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钮先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转载)
为何希特勒决定在1939年与英国一战，尽管其海军尚未完成战备？希特勒虽进兵波兰，但他并不想与英国交战。当他作最后谋和努力失败后，他也就感觉到后果的严重。他认为英法将使用长期消耗战来逐渐消耗德国的有限资源，并使其暴露在苏联乘机袭击的威胁之下。希特勒又指出：“时间对我方不利……我们还有一致命弱点，假使英法联军从比利时攻入鲁尔，则我们将面临重大的危险。”所以，他才断然决定德国必须先出手打击以消除这一心腹大患。德军必须迅速转向西方，并把英国的势力逐出欧陆。换言之，此时希特勒仍希望速战速决，并且也认为他在欧陆赢得有限战争之后，仍有机会与英国和解。因此也就自然没有考虑到渡海攻英的问题。
结论基于以上的精细分析，可以获得三点重要的结论：1．战争并非出于故意。希特勒虽有扩张的雄心，但并无求战的意图。而张伯伦虽早已视德国为劲敌，但只企图通过威慑战略来维持和平。2．威慑虽为合理的战略，但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双方的认知。由于认知上的差异，威慑有时不但不能发挥其理想的功效，反而足以导致不利的后果。3．引起战争的因素实在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责任的归属则更难于认定。所以诚如李德哈特所云：“想获得和平必须了解战争。”假使对于过去的战争不能获得较深入的了解，则似乎也就很难避免未来的战争。
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关系钮先钟 [中国][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1995引言德意同盟德日同盟英法同盟美英同盟基本战略决定结论引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确算是一次同盟战争(Coalition War)，从头到尾几乎都是同盟对同盟。最初是英法对德意，然后是美英俄对德意日，最后世界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同盟(Grand Alliance)。但是这些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却是相当复杂，而且彼此差异颇大，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人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似乎不太重视，尤其是在同盟战略方面的研究最为缺乏。本文拟就德意、德日、英法、美英等同盟关系分别加以检讨，其重点是放在战略方面而不是外交方面。主要目的是要想说明同盟关系在战略领域中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同盟战略形成的过程，并希望能从这些历史的分析中提出若干有意义的教训。
德意同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资格最老的同盟关系是德意两国之间的同盟。此种关系的起源可以回溯到战前的30年代。自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取得政权之后，由于双方在思想上的接近，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即开始缔结伙伴关系。但两国之间不过是互通声气，彼此捧场，还根本谈不上有所谓同盟的存在。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的爆发对于德意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关键。德意两国对西班牙的共同政策为罗马柏林轴心奠定了主要基础。从1936年9月起，希特勒即积极展开其争取意大利的外交战。他特别指出：“地中海是一个纯粹的意大利海，意大利有控制地中海的特权。”这种曲意交欢的态度也就冲淡了双方过去因为奥地利问题曾引起的不愉快情绪。经过若干互相磋商之后，10月21日意大利外长，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Galeazzo Ciano)遂在柏林与德国外长诺伊拉特(Von Neurath)签订一项所谓“十月草约”(October Protocols)，在许多问题上都说明了双方合作的细节。这是两国之间有正式条约的开始，但严格说来，仍不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日，墨索里尼公开承认两国之间已有一种协定之存在，并第一次使用“轴心”(axis)这个名词。1936年11月，德日两国代表又在柏林签订所谓“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关于该公约内容留待下节说明——希特勒遂希望把“十月草约”与“反共公约”合而为一，并以此当做一个新军事同盟的基础。在1937年间，希特勒为了巩固罗马柏林轴心是下了不少的工夫，其中的症结有两点：(1)英法两国仍企图恢复其与意大利之间的友好关系；(2)奥地利问题在德意关系中仍为暗礁，墨索里尼不愿意希特勒兼并奥地利。但希特勒的确是外交战的能手，他终于使墨索里尼同意加入“反共公约”。在日正式签约仪式之后，墨索里尼遂宣布这是三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加强合作的第一步。这次外交胜利给希特勒带来的眼前利益就是他现在可以向奥地利动手，而不会受到意大利的反对。在兼并了奥地利之后，希特勒的屠刀现在又指向捷克。墨索里尼在1938年的慕尼黑会议上曾经大出风头，但实际上并不能阻止纳粹德国的日益强大。于是德意两国的相对地位相差日远，后者事实上已由伙伴而降级为附庸。日，德意两国缔结所谓“钢铁条约”(Pact of Steel)，这也就无异于确定了希特勒的领导地位。就理论而言，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同盟，而且不像一般军事同盟(那几乎都是防御性的)，这个“钢铁条约”所代表的是最公开的“攻击同盟”。其主要条文为：“签约双方如有一方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则另一方应使用一切军事力量予以援助。”这样的措辞在近代可以说是非常罕见。 [ 注：一般的条约都是规定如一方受其他国家攻占时，另一方始有援助义务。反而言之，假使主动地发动攻击则同盟国也就并无援助义务。 ]墨索里尼之所以肯如此低首下心，其原因有二：(1)他已在4月间出兵入侵阿尔巴尼亚，希望能获德国的援助；(2)他希望利用同盟关系来稳住希特勒，使其不贸然在欧洲发动大战，好让意大利有休息和准备的时间。他向希特勒强调欧洲和平至少应维持到1942年，希特勒也欣然表示同意。墨索里尼正自以为得计，殊不知希特勒则另有打算。他只是想利用这种同盟条约来虚张声势，以便可以不必使用武力而压迫波兰屈服。等到波兰始终不屈时，于是战争的爆发便就迫在眉睫。此时墨索里尼感到非常矛盾。他一方面想废弃“钢铁条约”，和希特勒翻脸，以免被拖下水，但又感到害怕；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民主国家可能重演一次慕尼黑签约，于是德国又可以再度获得一次廉价胜利，而他也不希望丧失分赃的机会。在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之下，墨索里尼的处境非常狼狈。8月24日，德俄两国签订互不侵略条约，这也就表示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除非波兰无条件投降，否则他就会发动攻击。德俄条约的公布使墨索里尼和齐亚诺都深感刺激。希特勒事先并未与墨索里尼协商，甚至也不给予通知，所以他们认为至少在这个阶段意大利可以拒绝加入战争。于是墨索里尼便坦白地说明，意大利尚未完成准备，无法采取军事行动，其对德国的支援只能限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同时也提醒希特勒，双方本已同意在1942年以前不发起战争。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并不感到惊讶，他是否有一点惭愧我们则无法知道，不过他却似乎很认真地反问墨索里尼，他需要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完成准备，希望他开列清单以便看德国能否提供。结果，意大利所开列的项目简直是朝天讨价，把德国人都吓坏了。于是希特勒对于意大利的援助也就仅以下述三项要求为前提：(1)意大利的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尽量支持德国；(2)尽可能虚张声势以牵制法英两国兵力；(3)提供德国工业和农业所需的人力。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态度保持着其原有的尊重，但在回信中失望之情却溢于言表，墨索里尼为了挽回颜面，在8月31日(即开战的前夕)又表示他仍愿出面调停，但希特勒婉辞拒绝。他们之间虽然始终不曾出现公开的裂痕，不过所谓“钢铁条约”者却已形同具文，完全没有发挥其理想中的效力。严格说来，“钢铁条约”的签订已使德意军事同盟具有法律的形式，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几乎可以说是似有实无。不但没有制定联合计划的机构，甚至于两国的参谋本部人员也很少接触。尤其是希特勒的一切决定往往都是神来之笔，甚至其本国的高级军事首长事先都可能毫无所闻。所以他更不会事先告诉墨索里尼，都是在行动之后，才会向他作一个礼貌的“报备”。因为在德国人眼中，意大利人最不能保密，而且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总而言之，德意之间虽有正式盟约的存在，但双方实无真正同盟战略之可言。双方虽勉强合作，但彼此并不信任，在战场上和后方也都时常发生摩擦。根据德国将领所写的回忆录，可以发现他们认为意大利对于德国实在是个包袱。如果意大利能中立到底，则对德国的贡献可能还会远较有利。
