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鉴定引发信任危机　　●　龚　震
　　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往往带给人类伤害。最近国内日渐升温的亲子鉴定，就证明了科学对人类作用的两面性。
　　亲子鉴定自古有之，古人有滴血认亲的做法，甚至还被当做司法手段在公堂上现场实验。随着科技的进步，目前普遍采用的DNA基因鉴定技术，大大提高了亲子鉴定的准确性。近年来，社会开放程度日益扩大，卖淫嫖娼、包二奶、婚前同居、一夜情等现象屡见不鲜，怀疑儿女“来路不明”的情况越来越多，亲子鉴定的需求也随之快速攀升，年均增幅已在20%以上，浙江、深圳等部分省市竟高达50%。
　　进行亲子鉴定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怀疑从医院抱错了孩子，有非婚生子女需要确认亲子关系的，有“二奶”给孩子讨抚养费的，有户籍管理部门作为审批依据的，更多的则是丈夫怀疑妻子“红杏出墙”。以至于从呱呱坠地的婴儿到几十岁的成年人，都有被领来做亲子鉴定的。
　　社会需求的增长，无疑刺激了市场的膨胀。如浙江省内法定的DNA司法鉴定机构只有4家，但未经官方批准的社会机构不下70家，它们承接了大多数的新增业务量。
　　尽管开放亲子鉴定业务从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彰显了社会进步，但如此“火暴”的现状却令人担忧。
　　首先，亲子鉴定戕害家庭关系。彼此信任是家庭幸福的基础，如今约有一半的亲子鉴定是丈夫瞒着妻子实施的“单边行动”，亲子鉴定成了检验妻子是否忠诚的“试金石”。许多家庭在做亲子鉴定后，无论结果如何，大部分都走向瓦解。其次，亲子鉴定伤害孩子感情。不管鉴定结果如何，对孩子身份的不信任，会让一些孩子产生被遗弃感，并对大人的行为产生道德怀疑，这对他们道德观念的形成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第三，亲子鉴定存在法律盲区。一方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做或不可以做亲子鉴定；另一方面法律上的父亲该不该对非亲生孩子尽抚养义务，生物学上的父亲该不该对非妻生的孩子尽抚养义务？第四，鉴定机构鱼龙混杂。目前，除了司法部门指定的鉴定机构外，个别血站、医院的相关检验科室，一些科研院所、甚至一些大学的实验室等都开展亲子鉴定业务。有些社会机构虽然自己没有鉴定能力，但对亲子鉴定业务也照收不误，收费后便将相关鉴定项目转给合作的实验室。一些民间鉴定机构声称本人无须到场，只要通过邮寄毛发、唾液等样本就可以进行鉴定。其实，如果头发样本未保留发根，邮寄过程中检材被“污染”，都会导致数据和结论出错；鉴定机构或鉴定人员的资质不合格，同样也会影响鉴定结果的准确性。
　　目前，民间鉴定仍缺乏司法保障，鉴定结果到底是“自娱自乐”，还是人性化的隐私保护，都还有待探讨。
　　可是民间鉴定依然“供不应求”，除了收费的巨大差异外，程序控制是关键原因。以前亲子鉴定只接受司法委托，程序非常烦琐，要凭身份证及司法委托书，接受鉴定的夫妻和子女必须到场取样等。而现在的民间机构对程序要求并不严格，连电话和真实名字都不用留，一滴血、几根头发就可以作为检测样本。不少人更愿意选择“隐身版”的民间鉴定；于是，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看好这一市场。
　　在深圳的滨海大道和皇岗口岸以及温州市的公交车身上都出现了亲子鉴定的广告语。它使笔者联想起鲁迅先生70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而现如今，B超，是用来察看胎儿发育状态的，中国人却用它看性别；DNA，在美国被广泛应用于物种改良、案件侦破、科学实验，中国人却用于女人贞操的“测谎”。
　　尽管DNA能够从技术上鉴定血缘关系，但夫妻间的信任、父母与子女的亲情，却是用任何技术手段都无法甄别的。
　　在开放的德国，亲子鉴定也是如火如荼，引发了婚姻信任危机。针对这种情况，德国政府计划今年出台法律，对亲子鉴定紧急叫停。根据这项法律，丈夫如果在没有妻子书面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亲子鉴定，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而提供鉴定服务的实验室也将会面临被诉诸法律的危险。
　　据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首先，应严格限定亲子鉴定的范围，制定相应的程序性的鉴定法规，规范操作行为，坚决杜绝利益驱动和盲从。其次，当一个“疑似父亲”不愿意做亲子鉴定时，是“谁主张、谁举证”，还是“举证责任倒置”，都需要刚性的法律作出明细的规定。第三，亲子鉴定涵盖了法律、伦理和家庭等问题，即使百万分之一的失误率，对一个家庭来说，便是百分之百的毁灭。因此要实行全国统一的亲子鉴定机构执业技术资质认证及鉴定人资格认证制度，有关部门应承担起相应的监管职责，坚决打击地下民间鉴定机构。第四，目前国内遗传标记的选择不统一、检测质量控制标准不统一，操作方法不规范，可能造成等位基因丢失，使结果出现偏差，因此亲子鉴定需要实行标准化，以方便比较和交流。第五，从鉴定的结果看，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亲生的，非亲生的不超过20％。作为一种危机解决机制，亲子鉴定也有其有益的一面，关键要有正确的认识，这需要提高整个社会的认知能力。此外，除了要求从事亲子鉴定工作的医务人员恪守职业道德外，还必须制定特殊的职业纪律规范，以防范和惩处违规鉴定。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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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享单车被毁说社会公德的滞后
