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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马海燕)“立法确定纪念日、设立公祭日，是提醒整个中华民族勿忘历史。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引领整个民族的冷静反思。”得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并不意外。
作为多次呼吁将这两个重要日子以更重要形式确定和设立下来的学者，步平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7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周年，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让一代代中国民众铭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奋起抗争，这两个日子必须予以特殊记忆。
事实上，每年的7月7日、9月18日、12月13日，中国各地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铭刻在中国历史上悲壮而屈辱的日子，而每年的8月15日、9月3日，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两个重要日子，也被赋予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被加以特殊记忆。但上升到法律层面还是第一次。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100多年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胜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纪念、去反思。”步平说，从铭记历史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9月3日、12月13日这两个日子，更要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遭受那样的屈辱，后来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了这场胜利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怎样惨烈的代价，这场胜利对处于一盘散沙、备受凌辱的旧中国的意义，对于今天中国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的意义。
步平表示，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国际责任方面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回望那段历史，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个基本认识，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世的警戒。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步平认为，设立公祭日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对于教育中国的下一代十分必要。南京大屠杀公祭不仅是形式上的，更要本着冷静的心情去反思如何不让历史重演。
步平强调，在今天中国全力实现“中国梦”、争取民族复兴的时候，只有形成全民族勿忘历史、团结奋斗的共识，中华民族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完)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马海燕)“立法确定纪念日、设立公祭日，是提醒整个中华民族勿忘历史。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引领整个民族的冷静反思。”得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并不意外。
作为多次呼吁将这两个重要日子以更重要形式确定和设立下来的学者，步平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7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周年，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让一代代中国民众铭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奋起抗争，这两个日子必须予以特殊记忆。
事实上，每年的7月7日、9月18日、12月13日，中国各地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铭刻在中国历史上悲壮而屈辱的日子，而每年的8月15日、9月3日，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两个重要日子，也被赋予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被加以特殊记忆。但上升到法律层面还是第一次。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100多年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胜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纪念、去反思。”步平说，从铭记历史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9月3日、12月13日这两个日子，更要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遭受那样的屈辱，后来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了这场胜利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怎样惨烈的代价，这场胜利对处于一盘散沙、备受凌辱的旧中国的意义，对于今天中国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的意义。
