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求职青春玩游戏是不是在浪费青春

浪费才是青春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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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才是青春的本质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五年前,理想国举办了年度文化沙龙“打开”,其中一场论坛的主题就是“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当时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早上,同事说起,他说:“五年前,我刚上大学,通过网络直播收看了这场沙龙,从心里感到温暖与振奋;今天再看这个视频,当时的情感依然强烈。”那今天就把这场曾经激励过同事的论坛,送给正值青春的你。本文为嘉宾发言节选,详情可收看视频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主持:梁文道我们今天谈论的问题是“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为什么用这样一个题目?我小时候在台湾念书,常常听说一句话,叫“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这是一句非常典型的蒋介石式的废话。我觉得这个逻辑很奇怪,就是不断循环的这类东西。但是这个话有意思,因为我们在谈青年的时候,尤其在今天大陆的环境和脉络下,我们有很多的名词、概念,什么“80后”、“90 后”,在谈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往往很多朋友会说现在年轻人真不行,现在年轻人很糟,说这代年轻人本身有很多问题,但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是哪来的呢?原来又发现这不是年轻人的错,而是时代的错。这就等于说,通常一个小孩做坏事的话,这不是小孩的错,而是社会的错,反正有什么事情都说是社会的错,同时也是时代的错。这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会使年轻人出现很多所谓成年人看不过眼的事情?另一方面,年轻人只是被束缚和困在时代之中,被时代的条件所决定吗?难道他不能够开创出自己的一番天地,他不能改写历史条件吗?所以青年似乎也是能创造新局面的,只不过上一代人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到底青年是时代的青年,还是会有这么一个时代是青年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我只是一个永远在过暑假的高中生舒国治&我从来都在时代之外,但是他们觉得我其实从来都是一个青年,所以认为我应该也可以到这来讲十分钟关于这个主题的话。我很漠视我的时代,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参与我成长的那个时代。我个人活在每天希望逃学的年代,逃学就是逃开了那些像“时代考验青年、青年创造时代”的标语。对所有人来说,求学时代的感觉和见解,会构成他后来好几十年行为的反射,比如他求学中产生的不愉快有时候就会成为他后来叛逆的源头。为什么他们叫我们小孩,为什么小孩要听大人话,为什么时间到了要上学,为什么不能在课堂讲话,为什么要罚我,为什么让我吃这个,为什么让我学这个考那个。对于这些自身感觉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后来他是个什么样的青年。我是一个每天睡觉、迟到的人,我完全没有进到这个时代,一转眼我已经到了快60 岁了。有人说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变成这样的,有时间就去流浪。对我来说,我只是一直期望高中的暑假赶快到来,结果就是这个暑假开始放,到现在还没结束,我一直是永远在过暑假的高中生,永远像待业的青年。我已经可以毕业了,应该找一个工作开始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但是我一直手插在口袋里这里晃那里晃。我旁观这些时代,我在朦胧中也蛮享受。通常拥有很多的人,尤其拥有了权势的人,他的青年时代比较提前结束,他就不再是青年,因为他开始想的事情,都是拥有了什么之后的人的念头。他做官了,原来他没做官之前一直想的东西他不愿意再想了;他富裕了,进入了资本社会,他原来没有那些东西的时候的糊涂、那些梦,或者那些所谓的大志,就都没有了。所以青年是很让人迷恋的,但是青年也是一个很不可靠的阶段,可是很多人在青年时代就考虑将来一定要买房子,将来不要再骑自行车到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最后他很快就不是青年了,哪怕他年纪还很轻。