差不多，初中跟同学打CS，高中跟同学们一起打CF，上了大学又跟同学一起打《英雄联盟》。他还玩过几天《剑三》，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游戏消费，“那游戏不花钱不让玩”。现在小梦每周会跟同事玩几局英雄联盟，但这种游戏活动更多地类似于社交，他其实不大喜欢这款游戏，因为他“不想跟着游戏里的套路走”。辅助就不能碰兵，上单就一定要肉，雷霆咆哮就不能玩中单——“一开始都好玩，就跟剑三我喜欢升级一样；可一旦到了满级，要干的事情选择就非常少，就没意思了”。在受访人中，像他这样对《英雄联盟》既不满又经常玩的玩家并不少见，他们都觉得《英雄联盟》太复杂，规矩太多，但他们又害怕被周围的人们丢下。
相比和同事们一起联机，小梦更喜欢一个人玩单机游戏，他也是本次采访中唯一一个玩过单机游戏的玩家。他经常在豌豆荚这类渠道APP中寻找好玩的单机手游，下载完游戏之后他就会马上卸载渠道软件，“省的它老给我推送”。他印象中最好玩的游戏是《机械迷城》和《纪念碑谷》，这两个游戏他通关之后并没删除，而是任由它们占用着手机内存。小梦说他知道这些游戏“本来都是要卖钱的”，他也觉得用盗版不大好意思，但在他身边的环境里花钱买游戏实在太另类了，“别人会觉得你怪”。
小梦还是我遇到的所有富士康师级（或以上）员工中唯一一个与一线普工保持着交流的人，他说这可能是因为自己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大好，比起高高在上的台干来，普工还叫他觉得更亲切一些。他跟这些普工聊过天，试图追求过普工姑娘，还尝试过与他们保持比较长久的友谊。刚刚到富士康工作时，他曾经为普工们的静电工服而有些吃惊；那些工服上装着不用钥匙就卸不下来的长长锁链，像是把工人们“锁在地上“，而线长和干部的静电环则是自由穿脱的。当然，他事后也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富士康厂区对面有许多挂着“回收静电设备”广告的小商店，如果静电环不上锁，很可能不出几天就全都“流通”出去了。
小梦是个有点纠结的年轻人，他似乎游走在“普工”与“师级干部”之间，家庭背景与普工相近，受教育背景却属于干部那一层。普工年纪大一点就会攒钱娶媳妇，而师级员工大多月光，而小梦下意识地存着钱，却又觉得自己这样“过的没意思”。 他说富士康最大的问题是“总希望你固定下来”，可他又觉得“自己总飘着不好，想赶紧稳定”。他批评普工们做事情只想今天，今朝有酒今朝醉，可他也承认想明天“好像确实没什么用”。接受采访也让他觉得相当纠结，一方面他想聊聊对富士康的各种感想，另一方面又觉得“不想诋毁富士康人的形象”。他有很多问题想问，比如“北京有富士康吗？”——但问题出口之后，他又会马上退缩，似乎问这些无关的事情是不成熟的体现，是在犯傻。
采访结束的时候，黑黑瘦瘦、穿着条纹T恤的小梦摘下眼镜给我看，“不戴眼镜的话我看起来就是个普工吧？”——确实如此。但正是眼镜，以及导致他戴上眼镜的那些读书时光；正是这些将他与普工区分开来，流向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观澜地区聚集着许多为富士康提供配套产品的工厂，它们的招工薪资标准都是2030元——这是深圳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我：那么师级干部和普工之间是不是有阶级差异存在呢？
小梦：我觉得没有。怎么会有阶级，大家都一起工作。
我：那么你的同事会跟普工交朋友么？
小梦：很少。
我：你的同事们会跟普工说话么？
小梦：基本不会。
我：你工作的地方和他们一样吗？住的地方呢？
小梦：这个肯定完全不一样吧。
我：你觉得这样不算是阶级差异吗？
小梦：这是中国，没什么阶级不阶级吧。
我：那要你去做普工，你愿意么？
小梦：开玩笑吧？肯定不愿意啊。
我：你觉得你们和台干（台湾干部）之间有阶级差异吗？