　　近年来，在线共享自行车的模式在上海等一些城市迅带发展，方便了市民出行，受到公众欢迎。但是，自行车被毁被盗事件却不断发生。有的二维码遭喷漆，有的车身被贴小广告，有的车胎被割开，有的被私藏家中，有的被从楼上直接扔下……。近日，摩拜单车官方公众号曝光了一起摩拜单车遭人为破坏的事件：一男子将多辆摩拜单车扔进黄浦江，之后又砸坏了6辆。该公众号为此发出“救援”的呼吁，向社会寻求目击证人。　　这一现象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共享事业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幸福度，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公民素质的相应提高，否则，就会大大影响共享的效果，甚至“好事变成坏事”。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9、2%的受访者直言公民素质落在了技术的后面。　　是的，人的素质需要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是把双刃剑，正面用它为人民增福利，反面用它为社会添祸害。原子能用于发电，造福人类；用于核讹诈，则制造灾难。八十多年前，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在讲了电的利与弊之后，特别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样的科技，不同的对待与运用，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网络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公共设施的合理使用与配置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应用，才可能出现共享自行车这类福利模式。然而，共享需要有公德意识支持。自私自利，占有公物，或破坏公物，最后也就毁了网络公享。更有盛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技术的便利，进行网络诈骗，坑害百姓。据报道，当今从事网络黑灰产业的人高达40 多万。这表明，科技的发展，必须伴之以道德意识的提升，不能让公民素养落在技术的后面。　　现代社会公民必须加强公民意识，还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公共社会的场所和领域不断的扩展，公共生活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样式。网络的应用，更使人们的公共生活进一步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通过网络等现代通信工具介入社会公共生活。这较传统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特别需要发扬公德。与在私人领域的私德不同，公德是指公共领域中公民的道德活动。它关系到其他公民的公共生活，关系到公共领域的正常秩序。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人相善其群”，“群”就是“公”。“相善其群”就是有社会公德。在当今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的社会中，亟须提升公德以维护公众利益。　　在线共享自行车遭到破坏盗窃之事表明，当今公民公德的培育，既落在科技发展的后面，也落在社会公共生活发展的后面。需要重视改变这二方面的滞后状况。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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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共享单车被毁说社会公德的滞后
日 14:44 来源:东方网
　　近年来，在线共享自行车的模式在上海等一些城市迅带发展，方便了市民出行，受到公众欢迎。但是，自行车被毁被盗事件却不断发生。有的二维码遭喷漆，有的车身被贴小广告，有的车胎被割开，有的被私藏家中，有的被从楼上直接扔下……。近日，摩拜单车官方公众号曝光了一起摩拜单车遭人为破坏的事件：一男子将多辆摩拜单车扔进黄浦江，之后又砸坏了6辆。该公众号为此发出“救援”的呼吁，向社会寻求目击证人。　　这一现象表明，互联网的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共享事业的发展，提升了人们生活的幸福度，但是，技术的发展，需要公民素质的相应提高，否则，就会大大影响共享的效果，甚至“好事变成坏事”。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有59、2%的受访者直言公民素质落在了技术的后面。　　是的，人的素质需要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科技只是一种手段，是把双刃剑，正面用它为人民增福利，反面用它为社会添祸害。原子能用于发电，造福人类；用于核讹诈，则制造灾难。