我的观察是,你越让自己不太贴近这个核心,越有机会让你的青春感更好一点。比如乔布斯经常讲“stay hunger, stayfoolish”,这是典型的美国人才会有的想法。可在这里,你今天可能是北大的学生,但你发明一个软件,有一天你写了一行日记:我走入今天之后我再也不是青年了,因为你一下子有了那么多钱或者利益,有了太多的责任,你一下子觉得没了那么多的自由。但青年就是自由。什么是自由?没有才是自由。你觉得晚上过去了,早上才出现阳光,在阳光之前这个晚上那么黑,它是多大的一份自由。甚至你往前走你不知道有多少路,那时候你可以走,假如到了海边、到了尽头,现代的人很快到了尽头,那就没有了自由,很可能他才28 岁,然后他从28 岁到98 岁,所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保护他的资产。讲到这个时代,我们要怎么在这个变化莫名的时代,守住我们的本分,我们的本分就是这么一点点梦,这么一点点懒散,这么一点点糊涂、天真、纯真、傻。他知道那个地方会堵车,于是他想不要去了,步行到了外面十七八英里的地方,他慢慢地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伍德斯托克,那里聚集了四五十万人,他没事,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三天三夜,也听了一点音乐,跟别人玩了一点泥巴,但是他认为那是他的青年时期中最灿烂的、最莫名其妙的、过了就再不可能有的,也是无法仔细规划之后才有的三天。所以时代和青年是你自己呼吸感受的讯息。青年要用感觉,青年不必太去知道,不要太多必然的事情,譬如我应该开始赚钱、我应该买房子,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没有你应不应该的,你是什么就是什么。对另一个时代的向往是年轻人必须坚持的许知远讲到青春的问题,我看过一部电影《午夜巴黎》,20 年代的巴黎,毕加索、海明威、美丽的姑娘们,不尽的舞会,喝不完的美酒,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代。当然这一切有点夸张,但那是对另一时代的向往,是那些敏感的年轻人必须要坚持的东西。而这些也是我在过去两三年跟大学生交流中,感觉最缺的东西。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对另一个时代不充满激情,当然人不可能生活在另一个时空里面,但对另一个时空的向往,天然地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抗。我讲讲我个人的经历。我在1995 年上北大的时候,大学经过之前的风波,经过“九二南巡”,巨大的世俗化浪潮已经卷入校园。那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北大三角地应该是一个光辉的地方,它酝酿了各种各样的争辩、躁动,可那时我发现上面只有托福、GRE、新东方的广告。北大应该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或者说是文学时代,但当新的浪潮到来的时候,互联网的浪潮到来,所有人开始谈发财致富。1995 年之前没有人想到25 岁的时候就成为亿万富翁。那个时候开始对思想产生兴趣,我想那是一种更强烈、可能也更内在的反抗。对我个人来说特别美好的时光一直持续到2004 至2005 年左右,那时候我在一家报社工作。当时有一件事情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那就是“9 · 11”事件。“9 · 11”事件对我个人的影响是,你突然对自己产生强烈的自我追寻的欲望,而以前在大学时代都是一些非常朦胧的追求,是年轻人对生命本能的一些渴望,对于成就伟业的渴望,对于名声的渴望,对于爱情的冒险甚至肉欲的渴望,是特别本能的渴望。但“9 · 11”事件发生后,我第一次在理性认知上产生更强烈的感受,这个事件是我人生中经历的第一次特别重大而我又感受得到的历史事件,你突然会疑惑,它推动了我对国际事务的理解。我们都是以模仿开始的一代年轻人,我们都是模仿世界中心的国家,那个世界中心是巴黎或者纽约。我做记者模仿《纽约时报》,模仿《时代》周刊,模仿他们怎么评论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然这个模仿持续两三年时间,或者说更长的时间,你突然会产生巨大的困惑,难道你成了一个简单的传声筒或者翻译者、引介者,阿富汗发生了战争,你看到他们做什么样的诠释,你就做什么样的诠释?你自己的判断是什么?一个中国的记者会怎么看待这些事情?但资料又很少,不论新华社还是我们的研究机构,对于我们了解世界,给我们的信息都太少了。我们很少知道,但这里有一个追问的角度是什么的问题。这种追问直接产生新的问题。如果我们依靠中国背景的话,那么你可能对中国也一无所知,你是这个国家的陌生人,那时我渴望生活在巴黎、纽约。因为对世界的追问,最终会让你回到对中国自身的追问。