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谈褚时健：我们是同类，英雄惜英雄
有人问我，登山遇暴风雪，有一位李斌先生因体力不支而遇难。如果您遇到这样的队友，眼看着他摔倒了，您会怎么做？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2002年，我第二次登珠峰，我们在南坡，是另外一个基地。张梁先生和李斌先生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朋友，李斌是深航非常优秀的机长，喜欢登山。那时我和他们是两个队，那次我们登上去，他们没登上去。第二年我是登喜马拉雅山。
当时的情景，我也听过张梁叙述的过程，不好就那个现场进行假设，因为我不在那个场景。从情感上讲，你和你的队员在一块，他已经不行了，需要你的救助，但是你没有能力，你的内心很挣扎，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选择。但仅就登山救援而言，刚才我谈到有两个原则：第一是公平原则，第二是效率原则。实际上登山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在救别人的时候，首先要以自己的安全为前提。按照这个原则，如果你和这个人不熟悉，或者你没有亲情的牵挂，当然这个原则是比较容易执行的。但人与人之间往往是有感情的，这就使我们的选择更艰难一些。
比如，有一对年轻的恋人，他们在互不相识的时候，都曾经痛苦于迷茫的人生之中，不知道前路在何处。他们在很彷徨的状态下出国旅游，并偶遇了，从此一见倾心、坠入情网。两个人发现，彼此都有共同的梦想——攀登珠穆朗玛峰。后来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一起到了尼泊尔，开始登山。登到接近8000米的时候，女伴就已经神智不清了，她的男朋友和向导一起协助她后撤，撤到了7500米的时候，他的女伴清醒过来了。
这个女伴清醒过来以后，还怀揣着浪漫的想法。她说，我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要追求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吗？怎么能因为我不行你就放弃了呢？我们应该继续攀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重新去登山是非常危险的，至少这个女孩是绝对上不去的，所以男孩子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女孩子说，如果你拒绝我，我就自己上去。这个时候，向导也试图阻止他们，但是也没有阻止得了，只好继续陪伴他们。
这一回，又在8000米的时候，女孩子又出现了昏迷，男孩也已经非常虚弱了。这个女孩知道已经没办法下山了，在弥留之际，她要求向导把她的男朋友带下去，她只提出了这一个要求，然后她就遇难了。而这种情况下，她的男朋友也拒绝在向导的帮助下下山。这是真实的故事，他们就这样双双长眠于珠峰8000米高的地方。
还有，比如说攀岩。在阿尔卑斯山，有一种攀岩的方法是自由攀登，从近乎垂直的山壁上爬至少两三百米，这需要非常高超的技术。其中有父子、有父女、也有夫妇共同参加。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夫妇参加自由攀登，先生在前面攀，妻子在后面跟着他。爬到一半，遇到一个老鹰的窝，在下面是看不到的。当时，正好老鹰在孵小鹰，出于自卫，他受到了老鹰的攻击，导致先生失手跌了下去，他的妻子看到这样的情形，也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一块跳了下去。
在人的一生当中，除了讲规则、讲原则，也难免要牵涉到感情、亲情，牵涉到浪漫的梦想，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在特殊的场景下，或者在极端之中，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尊重自己最本真的追求，也许就是唯一的追求。
我想说的是，作为一个人、一个企业家，不仅仅要讲规则，也要讲亲情，也要讲浪漫，人生才有意思。人生不要惧怕跌宕起伏，不要怕遇到困难，你只要追寻你内心的追求，觉得对得起自己的人生，那么就不必过于纠结，你就做你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长寿，对于生命来讲，50岁、70岁、80岁、100岁，你觉得你值得追求的东西，你就去做，你才会非常坦然。这就是我在我的体育人生中，通过自身的经历，通过看到的、听到的一些故事，得出的一些体会。户外运动给我带来的就是坦然和值得追求。
真正的成功是从50岁开始，而辉煌是从70岁开始
通常，大家会认为，登珠峰是职业登山家、探险家做的事，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去攀登珠峰的，这是一个思维。第二个思维，有人会觉得，一个董事长怎么做这个呢？有钱人会不会是被人家抬上去的呢？简单来说，像珠峰这样世界登山爱好者挑战的圣地，不要说抬上去是不可能的，就是在登顶下不来的时候，别人想把你抬下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不是峨嵋山，可以坐着滑竿上下。
登珠峰救援的资源非常有限，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是2002年登珠峰。在6200米高度，准备登顶的时候，有个队员出现了脑水肿，我们八个人把他救下来，过程非常非常困难。这一高度，距离我们开始登山的5500米的位置并不远，但是从早上开始下撤，凌晨十二点才返回营地。
登珠峰也必须是从大本营开始，有人猜想，说登山可以坐直升飞机，从二号营地、三号营地开始，但那不是登山，那是丑闻，这个要声明一下。
至于说登山年龄，我初次登珠峰的时候，世界上登顶珠峰最大年纪是61岁，我那年52岁，在国际上还不算最大的。但在中国人里，确实我的年纪是最大的。我在2010年，59岁的时候，从南坡第二次登珠。那一年，有四个男人年龄超过52岁的人登珠峰，一个是广州的媒体人孙犁（音），57岁，一个是深圳的企业家汪建，56岁，还有黄怒波，54岁。他们三个人都超过了52岁。深圳的企业家汪建和我是一个队的，他比我小三岁，是56岁。准备登顶的时候，他说王先生我有一个要求，登顶之前你让我20分钟。也就是说，如果他先登顶20分钟，他就把我的记录破了，所以他要求我等他20分钟。实际上我并没有等他，因为我计算了一下，以我们平时登山的速度，往往一天的路程，最快的人也要比我慢一个小时，那就是慢60分钟，我让他的话，就得让他80分钟，我是不是是挺自私的？可是那一次，在我登顶的一瞬间，他站在顶峰上了。他说，我比你早二十分钟到。我就很纳闷，他什么时候超过我的？甚至比我还快20分钟？回大本营我一问才知道，他说我比你早一个半小时出发。