步平表示，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国际责任方面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回望那段历史，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个基本认识，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世的警戒。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步平认为，设立公祭日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对于教育中国的下一代十分必要。南京大屠杀公祭不仅是形式上的，更要本着冷静的心情去反思如何不让历史重演。
步平强调，在今天中国全力实现“中国梦”、争取民族复兴的时候，只有形成全民族勿忘历史、团结奋斗的共识，中华民族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完)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 (记者 马海燕)“立法确定纪念日、设立公祭日，是提醒整个中华民族勿忘历史。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引领整个民族的冷静反思。”得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并不意外。
作为多次呼吁将这两个重要日子以更重要形式确定和设立下来的学者，步平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7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周年，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让一代代中国民众铭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奋起抗争，这两个日子必须予以特殊记忆。
事实上，每年的7月7日、9月18日、12月13日，中国各地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铭刻在中国历史上悲壮而屈辱的日子，而每年的8月15日、9月3日，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两个重要日子，也被赋予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被加以特殊记忆。但上升到法律层面还是第一次。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100多年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胜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纪念、去反思。”步平说，从铭记历史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9月3日、12月13日这两个日子，更要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遭受那样的屈辱，后来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了这场胜利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怎样惨烈的代价，这场胜利对处于一盘散沙、备受凌辱的旧中国的意义，对于今天中国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的意义。
步平表示，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国际责任方面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回望那段历史，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个基本认识，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世的警戒。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步平认为，设立公祭日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对于教育中国的下一代十分必要。南京大屠杀公祭不仅是形式上的，更要本着冷静的心情去反思如何不让历史重演。
步平强调，在今天中国全力实现“中国梦”、争取民族复兴的时候，只有形成全民族勿忘历史、团结奋斗的共识，中华民族的未来才会有希望。(完)
（原标题：近代史学者：有充足理由对两个重要日子加以特殊记忆）中新社北京2月26日电(记者 马海燕)“立法确定纪念日、设立公祭日，是提醒整个中华民族勿忘历史。这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外交斗争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站在一个新的高度看待历史、引领整个民族的冷静反思。”得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前所长步平并不意外。
作为多次呼吁将这两个重要日子以更重要形式确定和设立下来的学者，步平在接受中新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7年，距离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9周年，在四分之三个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让一代代中国民众铭记上个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苦难和奋起抗争，这两个日子必须予以特殊记忆。
事实上，每年的7月7日、9月18日、12月13日，中国各地都会以各种形式纪念“七七事变”、“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铭刻在中国历史上悲壮而屈辱的日子，而每年的8月15日、9月3日，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两个重要日子，也被赋予中国历史的转折点而被加以特殊记忆。但上升到法律层面还是第一次。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100多年来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胜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纪念、去反思。”步平说，从铭记历史的角度，我们要关注的不仅是9月3日、12月13日这两个日子，更要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遭受那样的屈辱，后来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了这场胜利我们整个民族付出了怎样惨烈的代价，这场胜利对处于一盘散沙、备受凌辱的旧中国的意义，对于今天中国取得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的意义。