八十多年前，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在讲了电的利与弊之后，特别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样的科技，不同的对待与运用，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　　网络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公共设施的合理使用与配置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有了互联网的应用，才可能出现共享自行车这类福利模式。然而，共享需要有公德意识支持。自私自利，占有公物，或破坏公物，最后也就毁了网络公享。更有盛者，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技术的便利，进行网络诈骗，坑害百姓。据报道，当今从事网络黑灰产业的人高达40 多万。这表明，科技的发展，必须伴之以道德意识的提升，不能让公民素养落在技术的后面。　　现代社会公民必须加强公民意识，还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公共社会的场所和领域不断的扩展，公共生活成了社会生活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样式。网络的应用，更使人们的公共生活进一步扩展到虚拟世界。人们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通过网络等现代通信工具介入社会公共生活。这较传统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特别需要发扬公德。与在私人领域的私德不同，公德是指公共领域中公民的道德活动。它关系到其他公民的公共生活，关系到公共领域的正常秩序。梁启超把公德定义为“人人相善其群”，“群”就是“公”。“相善其群”就是有社会公德。在当今人们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的社会中，亟须提升公德以维护公众利益。　　在线共享自行车遭到破坏盗窃之事表明，当今公民公德的培育，既落在科技发展的后面，也落在社会公共生活发展的后面。需要重视改变这二方面的滞后状况。　　
* 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历史回顾：火药的运用与革命 中国没能抓住机会_网易科技
历史回顾：火药的运用与革命 中国没能抓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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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变革正成为各国军队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中国曾经是火药的发明国，然而在古代火药化军事革命过程中，中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这次新军事变革，各国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总结古代的经验，为我国军队更好地抓住新军事变革的机遇提供有益的借鉴。
北宋初年即公元10世纪后期，中国便开始试制最初的一批火药火器，并在世界范围 内最早完成军用火药的定型发明，率先开始了火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但是，火药化军事革命并未因为最早发端于中国而在中国率先完成。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14世纪初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后，便在欧洲播下火种，随着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一系列新的性能更好、杀伤威力更大的火药化兵器被研制出来，与之相适应的炮兵、工程兵、近代海军等军兵种也在欧洲得到催生，新的作战方法和新的军事思想理论相继产生，火药化军事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由缓慢发展的状态跃升到突飞猛进的轨道。
中国缘何未能保持住火药化军事革命的先发优势而逐渐落伍呢？
一、长期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阻碍了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向纵深发展
古代中国得占火药化军事革命先机，受益于唐宋以来比较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宋元明和清初各代火器有所发展，都和当时不断发展的手工业生产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这种工场手工业始终处在强大的封建生产关系严密包裹当中，全国范围内的小手工业生产方式很难转化为大工场手工业。明朝嘉靖年间(年)，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规模有较大扩展。