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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左路备补军
　　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眼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中国政治当局的可鄙可耻，就正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心志，他们要做有用的人，决不甘做无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褛肮脏的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的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坏。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成分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我看了这种情形，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是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可是却被满清人霸占着，并把“大明”的“明”字戳去，换成“大清”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过来。照中国的法律说，占人坟墓，该当何种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权力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独立问题，后来竟以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看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复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根据这些信上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标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奋，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恰巧我那时常到基督教会堂去做礼拜，我记熟了几个赞美诗的调儿，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谱，填上我自己的歌词，油印出来给士兵唱诵。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竟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竟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赌必戒”的歌儿。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做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戒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我虽这样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一册《精神书》、《国耻歌》等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的想法多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共总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不料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罢？”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吭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王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道：“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的。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惟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急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的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他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的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一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我因为常常往来三家店，同三家店车站站长刘锡庭渐渐熟识。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负责任。我每次坐车的时候，同他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铁路上的一切规章是仿照西洋法子办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钱，十二年无过无假恪尽职守的，都赠给养老金一次，并增给年薪一次。我听了他的话，觉着欧美社会事业的办法，实在比中国进步多多了。中国的社会太无系统，太无秩序。比如机关中一般公务人员，有的懒散成习，随便告假；有认真做事，忠于职责的，当事者并不过问。既无扣钱之说，也无奖励的章程。同时任用人员，都看私情，贤不贤，能不能，全不去管。这样，位置没有把握，生活没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贿赂贪污也就成为风气，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人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好，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糟？从这小小的办法上，都看出道理来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戳穿一下。我就装作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我向车夫说：“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儿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我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黑暗龊龌了。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释放出来了，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娼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彻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刺，一刻也不能安。