小梦：也不能说是阶级……
我：他们会跟你们交流么？你们吃住行各方面有交集么？
小梦：有的台干也会跟我们一起聊天……
我：你们的晋升空间完全不同，对吗？
小梦：这个确实是的。
我：你还是认为没有阶级存在，对吗？
小梦：我也不知道。
小梦：这样就算阶级吗？
小梦：不算吧？
不知为何，观澜本地的妇科医院都打出“政府援助人工流产价格”的招牌，可能是觉得加上政府二字会显得有说服力一些。顺带一提，这个广告牌对面是一家幼儿园
富士康厂区外遍地都是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大多是两三层的平房，设备简陋，但什么都敢教。但它们刻意规避“工厂里”用得到的技巧，比如焊工和电工；最普遍的课程是美发、美甲、化妆、编程、财会——这些技能正好超过现实一点点，让人觉得即伸手可及，又足以称之为努力方向。 顺便一提，在各种看起来很厉害的“培训后”职业成就里，“游戏策划”跟“化妆技术总监”并列，让人多少有些心情复杂。
每家培训学校门口都贴着密密麻麻的“优秀毕业生”头像，按照这些红底证件照头像下面的“培训成绩”来看，大部分受训者都在25岁以下，培训前的职业无一例外是“普工”。年轻女孩对于美发美容行业都有着天生的憧憬，培训学校也乐意让她们觉得“以爱好为工作最幸福”； 观澜地区出产着数量庞大的美容类速成技术人员，她们支撑起了数量同样庞大的美发店。采访时我们曾见到多家美发店下午时分拉出所有员工站在门口喊口号，而店里则空无一人。在这些店铺对面，“高价回收富士康劳保用品”的小卖部鳞次节比，老板们懒洋洋地靠在墙边盯着路人看。
观澜地区有许多街机房，大部分机器都是二三线城市游戏房淘汰的机种。街机、麻将、打扑克，这三者可以在同一个小小房间中毫不相悖的并行
月初第一周，富士康的工资还没发，整个观澜地区都正处于现金流的枯水期。年轻男人们像电线上的麻雀一般蹲在道路两侧，对着过往的女性评头论足。跟龙舞一样，他们多数都背负着攒钱娶老婆的任务，而在任务完成之前，他们与女性的交流就只局限于冲着街上的姑娘喊“靓女”。
与积极储蓄的男性不同，女性普工们喜欢为自己投资，二三百块钱的美发服务和四五百一套的化妆品在这里颇有销路。这大概也和低技术含量市场上男女工的就业难易度相关，女孩很容易找到餐饮类、销售类和服务类的相关工作，而男性的就业范围则要窄的多，外出务工返乡率也是女性低于男性。因此对于男性来说，富士康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攒出娶老婆本的机会；而对于女性来说，这却是提升自身价值、从男性手中赢取更多彩礼的机会。
富士康官方支持男女员工之间自由恋爱，在厂区内免费领取的厂刊上甚至有征友栏目，据说不少人都在这个栏目中找到了真爱。鉴于厂区里男性员工数目远多于女性，对大部分男性普工来说，找女朋友是一个值得费心费力的大工程。而师级干部通常会选择在同级之间寻找伴侣，小磊的夫人就是来富士康以后认识的办公室同事。跨越工阶的恋爱相对少见，就算有，一般也是“师级男配普工女”；而台干和普工之间差距太大，这类浪漫故事大多数女孩“想都不敢想”。男性地位明显占优的情况下，普工女孩们自然就得多几分自保的心眼。小梦就提到他曾在餐厅里向心仪的女孩搭讪，但却惨遭拒绝，“她说师级男的找员工女的都是玩玩，没一个真心”。
来观澜之后，我将微信头像换做自拍照，然后有空就打开“附近的人”。在几天的行程中我收到了差不多近百条好友申请，全部来自男性。在解释过自己“不是要耍朋友，是要采访”之后，大部分人依旧表现出了继续谈话的欲望。但这其中至少有五成似乎不大懂什么是采访，只是一直执拗地问我住在哪儿，晚上有没有人陪。