步平表示，抗战胜利后，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了战后秩序的重建，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国际责任方面不可同日而语。重新回望那段历史，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个基本认识，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后世的警戒。
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指出，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步平认为，设立公祭日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在国家层面举行公祭活动和相关纪念活动，对于教育中国的下一代十分必要。南京大屠杀公祭不仅是形式上的，更要本着冷静的心情去反思如何不让历史重演。
步平强调，在今天中国全力实现“中国梦”、争取民族复兴的时候，只有形成全民族勿忘历史、团结奋斗的共识，中华民族的未来才会有希望。
　　1989年和1995年我先后两次率团访问波兰(其中一次还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里我主要谈谈第一次访问波兰的观感。当时波兰这个国家正经历着和平演变的历程，访波期间又正值东欧巨变之时。在那特殊年代，身临其境，自有一翻特殊的感受。　
　　&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　
　　应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之请，《求是》杂志原定于1989年7月组团访问波兰。但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经历过&六&四&和平演变而丧失了政权的事件。这就是根据2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定于6月4日举行议会选举，在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遭到重创，在议会的299个席位中只得了5席。随后于6月18日的参议院选举中，在100个席位中，竟未得一席，丧失了组阁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好按原计划于7月间组团去波兰访问。　
　　三四个月后，即1989年10月，有关部门向我们建议，认为在政局动荡之时去看看还有点意思。随后，《新路》杂志也来信，说明原邀请仍有效，并说要去希望早点去，越往后接待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1月16日率《求是》杂志代表团由北京出发到波兰访问。代表团由我和沈迎选、乌兰三人组成，其中乌兰是外交部的，在波兰工作过，会波兰语，对代表团来说有诸多方便。　
　　下午3时离开北京，之前波兰驻华大使馆派一位公使衔参赞来机场送行。他在中国多年，对中国很熟悉。此时此刻，他的心情似乎不大好，沉默了好一会才说：&你们是去访问一个由执政党变成在野党的党。这个党要改名，自然也要修改党纲。&我问他政权已经易主，工作是否会变动，他说不知道。又说他们外交部有个规定：一是忠于政府，二是不参加党派活动。言下之意是信守这两条，就可以留下继续工作。握别时他恳切地说：&希望您访波回来后能见一面。&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离开中国。一年后在一次波兰驻华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见到我并热情和我交谈，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比上次见面时要好多了。　
　　由于时差的关系，尽管在莫斯科转机时耽误了一些时间，我们还是在当天晚上华沙时间十点钟就到达华沙。《新路》杂志副总编辑以及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到机场迎接我们。随后把我们送到政府宾馆。这是一座主要用来接待外宾的宾馆，规模不大，但还舒适。离它不远就是波兰总统府，挨着总统府是澡盆公园，属皇家园林。因为公园的临街附近有一尊肖邦塑像，有些中国人就称这里是肖邦公园。在华沙期间不论早晚，只要能够抽出时间，我们都要到这个公园去散步。　
　　第二天，访问活动正式开始。上午就安排了三个活动。首先是安排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书记亚特。但亚特临时有事没有来，改由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向我们介绍了议会选举失利和今后党的工作设想。他认为党处于非常时期，必须支持现政府的主张。对如何恢复党的正常活动，党的各级组织提出了200多种方案，归纳起来不外两种流派：一是传统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主张经济实行国家所有制，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二是工人运动中社会党一派，主张统一工人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即实行多党制，经济上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两种流派，主张改为社会民主党的占多数。在东欧巨变中，走社会民主党道路，成了他们共同的方向。首先是匈牙利，1989年10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十四次党代会，决定改建为匈牙利社会党。随后就是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等等。都先后把共产党、工人党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这似乎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正如这位意识形态部长所说的，特别是青年党员中，持社会党方向的人更多。接着，他谈了党更名的具体步骤。他说：&明年二月要召开党代会，产生一个综合纲领，发表共同宣言，新的党不论世界观、哲学观、政治观皆可入党。在这次党代会上，正式宣布停止工人党的活动，并产生新的政党。即&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经过党改名后，到底还有多少人能留在党内，很难说。在一次民意测验中，有很多人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位意识形态部长对党所处的前景也有点茫然。　