这是一个缓慢的非常痛苦的自我发现过程,因为最终是为了寻找自己,我相信什么、我支持什么、我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在2004 至2005 年的时候,我们发现整个世界开始大规模地谈中国崛起,这当然又是一个对自我认知的新的促进过程,你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中国是什么,世界中心都在谈论你的国家。之前你一直觉得中国是这个世界文明的边缘,为之感到焦虑,所以这时你获得很强烈的快感和虚荣,而且急于加入这场辩论,告诉他你们谈论的是错误的,我们有不一样的谈话方式。然而你发现自己所说又是非常空洞的。这是非常纠缠的过程,既有强烈的虚荣心,又有强烈的脆弱感。随着你的成长,当你试图分享这个国家越来越多荣誉的时候,或者分享一个新的国家崛起过程给个人带来新的推动力的时候——很多伟大的作家、思想家或者重要的媒体,都是跟国家变化有剧烈关系的——你希望借助这种力量,但是你最终发现这种力量跟你想的不一样。在这个国家,你试图创造开放的空间,但你却感到无时不在的压力;你自己的思想、谈吐、写作,经常是被迫地、有意识地扭曲,你意识到你这么多年是这么勤奋的自我审查者、筛选者。这时你产生了很多困惑。这时候发现整个国家的情绪,在经过了狂欢式的高潮之后,进入了舞会散场之后的失落、散淡和疲倦;同时,在兴办巨大舞会的过程中对个人的控制没有散去,反而变得越来越强大。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情绪,因为这样一种错乱,变得更加焦躁,没有耐心去谈论一些深入的问题,所有人都急于表态、站立场;那些理性的谈论变得越来越困难,也就是我最初想寻找的中间道路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时候会产生新的疑惑,这时候我也对青年产生巨大的疑惑,当一个国家老是寄望它的青年的时候,这个国家是多么糟糕的状况,说明只有通过代际的更替才能完成稍稍的转化,一代代人这么快被挤干,成为齿轮的一部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谈了那么多个人和时代的关系,背后一直潜藏一个巨大的暗示,我们希望借助时代的力量,希望借助社会的力量,一个浪头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步,但是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个人往往成为浪潮的牺牲品,而真正的转变来自于你真正的内心力量的生长,来自于不管时代潮流如何你坚信什么东西,并且你愿意为你坚信的东西付出代价,这个东西的转变可能是更有力量的转变,它与年龄无关,它蕴含着一些更永恒的东西。对青年的迷恋,跟当年我们对阶级的迷恋、对民族主义的迷恋,都是一个道理,它背后都是幻想通过一种集体的力量,来解决个人的困境。很多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谴责这个社会怎么样,谴责这个时代怎么样,看着你手机的微博,不停的有那么多让你愤慨的事情,除了对外界释放情绪之外,你是否能够提供一些不同的东西,你是否能够自我控制住一些东西,即使外界这么多糟糕的现象,你仍然能够为这个时代做出卓绝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还是伴随整个情绪狂欢?用独立思考与理性证明你配得上自由刘瑜&想到“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这个话题,我第一个浮现我脑海里的现象是“阿拉伯之春”。阿拉伯之春是在过去大半年(2011年)左右发生在中东的革命。关于阿拉伯之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当然这场革命也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谈论的原因之一是阿拉伯国家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看到的数据说阿拉伯大概30 岁以下的人口有65%,15—29 岁的人口占30%—35% 左右,这个数据在欧美国家大概是20%。我看过一些评论员和专业学者写的东西,有一个学者说这个现象是年轻人口膨胀,这和国家的稳定性高度相关,从1970 年到2007 年将近40 年的时间里,80% 的国内冲突都是发生在年轻人口急剧膨胀的国家里,也就是发生在30 岁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60% 或者60% 以上的国家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年轻人的大量存在和这个国家政治的生态是紧密相关的。年轻人多也可以是好事,大家听到过一个概念叫人口红利,像中国、印度,包括二战以后的美国,有一个年轻人急剧增长的阶段,它的经济是会受益的。