有位叫听雨的普工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向我炫耀微信撩其他姑娘的成果。按他的说法，富士康的“厂妹”都狡猾的很，每个人都有好多微信“钓男人”，而他的目的就是要破获这些姑娘的真实身份，从而达成跟她们见面的目的。当我问及“约会会做什么”时，听雨的第一反应依旧是“去海边”，那之后他又提出了“看电影”，但他也承认观澜电影院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再后来他提出看电视，提出逛商店……直到他自己也放弃了，“约会没啥可干的”。听雨心目中的恋爱流程就是通过微信相识，一起吃个饭，确定关系，然后尽快搬到一起住，半年后带女孩回家结婚。他现在还卡在第一个步骤动弹不得，但他显然会继续拼命努力。
一旦开始恋爱，这些普工们会马上放弃游戏，这是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曾经开过网吧的杨姐说她的网吧里会玩游戏的客人全部无一例外是男性，而这些男性九成单身。一旦某人某天没按时来打LOL，那杨姐就会觉得他八成是找到对象了。她还见过有男客人因为沉迷《传奇》而丢掉了女朋友，“那女孩就来找了他两三次，每次坐一边不说话，后来我们就知道他女朋友飞了”。这些男士失恋之后又会马上重新投入游戏的怀抱之中，“以前冲的卡，还继续用呗”。与小高一样，杨姐也认为游戏是小孩子玩的东西，一旦恋爱、结婚、生子，生活中就再也没有余裕留给“个人娱乐”。小高的弟弟在结婚生子之后还玩游戏，所以在提起他的时候，小高和杨姐都禁不住想要皱皱眉。
观澜的年轻人们会充分利用QQ和微信来结识异性，我在网吧里就曾目睹一位男性很认真地点开QQ“附近的人”，逐个浏览女性头像，然后挑顺眼的一一发送好友请求。但他们对于游戏恋爱却完全不感兴趣，其中的原因很简单——游戏里的妹子们不可能跨越千山万水地跟他回老家结婚，于是，那些妹子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
有家美容培训学校正在准备做宣传，几位打扮艳丽的姑娘在后台动来动去，大声说笑。我耐着性子等了十分钟，但姑娘们丝毫不打算开始表演。我离开的时候，有几位年轻男士赶紧补上了缺口
在富士康厂区南门附近不远，有一片小小的广场，一座简易领奖台略显突兀地矗立在广场中央。
每到晚上，这座领奖台上就会站上几位“主持人”，他们会召集附近闲逛的人们来参与“拍卖”。拍卖品的价值是逐渐提升的，一开始是塑料玩具之类东西，小高常常会五块钱买来给高迪的儿子们玩；而到后来就开始有不锈钢锅、鞋子、毛巾组——以及压轴大奖的手机或者电话卡，通常价值在千元以上。拍卖流程许多读者大概并不陌生，主持人要求有兴趣的人出价，出到某个价格后他突然喊一声“最高价”，无论这个价格到底是不是最高价……反正你得掏钱买下这样东西。这套伎俩在中国各地已经流行了许多年，拍卖最后的买家就是为前面所有便宜货买单的“羊祜”，他拿到手的“大奖”一定会叫他后悔。一般来说这种拍卖会在一个地方办上两三次也就不得不换地儿了，可观澜地区流动人口数量太多，只要隔上一小段时间就能拥有一批全新的顾客——于是主持人们甚至搭起了固定的舞台。
诸如此类的古老骗局在观澜地区长盛不衰，“重金酬谢借种生子”的告示随处可见，“高薪诚聘男公关”的广告更是每个公交站都有。在与受访人交谈的过程中，我经常会忍不住想要劝阻他们坠入一个又一个过于明显的陷阱。听雨在加了我的微信、翻看我的朋友圈之后，发现我曾经出过国，于是开始认真询问我“日本签证好不好办”。他说接到过“高价聘男优赴日打工”的电话，电话里说的头头是道，“日本AV女优多，但是男优极缺，经常一个男的要应付好几百个女的，只好向人口大国的中国求助”。这种电话一般会许诺好几万块钱的劳苦费，但事实上，对于听雨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能和数百位少女打个照面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另一位微信认识的富士康普工则曾被骗进传销窝点，他设法脱身，但依旧相信“那套办法肯定能弄到钱，就是我去的那个点上级太黑了”。还有一位受访人颇为不好意思的承认他曾去应聘过男公关，到了现场人家要他交“建档管理费”，不交就见不到如狼似虎的富婆。而在他一咬牙交出近千元的建档费之后，对方就要他回家等消息……一直等到现在。