德日同盟日本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我国东北地区，并建立伪满州国之后，就开始受到国际舆论的一再谴责。结果遂使日本在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于是其国际地位也就变得更为孤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日本就开始企图与在欧洲出现的两个侵略国家建立友好关系，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发展。希特勒一向是以反共为号召。自1919年以来，他就高谈德国为“反共长城”的理论，而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后，他更指出欧洲诸国应以反共为共同利益。苏俄为世界共产主义的大本营，所以反共必须反俄，也就成为自然之理。这种思想与地理因素的结合，遂进一步构成德日合作的基础。因为日本人始终视俄国为其假想敌之一，而且也一向崇拜德国，对于德国的国力有高估的趋势，所以当德国提出结盟的要求时，也就很容易获得日本的同意。德国方面负责与日本谈判的是里宾特洛甫(Von Ribbentrop)，当时他尚未接任外长，而只是德国驻英大使。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德日双方遂在1936年签订所谓“反共公约”。根据原文来解释，所谓“反共”者，实际上足只限于“反共产国际”(Anti－Comintern)。其所标榜的目标为击败共产党的“世界阴谋”(World－Conspiracy)。这样的说法也就可以冲淡直接以苏俄为敌的意味。其所公开宣布的内容不过只是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在预防措施方面彼此合作而已。但有一秘密“附约”，其中规定德日双方不得与俄国签订任何政治性的条约。假使有一方受到苏俄的攻击或攻击威胁，则另一方不得采取减轻苏俄负担的任何措施。此种措辞固然很空泛，更不足以表示此项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意义，不过里宾特洛甫在签约仪式上致辞时，却已毫无疑问地表示德国对于双方的合作是存有进一步的希望。里宾特洛甫说：“日本将永远不许共产主义在远东流传。德国正在中欧建造反共的长城。而意大利将在南方升起反共的大旗。”(意大利到1937年11月才正式签约，所谓德意日轴心才终于成立。)自从“反共公约”签订之后，德日双方的合作关系发展很慢，主要原因有二：(1)德日两国在地理上的距离太远，环境不同，而且双方的接触也比较少；(2)两国各忙于其主要的侵略行动(日本在中国，德国在中欧)，所以几乎无暇及此。不过里宾特洛甫却颇有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其不断努力之下，终于达成了第一步——即所谓“三国公约”(Tripartite Pact)——时间已是1940年9月。此项条约中的第三条曾规定“签约国中任何一国若受现未参加欧洲战争及中日冲突的任何他国攻击时，三国应使用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手段互相援助”。所以就形式而言是已具备防御性军事同盟的要件。从文字上来看，这里所谓“任何他国”只有两个可能性，即为苏俄或美国。日本之所以愿意签订此项公约，从表面上看来，当然是以利用德国牵制苏俄为主要目的。但到1940年9月，世界情况已经变得和1936年“反共公约”签订时大不相同，所以在谈判时，德日双方曾达成下述五点协议：(1)双方都不希望美国介入战争；(2)德国不要求日本对英宣战；(3)德意日对美国态度一致；(4)应设法使苏俄参加三国公约，并由德国斡旋日俄合作；(5)德国避免介入美日在东亚的冲突。从上述协议看来，似乎签约的目的并非想与美国为敌，最多只是想威慑美国，而对苏俄则更有拉拢之意。然则日本对德国究竟又存有一些什么希望呢？从9月19日日本御前会议的记录中可以找到若干线索，现在就将其节录如下：参谋总长(杉山元)：日德意加强合作对中国事变的处理影响如何？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缔结同盟时从对日本立场有利起见，曾向德国说明日本能独立解决中国事变，但我方真意为俟同盟成立后，再设法利用德国以促进中日和平交涉，本人相信可获相当效果。军令部长(永野修身)：本同盟对日俄国交的调整能有何种贡献？外务大臣：日俄国交的调整对德国也有利，它也希望介入，所以我们想请德国从中斡旋。……军令部长：关于石油问题，想从苏俄获得补给希望甚微，结果只有向荷属东印度(现在的印尼)去争取……海军希望使用和平方式。外务大臣：在交涉时我曾询问德国特使，现在占领荷兰的德国能否帮助日本解决石油问题，他已面允设法……德国在法国所获石油超过其一年的消费量，苏俄也对德输出大量石油，另外在罗马尼亚也可获大量石油……所以我曾向德国特使要求德国将其石油让一半给日本，他也答称将尽量努力。关于北库页岛石油，也曾委托德国向苏俄斡旋……他的答复为日俄调整国交之后，问题自可迎刃而解。(以上资料来源为服部卓四郎所著《大东亚战争全史》，军事译粹社印行。)根据这些原始资料可以判断日本所希望者为：(1)结束中日战争；(2)缓和日俄冲突；(3)解决石油问题。今日看来，实在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不过有一点值得重视，那就是暗示日本对德国的评价极高，所以它不惜冒与美国冲突的危险来附和德国，甚至于它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也与这种心理因素有很微妙的关系。德国为什么要拉拢日本呢？希特勒在1940年的秋天正在做瓜分大英帝国、重划世界地图的美梦，他的确很愿与苏俄合作，他当时可能有两种想法：(1)利用日本做榜样以引诱苏俄入伙；(2)与日本结盟以威胁苏俄使其就范。所以在三国公约签订之后，里宾特洛甫就立即开始对苏俄的交涉。里宾特洛甫力劝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接受德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为对德意日俄四强的势力范围作出的下述概括划分：(1)德国除欧洲外，其所要求的领土以中非洲为中心；(2)意大利所要求者为北非和东北非；(3)日本所要求者为其帝国南面的东亚地区；(4)苏俄所要求者为其国土以南朝印度洋方向的地区。如果此种计划能实现，则可以使俄国放弃其趋向欧洲、巴尔干、地中海的传统扩张路线，而改向波斯湾和印度洋前进。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与德意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促成其与英国的冲突。这不愧为一石二鸟的妙计。为了加强说服力，里宾特洛甫又用空泛的措辞表示德国将帮助促成日俄互不侵略条约，说服日本承认苏俄在蒙古和中国新疆的势力范围，并完成库页岛的交易。对于德国而言，可以说是很不幸，苏俄拒绝合作，于是希特勒始决定发动侵俄战役。1941年2月，里宾特洛甫约见日本大使大岛，长谈两国合作的前途。3月底日本外相松冈访问柏林，又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作了几次会淡。希特勒希望日本尽快参加战争，但那却是对英而非对俄。他们告诉松冈，欧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英国承认失败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日本若此时攻击新加坡，则一方面可以发挥使英国人相信不必再战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对日本在东亚雄心的实现大有裨益。希特勒始终不告诉松冈德国已准备侵俄。其原因可能有二：(1)像对意大利人一样，他害怕日本人不能保密；(2)他深信德军能迅速击败俄军，根本无须日本的协助，所以只想利用日本牵制英国。当德军于日对苏俄开战时，日本政府不但未接获通知，甚至还是根据同盟社的电报才知道。这对于日本而言可以算是奇耻大辱。其后果有二：(1)就近程而言，一向亲德的松冈外相只好引咎辞职；(2)就远程而言，日本人从此也对德国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当他们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事先也没有通知德国。从这里即可看出德日同盟是有名无实。日本于日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接着德意日三国于12月11日签订了一项不单独媾和协定，到日，三国军事统帅又签订了一项军事协定，其内容为划分战区范围，及规定作战行动大纲。但前者不过是承认地理的现实，而后者则内容空泛，殊少实质意义。总而言之，德日之间也像德意之间一样，虽有军事同盟之存在，但并无同盟战略之可言。双方只是互相利用，各有用心，诚如《大东亚战争全史》所评论的：“虽为军事同盟，但旨在获致政略效果，就实质而言，仅为一种政治协定而已。”
