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三千多年一直遭受仇恨_凤凰文化
没有一个民族像犹太人一样，三千多年一直遭受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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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症的对象。然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为。
编者按：自中世纪以来，在欧洲的文化中，尤其在德国的文化中，就充斥着反犹太人的现象，它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种学等多方面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直至纳粹大屠杀的发生。对犹太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来自普通人类和普通德国人的黑暗本性；来自文明对这一本性约束的崩溃；来自同样出于受害者本性的恐惧和自保，以及历史中长期形成的犹太人缓和、逃避、顺从等集体无意识&&来自德国集权主义制度的黑暗传统；来自纳粹极权主义警察国家的恐怖控制和运作；来自充斥工具理性的科层体制高效而无道德考量的共谋，以及国防军的纳粹化支持；来自欧洲各类国家不同程度的反犹太人行为，以及世界各地的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来自德国逃离自由、回避道德、对死亡和尚武的痴迷、犹太人恐惧症等文化的黑暗传统；来自纳粹的生物学&种族的意识形态，以及它有效的宣传和洗脑&&来自德国经济政治社会一段迷失方向、濒临崩溃、焦虑绝望、道德危机的黑暗历史，犹太人不可逃避地成为灾难的替罪羊；来自种族主义革命和攫取权力的需要，这种需要必须制造对手；来自纳粹政权成功地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一书再现了各种要素聚合发酵而成的一场灭绝性的种族杀戮，并从几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形成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叙事，也正缘于此，它成为叙述德国反犹史及其极端形态的经典之作。本文摘自此书第一章《犹太恐惧症的兴起：强迫症的进化》，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美]克劳斯&P.&费舍尔著，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历史没有像记载犹太民族那样记载其他民族。犹太人被欣羡和嘲讽、恐惧和迫害、鄙视和妖魔化，他们在过去三千多年一直是民众强迫症的对象。法老在埃及将他们沦为奴隶；亚述人剥夺了他们北部的王国（以色列王国）；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毁灭了剩下的王国（犹大王国），并挟持了一万多有价值的犹太俘虏&流放巴比伦&；希腊人和波斯人压迫和鄙视他们；罗马人在巴勒斯坦剥夺了他们的家园，将他们驱散到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狂热分子袭击他们；基督教的东征军在执行他们神圣的任务之前，数以千计地杀戮他们；宗教裁判所将他们驱逐出伊比利亚；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种族灭绝的计划恶毒地屠杀他们；德国人将这种对他们的漫长仇恨推到了顶峰，在大屠杀中杀戮了600万人。然而，经受了三千多年的磨难，犹太人依然坚守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种族行为。按照休&特雷弗&罗珀富有启发性的描述，犹太人是&难以理解的民族&，是历史中最伟大的不顺从公认信念的人；根据每一条社会学的法则，他们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历史中消失了，正如在他们之前的所有种族，被更强大的种族从家园上连根拔除，或者被征服和同化。这种历史的命运并没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因为他们进化出一种对上帝独特的一神论信仰。上帝启示了他们，定下了契约，指定他们是他的选民。他们的神圣经文&&《希伯来圣经》（《旧约》）&&后来在犹太人痛苦的历程中，通过一系列书籍得到了详尽的阐述。这些书籍是犹太教士（拉比）的评论、训诫、注释、教诲，它们被称作《塔木德经》，这一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成为了他们独一无二的宗教和种族认同感的基础。他们以顽固的韧性，坚守着自己613条戒律和禁令，并将它们在习俗、仪式、宗教假日中制度化，从而在没有成为统一的政治民族生存的情况下设法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存在。他们成为了在其他民族中生存的民族，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神圣的法则和古老的习俗，在那些觉得他们的信仰既奇怪又具有侵犯性的民族手中谋求生存，忍受着可怕的痛苦。对于其他古代世界力量强大的民族来说，比如埃及人、希腊人、波斯人、罗马人，这些民族也具有强烈的使命感，犹太人把自己当作上帝的选民，使他们感到特别的难堪。