当人们急于挣脱自己身处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时，铤而走险就成了正常的选择。有位受访人在获知我的记者身份之后，突然很神秘地问我想不想搞个“大新闻”。他自称知道有关富士康员工偷窃手机零件的事儿，“绝对没别人知道”，“给钱就告诉你”。富士康厂区周围的所有手机店都兼做回收，据说华强北的山寨机生产商颇为依赖富士康厂区外流的零件，而观澜各地出售的那些仅售1688的5S，据说也都是用偷出来的零件攒出来的。另一位师级干部从侧面证实了这桩大新闻，他曾目睹过流水线员工因为盗窃而被被拘捕，“趁着修设备的人来的时候把零件藏进楼顶空调里”。富士康大部分工服是没有口袋的，这也是为了防备盗窃问题。尽管如此，盗窃依旧是让富士康官方头疼不已。据报道，郑州富士康厂区上报的盗窃案件占当地检察院全年受理案件的三成以上。作案者多数都是年轻普工，厂外小广告上的电话一打就通，只要你手里有零件，就会有人开车来取。这类赃物的出售价格通常只有实际价值的几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但获利依旧远高于普工的基础工资。
还有好几位受访人都遮遮掩掩地提到了一个“赌”字。在富士康厂区周遭，赌博似乎是远比游戏“正经”的娱乐方式，因为这样“钱才能生钱”，而不像打游戏那样，“全交给腾讯了”。月初时所有麻将馆里都挤满了人，赌注会随着发薪日的远去而逐步降低。地下六合彩在这里非常流行，这些庄家在店里摆一台随时转播香港博彩节目的电视，人们来这里押香港彩票，然后按照这些彩票实际的开奖情况领钱。一万块、一千块当然可以赌，庄家甚至也接受五块钱、三块钱的小额赌注，如果运气好，这些钱可以翻数十倍乃至上百倍。
赌博、拍卖、盗窃，这一切都是观澜的年轻人们试图“上升”的挣扎。他们缺乏有效、正常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要么接受自己的劳动力逐渐贬值的事实，接受和自己父辈一样逐步萎缩的未来；要么就像一无所有者一样鲁莽地反抗。“向上”走一走是很多富士康年轻人最大、唯一的梦想，他们对未来的愿景十分抽象，只有一个向上的箭头闪闪发光。
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模糊的愿望，也正一天天地被生活磨褪了光泽。流水线上机械化的劳动会让人变得麻木，有位受访人曾这样总结自己在富士康的生活：“每天下班回宿舍，就感觉自己又死了一点。其他感觉，什么都没了”。
一双被丢弃在路上的高跟鞋，它差不多就代表了观澜爱美姑娘的整体服装风格：抢眼，艳丽，质量比较一般
无论是小高，杨姐，小梦，还是小磊，他们对富士康员工的感觉都是“差不多”这三个字。穿着差不多的衣服，领着差不多的工资，每个月在差不多的日子没钱，又在差不多的日子有钱；而他们又都会多少提到一两个跳脱了“差不多”的怪人。
怪人的定义非常广泛，这其中有些人是真的怪，而另一些人在外界看来或许正常的不得了。
小梦提到过一位叫他印象深刻的普工。当时他正跟其他师级干部一起参加自行车越野活动，这位普工不但参加了，而且还拥有一辆准专业级赛车。小梦估摸着那辆车至少要顶普工大半个月收入，这还不算车上的各种高价配件。他觉得那漂亮的车子和黝黑的普工有种说不出的不搭配，这大概是因为越野骑行是一种彻底的娱乐活动，不像IPHONE，至少还是个生活必需品。在采访后期我曾问过几位富士康员工有关越野自行车的事，他们都完全不理解，“又累又花钱，骑那东西干嘛？”