英法同盟概括地说，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同盟关系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是法英同盟的阶段；(2)是美英同盟的阶段。前者时间很短，即自1939年到1940年，而且通常很少为人所注意。后者则从1941年起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可以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战略关系的主体，也是资料最丰富、问题最繁杂的阶段。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爆发之后，法英两国立即开始建立同盟组织，其所采取的模式也就是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曾使用过的旧有模式。在巴黎成立了一个最高战争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其成员包括两国的总理、外长和常任军事代表(Permanent military representatives)，后者研究军事问题并提供专业性的忠告。两国的军事代表均向其本国的参谋本部负责，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中心。此外，最高战争会议并无执行权，其所作成的决定都必须由两国内阁加以批准然后始能生效。所以尽管有那样崇高的头衔，实际上不过是同盟国的领袖偶尔不定期集会而已，这与后来所谓的“高峰”会议似乎并无太多区别。不过，在伦敦和巴黎又都各有一个常设的联合秘书处，提供连续性的行政支援，不像“高峰”会议那样开完会就了事。在战区和战场指挥体系中，同盟组织的原则不过是承认某一同盟国在不同地区中的优越地位，以及它所应有的控制权。所以在西线(Western Front)上联军总司令是由法军总司令兼任，而英国的远征军则接受他的指挥。不过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样，英军总司令在认为法国人的命令足以使其部队陷于危险时，他有权向其本国政府申诉。事实上，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Gen. Gott)一直都忠实地服从法国人的指挥，不过到了1940年5月西线崩溃时，他就只好独立行动了。中东方面完全由英国的中东战区总司令指挥，但法国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地区——叙利亚和黎巴嫩——为例外。在地中海区，东地中海由英国海军负责，而西地中海则由法国海军负责。当联军仓促地发动挪威战役时，其指挥系统是临时拼凑而成的。由于兵力的大部分是由英国提供，所以海陆军的指挥者也都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的同盟战争指挥组织都不过是承认当时各国在某种特定情况中的优越地位而已。也许在军品采购领域中还有比较有实效的合作。1939年11月，英法两国成立了一个联合采购委员会，会址设在华盛顿，由英国人充任主席，负责协调两国从美国采购大量军品的工作。此外，在伦敦还设立丁一个外交事务的协调委员会，由法国人充任主席，负责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或大使馆的联系工作。这一方面的工作不仅做得很好，而且也替以后美英两国在此同一领域中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现在再来看法英同盟的联合战略，1939年4月，也就是战争尚未爆发之前，两国曾在伦敦举行了一次高层的参谋会谈。由双方的军职和文职专家共同草拟了一份文件，并经两国政府批准。这可以说是一种真正的大战略，而后来美英两国所采取的战略，从最广义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脱胎于此。该文件建议首先尝试击败意大利，而在对意大利作决定性打击时应设法阻止德国的进攻，并同时进行经济战和增建同盟国本身的实力。然后再向德国发动决定性攻势。当然，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英法两国本身根本没有计划实行这样的计划。战争爆发后，意大利立即宣布中立，所以一向以尊重国际道义为号召的英法两国当然不能主动地向该国发动攻击，同时他们的动员非常迟缓，于是也就只能坐视德军向波兰发动闪击而毫无办法。波兰灭亡之后，遂进入所谓“假战”(Phoney War)的阶段。双方都暂时不采取任何行动。但在这个阶段之内(从1939年秋季到1940年春季)，西方同盟国的高层对于战略却有很多的构想，但可惜都是空言多于实践。1939年秋季，对于在巴尔干开辟战场的可能性曾作冗长的辩论，结果却是不了了之。等到11月间，苏俄向芬兰发动攻击时，同盟国遂又考虑采取联合军事行动以援救芬兰。但是英国人却另有一种目的，即利用援芬为掩护而顺便占领瑞典的铁矿地区，以阻止其对德国的输出，同时更想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建立基地，以威胁德国在波罗的海一方的侧面。经过许多的曲折之后，日，最高战争会议终于批准了这个计划。但芬兰战争却已经进入尾声，而西方联军何时能采取行动还是遥遥无期。3月15日芬兰接受苏俄提出的条件，签订和约并结束战争。于是英法两国遂免于对苏俄的战争。实际上，这对于他们来说，也可谓幸事，因为他们连德国都应付不了，自不宜树敌过多，何况劳师伐远，胜算极为渺茫，而且也会遭到瑞典、挪威的反对。不过，由于联军已有经入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明显意图，遂不免刺激希特勒想先下手为强。关于对挪威的作战，西方同盟国可以说是“先人发，后人至”。严格说来，希特勒当初无意破坏挪威的中立，而丘吉尔则有此意图，不过由于同盟国行动的迟缓，遂反而让希特勒占了先机。总而言之，用当时所谓最高战争会议的方式来决定同盟战略实在是效率太差，结果遂不免“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1940年法兰西和低地国家战役中的一切战略都完全是法国人所一手控制。当时的英国远征军实在是太小，所以英国人也就根本不够资格对联合战略有真正的发言权。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讽刺，真正最重要的战略反而不是由同盟国联合制定的。随着西线的崩溃，英法同盟也就无疾而终。于是接着一个新的西方同盟遂脱颖而出，并终于赢得战争的胜利。
美英同盟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就立即宣布中立，但实际上，基于思想、传统和利害的考虑，美国不仅同情英法两国，而且也开始暗中给予援助。为了保持中立的姿态，罗斯福遂宣布所谓“付现自运”(Cash－and－Carry)的原则，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可以从美国购买物品，但必须付现款并且用其自己的船舶运输。这在表面上似乎无所偏袒，但实际上却是只卖东西给西方国家，因为轴心国家不仅缺乏美元而且也无法自运。在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英国远征军虽然能安全撤回，但却把所有的武器都丢光了。于是罗斯福立即把美国库存的大量旧武器运往英国，这些武器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所生产，一直保管得很好，可供立即使用：共有步枪50万枝、机关枪8000挺、野炮900门，以及大量弹药。接着又同意英国用若干海空军基地来交换50艘美国旧驱逐舰。他并且派美国部队进驻冰岛，并用美国军舰在大西洋航线上巡逻，以保护英国运输船的安全。严格说，这已经算是战争的行为。但是英国的“美元”毕竟有限，不久就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如果美国仍坚持付现的原则，则英国就会被迫向德国投降。在丘吉尔的紧急呼吁之下，罗斯福遂决定要求国会通过所谓“租借法案”(Lend－Lease Bill)。1941年3月底完成立法手续并立即开始实施，于是英国也就可以不花一块钱而获得美国的巨大补给。虽然美国正式投入战争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但在1941年间，英美双方的参谋首长早已开始会谈并拟定联合战略计划，而美国海军也开始在大西洋担负护航和反潜的任务，换言之，实际上已对德国潜艇作战。不过由于希特勒的容忍，所以双方尚未宣战。美英同盟国关系在组织方面是有其特点的。首先要指明的是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有其深厚私交之存在，而在战争初期，英法两国政府首长之间却从未有过这种关系。其次，丘吉尔认为1939年的老办法已经不能再用，整个战争需要一种联合的控制，不能听任同盟国各划势力范围。所以他遂建议两国之间组成一个联合参谋首长会议(Combined Chiefs of Staff)。