但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为维护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动用国家权力推行重税、禁海、垄断矿冶等“重农抑商”的措施，扼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嘉靖以后，在长期小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明末天启年间(年)至清康熙时期(年)，中国既没能从自身火器制造部门产生火器研制的先进技术，也无法将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转化、巩固为自身的能力，最终不能推动火炮制造业向近代化方向发展。总体上看中国的火器制造在乾隆、道光时期由盛转衰，而此前100多年小手工业生产迟迟不能过渡到大工场手工业，已经为这种衰落埋下伏笔。火器的生产、更新和主宰战场是火药化军事革命深入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长期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制约了火器技术的改进和火药化军事革命向更高发展阶段推进。
而在16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快地成长起来，手工工场成为当时工业生产组织的基本形式，并在17、18世纪逐渐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工业革命引发的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为火药化军事革命创造了更好的发展条件。
二、封建专制制度的严密控制是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不能深入发展的政治原因
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封建帝王在夺取皇权时，往往注意网罗火药火器制造的专家和工匠，注重采用新式火器武装自己的部队，从而促进了火器发展。但是皇权一旦到手，相对稳定的政局建立之后，全国火器的制造和使用又令这些帝王寝食不安，担心火器流失和私制成为威胁自身统治的因素。1380年，朱元璋设立军器局，要求严格控制全国火器，各地不得擅自制造，违者重罪治之。清代封建统治者则对全国的火器制造实行更为严密的控制。康熙时火炮有御制、厂制、局制之别，最好的枪炮制造厂局设在皇宫养心殿内，由皇帝直接控制。精良火器由皇室和满洲八旗使用，京城汉军只能用质量最差的局制火器，而外地根本不允许制造使用精良火器。由于封建统治势力异常强大，中国虽然产生了火药化军事革命的萌芽，但最终未能使这场变革深入发展下去。
从世界范围来看，新兴资产阶级由于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也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和殖民、争霸战争的需要，他们推动火药化军事革命的积极性要比那些保守没落的封建主们高得多。
三、中国重道轻器的传统观念和轻视发明的政策阻滞了火药化军事革命的发展
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体价值倾向上偏重于“道”、“器”之辨，强调“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因而在军事上突出战争观的思考，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火器的研制和在战争中的运用是军事领域中的新课题，也是很具体的问题，用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军事家们总体上对此反应不是很兴奋，研究有欠深入。到了清代，这种传统观念的消极影响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乾隆80寿辰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带着西方军事变革的最新成果访华，包括新式天球仪、地球仪、自来火枪、船舶模型和望远镜等29种科技含量和军事价值高的礼物，但清廷只当“贡品”、“玩好”收藏。马戛尔尼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观看英国使团卫队操练新式武器，福康安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想来没有什么稀奇。”
更为可悲的是，在古代中国，火器研制者的创造性被看成“奇巧”、“下作”，得不到政策上的扶持，得不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明末杰出的火器研制家薄玉对地雷、火枪的研究可谓学问精深，其名气已传播到海外。但是经人推荐给朝廷后却受到冷遇，薄玉最终贫困而死。清初发明火器“连珠铳”和主持铸造威远将军炮的戴梓，得不到朝廷重视，仅授翰林院侍讲一个散职，后竟因人进谗而被充军关外。武备院铁匠伍连登创制子母炮，所受待遇只不过是多领一份粮饷。
而16世纪的欧洲正遇上资本主义早期自由市场制度的发展时期，巨大的武器市场和繁荣的武器贸易使改良和研发新的火器成了私人军工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手段，火器设计者和技师身价百倍。欧洲的武装部队火器装备水平及训练水平在这时迅速超过世界其他各地，获得决定性领先地位。
四、火器理论的陈旧和指挥体制的落后未能充分激发出中国火药的技术效能