除此之外， 小梦还提到了一位真正的“怪人”，那是位喜欢跳舞的普工。小梦用“疯狂”来形容这位舞者，他每天会带着耳机来上班，一边听音乐，一边有规律地扭动身体做出舞蹈姿态。周遭的人会窃窃私语着让出半径一米的圈子，而他照样我行我素。小梦从来没跟这位舞者说过话，可与他同期的所有员工都知道有这么件事儿，还有人专门过来看热闹，“有人说他跳的挺好的”。大概半年后，舞者“变正常了”，他不再跳舞上班，进厂区的时候和其他人一样默默地低着头。舞者的改变在小梦看来是改邪归正，他说这是“环境的影响”，是“成熟了”。这位前任舞者后来当上了设备管理员，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晋升——他再也没有跳过舞。
提到富士康，“自杀”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连环跳楼事件恐怕是富士康员工这个群体在公众眼中的第一次集中露面，一段时间内人们乐意探讨和窥视这些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一定是生活困窘贫穷。来观澜采访之前，介绍人向我再三强调“他们的问题真不是穷”——富士康的年轻人们面临的并不是经济上的匮乏，而是心灵上的赤贫。
富士康厂区里的所有建筑楼顶都围着高达两米的防跳楼铁丝网，据说以前每层楼还都会支棱出去一层“双保险防跳网”，最近跳楼的人少，也就渐渐收起来了。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关于自杀者的故事可讲，而每个人又都觉得自己绝不可能跳楼。小睢当然听说过富士康有人自杀的事儿，他父母对富士康的不满也有一部分来自这些沸沸扬扬的新闻。而这事儿对于还处在叛逆期里的小睢来说反而有点像是加分项，他还专门去参观了死过人的地方。这位年轻人在采访中强调“我过的可幸福了”，“跳楼的都是神经病”——这与小高他们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会自杀的人是精神出了问题，而不是生活确实把人逼到了那一步。
杨姐讲的自杀故事最为生动。她在富士康打工的几个月中曾结识了一位坐她对面的大专毕业生。那位姑娘大概是刚刚入厂的师级员工，正在流水线上熟悉工作。上班没多久，这姑娘的座位就空了，她就是富士康连环跳楼遇难者中的一位。杨姐已经回忆不起这位姑娘的音容笑貌，她只记得姑娘写的一手好字，是个“文化人”。悲剧到底为什么发生，谁都不知道。杨姐只记得姑娘的同事来给她祭扫过，还在她跳楼的坠地点烧香放鞭炮。厂区里有许多这样的地方，老员工都知道“这里死过人”。
采访中，受访人们都聊到了死人之后的赔偿问题。据说前几“跳”都获得了富士康六十万元的赔款，甚至有人不是在厂区里跳的、而是在观澜镇上自杀，富士康也在压力之下给予了家属全额补贴。到后来自杀补偿就越来越少，三四十万、十万、八九万。“人都死了，家里人也该拿到一点嘛”，杨姐说起补偿减少的事情有些愤愤不平，“死个人只有几万块，家里肯定不肯的。”据她说现在富士康会要求所有普工在进场时签署一份免责协议，说好“自杀不是富士康的事”，厂子“不想赔下去了嘛”。
领奖台右边大约五十米的景致
观澜地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随处可见的、修到一半就失去了耐心的柏油路。四车道的正规道路跟淌着泥水的土路毫无隔阂地交替而行，骑自行车的行人一会推着走一会骑着走，拉着手的年轻情侣相互扶着跨过半人深的土坑——人们被这座城镇蓬勃的生命力吸引而来，也已经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富士康厂区以及靠着厂区吃饭的人们形成了一个坚固的小社会，他们与外界脱节，却与其他小社会紧密相连，有好几位受访人都提到“到哪里打工认识的人都差不多”。这些普工都玩着腾讯的游戏、用百度搜索着如何打胎和如何信用卡套现、坚信只要中国人一个月不买日本货，日本岛就会沉没。他们接触到的工作全都是细小的零件，让人无法想象几千片这样的零件能够拼出什么东西；而他们自己也是些零件，他们拼成了一台巨大、杂乱、却又异常一致的机械；这架机器的运作要磨损许多零件，但如果想要跳出窠臼、挣脱枷锁，所付出的代价却又实在过于惨重。