但是一旦年轻人口膨胀,就业机会又没有跟上,而年轻人往往是激情四射、能量过剩的,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口的膨胀可能会带来很多政治风险,年轻人膨胀往往带来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但是,我想说,不要一味地迷恋青春。我们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年轻人并不总是积极和进步力量的象征,如果看纳粹的历史、苏联的历史,包括看中国“文革”的历史,还有现在的恐怖分子,我们会看到年轻人在所有反动的、黑暗的甚至暴政的力量当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年轻人虽然往往代表着激情、力量、理想主义、正义感,但是他的力量并不一定总是用在正义和积极的事业上,他可能是抗击和抵抗暴政和专制的力量,但是他也有可能是被暴政和专制利用的力量。年轻人虽然你们的力量很强大,但是到底用在哪个方向上,这是非常艰巨和复杂的选择。回过头来看中国,至少过去几年我看到中国的变化,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可喜的,我也看过专业的研究结论,我有一个朋友研究政治文化,大概三四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调查80 后和之前人政治态度的变化,他发现80后的政治态度明显更自由、更宽容、更主张民主制度,对他们的权利有更多的意识,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一个研究学者,他做过一个跨国的政治观念的调查,说如果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变化、社会结构不变化的话,政治观念未必是年轻人更自由、更宽容、更对权利有意识。在中国也有很多另外一个80 后,就是80 岁以后自称80 后,像茅于轼这些80 后,他们的观念非常开放、非常自由,所以并不是老年人一定保守,年轻人一定更自由。在中国因为经济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我认为中国的年轻人,尤其过去三四年博客、微博的兴起,我更加坚信中国年轻人向更自由、宽容的方向走。青年的觉醒并不一定是站队的问题,并不一定是你从左向右,或者从保守向自由。我认为青年觉醒的标志,是你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进行思考,运用你个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去思考,这才是青年觉醒的标志。今天的话题是青年的时代还是时代的青年,这个话题里面本身有一个陷阱,因为青年还是集体性的概念和集体性的话语。我觉得青年觉醒的标志是“我应该怎么办”,“我作为张三、李四应该怎么办”。这里面不是站队的问题,不是说现在流行自由民主就跟着自由民主走,十年前流行民族主义就跟着民族主义走,这是另外一种有害的东西。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个80 后的小孩访谈的时候问,如果让你送给青年人一句话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说“相信你自己”,这是我愿意送给年轻人的话。相信你自己,破除任何的权威崇拜和偶像崇拜,无论是政府或者所谓的“公知”,运用你自己的头脑和理性证明你配得上自由。文艺青年还是抗议青年?这是一个问题张铁志我想先讲自己的小故事。整整20 年前,1990 年我上大学一年级,当我走进台北的大学,我曾经开玩笑说在校门口决定往左走还是往右走,这个比喻就是说我要做一个文艺青年还是做一个抗议青年——文艺青年是像我的好朋友马世芳他们那样的,他们有一个社团,整天读诗、听摇滚乐、看艺术电影;做一个抗议青年的话,就有另外一个社团,他们整天讨论台湾的公共事务、讨论台湾的政治经济性质、读马克思、读福柯。当然我们比大陆幸运的地方在于,在大陆大学很难组织这样讨论公共事务的社团,而在台湾这样的社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代的需求,我加入了那个抗议社团,一直到现在还被文道说成是抗议青年。为什么说是时代需求?因为1991 的时候,台湾还正处于转型的不确定期,台湾从1987 年民主化,民主化之后的几年社会能量急剧爆发出来,充满很多转型期的不确定性,很多不安,很多躁动。我们作为刚刚上大学的学生,很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如同现在各位一样,也想知道台湾该往哪里走,现在台湾的青年人好像不太问这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事情已经确定下来。但是在那个时候台湾充满了不确定性,只知道台湾过去旧的威权体制崩解了,可是接下来往哪里走,人们都不知道,不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社会经济文化体制都不知道该往哪里走。90 年代初期,当时的电视台还都是由国民党控制,只有三个台,一个是党控制的,一个是军控制的,一个是省政府控制的。