因为这似乎暗示，假如只有犹太人被上帝选中，那么所有的其他民族就因未被上帝选中而低人一等。绝大多数犹太人都避免提出这样的暗示。他们坚持认为，他们的宗教是普遍的，并向所有想要皈依的人开放。另外，他们指出，他们被选择的意识意味着具有一种宗教和道德的义务，去完成上帝希望他们去实现的标准，成为照亮世界其余地方的道德灯塔。无论是归因于双方种族的还是宗教的偏见，除了一些例外和接纳，犹太人和他们栖居国主人之间的障碍，成为了他们之间文化关系的不变状态。犹太人的宗教和文化，明显地丰富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犹太人的商业活动甚至给最遥远的波兰或俄罗斯的乡村都带来了繁荣，但是这些事实并没有去除这一障碍。差异带来分离，而能够感知到的相互排斥的差异趋向于带来巨大的分离。当历史处于种族差异意识强烈的时候，来自政治弱势地位的犹太人的排他反应带来了无休止的误会和迫害。我们知道历史上犹太人在折磨他们的人手中所承受的巨大痛苦。人们很少去研究，如此的迫害在犹太人的内部发展中产生了什么影响，即他们有能力还是没有能力重新发现祖国，并塑造潜在的团结意识，以超越犹太教士的规则和思想所主宰的破碎的、隔离的世界。在犹太人被波斯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强迫生活在他们的巴勒斯坦祖国之外，散居在异国他乡之后，特别是他们反抗罗马人（66&70）失败之后，这一点变得尤为真实。来自希腊语&diaspora&这个词的意思是&犹太人在祖国之外的散居&。随着时间的推移，&diaspora&有了另外的含义，指的是一种由&无家可归者&或外国社会的&局外人&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从而带来失去个人自身的身份和文化的诸多问题。犹太人成为了没有国家的民族，成为一个在其他国家栖居的不同社群的松散共识。当大多数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后来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追随着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的犹太人社会，而非亚历山大港更有实力的犹太人社会的宗教和政治行为的时候，犹太人的历史发展获得了一个宿命的过程。亚历山大港的路径后来在摩尔人的西班牙，被追随了与耶稣同时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斐洛的犹太教现代改革派所实践。斐洛试图在文化差异的鸿沟上架起桥梁，显示希伯来智慧和希腊（柏拉图）智慧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行为代表着高贵的努力，不仅揭示了犹太人对世界的信仰，也塑造了能使犹太人和非犹太异教徒生活在一起的文化对话。相反，犹太教士的路径直到19世纪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都处于主导地位，它要求延续最严格的法利赛犹太教；它的目标由《塔木德经》的犹太教士作者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就是要从外部世界隔离并由此成为孤立的犹太人社会，把信仰者紧紧束缚在经文的规则和行为规定的日常行为中。信仰者将在封闭的世界中终结一生，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行为限定在纯粹的经济关系中。接受如此严格的宗教和文化的孤立生活，是为了避免适应和同化的外部压力，这可能使得犹太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征鲜明的宗教团体存活下来，但是它也迫使其成员变成某种僵化的文化存在。孤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独立，因为犹太人依然生活在更大的、竭尽全力压制他们的基督教社会当中。这一在社会和政治低人一等的背景下分离的重要结果是心理上的。在一个犹太人永远是虚弱的异己者的世界中，他们的身份被那些控制他们的人所固定，以致他们成为了产生他们的社会的发明物。他们没有自治的权力去定义自我，被迫按照统治他们的社会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消极成见行事。根据反讽的方式，人们可能会说犹太人确实是世界民众选择出来的选民，也就是说，犹太人是被不公正地选择出来接受特殊待遇的，因为他们的敌人相信，他们对被选择出来的感觉意味着自己高人一等，而非在他们的上帝眼里宗教上的差异。正如先前所提及的，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因为犹太人在他们的王国灭亡之后存活下来，并且在其他民族的社会当中过着流放生活的时候，试图将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传统永远保存下来。不可避免的是，在各种各样的古代国家中，一个异己的少数民族的生存产生了许多敌意，接下来产生了许多犹太恐惧症的进化传统，每一个民族都为这一传统增添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利用了现存的仇恨。人们使用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定义这一特殊仇恨的性质及其各个方面：这种特殊仇恨的起源；根据一个社会对它的先入之见，它所具有的潜在的和显著的功能；在特定的时空，它所具有的强度。