从火器研制的角度看，中国一直沿用缺乏精确数量概念的理论方法，如用“阴阳五行化生”和“君臣伦理”学说，来解释火药成份搭配和燃烧过程，使得火药生产纯度不高，威力不能加大。而欧洲17世纪后打开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火器技术随之大踏步前进。当时中国有过两次接近西方近代火器制造技术的机会，但都没有抓住。一次是明末徐光启等人引进和传播欧洲火器制造的先进理论，尝试转向以科学实验为特征的自然科学方法。由于这批科学家的过早去世，更因为明末政治腐败、战乱频发，中国的军事技术一直没能迈入近代自然科学殿堂。另一次是清初康熙请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铸炮。这一次中国处在政治昌明时期，但康熙也只是让南怀仁掌管铸炮之事，不知引进和推广欧洲近代火器研制的先进理论和技术，随着闭关锁国政策的推行，欧洲近代火器先进理论传入中国的大门也随之关上。
从指挥、体制编成的情况看，古代中国的火器运用水平曾经达到一定高度，火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到了清代乾隆、道光时期，指挥、编成体制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于长期没有敌国外患，朝廷推行“只有马上枪箭熟悉者”
才被“勉以优等”的政策。而17、18世纪正是欧洲各国纷纷建立炮兵部队的时候，工兵地位逐渐上升，大西洋沿岸国家的近代海军也在火药化军事革命中竞相发展。这个时期欧洲的军事体制编制、作战方法发生了深刻变化。然而，同期的清代火器制造技术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进步，清军的野战、水战、岸防战术也严重滞后于世界发展。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前，清军的武器装备水平落后对手一二百年。
五、危机意识淡漠、战略需求不足使中国火药化军事革命缺乏足够的推动力
自后金崛起于辽东后，几经征战歼灭关外明军主力，也获得了对关内明军作战的火力优势。清军入关后，南明政权以及各地抗清民众、农民起义军都不能抵挡清军统一全国之势，清军的火器都处于优势地位。长时间对敌作战的火力优势和一连串的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满足于现有的火炮鸟枪和弓箭刀矛等冷兵器，自诩“以武功开国”，反复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不愿组织研制新型火器，改善军队装备和国防设施。之后由于对外封闭，人们不了解世界的另一端在发生什么。鲁迅在《电的利弊》一文中，曾经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现象：“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
危机意识淡漠和战略需求不足，几乎使古代中国的火药军事革命难以开展下去。随着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出现了近代中国火器发展的回升，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终究没能赶上火药化军事革命前进的步伐。只有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才从此赢得了直面世界风云激荡的军事变革的主动权。
本文来源：环球时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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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两天（2月14日），人类历史上又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运动将在古老的东方稍事喘息。
这一天就是大年初一。在意涵“月穷岁尽” 的除夕之后，人们像风筝般回到线的原点，休整之后重新出发等待下一个年度轮回。
这是一个民族的成长仪式，隐藏在这个充满向心力、融合力的仪式背后的，是这个民族久远的生存密码。如是大规模参与这个仪式本身，始终不曾缺乏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解读，自然，也包含经济学。让我们顺着这条迁移隧道，撷取点缀其中的丁点物事，做一番泛经济学意义上的狂想。
“暴食经济”与社会承载力
最先牵动人们神经的莫过于“春运”。这个独具中国特色的名词，据考证，其意义上的概念，1980年才第一次出现在《》上。但其诞生至今，给人所带来的逼仄感却是“一年胜似一年”。它见证了中国在急剧工业化、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人文变迁，与之相伴的词汇常常包括“买票难”、“运力紧张”、“铁道部”、“黄牛”等。
同样具有年度词汇魔力的还有“春晚”、“购物潮”。像“春运”一样，这些词汇背后所折射出的“暴食经济”，正是春节这个特殊时间段所设置的独特经济现象——前后各半个月的时间里，人们把需求和供给的经济学博弈演练到了极致，而这段时间一过，一切则魔幻般烟消云散回归正常。
在这种需求与供给的博弈中，短暂时间庞大的需求刺激了供给，同时也考验着这个供给链条的有序运作而不致于部分或全部失灵。“春运”背后是对运输需求的急剧膨胀，这条需求曲线给了供给以极大压力，作为主要供给方的铁路部门正是压力的承载者，“买票难”等衍生词汇就是供给不足的代名词。
“春晚”体现的则是13亿多人民的娱乐需求。当数亿家庭除夕夜坐在电视机旁时，这一需求所“瞬造”的影响力足以让奥斯卡、格莱美逊色。这是“春晚”造星的魔力法宝，也是供给方央视的垄断价值和供给压力所在。“春晚”和“春运”的相似之处都在于，当供给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时，关于垄断、涨价利弊的争论都会甚嚣尘上，“山寨春晚”、“飞的”、“拼车返乡”等替代名词也随之相伴而生。