会址设在华盛顿，实际上英国参谋首长仅在必需时始出席会议，一般均由迪尔爵士(Sir John Dill)所率领英国联合参谋代表团(British－Joint Staff Mission)每周与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幕僚组织举行会谈。联合参谋首长会议的主要任务有二：(1)协调两国的战略歧见；(2)向政府首长提出专业性的建议。但对于战略作最后决定的人还是两国领袖。最后在重要战略决定作出之后，联合参谋首长会议便成为一个最高级指挥部，将广泛的训令下达给各战区或军种总司令，后者现在已不向其本国政府而改向联合参谋首长会议负责。尽管在这种组织中仍然有不少摩擦，不过概括言之，此种对战争作联合控制的办法仍要算是相当的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却又应归功下述几项特殊因素，而不一定是制度本身有其优点：(1)罗斯福与丘吉尔有直接密切的关系；(2)美英两国人员使用共同的语言；(3)在这个系统中只有两个国家，不像1918年有4个，而目前的北约组织更高达15个之多；(4)在1941年到1942年这个重要阶段中，英美两国的有效权力还是大致平衡，所以双方处于匹敌的地位。这最后一点可以给予我们很大的启示，因为自1943年以后，在此种联合组织中美国人遂逐渐居于支配地位，而英国人就只好顺从美国人的意见。现在再谈谈战区的联合指挥系统，一个卓越的例子就是艾森豪威尔的联军总部。毫无疑问，此种试验对于高级指挥参谋单位的整合以及联合作战的控制都相当的成功。当然在总部层次之下，集团军 [ cdhyy注：原文为“军团”或“兵团”，现按各种二战史，改为“集团军”，非洲军团除外，后同。 ] 或集团军群 [ cdhyy注：原文为“集团军”，现按各种二战史，改为“集团军群”，后同。 ] 的组织还是以国别为基础，海空军的兵力也是一样。我们还必须指出，艾森豪威尔总部的安排(最先是用在北非战场上，以后方扩大用于欧洲)也许只能算是一个例外。因为在意大利虽也有一个类似的联合司令部，但东地中海和爱琴海则仍纯粹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旧有的中东战区也是如此。再说到对日本的战争，所谓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战区都是完全由美国人控制，英国人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连战况的情报都不太知道。当麦克阿瑟从澳洲发动反攻时，虽然有相当大量的澳洲部队在其指挥之下，但他的总部却完全是由美国人组成的。
基本战略决定美英同盟的基本战略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执行的？首先要讨论的就是“德国第一”(Germany First)的真正重大决定。一般人常误以为这是英国人的主张，而美国人则是受到英国人的影响或说服，才作出此种决定；否则照理说，美国人是应该采取“日本第一”(Japan First)的路线。事实与上述的想法恰好完全相反。远在日，罗斯福即曾召集其国务卿、陆海军两部部长及参谋首长开会(当时尚无像国家安全会议这一类的组织)，决定美国所应采取的基本战略。其主要观念是由当时的海军军令部长斯塔克(Adm. Stark)所提出，即一旦美国参加战争，其首要目标应为击败德国，所以应立即集中全力在大西洋方面发动最大攻势，而在太平洋方面则暂取守势。因为美英两国参谋首长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会议，所以美国政府必须先形成基本决定以作为对美方代表的指导。同时还告诫其代表在与英国人谈判时必须记住下述原则：“我们不能够，也不需要，将我们的国家前途交由英国人指挥……英国人内心里永远记着战后利益，包括商业和军事两方面在内，所以我们也应留心保护我们本身的利益。”为什么美国人会作“德国第一”的决定？其解释只能从当时美国人对于情况的研究判断中去寻找。美国人认为德国为最大的威胁，而欧洲是绝不可以丧失，仅凭英国不但不可能击败德国，甚至连自身也都难保。所以美国必须保住不列颠三岛，并用其作为反攻的跳板。反而言之，在远东方面，日本的力量最多只能达到西太平洋，并不足以威胁美国的安全，所以可以列为第二优先。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甚至其后，此种研究判断都不能说是不合理。日，美英参谋首长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联合会议。英国代表对其立场作了下述三点说明：(1)欧洲为主战场，应在此寻求决战；(2)应先击败德意然后再对付日本；(3)远东地区(包括澳新)对英国利益具有重大关系。对于前两点美英意见完全一致，但第三点却引起争论。英国人视新加坡为其帝国安全的锁钥，对于印度、澳洲、新西兰的防御都具有必要性。美国人则认为既然要把全力集中在大西洋方面，则太平洋方面即令有所牺牲也必须忍受。换言之，他们宁愿让日本人暂时猖狂无忌而不愿分散其主力。经过若干争议之后，双方代表遂作出下述三点决议：(1)确定欧洲为主战场；(2)维持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3)在远东保持防御态势。此项决议对两国并无法定拘束力，只代表双方一致的看法而已。基于以上的叙述，可以断定：(1)美国人对“德国第一”的观念甚至比英国人更重视，在会议之前即已作决定，自无须英国人的说服；(2)英国人对于远东的利益反而比较重视，他们不愿因为在欧洲求速胜遂使其帝国的战后地位受到损失。在此应进一步指出美英两国在战略思想上的一项基本差异。英国是一个标准的岛国，在其与大陆国家的战争经验中都是以海制陆，惯于打长期战争而不汲汲于一时的得失，他们有一句老话：英国可能输掉一切的会战但最终仍能赢得战争。他们的传统战略是以极小牺牲和极小冒险以追求最后胜利。同时也诚如美国人所痛恶的，他们随时都注意到其殖民帝国的战后利益。反之，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新兴国家，他们不仅自信有绝对的物质优势，能迅速赢得胜利，而且也厌恶长期战争和英国人的权力观念。简言之，他们只愿意拯救约翰布尔(John Bull)的老命，而无意保全大英帝国。美国人对于战后的新世界另有一套构想，所以到了1943年以后，美英之间的思想差距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了。珍珠港事件后，美英两国领袖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正式同盟会议，此时日军在太平洋的攻势正如火如荼，但双方仍迅速决定“德国第一”的原则不变。这种情形曾令若干人感到惊讶，但实际上是理所当然，毫不足怪。因为美国当局早已决定在太平洋方面忍受暂时的挫折，心理上早有准备，自不会因为感情的刺激而改变经过理智考虑的决定；
结论在美英同盟之间的最大争论焦点是入侵法国的时间及其与地中海作战的关系。很明显，美国人一开始就主张采取直接路线，他们希望赶紧把一切的力量都集中在英国，然后立即渡过海峡进入西欧。至于发动作战的时间是愈早愈好，如果1942年办不到，至迟也不能超过1943年。英国人则主张采取间接路线，先发动地中海方面的作战以削弱德军，然后再向西欧发动决定性的攻击。在1941年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中，由于英国人有较好的准备，遂使美国人同意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但双方仍然决定渡海入侵法国的作战应在1943年发动。又经过一段时间，“火炬”(Torch)作战终于定案，统帅人选也已决定，但关于登陆时间和地点的问题仍然引起很多争论，这可以证明同盟战略的协调的确非常困难。最后D日是在日。在北非的登陆虽然很顺利，但联军登陆之后的行动却异常迟缓。所以到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会议时，英国人遂又主张把入侵法国的时间推迟到1944年，美国人虽然无可奈何地同意，但心中却有受骗上当之感。美国人认为英国人根本上是想逃避渡海入侵的风险，他们认为英国人那套间接路线战略理论——由西西里、意大利，以达巴尔干——实在是一种欺人的神话。所以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Quebec)会议中，以及在1943年底的开罗和德黑兰会议中，都曾因此而一再发生激烈的辩论。平心而论，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指责并非毫无理由，因为从英国陆军(帝国)参谋总长阿兰布鲁克(Gen. Alanbrooke)的日记中可以发现，他当时的确希望地中海方面的成功可以取消入侵法国的需要。不过到德黑兰会议时，这个争论也就终于作一了断，渡海入侵法国的时间遂定为1944年夏季。从此次会议开始，由于斯大林的介入，丘吉尔在罗斯福心目中的比重也就急剧降低。于是美英同盟关系开始变质，美国已经据有支配地位，而英国则屈居下风。从历史记录来看，美英同盟之间的联合机构虽不能算是完全的成功，但仍差强人意，至少比之过去的任何其他企图都要算是较为进步。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各种会议上，其辩论又不一定是以国籍为分界，有时在两国代表团内，军种代表之间也会发生歧见，于是同军种的代表遂又穿越国界而组成联盟。譬如说，在讨论有关反潜作战和轰炸德国的优先顺序时，就形成了英美海军联合对抗英美空军的形势。联合参谋组织的优点是能够经常集会，对于许多真正棘手的问题可以平心静气地作有系统和有秩序的研究和讨论。虽然在融洽友好的气氛之下，仍然不免隐藏着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暗斗，但对于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总还是贡献良多。当然真正重大问题的决定仍出于最高阶层，联合参谋组织固然对国家领袖有相当影响作用，但有时也可能完全不起作用。因为在政策领域中决定之权毕竟还是操在“人”的手中，任何制度都不能代替“人”。尤其是在同盟关系中，“人”的因素尤其重要。当然，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在任何同盟组织中，总是强国扮演主角，弱国扮演配角，甚至于只够资格跑龙套。所以欲求立国于世，必须发奋自强。