一个用于描述对犹太人仇恨的术语&反闪米特主义&（anti-Semitism），因为其含糊性而受到了严格的审视。这个术语实际上直到1879年才被杜撰出来。威廉&马尔是一个二流的德国记者，是反犹太联盟的创始人，他采用这个术语作为政治口号，打算在无党派运动的后面联合尽可能多的德国人，与据称是有组织的犹太人施加在德国社会身上的致命影响作斗争。尽管&反闪米特主义&在今天是标准的学术术语（也叫&反犹太主义&），但是，由于它来自压迫者伪造的杜撰，因此依然在几个方面是非常含糊的，它使得我们要谨慎小心地使用它。这些压迫者用前缀&anti&（反）坦率地宣称与&semite&（闪米特人）对抗。&semite&是同样含糊的术语，因为它可以指称阿拉伯人、阿拉姆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塞俄比亚人以及犹太人。由于习惯于种族主义的信仰，相信这种意识形态的威廉&马尔和他的同时代人，混淆了语言学的术语和种族的术语&&他们喜欢把&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进行比较，并且犯了对种族主义者来说十分平常的主要谬误，即相信生物遗传可以解释和决定文化的差异。他们的手法是把他们的仇恨掩盖为建立在科学考量基础上的理性对抗。任何对大屠杀的讨论都应该意识到语言的陷阱，并且不要让讨论被大屠杀犯罪者的术语所控制。无论何时讨论大屠杀，我们都将采用&犹太恐惧症&&对犹太人的仇恨&&反犹太主义&或者&反犹太人的偏见&这些术语，而不是&反闪米特主义&。换句话说，依靠选择客观的或者更为描述性的标签，并把它们贴在仇恨散布者身上，责任的过失就可能转移到它真正的归属地，这样就会消除对大屠杀破坏性潜能的疑虑。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也是重要的：我们正在涉及一个不断进化的历史的仇恨。在显示共同特征的时候，这种仇恨也以不同的历史措辞表达了自我，同时依赖存在于各种时间点的犹太人与其敌对者的特殊关系。例如，把马尔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术语投射回遥远的过去，把它作为解释工具去描述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敌意，是完全不合适的。总之，犹太恐惧症具有漫长的历史，它的含义需要超越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认识，因为这种认识只告诉我们仇恨犹太人的人的感受或行为；它的含义也需要历史学的理解，因为它向我们显示这种仇恨的起源和它随着时间如何发生进化，即不断变化，并使自身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也保留其本质的仇恨特性。根据社会学的措辞，犹太人代表着一个独特的外围群体，其标志是在他们居住的每一个社会严格遵守独特的宗教和习俗行为。根据普遍人性的措辞，对任何外围群体的敌意都是以偏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偏见这个词最初来自拉丁文praeiudicium，犹如在确立一个先例的法律文本当中，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一系列过去被视为正确或具有束缚力的决定基础之上的判断。先例的法律含义，事实上一直在&偏见&一词的语言学运用中发挥作用，因为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不充分和扭曲的证据基础上的预先判决，而证据建立在某些先例基础之上，先例随着时间的过去被不加批判地接受下来。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揭示了，作出预先判断的人倾向于过度概括，以成见去思考，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部落的（种族优越感的）信仰。根据戈登&奥尔波特的观点，假如预先判断在新的知识面前不可逆转，它就成为了偏见。众所周知，习俗的习惯和信仰不会轻易发生变化，尤其当它们被以某种&鲜明个性的符号和信仰，以及适合自身需要的标准和&敌人&&制度化时。一个社会越是隔离，它越没有可能去改变其基本的思想范畴，除非面对巨大的压力、自我的利益，或者例外的思想开放。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偏见在功能上与个性的发展和认知的表达相关联；他们还认定了&偏见的人格&&集权主义的人格&，或者&极其简单的思想&，并且对认知语言的范畴进行了图绘。依靠这些范畴，具有偏见的人架构了他们的意识，并以此解释世界。尽管人们发现具有偏见的人和没有偏见的、宽容的人思维方式不同，尽管偏见是一个人和一个以群体（以种族）为中心的现象，尽管它由于不可逆转必须与只是不正确的概括相区别；但是不容改变的事实是，我们没有正确的办法去阻止有偏见的判断，因为我们依然被政治、文化、种族、语言分割为数以千计的不同的和敌对的群体，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价值中立和毋庸置疑的方法去评判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概括的真实价值。我们所有的人注定从我们自己的参照点出发作出价值评判的言论，但是同时假如我们是诚实的话，跨群体的敌意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认知：我们对其他群体作出的一些判断，要么是现实的，即与经验的现实一致；要么是带有建立在谎言、成见、自私的信念或个人仇恨基础之上的偏见。