这里的生活似乎是断裂的。富士康的年轻人们最常谈起的一个字是“自由”，他们有时候是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中逃出，有时候是从继承家里小卖部的责任里逃出，也有些是从无所事事的枷锁中挣脱——但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却又再一次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小睢和龙舞都提到“要学点东西才行”，可他们又都觉得“那是以后的事儿”，龙舞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不想谈这么沉重的话题。日子在“以后”二字中越过越远，他们每天都在失去更多、更多的机会。
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对于没有太多娱乐选择的富士康年轻人来说，单机游戏是一件很难想象的事儿。高迪认为CS是单机游戏，他的判断标准是“CS进去不用注册账号”。杨姐在开网吧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人、一台电脑玩的东西，她默认所有的游戏都应该联网。大部分富士康员工小时候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电脑，也没有熟悉单机游戏的渠道与方式，游戏是这一代人最普遍且最便宜的娱乐方式，他们没有其他选择。他们会首先考虑腾讯出品的游戏；他们喜欢东方仙侠风格，喜欢快节奏；他们会因为“XX日流过亿”而选择一款新游戏，因为这样的游戏“玩的人多，应该好玩”；他们还会因为搜索“跑男”而下载一堆无关的山寨货。情怀二字对他们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有一位通过微信找到我的受访人曾经很笃定地说他玩过的游戏我一定没听说过，至少他身边的朋友们没一个人听说过——这款游戏是《石器时代》。
富士康厂报《富士康人》。最后一页就是征友启事。遗憾的是为我提供照片的这位受访人手机实在太差，照片拍的一团模糊
在富士康厂区里开设有许多台湾风格明显的“高档”餐饮店，比如85°C咖啡厅，还有牛排餐厅；这些地方基本是只服务于台湾人的，一般员工甚少踏足。即使如此，大多数台湾人依旧选择靠吃面包度日。“他们觉得这边的米有毒，不干净”，师级员工小梦为我解释，“面包干净一些，有的台湾人一天三顿全吃面包，感觉人都快撑不住了，就这还是不吃我们的饭”。来富士康大陆厂区工作对这些台湾人来说恰似某种服役，他们甚少与大陆地区员工交流，住也住在单独分隔开的高档小区里，每天上下班都有专用大巴车接送。除了不得不呼吸同种空气之外，这些台湾同胞与他们的大陆同事几乎毫无交集，他们也很少主动创造打破隔阂的机会。
我向每一位富士康的受访人都提了同样一个问题：“你在工作中见过台湾人么？”，所有普工的回答都是从未见过，而师级干部多数都与台湾员工一同工作过，但多数情况下没说过话。有位师级干部为我描述了台湾人进厂工作时的情景；一般来说车间具体事务是不会有劳台湾员工躬亲的，但那天这位“台干”在需要维修的机器面前跪了下来，嘴里喃喃地说着话，就好像机器能听懂一样。所有大陆干部都在一旁看着，他们又想笑，又不敢，又觉得台干的言行似乎神圣不容侵犯。这位师级干部用“他们”来指代台干，“我们”代表师级大陆员工，“那些人”则指的是普工。
小磊见过的最高级别的富士康员工是一位师九级的台湾人；而大陆人中，他只知道有人到达过师六级。有位普工曾经在越过几千人的头顶见到过一眼郭台铭，“跳起来才看得见”，他说，“就看见老板长得有点胖”。
观澜的晚霞，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一样漂亮