在我决定登珠峰之前，广东超过1000米的山峰有17座，我曾经登过14座，那是一步一个脚印登出来的：6000米的山峰、7000米的山峰、8000米的山峰。49岁的时候，我登了7500米的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北峰。2011年，在我50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我要送自己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所以我又登了一座7500米的高峰，在新疆。两年内登两座7500米的山峰就可以申请登山健将，我是中国人申请运动健将的人中，年龄最大的。
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到70古来稀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人生是从50岁才是开始的。而我登珠峰得出的结论是，50岁才是最好的年龄。过去都是女性55岁退休，男性60岁退休，现在人社部更是明确要延长退休年龄，男的到65才退休。按照西方的定义，70岁才是老年人，在日本，70岁的老人仍然可以开出租车。在一个普遍长寿的现代社会，我们不应该按照传统的年龄段去定义自己，这是我所说的第一点。
那么，为什么我说50岁才是最好的年龄？假如你在35岁到45岁，正是事业要拼搏，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年龄阶段，哪一个都放不下，负担这么重，怎么可能安心去登珠峰？比如说你对荣誉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七个人的登山队，有一个人比我小12岁，我52岁，他才40岁，一米八多的身高，体力非常好。登山论速度，汪建比我慢一个小时，我比这位先生要慢半个小时，他体重比我重，走得比我快。但是，登顶的时候，我上去了，他没有上去。显然，面对荣誉，他不如我淡定。
那一年是人类登顶50周年，当时，中央电视台安排了现场转播，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准拍我。你想，要在全国的观众面前把你的面貌表现，威武、英勇的一面表现出去，那个压力有多大？状态肯定要受到影响的。我没有计划一定要登顶，当然，有机会的话也是要登的，但也没有必要去表现自己。个人的历练，对事物的看法，都影响我们对节奏的把握。对荣誉我想得非常清楚，但这个年轻人要表现表现个人英雄主义，所以他的精力提前消耗了，这才是他无法实现登顶的原因。我从珠峰下来以后，还保持着体力，又去连续飞了三天滑翔伞，那个时候我52岁。有人说你了不起，最大年纪登上珠峰，但我觉得这并不算大，50岁才是最好的年纪，52岁我还想继续呆在上市公司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管理自己，至少我认为，真正的成功是从50岁才开始，而辉煌是从70岁才开始。
我们看看，褚时建先生是哪年种橙子？73岁。73岁才开始创业，当然他以前做红塔集团非常成功，但那是国营企业。73岁，他承包2000亩的橙园，开始自己的生意，十年之后创造了褚橙，现在很多小孩高考前要吃完他的橙子才去参加考试，为什么？一定能成啊。他是73岁才开始，我觉得，我不要像他那样沉得住气，我想从70岁开始，我还有五年的准备时间。
我想说的是，企业家如何实现跨越？首先，得跨越自己，不要遵循传统的价值判断，要有自己的认知。如果永远停留在传统之中，又怎么能实现跨越呢？
我和褚时健是同类，英雄惜英雄
我1983年到深圳创业，给自己定位就是企业家、创业家，过程中我也经历了很多坎坷，也经历了很多不眠之夜，这里有很多的煎熬，我想我们在座企业家的成功都要经历这些东西。成功除了要坚持下去，要熬、要有底线，实际上还有一定的偶然性，偶然性就叫运气。往往有的时候你成功了，并不表示你这个人聪明，只是说你比别人运气好。运气不好的遇到了挫折，甚至是从某种方面遇到了很大的挫折，你应该是什么态度？惺惺相惜，说得大一点是英雄惜英雄，都是同类。
一些企业家发生了事情、出现了状况、被判入狱之后，我本能上很想去看望看望他们，这个本能就是，你关心他就是关心自己，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的命运，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你也不知道，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比如说牟其中是80年代民营企业家中最有名的，他的故事带着传奇性。文革时期，因为政治犯被判了死刑，但没执行，改判死缓。出狱以后创业，就是“用猪肉罐头换苏联飞机”的典故，成为了非常成功的案例，到哪里去都有省委书记接见。最后，他是由于经营的问题，签了信用证，涉嫌金融欺骗被判入狱。我也去看了他，从他身上，我看到自己的影子，本身创业让你非常佩服，由于某种原因落难了。我看他是想让他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也希望他出来以后能重新东山再起，再做一番事业。
我1983年初到深圳的时候，铭记着两段座右铭，一段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先生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看他站在顶峰的高度，而是跌到低谷的反弹力。我相信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屈服，我还会继续重新站起来，但不同的是，其他企业家遇到的困难我应该去看看。
我当时去看望牟其中，是由湖北企业家是兰世立他安排并陪同一起去的，没想到很多年以后，兰先生也进去了，我又通过其他企业家的安排又去看他。说得更远一点，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民营企业家阶层走到今天不容易，再上一步也不容易。所谓的不容易，不是我们现在发展的空间有限，也不是空间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我们的社会声誉始终是相对低下的，商人作为独立的自我始终是欠缺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如何自我更新、自我要求，不要更多地抱怨环境，这是我们企业家共同要面对的。