假如这些判断属于后者，它们可能会进一步分解为大众成见的、恐惧外国人的、空想的判断，根据其强度可以从社会角度对它们进行测定。人们将发现，在妄想的思想体系中，在仇恨组织架构的比例当中，反犹太人的仇恨表现得最为强烈。这一体系顽固地抵制变化，并证实自己强迫症状严重，在某个时间点力度巨大。在从历史的角度描绘犹太恐惧症的轨迹当中，我们能够确认几个显著的阶段：（1）对犹太人相对温和仇恨的古代。（2）随着基督教的来临和扩张，积聚能量的时代。基督教谴责犹太人是基督的谋害者，是赎罪的破坏者。在某些时刻，其突出标志是十字军东征或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大爆发，并伴随着个人和群体各种各样的妄想性想法。（3）短暂的退潮时代，它发生在宗教战争期间（），以及宽容和启蒙运动的时代（）。（4）以潜在毁灭的方式出现的新的犹太恐惧症高潮时代，它是在19世纪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5）最终大潮的时代，它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运动发起，在大屠杀中达到高潮。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以认为犹太恐惧症的进化是一种线性模式，也就是说，发展来源于一个起点，并且向终点前行；从大众的讨厌、偏见和仇恨，到灭绝的愤怒。同时，一个人也可能认为是一种循环模式，犹太恐惧症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各种形式和强度水平重复着自身，展示出并非特别必然的从温和的偏见到残忍的种族灭绝的进程。正如纳粹运动所明确证明的，两种哲学的观点并非必然相互排斥，因为被加固成为仇恨运动的偏见能够穿过社会和文化，依靠滋养过往的仇恨和加剧其潜在的致命潜能而得到发展。同时，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就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展示了可以在遗传学角度加以预言的其演变的内在必然性。构造起来的叙事预言了历史事件，而这一历史事件是通过回述过去得到解释的，它同时还把不相关联和只是少许类似的历史事件集中起来，削足适履，使得它们适合理论。这种叙事在大屠杀的案例中可能有着特别的诱惑力；但是正如先前所提及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经常导致扭曲的看法和对过去带有偏见的判断。因而，以下对犹太恐惧症的大致描述，只是被用来说明过去对犹太人偏见的几种形式，而不是认为像链条上的连接环，这些偏见不可避免地在大屠杀中达到顶峰。
[责任编辑：徐鹏远 PN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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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808920第三方登录：　　11月14日至21日，持续8天的“防务之柱”行动，再次将“巴以问题”推到了世界舆论的聚光灯下。同时也吸引了我们对“以色列”、“犹太人”、“反犹主义”、“屠犹事件”以及贯穿于整个以色列国家史（亦即整个“巴以问题”史）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等等相关问题的兴趣。　　评论新闻事件而对其历史背景一无所知，无异于瞎子摸象。诚实地学习历史，是获知世界真相的起点。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一些原本属于历史常识、今天却罕为人知的知识，择其要发表出来，供广大关注巴以问题的朋友们分享。　　本文是一篇学习笔记，只着眼于几个历史问题的产生根源、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而对现实中的巴以国际争端以及穆斯林、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作评论。　　本文所涉几个历史问题关系巴以问题的根本，远非一篇短文所能面面俱到。因此文中不作背景复述，只就相关问题提供资料索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文末所列参考书目，作认真的深入探究。　　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犹太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是今天世界的常识，也是几乎一切媒体报道或评论犹太人相关事件的熟练句式。　　没有人不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抛开这种经年累月刻意强调的宣传策略所蕴含的意图，以及它与“犹太人是上帝的优选民”理论、层出不穷的“犹太人智慧”一类小册子之间的默契不谈，这一宣传中所包含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　　承认犹太人“古老，智慧，多灾多难……”是因为我们把犹太人视作人类的平等一员，视作人类大家庭中的同胞兄弟――如同中国人，如同阿拉伯人，如同美国白人和印第安人、包括被称之为“桑博”的印第安人和美洲黑奴混血人种。我们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种群更愚昧、低劣、下贱，我们也绝不认为犹太人比其他人类更智慧、优越、高等。就精神品级而言，我们认为：人类的差别只存在于道德表现，而绝不存在于人格和天赋权利方面。