从观澜到深圳机场的路上，司机是一位健谈的年轻人，喜欢打《DOTA传奇》。他说自己跟妻子两人几年前来到了观澜地区，什么都干过，总算是扎下了根。他当然也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候，妻子生病，孩子还小，晚上愁得直揪头发。但即使是那样的日子，他也绝不想进富士康打工，因为他怕自己进去就出不来了。“那就是个盒子，你进盒子里，就成方的了，然后你出来以后没盒子你难受”。他对我的采访十分不屑，“你采访那些人干嘛，他们能说出什么，富士康那些人月初有钱了就打车，月末没钱了走着去上班——他们能问出什么？这你能写出什么嘛？”
能写出什么呢？
本次采访中，我向所有受访人都提了一个问题，“你看过游戏类媒体吗？”结果，除了领取礼包和激活码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读过任何媒体的“文章”。他们甚至认定游戏媒体就等于给游戏做广告的，听雨就很老练地问我要推销什么游戏，“为了美女，我这就下一个去”。大部分受访人都完全不知道他们有权在发表前过目稿件内容，有几位普工更是明确表示“你随便写，我懒得看”。这像是一个彻底隔绝的、遥远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似乎与外界彻底平行。
但所有会读到这篇文章的人，你一定与“他们”碰过面。
“他们”就是那个你在随机本里碰到的法师，“他们”就是那位总用免费英雄打中单的队友，“他们”就是CF里跑过去捡枪被狙死的二货，“他们”就是DNF里等在副本门口回疲劳值的白手——他们是玩家，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无什么不同。游戏大概是我们的社会中所剩下的最后一种消除阶级的方式，最后一种“平等”的起跑线。龙舞在他所在的LOL服务器里有一大堆的好友，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有人问他要不要带自己打一把。一旦进入游戏，现实里的种种权势和金钱就都被挡在了一层模模糊糊的隔膜之后，就算是叱刹风云的大金主，也还是喜欢鼓吹自己“技术过人”。有本事的人在这个语境当中备受尊敬，这种本事不需要高等教育，却能获得实打实的成就感。
即使这样，“他们”依旧下意识地逃避着积累和学习。日常生活已经被装在了盒子之中，如果游戏又是更大的一个盒子，那他们断然难以接受。龙舞知道如果在一个服务器多交点朋友、多混混等级、多练练辅助技术，那么很可能一路冲上去；可他就是懒得。采访中我碰到了两三位WOW玩家，但他们都闷头挖草药或是单排打战场，“打副本还要听指挥，烦得很”。尽管起跑线相同，但他们背负着的东西或许比其他人更多，一生游戏的概念在他们来看绝无可能。游戏里的那一切，包括英雄、大哥、RL、力量、荣耀，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太过于遥远，游戏里的际遇与故事也无法激起他们的感同身受；就像小睢说的那样，“这种事情，想了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不会幻想，因为梦想清醒的瞬间过于刺痛，也因为他们无法承担成为“怪人”的代价。
到机场了，司机缓慢地向停靠点移动着，我们周遭的一切都阳光灿烂、簇新漂亮、就像是另外一个不需要普工和流水线的世界。司机很好心地帮我提出了行李，然后他站在焦热的太阳底下，犹豫了半晌。
“你写出来会发表在哪儿？”他问，“我想看看他们要说什么。”
他的话让我十分、十分地开心。
走近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平时在玩哪些游戏？（上）（戳此链接可阅读本文上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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