那是个很荒谬的时代,虽然已经号称民主化了。当时我非常想知道,所以一直没有当文艺青年,走进了一个好像是学术性的社团。进去之后我自己受到很大的感动,就在前一年广场上青年还用他们的青春呼喊民主,我说的广场是中正纪念堂。在1990 年,有一个叫野百合运动的学运,我的学长学姐在那个地方,要求“国会”全面改选,因为他们的历史被打开一小步。在80 年代,他们要求台大学生会普选,他们穿的衣服自己写了一个标语,写“我爱台大,我要普选”,走在有名的林荫大道,因此被记过、退学。后来有些人去参加各地的环保运动、环境抗争,当时在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群学生去做调查报告,后来向社会公布。在更早之前的1970 年初的时候,有保钓运动,保钓运动之后很多年轻人热血沸腾,开始举办各种校园活动,70 年代初的台湾,还是非常冰冷阴森的,党国体制仍在严密控制,但是他们觉得充满了热情,我们今天不能谈台湾民主,但是可以谈谈校园民主,他们强势突破禁令在校园举办座谈会,叫做“民主生活在台大”,或者“民主主义在台大”。当我进入这个社团,看到此前一辈一辈的学长学姐的时候,心中充满激动,我在想难道我就是要做个好学生,将来好毕业,找一个好工作,买房子、买车子,娶好老婆,过一般的中产阶级生活吗?我能不能像前辈一样投入到不同的事情?的确在那四年中,一方面吸收各种知识,我们足以理解台湾、足以理解世界的知识,我甚至花了两年读马克思,以为马克思是某种解药,也读了其他的很多的书,也集体参与当时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如环保、性别、劳工的各种活动。毕业走出校园,回首来看,我们在那个时候以为自己改变世界,但是并没有改变太多,或者世界并没有被改变,而真正被改变的是我们,我们自己在那个过程中得到了改变、成长和磨炼。这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台湾有个名词叫“学运世代”,指从80 年代初进大学到90 年代初这十年,台湾转型最剧烈的十年,这批人投入学生运动或者社会运动,在台湾变成非常重要的标记。这个时代虽然看起来很耀眼,但是对台湾也没有太大的贡献,很多人加入社会运动,只是发传单、送便当的小弟而已。重要的是,这些人毕业了,包括我,进入不同的专业位置,进入不同的工作领域;也有非常多朋友出国念书,现在回到台湾,成为台湾学术界的中坚分子;有一些人加入草根组织做NGO 工作;当然也有很多人从事政治工作。这个故事重要的地方在于,我们年轻时期一场激情如火、波澜壮阔的运动,其实当时可能并没有太大作用,但它真正的作用是,大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也许在你40 岁、50 岁的时候还能坚持当时的理想,还可以在你的专业工作位置上继续做这些事情。可能你在学校教书,你教给学生最好的观念,你在NGO 工作做草根的事情,像我自己这样选择用文字继续,希望发挥小小的力量。我们还有一个网络的连接,可以在不同的时候发挥出力量。这个放在中国大陆来谈意义也是蛮大的,我自己在大陆也参加很多的讲座,碰到非常多的青年提出他们对时代的困惑和无力感。有一个问题非常经典,昨天我跟文道、杨照在单向街书店,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谈这么多改变社会啊、承担公民责任啊,但是我自己的事情忙不完,我担心我买房的问题,我要养孩子的问题,怎么有时间关心这么大的问题?我说你搞错了,第一你的房子问题、你的孩子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就涉及公共政策嘛,你想有比较好的教育环境,你想小孩子过得更好,你想吃的食物没有毒,这不是你个人需要怎么适应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的问题,所以你生活的好坏跟大的制度环境分不开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是两件事情,明明这是同样的事情,你的生活就是政治的一部分。第二点,如果你不关心的话没有人会关心,因为你爸不是李刚,你没有郭美美的妈,有钱人可以把小孩送出国念书,但是你们不行,只能把孩子留下来,如果中国的教育体制不好,你们就要倒霉。不要说什么都是伟大责任,这就是你们面临的真实处境。当然有一种选择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在我范围内我努力赚钱,赚到一个房子,把孩子送到国内比较好的学校。另外一种可能是大家对大的体制、对公共政策更多的关注,让它产生改变。刚才刘瑜说到80 后这一代,观念上都是比较开放的,确实是,我自己接触到很多大陆的年轻人,这一代是共和国60 多年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代,因为有互联网这样一个上帝给你们的工具,你们对于过去的血腥恐怖可能比较无所畏惧。你们是这一代里面的最好的青年,你们这么大热情,对知识和思想的渴望,如果你们不来面对这个体制、这个社会问题的话,谁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回到今天的主题时代的青年还是青年的时代,我觉得答案非常简单,答案不在我这里,因为答案就在各位。