即便在道德上一部分人类优越于一部分人类，也绝不是以民族、宗教、人种、地域这样的群属概念来区分，而只存在于个体人类的比较。　　而今天的宣传，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一个永恒的“受压迫者”的形象，而且把犹太人想象成一个优越于其他人类的特殊人群；不但把犹太人描绘成为“救赎人类”而作出了“特殊牺牲”、肩负着某种“特殊使命”的优选民，而且把种族成分极其迥异、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想象成了一个共同民族。　　法国思想家罗杰？格鲁迪（Roger Garaudy）在其《以色列问题》一书中，从历史学、考古学和人种学三个方面，清楚地论证了：从来不存在一个犹太民族。1976年的阿尔巴版等诸多考古发掘清楚地证明：被犹太人奉为先民的希伯来人，最初形成于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迁居迦南地区的游牧民阿拉米人。而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不同肤色、不同宗教”的人群构成，由当时“不同种族组成、最为复杂的”游牧部落。就其语言而非血统来说，阿米尔人就是当时的闪族人，即今天的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土生犹太人的共同先民。希伯来人形成于这一人种成分极其复杂部落的基础之上，而并未曾在游牧民阿米尔人进入迦南之前形成一个特定的民族。　　在“出埃及”时期，来自埃及的所谓“希伯来人”，是一个处于反对派地位、由各种族构成的人群集合，是一个受到法老统治歧视的社会阶层，而非某一特定民族。这一人群通过和平或战争的手段渗入迦南的希伯来各部落的居民，逐渐在文化和婚姻上与当地居民完成了融合。及至公元70年，发生了巴库巴（伊拉克）骚乱之后，罗马人驱逐了信奉犹太教的古以色列人。这些被驱逐的古以色列难民进入迦南地区，游说一些当地居民信仰了犹太教。“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量之少，可以说不值一提，但他们如同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一样，虔诚热情地让人们信奉他们的宗教。”（约瑟夫？里奈赫发表于日的《论坛报》）这样，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他们促使众多的闪族人（包括阿拉伯人）、希腊人、埃及人以及罗马人信奉了统一的犹太教。再后来，犹太人的传教活动扩大到亚洲、北非、意大利、西班牙和高卢（法国）。正如图尔迪？格利格里在其所著的年鉴中所指出的那样：皈信犹太教的罗马人和高卢人，是犹太人口中的大多数。　　同样，1492年之后，在被信奉天主教的皇帝费尔南德从西班牙驱逐出境的犹太人中，也有相当数量是皈信了犹太教的西班牙人。他们流落到意大利、法国、东方土耳其的艾资米尔地区。而绝大部分俄国的、波兰的以及加利西亚的犹太人，则都来源于哈扎尔人，即俄国南部的塔塔尔人。这部分犹太人在法国查理大帝时期皈信了犹太教。在欧洲及其它地区，犹太教的传教活动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在阿拉伯半岛南部，信奉犹太教的南部阿拉伯人，曾在公元6世纪曾建立过犹太国家；在俄国的东南部，公元8至10世纪曾建立过以土耳其人、芬兰乌格尔族人、斯拉夫人为基础的土耳其犹太“哈扎尔”国，埃塞俄比亚及其周围一些地区的犹太人则纯系土著黑人……从任何一次犹太人的聚会上，都可以看到：犹太人具有不同种族特点的各种面孔和肤色。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　　约瑟夫？里奈赫从以上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明确结论是：既然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犹太种族，当然也就没有犹太民族，只有一个犹太教。　　来自人种学的结论更加肯定。法国人类学家马克西姆？罗德松的研究表明：“对人类学的研究可以证实：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们大多数是阿拉伯化了的原迦南土著居民）的血液中，古希伯来人的血缘成分的比例，比大多数散居在外的犹太人的血液中的比例大得多。”而托马斯？克尔纳在其《阿拉伯人》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人类学者认为：“创造了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东欧犹太人，在血统上与巴勒斯坦犹太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联系。”　　除了上述《以色列问题》一书的论证外，新近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虚构的犹太民族》一书，作者施罗默？桑德（以色列历史学家，特拉维夫大学历史学教授）揭开了“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理论的成因及其意图：大多数犹太人的故籍遍及中东和东欧诸国，这些分散的不同群体能形成一个犹太民族，进而成为一个犹太国家，只可能发生于一种新杜撰的历史下。而其背景是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现代，为了筹划一个同质的集体，除了其他事情之外，必须为之准备一个漫长的叙事，它要使人们联想到目前共同体所有成员的长辈和祖先之间在时空上存在着关联……是记忆的代言者们的努力工作发明了它。”　　