　　会见之后，我们被安排去访问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总部。这两个党原先是工人党的执政联盟，不久前在圆桌会议上倒戈和工人党分道扬镳。我当时有点奇怪，既然如此，为什么还安排这两个活动。陪同说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一下波兰当前的现状。这当然也无可非议。　
　　10点半左右，我们来到民主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民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主要介绍了他们和工人党如何从联盟到分裂的过程，不同意有人说他们&背叛&了工人党。最后我们访问了农民党总部。接待我们的是农民党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他介绍了农民党的组织和现状，提倡农民自治，不受任何政党和教会左右。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党人数不少，但社会影响似乎不太大。它和民主党加入工人党的执政联盟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它的退出也没有对工人党的执政起什么大的破坏作用。统一工人党之所以失去政权，是统一工人党执政期间，经济未能发展，百姓生活水平未能提高;加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独裁统治，没有民主。工人党在群众中丧失民心，人民群众很自然地要抛弃它。　
　　这次访问尽管是应统一工人党党刊《新路》杂志的邀请而来，许多人都把我们当成统一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会见我们的大多是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他们基本上都是谈党要改名，要筹建新党，都在为召开党代会做准备。他们认为新党和统一工人党告别是严肃的，合理的。尽管他们也说不主张完全否定党的四十年历史，但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和统一工人党毕竟不是一回事。党的性质不同，纲领不同，主义不同;改名或重建都意味着原来党的失败，意味着政权的变色。　
　　我们成了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　
　　波兰的和平演变，由于部队基本上没有介入，没有起来维护统一工人党的政权，新旧政权的过渡是和平过渡;虽然也发生一些工人罢工，或群众集会游行，但社会上的冲击力并不太大。我在政府宾馆曾经遇到波兰人民军的一位军官，我问他是不是统一工人党的党员，他说是。我问他怎样处理新旧政权转变中的自我，他说：&很简单，把党证撕掉就完了。&说得很轻松。后来我一想，也可以理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在新政权下，原来的政党、党员和军人之间只能居其一。　
　　和平演变是相对于暴力而讲的，至于对新旧政权的态度，对经历几十年奋斗的党的怀恋，一句话，在不少人中，思想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在波兰我们参观了一个博物馆，是联合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说是欧洲最完好的哥特式建筑。馆长是一位虔诚的统一工人党的党员。她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状很钦佩，对中国代表团很热情。她介绍说，这里供有一尊圣母像，有1500年的历史。当中有个市政大厅，一般不对外开放。馆长听说我们来自中国，不仅热情地接待我们，而且亲自动手做了一盘点心招待我们。当她把我们引进市政大厅时，她让我坐在正面的一张椅子上，并郑重其事地说：你坐的这个位置是前一位中国客人某某某坐的位子。我一听连忙站了起来，觉得这个位子过于神圣，我不该坐在那里。可是她一手又把我按回去，并庄重而深沉地说：&你就该坐在这里，因为你们是中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团，又是我们工人党的最后一批客人。&说着，她声音有点哽咽了。这种情况，我们在波兰访问期间曾多次碰到过。11月22日，我们到波兰最大的一个省卡托维兹访问。这个省是波兰的工业区，拥有22万工人党的党员，对党要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不少党员表示抵制和不满。那天我们从克拉科夫到卡托维兹，正遇上大雪，加上在路上更换轮胎，原计划上午10点到卡托维兹，结果快到中午12点才到达。省委管文教的书记、作家捷林斯基为迎接我们，在办公楼前的雪地里站了近两个小时。一见面就激动得掉下眼泪。他说：&你们的党更坚强了。我们的党已经放弃了领导权。&他把我们引进一个宽敞但很陈旧的会议室，然后从口袋里抽出一份材料，是他给党中央的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工人党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改名为共产党。他说他属于现实主义派，要继续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指责那些主张党更名并热心于筹备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对国家的命运&极不负责任&，表示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直到拉出队伍另立新党。到会的人大多表示同意捷林斯基的观点。但就全党来说，这种观点毕竟是少数，几个月之后，即1990年2月，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报纸刊登了捷林斯基拉起一帮人，成立波兰共产党的消息。据说只有400多人，且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次访问，正是工人党大步演变成社会民主党的时刻，所有接触到的工人党领导，几乎都放弃对原来政党的信念，不敢面对党的四十多年的奋斗历史。当然这也不奇怪，波兰教会影响很大，它对保存波兰的语言和民族文化有过重要贡献。因此，波兰人信教的特别多。据说工人党党员信教的竟达70%以上。这样一来，信奉马列主义也就可想而知了。加上由于历史的原因，波兰人对俄国，当然也包括苏联，成见很深。不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都认为是属于清除影响问题。对斯大林基本上全面否定，因为斯大林当政期间，和东欧各国积累了许多恩怨。对列宁一般也都是持否定态度。