我记得是2013年，我在亚布力做轮值主席的时候，强调面对不确定，企业家如何自我更新。所谓的自我，是指我们自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克服它。我们不要抱怨社会各方面对我们不公，作为万科，我们1983年成立至今，在万科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得出的结论是，万科是成立以来最好的状态是在2014年，但是2015年过去了，2015年比2014年还好。现在是2016年了，今年万科会到3000亿，万科的发展空间会比2015年还好。我们这么多年来锻炼培养，不是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在房地产行业进行自我更新，如何与现代社会的结合，这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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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理解的褚时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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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我决定去拜访褚时健，只为问他一个问题：你当年已经75岁了，为什么还要创业？老实说，我对此前媒体上那些报道有些厌烦——中国的记者总喜欢写神话，因为神话好像总能让无望者看到希望。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因为神一旦被创造出来，人就只能跪着了。从北京到昆明是3小时飞机，从昆明到玉溪是1小时车程，从玉溪到戛洒镇又是3小时，再开半小时车，就到褚橙基地了，褚时健在那里等我们。说是“我们”，其实是我和另一拨人，我和他们并无关系，我是应褚时健外孙女婿之邀去的。正是收获季节，午后硬朗的阳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就像小孩子在结结实实地拍皮球，这景致有梵高的笔意。褚时健确实老了，腿脚有些不太灵便，他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走路。他穿一双灰色胶底布鞋，裤腿上还沾着泥点——他爱下地，也爱和鸡鸭猫狗待在一起。他实在不爱说话，在欢迎我们的晚宴上，他说的话不超过五句：“我是大老粗，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欢迎大家……”人们以为他还会说几句，都等着，但他笑着，看着大家，真不晓得该说什么了，场面有点儿尴尬。这在客观上让他显得神秘。他说得越少，人们越愿意听他说，正如我的一个朋友总结的那样，“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也没人要听，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第二天，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带着5岁的重孙来见大家，小家伙坐在老太太腿上，动个不停。褚时健回答了他当初“为了什么”的问题：“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总想找点事做，不做事心发慌，无聊的时候，生闷气。这些年，坎坷非常多，我这个人生，总体来说不顺啊。但不管咋个说，不管顺逆，我总有一个老习惯——想把事做好。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很复杂，很丰富，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种橙子这事，原来想没那么复杂，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朋友说，丢掉算了，你吃多少，我们出了，他们不理解我。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不管有哪样困难，我们别的出路没有，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搞到第九、第十年的时候，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利润也越来越高。到这个时候，我就有两个想法了：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我说，你们不要懒，不要讲享受，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这不就是爹妈从小给我絮叨的道理吗？我爹妈已经70多岁了，还在干活儿，不干活儿，反倒要害病。褚时健讲得朴素。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马静芬，她也一样朴素：“我们不会说，你们文化高，帮他总结一下。”“做事”就是褚时健的宗教，如果说我在2015年曾收获到什么智慧的话，那就是褚时健的这段话了。孙中山说，知难行易。胡适批评道，知难，行亦不易。而王阳明说，不能行，即便知，也是未知。信矣。褚时健为什么从小就要找事做？因为不做事，就没法活。1943年，褚时健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当时，褚时健才15岁，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作为家中长子，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烤酒、卖酒。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此后就更沉默了。1949年，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游击队。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1950年，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褚时健不到23岁，尚未成家。