“记忆的代言者们”是谁？不是别人，正是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他们虚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这一“漫长叙事”的意图是什么？罗杰？格鲁迪和施罗默？桑德两位作者说得很透彻：他们捏造族谱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相信：今天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子孙；而这个种族，正是上帝特许给他们迦南领地的主人――他们曾经是这块土地的最早所有者、也是最终的唯一拥有者。依靠神话般的种族延续性的历史叙事，来实现“返回”“祖先土地”的渴望。　　假如把世界上信仰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上百种民族，说成是具有共同祖先、共同血缘、共同神话和英雄人物的同一个“佛族”或“穆斯林族”，所有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同样的条件下，“犹太民族”却被严肃地虚构成功了。　　无论这种虚构多么一本正经，也无论今天的宣传多么强大，都不可能永久地遮掩历史的真实――曾经，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相信“犹太人是一个种族”：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纳粹分子们和犹太复国主义理论的制造者们。前者宣传犹太人是一个“通过血液毒害其它民族”的卑劣种族，目的是利用犹太人来转移视线，打败他们的主要敌人――工人的革命运动，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后者则为了让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世界人民相信他们对迦南之地――巴勒斯坦的独享权，建立一个种族主义的国家以色列。因此，这两者不仅在目的诉求上相通，而且在现实实践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讨论的另一个有关犹太人的重要历史常识：犹太复国主义者与反犹主义者的密切合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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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楼26楼行路人先生：
所言极是！在国家政治这一层，宗教从来都是马甲――不论伊朗、抑或沙特、还是以色列，包括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总统手按圣经、嘴不离GOD的马甲秀。支持[0]反对[0]
26楼桑博之子先生：
&&&&&&是的，本质还是政治经济问题。以色列立国的本质是欧美帝国置于中东的一块飞地。支持[0]反对[0]
24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关我们何事？我们之所以支持或者反对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建国，难道是出于道德的提醒？不要把自己说的多么高尚。俄国人抢了中国那么多土地，更是支持外蒙独立出去。按理说还有比这更大的仇恨吗？可建国后，俄国还不是当了我们的亲爹？这难道就是道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很多时候甚至只是统治者之间的利益互换关系，与该国大部分民众根本就没什么关系。我们的一些国人，却偏偏身为太监操的却是皇家的心。
像欧美发达国家，人家的政府在决定外交关系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词就是国家利益。这听起来虽然感觉赤裸裸的，可毕竟说的还是实话。我们却他妈的总是顶着贞节牌坊在卖淫。支持[0]反对[0]
23楼博主指正的极是,谢谢.支持[0]反对[0]
22楼本文和何新的文章一起读就对上号了。基辛格对世界各国的民族觉醒忧心忡忡。中华在觉醒。支持[0]反对[0]
21楼长知识了，很有收获！
所谓“巴以冲突”，最简洁地说：……唯独与宗教信仰可以说没有丝毫关系。
不是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更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宗教问题。
巴勒斯坦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宗教象征，而在于她从二十世纪直至今日成为了世界主题的象征地：种族主义与人类平等精神、殖民主义与独立斗争、资本主义与阶级革命等几乎所有人类历史主题的演练场。无疑，她也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世界正义人类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试炼之地，任谁也无法回避。支持[0]反对[0]
20楼18楼残缺的美先生：
您说得很对，信仰文化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的博大。但我理解：宗教首先得教人明是非、知对错。尽管宗教也教人忍耐，教人宽容，但“明道理”“说正义”应当成为一切之先。您说呢？支持[0]反对[0]