提问回答&提问如何解决有思想、比较开放的青年跟父母的关系?我是一个在追求自己理想的青年,我可以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也不在乎物质条件,也不在乎自己跟父母沟通上的障碍。但可能我的一些想法太过于新潮,现在在大学里面不会跟他们交流很多,但是以后我进入社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还在为我担心,我却无法与他们沟通,而他们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们在担心,这个矛盾很难调和,我无法与他们沟通。梁文道:浪费才是青春的本质我非常能够体会你的处境,很多年轻朋友,每个时代都有,当他们想走自己道路的时候,父母会给他很多的其他建议、命令,甚至措施已经给了出来,大家都很矛盾,怎么办?我常常听到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现在这一代压力很大,就像之前有青年朋友跟我说,我有房子的问题、有车子的问题等,你叫我怎么关心社会,我还能做些什么,我还有什么选择,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每一代都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总会有他们那个时代给他们的压力、责任,我成长的年代,在香港也是所有同学像大陆年轻人一样,毕业之后想着买房子、买车子,但是我们很少会跳出那个时代来想为什么一定要买房子、买车子。我到现在都没房子、没车子,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死了吗?我活得好好的。我今年40 岁,仍然没车没房,仍然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舒哥也没有。为什么人不能没有车没有房而活得好好的,我搭地铁、搭公交,忙的时候我打的,为什么不可以?(台下:有女朋友了!)如果你的女朋友爱你的房子和车子多于你,你干吗要跟她在一起?有必要吗?今天在大陆的年轻一代,我不是要鼓励你们学我们做的这些选择,因为我太了解你们的压力应该比我当年在香港还要大,你们有太多的苦楚是我不能明确知道,但我可以模糊感觉到。但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抗压力,没错,社会压力很多,每代都有压力,但是你都能置外于那个压力,像舒哥那样永远放暑假也好,像铁志那样也好,这是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地方,你有多想过自己的生活。这时候必然要牺牲很多东西,牺牲什么?不知道,也许牺牲你的工作,像刚刚铁志讲他的学长,台大是多优秀的学校,像铁志、杨照他们中学念建国中学,大学念台大,在北京像是中学念北京四中,大学念北大、清华。但是他走上那一步之后,他宁愿放弃学位,赶我出校无所谓。我真的不知道值不值得,但是我觉得年轻人的定义就是,年轻是一种花得起的年纪,年轻人好像没钱,其实他有很多钱,花得起。牺牲得起,付得起代价,还有机会。像我这个年纪,你让我放弃一切,我会想很多东西,我爸我妈怎么办,想一大堆事。一个人年纪越大他的视野越来越窄,前面的路好像就要到头了。但是年轻人不是,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你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花,你还有很多的精力可以花,你可以浪费。很多人说浪费青春不好,我觉得浪费才是青春的本质,不浪费不叫青春,青春必然要浪费,老人就不能浪费了,像我们这种中年人真的要精打细算,年轻干吗不浪费?但是说回父母的问题,我完全同意,那真的是很难过的事情,有时候父母给的压力是最难最难避免的,尤其万一您父母身体不好,甚至您父母的身体不好是由于您的任性的话,那该怎么办?我身为一个佛教徒,我相信因缘,那也许因缘早定,你被给定的条件限制不同,有人可能生下来身体有某些残障,有某些缺陷,有些人有某些环境问题,这都是每个人面临的不同的条件环境,而所谓做人的智慧,在这么多条件限制和环境的局限里面,怎么样摸索出能够在自己的想法与这一切的条件之间找到平衡的办法,这是每个人活下来的功课,每个人生存下来的功课,这是你的功课。我的建议是,我不能准确告诉你,也许你应该先照顾好家人的健康状况,如果你真的有一番很远大的志向,有自己想法的话,你可以把它在一定妥协的状况下保留起来。你不要想着将来毕业之后,马上就要进入社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没觉得有那么紧张,我没觉得毕业之后马上就要找工作,马上要买房子,我从来不建议大家这么做,尤其是中国年轻人,每人都觉得必然要买房,要急着找工作,好像都觉得必然如此。我觉得好奇怪,这个国家好像有很多必然性,必然要这么做,偏偏这个国家变得多快。