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门口，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我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就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我国政治社会多少年来不见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原因。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更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务，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我们党政当局提倡新生活运动，我很觉得高兴。然而要紧的是要注重实际，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门面。否则还是毫无效果的。
　　这年九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吭。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惟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廿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了，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馋餐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的，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萎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一九三八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恣纵，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惟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执不肯开车。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我便向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决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得一恶印象。我乃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拉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第三是睡觉的问题，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这些事一一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繁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做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京。
　　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
　　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根本谈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循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枪，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膊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复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的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的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请求。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的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剀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的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我们驻在顺直门外，感到种种不方便，故又移到北苑驻防。这时我把官长目兵分成四个讲堂，加紧训练：一个营长和营副的讲堂，一个连长排长的讲堂，一个头目的讲堂，一个特别兵的讲堂。官长的基本战术同应用战术两课，由我亲自讲授。方法、原则与应用混合起来教授，一面讲原则，一面讲应用。课堂上讲完了，马上就上操场演做；操场上演做完了，立刻又到野外去实习。我的教学程序是这样的：一、我做给你看；二、你做给我看；三、讲评；四、我再做给你看；五、你再做给我看；六、讲评；七、你再做。从每个士兵的战斗动作，以至每连每营的战斗动作，必须经过这七道步骤。我认为这样的讲授，才是切合实际的办法，才能免掉纸上谈兵的流弊。后来十六混成旅时代的中下级干部大半都是在这时候训练成功的。
　　一天我正预备上讲堂，陆将军临时来了个电话，问我第三营营长邱毓坤为什么辞职不干？我一听，沉疑了半天，当即回复陆将军说：“我当面来报告。”原来第三营中哨有两个兵偷了人家两块钱，中哨孙副哨官主张马上把他们开革掉。但营长邱毓坤却坚持不同意，把两个兵一个拨到前哨，一个拨到左哨。前哨哨官是吴鹏飞，左哨哨官是席尊龙，他们俩看见无缘无故从中哨拨来两个兵，觉得很奇怪，后来探问出他们曾在中哨偷钱，就极不高兴。两个哨官异口同声地说：“中哨既然不要贼，我们也不要贼。”事情弄僵了，三营营长进退两难，即愤而向我请假。我当时劝慰他说：“这是琐碎事情，你何必如此固执？若竟因此动意气，更不值得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话，待了一会，就默默地走了。
　　接着是两个哨官同一个哨长来见我。中哨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再收留这两个兵，前左两哨更坚决地表示不能收容。我正没法儿办，待要预备上课，陆将军恰好就来了电话，询问这件事情的经过。显然是邱营长从我这里走出之后，又向陆将军那里去辞职了。我接罢电话，即匆匆地乘马由北苑到军警执法处去见陆将军。到了那儿，邱毓坤正好也在座。陆将军问我说：“邱毓坤为什么辞职？”
　　我回答说：“这件事最好是让他自己说。”
　　邱毓坤站起来把上述情由说完，又道：“这时天气这么冷，雪下了几尺深，若是把他们开革了，叫他们上哪儿去？我看不如来年春天暖和了，再叫他们走才好。”
　　陆将军说道：“你说的话不成理由。你说天气么，这和犯法有什么关系呢？他们若是不偷东西，就是六月天也不能开革；若是偷了东西，下怎么大的雪也不能姑息。这和天气是两回事，你为什么要牵扯起来呢？”