第四章　1940年挪威战役的检讨钮先钟 [中国][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1995引言战役的原因计划的决定战役的经过战役的启示结论引言1940年4月的挪威战役，对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言，只能算是一段极短的插曲。但在战略家和战史家的眼中看来，又是一个很值得作较深入分析的课题。这个近似孤立的战役，对于以后的战争发展能提供很多的暗示。有许多教训是当时交战双方都不曾认清的，这也难怪，因为在那种紧急动荡的环境中，冷静的思考应该说是几乎不可能。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尽管这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账，把它结算一下，也仍然有其新的意义，而并非徒然浪费笔墨。本文拟根据德英双方的资料，来对挪威战役作一个概括的检讨，重点是放在战略方面，至于作战经过及战术细则只准备作简要的叙述。首先将说明此次战役的起因，其次分析作战计划及战役经过，然后再指明这次战役的特点及其教训。
战役的原因挪威是一个北欧国家，一向与世无争，对于英德双方都维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至少是无所偏袒。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后，该国立即与瑞典、丹麦、芬兰等国一同宣布中立，这也正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自19世纪中叶以来所坚持的传统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也是如此，并平安地度过了那一次浩劫，所以也就更坚定了恪守中立的决心。德国于9月2日宣称绝对尊重挪威的领土完整，不过绝不容许第三国家侵犯该国的中立。事实上，在战争开始时，挪威的中立的确对德国有利。德国在平时也要从瑞典输入600万吨铁矿石，其中有一半要经由挪威西部的不冻港纳尔维克(Narvik)。只要挪威维持中立，则运输铁矿石的德国船只就可以自由地出入该港，并沿着该国西岸航行。那条航线外侧有许多小岛的保护，极为安全。而且该航线也使英国难以封锁德国，因为德国船只可以一直沿着挪威绵长的海岸北驶，直到超过北极圈后再进入英国海军无法作最严密巡逻的水域。所以挪威的中立对德国有利，当然，这种事实也不会不为英国人所注意。然则德国为什么又终于自毁诺言而侵占挪威呢？这种发展的因果关系是非常的曲折微妙，对于后世可以提供很多的启示，很值得加以追溯。概括地说，挪威战役的起因有两个来源：(1)是德国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Adm Raeder) [ cdhyy注：原文为雷德，按惯例改为“雷德尔”，后同。 ] ；(2)是英国的丘吉尔。战争在1939年爆发后，德国陆空军都有辉煌的战果，而海军却无所表现。照雷德尔的计划，德国海军要到1944年才能一战。在1939年，德国海军既无足够的水面军舰，又无足够的潜艇，根本不够资格向英国的海权优势挑战。所以雷德尔不仅深感失望而且还必须另觅途径以增强德国海军的威望，甚至可以说是挽回面子。这样，他就想到挪威的头上。10月3日雷德尔要求海军参谋本部研究挪威问题，10月10日在希特勒主持的海军汇报中，雷德尔首次提出在挪威建立基地以攻击英国海路的观念，但希特勒不感兴趣。此时，希特勒一心想在11月发动西线大攻势并乘胜结束战争，所以当然无暇及此。于是直到12月中旬，也就不再有人提到挪威问题。12月苏俄进攻芬兰遂又引起新的发展。英法两国开始讨论援芬问题，而德国则害怕联军有假道挪威，甚至于占领挪威的可能。在德国战时经济中，最脆弱的一环即为铁矿石的供应。以1940年而言，总消费量为1500万吨，其中有1100万吨都是来自瑞典。西方国家若占领挪威，则此种来源就有被切断的危险。所以雷德尔也就利用此种情况来加强他的辩论。雷德尔虽然是危言耸听，但并非捕风捉影。因为自丘吉尔出任英国海军部长以来，他一直都想对挪威采取行动。9月19日，丘吉尔曾要求内阁批准在挪威水域布雷的计划，但英国外交部却指出应考虑其破坏挪威中立所可能引起的后果。其事遂不果行，使他深感失望。芬兰战争爆发，丘吉尔又大感兴奋，立即主张以援助芬兰为伪装而进兵北欧。不过英国内阁中的多数仍反对破坏挪威中立，仅授权参谋本部拟定派兵登陆纳尔维克的计划。这一计划虽以援助芬兰为借口，但真正目的却是想支配瑞典的铁矿。法国人也很希望在北欧开辟新战场，因为那也许可以牵制德军并使战火远离法国。1月15日，法国统帅甘末林(Gen. Gamelin)也拟定一项在芬兰北部登陆的计划送交联军，其中指出必须首先占领挪威西部一切港口机场，此外他也想到把战争扩大到瑞典和占领铁矿区的可能。1月20日，丘吉尔在一次广播中呼吁中立国基于对国际联盟公约的义务，自动与英法合作以对抗侵略。结果引起强烈的国际反感，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瑞典、瑞士等国舆论都为之大哗。英国政府十分尴尬，只好宣布那仅代表丘吉尔先生私人的意见。总而言之，同盟国给予德国的暗示实在是太多了。
计划的决定在同一时间，挪威民族统一党(即挪威的纳粹党)领袖吉斯林(Vidkum Quisling)也秘密来到德国，通过雷德尔的关系，晋谒希特勒。他表示若有德国的支持，他能发动政变。希特勒对政变颇感兴趣，不过他还是强调仍希望挪威维持中立。这是12月中旬的事情。由于天气的影响和德国陆军总部的故意拖延，希特勒所盼望的西线大攻势在1939年内始终不曾发动。到日，希特勒还是决定在1月17日发动攻击，非常巧合，就是在那一天，一架载有联络军官、携带作战计划的德国飞机迫降在比利时领土上，这使那些机密文件都落入比利时人手中。这一意外事件使德国不得不重新拟定计划，那至少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希特勒也感到无可奈何。于是他才考虑利用这个空档去解决挪威问题。1月27日，他命令成立一个联合作业小组去拟定“必要时入侵挪威”的计划。这个小组在2月5日开始工作。同一天，英法两国也在巴黎召开最高战争会议，通过两国合组“志愿军”援救芬兰的计划。英国首相张伯伦接受丘吉尔的建议，特别强调在纳尔维克登陆的必要，结果是英国的意见被采纳，并决定这支兵力在3月初出发。2月16日，又发生了一件决定命运的意外事件。一艘德国商船“老马克”(Altmark)号，从南大西洋运回一批英国战俘，受到英国驱逐舰的追逐，驶入挪威水域避难。丘吉尔直接命令那艘驱逐舰进人挪威水域，派兵登上“老马克”号将战俘救出。事后挪威虽提抗议，但英国置之不理。希特勒深信挪威与英国有默契，抗议不过是一种姿态。所以激发了他的怒火，遂不再犹豫。希特勒认为他必须先发制人，2月20日，遂命令曾在中国任总顾问的法尔肯霍斯特将军(Von Falkenhorst，当时在中国正式译名为法根豪森)为远征军司令，积极准备行动。但事实上，他仍未作最后决定，其原因有二：(1)挪威中立对德国实最有利；(2)此种作战所冒危险极大。诚如雷德尔在3月9日所云：“没有制海权而作如此企图实违反一切海军作战原则。”所以，一切的关键在于奇袭。德国方面此时最着急的就是西方国家可能会比他们行动更快。但事实又是怎样呢？英法本已决定3月20日发动作战，但3月13日，芬兰已向苏俄要求休战，于是他们也就丧失了假道挪威的理由。一切行动遂暂时停顿。接着法国内阁又改组，3月18日，法国新总理雷诺(Paul Reynaud)前往伦敦出席同盟国最高战争会议，会上决定4月5日开始在挪威水域布雷，登陆部队则定于4月8日出发。但英国又提出丘吉尔的另一项新计划——向莱茵河及其他德国河川空投水雷——并坚持应与挪威计划同时执行，却遭到法国的反对。最后英国虽不再坚持，但挪威作战的发动遂又顺延了三天，即延到4月8日才开始在挪威水域布雷。这样也就断送了一切成功的希望，因为德军恰好赶在联军之前进入挪威。在德国方面，芬兰的休战仅使希特勒略感犹豫而并未影响其决定，4月2日他批准了代号为WESERüBUNG的作战计划，并定4月9日为W日，上午5时15分为W时。第一批补给船4月3日出发，军舰在4月6日午夜驶出德国港口。