30 年前、30 年后变得多大,你今天觉得一定要买楼,你知道过几年楼市是什么状况吗?你怎么知道它不会垮?你怎么知道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你那么着急买车,你怎么知道过几年油荒怎么面对。世界变化这么急剧,中国变化这么急剧,而每个人居然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要做,是不变的,那不是很奇怪的人生规划吗?所以我建议你要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永远看着前面,但是还是可以做一定的条件上的妥协处理,照顾家人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也真爱他们的话。提问刚才说青年的路走一步算一步,跟我的想法非常类似。但是当我确立了这样的人生态度时,我内心里还是有一些恐惧的。当我们看到周围人已经确立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家人或整个社会已经帮助他们确定了目标,他们要考研、要出国等等,这时候我内心会恐惧,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我知道我的路会走很长,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我想问一下刘瑜老师,身为一个青年,当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的时候,应该怎样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刘瑜:追求做人的境界比做事的成功更重要依我看,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不是你要做成一件什么样的事,而是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其他的,你通过什么事情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达到,那都是次要的,甚至是技术性的问题。对我来说(当然我年纪比你们大一辈),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特别具体清晰的目标,文道说青春是浪费,我想到另外一个表述类似意思的词,就是实验。年轻就是用来做实验,你可以试不同的目标。我碰到一些年轻人,想去NGO 做一段时间,看看是否适合。欧美学生受自由左翼占领校园的氛围的影响,跟中国孩子恰好相反,如果有一个小孩跟我说今年夏天去高盛银行实习,他会辩解说我不是一味挣钱的人,仅仅想体验生活,我会跟他说那也没关系,就是去体验挣钱的生活也不是什么让人羞愧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说,NGO 也好,或者经商也好,或者愿意考公务员,也没有什么不好,或者去乡村当志愿者老师等等。我特别同意文道说的,年轻就是你有时间做实验,你有时间挥霍。我以前跟朋友说,在30 岁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人生目标不奇怪,重要的是把你手头的事情做好,比如把一两年所要做的事情规划好,这样的话自动一步带一步,会像滚雪球一样,会到达非常好的境界和非常好的状态。相反,如果你立志30 岁就要买房子,或者40 岁就要挣到4000 万,你会活得非常拧巴,因为你是活在紧张的状态里面,而不是在享受做事的状态里,你反而会活得很累很恐惧,会想万一达不到那个目标怎么样。你要追求做事情的美好状态,享受做这个事情的状态。中国的孩子特别缺乏的是发现自己的精神,总是家长告诉你或者老师告诉你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或者这个社会主流的价值是什么,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我觉得更好的状态是发现你自己,发现你自己爱做什么、你擅长做什么,你的兴趣点在哪里,然后你充满激情地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相信如果你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事情,一般来说你会更成功,比那种非要拧巴地追求你不爱做但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事情,你会更成功。所以长期的目标、规划在我看来都是扯淡,更重要的是发现你自己,追求做人的境界比做事的成功更重要。本文为2011年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主题论坛嘉宾发言节选详情可收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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