18楼作者的文章写的非常棒,也很深奥,我认为宗教信仰和文化可以提升一个民族的博大.为什么单纯的信仰总有那么多的争议,博主说双脚都拐的瘸子是走不好路的,其实单 脚拐的瘸子也是走不好路的.博主您说对吗 ?支持[0]反对[0]
17楼16楼李传斌先生：
您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本文讨论的对象是：现代犹太人。支持[0]反对[0]
16楼犹太人最早是一个民族，后来在各地和其他民族交往，血统肤色不纯了。但保留了文化和宗教传统。支持[0]反对[0]
15楼所谓“巴以冲突”，它不是一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更不是一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它的本质是：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战略成果。它是牢牢结为一体的、“美英以”为代表的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轴心，为实施全球控制战略而新老接力、前赴后继并最终成功完成的一个关键步骤。所以，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一步，而不是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更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宗教问题。 ＝＝＝精辟、独到、新颖。支持[0]反对[0]
14楼4楼行路人先生：
所谓“巴以冲突”，最简洁地说：与64年前被清洗的390多个村庄有关系，与64年前被从世世代代居住的村庄驱逐的77万难民有关系，与戴尔亚辛村惨案有关系，与今天400―500万难民回家的权利有关系，与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2-3万难民妇孺被屠杀的贝鲁特大屠杀有关系，与非法占领、暴力强拆、检查站、推土机、橄榄树……等等有关系，唯独与宗教信仰可以说没有丝毫关系。
所谓“巴以冲突”，它不是一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更不是一场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冲突，它的本质是：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战略成果。它是牢牢结为一体的、“美英以”为代表的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轴心，为实施全球控制战略而新老接力、前赴后继并最终成功完成的一个关键步骤。所以，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一步，而不是地区性、局部性问题，更不是一个民族或者宗教问题。
巴勒斯坦的意义并不在于其宗教象征，而在于她从二十世纪直至今日成为了世界主题的象征地：种族主义与人类平等精神、殖民主义与独立斗争、资本主义与阶级革命等几乎所有人类历史主题的演练场。无疑，她也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全世界正义人类和知识分子良知的试炼之地，任谁也无法回避。
前不久的10月16日，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东研究者板垣雄三先生在上海举办的“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上，曾精辟论述了巴勒斯坦问题：目前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的迫害所进行的斗争，往往会染上宗教和民族的记号，世界将巴勒斯坦人很容易地判定为恐怖势力。这样的情况根本没有“正义”可言。他认为整个巴勒斯坦的问题已经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不正义和不公平，已经成为一个中心的参照物。巴勒斯坦，是在全球化的前提下，受到最多最复杂的迫害的地方。以色列是在一个欧洲赎罪心理下才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的一个国家。但如果欧洲真的要赎罪，就不应该让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来为他们的罪孽负责，真正的“正义”也由此被践踏。板垣先生发出质问，为什么巴勒斯坦要提欧洲承担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赎罪？支持[0]反对[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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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媒体人。七十年代出生，曾从业新闻记者，后辞职从事民刊编辑。现居北京。独立思考是立场之本，行动精神是思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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