战役的经过双方的兵力几乎是同时开始行动。希特勒可能不知道对方已经开始行动。假使他知道英国海军已在升火待发，则他也许不敢冒险。事实上，雷德尔是把德国全部海军兵力拿来孤注一掷。如果他运气不佳，碰上英国舰队，则一定会全军覆没。德军先遣部队大多数都乘军舰，分为6个集团，于4月9日黎明前到达挪威各主要港口，除奥斯陆(Oslo)以外，几乎都未遭遇抵抗。德军成功的关键在于奇袭，其事前的保密非常彻底。其突击兵力极为渺小，任何地点最初登陆人数都不超过两千。同时也曾使用伞兵攻占挪威的两个机场，这是伞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次使用，结果证明非常有效。但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空军。在挪威战役中德国空军实际使用的兵力为作战飞机800架，运输机250架。他们瘫痪了敌人的抵抗并抵消英国的海权优势。德国的劣势海军在此次战役中是倾巢而出(只有潜艇例外)，其冒险犯难、不惜牺牲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虽然损失颇重，但仍能完成任务。反观英国的海军，虽享有巨大的优势，却既不能阻止德军的行动，歼灭其舰队于海上，又不能在德军登陆之后，切断其补给增援。英国人真是如此的低能吗？抑或另有原因？英国海军行动迟缓而且过分谨慎，其主因是害怕德国的飞机。当不受德国空军威胁时，例如在纳尔维克(那里快要超出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他们的行动就远较敏捷，并且能发挥以大吃小的威力，所以载运部队前往该港的德国10艘驱逐舰也就全部被击沉。此次战役显示空权对海权已产生重大的限制作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德军进占各重要港口及机场之后，挪威战役的胜负就已成定局。挪威由于承平日久，武备废弛，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当德军发动作战时，英国强大海军并未能作有效的制止。等到一星期后，联军才分别在纳尔维克、南苏斯(Namsos)、安达内斯(Andalnes)等地登陆，但到5月初，后述两地的联军都已被逐出，于是德军遂已完全控制挪威南部和中部。同盟国最后只好集中人力来争夺纳尔维克，这并非真想控制瑞典的铁矿(到此时已明知无此可能)，而不过是为了保全一点面子。尽管联军在4月14日即已登陆，但少数德军坚守该城直到5月27日才撤退。此时德军在西欧战场上即将大获全胜，所以在纳尔维克的联军到6月7日也就自动撤回。挪威国王与其政府也同时逃往英国，这样就结束了这次为期不到两个月的战役。
战役的启示挪威战役对于以后的战争似乎是一次“排演”(Scenario)，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和第一次空降突击，它也显示出经济因素对于战略计划的影响。精密的计划和技巧的执行都表现德国“战争机器”的优秀，不过某些弱点也同样暴露出来，那对于其最后的失败是不无关系的。德国空军在这次作战中表现极为出色，也象征着空权时代的来临。空军在其有效的航程之内能够对陆海军提供密切支援，并限制敌方海军的行动，尤其在狭窄水域更是威力强大。不过德国空军也暴露了其弱点，那就是航程太短，那是一支纯粹战术性的空军，所能执行的任务有很大的限制。这次战役显示出德国军事组织的杂乱无章以及希特勒在性格上的特殊弱点。自始至终，希特勒对于挪威问题都表示其个人的关切。法尔肯霍斯特直接向他负责，一切计划和指挥都由OKW(统帅部他的直属幕僚)承办，而OKH(陆军总部)则无权过问，这种安排不仅引起内部的摩擦，而且也对以后的情况开一恶例。在波兰战役中，希特勒还是尊重参谋本部的传统，对于作战不曾作任何干涉。挪威战役则完全不同，它变成了他的“私房”战争，好像他是想利用这次机会来试验自己的军事才能；结果一战而胜，于是也就坚定了其信念，并提高了其威望，从此他对于作战的干涉程度日益加深，这对于以后的战局发展实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严格说来，希特勒的确有相当的军事天才，但却不适宜扮演总司令的角色。诚如拿破仑所云：“统帅的首要素质就是头脑冷静，能接受正确印象，不因消息的好坏而紧张和烦恼。若因天赋所限，对于任何事物都产生幻象，则不适宜指挥部队或指挥战争。”希特勒所犯的毛病正是如此。在危机时他有沉不住气的趋势，而且易于冲动，并喜欢文过饰非，不肯认错。这次战役显示出德国人准备周详，行动迅速，敢于冒险，所以能充分发挥奇袭之效。反过来看看同盟国方面，表现的则是缺乏准备，行动迟缓，犹豫不决，过分慎重。这也正是兵家之大忌。挪威战役是英法联军第一次与德军交手，即足以充分显示前者实在不是后者的对手，所以战争初期，联军的一再败北，实乃理所当然，毫不足怪。不过，对于英国人来说，挪威战役也有其光明的一面。这次战役充分表现出英国海权优势，而且也再度认定“小固不足以敌大”的原理。德国海军虽英勇善战，但仍不足以向强敌挑战，此项事实即可暗示大英帝国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其次，在海权的掩护之下，部队不仅可以顺利地登陆，而且也可以安全地撤退，挪威战役第一次表现出此种战略弹性。有人讽刺说，英国人最拿手的就是撤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的确是作了多次“成功”的撤退，而纳尔维克可能就是第一次。
结论挪威战役的胜利对德国又有一些什么贡献呢？第一，在占领了挪威之后，德国人就可以确实控制瑞典铁矿石的运输线，而不必再害怕有一天补给会被切断。同时有重兵驻在挪威，则瑞典的态度也一定会更合作，而不敢妄存异心。第二，在挪威境内可以建立若干新的海空军基地，足以改善德国对不列颠三岛的战略地位。使其海军比较易于进入大西洋，以后也使德国对同盟国驶往莫曼斯克的运输船队比较易于执行空中和海上的攻击。不过这些攻击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德国仍然与公海隔绝，其海军虽然获得较多的基地，但却损失了不少军舰，就数量居劣势的德国海军而言，这也许算是得不偿失。希特勒当时究竟应否发动对挪威的作战，从战略的观点上看，也值得检讨。希特勒本来认为挪威中立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虽雷德尔一再劝说，他都无动于衷。此种态度实在是正确的，但以后却由于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刺激方使他沉不住气而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其主要动机还是害怕同盟国方面抢先下手——而这也的确是事实，并不能说他是过虑。希特勒作此决定虽然不无理由，但并不一定合理。华里蒙特将军(Gen. Warlimont)是OKW中主管作战的重要人员之一，在其回忆录中曾指出：即令同盟国能在挪威建立一个立足点，但对德国最多只能构成一种暂时的威胁。因为当西线大战发动之后，他们势必非自动撤退不可。假使法国崩溃之后，他们还不退出，德国人要把他们赶走，那真是不必费吹灰之力。这种评论虽多少有点“后见之明”，但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场是法兰西而不是挪威。在以后的战争中，德军曾以挪威为基地越过芬兰进攻苏俄的莫曼斯克港及铁路线，但受天时地利的限制，这种劳师远征的作战在1941年春季未能达到其目的。此后，这一方面遂平静无事，尽管德国仍继续把超过50万人的兵力和大量的物资留在挪威。直到战况逆转，德国在兵力上已经感到捉襟见肘时，这支兵力始终都不曾抽调。希特勒仍坚持认为挪威是欧洲的战略锁钥，他到此时头脑已经僵化，对任何已经占有的地盘都不愿意放弃。于是到日，挪威境内的50万德军便不曾放一枪就向联军投降。挪威战役会造成这样的后果，真可以说是上帝对人类的愚弄。再说到同盟国方面，挪威的不幸事件丘吉尔要负极大的责任，其结果断送了张伯伦的政治生命，而丘吉尔却因祸得福，于日继任英国首相。所以功过是非真是很难定论。丘吉尔这个人虽然确是一位伟大的战时领袖，但作为一位战略家却是瑜不掩瑕。他的个性与希特勒很相似，但天赋却不免稍逊。他好大喜功，注意力不集中，敢于幻想，有时简直是想入菲菲。所幸民主国家在制度上比较健全，所以他不能像希特勒那样为所欲为，至少他不曾亲自指挥作战(干涉还是难免)，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丘吉尔的思想代表了海权国家的传统，即所谓周边战略(Peripheral Strategy)。但在1940年，这种战略真可以说是文不对题。英国既已与法国缔结同盟，则决战战场当然是在西欧，此乃常识。而丘吉尔竟计不及此，诚属怪事。至于甘末林想把战火移向北欧的想法则更属荒谬。德国在挪威所用的兵力极为有限(不到5个师)，对于西战场的作战可谓毫无影响。再总结之，挪威战役还有两点教训应特别指出：(1)有人说历史比小说更神奇，因为写小说的人在思想上不会越出理性的范围，而制造历史的人却往往会采取不合理的行动。因为人毕竟是人，他会受到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他会受到感情的刺激，他会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这都是非常自然而无可避免的。所以战略家和政策决定者必须了解人性因素的重要。(2)立国于世必须重视国防。挪威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国，与世无争，但却惨遭蹂躏，足以证明天下无公理可言。假使挪威能像瑞士或瑞典那样重视国防，则其中立也许不至于遭到破坏。所以当国政者若不重视国家安全，而一心以和平繁荣为务，实乃历史的罪人。
第五章　曼施泰因及其计划钮先钟 [中国][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顾与省思》] 1995引言曼施泰因生平简介西线的攻势计划曼施泰因的意见镰割计划的形成分析与教训引言从战史的观点来看，所谓“曼施泰因计划”至少是像“施利芬计划”一样的伟大和著名。事实上，后者的故事要比前者还要曲折，其所产生的战略后果，以及其对后世所能提供的教训可能也要比前者更为重大。尤其是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名词的来源更曾引起若干误解，所以应予以澄清。尽管这已经是50余年前的往事，但其经过还是很值得深入分析，并且也的确能对从事战略研究者提供一些非常有意义的启示。本文内容是依据原始资料来对“曼施泰因计划”的形成经过作系统的分析，并对若干误解和疑问加以澄清解释。最后，再综合说明这场公案对于后世所能提供的重要教训。