我们所到的各级党的活动场所或党的负责人的办公场所都没有看到列宁的像。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华沙大学我们拜见一位历史学教授，他是工人党有影响的党员，&7&8&运动的发起人。按照他的说法，运动的目的，是要让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奋斗;包括议会道路，争取在议会占多数。他想通过议会斗争来保持党和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的地位。比较起我们接触到的其他领导人来，他还对过去历史有点怀恋。于是，我们就问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原工人党的指导思想怎么看。恰巧他的办公室内放着一尊列宁的半身塑像。我们就以此为题问他：&您的办公室还放着列宁的像，这是不是意味着您对列宁有肯定的看法？&看来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是很敏感的。他说：&我不想对其他国家的人物进行评论。列宁应由他们自己的国家和人们去评论他。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不能继续用列宁那套模式了。我们在70年代就找到了和列宁不相同的道路。&　
　　由于社会处在动荡和变革时期，社会各阶层思想都很活跃，自由度很大。我们在克拉科夫访问时，应左派俱乐部之约出席一个座谈会。当地的一些作家、艺术家、诗人、记者出席了会议。俱乐部的主席曾经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个老革命。这个组织当时省委是支持的，后来因为要求和党对话，要求批评政府，要求支持工人合法要求而被当成反对派。特别是军管之后，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自动退党。现在这个俱乐部又开始活动了。俱乐部成员思想很活跃，主张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克拉科夫座谈会结束后，我们收到一份请柬，邀请我们去出席一个叫&性与艺术&的展览会开幕式。因为一个&性&字开头，使我很犹豫。我把《新路》派来的工人党陪同找来，问其究竟，才知道是抽象派的一个普通画展。在华沙我们也收到类似的请柬，要我们去出席一个电影招待会，片名叫《性与电话》，又是一个&性&字。因为有官员陪同，不去又不好。我因牙疼没有去，让两位年轻人去看看。回来之后，他们说，片名故弄玄虚，内容和性根本没有关系。恰巧那天晚上有位大学教授来访，我和他谈起这件事。他说这反映了文化界一部分人要求开放多些。比如在深夜&儿童不宜&的节目里播放一些更加刺激的内容。有些影院已经在萌动。尽管不少人反对，但看来是挡不住的。不过，这位教授说，由于多年思想禁锢，看到一点新动向就不习惯，其实，开放一点，开初可能有点影响，习惯了就好了，也就不会那么多人热心去看了。　
　　克拉科夫是波兰古老的城市，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大学、电视台、报社，以及米兹凯维奇广场。工人党的省委书记还亲自向我们介绍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传统。离开克拉科夫后，我们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在这里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许多证据，如焚尸炉、死人留下的头发、眼镜等等，至今看到仍令人发指。　
　　随后几天，我们到卡托维兹、弗罗茨瓦夫参观访问。我们参观了伊尔契汽车制造厂。据说中国曾向这个厂买过汽车，和中国关系很好。晚餐特地请了会做四川菜的厨师来给我们做中国菜。主人的热情和真诚使我们很感激。厂长亲自来陪我们吃饭。他一到就交代服务人员把餐厅迎面的一个走廊门关上。他说是因为隔壁小餐厅等会儿有几个台湾人用餐。我问他台湾人到这里干什么，他说是来买汽车的。可知以民间的名义，他们和台湾还是有来往的。　
　　在离开弗罗茨瓦夫的头一天晚饭前，服务员通知我们，为欢送我们，宾馆为我们加了几个菜。代表团的年轻人听说加菜，就想喝点白酒。于是，他们去找《新路》的陪同，建议晚餐时喝点白酒。陪同说工人党中央有个规定，接待外宾一律不招待白酒。我问他内宾是不是也一样，他说内宾规定就更严了。不过，晚饭时，陪同还是从书包里拿出一小瓶白酒来。但他当即声明，这是用他自己的钱买的。他说明天就要回华沙了，今天大家欢聚一下。这件事引发我的一点思考，看来工人党的失败主要并不仅是腐败。而主要是有诸如上述提到的政治原因。　
　　11月27日回到华沙，出访波兰已经接近尾声。11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巴莱茨基会见，是这次访问最高层次的会见。中国驻波大使出席作陪。这位书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波兰党当前的情况，党的去向，是改造还是成立新党，是改名还是保留原名。老党员希望保留党的名称，年轻人希望改名。在谈到党改名后的前景时，他说波兰党现有200万党员，改名后能剩多少党员，有的人估计能剩30万人。我插话问他，改名后党员要不要重新登记。如果重新登记恐怕留下的就更少了。他说现有的党员只参加活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办什么手续。不过在一个多月后，即1990年2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华沙召开第十一次党代会，正式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国家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党代会后，进行登记的党员只有47000多人。工人党结束了长达41年的统治。　
　　当我们要离开华沙时，一位来送行的朋友说，设若你们下次有机会再来华沙，你可以打听一下我们的党中央大厦归属何主了。联想到前一天下午，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我们告别时，说了欢迎我们再次来华沙的话之后，立即改口说：&也不知道你们下次再来时我们这些人都干什么去了。&一种失落、恐惧、无法面对将来的预想，使200多万工人党员惴惴不安。　
　　5年后，即1995年，我再一次率中国新闻代表团来华沙时，昔日宏伟的统一工人党大厦已经变成几个公司的办公地点。昔日有过接触的人和单位，大多因为单位取消，人事变迁，也都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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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特殊记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