母亲死后，他把弟弟褚时佐、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走到哪里就把弟弟妹妹带到哪里。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褚时健就知道，“把每一天安排好，就是对人生负责任。想得太多，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过去如何、将来如何都不重要，现在、目前，就是一辈子”。他说，活比死重要得多，既然活着，就得认真做事。所以再受罪，他都得做事。回顾自己的一生，褚时健如此评价自己：“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想做事未必就能把事情做好，褚时健虽然生在穷地方，但他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1910年，总投资1.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那时候，褚时健的爷爷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爷爷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褚时健的父亲后来就在铁路上跑运输。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这简直是《百年孤独》中的魔幻桥段，外来文明对一个土著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几十年后，褚时健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米轨、法国人，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他说自己小时候看见火车，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褚时健说。所谓见识，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进而能做出好东西。从这个意义上看，褚时健有见识就不奇怪了。有一个细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褚时健年轻时就认识很多一流的人物，他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播，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后来到红塔集团当了老板，褚时健经常带队到国外考察，还引进了很多世界先进设备，当然见识就更多了。所以虽然褚时健一辈子的事业都在云南，他也不会说普通话，但你若以为他是个土包子，就完全错了。褚时健还会做人。他是个厚道人，有什么好事都想着朋友。他当初种橙子的本钱是哪儿来的？除了法院退给他的多年的积蓄两百多万，其他几百万要么是朋友送的，要么是朋友借的。他坐牢的时候，很多朋友到监狱里看他，都悄悄地给他留下三五万、七八万、十来万。监狱把图书馆给他管，他那个书架上慢慢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他出来要创业，还得跟朋友借钱。他对朋友说：“我不敢保证我能做成，做不成赔不起你们喽。”他那些朋友，一家借给他两三百万、四五百万，对他说：“你七八十岁了，搞这个事情，我们一家拿几百万，输了就算了，你不需要赔，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做人能做到这个份儿上，不成功都难。有个故事很能说明褚时健的为人。1979年，20来岁的年轻人任新明给玉溪卷烟厂盖职工宿舍，认识了褚时健。褚时健见他年轻肯干，便提拔他，后来把烟厂的辅料交给他做。再后来，任新明带着乡亲们一起跟褚时健干，很快就把自己老家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建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城镇。如今，这个地方干净整洁，别墅林立。褚时健坐牢那段时间，已经是大营街居委会书记的任新明经常带上自己烧好的菜，到监狱陪褚时健聊天。别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任新明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砸锅卖铁我也得帮他。”他要报恩。褚时健的女儿早年间就离了婚，女儿先被捕，后来在狱中自杀，留下一个小女孩成了孤雁。任新明把褚时健的外孙女接到自己家中，送孩子上玉溪最好的初中。孩子初中毕业后，他又花了不少钱，把她送到加拿大读高中。那时候，他心里想的就是等“褚厂长”夫妇出来，他能把孩子好好地交到他们手中。褚时健保外就医后，任新明想让褚时健安享晚年，他要为他尽孝、送终，褚时健不愿意。褚时健夫妇还坚持让外孙女改姓，跟任新明姓“任”，她现在的名字叫任书逸。因为会做人，褚时健跟政界的关系一直都不错。很少有人知道，原云南省委书记普朝柱与褚时健年轻时就是很好的朋友，褚时健当年之所以被调到红塔集团主政，与普朝柱的推荐也有很大关系。褚时健出狱后，中纪委书记到云南去，跟云南的领导讲，“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你们要关照下，不管咋个整，莫叫他过不下去。玉溪市几届书记、市长都问我，你想整哪样事，我们都可以帮忙”。2015年初，外孙女任书逸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一个不到两岁，褚时健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本书。在给大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墩墩，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要心胸宽大，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公公祖祖：褚时健。”在给小重孙的书上，褚时健写道：“潼潼，祖祖喜欢你。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褚时健。”一句顶一万句。（来源/萧三匝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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