曼施泰因生平简介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现代的青年军官们可能对于当时的风云人物已有陌生之感。所以在尚未进入本题之前，必须对于那一代名将的生平略作简单的介绍。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要了解一位战略家的思想和事业，必须先了解其个人的时代和生活背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元帅生于1887年，他的父亲是一位二级上将，他的姑母为兴登堡(von Hindenberg)元帅的夫人，所以，可以说是系出名门，家学渊源。他从小就接受普鲁士贵族式的传统军事教育。1906年加入德皇的御林军步兵第三团充任见习官。照当时的惯例，凡是分配在这个团中服务的青年军官，都是被预定将来要升到显要地位的。1913年，他在战争学院(War Academy)求学，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参加作战。1914年曾负重伤，1915年再次返回前线。1916年被派接掌军团级的参谋职务，尽管他尚未取得参谋本部参谋军官的资格，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经是资深的参谋军官了。战争的失败导致德意志共和国的建立和旧帝国陆军的解散，但曼施泰因的军人生涯并未因之而中断。德国虽然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其军事组织(包括参谋本部在内)却仍然暗中存在。曼施泰因从1919年起，就进入当时的地下参谋本部，参加战后的秘密建军工作。他始终不曾完成其学业，进入参谋本部的惟一资格就是他具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在宦海浮沉若干年后，到1935年7月，曼施泰因始出任陆军参谋本部(OKH)的作战厅长(QPAbt I)。1936年10月又升任参谋次长(Oberquartiermeister I)。他充任这个重要职位直到1938年2月为止。那也正是希特勒一帆风顺的阶段。在此阶段，希特勒曾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征兵制，重占莱茵地区。许多军事计划都是由曼施泰因负责执行。他在当时即已享有盛誉，且已获希特勒的赏识。但由于内部的人事摩擦，当时的陆军总司令弗里奇(von Fritsch)被挤下台，曼施泰因也因此离开参谋本部。到1939年8月德国开始动员时，他奉派为伦德施泰特(von Rundstedt)南方集团军群(Army Group South)的参谋长，准备对波兰的作战。曼施泰因与伦德施泰特的配合可谓非常融洽。就像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之于兴登堡一样。伦德施泰特是一个不问军务琐事的人，对于曼施泰因非常信任，一切交由曼施泰因负责，对其言听计从。波兰战役结束后，这个集团军群总部调往西线，改名为A集团军群。1940年的西线战役为本文的主题，留待下文再详细分析，此处暂时不谈。1941年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曼施泰因此时还只是一个装甲军的军长，但不久即升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并且有机会独当一面，指挥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上的作战。1941年到1942年一年内，他终于攻占了这个半岛，完成其使命。这也是其事业的最高峰，由中将、上将升到元帅。从1942年到1944年，德国已经由盛而衰，曼施泰因此时已升任集团军群总司令，在俄国南部力撑残局，其成就从战略的观点来看，可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 [ 编者注：即现在的伏尔加格勒。 ] 惨败之后，仍能疲兵再战，还赢得一次“哈尔科夫会战”(The Battle of Kharkov)。希特勒此时早已心理失常，丧失理智，所以尽管曼施泰因竭志尽忠，也还是回天乏术。最后，由于无法和希特勒相处，遂在1944年3月被免职。战争结束后，曼施泰因曾受联军监禁审判，但最终无罪释放。他的回忆录在1958年出版，名为《失去了的胜利》(Lost Victories)。曼施泰因在德国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战争末期，有许多德国将领，包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在内，都认为应请他出任总司令，指挥全局，庶几可以力挽狂澜，事实虽未能如此，但众望所归仍堪认定。基于以上的简略叙述，可以获得两点认识：(1)曼施泰因是一位军事天才，受人敬佩，但也受人妒忌；(2)战争初期希特勒尚未丧失理智，并且能够重用才智之士，与战争后期判若两人。
西线的攻势计划当希特勒在1939年9月发动战争时，其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东攻西守。他料想西方国家行动迟缓，所以决定首先集中全力，迅速解决波兰，然后再回过头应付西方。到那时即无后顾之忧，于是在行动上也就可能保持较大的弹性。照希特勒原有的想法，波兰战役结束之后，也许能够说服西方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于是最后将可经由谈判恢复和平。波兰战役的结束比希特勒预计的时间(两个月)还要快，10月6日，他就在德国国会中致辞，除夸耀军事胜利以外，并乘机提出谋和的建议。不过，他除暗示必须承认德国征服的结果以外，并未提示任何其他具体条件。过了几天，英法两国对于他的建议都表示不予考虑，于是战争的巨轮遂又继续向前滚动。事实上，希特勒的谋和可能只是一种姿态，因为他深知德国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以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为首，几乎都反对扩大战争和立即向西发动攻势。所以，西方国家的拒绝正是他所希望的。10月10日，希特勒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宣示既然谋和不成，应赶紧先发制人。他决定在秋季结束以前开始行动，并命令陆军总部立即准备作战计划。陆军总部在严命之下，立即开始制定行动的计划，10月19日提出其初步草案，它被定名为“黄色作战”(Fall Gelb)。其内容可以概述如下：由于双方在边界南部都已构筑坚强防线：法方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德方为西方长城(West Wall)，所以正面突穿殊少成功希望。陆军总部遵照希特勒的指示，遂建议用一支较强的北翼兵力(B集团军群)通过比利时向西进攻，而其侧面则由较弱的南翼兵力(A集团军群)加以保护。攻击重点放在列日(Liege)以北，大致方向指向比利时的海峡海岸。其目的为切断英法两军交通线，并尽可能占领海空基地以供对英作战之用。(如图一)图一　陆军总部拟定之作战计划图从根本上来说，这一计划缺乏远大的战略构想。即令其初步作战目标(海岸线)可以达到，以后将如何行动也完全没有提到。此外，它也缺乏组织上的纵深，同时也未提供适当的预备队。所以，草案提出之后，立即在陆军总部与各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引起热烈的讨论。希特勒对于这种发展态势保持密切的注意，他也一再召集高级将领征询他们的意见。10月25日，希特勒突然询问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von Bauchitsch)，可否以主力在默兹河(Meuse)以南取攻势，然后通过阿登山地(Ardnnes)向西再转向西北，从南面绕过比利时的要塞，并截断和摧毁在该国境内的联军。这的确是一个勇敢的建议，值得研究。不过，他又立即表示怀疑：“我们能通过吗？”于是命令陆军总部详细研究，并让他知道其考虑的结果。这是迂回运动的可能性第一次得到考虑。但陆军总部依然表示反对，此议遂不了了之。此时的希特勒还未那样专横，尤其是在作战方面还是相当地尊重所谓专家的意见。不过，他仍然继续寻求新观念，并经常想把攻势重点放在列日之南。10月29日，陆军总部颁发其作战计划修正案，大致说来，只作了若干细节上的修正，至于主旨并无改变。综合地说就是：强大的右翼兵力应从正面击灭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击之后应如何行动则无任何指示。
