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英文,但如果巨人错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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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有,汪有,啥都有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果巨人错了呢?答案是——
丝毫不怕。
我分三个层次举三个例子以为佐证,最后会有一部分结语:
如果巨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却得出了错误的研究成果,并不可怕;
如果巨人选定了值得探索的议题,却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得出错误的结果,也不可怕;
即使巨人选定了糟糕的主题,采用了全然错误的研究方式,也不至于阻碍科学的进步。
1. 如果巨人已经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却得出了错误的研究成果,并不可怕;
1601 年,天文学史上最后一位以肉眼观星的大师,“星学之王”布拉赫·第谷病逝在布拉格的深秋。第谷生前在丹麦以及布拉格的天文台,进行了孜孜不倦将近四十年的观测,数据精度超过哥白尼的二十倍,达到了肉眼的极限,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天文学家。
临行前,他的学生及助手约翰尼斯·开普勒就侍奉在他的床前。他将四十年的观测数据遗赠给了开普勒,也让他继承了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家数学家的席位。随后,这位终其一生都不相信哥白尼日心说的老人留下两条遗言:
其一、将观测数据编成当时最详尽最准确的星表,并命名为《鲁道夫星表》,来纪念他们慷慨的赞助人;其二、放弃哥白尼的日心说。
第一条遗言中的星表在 1628 年的崇祯元年编定完毕,然而第二条遗言没有得到遵守,正是靠着他留下的星表,开普勒最终填补了日心说最大的轨道缺陷。
开普勒通过研究火星轨道,发现根据以传统圆形轨道对火星运转的方位预估,无论怎样调整,都会与老师的观测数据产生至少 8 个弧分的偏差。而第谷的观测精度达到了误差 1 弧分之内,他相信如果数据无误,只可能是模型有了问题。在开普勒经过了几年加几千页纸的精密计算后,他做出了当时最伟大的一步跨越——他扬弃了沿用两千年的圆形轨道系统,发布《新天文学》一书,提出了开普勒行星三大定律的前两条,又在之后增补了第三条。彻底解决掉哥白尼日心说圆形轨道造成的方位偏差。
所以,即使巨人有着错误的方向,但靠着巨人留下的扎实数据和先行路径,依然可以推动科学的进步。
2. 如果巨人选定了值得探索的议题,却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得出错误的结果,也不可怕;
1774 年,世袭英国贵族、英国皇家天文学家、皇家学会院士内维尔·马斯基林,率领数学家查尔斯·赫顿及一支测量队伍前往苏格兰山地,决心测量地球的质量。
他们的方法原始而粗糙,是要靠着在一座大山旁边垂下铅垂,测量铅垂线向大山偏移的角度,来测量万有引力造成的偏差,进而测得地球质量。
想要得到最后的引力常数,需要得知山体质量,他们只能勉为其难地假设山的密度等于普通的岩石,然后乘以山的体积。可体积的测量又是一项繁重的工作,虽说他们精心选择的山体外形相对规整,但为得到精确体积数字,他们还是精确地像是服装师为顾客测量三围一样进行了大量的测算,赫顿还在这次测量中发明了等高线。最后,赫顿估算地球的质量大约为五千万亿吨。
由于测量中做了太多的假设和粗略的估算,山体体积不准确、密度全靠猜,山体质量当然也不准确。马斯基林和赫顿的结果和今天的测量值相比,误差极大。聊以慰藉的是等高线的发明,令他们成为了地图测绘学的先驱。
马斯基林当然不会料想,后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学者当时已经身处自己的团队之中。当时小组成员中,学界菜鸟,凭借父亲关系在没有发布任何论文就加入皇家学院的亨利·卡文迪许赫然在列。不过,那时他还没有展现任何学术成就。
然而,二十年后,卡文迪许已经迅速成长为一流学者,有了足够的实力来解决二十年前悬而未决的问题,他扬弃了马斯基林的错误方法,制造出精密的扭秤。两个巨大的金属球悬挂在天平的两端,以金属丝悬挂。以小铅球对大球进行吸引,令金属丝微微旋转,通过对金属丝旋转角度的精密测定,卡文迪许最终称量出了地球的密度是水的 5.48 倍。实验非常精密,连观测者的走动都会影响实验的经度,卡文迪许只能远隔在另一间屋子里,通过望远镜来观察屋子里的实验图景。现如今科学的发展已非卡文迪许的装置所能比拟,而经过两个多世纪的突飞猛进,现代学者也不过把他的数据轻微修正到 5.52。
可见,即使巨人从一开始就有了错误的思路,只要巨人可以以自身魅力,选定合理议题,吸引其他优秀科学家关注,同样可以推动科学发展。
3. 即使巨人选定了糟糕的主题,采用了全然错误的研究方式,也不至于阻碍科学的进步。
1727 年,牛顿爵士逝世。
人们打开的牛顿的书房,他生前煞费苦心写就的一部编年史共诸学界。这是一部基于圣经编写的关于地球历史的编年史,探讨了地球的年龄。
当此之时,这似乎是一个板上钉钉无需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同一话题下面堆砌着大量的探讨。由于地球创造与上帝创世的问题关联颇深,是地位重要的神学问题,历代学者先知们包括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根据《圣经》的记载不断回溯,不约而同地将地球的年龄确定在六千年上下。牛顿在工作之余将大量的天分浪费在神学研究上,他秉承着前辈大师开普勒的研究方式,用了几十年光景断断续续地根据《启示录》和《但以理书》理顺着圣经的编年历史。这部历史在牛顿去世后很快传播开去,采信了神学家阿非利加努斯的大纲,同样将地球的年龄定位六千年。
经牛顿盖棺定论之后,该问题之下似乎不需要更多的讨论。
也正是牛顿去世的前一年,在牛顿居所北方的爱丁堡,未来的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诞生在北海海岸。爱丁堡附近正有着远古以来剧烈地质运动的典型地貌,据现代考证四亿年来火山活动不断,海湾之上巉岩盘桓。而赫顿站在爱丁堡的海岸东望北海,感受着自然的伟力作用之下的旖旎地貌,第一时间想到:区区六千年,要形成如此鬼斧神工的造化,实在太短。
通过大量的地质学考察,他在 1785 年正式向以牛顿为代表的神学地球编年史宣战。在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会场,他连续发布演讲,这是科学史上第一次以地质证据将星球历史铺展开来。赫顿指出,地球虽不是恒久存在,但它的年龄非常古老,已经远远超出人类所能衡量的认知。最终赫顿又以十年时间著成《地质论》,最终为有着 1500 年历史的圣经编年史研究画上终点。
可见,即使巨人从一开始就犯下大错,待到与之相悖的实验现象不断涌现,后代的科学家也依然敢于推翻权威思想,不会造成科学停滞。
能在科学史上称作巨人,通常都具备相当的功力。能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学者,通常也有不凡的水准。即使巨人犯错,通常也只是囿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和观测能力;而后起之秀,也通常敢于在事实与巨人预言相悖之时,大胆推翻前人学说。
科学唯事实、唯能力,只要有证据,人人皆可推翻成例。所以,只要是真心研究学术,通常怎样的错误,都不担心。科学不怕争吵,反而怕吵不起来,没人关注。
科学经历过漫长的坎坷的旅途,教皇曾焚烧过伽利略的书稿,笛卡尔曾受制于教廷禁令将自己的作品封存二十年直至逝世,法国科学院曾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激进革命派蓄意关闭、一批科学家死在断头台上。
然而科学依然生生不息地传承到今天,且日益精进,这就是科学的坚韧以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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