“购物潮”却有些不同。由于需求和供给的分散和相对充分竞争，对之的批评则散见于个别货物质量和服务态度上。由于这种非官方的对物资和服务的急剧整合分散，不亚于战时，故在利益这根弦的牵引下，保障传递链条畅通的物流、金融、仓储等的安全有序正体现着这些部件的承载力。对承载力的考验正是“暴食经济”的独特魅力。“暴食经济”之前是检验现有机制或新机制的度量衡（如果担心一项新事物能否经得起检验，不妨放到春节期间进行），之后则是全国性的经济休克，人们停下手头的经济活动回归家庭重温亲情，伴随这些的是另一些民俗和仪式。
“鞭炮经济”与酒神精神
放鞭炮和烟花就是这些标志性仪式中的一种。小小的鞭炮和烟花，不夸张地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唐·刘禹锡）、“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宋·王安石）是唐宋文人的节日喜庆；“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鲁迅）却是现当代志士的悲壮酸楚。
历史演绎到当下，鞭炮的物理化学变化和经济解读却丝毫未变：硝酸钾、硫磺、木炭等添加成份佐以纸张加工而成，再经过燃烧这个化学过程释放出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和金属氧化物的粉尘，其看似正面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光和噼噼啪啪的声音。
站在效用论的角度分析，为满足光和声的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需要承受污染和危险等副产品。而对另一些消费者来说，光和声的正面效用其实也是噪音和视觉污染。一些人效用的最大化，恰恰是另一些人效用的最小化，这也正是近些年部分城市争吵禁鞭炮的现实原因。即使对主动消费的人们而言，制造鞭炮的目的也正是为了毁灭，这看起来是多么的不经济。那么，能用其他可以发出类似光和声的物品代替吗？
这样的替代品并不鲜见。但现实是，替代品的魅力远不及正品。燃放者，正是从爆竹自身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和享受。效用最大化的代价是毁灭，这多少暗合了古希腊文明中所谓的酒神精神。潜藏悲剧意蕴的酒神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契合着中国的现实——有多少瑰宝毁于一旦，又有多少凄美的故事在历史的长廊里回旋！
正如鲁迅所言，火药的另一功用是制造枪炮，而枪炮则意味着战争。人类发展总是伴随着浪费和战争，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是永恒的话题。而如果换一种思路，可否借燃放爆竹这样的游戏姿态消解掉战争的诱发因素呢？不知道是否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燃放爆竹这种仪式对我们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和感染力尚有较大的价值，就不会轻易地被新的仪式所取代。
“年夜饭经济”与和谐之道
燃放完爆竹，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今年照例有酒店年夜饭价格高但质量难以控制的争论，部分地方也有不得乘机炒作抬高年夜饭价格的行政指令。媒体报道称超七成的家庭选择在家吃，但那三成已足以让年夜饭预订火爆。
年夜饭的价格和质量同样是个供给与需求的问题，当需求过旺时，只要充分竞争（与石油电信不同，餐饮业向来不缺乏竞争），供给者就有权力抬高一定价格来平衡与需求的矛盾。没有人会把价格抬高到逼退目标客户的程度，同时客人选择除夕夜外出享受也肯定会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关系，价格太离谱，相信宁愿选择在家自己做。
年夜饭价格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一些竞争者选择了临时退出，原因是也要“回家过年”。随着春节临近，你会发现暂停营业的饭馆也越来越多。这一现象同样可以在菜场和建筑装修工地看到。临近年关，不少市民突然发现附近菜场经常供应一级香菇的老王小李不见了。当时针指向除夕那天时，市民长年生活的这座城市便显得空空如也：公交地铁乘客寥寥，小商铺理发店关门大吉，街边摆地摊的大姑娘小伙子也不见了，只剩下联华可的等便利店通宵长明……生活一下子不方便起来，而且这种状况每年都要持续近半月余。
生活便捷度的降低，与年夜饭经济中部分竞争者选择退出有着同样的事实逻辑。要获得与之前同等的便利，消费者就要付出更大代价——多付钞票或选择替代品。便捷度的回升，则有待这些竞争者重新回到竞争的行列。
更进一步，这还是个索取与付出的大课题。市民为贪图便利向外来竞争者索取更多的产品和更舒适的服务，需要承担一定的索取成本；城市为了自身发展利用外来务工者，自然也要付出管理难度增加和市容维护费高企等代价。周边环境变坏、随便乱摆摊有碍观瞻、就业压力增加、教育资源被分散，甚至衣着杂乱的盲流增多等，就是这些付出的部分表象。毕竟，这些新来者也和其他人一样要维持个体的生存和发展。
这是当前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若干缩影，解决的根本之策就是共同进步共同富裕，尽可能消减投射在个体之上的经济、区域和文化差异。这是长治久安之本，也是理想国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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