曼施泰因的意见对于陆军总部的计划表示不满的人固然很多，但其中主动提出具体反对案的人可能仅为曼施泰因一人。他首先指出该计划根本不包括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其目标仅为下述两点：(1)部分的胜利，即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联军兵力；(2)地理的目标，即占领海峡海岸来当做未来作战的基地。曼施泰因认为，陆军总部也许是坚持老毛奇的遗训，把计划只做到第一次遭遇时为止；不过，他又根据其个人的印象，认为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对于在法国战场上获致决定性战果的希望是相当缺乏信心。他甚至怀疑希特勒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这样的计划能够彻底击败法国。曼施泰因认为敌人既无妥协之意，则德军就必须寻求决战。若只追求有限目标，则就政治和军事上所投下的巨大赌注而言，似乎都不合理。德国陆军的攻击能力为德国在欧陆上的－张王牌，若听任其在不彻底的行动中消耗殆尽，则将无以善其后(包括对苏俄的因素在内)。因此，非常明显，西线作战应以彻底击败法国为目标。但1940年的情况已与1914年的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已经不可能像施利芬那样希望在一击之下就把敌人完全解决。不过，虽然不可能一举获胜，但却可分段求胜。假定这就是德军作战计划的基本构想，则现有的作战至少必须与最后目标之间有必要的联系！曼施泰因认为至少应有下述两点要求：(1)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兵力，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优势；(2)同时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以求便利于第二步打击的发动。照曼施泰因的判断，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不能保证达到这两点基本要求。所以，他决定提出一项新的作战构想，这也就是后来为世人所称的“曼施泰因计划”。他当时的职务为A集团军群参谋长，无权拟定计划，而只能向陆军总部提出建议，并没法说服后者予以采纳。在这一方面，却遭遇到极大困难。曼施泰因在日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当这次碰了钉子之后，他并不灰心仍继续努力，到1940年1月为止，他一共提出了6次请求，其采取的形式，或为以A集团军群总司令名义上书陆军总司令，或为用参谋通报的方式来作细节的补充说明。这些经过在其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在此无须赘述。总而言之，曼施泰因是在倾全力说服陆军总部改变原计划并接受他的构想来重拟新计划。曼施泰因的建议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三点(如图二)：(1)攻势重点应置于A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集团军群方面；(2)其中的关键为应通过阿登森林地区发动奇袭攻击；(3)A集团军群兵力，尤其是装甲必须增强。很明显，真正的问题是第二点，那也正是希特勒所怀疑的：“我们能通过吗？”这个地区一向被欧洲军人视为天险，尤其在此地区使用大量装甲兵力更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冒险。但诚如曼施泰因所云，敌人决不会想到德军会在这里使用任何装甲兵力，所以才能产生奇袭作用。这样一口气冲到索姆河下游，切断比利时国境内联军的交通线，然后始能歼灭他们并为彻底击败法国的行动作准备。不过，当时的曼施泰因对装甲战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内行，所以他也感到很不放心，直到他与当时任第十九装甲军军长的古德里安详谈之后，才敢认为确有把握。他在回忆录中说：“当我知道我的观念能获像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同意时，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古德里安在其回忆录《闪击英雄》(Panzer Leader)中也这样说：“他(曼施泰因)要求我以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其理想是否可行，在详细研究地图和回忆我在上次大战时的个人经验之后，我就明白表示其计划绝对可行，不过我又加上唯一的附带条件，即所用机动部队在数量上必须足够。”有了足够把握之后，曼施泰因遂在兵力方面提出下述具体要求：(1)A集团军群方面应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原为两个集团军)；(2)应有强大的装甲兵力来充当攻击矛头(曼施泰因认为至少应有两个机动军)。曼施泰因虽言者谆谆，但陆军总部则听者藐藐。最后由于感到不胜其烦，陆军总部遂用釜底抽薪之计，把他调为第三十八步兵军的军长，使其离开A集团军群总部，以免他再喋喋不休。照理说，到此时(日)曼施泰因算是输定了，但世事多变化，山穷水尽之后，往往出现柳暗花明。为什么曼施泰因的观念会受到陆军总部如此强烈的反对？对此有若干不同的解释，概括言之，不外下述三点：(1)德国陆军内部的人事恩怨。曼施泰因不仅是才高见忌，而且与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派系不同；(2)陆军总部有其威望(面子)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任何官僚系统的通病；(3)大多数职业军人在思想上都尊重传统，而不愿创新。尤其是装甲兵在当时还是不曾经过严格考验的工具，而阿登天险之说又是早已得到公认。此外，还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德国陆军总部中有一股反希特勒的暗流，根本无意求胜。这种趋势固然不能说没有，但却很难断言那是一种主因。
镰割计划的形成曼施泰因的理想终于能够实现，概括地说，那应归功于天命。1939年10月到1940年2月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意外事件，遂终于造成了一种新形势，而使他获得败部复活的机会。这又可以分述如下：1．尽管希特勒三令五申，要求陆军总部迅速发动攻势，但是有一个因素却是希特勒所无法控制的，那就是天气。希特勒本已定于11月12日发动攻击，到11月7日，命令却被取消，因为气象专家预测天气将变坏。从此开始，就一再地延期，不下29次，一直拖到1940年1月，还是未能行动。2．日，希特勒终于决定在17日发动攻击，但在其作决定的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插曲”。一位德国第七空降师的联络官所乘的飞机由于天气的影响，迫降在比利时境内，其所携带的作战计划未能完全焚毁，已落入比利时人手中。这一意外事件的发生，迫使德国方面必须改变原有计划。3．曼施泰因奉命调职，依照人事惯例，希特勒要召见赐宴，于是遂使曼施泰因获得一次亲自向希特勒解说的机会(2月17日也正是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希特勒刚愎独断，于是遂终于定案。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小关键应加以说明：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同事，特雷斯科中校(Lt. Col. Tresckow)与希特勒的侍卫长施密特(von Schmundt)颇有交情，通过这种渠道，曼施泰因始能获得这样的安排。曼施泰因对当时的情况曾记载如下：“当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我随他到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个人的意见讲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的观念，或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快，并且完全同意我所说的一切。”严格地说，并非曼施泰因说服了希特勒，因为希特勒在内心也早已有同样的(至少是类似的)观念存在。曼施泰因的解释只是增强了他的信心，正像古德里安的意见增强了曼施泰因的信心一样。于是次日，希特勒召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和参谋总长哈尔德(Halder)，命令他们依照曼施泰因的意见修改作战计划。其最后的产品就是以“镰割”(Sichelschnitt)为代号的计划。这个代号颇具深意，暗示德军像一把镰刀，要一下把敌军的根部割断。这一计划的执行还是由陆军总部负责，虽然大致采用曼施泰因的观念，细节上仍略有出入，所以称之为“曼施泰因计划”并不妥当，尤其是曼施泰因本人根本不曾参加此项工作。据曼施泰因自云，在战时由于保密，谁都不曾把这些秘密泄露出来，直到战后，英国战略大师李德哈特与伦德施泰特元帅以及其他德军将领谈话时，才发现事实的真相。第一个把这段故事公开发表出来，并命名为“曼施泰因计划”的人即为李德哈特。由于李德哈特在战后西方军事学术界中地位的崇高，所以这个名词也就自然得到广泛的使用，尽管那不免有所误解。关于“镰割计划”的本身，很少有人加以评论，不过李德哈特却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哈尔德虽然头脑非常顽固，但是一位极能干的参谋军官，所以这个计划的细部草拟可算是后勤计划执行的杰作。”德国装甲兵后起之秀，梅伦廷少将(von Mellenthin)曾经评论如下：“战争后期的连续惨败并不能改变下述的事实，德国参谋本部在1940年曾完成军事上的杰作，比起战史中任何伟大将领的伟大战役都毫无愧色。”
大家还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