　　这位邱营长是安徽合肥人，武备学堂出身，曾办过旗语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学识阅历，都是好的，只是脾气顽强固执，骄傲自恃，从来不肯降心下气，听听别人的道理。因此同谁都处不好，这次同事们都不同意他的意见，到后又被陆将军说了这一顿，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结果竟辞职走了。我觉得为人处事，最要紧的是明镜高悬，抱定无我的态度，来看是非道理。若是一味的固执己见，意气用事，那无有不失败的。但一般人却很难做到这种地步，军人尤其如此。
　　邱毓坤走了，第三营营长之职，派来一位孙振海接任。
　　北苑一带，为历年驻兵之地。历来被裁汰的老弱残卒和被开革的不良士兵，大部分都流落在这儿，明着打杂帮闲，以谋生活，暗中却借此勾引营中弟兄，干些下流营生。奸淫偷盗，无所不为，一切罪恶的事，全由他们一手制造出来。一天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营房后门口的马号里，忽然起了火，喂马用的干草，全都烧起来。幸而发觉得早，没有酿出大祸。据站岗的兵说，火焰是突然间冒起来的，事先并没有看见零星的火焰。因此，断定这不是一时的失慎。后来多方查询，始从一个小贩口里，追究出原委。那是因为几天前我无意中看见一个小贩在营门口摆摊，卖的尽是有碍卫生的零食，弟兄围拢着购买，你去我来，秩序紊乱。我看不过去，就把他驱逐走了。那小贩因此记下了仇恨。他原是以前被别的驻军开革的兵，他知道靠营墙的马房中，储藏着干草。这天晚上，他乘人不备，隔墙把火药包扔到马号的干草堆里，上面插上一枝燃着的香头，等到香头燃到火药上，火药爆发，干草即随着燃烧开来。幸而为时尚早，人都未睡。若是迟一些，必定闹出乱子来。过了几天，汤旅长天锡那边也起大火，烧去二三十万斤干草，也是附近游勇干的。大概住过北苑之人，像这类的尴尬情形，都能够知道的。
　　在北苑驻了三个月的光景，又奉令调到东城东四禄米仓驻防。这是以前逊清时代屯米的所在，地方很宽阔，一团人住着，尚有余裕。大约屯米的时间太久，耗子多的可怕，满地都拉撒着碎米。这房子的垣墙，下面厚有一丈，上面阔有六尺，进身深有八丈余。因此虽开有小窗户，却不管事，阳光仍是难得照进去，以至室内阴森森，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湿雾。弟兄们的铺位虽都铺有很厚的藁草，但仍不免受病，往往一连上病倒五六十个。症候都是喉头作痒，不住声的咳嗽。我问了几位医生，据说吃百合可以治这病。于是我就买了几十斤百合，每天叫伙夫煮一大锅，我亲自拿去给弟兄们分食，每人一碗，连汤一齐喝下去。吃了十多天，大家果然都渐渐痊愈起来。我在照应他们的病时，正是我和他们接近的最好的机会。问问他们的姓名，家庭状况，想家不想家。他们大多天真烂缦，淳厚老实，我们总是谈的非常亲热。因此全团的弟兄，我都很熟识。虽不敢说每个人我都叫得出名字，但是一百个中，叫上九十个名字，是没有问题的。不但正名字叫得出，就是他们在家时用的小名，我也要问出来，记牢。比如张凌云，我问他的小名叫什么，他说叫做“厚儿”；刘汝明，我问他小名叫什么，他就说叫做“呆子”。我日常对于他们，不只呼大名，并亦呼其小名。能叫出他们的大名小名，两下里的感情就显得特别亲热，特别不同，这意义是很大的。要记牢弟兄们的名字，其实并不是难事，只要多和他们接近就行。除了他们生病时，自己照应而外，还有别的机会。比如样子特别的，有点特殊艺能的，有些特别脾气的，曾经发生过特殊事故的，都容易熟识。除此之外，还有每天亲自点名的机会，点一个，瞧一个，久而久之，就都成了熟识的人了。
　　开驻禄米仓之前，曾经奉到开一营人到新乡驻防的命令。当时遵令开去的，是孙振海带领的第三营。孙振海的外号叫做“孙气”。这人做事虽然热心，但读书太少，欠缺修养，最好意气用事，加上他那一营的官佐，又都是杂凑而来，因此官长之间，老是闹意见。他去新乡之前，我很是踌躇，怕他弄不出好结果，不幸我所挂虑的事情，终于到来了。一天第三营营副同三个哨长，共同来了一个报告，指摘了孙振海十大罪状；一、不给目兵开水喝；二、公费悉入私囊；三、胆量太小，遇事慌张；四、疑心病太大；五、言过其实……以下几条，记不清楚了，每条底下都列举很多的事实。
　　我接到这个报告，就拿去见陆将军，请示他怎么办。陆将军也接到同样的报告，他主张我亲自去新乡查考一番。我回到营里，略作布置，即带了一个护兵，当天就搭平汉车去新乡。
　　我乘的是晚车，开车的时候，已经四点，过了高碑店，夜幕渐渐落下，窗外的景物都依稀辨不清楚。火车走的很慢，好像快到了磁州的时候，我问茶房：“离新乡还有几站？”
　　茶房说：“还有四站。”
　　我就叮嘱护兵王炳发说：“记着，再过四站，咱们就下车，不要走过了。”
　　“再有四站，咱就下车。”护兵又重复了一句。
　　叮嘱好了，我把外套一围，就在车凳上斜靠着。这时一轮皓月，正从窗外射进来，照着车内，起了一层淡黄的烟幛。我们的一些被称为睡狮的同胞，纵横狼藉地散乱在车上，有的在打瞌(目充)，有的却耸着肩膀吸香烟，除了断续的像雷也似的鼾声之外，一切都静悄悄的。在月光下，我左右前后地看着，他们那些黄色的脸上，都满覆着很深的皱纹，这正表明着他们都是长年在外，饱经艰苦的。到了这时，不禁也触动我的乡愁。火车向南奔驰着，我的心头腾起许多麻乱的思绪。过去，未来，想来想去，没个完结。这样没头没脑地沉思着，不久也就蒙眬入睡。但始终只是似睡非睡的状态，车轮轧轧前进的声音，我都能模糊听见。一站一站地过去了，听着到了四站头上了，我蓦地听见王炳发说：“到站了，下车。”匆忙地把东西提了下车，两人缓步向站外走。这时站台上正停有一辆二把手小车，我就把行李卷同箱子放上去，叫车夫推着。走出站约莫大半里路，王炳发突然叫喊起来：“错了，那不是岳王庙吗？”
　　我一听很惊愕，抬头一看，前面不远果然巍然矗立着那座俎豆千秋的岳王庙。这时我的两只腿就像被吸铁石吸住了一样，停在哪儿，一动也不动，呆呆地直发愣。车夫回过头来问道：“你们到底上那儿去呀？”
　　“上新乡。”
　　“错了！错了！这是汤阴县呀。”车夫说完话，把车子一放，也木挺挺地站住了。
　　这事到现在想起来，我还不免掩口葫芦，想不到我竟然闹了这么一场笑话。只记着过四站就下车，也没想到四站过后，是否果然就是新乡。这时火车已向前开走了，想再上去已不可能。到城里找栈房去住宿，离车站又太远，而且第二天早晨，又须赶回来。不得已，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粮食店，权行借宿了一宵。第二天绝早，乘了一辆拉煤的车，云天雾地地拖到了新乡。不料事有凑巧，我在北京上车的时候，遇着一位第三营的军需长，他也是乘车回新乡的。我在汤阴耽误了一夜，这工夫他早已到了新乡。我来新乡的消息，他已事先报告给他的营长了。
　　孙振海听说我来新乡了，一时慌了手脚，当夜就去各栈房里找我，所有的新乡栈房都找遍了，连个影儿也没见到。这样一来，益发增加了他的疑心病。他决没料到这时我还在汤阴车站一家粮食店蒙头高卧呢。
　　到新乡下车，径到营部里去。“孙气”见了我，那种局促不安的样子，使我不禁发笑，同时也很使我诧异。还没等着我开口，他就一口咬定说：“我的事情，您已经查明了。我知道您昨天就到了，什么事您全都查明白了，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我听了他的话，晓得他是误会了。我就向他解释，把在汤阴县耽误了一夜的事告诉了他，但他始终不肯相信，仍然肯定地说，我把他的事情都已经查明了。
　　经过详细查询之后，才知道所报告的几条，并不完全确实。原因只在孙振海初任营长，缺少经验阅历，又加神经过敏，疑心太重，处事往往不能沉着。他这次到新乡驻防，原为防范土匪。因此他就整天想着防匪的事，看见什么都要联想到土匪的事上面来，甚至看见车夫小贩，也要生疑心，想着这怕是土匪的探子吧。他一营人开到这里，分做数处驻扎，他成天往来各处，叮嘱弟兄，提防土匪，准备进击。有一天，附近一个地方演戏酬神，夜里放起鞭炮来。他听了就慌了手脚，立刻部署一切，神情举措，很不镇静。以此，官佐都瞧他不起。此外，平日总还有些罗嗦事，得罪了人家。我觉得这是经验太少之过，阅历深了，自会沉着起来的。阅历重要，同时读书也极要紧，二者并进，互相补正，方才真有进益。先贤给我们的教训，也是这样的。当时我把孙振海重重地教导申斥了一顿，一场风波，方始平息。
　　这次到新乡，顺便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对于营中挂病号的弟兄，都亲自看了一下，分别加以抚慰。我看过病房同士兵的寝室，深深地感到中国的士兵生活，实在太可怜。只要稍能避风遮雨，无论什么地方，都叫士兵去住。这同欧美国家的军队比起来，相差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